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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健三郎:文学应当真正介入社会  

2016-07-26 17:16:00|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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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凤凰周刊》第232期

我最向往的就是既要做文学家,同样也要做介入社会发言的知识分子,两者的结合才是文学家对人类的责任所在,这是我崇敬的鲁迅和萨义德所告诉我的,也是我最后要做的工作。

依旧是那副熟悉的黑框眼镜,清矍的面容下依旧浮现着淡淡的微笑,但大江健三郎却说,他的内心充满深深的忧虑。他的忧虑来自何处?8月15日,小泉首相再次参拜了靖国神社,对此早有预感的大江,对日本未来走向表示了深深忧虑。而此刻,面对着台下众多中国听众的大江,依然毫不掩饰自己的忧虑,“我已经是个老人了,在思考未来的时候,我对于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离开人世的自己,并不做什么考虑,我心里想得更多的是生活在将来的年轻人,他们的那个时代,他们的那个世界。我因此而深深忧虑。”

这是这位年届71岁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第5次中国行了,9月8日至15日为期一周的行程中,他走访了北京和南京,发表了3场以鲁迅为主题的演讲。在面向中国知识分子与大众的这些讲演中,大江讲述了自己从幼年时期起,便受到鲁迅文学的熏陶,讲述了好友萨义德的乐观主义,也讲述了自己对中日关系的期待。

与中国的初次相识

联慧:这已是你的第5次中国之行了,你还记得以前访问中国时候的情景吗?

大江: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25岁那年,当时我刚刚成为一名作家。我参加了以野间宏为团长的日本作家代表团。那是1960年6月的事情了。当时,在日本连续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群众大游行,抗议日本政府把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定位为军事条约。我的看法是,日本在亚洲的孤立将意味着我们这些年轻日本人的未来空间会越来越狭窄,所以,我参加了游行抗议活动。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和另一名作家被作为年轻团员吸收到反对修改安保条约的文学家代表团里。

由于这个代表团的性质,日程里安排了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见。我其实只是在稍后的席位上看着团里的主要成员与领导人对话。我在那个位置细细眺望中国的历史伟人,觉得他们犹如茂密森林中的参天大树。我们在北京逗留的6月末,正值日本国会即将审议安保条约修改方案,审议的前夜,东京的游行队伍包围了国会大厦,与武装警察发生冲突,女学生桦美智子死亡。事发后的第三天,周恩来总理在王府井全聚德烤鸭店宴请我们。他特意用法语对我说:我对于你们学校学生的不幸表示哀悼,他甚至知道我是学法国文学专业的,令我感到非常震撼和激动。当天晚上,我的脑子里不断出现鲁迅写的《纪念刘和珍君》的文章,特别希望把当时的感想尽快地告诉日本的年轻人……

12岁开始阅读鲁迅

联慧:提到鲁迅,你曾经说过,他是对你影响最大的中国作家之一,你这次在中国的3场演讲也都是用鲁迅的作品命名或者以鲁迅为主题的,能否介绍一下你最早是如何接触到鲁迅作品的? 

大江:我记得非常清楚,鲁迅的作品,我最早是在四国岛上一个森林簇拥的村子里读的。村庄中沿河而建的那排房屋里,有一间便是我的老家。在我家那不大的房屋中有一个院子,院里生长着一棵枫树,我便在那棵树的大树枝上搭建了一座读书的小屋,坐在狭小的地板上阅读了小开本的这册《鲁迅选集》,是“岩波文库”系列丛书中的一册。让我觉得有趣并为之感动的,是《孔乙己》和《故乡》这两个短篇小说。

当时是1947年,我12岁,《鲁迅选集》是作为我进入新制中学的贺礼,从母亲手里得到的。母亲的一位好友将刚刚出版的《鲁迅选集》岩波文库赠送给她,母亲非常喜欢。两年后,卢沟桥事变和南京大屠杀相继发生,即便在日本农村,也已经不再能说起有关中国文学的话题。于是,母亲便将包括《鲁迅选集》在内的、为数不多却被她所珍视的书籍藏进一个小皮箱里,直至渡过整个战争时期。战后,村子里成立了新制中学,我终于可以上学了,于是,母亲便取出《鲁迅选集》送给了我。我非常喜欢其中的《孔乙己》和《故乡》,还专门把《故乡》的最后一段,抄写在了学校发的粗糙的写字纸上。

我从少年时代开始,一直非常崇敬鲁迅——这位中国思维最敏锐、民族危机感最强烈的文学家。阅读鲁迅已经伴随我的一生。在不断接触和阅读鲁迅全部作品的过程中,他所说的“希望”等话语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为此,我不知写过多少读书笔记。

我们面临猛烈的逆风

联慧:你经常提到鲁迅在《野草》中写下的“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什么令你感到了绝望与希望?

大江:我想到,自己在战后那些年曾经被赋予了希望,所以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日本人与遭受战争残害的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真正实现和解,而现实告诉我们,未来会是那样吗?我感到怀疑。伴随着我的忧虑,我想说出的是我的强烈期盼。

3年前,我的一位好友死于白血病,他就是爱德华·萨义德。他直到去世,一直主张维护巴勒斯坦的正义,批判美国充斥全球的文化帝国主义。他去世后,日本拍摄了纪念他的纪录片,其中有对他同事们的采访,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他晚年并没有找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办法,但是随着死亡的临近,他逐渐变为有意识的乐观主义,他认为,世界上的人不会永远是这样的,要经历很长的时间,这个问题一定会解决的。

我也这么想,虽然现在的日本人和亚洲国民,尤其是位于其核心的中国人民,很难达成和解,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我应该抱着有意识的乐观主义,相信这个问题最后一定会解决。当然,我们所面对的是猛烈的逆风。

文学家兼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

联慧:除了鲁迅之外,你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的其他作家?

大江:我在自己的日记中,曾经提到一些中国作家的名字,他们已经作为伟大的历史象征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有茅盾、老舍、巴金、赵树理等,这是多么茂密的森林啊。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我相信中国作家也一定会有人得到诺贝尔奖的,其中就包括我非常钦佩的、很有实力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莫言。我上次访问中国的时候,非常荣幸地被莫言带到了他出生的山东高密的那个小村庄,并见到了莫言的姨妈。她是村里的一个助产婆,同时也是一位医生,接生过非常多的孩子。和她谈话时,我一直在默默地听着,后来,莫言围绕这个题材写了一本书—《生死疲劳》,我对他的作品感受非常深,我觉得,我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作家。我非常敬佩这样的中国作家。

联慧:你的近作《别了,我的书!》、《愁容童子》和《我在暧昧的日本》已经来到了中国,但和村上春树作品的流行相比,它们似乎还显得有些落寞。有人认为,你的作品思想深邃,注重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但读起来比较荒诞离奇,甚至有些晦涩,因此和大众拉开了一些距离。你怎么认为?

大江:我这个人的性格不是嫉妒型的,我和我夫人结婚已经50多年了,按她的话讲,我从来没有嫉妒过什么,但是,对于村上春树的小说在中国各地的畅销和热烈研讨,我倒是有些嫉妒(笑)。

对于我来说,我的书能够在中国出版,还能与读者进行近距离交流,就像做梦一样。我们日本人是从中国学到的汉字,日本人过去虽然有自己的语言,但是没有文字,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要表达的意思。我们的祖先第一次接触到汉字,可以借助汉字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时,一定非常高兴。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通过汉字,实现了相互之间的意思表达,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学到中国的汉字,用它来写作,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今天又把我的著作翻译成汉语,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了。

我认为,文学应当真正介入社会,我经常思考作为人的理想的生存方式,我最向往的就是既要做文学家,同样也要做介入社会发言的知识分子,两者的结合才是文学家对人类的责任所在,这是我崇敬的鲁迅和萨义德所告诉我的,也是我最后要做的工作。 

(本文的写作参考了大江健三郎在中国社科院和北大附中的演讲内容,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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