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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经济转型的最后机会   

2015-06-12 20:56:00|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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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福林       香港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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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经济转型的最后机会 - 凤凰周刊 - 凤凰周刊

中国经济已临近最后的窗口期,要实现经济的转型和发展,其出路在于加快从工业大国走向服务业大国。为此,必须深化政府改革,以释放服务业活力。


凤凰周刊特约撰稿/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院长


前,中国发展步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增长转型改革高度融合。能不能有效地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准确判断和把握未来几年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


中国正面临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从规模城镇化走向人口城镇化,从物质型消费走向服务型消费三大经济转型升级历史性趋势。

这三大转型升级的出路在于加快从工业大国走向服务业大国,到2020年基本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我的总的判断是:2020年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关节点,是经济转型的最后窗口期。


也许有人会问,中国搞服务业,不要工业了?其实,这恰恰是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的需要。工业需要生产性服务业,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只有15%,而美国、德国的信息、设计、研发、物流、销售等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高达70%以上,这才有其高端制造业的发达。


从工业大国到服务业大国


2008年,面对外部市场的深刻复杂变化,我提出“从投资大国走向消费大国”的主张和观点。在近几年研究中,我进一步看到,消费的本质需求是服务。人口城镇化、消费升级、工业升级都需要并将推动服务业大发展。


首先,人口城镇化释放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巨大空间。从国际经验看,从工业化中后期走向工业化后期,城镇化率至少要达到60%以上,但中国2013年只有53.73%,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6%。2015-2020年这6年,从以“半城市化”为特征的规模城镇化走向人口城镇化,意味着近4亿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到2020年即使人口城镇化率仅提高10个百分点,也有可能带动服务业比重提高7-8个百分点。


其次,服务型消费全面快速增长为服务业发展提供巨大市场空间。从消费规模看,2014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6.2万亿元,估计到2020年有可能达到45万亿-50万亿元,有望在2013年基础上实现倍增。从消费结构看,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正处在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由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快速升级的重要时期。预计到2020年城镇居民服务消费支出占比可能提高到40%-45%,一些发达地区甚至可能达到50%-60%。


再有,工业转型升级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注入内在动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形成历史性交汇点。中国能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把握先机,主要取决于能否有效提升研发、设计、物流、销售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先行工业化国家都经历了一场向服务经济转型的结构性变革。


2014年中国GDP增长7.4%,第二产业增长7.3%,服务业增长8.1%,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48.2%,创历史新高。这一高一低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


破解结构性障碍


然而,我们也应该正视,中国服务业发展目前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海南发展健康服务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健康服务产品供给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服务水平不高。海南全省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00万人,但目前从事养老护理服务的工作人员仅1000余人,100个老人仅有0.05个护理人员,且持证上岗率仅为5%,发展健康服务及其职业教育的现实需求增大。


事实上,要实现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型升级,面临着多方面的结构性矛盾。首先,服务业领域的行政垄断远未打破。比如,教育、医疗,在坚持国有主导的同时,市场放开很有限。其次,中小企业发展严重滞后。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突出矛盾在于,民间的服务业部门没有真正做大。第三,服务业与工业的某些发展政策不平等。例如,服务业用水、用电、用气、用地价格普遍高于一般工业。另外,还有税负、融资、人才等诸多困难。


因此,服务业市场开放比工业的更复杂,涉及到财政结构、税收结构、金融结构、教育结构等,这种结构性的矛盾要突破,需要结构性改革。


第一,应把破除行政垄断作为服务业市场开放的重点,彻底打破社会资本进入服务业市场的制度“玻璃门”、“弹簧门”,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资本活力。考虑到行政垄断是妨碍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主要矛盾,建议把反行政垄断纳入《反垄断法》,并建立反垄断的审查制度。


第二,要理顺服务业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除政府必须确保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之外,未来5-6年要在绝大多数服务业领域放开价格管制。


第三,加快形成服务业创新创业的制度环境。支持和鼓励更多的地方政府设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支持中小企业实行职工持股,全面实施企业自主登记制度;实现服务业与工业政策平等,对列入国家鼓励类的服务业在供地安排上给予倾斜,到2020年全国基本实现服务业与工业“同地同价”,在全国范围内加快推进工商业水电气“同网同价”。


第四,深化宏观体制改革,配套推进政策调整。财税体制改革在“放水养鱼”上要有更大力度,可以考虑对小微企业设置更低的增值税税率,提高企业所得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形成小微企业的自动减税机制;支持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服务的社区银行、互联网金融机构等民间金融创新发展、规范发展;调整教育结构迫在眉睫,要进一步放宽社会资本进入职业教育的门槛,提高技术应用型高校的比重,尽快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政府改革释放活力


最后,以上结构性改革又和政府改革紧紧联系在一起。建议通过深化政府改革释放服务业活力。


简政放权是本届政府的最大亮点,在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激发市场活力上取得显著成效,并成为近两年稳增长的重要因素。下一步,如何在大幅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的基础上,推进行政权力结构改革,理应成为政府改革向纵深推进的重点。


首先,尽快在中央和省级政府层面全面推行负面清单管理。负面清单管理是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实现服务业主导转型升级的关键一招。目前,在中央和省级政府全面实施负面清单管理的时机和条件基本成熟,建议年内基本实现中央和省级政府负面清单管理,以负面清单管理倒逼转方式、调结构,倒逼服务业市场开放。同时,把建立各级政府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财政支出清单,作为政府自身改革的重大举措,并在年内实现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财政支出清单的公布。


其次,尽快实现行政审批与市场监管分离。要在简政放权的同时实现放管结合,关键在于行政审批和市场监管的分离。为此应当明确,把加快推进行政审批与市场监管分离作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点;从国家层面整合市场监管职能,组建综合性、权威性的市场监管机构;加快完善市场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实现政府的市场监管权力法定化。


第三,建立政府自身改革的第三方评估机制。建议把第三方评估作为政府自身建设的一项重要制度,在各级政府全面推行。同时,引入社会组织、公益机构、智库等参与第三方评估。


把上述政府改革推向纵深,意味着行政权力深度重构,涉及部门、地方、行业利益的深度调整,势必有方方面面的困难。这就需要改革者勇于担当,同时要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唯有如此,方能把握住中国经济转型的最后窗口期,到2020年基本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


[记者赵福帅采访整理]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5年第15期总第54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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