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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进入“互害”模式了吗?   

2016-02-27 18:23:00|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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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为《邓晓芒:中国人应有怎样的道德和信仰》

如果用“道德沦丧”来描述中国社会的现状,很多人可能并不同意,但又会感到无可辩驳。因为在时下中国,就连老人摔倒在地,很多人都会冷漠旁观,而不上去帮扶。基本道德底线的失守,使得各种让人寒心的现象总是在不断上演,越来越多的人担心,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一种“互害”模式,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

中国社会道德的问题何在?哲学教授邓晓芒的解释是:中国人的道德观仍建立在传统的熟人社会之上,帮助陌生人是次一级的道德原则。在他看来,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在当代陌生人社会中,已经暴露出了极端的不适应,这正是环境污染、毒食品泛滥以及各种以邻为壑等丑陋现象的文化根源。         

邓晓芒说,我们今天除了要在制度改革上进一步深化外,还必须花大力气在思想意识中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在现在的陌生人社会中,中国人应将道德建立在普遍的 人道主义基础之上。

作为康德的研究者,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思想上,邓晓芒都深受其影响。他说自己的道德准则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奉行合理的利己主义,另一方面在内心里奉行康德的道德自律。毫无疑问,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都是他所敬畏的东西。他要使其个人的行为准则,成为一条普遍的法则。

尽管邓晓芒认为当今社会的整体道德堪忧,但他并不悲观。“如果往深处看,这反而是一个机遇。所有传统的框框都被打破了,因而在道德领域,这是一个最具可塑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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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利己主义 道德自律

记者:我们在谈论道德时,总感觉它是一种比较虚的东西,但它其实可以落到实处,即做人的准则,能否谈谈你个人的道德准则?

邓晓芒:我的道德准则有两方面,即合理的利己主义加上康德的“道德自律”。

所谓的“合理”,是指在利己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利他”,这是市场经济环境下所需要的道德原则。我经常说我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但是个人主义并不意味着自私自利,个人主义很可能是利他的,而利他又不是自己完全没有所得,哪怕得到的是一种心理安慰,或者说心灵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也是可以的。

当然,合理的利己主义远不如康德所说的“道德自律”高尚,它只是一种起码的道德。所以,我把“道德自律”也纳入进来。这两个准则相结合,可以构成人类行为的普遍准则,而不至于自相矛盾。如果光有前者,那可能会为了利益而害人或者骗人,是不能自洽的;如果光有后者,“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似乎也难以做到。

很多人都觉得康德的道德思想是很抽象的,很不现实,对此我并不认同。我认为,它完全可以为合理的利己主义做理论论证,一种形而上的论证。其实,这套理念也可以在生活经验里得到印证,你害了人家,人家肯定不甘心,也会害你;你到处做好事,就种下了好的种子,迟早会得到回报。

记者:康德的道德自律与中国儒家的“慎独”和“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理念有何区别?

邓晓芒:我曾经在文章中批评过中国的“慎独”和“吾日三省吾身”,就是和康德的反思做比较。我认为,所谓的“慎独”恰恰不是道德自律,而是他律。

首先,真正的道德自律不在乎在“独”或“不独”,一个人独处和有人看着是一样的,因为那是我内心的原则。而儒家道德正因为是做给别人看的,所谓“学会做人”,所以才有独处时怎么办的问题。

其次,道德自律本身就是每个有理性的人独自的原则,和别人的眼光无关,这是一条个人意志自由的原则;而“慎独”不是自由意志,而是对自由意志的克制和防范,它本质上是一种接受下来的群体关系的原则,用自身所认定的群体关系来“克己复礼”。

最后,道德自律是自由意志的理性原则,是个体行为的逻辑规则,是经得起怀疑和逻辑推导的;而“慎独”是基于自然情感之上的道德规范,是情感性和非理性的,这套规范不是自由意志通过理性推理得出来的,而是从小在家庭里面天然接受下来、不容怀疑的。如果不遵守这套规范,就是“逆子”、“禽兽”,就会受到惩罚,所以久而久之形成了习惯,就可以“慎独”了。

[2015年9月28日,孔子诞辰2566周年,哈尔滨市孔庙举行祭孔仪式,图为学生们在表演传统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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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道德应遵循普世原则

记者:你曾说,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是建立在熟人社会的基础之上,已经不适应现在的陌生人社会。那我们要建立的新道德是怎样的?

邓晓芒:新的道德应建立在普世的人性和人伦基础之上。我们原来的人伦,主要基于家族和熟人关系,而我们今后要建立的人伦道德,是基于整个人类的。所以,我们要有“类”的意识,只要他是人,不管是什么种族、什么阶级、什么身份和地位,都应该有起码的道德底线。我心中理想的道德底线,就是建立在人类的“类”之上。

就是说,新道德不仅仅局限于熟人社会,也不仅仅局限于种族。实际上,我们有时候的道德表现,已经超出了血缘、地缘或种族,比如汶川地震的时候,大家都说“我们都是汶川人”;比如叙利亚难民,其他国家会向他们伸出援手。

记者:你曾提出,提倡儒学对社会道德的进步没有作用,但如果我们的社会多一些真正的儒学大家,如王守仁、曾国藩这样的人,我想对世道人心还是有用的。

邓晓芒:你不要看他们写出来的文字,而要看他们做的事情。曾国藩的外号叫“曾剃头”,他指挥打仗虽然是出于政治需要,但他也应该有点人性,可是他没有,没把“长毛”当人。我不太了解王守仁在镇压农民起义时具体是怎么做的,但是我可以想象,他也是绝不留情的。

王守仁也好,曾国藩也好,这些人在私德方面,尤其是从他们写下的东西来看,是过得去的,也确实可以当作师表来推崇。但我们还是只能对他们进行抽象继承、具体批判,要把他们的行为放在全人类的基础上来评判。古代的很多仁人志士,都是道德楷模,但一定要对他们做一个具体批判,否则就可能鱼目混珠,把残暴的那一面也作为道德因素继承下来。

记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在指挥战争的时候,有不杀人的选择吗?

邓晓芒:有选择。

记者:但那样他就打不赢了,甚至可能会被别人杀害。

邓晓芒: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要从功利方面来衡量,讲道德的肯定打不过残暴的。但如果要把某人树为道德楷模,那他必须有人性。几千年来,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凡是讲公平、正义的人,大多没有好下场。但是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特别是二战以来,这种情况开始有所转变,公平、正义成了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原则。

儒家不应再居独尊地位

记者:现在很多人在提倡儒学,提倡传统文化,希望能够借此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准。但你不认同这种做法,那么,你认为他们的问题在哪儿?

邓晓芒:问题是他们把未经批判的儒学应用于当今社会。我认为,儒家的确有些东西可以应用于当今社会,但它必须经过普世价值的洗礼。海外新儒家有这个意向,但是仍然很局限;国内新儒家就更加等而下之了,完全是很传统地理解儒家。海外新儒家,像余英时等人,他们有学问,又有现代思想,也讲民主,我还是比较钦佩的,但即便是海外新儒家,也没有正确认识到儒学在现代社会中应该处于何种位置。

儒家确实有一些可以继承的道德价值,但在现代社会意识形态中,儒家不应该处于几千年以来的独尊地位。海外新儒家也有这个倾向,他们以为完全可以在儒家的基础上,容纳西方的自由、平等,然后建立民主社会。这是不对的,儒家只是百家中的一家而已,现在的新儒家应该要意识到这一点。

记者:我个人对海外新儒家是比较认可的,也没有感觉到他们要把儒家放在独尊的位置上。但大陆的新儒家经常让我感到不舒服,第一是他们希望独尊儒术,第二是他们喜欢跟官方媾和。

邓晓芒:儒家就喜欢跟官方拉拉扯扯,这是儒家的劣根性。孔夫子一辈子没有做官,“累累若丧家之犬”。李零写孔子,说孔子如丧家犬,新儒家对他群起而攻之,其实他说的是对的。

记者:孔子还是做过官的,只能说在官场不如意。

邓晓芒:孔子是做了几天宰相,就开始乱杀人,其实挺恐怖的,幸好时间不长。

儒家特别想跟权力拉上关系。假如儒家不能跟权力拉上关系,而又没有道家来救赎的话,就只有像屈原那样自沉于汨罗江了。所以儒道互补是很有作用的,儒道互补以后,像屈原那样的人就很少了,因为当儒家得不到重用时,道家可以拯救他的灵魂。儒家如果没有官方的赏识,就跟丢了魂似的,他们必须依靠权力才能够硬得起来,这是非常需要批判的。

真、善、美可以作为信仰

记者:你说真、善、美可以当作我们的信仰,在你看来,什么是“真”?

邓晓芒:“真”就是科学,追求真理和真相,这是科学的目标,不要用任何别的东西来遮蔽这种目标,什么善意的谎言,什么策略的考虑,都不能掩盖。谎言就是谎言,欺骗就是欺骗。善和美都有一个是不是真的善和真的美的问题,善有伪善,美呢,纳粹时期也有艺术大师、电影大师为法西斯主义唱赞歌,文革时期则有八个“样板戏”,这些都不是真的美。所以真、善、美是互相依赖的,它们的共同标准就是人性的自由。唯科学主义之所以被人批评,也正是因为违背了人性的自由。

记者:据你的观察,我们这个社会是否具备足够多的“真”?为什么?

邓晓芒:中国人历来不强调“真”,只强调“诚”,甚至把“真”归结为“诚”,只要诚就是真了。但恰好诚是没有标准的,是主观的真,而主观是无限深邃的,具有某种“自我意识的自欺结构”。所以,我们这个最讲真诚的民族,反而最不诚实、最虚伪。由传统文化心理在这方面资源的贫乏,我们可以解释今天各种不诚信的社会现象。这不单是一个没有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问题,而且是缺乏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社会共识,没有人认为侵犯版权、卖假货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除非出了人命。

记者:我有一次采访丁学良,他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真、善、美当中,要做到真是最难的,因为善和美都是直接就能给别人好处的,但真可能会伤害一些人。假如你要坚持的真和周围人的利益有冲突,你会怎么选择?

邓晓芒:不光是伤害别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摧毁自己的人格,或者说无法建立起自己一贯的人格。我的人格里面既有中国传统的,主要是道家和禅宗的,也有西方理性的。所以,我在日常生活中很随和,一般不会和人冲突,采取难得糊涂的态度。甚至很多和别人难以相处的人,都能够和我处得很好,成为朋友。但我又是有原则的,在原则问题上,我不讲假话,不自欺欺人,也不退让。这个原则就是公平、正义,这不光是社会交往原则,也是个人的安身立命之坚守,我尽我所能做到,当然完全做到也不可能,心向往之吧。

《凤凰周刊》特约撰稿/王克己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6年第6期总第57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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