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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投行有没有在做正确的事?  

2015-08-21 20:37:00|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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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周刊》记者/王衍

原文标题《亚投行已经在做正确的事——专访非洲开发银行行长唐纳德·卡贝鲁卡》

“我想再次指出,非洲是一个拥有54个国家的大陆,不是一个国家;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合作不仅仅是在自然资源,还有更加广泛的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非洲开发银行(下称非开行)行长唐纳德·卡贝鲁卡(Donald Kaberuka)日前访华时反复强调说,在其与中国打交道近20年的过程中,感到太多来自中国的误解。


一身非洲精英气质的卡贝鲁卡,谙熟中国经济腾飞的发展之道。他出身于非洲小国卢旺达,但从先进的欧美国家,到如今崭露头角的中国,再到贫穷落后的非洲国家,多年来他游刃于诸多发展模式和经验当中,其观点在非洲领导层颇具代表性。


如今中国政府大力向海外推广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资、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等举措,与他着力非洲发展的重点不谋而合。为此,在今年8月即将卸任前夕,他专程再次到访中国。


已经建立了半个多世纪的非开行,与“初出茅庐”的亚投行之间究竟会摩擦出怎样的火花?前者对于后者又有何经验和教训可以提供?7月末,《凤凰周刊》记者在卡贝鲁卡访华期间对其进行了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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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开行和亚投行已开始合作


记者:你此前在媒体上说,欢迎亚投行和非开行展开合作。这次访华,你在这方面的收获是什么?


卡贝鲁卡:我们此行会见了包括财政部、外交部等不同政府部门和机构的人员,也有新成立的亚投行和金砖银行的相关负责人,讨论了他们的策略和商业模式,还有未来和非洲开发银行合作的可能性。

亚投行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组织,而非洲现在也最需要(基础建设),所以两者可以在这方面进行合作,并可进行联合融资。2014年5月,中国与非开行建立了规模为20亿美元的非洲共同增长基金。这个基金最早的投资项目是在埃及建设世界上第二大的机场,而埃及也是亚投行的成员国。所以,(未来)我们会和亚投行有更多方式的合作。


记者:这么多年来,非开行有哪些可取的经验呢?


卡贝鲁卡:回顾非开行的历史,其在上世纪60年代建立时,已经有了世界银行了。但作为全球化与区域化的一部分,非开行致力于非洲地区的经济发展,范围比世界银行小,关注对象更为集中。不论是非开行还是同一时期建立的亚洲开发银行,情况相似的是,我们不仅借钱给各国政府,也给私人商业机构,只要这些机构达到一定标准。过去十年,我们一直像企业一样评估各种项目,并保持着AAA的信用评级,这使得来自市场的投资建立在一个有竞争力的信用基础上。目前我们的不良贷款在私人商业部分的比重低于3%。而我们的目标也不是商业性银行,这意味着不是只借出钱,而是要得到发展成果,让非洲的基础设施、贸易、教育、医疗等方面得到更好的发展。


记者:(非开行)有需要改进的方面么?

卡贝鲁卡:(笑)这一点我会和下一任非开行行长说,但不会对公众公开。

记者:你对亚投行有何建议?

卡贝鲁卡: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银行,它也是21世纪金融机构的一个范本。它从旧的组织模型中学习,正在致力于建设新的、更高效的机构。我想我没有资格给他们建议,如果一定要提,我能给他们一些关于系统、管理、产品,还有商业模型方面的建议。但在我看来,他们已经着手在做很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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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行长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危机


记者:作为非开行行长,过去十年,你经历的最有成就和最具挑战的事情是什么?


卡贝鲁卡:这是个挺难的问题。作为行长,通常要求你会处理危机,因为一次危机会把你之前的成就全毁了,只有成功化解危机,才能有最后的成就。过去十年,我重点推行的是发展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鼓励私有部门的发展,试图满足更多的市场需求。


这期间最困难的时刻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那时候,我们要研究如何将非洲国家的损失降到最低。我们要开发新的产品,使用新的系统来更加高效地工作。我们增强了银行的流动性,增加了银行服务和金融性产品,大股东们还同意用比以前三倍之多的金额进行融资,最后收效不错。这场金融危机就像一场瘟疫,让我们伤痕累累,现在仍在缓慢地“复原”中。而增加就业率、解决债务问题都是结构性的长期难题,需要不同的处理方式。


但也有令人头疼的事情,例如2013年南苏丹爆发的政治危机,可惜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因为没有权力去干涉(内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悲剧发生。不过,令人骄傲的是,非开行成立这么多年,非洲国家的任一次动乱都没有终止它的作用。


记者:作为出身卢旺达的行长,如何拿捏卢旺达的利益和其他非洲国家的利益?


卡贝鲁卡:我会对所有非洲国家的态度一致。(作为行长)你必须要公平、平等。要知道,卢旺达对于非开行来说相当于尼泊尔对于亚投行。非洲国家的股东中,尼日利亚对非开行的投资最大,是最大的股东,但选行长并不是看候选人国籍。(但下任行长是尼日利亚人?)确实,尼日利亚现在有非法洗钱的可能性,但非开行并不是看选举人是来自尼日利亚、南非或者肯尼亚,还是看谁更加合适,只是碰巧选择了尼日利亚人。


记者:非开行成员国不仅有53个非洲国家,也包括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中国等其他地区大国。如何处理这些成员国之间的关系?


卡贝鲁卡:非开行的资金来源有40%来自这些国家(亚洲国家中日本是最大股东),60%来自于非洲国家。不同国家有不同的需求和想法,争议有时可以化解,有时不能,这时你需要帮助他们达成协议。但总体来说,更多的时候大家是愿意合作的。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是,是否应该支持生物能源——如果有更多的绿色能源就能不再使用煤炭了。但很多来自非洲的成员国并不支持生物能源的使用。类似这样的问题上就需要进行协商。


记者:有批评说,虽然非开行发展这么多年了,但是对非洲当地民众、民间组织的关注度不够。你如何回应这一点?


卡贝鲁卡:这是比较正确的批评。我认为我们应当在这方面做更多努力。过去我们可能放了过多精力去接触政府、商人、国际组织,未来应更多接触当地民众。我觉得非开行在非洲不同国家的分支机构应该多做宣传,在环保、艾滋、政府透明度等方面,跟当地人有更多接触。


非洲不能照搬中国模式


记者:在非洲,很多人表示羡慕中国在短短30多年的经济腾飞,你对中国的发展有这样的感受么?非洲国家能否套用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卡贝鲁卡:我第一次访华是1997年去香港,所以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香港这样的国际金融中心。后来去了深圳、广州、上海和北京,还参观过包括华为在内的很多中国企业。中国每次都能让我感觉到惊人的变化。


谈到中国模式的问题,我想我们无法直接套用,只能从中学习,就像不能直接套用美国模式一样。非洲国家跟中国太不一样了,中国是一个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非洲有53个国家,并且贫富不一。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基于中国特有的历史和现实决定的,非洲不能直接照搬。不过,在中国改革的经验中,有三点值得非洲国家学习,也都与邓小平有关:第一是1979年进行土地改革,将农村的土地承包给农民分散经营,这为中国提供了足够的食物;而让农民去城市务工,推动了工业化发展。所以如果想要加快工业化步伐,就要提高国家的生产效率。如今在越南,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效果。第二是作风务实。第三是发展经济特区。


记者:中国如今在非洲有很多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但我们也看到,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速度很快,当把这些带到非洲时有些未必适用于当地,尤其涉及到环境等因素,你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卡贝鲁卡:确实,中国在非洲建设基础设施的速度很快,而且中国工人工作时间很长,又吃苦耐劳,我很敬佩这一点。但如果你问我,我们是否应该(为了建设基础设施)而牺牲民众(的利益)?如果把基建这些放在民众的对立面,那么我们会用严格的标准来保护民众的利益,因为这是他们的钱。环境方面也是一样,如果因为追求建设影响环境,所有的人未来都会受影响,因此国际组织或者机构对施工方设立很高的环境标准是对的。为了保护环境而延迟完工,我认为是值得的。


[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5年第23期总第55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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