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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女捐450亿 看大佬们如何做“慈善壕”   

2015-12-02 17:16:00|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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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地时间12月1日,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在自己的Facebook上宣布,为了庆祝女儿的降生,他与妻子普里西拉·陈共同决定将向慈善机构捐出他们所持有99%的Facebook股份,这些股份的价值达到450亿美元。

不过此次扎克伯格夫妇的慈善“大手笔”并不是他们的首次捐款。26岁时,扎克伯格在就已签署“捐款承诺”。按要求,这一承诺的签署人需要把超过一半的财富捐献给慈善事业。据媒体统计,扎克伯格夫妇至今已向慈善事业投入16亿美元,目标包括私立小学、旧金山总医院、移动互联网创新服务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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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科技圈的“大佬”们,投身慈善事业已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在退休后将慈善当作最主要事业。2000年,比尔与夫人梅琳达·盖茨共同成立基金会,旨在减少全球存在的不平等现象。2008年,比尔·盖茨在遗嘱中宣布拿出98%的财产给“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用于研究艾滋病和疟疾的疫苗,并为世界贫穷国家提供援助。2012年,盖茨夫妇宣布:基金会将在盖茨夫妇去世后的20年内捐出所有资金,然后进入清盘程序。彼时,这个资产规模最大的基金会将在世界上不复存在。盖茨表示:“在本世纪内花光盖茨基金会所有的钱,实际上展示了我们对于推动进步的乐观和决心。”

那么“大佬”们在怀抱慈善事业的宏图大志时,又会遇到哪些外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与挫折?

记者:在从企业家逐步过渡到全职慈善家的过程中,你有没有什么观念上的改变?

比尔•盖茨:对于资本主义在改善人们生活水平的过程中能够发挥核心作用,我一直是一名真正的信徒。我相信在自由市场能够运作的地方,资本主义的灵活和创造性使它能满足世界各地的需求。

但我和妻子梅琳达1993年第一次前往非洲的经历对我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次非洲之行让我们了解到,非洲大陆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贫困儿童死于麻疹、疟疾、 乙型肝炎、黄热病等疾病,仅仅一种我从没有听过的种病毒——轮状病毒(Rotavirus)每年就会杀死50万名儿童,而这种情况在美国基本不存在。我们 原以为,如果数百万儿童正在死亡线上挣扎,那一定会有来自全球各方的努力在拯救他们,但我们错了。虽然私营部门在满足那些有经济能力的人的需求方面取得了 巨大的成就,但世界上还有数十亿人无法以引起市场关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需求,他们只能忍受匮乏。另外,尽管私营经济市场在医学、科学和技术方面培育出很 多了不起的创新,但私营部门对创新的投入仍然远远不够。有一些巨大的创新机会是被市场忽略掉的,因为冒那种风险只能获得微不足道的回报。

针对贫困人群的创新正是受到这两方面市场局限的阻碍。随着梅琳达和我越来越深地参与其中,我们发现一些急需的疫苗就在货架上摆着,而另一些则根本没有机会生 产出来。如果没有买家埋单,市场是不会把巨大的赌注押在突破性研究上的。这就解释了我们现在为什么还没有疟疾疫苗,尽管每年有100万人死于疟疾。这是我 们在生活中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一个市场力量鞭长莫及的世界里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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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那盖茨基金会的工作又是如何克服这一缺陷的呢?

比尔•盖茨:我的好朋友、基金会联席理事之一沃伦•巴菲特曾就慈善事业向我和妻子梅琳达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他说:“不要只做那些稳妥的项目,要挑战那些真正棘手的问题。”对此,我非常赞同。

盖茨基金会与全球各地的合作伙伴密切合作,努力应对一些严峻的挑战。例如:探索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赤贫和贫困人口的健康问题,以及美国教育制度的缺陷问题等等。之所以集中精力解决少数几个问题,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样有利于发挥强大的影响力,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问题正是妨碍人们过上幸福生活的最大障碍。

我们会资助那些有利于消除这些障碍的奇思妙想——不论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农民增产创收的新技术、预防和治疗致命疾病的新型工具,还是帮助师生在课堂内提高教学 和学习效率的新方法,我们都会大力支持。这种创新除非慈善事业一马当先,否则企业和政府很可能不会参与进来。而一旦你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慈善就能利 用政治和市场的力量将那些创新带给最需要它们的人。

我们利用基金会的资金建立了一套让市场力量为穷困人群服务的系统,这套系统保证了药费支付,这样制药公司尚且可以赚到一点钱,或者至少不蚀本。随着这种方法的价值渐显,政 府投入资金来为市场激励机制添砖加瓦,一些制药公司也开始将解决贫困世界的疾病纳入自己的商业模式之中。在研究和分配领域,有针对性的慈善资金促使企业和 政府采取行动。自2000年以来,这种催化式慈善的合作关系已经让2.5亿名儿童获得疫苗接种,拯救的生命超过500万人,我们甚至有望在2015年看到疟疾疫苗的问世。

记者:盖茨基金会将会在你和妻子梅琳达去世后20年内花光所有的钱,然后关门。在中国,很多人都很好奇,你们为什么不愿意让盖茨基金会存续下去?你和梅琳达对这件事情是怎么考虑的?

比尔•盖茨:我和妻子梅琳达以及另一位主要捐赠人巴菲特都认为,盖茨基金会应该把精力集中在21世纪。因此,我们会在我和梅琳达去世后20年内用掉所有的资金。此外,巴菲特也表示,他所持有的Berkshire Hathaway公司股票的收益,也将在他离世后10年内全部用于慈善用途。在本世纪内花光盖茨基金会所有的钱,实际上展示了我们对于推动进步的乐观和决心——要在选定的重点领域里,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能做多快就做多快!

实际上,如果我们希望基金会永久地持续下去,也就意味着我们认为全球健康的不公平现象将永久持续下去。这是不对的,也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我们认为通过在一个相对短期内的重点投入,我们可以加速科技和医药领域的创新,从根本上解决很多问题。让世界尽快地不再需要盖茨基金会,这是我们的目标。

记者:您为何如此坚持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援助呢?

比尔•盖茨: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健康领域的差距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之一,而对外援助在健康领域的投资可以大大改善这一现象。每当我看到和30年前 相比有更少的儿童死亡,人们的寿命更长、生活得更健康,我就对未来充满希望。盖茨基金会正与世界上优秀的经济学家和健康专家共同研究如何让未来更美好。

然而,很多人认为对外援助在发达国家预算中占有很大比重,因此认为削减外援预算会节省大量资金。美国民众就“外援占政府预算比重”接受民意调查时,其答案平 均值为25%。而当问到政府合理的外援支出比例时,人们的普遍答案是:10%。我估计在英国、德国或其他国家,民众也会有类似的印象。而实际数字又是多少呢?挪威是世界上对外援助最慷慨的国家,其外援占政府预算比重也仅为3%,而美国则不到1%!

美国政府预算的1%约为300亿美元。其中只有约110亿美元用于对外健康援助项目,包括:疫苗、蚊帐、计划生育、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抗病毒治疗药物等 (另外190亿美元用于修建学校、道路以及灌溉系统)。我并不是说110亿美元不是一笔大数目。但客观来讲,这就相当于每个美国人每年承担30美元。

美国政府在本国农产品补贴上的支出是其对外健康援助经费的2倍多,军费支出是对外健康援助经费的60倍还多。下次如果有人再和你说,我们可以减少对外援助来降低政府预算,我希望你能质问他:通过牺牲生命的代价减少政府开支,真的是你所希望且最好的选择吗?

此外,我希望大家不要再纠结于援助是否有效,而应花更多的时间思考怎样让援助更有成效。无论是上游的全球公共产品研发,还是下游的创新产品应用推广,如何提高对外援助资金的使用效率都至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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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6日,2013年博鳌亚洲论坛,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兼理事比尔•盖茨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的“为穷人投资”对话中认为,中国粮食生产率每年上升了2.6%,农民收入烦了15倍,的确是了不起的奇迹。

记者:盖茨基金会在中国遇到最主要的挑战是什么?

比尔•盖茨:基金会所致力的领域往往是对穷困人群影响最大、却不容易受到关注的健康和发展领域。因此,挑战性也很大。

我们的结核病项目虽然进展顺利,但结核病防治本身仍面临巨大挑战。在过去20年里,中国成功地把结核病病例数降低了近一半,这是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比不上的成就。但是,大量的耐药结核病例的不断产生给公共卫生体系带来巨大压力。如何确保医院给结核病病人提供规范治疗,防止更多耐药病例的出现?这些都至关重要。同时,我们也需要开发新的结核病诊断工具和新的药物。我希望中国可以更积极地加入到抗击结核病的全球努力中来,让更多结核病病人摆脱痛苦。也呼吁公众关注这个常年被忽视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我很赞赏世界卫生组织抗击艾滋病和结核病亲善大使彭丽媛女士,她在呼吁关注结核病防治、关爱结核病病人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结核病病人中很多都很穷困,希望更多人可以加入进来,为他们的利益呼吁,希望政府可以给予更大的支持。

控烟方面还没有看到太多进展,死亡率仍然在提高。不过,很高兴看到中国在去年年底发布了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的规定。这个领域还有很多挑战。在所有成 功国家中,中国对烟草的课税最低。尽管有在某些地方不允许吸烟的规定,但并没有强制实施,与其他国家相比的市场手段对控烟的激励不足。控烟项目进展速度较 慢,但是我们还是会继续投入。我们需要思考如何让全社会谈论二手烟的问题,了解被迫吸烟的危害以及感染肺癌的风险。目前我们还没有在中国达到这样的效果。当然,这需要时间,美国也是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逐步改善公众态度,推动现在的变革的。

记者:你如何看待财富与慈善的关系以及慈善事业在中国的发展?

比尔•盖茨:我认为建立一家创新性公司的本身就是对世界巨大的贡献。在我二三十岁时,这也是我致力的方向所在。其实,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创业的同时也兼做一些公益,像马克•扎克伯格(Facebook的创始人)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我曾和一些硅谷的创业者们有很愉快的沟通,他们中很多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思考如何回报社会了——比我起步要早得多!这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我知道在当今中国,生产制造业、房地产业和技术领域都有大量的财富被创造出来。人们有选择如何处理财富的自由,但如何才是最佳的理财之道?我认为,把大笔的钱留给 孩子去继承并不是最佳的选择。如果拥有财富的人愿意回报社会,帮助人们拓展视野、看看其他国家正在发生着什么,分享对全球进步的热忱,那么中国的慈善业会 成为一支非常积极的力量。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一些这样的例子了,只不过仍处于起步阶段。我也注意到,很多发生在本地的善举,人们对包括扶残助困、保护环境 等领域越来越关注。不过,慈善是不分国界的,希望中国也可以对其他国家的穷人更多地伸出援手。

我们都有机会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在那里,极端贫困是例外而不是普遍现象,所有儿童不论生在何处,都有相同的机会茁壮成长。对于所有关心和认可每个生命价值的人们来说,世界上再没有比促成这种改变更激动人心的工作了。

(感谢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驻华代表处提供翻译协助)

《凤凰周刊》记者/李光

本文节选自《比尔·盖茨:我为穷人代言》,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总第5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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