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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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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杨:将批判进行到底  

2016-08-15 17:05:00|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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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凤凰周刊》第257期

他的电影都是悲剧,尽展人性“恶”的一面;他的目的是让观众痛苦,因为“还能意识到什么是错,人类就还有救”。

在大陆众多的艺术片导演中,李杨不是多产的。2003年,他凭借电影处女作《盲井》席卷多项国际大奖而声名大振;之后,便销声匿迹,直到2007年戛纳电影节上,带着他的第二部作品《盲山》出现。

和《盲井》一样,《盲山》同样描述改革开放后中国人道德观所遭受到的巨大冲击,从而刻画出复杂的人性。5月20日,《盲山》作为经电影局审查的惟一一部华语片,进入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在首映结束后,情绪尚未平静的李杨通过越洋电话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悲剧是震撼的美学

凤凰周刊:自2003年的《盲井》之后,一直没有您的消息,这期间都做了些什么?

李杨:当年《盲井》由于没有送审就直接送国外参赛,所以回国后受到处罚,影片被禁映,我本人也被禁拍。这期间我一直在写剧本,其中也包括写《盲山》的剧本。除此之外,我一直在做《盲井》的海外销售。

凤凰周刊:从影片名字来看,《盲山》似乎是《盲井》的一个延续? 

李杨:是有做一个系列的想法,自从拍了《盲井》之后,我就想建立一个能体现自己价值观和美学的作品风格。两部影片在精神上有连带关系,即对人性进行恶的揭露和批判,只是《盲山》的色调比《盲井》往前跨了一步,柔和了。

凤凰周刊:《盲井》问世时,曾有观众评价影片过于灰暗,让人看不到亮点和希望。现在再回首看《盲井》,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盲山》是否同样让人看后找不到希望?

李杨:《盲井》中,两个农民将陌生的打工仔骗到矿井下杀死,讹诈矿主的钱。试想如果人心都变得如此残酷,什么都向钱看、拿钱来衡量,社会是多么可怕。《盲山》也是如此,女大学生被拐卖到山区得不到解救,大家彼此冷漠。试想人们都变的这么冷漠,没有正义感,不去帮助别人,那社会又将如何?

作为艺术家,我选择了这些人性中最阴暗的东西进行展示,并进行鞭辟入里的批判。我要的效果是让观众看后犹如受到当头棒喝。这种悲剧角度是我看待社会的角度的一部分,每部作品代表我对社会的一个看法。我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当我展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反而很乐观——因为人们看了片子以后会痛苦,会难受,还能意识到这些是错的,因此人类还有救——所以在每部戏中我基本会保有一两个亮点,只是这个亮点被有些观众忽略了。

社会发达与否要看个体被尊重程度

凤凰周刊:为什么这么关注人性恶的话题?

李杨:我个人对底层、对社会的不公更关注一些。一个社会是不是很发达不只看GDP,更要看一个个体是否被尊重。《盲山》恰恰通过拐卖妇女这样一个个例,反映了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就像影片中村民对买卖妇女这样一件残忍的事情却认为习以为常,这就是鲁迅先生批判过的看客的心理。一个社会可以歌功颂德,无疑这是需要的,但是也需要艺术家拿出艺术家的良心来对社会进行批判。这种批判在欧洲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中都有过体现。我个人目前更关注这些,更关注社会公益。除了艺术家,我更愿是名公共知识分子。

凤凰周刊:这与您的个人经历是否有关?我知道您有为出国留学而从大学主动退学的经历。

李杨:对,应该说跟我的个人经历和所受教育有很大关系。我出生在1950年代末的一个艺术之家,父母和弟弟都是演员,都在城市里。我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父亲被打成右派关在牛棚里并被迫害致死,我就成了狗崽子。这种经历跟我后来到德国留学和受西方的教育都有关系。

为电影节拍片不丢人

凤凰周刊:《盲井》问世的时候,很多人把您划到了第六代导演的行列,认为您和第六代一样,是又一个为电影节而拍电影的导演,影片有迎合西方观众之嫌。

李杨:从影片风格来说,我的作品可能跟第六代导演相像,但是我的年龄和第五代导演差不多。至于说为了电影节而拍电影,这种说法我不奇怪。中国没有艺术片市场,电影节为我们的小成本制作电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我想为电影节拍片并不丢人,我们不是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嘛,电影节就是文化交流舞台,我们通过这个途径把电影卖出去,让更多的观众看到电影。

我不同意迎合之说。世界是多元的,西方观众是否喜欢这种东西我不敢说,但我是把我的东西展现给观众而不只是西方观众。我不是政治家,我只是一个艺术家,我有我的想法。至于为什么用中国人,展现中国人的东西,是因为我了解中国,我用我熟悉的题材来表达我的主题。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没关系,批评是一件好事。

凤凰周刊:有影评人在批评第六代导演时曾说:他们展现给观众的往往是农村、荒原、少数民族地区,全然不顾一个事实:中国的绝大部分银幕都集中在大城市;而对于那里的大部分受众来说,城市生活才是他们熟悉和感兴趣的题材。您怎么看这种说法?有没有打算拍城市题材的作品?

李杨:作为艺术家,我更关注的是人和人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古今中外无论哲学家还是思想家都普遍关注的。这个主题我想是不变的,至于场景放在农村还是城市我认为不重要。

只看票房电影只有死路一条

凤凰周刊:作为艺术片导演,您是否关注市场和票房?对《盲山》的市场和票房有没有预期?

李杨:很关注,市场是应该考虑的。电影第一是娱乐,第二是产业。影片作为生产出来的产品,是要销售的。中国电影需要市场和票房。当然和商业片比,市场和票房不是艺术片的衡量标准,艺术片比的是电影本身的内涵。

至于《盲山》的票房,我完全没有预期,因为我对中国的市场和商业运作不熟悉。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让《盲山》能跟国内观众见面,让他们看到《盲山》跟那些有华丽包装的大礼包似的国产大片不同。

凤凰周刊:目前不少国产电影开始学习好莱坞模式,完全走商业化路线,您怎么看?

李杨:学习是件好事,无论是学好莱坞模式还是欧洲模式,但是如果电影院里只有商业化模式的作品,那就是件可怕的事了。拜金主义对电影没有好处。如果中国电影只看票房,那只有死路一条。

凤凰周刊:新锐导演中,有不少是被“包养”的导演,意思是说完全靠海外基金会赞助拍电影,您有没有被“包养”的想法?

李杨:那要看是什么样的基金会,如果这个基金会对中国和中华民族有伤害的话,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基金会的赞助。虽然我的电影可以批评中国一些落后的社会现象和人性中落后的一面,但是这些是基于我对这个国家和人民的爱,跟政治无关。

凤凰周刊:描述一下您认为理想的电影生态。

李杨:一,便宜的电影票价;二,电影院像商店一样遍地开花;三,电影审查制度要放宽,制定电影分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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