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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周刊

不党、不派、不私、不卖、不盲

 
 
 

日志

 
 

​盲人的“天堂影院”  

2016-08-11 16:39:00|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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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凤凰周刊》第246期

任何人在生命的某一阶段,都会有残疾的时候。有些人,只是提前了,而另一些人到年老时,因为病痛腿脚不灵便了,或者眼睛失明了。如果有更多的人来关注残疾人,是在为整个社会、为自己储备关怀的能量。

“现在是字幕,银幕看上去像有一片浑浊的水,演职人员的名字像血迹一样流下来。”

“镜头里是高高的楼和城铁车站,男主人公蒋中天和自己的女朋友文馨在一起,文馨长得很漂亮,瓜子脸,大眼睛,齐刘海。”

1月24日,阴天,北京星美影院正在放映电影《门》。电影讲述人大伟的嗓音低沉而富有磁性,声情并茂地描绘着影片画面。台下观众的眼睛都被蒙上了一条蓝丝巾,这些特殊的观众大部分是盲人和志愿者。大伟的讲解成为大家“看懂”电影必不可少的信息。

一个健全人,绝不会主动选择闭上眼睛听电影,偶尔尝试似乎是一种新奇的体验,而双目失明的人如果要“看”电影,却只能用这种方式。《门》的导演李少红摘下蓝丝巾后说的第一句话是:“又能看见了,太好啦。”

在海外,电视台或电影院都会定期播放无障碍影视作品供特殊人群享受。但在中国大陆,绝大多数人还不了解盲聋哑等特殊人群这方面的娱乐需要。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是北京一家专门帮助残疾人的公益组织。从2005年7月开始,创办人郑晓洁和大伟夫妇坚持用一种极为特殊的方式帮助盲人朋友——讲电影。

大伟说:“我们平时都是用电视播放电影光碟,我在旁边讲解给他们听,条件极为简陋,所以特别希望能够真正和他们一起走进电影院,欣赏电影。”

一间平房里 一台电视 一部影片

沿着北京旧鼓楼大街往西走,经过三元牛奶公司,拐过一栋仿古建筑,就是鼓楼西大街79号院。四合院靠里的一座灰砖平房十分简陋,毫不惹人注意,但在杨林山等一些盲人心里,这里像一块磁石般吸引着他们。  

每周六上午9点,来自城区郊县的盲人们早早汇聚于此,免费欣赏一部由大伟讲解的电影。条件自然很简陋,只能容纳30多人的小平房里,仅有一台电视,一部影碟机,外加一个扩音器。一年多以来,这里已经放过五六十部影片。

讲电影的人是个关键,大家对大伟的讲解水平赞不绝口。“他说得特别好,声音好听,他说春天嫩绿的小草,我们仿佛就能闻到草的味道。”

“下雨那次,我们一共才去了4个人,等到10点钟,也没有人再来。最后他给我们4个人讲了一场电影,也像平时讲得一样,照样绘声绘色的。我们就好像心里长了眼睛。”杨林山说。

这间小平房有个好听的名字——“心目影院”,但在盲人心中,这里就是他们的快乐天堂,“天堂影院”,因为天堂里没有盲人。

“其实,凡是我们健全人想要享受生命的方式,盲人想要的都一样。一个朋友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十多年前,他在电影院看电影,盲人朋友也到那儿看电影,而且跟他们工会要票,一定要坐到中间的位置。这是渴望平等的心态。”郑晓洁说。

2003年7月,她注册了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致力于社区残疾人综合能力发展。很多年前,当她还在航天部工作时,参加了北京大学的自学考试,班上有一位和她要好的残疾人朋友,双腿小儿麻痹,每次上楼的时候都要用两只手爬着上楼。“最后我用8年时间修完了心理学大专的专业,那个残疾朋友给了我重要的支撑,没有她,可能我早就放弃了,所以我潜意识里总想回报像她那样的人。”

起初,大伟只是答应帮妻子半年忙,结果投入进去后就无法再抽身,还把本来做得不错的生意也放弃了。这几年,他们不断地投入自己的积蓄,倾其所有,兄弟姊妹觉得他们的生活质量下降太多,日子太苦,身边的朋友都觉得这两口子疯了,有些亲戚朋友甚至一方面觉得成天和残疾人打交道会带来晦气,一方面怕和自己借钱,对他俩避而远之。

“红丹丹”做过残疾人的电视节目,广播节目,给盲人做法律培训,尝试培养盲人广播员人才,大伟和郑晓洁也越来越了解这个群体。有次一位盲人朋友到他们家去玩,正赶上大伟要用家庭影院看《终结者》,他邀请这位朋友和他一起看,并试图通过讲解弥补对方视觉信息的缺失。影片结束后,谁也没想到,这位盲人把大伟抱起来转圈,激动得大喊:“我看懂啦,第一次这么享受,太精彩了。”这件事情给大伟夫妇很大震撼,随后他们做了很多社会调查,问了好多盲人,没有一个说不喜欢有人给他讲电影的,而且特别渴望。

假如给我三天黑暗

给盲人讲电影,如果也算是一门专业职业的话,大伟可能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坚持做这件事的人。熟悉他嗓音的人,每周晚10点10分能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心目影院》节目里听到他讲电影。

这个节目从2006年5月开播,是专门为盲人讲电影的节目。第一次与听众接触,大伟讲的竟是著名的舞蹈《千手观音》。这是需要一定功力的,并非几日练成,所以有人称他为“专业志愿者”。

鼓楼西大街79号院那间小平房里播放的第一部影片是《可可西里》。杨林山至今还记得里面的画面:沙漠里,保护藏羚羊的车队被困住了。虽然并不能确切说出藏羚羊的样子,可他因此明白了保护环境的道理。“大伟明白我们需要什么。”

为了体验盲人的感觉,与妻子散步时,大伟闭上了眼睛,信任地由妻子领着他走。那是平时他俩天天散步捻熟的路线,大约有公共汽车4站地远。可是失去视觉信息的大伟越走越疑问,想知道周围的一切,心里很慌张。当他再回到他的感觉去讲电影时,讲的内容和盲人的理解度就越来越提高了。

“红丹丹”还组织过一次“假如给我三天黑暗”的活动:30名志愿者戴上黑色眼罩,结果到了第一天中午就只剩下两位女孩坚持着。其中一名女大学生摘下眼罩后竟然哭了,她挥着手大喊:“天啊,我终于重见光明了!” 

“这才半天,可许多盲人一辈子要面对这种黑暗啊!”大伟悲叹道。

对于普通人来说,了解和感触世界,百分之八十的信息是通过视觉来获取。对于失去视觉的盲人而言,他们通过触觉和听觉来感触到的世界只有百分之二十。中国大陆有1000多万盲人,也就是说在1000个人当中,几乎有8个左右就是盲人。

为了不遗漏画面的每个信息,每讲一部电影前,大伟都要看两三遍,并用纸笔做详细的记录。“电影的镜头语言有的时候太概括了,而且速度非常快,你要是对它的下一个镜头不了解,就无法去衔接故事里的很多内容。”

“形容人物的高矮胖瘦性别之外,一定要记清人物角色的名字,不同的角色甚至要用不同的语气声音区别,这对盲人理解内容非常重要。”

“讲述的时候尽量不要在对白的时候讲,如果现场音响效果能够分开的时候你可以尽量多说,因为声音不重叠,要是在一起的时候就要注意叠加声音。”

大伟将这些总结出来的“电影经”传授给慕名来“心目影院”做志愿者的人,他们中有公司白领、律师、大学生和公众人物。

不过,有一个特色却是别人很难模仿的,就是大伟讲电影的结束语。这是他每次都必须精心准备的功课,在反复播放的片尾曲中写下自己对电影的理解。这些经过他自己消化的句子能帮助盲人真正“看懂”电影更深的含义。很多人已经习惯,一部电影看下来,要听完最后的结束语,心里才觉得过瘾、满意。

《东京审判》是迄今为止大伟“电影讲述史”中自己最满意的一部,尤其是最后的结束语讲完后,现场的气氛寂静严肃,少了平日的轻松。有位盲人说:“哭也哭不出来,觉得胸口堵的难受,但是又很激动、振奋。”大伟说:“这就是对民族和祖国的爱。”

平时在家看电视时,他的嘴也不闲着,跟着电视画面,练习边看边说。郑晓洁通常不看画面,一边听他说,一边提出疑问和建议,比如说“一个梳着奇怪发型的女人出场了”,就不如形容“一个梳着面包形状发型的女人出场了”。“他这人本身语言组织能力就比较强,吵架我从来吵不过他。再加上这么练,我更吵不过了。”郑晓洁哈哈一乐。

“其实,电影讲得好坏关键就一点:平等对待盲人。”这是大伟最重要的“心经”。

每个人都能做天使艾米丽

录制电台“心目影院”节目时,大伟还会带着盲人徒弟编播节目——这是“红丹丹”的另一个项目。从2004年起,他和妻子已经培训了几名盲孩子,基本掌握了广播节目的编播,还有人拿到了普通话二级甲等证书。

这些盲人孩子住在“红丹丹”的宿舍,生活开支和学费等一切费用都由他们夫妇资助,数目不菲。“目前我们能力有限,只能帮助个别的孩子,但是我们想让更多盲孩子看到希望,盲人并非只能去做按摩或者当算命先生糊口。”

郑晓洁坦言,自己对儿子的照顾常常都没有对这些孩子周全。好在儿子对父母非常理解,现在也是“红丹丹”的一名志愿者,经常给父母出主意,提意见。

这是很有趣的一家人,一种自由的宗教情怀在这个家流淌。父母是虔诚的佛教徒,而儿子却对基督教感兴趣。有记者问他怎么看待父母所做的公益事业,小伙子呵呵一笑,说:“没什么,我觉得他们只是给在沙漠中行走的人送了一杯水。”

以前由于生意应酬,大伟和郑晓洁一到晚上就去高级餐厅吃饭,喝茶,打保龄,玩台球。开创“红丹丹”后,他们基本是入不敷出了,物质生活上今非昔比,偶尔去胡同里的小馆子吃顿饭,也很满足。郑晓洁却高呼:“现在可是我们全家这么多年来,最快乐的日子啊。每天3个人一起上班下班,真的很幸福。”

2006年10月14日,“红丹丹”组织了50名盲人朋友去摸长城。在很多参与者看来,这个活动让他们心中的世界变大了。“长城的砖原来是这个样子,比我家的砖大好多呢。”“老听说慕田峪长城什么样,我以为就是山坡什么的,来了以后觉得真伟大。”“我感到很幸福。我感觉到我也不是残疾人了。” 一次触摸长城的活动,竟然会给盲人朋友带来如此大的喜悦,甚至改变了他们对自己的看法。

郑晓洁和大伟还有很多梦想,他们希望将讲的电影做成有声读物,让更多盲人能“看”到电影。希望培养的盲人主持人能参加2008年残奥会的采访和节目播制工作。他们还设想建立一个中国残障人的主题公园。把世界上所有的著名的建筑都做成模型,然后让盲人去触摸,甚至于把地铁、天空和地下都做成一种模型,让他能够知道天空是什么样,道路是什么样,桥梁是什么样,地铁洞是什么样,火车在里面怎么穿行的。

资深谈话节目主持人苏京平是《心目影院》广播节目主持,他有一种观点,认为任何人在生命的某一阶段,都会有残疾的时候。有些人,只是提前了,而另一些人到年老时,因为病痛腿脚不灵便了,或者眼睛失明了。如果有更多的人来关注残疾人,是在为整个社会、为自己储备关怀的能量。

那么,作为一个普通人,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帮助盲人是最好也最容易做到的?郑晓洁经常询问身边的朋友,你知道怎样引领盲人吗?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小方法,就是你站在他前面,把你的胳膊,左边或右边的胳膊给他,作为一个支点,他扶着你的胳膊,就像情人一样,挎着你的胳膊,你带他走一段路,引领他过马路。

大伟十分喜爱的一部电影《天使艾米丽》中,有一位盲人在路边犹豫,不知该如何过马路,这时艾米丽走过去,搀着他说:“我来扶你,迈下来,我们走了。迎面是鼓号队指挥的遗孀,丈夫死后她一直穿丈夫的制服,迈上来。上面招牌的马头少了个耳朵。花店老板老是这么笑眯眯的,眼角的皱纹都下不去了。” 

“好闻吗?水果店的老板正在给客人切甜瓜。有人正在买水蜜桃冰激凌。我们刚走过了肉店,火腿卖79法郎,排骨卖49法郎。现在是奶酪店,酸味的12.9法郎,淡味的23.5法郎。真好玩,一个小孩在看狗,小狗在看鸡肉。到了,这里是地铁站旁边的报刊亭,你应该很熟悉了,我们在这里分手了。好,再见。”

几分钟的路程,她把她所有见到的东西,全部复述给身边的盲人。这个盲人站在那,仰望着天空,他说上帝啊,你派来的天使我见到了。

“我觉得对于我们今天的盲人来讲,我们每一个健全人都能做这个天使,每一个人都能做这个艾米丽。”大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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