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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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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美国汉学家的“寻隐之旅”——隐士的意义  

2016-08-06 17:02:00|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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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凤凰周刊》第242期

隐士是中国社会很重要的一部分,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有很多隐士在政治上、思想上帮助当时的政府,帮助世人。他们承载了中国文化最古老的价值。

隐士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哪个学派,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似乎都对隐士有一种解不开的情结,儒、道两家更是如此。或居庙堂,或在山野,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社会需要时慨然而出,在野时悠然南山。

隐逸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生存方式。不管是“小隐隐陵薮”,还是“大隐隐朝市”,德行高洁、心无块垒、超然世外,是隐士留给世人的一般印象。

中国当代还有隐士吗?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用他的眼睛和脚步将我们带入另一个世界。这位大胡子美国人上世纪70年代来到台湾学佛,以“赤松”的笔名将中国古代大量佛教典籍翻译成英文,出版有《寒山诗集》、《石屋山居诗集》等英文著作,在欧美引起极大反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两次亲身探访隐居在终南山等地的中国现代隐士,试图对中国的隐逸文化及其传统进行梳理。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一直就有人愿意在山里度过他们的一生:吃得很少,穿得很破,睡的是茅屋,在高山上垦荒,说话不多,留下来的文字更少——也许只有几首诗、一两个仙方什么的。”

上世纪90年代,《空谷幽兰:寻访现代中国隐士》(英文名《Road to heaven》)在美国出版后,一直是畅销书。2006年10月在中国大陆译成中文后,也颇受关注。

比尔·波特在终南山寻访到的那些隐士,大多是出家人。当看到一位传福尼师的小茅棚破旧不堪时,他拿出自己不多的钱,让她修缮房屋,而尼师则将自己所有的财产—一大袋子核桃强行送给了他。不忍心拒绝对方的好意,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重40斤的核桃设法背下山,运回了西安。在比尔·波特眼中,这些隐士充满智慧,清贫但是快乐。

中国《辞海》中对“隐士”的解释为“隐居不仕的人”,但“士”通常理解为知识分子,即隐士首先是知识分子,否则就无所谓隐居。中国古代出名的隐士也大多是满腹学识的人。不仕,不出名,终身在乡村山野,或遁迹江湖,或居于岩穴砍柴能算得上隐士吗?不少中国读者提出这样的疑问。

为此,我们专访了现居美国的比尔·波特。

隐士是宗教里的“博士”

凤凰周刊:您是怎样开始到台湾学佛的,这个经历很有意思,能介绍一下吗?

比尔·波特:我是学人类学的,毕业于加州大学,后来到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一直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学了一些中文。在纽约,我偶然结识了一位从中国五台山来的寿冶大和尚,他在美国非常有名。被他的为人所吸引,我开始读一些佛教的书。博士读到二年级时,我很想到中国学佛,但那时去中国大陆很难,我就给台湾佛光山写信,问可不可以去他们那里,他们说可以。1973年,我不到30岁,放弃博士学业去了台湾佛光山,随后搬到台北的海明寺跟随悟明法师学佛,算是居士吧。1977年,我搬到阳明山顶,租了当地农民废弃的小茅棚,一住14年,开始以教英文和翻译为生,后来去台湾一家广播电台做编辑。1989年,第一次到大陆,开始寻访中国的隐士,1990年,我就写完了这本书。1991年,我在香港的一家广播电台工作了两年,1993年回到美国,这本书被出版。

凤凰周刊:《空谷幽兰》在美国出版后反响如何?在大陆出版是否有特别的意义?

比尔·波特:这本书在美国有一定影响,很多大学的哲学系用这本书,也经常请我去演讲。其实,我从来没有想到能在大陆出版,因为我就是写给外国人看的,告诉他们中国仍然有隐士,而且是很有活力的一部分,希望由此给西方的修行人以鼓励。后来大陆很有名的和尚净慧法师看到这本书,觉得不错,介绍给明洁居士翻译,使得《空谷幽兰》今年在大陆出版。一开始,我甚至有些奇怪,中国人为何会感兴趣,后来一想也很自然,因为现在中国大陆的佛教环境比较好了。

凤凰周刊:您对“隐士”是如何理解的?

比尔·波特:最初对中国的隐士感兴趣,是因为翻译寒山、拾得等隐士的诗歌和著作,我向往他们所描写的那种生活。我觉得隐士是宗教中的“博士”,一位有名的出家人,一生中一定有过隐士生活的经历。这段经历是将从“教授”(师父)和书本上学习的修行方法得以自我实践,那么,修行结束,下山之后,他所讲的话都是实践之后的话,才能真正让人信服,能帮助别人。

隐士是中国社会很重要的一部分,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有很多隐士在政治上、思想上帮助当时的政府,帮助世人。他们承载了中国文化最古老的价值。

凤凰周刊:通常意义上,中国的隐士被认为首先是知识分子,但是您在书中写的大多是一些出家人,有些甚至不识字,很多读者对此提出疑问。

比尔·波特:我理解中的中国隐士分为两种,一种是儒家隐士,这些人大多是知识分子,他们的隐居,开始也许是出于一种政治态度和政治选择,逐渐就转化、发展成一种生活方式和人生价值追求,并最终趋向一种审美境界和文化追求。他们隐居或者不作为,是为了等待合适的机会出世。而另一种是佛教和道教的隐士,隐居是他们的修行方法,必须住在清净的山里,需要打坐等。

我当然很想寻找到儒家隐士,但是这太难了,不知道去哪里找,他们或许住在山里,或许就隐藏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我没有缘分遇到。我遇到的都是在山里的出家人。

凤凰周刊:那您的寻访过程会有一些遗憾?

比尔·波特:我对我遇到的那些隐士非常满意。他们是我所遇到的生活最快乐的人。

最欣赏诸葛亮

凤凰周刊:始终有人觉得隐士=避世=消极,您觉得呢?

比尔·波特:我不这样认为,很多过隐士生活的人,只是为了修行而已,他们不是不喜欢政府或者别人,而是因为修行之后才能更好地帮助别人。这不一定是消极的。

凤凰周刊:也有学者提出,中国知识分子中走隐士路线的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而是非常关心,太过了,往往把自己站开了,您也这样认为吗?

比尔·波特:对,确实如此。中国古代的很多隐士其实就是政府的幕后智囊团,他们只是在等合适的机会“下山”。“处江湖之远”者往往亦多怀有“庙堂之忧”。

凤凰周刊:您倾慕的中国古代隐士有哪些?欣赏他们什吗?

比尔·波特:很多,我最喜欢的是诸葛亮。因为他等到“对”的时间才出来。我觉得他具有非常浪漫的性格,《三国演义》中很多关于他的故事我都非常喜欢。

凤凰周刊:您有过隐士的经历吗,在台湾阳明山上算不算?

比尔·波特:我是一辈子喜欢孤独的人,我不讨厌别人,但是喜欢独处。我放弃学业去台湾是为了修行,独自住在台湾住在农夫的茅棚里是我的隐士方法。但是同其他住在深山中的隐士不同在于,他们通常一个月才下一次山,我那时大约每两三天下山一次。后来在广播电台工作,就必须每周五天下山工作了。我也没有出家,我结婚并有了孩子。

凤凰周刊:之后还去过终南山吗?您拜访过的隐士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吗?

比尔·波特:1993年回到美国之后,我差不多平均两年去一次终南山。我曾经拜访过的那些老隐士50%都圆寂了。但是人来人往,又有很多新人来。现在那里的隐士总体年龄比10多年前要年轻,30岁-50岁之间的人居多。

凤凰周刊:有人说,中国隐士是西方文化中自由主义者“不同意”的主张,您也提到过,近年来西方社会也多了一些类似中国古代隐士的人?

比尔·波特:其实,西方也一直有隐士。他们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是选择一种不赚钱的职业,能养活自己就行,崇尚简单生活。但是西方的隐士和中国的隐士不一样,他们大多不是以宗教修行为目的,也不像儒家隐士那样,隐居是为了等待合适的时机出来,他们就是喜欢独自待着,往往还带点神经质,没有承担那么多社会文化方面的意义。

隐士精神值得现代人借鉴

凤凰周刊:隐士的存在,对当代中国有何意义?现代人可以借鉴的隐士精神是什么?

比尔·波特: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经历了“文革”,能被保留下来,延续下去就非常有意义。隐士们有很多好的品质,比如诚实、从容、淡定,现代社会太缺乏这些。

凤凰周刊:1972年-1990年,您一直生活在台湾,近年来您也来过大陆多次,目前您觉得台湾佛教和大陆佛教的差别在哪里?

比尔·波特:我觉得不能比较,因为我了解的是10多年前台湾的佛教。当然,10多年前台湾的佛教就很兴盛了,他们很有钱。有钱有好处,也有坏处。目前大陆佛教在政府的支持下,处于复兴的时期,发展势头非常好。

凤凰周刊:在美国,中国佛教的发展如何?

比尔·波特: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对佛教开始感兴趣,他们都愿意了解佛教,但是真正信仰佛教的人比例不高。美国也有一些佛教的寺院,但更多学佛的人可能就是找一个场所,在固定的时间一起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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