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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延康:信仰的影像实践者  

2016-08-25 17:01:00|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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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凤凰周刊》第280期

当信仰与拍摄合为一体,他的影像表达的便是对人类生存的宗教性感悟。

动身之前,杨延康再次检查了摄影器材:两台莱卡的相机,一个35mm的镜头,一个50mm的镜头,若干黑白胶卷。

就这些,足够了。

很少有人会选在12月去西藏。杨延康却不介意:“这个时候人少啊。而且山上都是雪,拍片漂亮。藏区的人,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裹一张毛皮就可以过冬。我为什么不行?”

已经53岁的杨延康,现在一年有7个月的时间呆在藏区。其余时间,他在深圳,把自己关在暗房,看着照片一张张地从药水里洗出来。那是他的作品,更是他的信仰。

走上摄影之路

杨延康走上摄影之路,完全是机缘巧合。

出生于贵州安顺的他,从少年到青年,写过诗,摸过相机,但那都属于兴趣爱好;他正规的职业,是在一家织袜厂做机修工。1984年,而立之年的他来到深圳打工,在一家“福顺”餐厅当厨师。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位安顺老乡、有“中国摄影界教母”之誉的李媚。

时至今日,还有很多摄影家怀念上世纪80年代的《现代摄影》。这本杂志是当时许多国内摄影师学习借鉴的窗口,而李媚就是杂志的主编。仗着老乡情分,杨延康大胆地把自己拍摄的一些作品拿出来,向李媚请教。李媚一看就笑了:“你看这一张,小孩子的头从树后面伸出来,冲着镜头傻笑??太形式主义了吧。”但也就是从这些平庸的作品中,李媚看出杨延康对摄影的热情和潜力。“到我们杂志社来怎么样?我们这儿正缺一个发行。你可以一边干活,一边学摄影。”

杨延康进了《现代摄影》杂志社。他做着发行的业务,每天都嗅到影像的气味,呼吸着飘散在编辑部里的奇特清香。不可避免地,他开始拍照,而李媚成为他的老师。“我很幸运,刚刚走上摄影之路就遇到这样的名师”,杨延康说:“李媚教给我的最重要的东西是,摄影要从点、线、面出发,而不是单纯从内容出发。这对于当时中国摄影界来说,还是一种新鲜的理念。”

但杨延康并没有因为追求构图而摒弃内容,恰恰相反,从他拿起那台海鸥4B型120双镜头的那天起,他就加入了纪实的队伍。杨延康从一开始就对底层的生活感兴趣,在深圳的大街小巷捕捉平凡人的身影。然后,他采风的地方越来越多,西藏、四川、云南、甘肃、陕西??

某一天,他和几个朋友来到广东沿海的麻风村。眼前的场景告诉他,什么叫生存,什么叫生命,什么叫忍耐。杨延康拿起相机,记录麻风病人的日常生活,捕捉那些护理人员的表情和动作。在这一过程中,杨延康似乎看到了自己一生的使命。

那组“广东沿海麻风村”的摄影作品轰动一时。但对杨延康来说,一切只是开始。“我发现摄影不像拍照那么简单”,杨延康回忆当时那次摄影经历带给自己的领悟:“摄影是一种可以表达人类尊严的形式。”

十年拍摄陕北天主教人群

那是1989年的大年夜,杨延康在陕西凤翔。

在一个偏僻寥落的村庄,杨延康和几个朋友一起散步聊天。突然,他听到一个院子里传来做弥撒的声音。循声寻去,只见一群男女老少,跪在院落的土地上,衣着寒酸,表情虔诚。

仪式后,杨延康了解到,这群人都是天主教徒。这个村原有的一个天主教堂已经被拆毁,教徒们只能在一个教友的家里做弥撒;而为他们主持仪式的神父,前不久刚刚从监狱里放出来。

杨延康没有马上记录下这些难得的影像,而是让这些画面在自己的心里沉淀许久。直到1993年,他才正式举起相机,开始对陕北乡村的天主教生存状态进行影像考察。

一开始,他采取的是一种“望教”的姿态,也就是以一种外部观察者的身份,捕捉天主教徒们的一举一动。但他渐渐发现,自己很难赢得拍摄对象的信任,因此也很难捕捉到教徒们最自然、最真实的状态。更重要的是,他对观察者的“外部”定位本身也起了怀疑。“如果我顽固地维护那种所谓‘批判’的意识,就会对拍摄对象采取一种猎奇的,甚至嘲讽的心态,刻意地去寻找他们身上那些矛盾的、不合时宜的,甚至所谓‘愚昧’的东西”,杨延康说:“但这并不是我真正想要的东西。我想要拍出他们的真情,他们的心灵。为此,我必须走进他们,取得他们的信任。”

于是,杨延康在1997年受洗,成为他拍摄对象中的一员。此举让这位摄影家完成一个根本的转变,把影像从视觉层面转换到了信仰层面。出于对拍摄客体在精神上的认同,他的片子不再那么尖锐,开始变得平和,并且充盈着一种让人过目不忘的神圣感:破旧窑洞的墙上,那些制作简易的圣物;上山朝圣的队伍中,一个一脸祥和,甚至表情天真的盲人;带着十字架,面部刻满皱纹与虔诚的老太太;一个旷野里疾行的教士,投射在沙漠上的狭长身影??

2002年,杨延康十年磨一剑的“陕西乡村天主教”在京展出,轰动全国。评论指出,杨延康的作品体现出“对真相的深刻尊敬和对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积极诠释的创作欲望”,其工作已经超出摄影本身,而成为有社会史学价值的图像文本。著名摄影理论家杨小彦评价:“杨延康一直在寻找心灵的归宿,这种方式在近30年来的中国是很典型的。”

继续信仰拍摄之旅

当荣誉纷至沓来,杨延康却不知接下来往何处去。

2003年1月,杨延康去了甘肃的拉卜楞寺。1985年他曾来过这里,久别再见,昔日10多岁、满地乱跑的小喇嘛,已经成了满脸风霜的壮年人。

他的手机突然响了。打电话的是他哥哥的儿子:“爷爷不行了,快回来。”父恩如山。杨延康当即将沉重的摄影器材抛给寺院的僧人,连夜赶回兰州,从兰州飞往成都,再从成都飞回贵州。

料理完父亲的后事,杨延康从故乡到成都,准备乘飞机回甘肃。手机又一次响起,又是一个噩耗。这一次,去的人是他的好兄弟——候登科。

候登科是中国摄影界的一个重要角色,是上世纪80年代著名的“陕西群体”代表人物。很多人都因为候登科的一句话——“我生于斯长于斯并将死于斯的这块土地上的所有梦想和希望,即使全部化成绝望,也无法使我变得无情”——走上摄影的道路。候是杨延康的良师益友,多少次,两人纵酒高歌,挑灯夜话。

杨延康直接从成都赶往陕西临潼,送年仅53岁的老友最后一程。短短几日内失去生命中两个无比重要的人物,杨延康的痛苦可想而知。可当他看到老友的遗容,心中的忧愁却渐渐散去。他觉得,父亲和候兄都已经到了天堂,化作天目,护佑他在人间,做真正重要的事情——继续对于信仰的影像考察。

回到拉卜楞寺,那里的喇嘛还在为他老父亲的亡灵超度。就在那座寺院,杨延康皈依了藏区佛教,开始“藏传佛教”的主题拍摄。这一次,他依然打算花10年的时间。

一会儿接受天主教受洗,一会儿又信仰藏传佛教,许多人质疑杨延康的宗教态度。有人批评说,他的信仰完全处于功利目的,为了拍某个教,就去“信”某个教。杨延康对此不置可否,在他看来,宗教没有太多的框框和壁垒,关键在于内心的虔诚,在于你是否真的信仰,在于你是否能从信仰中得到信念、信心,以及随之而来的幸福。

他还告诉记者一个小故事。一年春节,两位陕北的天主教神父到深圳去找他,正巧,一位藏区的活佛也借住在他家中。四人共处一室,其乐融融。他们还一起去了信仰禅宗的深圳弘法寺,畅谈宗教,惺惺相惜。

不过杨延康也坦言,说到底,他最信仰的,也许是“影像教”。拍摄对于他而言,已经成为传达信仰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方式;当信仰与拍摄合为一体,他的影像表达的便是对人类生存的宗教性感悟。

黑白色的藏区影像

藏地在天边。

在藏区的拍摄,杨延康让一切随缘。在某个寺庙住一阵子,认识一位喇嘛,然后让这位喇嘛带着去认识下一站寺庙的下一位喇嘛,跟着进藏的运输车跑到下一个驿站,走一路拍一路。他坐在路边,啃着糌粑,喝着矿泉水。有时瞌睡,打个盹儿又醒了。眼望走动的人群,他知道,自己和他们是一样的。

在他看来,雪域高原并非神秘,而是鲜活。

为了捕捉最真实的图像细节,杨延康使用便携而隐匿性高的35毫米莱卡相机。那些在朝圣之路上三步一拜的藏民,自然被他收录到胶卷里;但他更关注的,是出家的僧众们如何度过他们的日常生活。他拍摄阳光下玩耍跳跃的小喇嘛,脸上带着微笑逗引小猫的年轻女尼。一次,他来到四川的郎木寺,那里正在做大法事。当山顶上密布的摄影镜头散尽,杨延康才步入寺院开始拍摄,那种热闹之后的空灵,才是他心中真正的藏区。

蓝天、雪山、寺院的金顶、喇嘛的红衣——藏区因为有着鲜艳浓烈的色彩对比而成为无数摄影爱好者的天堂。而杨延康却坚持用黑白胶卷来拍摄。他觉得黑白片更有力量,更能拍出被拍摄者的精神和心灵。他甚至迷恋黑白色。回到深圳,他看着照片在他手中一张张洗出来:雪是白色的,天是浅灰的,草地是一种无法言喻的斑驳灰色??黑与白的对比,有如相识和映照、庇佑与安然。

这样的拍摄,他起码还要再继续5年。

已过知命之年的杨延康至今单身,没有孩子。但他用看着家人的目光注视身边,那一草一木,一沙一石,天地之间,皆是神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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