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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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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千名女兵进藏史实  跋涉在死亡线上的女兵  

2016-08-24 17:08:00|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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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凤凰周刊》第279期

一段封存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一个人类行军史、世界女兵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迹。

如果不是那些穿军装的老照片证明身份,谁都会把唐崇敏当作一名普普通通的山西农村妇女。她所收获的口碑也无非是:劳动积极,孝敬公婆。

但她的真实身份却跟一段被人们淡忘的历史息息相关——进军西藏。

20世纪中叶,新中国诞生之初,在同一个时段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抗美援朝,另一件就是进军西藏。但与抗美援朝相比,人民解放军进军高原解放西藏这段历史,半个多世纪来显得平静而沉默,甚至有些孤独悲壮。

更鲜为人知的是,在进军西藏的行军队伍中,还夹杂着1100多名女兵。她们大多从北京、成都、重庆、西安、郑州、南京等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内陆应征入伍,千里迢迢“挺进”西藏。基本是1617岁的小姑娘,最小的只有10岁。正是花季年华时,却走在环境恶劣的高原上,面对缺氧、断粮、无路,需要翻过无数座雪山,趟过无数道冰河,越过险象环生的泥沼草地。

唐崇敏就是这千名进藏女兵中的一员,当时的身份是54师的文艺/卫生兵,在甘孜机场、川藏线上修路后回到内地。因为档案和复员证件相继丢失,唐崇敏始终没有工作。无奈之下,她回到丈夫老家山西农村劳动,多次被村里评为劳动积极分子。

唐崇敏是大陆军队作家纪晓松在重访当年进藏女兵时,从历史的尘土下“挖掘”出来的一位,随后被纪晓松记录在其最近出版的《天路行军》一书中。

从2006年仲春始,直至今年夏天,纪晓松便做了这样一件事情,寻找到包括唐崇敏在内的100多名进藏女兵,听她们讲当年的进藏故事,把这些故事近乎“原生态”地整理出来——这段被封存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遂得以“姗姗来迟”。

向西藏,向西藏

1949年12月中旬,毛泽东访问苏联。

当专列行至满洲里时,首次出访的开国领袖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分析了国内外的有利形势,提出了进军西藏的想法。信中说:“解放西藏要宜早不宜迟,越早越有利,否则夜长梦多。”

西藏是当时中国内陆最后一块未被解放的土地,时刻牵动着新中国领导人的神经。仅隔10多天,毛泽东又从莫斯科发来一份电报,要求中央领导和刘伯承、邓小平、贺龙3位西南局的领导立即研究部署部队,向西藏进军。

1950年1月中旬,重庆曾家岩。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向第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等几个师以上干部,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进军西藏”的战略决策,并决定将这个光荣任务交给第18军。

这个时候的西藏,在很多人眼里遥远而神秘。在近代,随着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西藏也受到侵犯。西藏人民在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反抗,粉碎了帝国主义及其亲帝分子进行的种种分裂活动,维护了祖国的统一。然而,正当人民解放战争席卷全国之际,西藏地方当局的反动势力加紧勾结英美等帝国主义势力,于1949年7月制造了“驱汉事件”,昭示了帝国主义和西藏地方反动势力的阴谋野心。这也促使中央加大了解决西藏问题的决心。

与内陆任何一块土地都不一样,西藏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决定了:进军西藏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另外,解放西藏和解放内陆不同之处还在于,部队进去后要留下来长期建藏,巩固边疆,需要一批从事医疗、文艺、通信、后勤等工作的女兵。因此征召女兵成为当务之急。

那些真正知道西藏高原气候和环境的大多数家长,是不容许自己的子女当兵进藏的。但在1950年的中国大地上,激越的革命乐曲已经点燃了无数青年火热的心。参军去抗美援朝是当时城市青年迫不及待的愿望,但批准入朝的名额毕竟有限。那些被革命的号角吹得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便把目光投向西藏。“我要进藏”与“我要入朝”的呼声同样响亮。花季少女也不例外。于是,进藏队伍里有了这1100多名女兵。

重走文成公主进藏线

翻开历史,在西藏还叫吐蕃的时候,就从长安去了两个公主。她们为了唐朝的繁荣稳定而远嫁异域,起到了民族团结的作用。“很了不起”,纪晓松说:“这说明中国女性自古就有非凡的牺牲精神。”不过,“从历史发展的时期看,两位公主虽然是在遥远的唐朝进藏,条件更为原始,但她们是在千军万马的保护下,始终被抬着、被呵护着,很少行走,她们不大可能像女兵一样负重行军,忍受饥饿”。

而女兵进藏则是由中国女兵或者说中国女性创造出的人间奇迹。单从行军艰苦层面上讲,它超越了红军长征,在人类行军史上空前绝后,集中表现了中国妇女在罕见的恶劣自然环境中,无比坚韧、不可超越的精神。

书中曾写到一位叫李俊琛的女兵。当年,李俊琛进藏时只有14岁,虽然身材单薄,却有一股倔劲:她不愿意接受别人的照顾,身上的东西一件也不比别人少。刚开始,没多大感觉,在爬过一座雪山后,她的高原反应明显起来。由于负荷太重,行走时感觉自己身上一阵阵发紧,有一种似乎要往地下陷的感觉。身边的人,也艰难地张着嘴喘气,嘴皮发紫,面色苍白。再后来,过几座雪山,行走十分困难了,许多人吐出的痰都是粉红色的。随行的医生说这是由于缺氧引起的肺出血症状。但当时既无氧气袋,又少药物,只能做一般的抢救,有的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

行军的另一个难题就是饥饿。有次由于连日大雪封山,后方补给无法上来,部队每人只能定量为4两(相当于现在的125克)代食粉。这点配给让相对于男兵而言饭量小的女兵们,也饿得头晕眼花,脚下打晃儿。为了充饥,她们只好挖野菜、扒草根。

更大的挑战还在后头。对于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子来说,行军中来“例假”让这些女兵吃尽苦头。多年后,当这些女兵在纪晓松面前,回忆起当年行军中最困难的是什么时,有人会说是负重爬雪山,有人会说缺氧饥饿,但更多人会说,来例假时过冰河。

过冰河时,会有指导员好心提醒,有没有需要背的?女兵们都明白这话里的含义,但大多会不好意思,不好劳战友的“大驾”。当时女兵们用的卫生纸,都是手工做成的又粗又硬的草纸。来例假时,只能用它垫上。行军时间稍长,硬草纸在两腿间不停地摩擦,很快就将两腿内侧磨出血痕。一段路走下来,大腿间被磨得血肉模糊,疼痛难忍。如果疼得实在不行,干脆就扯掉坚硬的血浆草纸,任凭经血顺腿流下。结果就经常出现这样的“景象”:每趟过一道冰河,河面上就是一片鲜红。以后再来月经时,那些女兵肚子便疼痛难忍,经血也不再是红色,而是像牲口吃了青草后嘴里的绿泡沫状。到了拉萨,由于生物钟被打乱,加上冰河水的刺激,几乎所有进藏的女兵都闭经了。

女兵的光辉

进入西藏后,女兵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纪晓松概括说,那就是:带来了繁荣、温馨、和谐!

纪晓松曾从《解放军报》上看到过关于进藏女兵王季秀的报道。

报道中有一张老照片。照片上的藏民中间,两个穿着白衣的年轻女兵在两边拉着锦旗,锦旗上用汉藏两种语言写着“愈我疾病,如同再生”。

在进藏后的解放军中,有两支队伍最受藏民欢迎,一支是包括王季秀在内的医疗队,另一支就是文艺队。当年第18军文工团指导员张均后来回忆说,在与当地贵族和藏民的交往中,如果没有文工团这个特殊的“统战队伍”,很难想象队伍能在西藏迅速站稳脚跟。

当时由于藏区一些反动分子企图阻止解放军进藏,所以恶意散布谣言。有的说汉人来了要抢粮食、牲畜、女人,有的说汉人来了要烧寺庙、除宗教。更荒诞无稽的说法是:汉人都是一些绿眼睛、红眉毛的杀人魔头,抓到小孩子就要吃。这些谣言在藏区各个地方流传,那些没见过解放军的藏民难免半信半疑,听说解放军要来,便惶惶不可终日。文工团这时发挥了巨大作用——为了消除藏民的疑心,大家穿上演出服装,唱着歌、打着腰鼓走街串巷。这一招果真奏效。躲起来的藏民见半天没人来抢人、抢东西,外面咚咚嚓嚓的挺热闹,想到刚才那些汉人一个个笑容满面挺和善的,那些一个个挺精神的女兵姑娘,哪像什么杀人魔王。于是有人小心地探出头来,有小孩子钻出屋来。

黄崇德是让纪晓松记忆深刻的一位女兵。在当年的徒步进藏中,黄崇德表现得尤其突出,是行走路程最长的女兵之一。她本人也独具艺术天赋,曾在海拔6000米的雪山上带病为部队演唱。后来,又多次到边防最艰苦的地方演出,包括世界最高峰珠峰大本营。由于能歌善舞,能说能演,报幕主持样样精通,她常常连续演出数小时。为了团结西藏上层,黄崇德还多次随文工团在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达赖的夏宫)为达赖演出节目。在她第二次为达赖表演完藏族歌舞《松哲雅拉》后,达赖对身边的人说:“汉人把我们西藏的歌唱得这么好、舞跳得这么美,真是想不到。”

被遗忘的群体

几十年后,就是这些曾在共和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女兵,却因同一个时段内更具轰动全球效应的抗美援朝,而被很多人忽略和遗忘,进军西藏几乎成了一个记忆中的盲点。

等到军队作家纪晓松知道这些女兵的故事时,已经是半个多世纪后的2006年了。若不是2006年4月,纪晓松应《军事历史》之约写篇关于首批进军西藏女兵的文章,他也就无从接触这段珍贵的历史,无从知道在西藏,当年还有这么一帮伟大的女性。而这个时候的女兵,存世的大约在600800人之间。

如今,这些存世的进藏女兵,主要集中在四川成都、宜宾,北京、西安、贵州、重庆、南京、郑州、上海等城市。在纪晓松看来,她们大多生活得很好。当然,这“很好”不一定意味着她们的工资待遇、享受的福利有多好,而是她们的精神状态和精神境界很好——她们默默无闻,付出却不求回报地活着。

事实上,很多时候外界也忘记了“回报”她们。除了被遗忘,她们还得为自己进藏时的艰苦行军和生活“埋单”。比如文工团女兵章道珍,后来与丈夫倪潜一起在西藏从事30多年的新闻工作,其工作作风一直被同行称赞,被誉为西藏新闻战线上的“夫妻标兵”。1961年3月,小儿子倪原生在高原,因为缺氧导致脑瘫并伴有癫痫。如今,章道珍已74岁,在南京和儿子一起生活,她最大的担忧是,在自己离开人世的那天,儿子又该如何生存。另外,儿子的医疗保险问题迟迟没有落实,成为她的一块心病。

同样,本文开头提到的唐崇敏老人,在丈夫去世后,仅靠几百元的生活费过活。

而让人有些哭笑不得的,是于俊娥。这位山东籍的女卫生兵,在进藏路中被称为“巾帼女力士”。在岗托兵站,怀孕4个月时,她为了翻晒仓库粮食,运输前方,被倒塌的仓库砸成重伤——骨盆砸坏、嘴角砸歪、胳膊砸断,人当场昏迷。在岗托无医无药的条件下,于俊娥躺在床上于痛苦中自救,顽强挺了过来,几个月后,奇迹般地生下了儿子“小岗托”。她曾被西藏军区医院评为二级乙等残疾军人,转业地方后,因为精神状态好,头脑清楚,说话声音洪亮,残疾级别居然被降了一级。

只是,这些进藏女兵依旧宽容大度。有一位叫孙常瑜的老人这样说:“我始终认为进藏这段历史对于我平凡而普通,我是幸运的参与者,同时又是受益者。受益何处?磨练了意志,净化了灵魂,寻找并确立了人生观和世界观,给了我一生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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