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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国”里的漫画家——1950年代的丰子恺  

2016-03-24 21:49:00|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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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为《“君子国”里的漫画家——1950年代的丰子恺》

“君子国”里的漫画家——1950年代的丰子恺 - 凤凰周刊 - 凤凰周刊

这两幅画作被同时刊登在新政权下出版的丰子恺第一部个人画集《丰子恺画集》中,丰子恺试 图通过将1935年竖起铁栅栏冷漠隔离的邻人,与1958年热情交换报纸的邻居进行新旧对比,展现共产党新政权对道德的提升。

这幅题为《交换看报》的漫画初看起来平淡无奇,两个身穿毛式中山装的人站在阳台上,隔着一面墙壁亲切地交换手中的报纸,脸上还挂着热情洋溢的微笑。尽管建筑和人物都不过是寥寥数笔,勾勒大概,但画家却特别着意描述了一个细节,也是赋予整幅漫画精神内涵的点睛之笔——两份报纸分别是《人民日报》和《解放日报》。

考虑到这幅漫画刊发于“大跃进”热情似火的1958年,我们就不难理解其中蕴含的文宣意味,但相比起这一年喷涌而出的宣传画上那些充斥着“一个萝卜千斤重,两头毛驴拉不动”之类的夸张标语,这幅漫画出现的两份报纸上的小字标题,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对漫画的创作者,刚刚当选为上海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丰子恺来说,这幅《交换看报》恐怕已经是他在文宣工作上的极限了。

在整个1958年里,丰子恺都在试图调整个人兴趣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作为一名数十年来虔心茹素的佛教居士,丰子恺一直以来都在秘密从事他的《护生画集》的绘画工作,这套画册的目的只有一个,通过这些画作来唤起人们爱惜生灵的慈悲之心。而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国家干部的丰子恺,则不得不按照党的指示履行他的政治义务,用他的画笔,为如火如荼的“大跃进”和其他政治思想宣传工作挥毫泼墨。

在1963年出版的第一本经官方认可的丰子恺个人作品集中,这些明显出于政治宣传目的创作的画作几乎都被排斥在外。丰子恺在1958年创作的那些歌颂“大跃进”的画作一张也没有被选入,而带有宣传意味的画作,也只有这幅《交换看报》。

在画集中,这幅画和丰子恺在23年前创作的另一幅名为《邻人》的画放在一起。这幅早先的漫画上,同样画了两个站在阳台上的邻居,但这两个人却互不闻问,阳台之间甚至还加装了一道铁栅栏。毫无疑问,丰子恺想通过这种今昔之间的对比向读者说明:正是中共的新政权将人与人之间冷漠的“旧社会”变为一种和睦共处的道德新社会,人们解除了彼此之间的隔阂,彼此微笑,分享同一张报纸。

正如丰子恺在1961年新年前夕发表的文章所宣称的那样:“‘万恶社会’已经变成‘君子国’了”——但对真实生活在这个“君子国”中的丰子恺来说,一切也许并不像这些热情洋溢的画作和那句单纯的口号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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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君子国”来了

1949年“君子国”的降临,新政权上台伊始便将恢复秩序作为首要任务,其宣传的“共产主义人人互助合作”的思想,在丰子恺看来,似乎也与他一直笃信的佛家极乐净土和传统士人心目中理想的“大同世界”别无二致。

因此,仅仅初尝新政权之味的三个月后,丰子恺就兴奋地给他的好友夏宗禹写信,这位曾经自称“不教课、不演讲、不开会”的“三不”先生,激动地告知他的朋友,自己已经一改过去深居简出的习惯,更多地加入到由中共主导的社会活动之中,甚至“我的私生活也已‘解放’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解放心态”贯穿了丰子恺的整个1950年代,只要得到触发的机会,丰子恺总是不吝表现自己这种欢愉之心。

尽管,丰子恺这位一向温和的漫画家,无法完全按照官方要求的那样成为“一个阶级斗争的坚强战士,一个党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用漫画作斗争武器的近卫军”,但他同样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为了表现新政权的气象一新,他一改过去只用黑墨白纸的绘画方式,而是使用鲜艳的彩色来表现新政权治下的社会生活丰富多彩。

这种彩色的绘画方式,在表现革命中国必不可少的红色时显得特别有效。几乎丰子恺绘制的所有涉及到政治宣传色彩的画作中,都少不了这种革命的红色,它需要被仔细地填涂在小孩子脖子的红领巾上、手里举着的红色标语上,以及空中飘扬的红旗上。这类涂上了革命红色的画作,几乎占据了丰子恺在50年代创作画作的2/3,但在丰子恺自己编订的画集中,它们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丰子恺与新政权的合作如此亲密,为这名曾经竭力远离政治的人带来了不少政治上的荣誉和地位。新政权成立伊始,他就作为社会贤达而列名“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到1960年6月,他又就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两年后,他成为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从而登上上海艺术界的顶峰。

毫无疑问,这些官方的认可与优待,使丰子恺对这个新生的政权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尽管过去的丰子恺对这些名誉头衔弃如敝屣,但如今却似乎甘之如饴,他拥抱解放,用自己的方式赞颂共产党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和新社会天堂一般完美的景象,这个新政权建立的“君子国”看来使他乐不思蜀,甚至表态与过去的自己进行斩钉截铁的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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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丰子 恺为庆 祝“大跃进”运动而绘制的漫画,画中到处都是革命的红色,这幅画正是丰子恺自己“决心书”中工作“大跃进”的产品。右图:这幅《剪冬青的联想》作于1949年左右,收入在丰子恺的《护生画集》第三集中,尽管丰子恺在绘画时的本意是批评园丁对植物自然美的破坏,但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1962年丰子恺在上海文艺界代表大会上关于大剪刀的讲话,实际上回应了这幅画的内容。

批判:“君子国”的另一面

在新政权的逻辑里,与过去决裂的最好方式,就是一遍又一遍地彻底否定自己。

丰子恺并没有花费太多时间就发现了这一点,作为新政权的合作者,在享受官方提供给他的荣誉和优越地位的同时,他必须付出必要的代价,就是与过去的、不合新政权要求的自我进行彻底的决裂。早在1950年7月,也就是丰子恺给夏宗禹写信表达自己“解放心态”的兴奋的一年后,丰子恺就遭遇了一场针对他自己的批判,原因是他在文艺界宣传方向的大会上,表达了对过去自己所擅长的传统绘画的认可。当来自解放区的画家介绍完宣传画的重要性后,丰子恺被邀请起来发言,他直言不讳地说道:

“工农兵的宣传画是非常重要的,是应该大画特画的。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梅兰竹菊。梅兰竹菊也是重要的。梅兰竹菊是中国画的‘四君子’嘛!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我们的生活也应该有张有弛的。成天叫喊打倒谁、打倒谁也是很累的。在紧张的工余时间里,看看梅兰竹菊,不是可以陶冶性情?不是可以松弛一下神经吗?”

在一般人看来,丰子恺的话是典型的公允之论,但出乎在场人意料的是,这番温和的演说很快遭到了来自解放区的画家的群起攻之,批判声此起彼伏响起:“有的人迷恋过去的老一套,迷恋地主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什么梅兰竹菊啊,什么四君子啊!这是妄图开历史的倒车。”

这是丰子恺第一次见到“君子国”的另一面,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温良恭俭让,而是同样充满了嘈杂与吵嚷,对一个一直以来连文坛笔战都避之唯恐不及的人来说,这种暴风骤雨式的批判浪潮令他胆战心惊。

作为一位在1949年前就蜚声国内的漫画家,丰子恺自然无法逃脱政治运动。尽管他在1950年的批判后已经淡出政治圈,但这场“思想改造”运动却强迫他不得不加入到这场批判的大合唱中。1952年3月《文艺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将丰子恺从幕后推向政治运动的前台,文章点名批判了丰在音乐上的资产阶级观点。4个月后,丰的一篇名为《检查我的思想》的自我批判文章,被刊登在7月16日的《大公报》上。

就像当时报纸上刊载的其他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文章一样,丰子恺已经开始掌握这种自延安整风以来的自我批判技巧,文章的最后,丰子恺将自己在1949年前的艺术生涯形容为一场“肺病”,而“整风的X光检查出了我的病状”,而“马列主义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毛泽东思想,好比空气和日光,是我的最良好的营养品”,“我确信,在党的领导之下,在群众的监督之下,我认真学习,必能改正过去一切错误思想,而成为一个能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者”。

尾声:“君子国”的难民

丰子恺曾经在1950年写过一则名为《赤心国》的童话,童话里,丰子恺虚构了一个名为“赤心国”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每个人“胸前突出一个很大的心形,鲜红得非常可爱”,在这个国家里,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会被别人知道,因此,人人都对彼此感同身受,在丰子恺看来,“这正是一个理想的国家的缩形”。

但当这个理想国真的来临时,丰子恺却发现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尽管他一再批判否定自己的过去,歌颂他所生活的“君子国”般的新政权,但当他真的坦承自己的内心想法,而不是跟随政治口号亦步亦趋时,他的灾难也就降临了。

1962年,在挺过了反右斗争、“大跃进”等政治运动之后,已经65岁的丰子恺,破例在“上海市第二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发言。根据在场的作家王西彦的观察,丰子恺“以激愤的语调,做了一个谴责‘大剪刀’的发言”:

“种冬青作篱笆,本来是很好的。株株冬青,或高或低,原是它们的自然状态,很好看的。但有人用一把大剪刀,把冬青剪齐,仿佛砍头,弄得株株冬青一样高低,千篇一律,有什么好看呢?倘使这些花和冬青会说话,会畅所欲言,我想它们一定会提出抗议。”

丰子恺的这场真正“交心”的发言,让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像“赤心国”里的人一样感同身受,但童话的结局却并不美满,他很快成为了新一轮批判运动的标靶。就在三个月后,有人终于找到了一份可资批判的材料,在丰子恺一篇描写他家小猫的短文《阿咪》中,丰子恺将小猫阿咪称为“猫伯伯”,并且与“贼伯伯”并列。在某些人看来,这是以“猫”来影射“毛”。尽管丰子恺在社会上的荣耀地位为他暂时抵挡住了这一轮进攻,但这不过是大战前的喘息罢了。

1966年6月6日,丰一吟在父亲任职院长的画院墙壁上看到了“一张很长很长的大字报,几乎从天花板一直到地板”,这张大字报的批判内容正是丰子恺的《阿咪》。在之后的几个月里,丰子恺所做的每一件事,所画的每一幅画,都遭到严厉的指控。在一本名为《打倒美术界反共老手丰子恺》的小册子里,这个将近70岁的老艺术家被指控,“是一个一贯反共反人民的老手,民族败类,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他都利用诗、画、文密切配合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勾当,干尽了坏事”。

1975年9月15日,丰子恺去世,临死前他已经失去了话语的能力,再也无法用语言表达他的真实看法了。意味深长的是,他留下的绝笔,是几个不成方圆的图形。

《凤凰周刊》记者/李夏恩本文节选自《“君子国”里的漫画家——1950年代的丰子恺》,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6年第8期,总第57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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