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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板亚投行?日本1100亿投资亚洲基建背后  

2015-06-25 21:12:00|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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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15年6月6日,原计划2013年举行的第五次中日财长对话于当日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重启,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和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出席了对话。


《凤凰周刊》记者/嘉沐


五次中日财长对话在搁置两年后,于2015年6月6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重启。两国财长就中日经济、财政合作和两国国际合作进行了讨论。让外界最为关注的是,双方在亚洲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达成了一致。


仅仅半个月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邀请东南亚各国部长出席的一次会议上发表演讲,宣布今后五年将投资约11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这个数字正好超出亚投行设定的1000亿美元金额,被认为明显针对亚投行。


对此,被认为“个性都很强”的两位财长也进行了坦率交流:中国欢迎日本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日方虽然秉承既定态度,却也认为“亚投行提出来是件好事”。“在亚投行和安倍所说的计划都不甚明晰的情况下,这次财长会议的气氛这么融洽,还能在推进基建方面达成共识,让我感到很惊讶。”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中国事务所次长宫崎卓向《凤凰周刊》记者感叹。


日媒评价称,围绕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的设立,一直处于对立状态的中日坚冰开始融化。在海外投资上经验不足的中国的烦恼也略有显现。日本也从对立转向参与,欲从外部关注中国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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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亿集中在地铁和桥梁建设


据亚洲开发银行(下称亚开行)预测,2010年到2020年亚洲地区将有8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而目前,亚开行每年对亚洲地区基建贷款额度在130亿美元左右,十年总投资额度才1300亿美元,缺口明显。《日本经济新闻》认为,安倍现在决定增加对亚洲国家开发援助,是强烈意识到亚投行的创立将削弱日本在亚洲的影响力,因此必须加强融资能力,维护日本的主导权。


根据日本政府制定的方案,这1100亿美元由如下几部分构成:日本将通过其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提供约53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向国际协力银行和国际协力机构分别增资约200亿美元和335亿美元,同时大幅增加政府开发援助的低息贷款和无偿援助资金。


对于本轮投资,安倍强调,日本将主要集中在地铁和桥梁建设,尽管这些项目昂贵,但耐用、环保以及抗灾是这些项目的优势。安倍在宣布该计划的演讲中,光是“质量”一词就用了7次,他还以60年前日本主导建设的缅甸水电站承担其全国20%电力为例,称“日本可以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向亚洲国家提供经久耐用、对自然环境负荷小、具有防灾减灾作用的高品质基础设施”。


不过,日本产品在价格上令发展中国家敬而远之的例子也不少。日本去年6月汇总的“基础设施出口战略”指出,日本产品的性能居于全球最高水平,但在价格方面等竞争失利。从实际夺标成果来看,被中国和韩国远远甩在身后。共同社指出,要让日本经济从海外经济增长中受惠,就不能仅依赖产品的优良性能,还需要努力降低价格。


参加此次中日财长对话的一位日本财务省官员向《凤凰周刊》记者指出,亚投行的1000亿是准备金,而安倍提出的1100亿是专门为基建项目所增加的融资,完全是两个概念。“并不是媒体所宣传的那种‘斗争’关系。”


在宫崎卓看来,目前判断亚投行和安倍倡议之间的关系似乎为时过早,因为这取决于两个实体的概念,比如是以援助为导向还是以商业为导向,又或者目标区域是否相似。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马淑萍也认为,日本此次加大亚洲基础设施投资有其必然性,不宜过度解读。她指出,早在21世纪初期,日本国内的一些学者和官员认为日本对外投资过于依赖中国,会给其带来政治和经济的潜在风险,因此应考虑加大对印度、越南、缅甸等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但由于印度等国家基础设施差,产业配套能力不足,最终没有开展下去。由于日本是纯商业社会,如果不能盈利,企业是不会跟风出去的。“因此,亚投行的建立,加快了日本投资亚洲基础设施的决心,这对亚洲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坏事。”


“有了亚投行,日本方面也开始加强改革,比如提高亚开行的审批速度,对旗下部门进行合并以扩大融资能力等。其实对我们是好事。”上述财务省官员说。


由美国和日本共同主导的亚开行,一直被指责条件苛刻、效率不高,也无法满足亚洲基建市场的需求。任何项目要获得贷款,都要在政府透明度、意识形态等方面通过考核,还有环保、雇佣、招投标等方面的多种要求,而各种考核动辄需要一两年。


为了明确突出与亚投行的差异,亚开行也在加强与民营企业的合作。去年9月,日本成立了“官民合作部”,负责向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政府提供有关官民合作模式下的建议以及促成业务。该部门还计划与日本和欧美大型银行扩大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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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赔偿到经济合作


谈到日本对外基建项目投资,一般会提到共同开发模式,包括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项目、国际机构援助项目以及民间开发项目等。由于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巨额建设资金存在风险,日本政府一般采用国家财政预算拨款和动员日本金融机构以及大型企业共同参与投融资的方式来筹集这笔巨额资金,以减少来自在野党和日本国民的阻力。


日本大举开始在亚洲投入基建始于二战之后。上世纪50年代,日本实施战争赔偿与经济合作相结合的政策,利用战后无偿援助扩大日本企业的对外贸易,与东南亚国家建立良好合作关系。由于日本基建项目质量过硬,当时东南亚国家对其评价颇高。


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案例是湄公河国际开发的调查规划。据马淑萍介绍,日本政府1958年向联合国亚洲极东经济委员会(ECAFE)提出实施援助申请,出资24万美元,并由日本工营、电源开发公司以及各省厅相关水资源技术专家组成调查团,对湄公河下游主要支流进行了3次调查,1961年向老湄公河委员委递交了《湄公河下游主要支流勘查报告书》,首次将湄公河下游综合开发规划具体化。“该报告不仅意味着日本迈出了战后国际援助的第一步,从战争赔偿向发展中国家经济技术合作发展,而且成为今后研究湄公河支流开发的重要依据,受到泰国、柬埔寨、越南、老挝等下游四国的高度评价。”


为促进企业对外贸易和投资,日本在60年代相继设立日本输出入银行(现国际协力银行)、海外贸易振兴会(现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等政府援助实施机构。在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专业性行业组织,帮助企业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海外投资。


宫崎卓说,日本在援助过程中注重同时捆绑不同方式,如无偿援助、贷款援助、技术合作等,并为个别项目有机选择多种方式。


“总的来说,软制度的输出在日本对外投资项目中不断增加。”据马淑萍介绍,70年代日本企业到东南亚闯荡时,也有很多不合规范的地方,很多国家曾集体抵制日货。后来日本政府开始规范企业行为,行业协会也自发反省,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环保等方面的要求。对外投资理念逐步从单纯重视盈利向兼顾当地社会发展转变,如解决当地就业、人员培训、提供医疗服务等。


“如果在某个偏远地区进行投资,欧美国家一般会派精英过来,雇佣当地劳动力;日本则会培养当地的管理人才,会从长远考虑如何扎根于此。”曾调研过在华日资企业的马淑萍说。


确保为国家利益做出贡献


与此同时,日本ODA所支持的国家也在发生变化。随着1974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成为日本继东南亚之后寻求的合作伙伴,三十年来中国几乎60%的外援项目都来自日本,比如首都机场、北京地铁等。但随着日元升值,海外开发收益逐渐恶化,日本1980年代中期以后的投资由海外市场向国内市场回归。


1993年以后,日本企业开始利用民间资本迈向全球化道路。该阶段其国内经济处于低迷阶段,企业必须出海寻找商机,而彼时海外市场的开放也为日本企业的全球化发展创造了好机遇。由于经济快速发展,亚洲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出现瓶颈,需要借助外力。


“泡沫经济之后,世界开始批判日本模式,日本政府不得不重新思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马淑萍说,21世纪受欧美、特别是英国的影响,日本政府开始鼓励利用民间企业的资金、技术和经营能力参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比如,政府不再直接参与大型项目的组织协调工作,更多的发挥综合商社等民间企业的作用,利用综合商社的商业、融资等资源整合能力,带动相关企业进行海外综合开发。另外,对相关的国有企业进行了民营化改革。”


此外,日本政府过去多依靠下属机构解决融资问题,90年代后期开始依靠国际组织,比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并不断完善其制度体系和标准。


“这样来看,安倍现在的表态似乎意味着一种回归,一是开始加强国内开发机构的援助和投融资作用,包括日本为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在内,以增强日本对外的直接影响力;二是加强亚洲地区的开发与合作。”马淑萍说。


今年2月10日,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制定了新的关于ODA方针的《开发合作大纲》。按照以前的大纲,受援国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后,就不再向其提供援助,但是新大纲撤销了这一限制。此外,新大纲还出现了ODA“要确保为国家利益做出贡献”的说法。在宫崎卓看来,这个变化是很自然的。“面对低迷的经济形势,日本也会利用援助为自己获得更多利益,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社会方面。”


基建领域:中日优势可互补


对于是否加入亚投行,日本方面一直传达出不确定的信号。


日前在德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川村泰久表示,日本在中国重视有关人权、债务、环境以及政府管理等问题之前,不会决定是否会加入亚投行。他还指出,东京叫板亚投行?日本1100亿投资亚洲基建背后 - 凤凰周刊 - 凤凰周刊方面要求中国当局在腐败等问题上予以澄清,但是北京方面还要理顺这些问题。


对此,上述来自日本财务省的官员称,日本对于亚投行一直持观望态度,虽然成为不了创始成员国,但未来也不排除成为成员的可能。


在5月2日举行的亚开行理事会第48届年会新闻发布会上,亚开行行长中尾武彦开诚布公地表态,亚开行近80%的运营项目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将运用在该地区的专业经验同亚投行在跨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展开共同融资与合作。


日本还计划通过向中国提供组织运营和融资基准等相关知识,扩大影响力。据共同社披露,亚投行临时秘书处的学习会曾在北京某高级外资酒店举行。学习会的主题是国际金融机构组织运营方法以及避免投资项目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的方法。会议召集了IMF和亚开行干部等人士。参加者表示“中国展示了向发达国家坦率学习的姿态”,可以看到其有意取长补短的考虑。


宫崎卓认为,日本一直呼吁的优势多在软因素,如项目运行、管理和生命周期成本的节约;而中国经济一直饱受产能过剩影响,即硬因素。虽然竞争不可避免,但中日双方的需求明显,必然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马淑萍提到,在基建领域,日本在东南亚较有优势,中国在非洲更有优势,未来如果中日加强协作,实施共同开发,利于缓和地缘政治矛盾,加快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此外,中国目前融资能力强有一定成本优势,而日本综合实力和资源整合能力强,这些优势完全可以互补。


最近的例子是今年2月伊藤忠与泰国正大集团(CP)对半出资,向中国最大的国有企业中信集团旗下的中信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约1.2万亿日元。


中信集团作为改革开放的对外窗口,是应前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的指示于1979年成立的。第一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荣毅仁,后来曾任国家副主席。外界认为,这样一家直接牵扯国家命脉的企业,其11%的股份由外资持有,按照以前根本无法想象,但中共目前推行的国有企业改革使之成为了可能。


伊藤忠披露的公告显示,“中国中信”的主要业务是“金融服务、资源能源、制造业、不动产、基础建设”。这些正是伊藤忠的短板,作为日本第三大综合商社的伊藤忠,年销售额高达14.6万亿日元(2013年度),但与三菱商事、三井物产等竞争对手相比,其强项是粮食和纤维等板块,金融、不动产、资源能源等板块则偏弱。


“中国未来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时也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比如政府、银行、企业之间如何协作,从而让中国企业更好地抱团走出去。”马淑萍表示,“对于中国的崛起,日本虽然不适应,但如果中日能够有合作,处理好这个关系,对亚洲乃至世界绝对是好事。”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5年第18期总第54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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