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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电影《塔洛》导演万玛才旦:藏区最大变迁是人的精神世界  

2016-06-30 17:27:00|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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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万玛才旦出生于安多藏区,曾任小学老师和公务员,是一个熟练掌握藏语和汉语的双语创作者。于上世纪90年代在文坛崭露头角,出版有藏文小说集《城市生活》、汉语小说集《嘛呢石,静静地敲》等,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小说中折射了万玛才旦的前半生,一个有民族自觉的创作者,曾如何亲睹文革时代的寺庙在“破四旧”中崩塌,以及势不可挡的现代化进程深刻地改变着藏区生活。

11月5日下午3点,北京芳草地卢米埃电影院座无虚席。藏族导演万玛才旦新片《塔洛》放映。


两个月前,意大利当地时间9月4日,第72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竞赛现场首映《塔洛》,1400多人的剧场也挤得满满当当。这匹据说是本单元的最大“黑马”,接着陆续入围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和釜山国际电影节,还入围了台湾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导演、改编剧本、摄影四项大奖,与侯孝贤和贾樟柯同台竞技。该片主演西德尼玛和摄影师吕松野则被澳大利亚“亚太电影奖”提名为最佳男主角和最佳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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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藏族导演、双语作家、文学翻译者万玛才旦的第五部藏语作品,《塔洛》改编自导演的同名短篇小说。影片中,一位梳着小辫子、能够熟练背诵毛主席语录的藏区牧羊人,名为“逃离者”,在几乎凝固的黑白影像中出场,用镜像和分隔的构图及大片的留白,讲述人类共性中的麻木、迷失和孤独。


万玛才旦出生于安多藏区,曾任小学老师和公务员,是一个熟练掌握藏语和汉语的双语创作者。于上世纪90年代在文坛崭露头角,出版有藏文小说集《城市生活》、汉语小说集《嘛呢石,静静地敲》等,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小说中折射了万玛才旦的前半生,一个有民族自觉的创作者,曾如何亲睹文革时代的寺庙在“破四旧”中崩塌,以及势不可挡的现代化进程深刻地改变着藏区生活。


2002年,他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编剧,在北京的十多年,又亲历了从“圣地朝拜”到“六世达赖情歌”等新一波对藏地消费化的文化想象。于是,万玛才旦带领着藏族团队,重回安多藏区,寻找变迁中的真实故事。


在他的影像作品“故乡三部曲”《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老狗》中,开始呈现诸多在时代夹层中挣扎的事物——藏族传统、宗教信仰、民间文化、消费主义、现代科技、家庭伦理。这是一个不同于意识形态歌舞宣传片、背包客旅行日记和媒体讲述的世界,虽伴有高原阳光和佛呗,却真实而破败,充满着“疼痛”,它们渗透在藏区的生活日常里,被安静的影像诉说,既不神圣化,也不妖魔化。


万玛才旦的朋友、电影节策展人王磊告诉《凤凰周刊》,《塔洛》中延续了对藏文化命运的关怀与反思,而导演本人无意强调任何文化上的对立;相反,“他的批评更多来自美学意义,通过内心思考反向去认识自己的故乡。”


这部成本不到200万元、拍摄期25天、用半年时间完成的作品,赢得了威尼斯电影节评委、香港导演陈果的赞许。影片中,西藏不再是一个急于自我表达的主体,而是潜沉下来化为背景,正如导演对记者所说,“宗教对于我而言,是一种生活态度和世界观”,在时代变迁中,人类的精神去向成为最大主题。


身份的衡量标准是文化认同


记者:《塔洛》中,牧羊人塔洛背毛主席语录这一段令人印象深刻。在藏区有很多这样能熟背语录的藏民吗?


万玛才旦:熟练背诵语录,一方面体现了文革经历对他的一生留下的影响。不管在藏区还是汉地,在特定年代,文化上的遭遇都是一样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塔洛有很强的记忆力。电影中有他数羊的片段,他记得住每只羊的颜色和特点。前段时间,这部片子拿去藏区放映,大家都觉得牧羊人的形象很熟悉。他是个小人物,但是很有代表性,而且还带有藏区的特征,比如说宗教的影响——他不是用普通话而是用诵经的方式在背语录。在藏区有很多人都是以背诵语录的方式学习汉语的,虽然他们未必理解自己背的内容。


记者:有评论说《塔洛》是第一部藏语黑白电影,为什么选择黑白的表现形式,风格的变化和摄影师的更换有关系吗?


万玛才旦:选择黑白影像,是在不断充实加工的过程中,与团队和摄影师共同商量后做出的决定。摄影师本人在俄罗斯学摄影,他的风格适合这个片子。塔洛是一个个性单纯的牧羊人,生活在单纯环境中,他过去没有任何情感经历,突然遭遇了情感,最后还是没有得到任何结果。通过失忆来突出他的内在孤独和失落,而这种孤独感用黑白形式表现比较有力。虽然我的拍摄团队是一个藏族班底,但其实我的很多片子都会换不同摄影师,过去也起用过汉族的摄影师。去年的《五彩神箭》就是一个汉族摄影师,是我在电影学院的同学。


记者:你的一系列电影中,多次出现关于藏族身份和存在感的追问,在《塔洛》中的呈现,是一个牧人没有身份证。塔洛的名字在藏语中就叫“逃离者”,而理发店女孩对于身份的认同是希望“走出去”,这是否是藏区年轻人当下的一个普遍愿望?在你的标准里,如何理解藏族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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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玛才旦:塔洛是一个缺乏身份认同的牧羊人。下山办身份证,就是寻找身份的一个隐喻。不过,我认为那些“出走”异乡的人,更能体会这种到了异域文化中丢失或迷失身份的迷茫。


我对藏族身份的衡量标准就是文化认同,作为一个藏人,需要文化上的在场感,或者说存在感。尤其是在当下,藏族因为和其他民族通婚混血或者移民,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多变化。很多藏民至今有高度的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也有一些人觉得自己的民族文化是落后的。还有一些唱着要“走出大山”、卖掉牧场和藏獒进城打工的年轻人,他们各自的选择,我觉得都可以理解。我合作多年的团队是藏族班底,当时搭建班子时,确实有明确的意识,希望大家都有藏族文化背景,对藏地有一定了解,对电影有一定偏好。所以懂藏语和藏文化,认同藏文化,对我来说是最基础的,仅有户口本上的藏族身份是不够的。


最大变化是人的精神世界


记者:上世纪90年代起你就是著名作家,2002年去北京电影学院转向影像创作。从藏区到汉地,在不同文明背景下,如何看待从作家到编剧的身份切换?


万玛才旦:我进入电影学院之前已经对电影充满热爱和期待,有过去写小说的经验和技能,学习编剧比较快。不过,以前觉得文学和电影相近,后来才发现,转化过程最少需要三到四年。在藏地,我们的观影经历很有限,对电影的认识单一。很多人和我小时候一样,看的是革命题材的电影,后来才是港台和好莱坞,很难看到各国的真正经典之作和其他艺术流派。藏地也没有电影工业基础,找《塔洛》的投资在藏区就基本不可能。


在藏地,电影人才匮乏,拍一个标准电影很难,所以我是在北京做电影的拍摄筹备。北京也有很多媒体和人脉资源。不过对于有志于电影的人而言,这个时代越来越有利,以前只能在电影学院的拉片室看录像带,后来就有了VCD和DVD。现在还有各种电影节,大量引入国外的好电影。小说创作我没有丢掉,我现在偶尔还给《十月》《上海文学》写小说。


记者:你的“故乡三部曲”呈现了安多藏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变迁感。你感觉这些年安多藏区最大的变化是什么?现代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藏区与汉地有同样的遭遇。你是否担心过,牧人、喇嘛这些传统有一天会消失?


万玛才旦:我生长在安多藏区,那里主要说安多藏语。我熟悉当地的场景和民俗,拍摄起来也有很多人脉资源,我片中涉及到的安多藏区,按行政规划,就是青海、甘肃和四川的一部分。按照不同方言,藏区一般分为三大块,过去说“卫藏法区、康巴人区和安多马区”。在安多藏区,除了悠久的游牧文化,还有发达的农耕文化。我电影里的取景地,有的是在青海黄南州,《老狗》和《塔洛》是在我出生的青海海南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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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变化最大的地方是人的精神世界,大家的物质条件越来越好,人对世界的看法变得更实际。像《静静的嘛呢石》里,刻嘛呢石的手艺在失传,小喇嘛在减少。有一天,《塔洛》里的牧羊人也可能会消失。另一方面,过去藏区很多家庭都有三四个孩子,现在一方面是观念变化,一方面是生养小孩的成本在增加,现实必然会带来一些社会结构的变化,过去牧民家里人多,送一个小孩去寺院不会影响家庭结构,而现在的牧区,父母就很少送孩子去寺院,这就导致寺院的僧人数量在减少。《老狗》里面涉及到生育的问题,更多的是对文化传承和延续的担忧,和政策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记者:从“故乡三部曲”到《塔洛》,中间有什么变化吗?


万玛才旦:《塔洛》的出品有一定的偶然性,中间也写过别的剧本,只是没通过。这是去年的第一个剧本,就改了小说拍了这个片子。而在创作三部曲时,确实有强烈冲动想说点什么。三部曲的藏地背景和面对的问题比较相似,比如藏地在现代文明进入时产生的变迁感,而且这些主题在三部曲中会越来越突出。


前三部的时代背景主要在1995年到2000年,《塔洛》的背景是2005年。《静静的嘛呢石》和《寻找智美更登》都是出于同一个目的——寻找藏戏班子拍摄的,后者是在做前者的调研时就有的灵感,故事原型里的那个老板也是在寻找藏戏班子时认识的。而《塔洛》对藏地色彩有一些淡化,更加突出人在世界上的孤独感。


记者:三部曲中有很多藏地生活的细节,比如藏戏《智美更登》和《格萨尔王》,还有养藏獒去牧羊的传统,是出于什么考虑?


万玛才旦:《智美更登》是八大经典藏戏之一,包含了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的核心精神,《格萨尔王》讲的是英雄主义,《智美更登》讲的是付出和慈悲。《老狗》里,贡布追藏獒的车开走了,背景音的《格萨尔王》是后来专门做的。这个设置讲的是英雄主义的失落。在一个崇尚英雄主义的民族地区,正在发生这种事情,这是悲哀而且荒诞的。藏獒不仅是一个勇猛的象征,也是家庭成员的一部分,代表了他们自身的特征——忠诚和善良。在民间故事和民间文学里,藏獒呈现出来的也是这种形象。


回归藏区的原生态生活


记者:前段时间刚推出了《山河故人》的贾樟柯导演,也有过“故乡三部曲”,审视变迁中“有疼痛感的”故乡,新片中也有地域背景的淡化,对人类孤独感的反思。这是个巧合吗?二位同属一个创作时代,师从北京电影学院,是否曾受过相似的美学熏陶?


万玛才旦:这个电影准备去看。他的情况我不太清楚,每个人的创作经验不大一样,随着年龄阅历的变化,肯定会有新的突破。《塔洛》中藏地特色的淡化,主要是故事本身决定的。突出一个人的状态中的孤独感,也不是故意淡化,就是没必要带出来。我早年理论上受巴赞的电影理论影响,在手法上喜欢纪实美学,也是你们所谓的现实主义创作,现在接触了更多不同的创作方法和流派,整体呈现出复杂的状态。


记者:评论界长期将你与伊朗的阿巴斯导演联系起来,你如何看待?藏族题材或藏语电影,在面对市场和审查时有什么不同?据说《老狗》的杀狗镜头当时就有被删减,《塔洛》是否有相似问题?


万玛才旦:我在电影学院时第一次看到阿巴斯,震动很大。虽然我们和伊朗文化不同,但是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一是要面对的问题相似,比如都要面对电影审查和投资问题;二是地域特色、人的存在方式和人的情感方式的呈现,有相似之处。有人说我的电影语言很节制,这和我的小说创作有关系,我的小说写得更节制,是极简主义的创作方式,克制产生张力。因为电影有一个篇幅在里面,相比小说更细致,塔洛的原小说是一个7000多字的短篇。


严格说来,并没有一个专门针对藏语电影的市场,只是有一些涉藏题材的电影。顾虑从一开始选材就有。《老狗》被剪掉之后,我在创作剧本阶段就会注意是否敏感,《塔洛》的剧本立项、审查、投资和市场反馈发行,都相对顺畅,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记者:长久以来,藏地在汉地的想象中,是一个奇观式的、被消费化的魔幻现实。近年来,人们在以各种方式给想象中的西藏去魅,过去的《可可西里》《转山》,近期的《第三极》和《喜马拉雅天梯》,你怎么看?


万玛才旦:在汉地,藏文化确实存在着被消费化的倾向,但同时,我也遇过很多对藏文化抱有热爱而且比较了解藏文化的汉族人。某种意义上说,两种文明当下还很难平等对话。一个民族说另一个民族的叙事,难免会有很多假的地方。就像当下提倡要像欧洲回归田园生活一样,回归藏区的原生态生活,只能是一个愿望,人改变了,回归也只是形式上的回归。


《第三极》和以往的纪录片有很大不同,关注了不同个体,看到了藏民真实的情感,这种情感是以前的片子很少看到的,过去关于藏区的一些电影,人物要么是假、大、空,要么就是脱离实际。《可可西里》和《转山》属于涉藏题材的电影,能感觉到汉族导演和藏族导演都在尽力呈现藏区相对真实的一面,尤其是《第三极》制作团队,他们的花絮中有很真实的情感,我们看到了创作者态度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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