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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老龄化的困难和奋斗 | 凤凰周刊   

2015-03-19 18:29:00|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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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未富先老的中国而言,人口老龄化问题日渐显现,而邻邦的前车之鉴和应对经验,值得中国慎思明辨。 日本的人口结构老龄化进展相当迅速。老龄化会增加养老金、医疗以及福利等社会保障支出费用。同时显露的麻烦是——日本还在不断少子化,也就是劳动适龄人口(20-64岁)在减少,而恰恰是这部分人支撑了大量的社会保险缴费。 由此可以预见,日本将面临政策性经费来源紧张,政策自由度进一步降低,甚至政府还不得不降低社会保障、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对国民生活不可或缺的公共服务水准。而且,公共债务的净增将财政负担转移给后代,代与代之间的不公平将进一步加剧。 同时,虽然现阶段的国债利息水平很低,但是如果债务余额的增加导致民众对财政的信任度降低,该利息水平就会上涨。如此,不仅会导致保有大量国债的金融机关总资产价值乃至信用力大大下降,带来金融系统不稳定,而且还会由于政府财政的进一步恶化给筹集资金带来困难。因此,财政重建迫在眉睫。 少子老龄化的压力 统计数据显示,日本人口结构在过去50年中迅速老龄化。1965年65岁以上人口(以下称“老年人口”)618万人,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以下称“老年人口比率”)只有大约6%,2012年老年人口达到3083万人,老年人口比率大约24%。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预测,2050年日本老年人口比率预计将会高达大约39%。 另一方面,未成年人(19岁以下)在1965年是3602万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以下称“未成年人口比率”)约为36%,预计2050年这一比率大约13%。届时日本的“老年扶养比”(老年人口和劳动适龄人口的比率)甚至会达到1:1。这意味着,日本社会将面临每个劳动力扶养一位老人的时代。 老年扶养比之中劳动适龄人口的比例越小,支撑社会保障制度越困难,该比达到1:1的情况下,社会保障制度的根基就很容易被动摇。安倍政府已经提出了以提高出生率而遏制总人口减少的长期目标,今后打算将少子化防止政策扩充,大力推行。 伴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养老金、医疗、福利以及其他相关社会保障支付费用逐年增加,引发日本财政状况日渐恶化,为解决此问题,日本政府制定了明确的财政重建目标: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基础性财政收支(Primary Balance,以下简称“PB”),在2015年度之前,与2010年度相比,赤字占GDP之比要减少一半;二是在2020年度之前实现均衡化;三是其后的债务余额占GDP之比稳定下降。 “一体改革”支撑社会保障 日本政府为了充实社会保障的同时实现财政健康化,正在进行社会保障与税制的一体改革(以下简称“一体改革”)。 一体改革的重点是将消费税率上调,从而增加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进法》指出,改革的基本思想是,“社会保障让广大国民都受益,因而所需费用要让每一代人都广泛公平地分担,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中央和地方政府用于支付社会保障的公共日本老龄化的困难和奋斗 | 凤凰周刊 - 凤凰周刊 - 凤凰周刊 
费用拨款,就由消费税和地方消费税来承担”。 通过一体改革,包括因上调消费税率而增加的税收(国家和地方),除现行的地方消费税(相当于1%)之外,已经全部被列为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 之所以选择消费税作为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其理由有三。首先,消费税的税收较为稳定,不会被经济是否景气及人口结构变化轻易左右。即便经济不景气,无论对年轻人还是老年人,购买生活必需品依然是刚性需求,因此很难撼动税收基础。其次,消费税的负担不会集中于劳动人口等特定人群,给经济活动造成的负面影响比较小。第三,消费税的资金筹措能力较强。在消费税率上调至5%之后的15年左右中,中央的消费税税收(相当于4%)每年度一直处于大约10亿日元。因此,上调消费税率1%会筹措到2.5亿日元左右的收入。 在一体改革中,增加的消费税税收将一部分用于充实社会保障。除了对于老年人的扶养之外,还要加强对于第二代、第三代以及劳动适龄人口的帮扶,以将传统的主要保障老龄者生活的社会保障制度,转变为所有年龄层全面应对型的制度。 为了实现这样的改革,政府将消费税税收的用途,从面向老龄者的三大经费(基础养老金、老年医疗、看护)扩展到了包括育儿在内的社会保障四大经费。如果依照现行的《税制根本改革法》的安排,2015年10月将消费税率从现在的8%上调至10%(一体改革前:5%)、增加的税收在2017年度相当于5%的增税,即14万亿日元。 政府会从中拿出大约2.8万亿日元被用来充实社会保障、其余相当于4%的大约11.2万亿日元则用于增强社会保障财源。这其中,0.8万亿日元是用在因消费税增加而物价上涨所导致的社会保障四大经费支出的增加部分,3.2万亿日元是用作将国库对基础养老金的拨款比例永久固定在二分之一(从前只有三分之一)的资金来源,以此避免对未来养老金的支付造成影响。剩下的约7.3万亿日元则用在资金来源尚未得到稳定保障的现有社会保障费用的支出上,以此减轻对后代的遗留负担,实现财政健康化。 财政重建道路的陡坡 《税制根本改革法》的附则中规定,执行上调消费税率前,需要“综合考量经济状况等,采取包括停止实施上调在内的必要措施”(简称“经济判断条款”)。为此,安倍内阁在2014年4月1日之前并没有采取停止措施,于是在该日消费税率依照该法从之前的5%上调至8%。 不过,最近安倍首相不得不宣布财政重建道路上的重大改变。作为下一个阶段的关键步骤,即在2015年10月1日将消费税率继续上调至10%。在2014年11月18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安倍首相表明,鉴于现阶段因消费税率上调而造成消费尚未复苏的状况,决定暂缓继续上调,将时间推迟到2017年4月1日。他同时强调,为了在财政重建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这一时间将不会再推迟。 在他看来,这一举措可谓税制重大改变,也正是因此,安倍内阁在2014年11月21日解散了众议院,让国民在当年12月14日举行的众议院大选时,投票表决这次税制上
费用拨款,就由消费税和地方消费税来承担”。 通过一体改革,包括因上调消费税率而增加的税收(国家和地方),除现行的地方消费税(相当于1%)之外,已经全部被列为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 之所以选择消费税作为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其理由有三。首先,消费税的税收较为稳定,不会被经济是否景气及人口结构变化轻易左右。即便经济不景气,无论对年轻人还是老年人,购买生活必需品依然是刚性需求,因此很难撼动税收基础。其次,消费税的负担不会集中于劳动人口等特定人群,给经济活动造成的负面影响比较小。第三,消费税的资金筹措能力较强。在消费税率上调至5%之后的15年左右中,中央的消费税税收(相当于4%)每年度一直处于大约10亿日元。因此,上调消费税率1%会筹措到2.5亿日元左右的收入。 在一体改革中,增加的消费税税收将一部分用于充实社会保障。除了对于老年人的扶养之外,还要加强对于第二代、第三代以及劳动适龄人口的帮扶,以将传统的主要保障老龄者生活的社会保障制度,转变为所有年龄层全面应对型的制度。 为了实现这样的改革,政府将消费税税收的用途,从面向老龄者的三大经费(基础养老金、老年医疗、看护)扩展到了包括育儿在内的社会保障四大经费。如果依照现行的《税制根本改革法》的安排,2015年10月将消费税率从现在的8%上调至10%(一体改革前:5%)、增加的税收在2017年度相当于5%的增税,即14万亿日元。 政府会从中拿出大约2.8万亿日元被用来充实社会保障、其余相当于4%的大约11.2万亿日元则用于增强社会保障财源。这其中,0.8万亿日元是用在因消费税增加而物价上涨所导致的社会保障四大经费支出的增加部分,3.2万亿日元是用作将国库对基础养老金的拨款比例永久固定在二分之一(从前只有三分之一)的资金来源,以此避免对未来养老金的支付造成影响。剩下的约7.3万亿日元则用在资金来源尚未得到稳定保障的现有社会保障费用的支出上,以此减轻对后代的遗留负担,实现财政健康化。 财政重建道路的陡坡 《税制根本改革法》的附则中规定,执行上调消费税率前,需要“综合考量经济状况等,采取包括停止实施上调在内的必要措施”(简称“经济判断条款”)。为此,安倍内阁在2014年4月1日之前并没有采取停止措施,于是在该日消费税率依照该法从之前的5%上调至8%。 不过,最近安倍首相不得不宣布财政重建道路上的重大改变。作为下一个阶段的关键步骤,即在2015年10月1日将消费税率继续上调至10%。在2014年11月18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安倍首相表明,鉴于现阶段因消费税率上调而造成消费尚未复苏的状况,决定暂缓继续上调,将时间推迟到2017年4月1日。他同时强调,为了在财政重建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这一时间将不会再推迟。 在他看来,这一举措可谓税制重大改变,也正是因此,安倍内阁在2014年11月21日解散了众议院,让国民在当年12月14日举行的众议院大选时,投票表决这次税制上
对于未富先老的中国而言,人口老龄化问题日渐显现,而邻邦的前车之鉴和应对经验,值得中国慎思明辨。


日本的人口结构老龄化进展相当迅速。老龄化会增加养老金、医疗以及福利等社会保障支出费用。同时显露的麻烦是——日本还在不断少子化,也就是劳动适龄人口(20-64岁)在减少,而恰恰是这部分人支撑了大量的社会保险缴费。


由此可以预见,日本将面临政策性经费来源紧张,政策自由度进一步降低,甚至政府还不得不降低社会保障、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对国民生活不可或缺的公共服务水准。而且,公共债务的净增将财政负担转移给后代,代与代之间的不公平将进一步加剧。

费用拨款,就由消费税和地方消费税来承担”。 通过一体改革,包括因上调消费税率而增加的税收(国家和地方),除现行的地方消费税(相当于1%)之外,已经全部被列为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 之所以选择消费税作为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其理由有三。首先,消费税的税收较为稳定,不会被经济是否景气及人口结构变化轻易左右。即便经济不景气,无论对年轻人还是老年人,购买生活必需品依然是刚性需求,因此很难撼动税收基础。其次,消费税的负担不会集中于劳动人口等特定人群,给经济活动造成的负面影响比较小。第三,消费税的资金筹措能力较强。在消费税率上调至5%之后的15年左右中,中央的消费税税收(相当于4%)每年度一直处于大约10亿日元。因此,上调消费税率1%会筹措到2.5亿日元左右的收入。 在一体改革中,增加的消费税税收将一部分用于充实社会保障。除了对于老年人的扶养之外,还要加强对于第二代、第三代以及劳动适龄人口的帮扶,以将传统的主要保障老龄者生活的社会保障制度,转变为所有年龄层全面应对型的制度。 为了实现这样的改革,政府将消费税税收的用途,从面向老龄者的三大经费(基础养老金、老年医疗、看护)扩展到了包括育儿在内的社会保障四大经费。如果依照现行的《税制根本改革法》的安排,2015年10月将消费税率从现在的8%上调至10%(一体改革前:5%)、增加的税收在2017年度相当于5%的增税,即14万亿日元。 政府会从中拿出大约2.8万亿日元被用来充实社会保障、其余相当于4%的大约11.2万亿日元则用于增强社会保障财源。这其中,0.8万亿日元是用在因消费税增加而物价上涨所导致的社会保障四大经费支出的增加部分,3.2万亿日元是用作将国库对基础养老金的拨款比例永久固定在二分之一(从前只有三分之一)的资金来源,以此避免对未来养老金的支付造成影响。剩下的约7.3万亿日元则用在资金来源尚未得到稳定保障的现有社会保障费用的支出上,以此减轻对后代的遗留负担,实现财政健康化。 财政重建道路的陡坡 《税制根本改革法》的附则中规定,执行上调消费税率前,需要“综合考量经济状况等,采取包括停止实施上调在内的必要措施”(简称“经济判断条款”)。为此,安倍内阁在2014年4月1日之前并没有采取停止措施,于是在该日消费税率依照该法从之前的5%上调至8%。 不过,最近安倍首相不得不宣布财政重建道路上的重大改变。作为下一个阶段的关键步骤,即在2015年10月1日将消费税率继续上调至10%。在2014年11月18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安倍首相表明,鉴于现阶段因消费税率上调而造成消费尚未复苏的状况,决定暂缓继续上调,将时间推迟到2017年4月1日。他同时强调,为了在财政重建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这一时间将不会再推迟。 在他看来,这一举措可谓税制重大改变,也正是因此,安倍内阁在2014年11月21日解散了众议院,让国民在当年12月14日举行的众议院大选时,投票表决这次税制上

同时,虽然现阶段的国债利息水平很低,但是如果债务余额的增加导致民众对财政的信任度降低,该利息水平就会上涨。如此,不仅会导致保有大量国债的金融机关总资产价值乃至信用力大大下降,带来金融系统不稳定,而且还会由于政府财政的进一步恶化给筹集资金带来困难。因此,财政重建迫在眉睫。


对于未富先老的中国而言,人口老龄化问题日渐显现,而邻邦的前车之鉴和应对经验,值得中国慎思明辨。 日本的人口结构老龄化进展相当迅速。老龄化会增加养老金、医疗以及福利等社会保障支出费用。同时显露的麻烦是——日本还在不断少子化,也就是劳动适龄人口(20-64岁)在减少,而恰恰是这部分人支撑了大量的社会保险缴费。 由此可以预见,日本将面临政策性经费来源紧张,政策自由度进一步降低,甚至政府还不得不降低社会保障、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对国民生活不可或缺的公共服务水准。而且,公共债务的净增将财政负担转移给后代,代与代之间的不公平将进一步加剧。 同时,虽然现阶段的国债利息水平很低,但是如果债务余额的增加导致民众对财政的信任度降低,该利息水平就会上涨。如此,不仅会导致保有大量国债的金融机关总资产价值乃至信用力大大下降,带来金融系统不稳定,而且还会由于政府财政的进一步恶化给筹集资金带来困难。因此,财政重建迫在眉睫。 少子老龄化的压力 统计数据显示,日本人口结构在过去50年中迅速老龄化。1965年65岁以上人口(以下称“老年人口”)618万人,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以下称“老年人口比率”)只有大约6%,2012年老年人口达到3083万人,老年人口比率大约24%。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预测,2050年日本老年人口比率预计将会高达大约39%。 另一方面,未成年人(19岁以下)在1965年是3602万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以下称“未成年人口比率”)约为36%,预计2050年这一比率大约13%。届时日本的“老年扶养比”(老年人口和劳动适龄人口的比率)甚至会达到1:1。这意味着,日本社会将面临每个劳动力扶养一位老人的时代。 老年扶养比之中劳动适龄人口的比例越小,支撑社会保障制度越困难,该比达到1:1的情况下,社会保障制度的根基就很容易被动摇。安倍政府已经提出了以提高出生率而遏制总人口减少的长期目标,今后打算将少子化防止政策扩充,大力推行。 伴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养老金、医疗、福利以及其他相关社会保障支付费用逐年增加,引发日本财政状况日渐恶化,为解决此问题,日本政府制定了明确的财政重建目标: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基础性财政收支(Primary Balance,以下简称“PB”),在2015年度之前,与2010年度相比,赤字占GDP之比要减少一半;二是在2020年度之前实现均衡化;三是其后的债务余额占GDP之比稳定下降。 “一体改革”支撑社会保障 日本政府为了充实社会保障的同时实现财政健康化,正在进行社会保障与税制的一体改革(以下简称“一体改革”)。 一体改革的重点是将消费税率上调,从而增加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进法》指出,改革的基本思想是,“社会保障让广大国民都受益,因而所需费用要让每一代人都广泛公平地分担,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中央和地方政府用于支付社会保障的公共
少子老龄化的压力


统计数据显示,日本人口结构在过去50年中迅速老龄化。1965年65岁以上人口(以下称“老年人口”)618万人,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以下称“老年人口比率”)只有大约6%,2012年老年人口达到3083万人,老年人口比率大约24%。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预测,2050年日本老年人口比率预计将会高达大约39%。

费用拨款,就由消费税和地方消费税来承担”。 通过一体改革,包括因上调消费税率而增加的税收(国家和地方),除现行的地方消费税(相当于1%)之外,已经全部被列为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 之所以选择消费税作为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其理由有三。首先,消费税的税收较为稳定,不会被经济是否景气及人口结构变化轻易左右。即便经济不景气,无论对年轻人还是老年人,购买生活必需品依然是刚性需求,因此很难撼动税收基础。其次,消费税的负担不会集中于劳动人口等特定人群,给经济活动造成的负面影响比较小。第三,消费税的资金筹措能力较强。在消费税率上调至5%之后的15年左右中,中央的消费税税收(相当于4%)每年度一直处于大约10亿日元。因此,上调消费税率1%会筹措到2.5亿日元左右的收入。 在一体改革中,增加的消费税税收将一部分用于充实社会保障。除了对于老年人的扶养之外,还要加强对于第二代、第三代以及劳动适龄人口的帮扶,以将传统的主要保障老龄者生活的社会保障制度,转变为所有年龄层全面应对型的制度。 为了实现这样的改革,政府将消费税税收的用途,从面向老龄者的三大经费(基础养老金、老年医疗、看护)扩展到了包括育儿在内的社会保障四大经费。如果依照现行的《税制根本改革法》的安排,2015年10月将消费税率从现在的8%上调至10%(一体改革前:5%)、增加的税收在2017年度相当于5%的增税,即14万亿日元。 政府会从中拿出大约2.8万亿日元被用来充实社会保障、其余相当于4%的大约11.2万亿日元则用于增强社会保障财源。这其中,0.8万亿日元是用在因消费税增加而物价上涨所导致的社会保障四大经费支出的增加部分,3.2万亿日元是用作将国库对基础养老金的拨款比例永久固定在二分之一(从前只有三分之一)的资金来源,以此避免对未来养老金的支付造成影响。剩下的约7.3万亿日元则用在资金来源尚未得到稳定保障的现有社会保障费用的支出上,以此减轻对后代的遗留负担,实现财政健康化。 财政重建道路的陡坡 《税制根本改革法》的附则中规定,执行上调消费税率前,需要“综合考量经济状况等,采取包括停止实施上调在内的必要措施”(简称“经济判断条款”)。为此,安倍内阁在2014年4月1日之前并没有采取停止措施,于是在该日消费税率依照该法从之前的5%上调至8%。 不过,最近安倍首相不得不宣布财政重建道路上的重大改变。作为下一个阶段的关键步骤,即在2015年10月1日将消费税率继续上调至10%。在2014年11月18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安倍首相表明,鉴于现阶段因消费税率上调而造成消费尚未复苏的状况,决定暂缓继续上调,将时间推迟到2017年4月1日。他同时强调,为了在财政重建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这一时间将不会再推迟。 在他看来,这一举措可谓税制重大改变,也正是因此,安倍内阁在2014年11月21日解散了众议院,让国民在当年12月14日举行的众议院大选时,投票表决这次税制上


另一方面,未成年人(19岁以下)在1965年是3602万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以下称“未成年人口比率”)约为36%,预计2050年这一比率大约13%。届时日本的“老年扶养比”(老年人口和劳动适龄人口的比率)甚至会达到1:1。这意味着,日本社会将面临每个劳动力扶养一位老人的时代。

费用拨款,就由消费税和地方消费税来承担”。 通过一体改革,包括因上调消费税率而增加的税收(国家和地方),除现行的地方消费税(相当于1%)之外,已经全部被列为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 之所以选择消费税作为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其理由有三。首先,消费税的税收较为稳定,不会被经济是否景气及人口结构变化轻易左右。即便经济不景气,无论对年轻人还是老年人,购买生活必需品依然是刚性需求,因此很难撼动税收基础。其次,消费税的负担不会集中于劳动人口等特定人群,给经济活动造成的负面影响比较小。第三,消费税的资金筹措能力较强。在消费税率上调至5%之后的15年左右中,中央的消费税税收(相当于4%)每年度一直处于大约10亿日元。因此,上调消费税率1%会筹措到2.5亿日元左右的收入。 在一体改革中,增加的消费税税收将一部分用于充实社会保障。除了对于老年人的扶养之外,还要加强对于第二代、第三代以及劳动适龄人口的帮扶,以将传统的主要保障老龄者生活的社会保障制度,转变为所有年龄层全面应对型的制度。 为了实现这样的改革,政府将消费税税收的用途,从面向老龄者的三大经费(基础养老金、老年医疗、看护)扩展到了包括育儿在内的社会保障四大经费。如果依照现行的《税制根本改革法》的安排,2015年10月将消费税率从现在的8%上调至10%(一体改革前:5%)、增加的税收在2017年度相当于5%的增税,即14万亿日元。 政府会从中拿出大约2.8万亿日元被用来充实社会保障、其余相当于4%的大约11.2万亿日元则用于增强社会保障财源。这其中,0.8万亿日元是用在因消费税增加而物价上涨所导致的社会保障四大经费支出的增加部分,3.2万亿日元是用作将国库对基础养老金的拨款比例永久固定在二分之一(从前只有三分之一)的资金来源,以此避免对未来养老金的支付造成影响。剩下的约7.3万亿日元则用在资金来源尚未得到稳定保障的现有社会保障费用的支出上,以此减轻对后代的遗留负担,实现财政健康化。 财政重建道路的陡坡 《税制根本改革法》的附则中规定,执行上调消费税率前,需要“综合考量经济状况等,采取包括停止实施上调在内的必要措施”(简称“经济判断条款”)。为此,安倍内阁在2014年4月1日之前并没有采取停止措施,于是在该日消费税率依照该法从之前的5%上调至8%。 不过,最近安倍首相不得不宣布财政重建道路上的重大改变。作为下一个阶段的关键步骤,即在2015年10月1日将消费税率继续上调至10%。在2014年11月18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安倍首相表明,鉴于现阶段因消费税率上调而造成消费尚未复苏的状况,决定暂缓继续上调,将时间推迟到2017年4月1日。他同时强调,为了在财政重建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这一时间将不会再推迟。 在他看来,这一举措可谓税制重大改变,也正是因此,安倍内阁在2014年11月21日解散了众议院,让国民在当年12月14日举行的众议院大选时,投票表决这次税制上


老年扶养比之中劳动适龄人口的比例越小,支撑社会保障制度越困难,该比达到1:1的情况下,社会保障制度的根基就很容易被动摇。安倍政府已经提出了以提高出生率而遏制总人口减少的长期目标,今后打算将少子化防止政策扩充,大力推行。

费用拨款,就由消费税和地方消费税来承担”。 通过一体改革,包括因上调消费税率而增加的税收(国家和地方),除现行的地方消费税(相当于1%)之外,已经全部被列为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 之所以选择消费税作为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其理由有三。首先,消费税的税收较为稳定,不会被经济是否景气及人口结构变化轻易左右。即便经济不景气,无论对年轻人还是老年人,购买生活必需品依然是刚性需求,因此很难撼动税收基础。其次,消费税的负担不会集中于劳动人口等特定人群,给经济活动造成的负面影响比较小。第三,消费税的资金筹措能力较强。在消费税率上调至5%之后的15年左右中,中央的消费税税收(相当于4%)每年度一直处于大约10亿日元。因此,上调消费税率1%会筹措到2.5亿日元左右的收入。 在一体改革中,增加的消费税税收将一部分用于充实社会保障。除了对于老年人的扶养之外,还要加强对于第二代、第三代以及劳动适龄人口的帮扶,以将传统的主要保障老龄者生活的社会保障制度,转变为所有年龄层全面应对型的制度。 为了实现这样的改革,政府将消费税税收的用途,从面向老龄者的三大经费(基础养老金、老年医疗、看护)扩展到了包括育儿在内的社会保障四大经费。如果依照现行的《税制根本改革法》的安排,2015年10月将消费税率从现在的8%上调至10%(一体改革前:5%)、增加的税收在2017年度相当于5%的增税,即14万亿日元。 政府会从中拿出大约2.8万亿日元被用来充实社会保障、其余相当于4%的大约11.2万亿日元则用于增强社会保障财源。这其中,0.8万亿日元是用在因消费税增加而物价上涨所导致的社会保障四大经费支出的增加部分,3.2万亿日元是用作将国库对基础养老金的拨款比例永久固定在二分之一(从前只有三分之一)的资金来源,以此避免对未来养老金的支付造成影响。剩下的约7.3万亿日元则用在资金来源尚未得到稳定保障的现有社会保障费用的支出上,以此减轻对后代的遗留负担,实现财政健康化。 财政重建道路的陡坡 《税制根本改革法》的附则中规定,执行上调消费税率前,需要“综合考量经济状况等,采取包括停止实施上调在内的必要措施”(简称“经济判断条款”)。为此,安倍内阁在2014年4月1日之前并没有采取停止措施,于是在该日消费税率依照该法从之前的5%上调至8%。 不过,最近安倍首相不得不宣布财政重建道路上的重大改变。作为下一个阶段的关键步骤,即在2015年10月1日将消费税率继续上调至10%。在2014年11月18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安倍首相表明,鉴于现阶段因消费税率上调而造成消费尚未复苏的状况,决定暂缓继续上调,将时间推迟到2017年4月1日。他同时强调,为了在财政重建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这一时间将不会再推迟。 在他看来,这一举措可谓税制重大改变,也正是因此,安倍内阁在2014年11月21日解散了众议院,让国民在当年12月14日举行的众议院大选时,投票表决这次税制上


伴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养老金、医疗、福利以及其他相关社会保障支付费用逐年增加,引发日本财政状况日渐恶化,为解决此问题,日本政府制定了明确的财政重建目标: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基础性财政收支(Primary Balance,以下简称“PB”),在2015年度之前,与2010年度相比,赤字占GDP之比要减少一半;二是在2020年度之前实现均衡化;三是其后的债务余额占GDP之比稳定下降。

费用拨款,就由消费税和地方消费税来承担”。 通过一体改革,包括因上调消费税率而增加的税收(国家和地方),除现行的地方消费税(相当于1%)之外,已经全部被列为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 之所以选择消费税作为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其理由有三。首先,消费税的税收较为稳定,不会被经济是否景气及人口结构变化轻易左右。即便经济不景气,无论对年轻人还是老年人,购买生活必需品依然是刚性需求,因此很难撼动税收基础。其次,消费税的负担不会集中于劳动人口等特定人群,给经济活动造成的负面影响比较小。第三,消费税的资金筹措能力较强。在消费税率上调至5%之后的15年左右中,中央的消费税税收(相当于4%)每年度一直处于大约10亿日元。因此,上调消费税率1%会筹措到2.5亿日元左右的收入。 在一体改革中,增加的消费税税收将一部分用于充实社会保障。除了对于老年人的扶养之外,还要加强对于第二代、第三代以及劳动适龄人口的帮扶,以将传统的主要保障老龄者生活的社会保障制度,转变为所有年龄层全面应对型的制度。 为了实现这样的改革,政府将消费税税收的用途,从面向老龄者的三大经费(基础养老金、老年医疗、看护)扩展到了包括育儿在内的社会保障四大经费。如果依照现行的《税制根本改革法》的安排,2015年10月将消费税率从现在的8%上调至10%(一体改革前:5%)、增加的税收在2017年度相当于5%的增税,即14万亿日元。 政府会从中拿出大约2.8万亿日元被用来充实社会保障、其余相当于4%的大约11.2万亿日元则用于增强社会保障财源。这其中,0.8万亿日元是用在因消费税增加而物价上涨所导致的社会保障四大经费支出的增加部分,3.2万亿日元是用作将国库对基础养老金的拨款比例永久固定在二分之一(从前只有三分之一)的资金来源,以此避免对未来养老金的支付造成影响。剩下的约7.3万亿日元则用在资金来源尚未得到稳定保障的现有社会保障费用的支出上,以此减轻对后代的遗留负担,实现财政健康化。 财政重建道路的陡坡 《税制根本改革法》的附则中规定,执行上调消费税率前,需要“综合考量经济状况等,采取包括停止实施上调在内的必要措施”(简称“经济判断条款”)。为此,安倍内阁在2014年4月1日之前并没有采取停止措施,于是在该日消费税率依照该法从之前的5%上调至8%。 不过,最近安倍首相不得不宣布财政重建道路上的重大改变。作为下一个阶段的关键步骤,即在2015年10月1日将消费税率继续上调至10%。在2014年11月18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安倍首相表明,鉴于现阶段因消费税率上调而造成消费尚未复苏的状况,决定暂缓继续上调,将时间推迟到2017年4月1日。他同时强调,为了在财政重建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这一时间将不会再推迟。 在他看来,这一举措可谓税制重大改变,也正是因此,安倍内阁在2014年11月21日解散了众议院,让国民在当年12月14日举行的众议院大选时,投票表决这次税制上


的改变是否妥当。此大选的结果是,安倍率领的自民党和与该党一起组织现任联合政权的公明党,一共获得超过三分之二的议席,安倍政权得到国民的肯定。按照这样的大选胜利,安倍新内阁预计在2015年1月26日召开的本届国会上提出旨在推迟将消费税率上调至10%的《税制根本改革法》修改法案,让该法案得到国会的承认。 事实上,即使不推迟时间,即在2015年10月1日如期实行,为了达成2020年度中央和地方PB均衡化的目标,也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财政收支平衡。很显然,推迟消费税率上调时间会导致达成目标更加艰难,然而,安倍首相在上述记者招待会上说,“政府坚持2020年度中央和地方PB均衡化目标,在2015年夏季之前将制定进一步的收支完善方策”。他充分认识财政重建十分紧要,决不容手软。 完善财政收支的途径只有三个:一是通过经济增长的税收增收;二是增税;三是支出削减。 在推迟消费税率上调的情况下,我现在最关注的是,安倍新内阁在完成编制2015年度预算后,进一步收支完善政策是否加进具体的支出削减方针。尤其是在中央财政支出领域中增速最高的社会保障方面。 边选择取舍政府帮扶项目,边减少财政资源的投入极为重要。比如说,一方面,对于老龄人口当中那些收入超过一定水平的人,需要重新考量养老金支付的必要性和医疗、看护等缴费额度;另一方面,也需要以育儿帮扶措施和高龄者雇佣促进措施而促进女性就业,高龄者继续工作,一边减少社会保障制度的受益者,一边增加该制度的缴费者。 如果安倍新内阁在2015年夏季之前将制定的收支完善政策中,明确具体地加进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支出削减方针,而且在2017年4月1日不再推迟消费税率上调的话,就会看到一线日本财政重建的光明。 文梶川光俊 (作者系日本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本文不代表日本政府和日本大使馆的见解)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5年第8期 总第537期 “一体改革”支撑社会保障


日本政府为了充实社会保障的同时实现财政健康化,正在进行社会保障与税制的一体改革(以下简称“一体改革”)。

的改变是否妥当。此大选的结果是,安倍率领的自民党和与该党一起组织现任联合政权的公明党,一共获得超过三分之二的议席,安倍政权得到国民的肯定。按照这样的大选胜利,安倍新内阁预计在2015年1月26日召开的本届国会上提出旨在推迟将消费税率上调至10%的《税制根本改革法》修改法案,让该法案得到国会的承认。 事实上,即使不推迟时间,即在2015年10月1日如期实行,为了达成2020年度中央和地方PB均衡化的目标,也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财政收支平衡。很显然,推迟消费税率上调时间会导致达成目标更加艰难,然而,安倍首相在上述记者招待会上说,“政府坚持2020年度中央和地方PB均衡化目标,在2015年夏季之前将制定进一步的收支完善方策”。他充分认识财政重建十分紧要,决不容手软。 完善财政收支的途径只有三个:一是通过经济增长的税收增收;二是增税;三是支出削减。 在推迟消费税率上调的情况下,我现在最关注的是,安倍新内阁在完成编制2015年度预算后,进一步收支完善政策是否加进具体的支出削减方针。尤其是在中央财政支出领域中增速最高的社会保障方面。 边选择取舍政府帮扶项目,边减少财政资源的投入极为重要。比如说,一方面,对于老龄人口当中那些收入超过一定水平的人,需要重新考量养老金支付的必要性和医疗、看护等缴费额度;另一方面,也需要以育儿帮扶措施和高龄者雇佣促进措施而促进女性就业,高龄者继续工作,一边减少社会保障制度的受益者,一边增加该制度的缴费者。 如果安倍新内阁在2015年夏季之前将制定的收支完善政策中,明确具体地加进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支出削减方针,而且在2017年4月1日不再推迟消费税率上调的话,就会看到一线日本财政重建的光明。 文梶川光俊 (作者系日本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本文不代表日本政府和日本大使馆的见解)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5年第8期 总第537期

一体改革的重点是将消费税率上调,从而增加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进法》指出,改革的基本思想是,“社会保障让广大国民都受益,因而所需费用要让每一代人都广泛公平地分担,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中央和地方政府用于支付社会保障的公共费用拨款,就由消费税和地方消费税来承担”。


通过一体改革,包括因上调消费税率而增加的税收(国家和地方),除现行的地方消费税(相当于1%)之外,已经全部被列为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

费用拨款,就由消费税和地方消费税来承担”。 通过一体改革,包括因上调消费税率而增加的税收(国家和地方),除现行的地方消费税(相当于1%)之外,已经全部被列为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 之所以选择消费税作为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其理由有三。首先,消费税的税收较为稳定,不会被经济是否景气及人口结构变化轻易左右。即便经济不景气,无论对年轻人还是老年人,购买生活必需品依然是刚性需求,因此很难撼动税收基础。其次,消费税的负担不会集中于劳动人口等特定人群,给经济活动造成的负面影响比较小。第三,消费税的资金筹措能力较强。在消费税率上调至5%之后的15年左右中,中央的消费税税收(相当于4%)每年度一直处于大约10亿日元。因此,上调消费税率1%会筹措到2.5亿日元左右的收入。 在一体改革中,增加的消费税税收将一部分用于充实社会保障。除了对于老年人的扶养之外,还要加强对于第二代、第三代以及劳动适龄人口的帮扶,以将传统的主要保障老龄者生活的社会保障制度,转变为所有年龄层全面应对型的制度。 为了实现这样的改革,政府将消费税税收的用途,从面向老龄者的三大经费(基础养老金、老年医疗、看护)扩展到了包括育儿在内的社会保障四大经费。如果依照现行的《税制根本改革法》的安排,2015年10月将消费税率从现在的8%上调至10%(一体改革前:5%)、增加的税收在2017年度相当于5%的增税,即14万亿日元。 政府会从中拿出大约2.8万亿日元被用来充实社会保障、其余相当于4%的大约11.2万亿日元则用于增强社会保障财源。这其中,0.8万亿日元是用在因消费税增加而物价上涨所导致的社会保障四大经费支出的增加部分,3.2万亿日元是用作将国库对基础养老金的拨款比例永久固定在二分之一(从前只有三分之一)的资金来源,以此避免对未来养老金的支付造成影响。剩下的约7.3万亿日元则用在资金来源尚未得到稳定保障的现有社会保障费用的支出上,以此减轻对后代的遗留负担,实现财政健康化。 财政重建道路的陡坡 《税制根本改革法》的附则中规定,执行上调消费税率前,需要“综合考量经济状况等,采取包括停止实施上调在内的必要措施”(简称“经济判断条款”)。为此,安倍内阁在2014年4月1日之前并没有采取停止措施,于是在该日消费税率依照该法从之前的5%上调至8%。 不过,最近安倍首相不得不宣布财政重建道路上的重大改变。作为下一个阶段的关键步骤,即在2015年10月1日将消费税率继续上调至10%。在2014年11月18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安倍首相表明,鉴于现阶段因消费税率上调而造成消费尚未复苏的状况,决定暂缓继续上调,将时间推迟到2017年4月1日。他同时强调,为了在财政重建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这一时间将不会再推迟。 在他看来,这一举措可谓税制重大改变,也正是因此,安倍内阁在2014年11月21日解散了众议院,让国民在当年12月14日举行的众议院大选时,投票表决这次税制上

之所以选择消费税作为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其理由有三。首先,消费税的税收较为稳定,不会被经济是否景气及人口结构变化轻易左右。即便经济不景气,无论对年轻人还是老年人,购买生活必需品依然是刚性需求,因此很难撼动税收基础。其次,消费税的负担不会集中于劳动人口等特定人群,给经济活动造成的负面影响比较小。第三,消费税的资金筹措能力较强。在消费税率上调至5%之后的15年左右中,中央的消费税税收(相当于4%)每年度一直处于大约10亿日元。因此,上调消费税率1%会筹措到2.5亿日元左右的收入。

的改变是否妥当。此大选的结果是,安倍率领的自民党和与该党一起组织现任联合政权的公明党,一共获得超过三分之二的议席,安倍政权得到国民的肯定。按照这样的大选胜利,安倍新内阁预计在2015年1月26日召开的本届国会上提出旨在推迟将消费税率上调至10%的《税制根本改革法》修改法案,让该法案得到国会的承认。 事实上,即使不推迟时间,即在2015年10月1日如期实行,为了达成2020年度中央和地方PB均衡化的目标,也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财政收支平衡。很显然,推迟消费税率上调时间会导致达成目标更加艰难,然而,安倍首相在上述记者招待会上说,“政府坚持2020年度中央和地方PB均衡化目标,在2015年夏季之前将制定进一步的收支完善方策”。他充分认识财政重建十分紧要,决不容手软。 完善财政收支的途径只有三个:一是通过经济增长的税收增收;二是增税;三是支出削减。 在推迟消费税率上调的情况下,我现在最关注的是,安倍新内阁在完成编制2015年度预算后,进一步收支完善政策是否加进具体的支出削减方针。尤其是在中央财政支出领域中增速最高的社会保障方面。 边选择取舍政府帮扶项目,边减少财政资源的投入极为重要。比如说,一方面,对于老龄人口当中那些收入超过一定水平的人,需要重新考量养老金支付的必要性和医疗、看护等缴费额度;另一方面,也需要以育儿帮扶措施和高龄者雇佣促进措施而促进女性就业,高龄者继续工作,一边减少社会保障制度的受益者,一边增加该制度的缴费者。 如果安倍新内阁在2015年夏季之前将制定的收支完善政策中,明确具体地加进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支出削减方针,而且在2017年4月1日不再推迟消费税率上调的话,就会看到一线日本财政重建的光明。 文梶川光俊 (作者系日本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本文不代表日本政府和日本大使馆的见解)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5年第8期 总第537期

在一体改革中,增加的消费税税收将一部分用于充实社会保障。除了对于老年人的扶养之外,还要加强对于第二代、第三代以及劳动适龄人口的帮扶,以将传统的主要保障老龄者生活的社会保障制度,转变为所有年龄层全面应对型的制度。

的改变是否妥当。此大选的结果是,安倍率领的自民党和与该党一起组织现任联合政权的公明党,一共获得超过三分之二的议席,安倍政权得到国民的肯定。按照这样的大选胜利,安倍新内阁预计在2015年1月26日召开的本届国会上提出旨在推迟将消费税率上调至10%的《税制根本改革法》修改法案,让该法案得到国会的承认。 事实上,即使不推迟时间,即在2015年10月1日如期实行,为了达成2020年度中央和地方PB均衡化的目标,也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财政收支平衡。很显然,推迟消费税率上调时间会导致达成目标更加艰难,然而,安倍首相在上述记者招待会上说,“政府坚持2020年度中央和地方PB均衡化目标,在2015年夏季之前将制定进一步的收支完善方策”。他充分认识财政重建十分紧要,决不容手软。 完善财政收支的途径只有三个:一是通过经济增长的税收增收;二是增税;三是支出削减。 在推迟消费税率上调的情况下,我现在最关注的是,安倍新内阁在完成编制2015年度预算后,进一步收支完善政策是否加进具体的支出削减方针。尤其是在中央财政支出领域中增速最高的社会保障方面。 边选择取舍政府帮扶项目,边减少财政资源的投入极为重要。比如说,一方面,对于老龄人口当中那些收入超过一定水平的人,需要重新考量养老金支付的必要性和医疗、看护等缴费额度;另一方面,也需要以育儿帮扶措施和高龄者雇佣促进措施而促进女性就业,高龄者继续工作,一边减少社会保障制度的受益者,一边增加该制度的缴费者。 如果安倍新内阁在2015年夏季之前将制定的收支完善政策中,明确具体地加进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支出削减方针,而且在2017年4月1日不再推迟消费税率上调的话,就会看到一线日本财政重建的光明。 文梶川光俊 (作者系日本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本文不代表日本政府和日本大使馆的见解)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5年第8期 总第537期

为了实现这样的改革,政府将消费税税收的用途,从面向老龄者的三大经费(基础养老金、老年医疗、看护)扩展到了包括育儿在内的社会保障四大经费。如果依照现行的《税制根本改革法》的安排,2015年10月将消费税率从现在的8%上调至10%(一体改革前:5%)、增加的税收在2017年度相当于5%的增税,即14万亿日元。

对于未富先老的中国而言,人口老龄化问题日渐显现,而邻邦的前车之鉴和应对经验,值得中国慎思明辨。 日本的人口结构老龄化进展相当迅速。老龄化会增加养老金、医疗以及福利等社会保障支出费用。同时显露的麻烦是——日本还在不断少子化,也就是劳动适龄人口(20-64岁)在减少,而恰恰是这部分人支撑了大量的社会保险缴费。 由此可以预见,日本将面临政策性经费来源紧张,政策自由度进一步降低,甚至政府还不得不降低社会保障、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对国民生活不可或缺的公共服务水准。而且,公共债务的净增将财政负担转移给后代,代与代之间的不公平将进一步加剧。 同时,虽然现阶段的国债利息水平很低,但是如果债务余额的增加导致民众对财政的信任度降低,该利息水平就会上涨。如此,不仅会导致保有大量国债的金融机关总资产价值乃至信用力大大下降,带来金融系统不稳定,而且还会由于政府财政的进一步恶化给筹集资金带来困难。因此,财政重建迫在眉睫。 少子老龄化的压力 统计数据显示,日本人口结构在过去50年中迅速老龄化。1965年65岁以上人口(以下称“老年人口”)618万人,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以下称“老年人口比率”)只有大约6%,2012年老年人口达到3083万人,老年人口比率大约24%。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预测,2050年日本老年人口比率预计将会高达大约39%。 另一方面,未成年人(19岁以下)在1965年是3602万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以下称“未成年人口比率”)约为36%,预计2050年这一比率大约13%。届时日本的“老年扶养比”(老年人口和劳动适龄人口的比率)甚至会达到1:1。这意味着,日本社会将面临每个劳动力扶养一位老人的时代。 老年扶养比之中劳动适龄人口的比例越小,支撑社会保障制度越困难,该比达到1:1的情况下,社会保障制度的根基就很容易被动摇。安倍政府已经提出了以提高出生率而遏制总人口减少的长期目标,今后打算将少子化防止政策扩充,大力推行。 伴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养老金、医疗、福利以及其他相关社会保障支付费用逐年增加,引发日本财政状况日渐恶化,为解决此问题,日本政府制定了明确的财政重建目标: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基础性财政收支(Primary Balance,以下简称“PB”),在2015年度之前,与2010年度相比,赤字占GDP之比要减少一半;二是在2020年度之前实现均衡化;三是其后的债务余额占GDP之比稳定下降。 “一体改革”支撑社会保障 日本政府为了充实社会保障的同时实现财政健康化,正在进行社会保障与税制的一体改革(以下简称“一体改革”)。 一体改革的重点是将消费税率上调,从而增加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进法》指出,改革的基本思想是,“社会保障让广大国民都受益,因而所需费用要让每一代人都广泛公平地分担,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中央和地方政府用于支付社会保障的公共

政府会从中拿出大约2.8万亿日元被用来充实社会保障、其余相当于4%的大约11.2万亿日元则用于增强社会保障财源。这其中,0.8万亿日元是用在因消费税增加而物价上涨所导致的社会保障四大经费支出的增加部分,3.2万亿日元是用作将国库对基础养老金的拨款比例永久固定在二分之一(从前只有三分之一)的资金来源,以此避免对未来养老金的支付造成影响。剩下的约7.3万亿日元则用在资金来源尚未得到稳定保障的现有社会保障费用的支出上,以此减轻对后代的遗留负担,实现财政健康化。

费用拨款,就由消费税和地方消费税来承担”。 通过一体改革,包括因上调消费税率而增加的税收(国家和地方),除现行的地方消费税(相当于1%)之外,已经全部被列为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 之所以选择消费税作为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其理由有三。首先,消费税的税收较为稳定,不会被经济是否景气及人口结构变化轻易左右。即便经济不景气,无论对年轻人还是老年人,购买生活必需品依然是刚性需求,因此很难撼动税收基础。其次,消费税的负担不会集中于劳动人口等特定人群,给经济活动造成的负面影响比较小。第三,消费税的资金筹措能力较强。在消费税率上调至5%之后的15年左右中,中央的消费税税收(相当于4%)每年度一直处于大约10亿日元。因此,上调消费税率1%会筹措到2.5亿日元左右的收入。 在一体改革中,增加的消费税税收将一部分用于充实社会保障。除了对于老年人的扶养之外,还要加强对于第二代、第三代以及劳动适龄人口的帮扶,以将传统的主要保障老龄者生活的社会保障制度,转变为所有年龄层全面应对型的制度。 为了实现这样的改革,政府将消费税税收的用途,从面向老龄者的三大经费(基础养老金、老年医疗、看护)扩展到了包括育儿在内的社会保障四大经费。如果依照现行的《税制根本改革法》的安排,2015年10月将消费税率从现在的8%上调至10%(一体改革前:5%)、增加的税收在2017年度相当于5%的增税,即14万亿日元。 政府会从中拿出大约2.8万亿日元被用来充实社会保障、其余相当于4%的大约11.2万亿日元则用于增强社会保障财源。这其中,0.8万亿日元是用在因消费税增加而物价上涨所导致的社会保障四大经费支出的增加部分,3.2万亿日元是用作将国库对基础养老金的拨款比例永久固定在二分之一(从前只有三分之一)的资金来源,以此避免对未来养老金的支付造成影响。剩下的约7.3万亿日元则用在资金来源尚未得到稳定保障的现有社会保障费用的支出上,以此减轻对后代的遗留负担,实现财政健康化。 财政重建道路的陡坡 《税制根本改革法》的附则中规定,执行上调消费税率前,需要“综合考量经济状况等,采取包括停止实施上调在内的必要措施”(简称“经济判断条款”)。为此,安倍内阁在2014年4月1日之前并没有采取停止措施,于是在该日消费税率依照该法从之前的5%上调至8%。 不过,最近安倍首相不得不宣布财政重建道路上的重大改变。作为下一个阶段的关键步骤,即在2015年10月1日将消费税率继续上调至10%。在2014年11月18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安倍首相表明,鉴于现阶段因消费税率上调而造成消费尚未复苏的状况,决定暂缓继续上调,将时间推迟到2017年4月1日。他同时强调,为了在财政重建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这一时间将不会再推迟。 在他看来,这一举措可谓税制重大改变,也正是因此,安倍内阁在2014年11月21日解散了众议院,让国民在当年12月14日举行的众议院大选时,投票表决这次税制上

对于未富先老的中国而言,人口老龄化问题日渐显现,而邻邦的前车之鉴和应对经验,值得中国慎思明辨。 日本的人口结构老龄化进展相当迅速。老龄化会增加养老金、医疗以及福利等社会保障支出费用。同时显露的麻烦是——日本还在不断少子化,也就是劳动适龄人口(20-64岁)在减少,而恰恰是这部分人支撑了大量的社会保险缴费。 由此可以预见,日本将面临政策性经费来源紧张,政策自由度进一步降低,甚至政府还不得不降低社会保障、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对国民生活不可或缺的公共服务水准。而且,公共债务的净增将财政负担转移给后代,代与代之间的不公平将进一步加剧。 同时,虽然现阶段的国债利息水平很低,但是如果债务余额的增加导致民众对财政的信任度降低,该利息水平就会上涨。如此,不仅会导致保有大量国债的金融机关总资产价值乃至信用力大大下降,带来金融系统不稳定,而且还会由于政府财政的进一步恶化给筹集资金带来困难。因此,财政重建迫在眉睫。 少子老龄化的压力 统计数据显示,日本人口结构在过去50年中迅速老龄化。1965年65岁以上人口(以下称“老年人口”)618万人,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以下称“老年人口比率”)只有大约6%,2012年老年人口达到3083万人,老年人口比率大约24%。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预测,2050年日本老年人口比率预计将会高达大约39%。 另一方面,未成年人(19岁以下)在1965年是3602万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以下称“未成年人口比率”)约为36%,预计2050年这一比率大约13%。届时日本的“老年扶养比”(老年人口和劳动适龄人口的比率)甚至会达到1:1。这意味着,日本社会将面临每个劳动力扶养一位老人的时代。 老年扶养比之中劳动适龄人口的比例越小,支撑社会保障制度越困难,该比达到1:1的情况下,社会保障制度的根基就很容易被动摇。安倍政府已经提出了以提高出生率而遏制总人口减少的长期目标,今后打算将少子化防止政策扩充,大力推行。 伴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养老金、医疗、福利以及其他相关社会保障支付费用逐年增加,引发日本财政状况日渐恶化,为解决此问题,日本政府制定了明确的财政重建目标: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基础性财政收支(Primary Balance,以下简称“PB”),在2015年度之前,与2010年度相比,赤字占GDP之比要减少一半;二是在2020年度之前实现均衡化;三是其后的债务余额占GDP之比稳定下降。 “一体改革”支撑社会保障 日本政府为了充实社会保障的同时实现财政健康化,正在进行社会保障与税制的一体改革(以下简称“一体改革”)。 一体改革的重点是将消费税率上调,从而增加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进法》指出,改革的基本思想是,“社会保障让广大国民都受益,因而所需费用要让每一代人都广泛公平地分担,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中央和地方政府用于支付社会保障的公共财政重建道路的陡坡


《税制根本改革法》的附则中规定,执行上调消费税率前,需要“综合考量经济状况等,采取包括停止实施上调在内的必要措施”(简称“经济判断条款”)。为此,安倍内阁在2014年4月1日之前并没有采取停止措施,于是在该日消费税率依照该法从之前的5%上调至8%。


对于未富先老的中国而言,人口老龄化问题日渐显现,而邻邦的前车之鉴和应对经验,值得中国慎思明辨。 日本的人口结构老龄化进展相当迅速。老龄化会增加养老金、医疗以及福利等社会保障支出费用。同时显露的麻烦是——日本还在不断少子化,也就是劳动适龄人口(20-64岁)在减少,而恰恰是这部分人支撑了大量的社会保险缴费。 由此可以预见,日本将面临政策性经费来源紧张,政策自由度进一步降低,甚至政府还不得不降低社会保障、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对国民生活不可或缺的公共服务水准。而且,公共债务的净增将财政负担转移给后代,代与代之间的不公平将进一步加剧。 同时,虽然现阶段的国债利息水平很低,但是如果债务余额的增加导致民众对财政的信任度降低,该利息水平就会上涨。如此,不仅会导致保有大量国债的金融机关总资产价值乃至信用力大大下降,带来金融系统不稳定,而且还会由于政府财政的进一步恶化给筹集资金带来困难。因此,财政重建迫在眉睫。 少子老龄化的压力 统计数据显示,日本人口结构在过去50年中迅速老龄化。1965年65岁以上人口(以下称“老年人口”)618万人,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以下称“老年人口比率”)只有大约6%,2012年老年人口达到3083万人,老年人口比率大约24%。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预测,2050年日本老年人口比率预计将会高达大约39%。 另一方面,未成年人(19岁以下)在1965年是3602万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以下称“未成年人口比率”)约为36%,预计2050年这一比率大约13%。届时日本的“老年扶养比”(老年人口和劳动适龄人口的比率)甚至会达到1:1。这意味着,日本社会将面临每个劳动力扶养一位老人的时代。 老年扶养比之中劳动适龄人口的比例越小,支撑社会保障制度越困难,该比达到1:1的情况下,社会保障制度的根基就很容易被动摇。安倍政府已经提出了以提高出生率而遏制总人口减少的长期目标,今后打算将少子化防止政策扩充,大力推行。 伴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养老金、医疗、福利以及其他相关社会保障支付费用逐年增加,引发日本财政状况日渐恶化,为解决此问题,日本政府制定了明确的财政重建目标: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基础性财政收支(Primary Balance,以下简称“PB”),在2015年度之前,与2010年度相比,赤字占GDP之比要减少一半;二是在2020年度之前实现均衡化;三是其后的债务余额占GDP之比稳定下降。 “一体改革”支撑社会保障 日本政府为了充实社会保障的同时实现财政健康化,正在进行社会保障与税制的一体改革(以下简称“一体改革”)。 一体改革的重点是将消费税率上调,从而增加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进法》指出,改革的基本思想是,“社会保障让广大国民都受益,因而所需费用要让每一代人都广泛公平地分担,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中央和地方政府用于支付社会保障的公共

不过,最近安倍首相不得不宣布财政重建道路上的重大改变。作为下一个阶段的关键步骤,即在2015年10月1日将消费税率继续上调至10%。在2014年11月18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安倍首相表明,鉴于现阶段因消费税率上调而造成消费尚未复苏的状况,决定暂缓继续上调,将时间推迟到2017年4月1日。他同时强调,为了在财政重建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这一时间将不会再推迟。


在他看来,这一举措可谓税制重大改变,也正是因此,安倍内阁在2014年11月21日解散了众议院,让国民在当年12月14日举行的众议院大选时,投票表决这次税制上的改变是否妥当。此大选的结果是,安倍率领的自民党和与该党一起组织现任联合政权的公明党,一共获得超过三分之二的议席,安倍政权得到国民的肯定。按照这样的大选胜利,安倍新内阁预计在2015年1月26日召开的本届国会上提出旨在推迟将消费税率上调至10%的《税制根本改革法》修改法案,让该法案得到国会的承认。


事实上,即使不推迟时间,即在2015年10月1日如期实行,为了达成2020年度中央和地方PB均衡化的目标,也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财政收支平衡。很显然,推迟消费税率上调时间会导致达成目标更加艰难,然而,安倍首相在上述记者招待会上说,“政府坚持2020年度中央和地方PB均衡化目标,在2015年夏季之前将制定进一步的收支完善方策”。他充分认识财政重建十分紧要,决不容手软。


费用拨款,就由消费税和地方消费税来承担”。 通过一体改革,包括因上调消费税率而增加的税收(国家和地方),除现行的地方消费税(相当于1%)之外,已经全部被列为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 之所以选择消费税作为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其理由有三。首先,消费税的税收较为稳定,不会被经济是否景气及人口结构变化轻易左右。即便经济不景气,无论对年轻人还是老年人,购买生活必需品依然是刚性需求,因此很难撼动税收基础。其次,消费税的负担不会集中于劳动人口等特定人群,给经济活动造成的负面影响比较小。第三,消费税的资金筹措能力较强。在消费税率上调至5%之后的15年左右中,中央的消费税税收(相当于4%)每年度一直处于大约10亿日元。因此,上调消费税率1%会筹措到2.5亿日元左右的收入。 在一体改革中,增加的消费税税收将一部分用于充实社会保障。除了对于老年人的扶养之外,还要加强对于第二代、第三代以及劳动适龄人口的帮扶,以将传统的主要保障老龄者生活的社会保障制度,转变为所有年龄层全面应对型的制度。 为了实现这样的改革,政府将消费税税收的用途,从面向老龄者的三大经费(基础养老金、老年医疗、看护)扩展到了包括育儿在内的社会保障四大经费。如果依照现行的《税制根本改革法》的安排,2015年10月将消费税率从现在的8%上调至10%(一体改革前:5%)、增加的税收在2017年度相当于5%的增税,即14万亿日元。 政府会从中拿出大约2.8万亿日元被用来充实社会保障、其余相当于4%的大约11.2万亿日元则用于增强社会保障财源。这其中,0.8万亿日元是用在因消费税增加而物价上涨所导致的社会保障四大经费支出的增加部分,3.2万亿日元是用作将国库对基础养老金的拨款比例永久固定在二分之一(从前只有三分之一)的资金来源,以此避免对未来养老金的支付造成影响。剩下的约7.3万亿日元则用在资金来源尚未得到稳定保障的现有社会保障费用的支出上,以此减轻对后代的遗留负担,实现财政健康化。 财政重建道路的陡坡 《税制根本改革法》的附则中规定,执行上调消费税率前,需要“综合考量经济状况等,采取包括停止实施上调在内的必要措施”(简称“经济判断条款”)。为此,安倍内阁在2014年4月1日之前并没有采取停止措施,于是在该日消费税率依照该法从之前的5%上调至8%。 不过,最近安倍首相不得不宣布财政重建道路上的重大改变。作为下一个阶段的关键步骤,即在2015年10月1日将消费税率继续上调至10%。在2014年11月18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安倍首相表明,鉴于现阶段因消费税率上调而造成消费尚未复苏的状况,决定暂缓继续上调,将时间推迟到2017年4月1日。他同时强调,为了在财政重建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这一时间将不会再推迟。 在他看来,这一举措可谓税制重大改变,也正是因此,安倍内阁在2014年11月21日解散了众议院,让国民在当年12月14日举行的众议院大选时,投票表决这次税制上

完善财政收支的途径只有三个:一是通过经济增长的税收增收;二是增税;三是支出削减。


的改变是否妥当。此大选的结果是,安倍率领的自民党和与该党一起组织现任联合政权的公明党,一共获得超过三分之二的议席,安倍政权得到国民的肯定。按照这样的大选胜利,安倍新内阁预计在2015年1月26日召开的本届国会上提出旨在推迟将消费税率上调至10%的《税制根本改革法》修改法案,让该法案得到国会的承认。 事实上,即使不推迟时间,即在2015年10月1日如期实行,为了达成2020年度中央和地方PB均衡化的目标,也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财政收支平衡。很显然,推迟消费税率上调时间会导致达成目标更加艰难,然而,安倍首相在上述记者招待会上说,“政府坚持2020年度中央和地方PB均衡化目标,在2015年夏季之前将制定进一步的收支完善方策”。他充分认识财政重建十分紧要,决不容手软。 完善财政收支的途径只有三个:一是通过经济增长的税收增收;二是增税;三是支出削减。 在推迟消费税率上调的情况下,我现在最关注的是,安倍新内阁在完成编制2015年度预算后,进一步收支完善政策是否加进具体的支出削减方针。尤其是在中央财政支出领域中增速最高的社会保障方面。 边选择取舍政府帮扶项目,边减少财政资源的投入极为重要。比如说,一方面,对于老龄人口当中那些收入超过一定水平的人,需要重新考量养老金支付的必要性和医疗、看护等缴费额度;另一方面,也需要以育儿帮扶措施和高龄者雇佣促进措施而促进女性就业,高龄者继续工作,一边减少社会保障制度的受益者,一边增加该制度的缴费者。 如果安倍新内阁在2015年夏季之前将制定的收支完善政策中,明确具体地加进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支出削减方针,而且在2017年4月1日不再推迟消费税率上调的话,就会看到一线日本财政重建的光明。 文梶川光俊 (作者系日本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本文不代表日本政府和日本大使馆的见解)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5年第8期 总第537期

在推迟消费税率上调的情况下,我现在最关注的是,安倍新内阁在完成编制2015年度预算后,进一步收支完善政策是否加进具体的支出削减方针。尤其是在中央财政支出领域中增速最高的社会保障方面。


边选择取舍政府帮扶项目,边减少财政资源的投入极为重要。比如说,一方面,对于老龄人口当中那些收入超过一定水平的人,需要重新考量养老金支付的必要性和医疗、看护等缴费额度;另一方面,也需要以育儿帮扶措施和高龄者雇佣促进措施而促进女性就业,高龄者继续工作,一边减少社会保障制度的受益者,一边增加该制度的缴费者。


如果安倍新内阁在2015年夏季之前将制定的收支完善政策中,明确具体地加进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支出削减方针,而且在2017年4月1日不再推迟消费税率上调的话,就会看到一线日本财政重建的光明。


对于未富先老的中国而言,人口老龄化问题日渐显现,而邻邦的前车之鉴和应对经验,值得中国慎思明辨。 日本的人口结构老龄化进展相当迅速。老龄化会增加养老金、医疗以及福利等社会保障支出费用。同时显露的麻烦是——日本还在不断少子化,也就是劳动适龄人口(20-64岁)在减少,而恰恰是这部分人支撑了大量的社会保险缴费。 由此可以预见,日本将面临政策性经费来源紧张,政策自由度进一步降低,甚至政府还不得不降低社会保障、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对国民生活不可或缺的公共服务水准。而且,公共债务的净增将财政负担转移给后代,代与代之间的不公平将进一步加剧。 同时,虽然现阶段的国债利息水平很低,但是如果债务余额的增加导致民众对财政的信任度降低,该利息水平就会上涨。如此,不仅会导致保有大量国债的金融机关总资产价值乃至信用力大大下降,带来金融系统不稳定,而且还会由于政府财政的进一步恶化给筹集资金带来困难。因此,财政重建迫在眉睫。 少子老龄化的压力 统计数据显示,日本人口结构在过去50年中迅速老龄化。1965年65岁以上人口(以下称“老年人口”)618万人,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以下称“老年人口比率”)只有大约6%,2012年老年人口达到3083万人,老年人口比率大约24%。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预测,2050年日本老年人口比率预计将会高达大约39%。 另一方面,未成年人(19岁以下)在1965年是3602万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以下称“未成年人口比率”)约为36%,预计2050年这一比率大约13%。届时日本的“老年扶养比”(老年人口和劳动适龄人口的比率)甚至会达到1:1。这意味着,日本社会将面临每个劳动力扶养一位老人的时代。 老年扶养比之中劳动适龄人口的比例越小,支撑社会保障制度越困难,该比达到1:1的情况下,社会保障制度的根基就很容易被动摇。安倍政府已经提出了以提高出生率而遏制总人口减少的长期目标,今后打算将少子化防止政策扩充,大力推行。 伴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养老金、医疗、福利以及其他相关社会保障支付费用逐年增加,引发日本财政状况日渐恶化,为解决此问题,日本政府制定了明确的财政重建目标: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基础性财政收支(Primary Balance,以下简称“PB”),在2015年度之前,与2010年度相比,赤字占GDP之比要减少一半;二是在2020年度之前实现均衡化;三是其后的债务余额占GDP之比稳定下降。 “一体改革”支撑社会保障 日本政府为了充实社会保障的同时实现财政健康化,正在进行社会保障与税制的一体改革(以下简称“一体改革”)。 一体改革的重点是将消费税率上调,从而增加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进法》指出,改革的基本思想是,“社会保障让广大国民都受益,因而所需费用要让每一代人都广泛公平地分担,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中央和地方政府用于支付社会保障的公共

文/梶川光俊

对于未富先老的中国而言,人口老龄化问题日渐显现,而邻邦的前车之鉴和应对经验,值得中国慎思明辨。 日本的人口结构老龄化进展相当迅速。老龄化会增加养老金、医疗以及福利等社会保障支出费用。同时显露的麻烦是——日本还在不断少子化,也就是劳动适龄人口(20-64岁)在减少,而恰恰是这部分人支撑了大量的社会保险缴费。 由此可以预见,日本将面临政策性经费来源紧张,政策自由度进一步降低,甚至政府还不得不降低社会保障、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对国民生活不可或缺的公共服务水准。而且,公共债务的净增将财政负担转移给后代,代与代之间的不公平将进一步加剧。 同时,虽然现阶段的国债利息水平很低,但是如果债务余额的增加导致民众对财政的信任度降低,该利息水平就会上涨。如此,不仅会导致保有大量国债的金融机关总资产价值乃至信用力大大下降,带来金融系统不稳定,而且还会由于政府财政的进一步恶化给筹集资金带来困难。因此,财政重建迫在眉睫。 少子老龄化的压力 统计数据显示,日本人口结构在过去50年中迅速老龄化。1965年65岁以上人口(以下称“老年人口”)618万人,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以下称“老年人口比率”)只有大约6%,2012年老年人口达到3083万人,老年人口比率大约24%。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预测,2050年日本老年人口比率预计将会高达大约39%。 另一方面,未成年人(19岁以下)在1965年是3602万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以下称“未成年人口比率”)约为36%,预计2050年这一比率大约13%。届时日本的“老年扶养比”(老年人口和劳动适龄人口的比率)甚至会达到1:1。这意味着,日本社会将面临每个劳动力扶养一位老人的时代。 老年扶养比之中劳动适龄人口的比例越小,支撑社会保障制度越困难,该比达到1:1的情况下,社会保障制度的根基就很容易被动摇。安倍政府已经提出了以提高出生率而遏制总人口减少的长期目标,今后打算将少子化防止政策扩充,大力推行。 伴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养老金、医疗、福利以及其他相关社会保障支付费用逐年增加,引发日本财政状况日渐恶化,为解决此问题,日本政府制定了明确的财政重建目标: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基础性财政收支(Primary Balance,以下简称“PB”),在2015年度之前,与2010年度相比,赤字占GDP之比要减少一半;二是在2020年度之前实现均衡化;三是其后的债务余额占GDP之比稳定下降。 “一体改革”支撑社会保障 日本政府为了充实社会保障的同时实现财政健康化,正在进行社会保障与税制的一体改革(以下简称“一体改革”)。 一体改革的重点是将消费税率上调,从而增加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进法》指出,改革的基本思想是,“社会保障让广大国民都受益,因而所需费用要让每一代人都广泛公平地分担,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中央和地方政府用于支付社会保障的公共
日本老龄化的困难和奋斗 | 凤凰周刊 - 凤凰周刊 - 凤凰周刊 日本老龄化的困难和奋斗 | 凤凰周刊 - 凤凰周刊 - 凤凰周刊的改变是否妥当。此大选的结果是,安倍率领的自民党和与该党一起组织现任联合政权的公明党,一共获得超过三分之二的议席,安倍政权得到国民的肯定。按照这样的大选胜利,安倍新内阁预计在2015年1月26日召开的本届国会上提出旨在推迟将消费税率上调至10%的《税制根本改革法》修改法案,让该法案得到国会的承认。 事实上,即使不推迟时间,即在2015年10月1日如期实行,为了达成2020年度中央和地方PB均衡化的目标,也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财政收支平衡。很显然,推迟消费税率上调时间会导致达成目标更加艰难,然而,安倍首相在上述记者招待会上说,“政府坚持2020年度中央和地方PB均衡化目标,在2015年夏季之前将制定进一步的收支完善方策”。他充分认识财政重建十分紧要,决不容手软。 完善财政收支的途径只有三个:一是通过经济增长的税收增收;二是增税;三是支出削减。 在推迟消费税率上调的情况下,我现在最关注的是,安倍新内阁在完成编制2015年度预算后,进一步收支完善政策是否加进具体的支出削减方针。尤其是在中央财政支出领域中增速最高的社会保障方面。 边选择取舍政府帮扶项目,边减少财政资源的投入极为重要。比如说,一方面,对于老龄人口当中那些收入超过一定水平的人,需要重新考量养老金支付的必要性和医疗、看护等缴费额度;另一方面,也需要以育儿帮扶措施和高龄者雇佣促进措施而促进女性就业,高龄者继续工作,一边减少社会保障制度的受益者,一边增加该制度的缴费者。 如果安倍新内阁在2015年夏季之前将制定的收支完善政策中,明确具体地加进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支出削减方针,而且在2017年4月1日不再推迟消费税率上调的话,就会看到一线日本财政重建的光明。 文梶川光俊 (作者系日本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本文不代表日本政府和日本大使馆的见解)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5年第8期 总第537期 日本老龄化的困难和奋斗 | 凤凰周刊 - 凤凰周刊 - 凤凰周刊 (作者系日本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本文不代表日本政府和日本大使馆的见解)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5年第8期 总第537期

对于未富先老的中国而言,人口老龄化问题日渐显现,而邻邦的前车之鉴和应对经验,值得中国慎思明辨。 日本的人口结构老龄化进展相当迅速。老龄化会增加养老金、医疗以及福利等社会保障支出费用。同时显露的麻烦是——日本还在不断少子化,也就是劳动适龄人口(20-64岁)在减少,而恰恰是这部分人支撑了大量的社会保险缴费。 由此可以预见,日本将面临政策性经费来源紧张,政策自由度进一步降低,甚至政府还不得不降低社会保障、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对国民生活不可或缺的公共服务水准。而且,公共债务的净增将财政负担转移给后代,代与代之间的不公平将进一步加剧。 同时,虽然现阶段的国债利息水平很低,但是如果债务余额的增加导致民众对财政的信任度降低,该利息水平就会上涨。如此,不仅会导致保有大量国债的金融机关总资产价值乃至信用力大大下降,带来金融系统不稳定,而且还会由于政府财政的进一步恶化给筹集资金带来困难。因此,财政重建迫在眉睫。 少子老龄化的压力 统计数据显示,日本人口结构在过去50年中迅速老龄化。1965年65岁以上人口(以下称“老年人口”)618万人,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以下称“老年人口比率”)只有大约6%,2012年老年人口达到3083万人,老年人口比率大约24%。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预测,2050年日本老年人口比率预计将会高达大约39%。 另一方面,未成年人(19岁以下)在1965年是3602万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以下称“未成年人口比率”)约为36%,预计2050年这一比率大约13%。届时日本的“老年扶养比”(老年人口和劳动适龄人口的比率)甚至会达到1:1。这意味着,日本社会将面临每个劳动力扶养一位老人的时代。 老年扶养比之中劳动适龄人口的比例越小,支撑社会保障制度越困难,该比达到1:1的情况下,社会保障制度的根基就很容易被动摇。安倍政府已经提出了以提高出生率而遏制总人口减少的长期目标,今后打算将少子化防止政策扩充,大力推行。 伴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养老金、医疗、福利以及其他相关社会保障支付费用逐年增加,引发日本财政状况日渐恶化,为解决此问题,日本政府制定了明确的财政重建目标: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基础性财政收支(Primary Balance,以下简称“PB”),在2015年度之前,与2010年度相比,赤字占GDP之比要减少一半;二是在2020年度之前实现均衡化;三是其后的债务余额占GDP之比稳定下降。 “一体改革”支撑社会保障 日本政府为了充实社会保障的同时实现财政健康化,正在进行社会保障与税制的一体改革(以下简称“一体改革”)。 一体改革的重点是将消费税率上调,从而增加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进法》指出,改革的基本思想是,“社会保障让广大国民都受益,因而所需费用要让每一代人都广泛公平地分担,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中央和地方政府用于支付社会保障的公共日本老龄化的困难和奋斗 | 凤凰周刊 - 凤凰周刊 - 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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