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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的复兴抑或幻影   

2016-08-22 16:57:00|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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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凤凰周刊》第276期

让昆曲以时尚的身份出现在当代社会,或许恰巧是保护与继承遗产时不得不采用的一种文化策略。

由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策划制作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在台北首演。业内人士对昆曲的市场前景早就已经声言绝望,然而,这部长达9小时、需要3个晚上演完的昆曲长剧,至今已经陆续在国内多所剧场以及美国等地上演近40次——如果按每晚一场计,演出已经超过百场——而且有越演越盛之势。

一部戏在几年里陆续演出几十场,这在戏剧界并不算什么奇闻,更不值得夸耀,然而,白先勇版《牡丹亭》引起的巨大反响以及它的声势,却是此前中国戏剧界前所未有的新景观。数年来,白版《牡丹亭》每到一地均掀起一阵“白旋风”;媒体的追捧使白先勇、《牡丹亭》以及昆曲都不同程度地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以至于多数演出场次都出现拥者如堵、一票难求的喜人景象。

2007年国庆期间,因为中央电视台创纪录地连续7天在央视黄金时间播放精心制作的谈话节目《于丹·游园惊梦》,昆曲再一次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中心话题。因在“百家讲坛”节目讲授“论语心得”而成为时下最炙手可热的畅销书作家于丹,在这个超长的谈话节目里讲述她心目中的昆曲之美。如同于丹以前的电视节目一样,她解说昆曲的节目也赢得了很高的收视率。

昆曲因白先勇和于丹而占据媒体的显要地位,与数年前的惨淡经营形成强烈的反差。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自1956年因《十五贯》进京获得中央领导人高度评价之后,昆曲第一次受到媒体如此的重视。昆曲与大众日常生活之间的关联,宛如从低谷直冲云霄般,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时间,昆曲成为人们心目中精致艺术的代表与典范,以至于精明的文化商人能在北京市中心寸土寸金的南新仓前朝皇家粮仓旧址,借残存的明代建筑遗址辟出一个小型的演出空间,以造价昂贵的景观设计,推出号称“厅堂版”的昆曲《牡丹亭》演出。昆曲不仅成为稀有与珍贵的表征,同时还成为时尚的符号,无论是在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巡演过程中,还是在于丹讲座的受众群里,都不乏大量因追逐时尚的动机而被裹挟进来的青年男女。

昆曲的复兴似乎就在从梦想成为现实,它的历史似乎就此要改写。但事实上,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昆曲在晚近百年来的命运是如此坎坷,即使2001年昆曲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遴选中被命名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也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昆曲命运的轨迹。

至少有100年以上的时间,昆曲在充分体现普罗大众审美趣味的演出市场中,始终是郁郁不得志的。而作为一个剧种的昆曲,虽然一直被称为“百戏之母”,受到几乎所有地方剧种的艺人们的尊敬,然而,最迟到清中叶左右,它就已经衰落到难以为继的地步。昆曲之所以能够存留到今天,更准确地说,被称为“正昆”的经典昆曲之一脉之所以能够存留到今天,只是由于1921年秋,苏州一批爱好昆曲的乡绅在上海实业家穆藕初的资助下创办了昆曲史上第一所学校——苏州昆曲传习所,以此培养了一代后来被称之为“传”字辈的昆曲演员,才有现在我们所见的、可以被今人骄傲地称为人类共同拥有的文化遗产的昆曲。但昆曲传习所在商业上始终是不成功的,至少是不够成功的。1927年传习所改名为“新乐府”,本意为提振昆曲在演出市场上的收益,却仍然未能获得经营上预期的效果。因此,昆曲传习所事实上一直是一家以公益文化事业为特征的教育机构,它为昆曲的传承立下汗马功劳,却由于无从获得经济上的回报而难以为继。

昆曲在艺术上与文化上的深厚积淀与崇高地位无可怀疑,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中国文人阶层的雅文化传统的结晶,恰如它的衰落是中国的雅文化传统衰落最明确无误的信号一样。由于文化人在近代渐渐丧失了他们在社会整体中的支配地位,昆曲也渐渐成为一种人们敬而远之的文化遗产。它作为一种历史之象征的意义,早就已经远远超出了作为人们日常享用的文化娱乐对象的意义。至于昆曲界一直津津乐道的《十五贯》“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的盛况,只不过是艺术为时事政治所用的偶然,《十五贯》于昆曲的艺术发展并无实质性贡献;有了《十五贯》,昆曲也没有改变它仍旧衰落的趋势。兼之昆曲作为一门需要借助于人的身体传承的舞台艺术,它在表演方面最精华的部分,早就已经因经历过清中叶到民初的第一次中断以及从1940年代至今的第二次中断所剩无几,坦率地说,昆曲的复兴连理论上的可能性也已经微乎其微。

但现实的状况似乎仍有让人振奋的亮点,至少白版《牡丹亭》的演出,剧场外仍是人头攒动,于丹的电视讲座也人气不凡,而皇家粮仓票价昂贵得不可思议的厅堂版《牡丹亭》总是有一掷千金的贵客光临。可惜所有这些激动人心的现象,都无法改变昆曲那些经典剧目的曲辞很难为人们理解,昆曲的表演美学也很少能为时人欣赏的现实。昆曲突然变身成为时尚,但昆曲事实上没有成为时尚的可能。因为所有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时尚的东西,必须通俗到能够为普罗大众接受的程度;而昆曲,即使在读书人普遍接受过完整的韵文教育的时代,也一直是少数人欣赏的专利,更何况在今天,能够理解昆曲之典丽雅致的观众连万里挑一都已经谈不上了。

昆曲无法成为时尚,难以为当今时代的绝大多数人理解与接受,这是无法改变的历史事实。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昆曲没有时代价值,更不意味着昆曲就无从传承。在一个更具备文化自觉的社会环境里,当年的传习所模式完全可以加以复制,只是要让昆曲成为时尚,要让昆曲因成为时尚而继续发展兴盛,多少有些像是缘木求鱼。因为那些将昆曲作为时尚来追逐的大众,很快就会因认识到昆曲与他们之趣味相去甚远而掉头它去。白版《牡丹亭》在国家大剧院演出时出现的尴尬场景透露出的信息足以说明这一点——当人们进入国家大剧院为的只是满足对这座剧院的好奇而不是为了艺术欣赏,再好的演出都无法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他们只满足于在一场媒体的盛宴中意识到自己的在场,用时时把握着时尚脉搏的幻觉,借此证明自己并没有被时代和社会抛弃。

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并非不值得注意,那就是,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一种文化现象——包括传统在内——被定义为时尚,才有可能最大程度地得到公众的注意,尤其是当政府以及知识分子们也成为时尚的奴隶的今天,将自己包装为“时尚”,或许是让传统经典继续存在并且持续保有活力的最有效的途径。在这个意义上,让昆曲以时尚的身份出现在当代社会,或许恰巧是保护与继承遗产时不得不采用的一种文化策略。

其实在此之前,台湾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1980年代前后,台湾的一批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感情深厚的知识分子就努力在大学不遗余力地推广昆曲,并且广邀大陆地区当时最优秀的昆曲演员赴台表演以及传授技艺。正是由于在当时的一代大学生心目中,欣赏与爱好昆曲像时尚一样值得他们去追逐,于是才有后来台湾昆曲市场的复苏;至于台湾的京剧演出,同样曾经因一批有追求的京剧演员以时尚相号召,重新激活一度受人冷落的演出市场,才有今天京剧传统更好的继承。

如果我们能这样去解读白先勇和于丹,那么,他们完全有可能成为昆曲艰难传承的功臣。恰由于他们吸引了众多大众媒体的注意,吸引了无数未必真正喜欢昆曲的观众走近昆曲,由此能够为昆曲的传承赢得最为宝贵的时间;同时,各种有关昆曲的信息充斥于媒体,也有更多的可能,让昆曲莫测的命运再一次浮现在时代前面,令我们不得不严肃地面对这一伟大而优美的艺术传统即将中断的困境,进而为昆曲的未来寻求对策。因此,白先勇和于丹不会让昆曲复兴,如果我们只将昆曲复兴的希望寄托于大众媒体的炒作,那么,昆曲的复兴就只能是一个美丽的幻影;可是,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就算不去奢谈什么复兴,至少,在有限的时间里,只要措施得力,我们还有可能将昆曲现存的那一抹最后的余晖留住。其实,就昆曲的表演而言,只要有可能留下这最后一点遗产,就已经足以傲对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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