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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高知群体违法犯罪   

2016-05-16 17:42:00|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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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由14个国家部委组成的处置非法集资联席会议宣布,今年下半年将展开全国专项整治活动,重点查处民间投资理财、P2P融资平台、房地产、私募基金等领域的非法集资。会议文件指出,非法集资机构不惜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类媒体进行包装宣传,邀请名人、学者、官员站台造势,欺骗误导性大。其中,“e租宝”作为非法集资典型案例被重点提及,值得关注的是,在此案被依法批捕的21人中,出现了“资深经济学家”杨晨的名字。

近年,已有不少为“问题机构”代言、站台的经济学者和名人陷入舆论泥沼。据大陆媒体不完全统计,过去两年,超过30位学术专家、明星等公众人物为互联网金融平台站台,涉及23家机构。站台方式或隐或现,有演讲、代言,也有受聘甚至入股。曾为泛亚有色金属交易站过台的宋鸿兵,在泛亚出现兑付危机后,曾在演讲现场遭投资人围攻。知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在公共场合更是屡遭民众围堵问责,身陷泛亚、快鹿、望洲等多个挤兑风波。

而杨晨之所以被批捕,是因他出任了金易融(e租宝)的首席经济学家及高级副总裁,是这起非法集资案的犯罪嫌疑人。他的被捕,算是互联网金融史上标志性事件——折射了国内一些高知专家、学者为了获取高额经济利益,尽快把名声变现,甚至不惜牺牲、出卖知识分子视为立世之本的独立、科学与良知。

大陆自2015年9月实施的新《广告法》,已对“证言广告”的代言人有了法律规范。只要受害者有证据证明这些学者确实代言了非法投资产品,他们就已涉嫌违法;而受害者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来追究这些代言人的赔偿责任。

既然已有法律规范名人、学者的代言行为,再从道义上来评判指责这些,已无实际意义。因为不管任何人触犯了法律都要受到制裁。司法部门只需秉公执法,即可起到震慑作用。这也是现代社会名人文化显得平等、民主的原因。它不像传统社会的宗教或政治偶像文化那么难以打破。

不过,杨晨的被捕、郎咸平的涉嫌违法,倒是让我们注意到知识型违法和高知群体的犯罪问题。随着互联网经济、知识经济的兴起,这种类型的违法犯罪行为越来越普遍。像这次联席会点名的e租宝、泛亚模式,就是集合了各个专业领域高知群体,他们处心积虑地研究金融系统法律、政策及技术方面的漏洞,制造和利用监管盲点,酿成数百亿元的大案,给民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造成极为负面的社会影响。在中国进入大数据时代的同时,如何应对这类新型的知识型违法犯罪,确实给司法部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大陆出现如此密集的高知群体违法行为,包括官员贪腐,显然与社会、教育、政治生态和文化背景有关。按说这些高知群体都受过比普通人高得多的教育,理应比普通人具有更高的法律意识与觉悟,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大陆一些大中小学的教育思想和宗旨存在多种问题,比较共性的问题之一是,过度偏重思想政治性和知识工具化,忽略对学生人格、法律意识及文化品格的培养。使得一些读书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就把相应的知识技能仅仅当作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手段,而不是完善个人人格和精神。在人类生活中,知识的本质是精神性的,源自人类渴望真、善、美的天性。政治性、工具性不过是知识的附属价值,但在大陆的一些学校中,却成为一种主导价值。因为对知识和教育本质的认知错误,知识或沦为权力的奴隶,或沦为资本的帮凶,总之,很容易沦为利益的工具。

某些人重视教育,并不是出于培养个体自主能力和独立的人格意识,而是期望拥有一张进入上一层社会的通行证。于是,严酷的考试和知识灌输机制在忽略对年轻人人格的培养、人文教育的同时,将轻视个体自尊、强化社会等级的观念彰显出来。本应是社会精英,对国家走向文明、法制、人性化承担历史责任的高知群体,其中某些人却成了有专业知识无人文情怀、只关心个人利益却抛弃公共精神的所谓专家。原本为了促进社会进步的知识与文化系统,异化成了维护权力垄断、进行财富掠夺的工具。这种将人矮化成工具的教育理念,不仅形成对人格的异化,让工具凌驾于精神之上,让财富超越于人格之上,也使得崇尚个体尊严和理性质疑的现代社会精神,失去了生长的土壤。所以,一旦出现暴富或投机的机会,人格、良知和法律都可以抛到一边。

在不少高知群体眼中,所谓真理,不过是服务于既得利益的工具,所以可以信口雌黄;所谓知识,不过是可以低廉到沿街叫卖的玩意儿,所以可以四处兜售。唯利是图、随机应变的功利主义,成为这类高级知识分子的真信仰。公众原本把知识分子看作用知识和真理为社会寻求正义的群体,哪知一些高知反而率先成为腐烂的伤痈。

任何社会的知识分子问题(包括高知群体)都是极为重要的社会问题。人们尽管可以说,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但“究竟为什么”的自省自问,对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依然不是一个多余的话题。

文/周兼明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6年第14期,总第57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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