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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给中国的“扎克伯格”们打开做慈善之门   

2015-12-17 19:22:00|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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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捐赠是一种完全自发自愿的活动,应出于个人本心而非强迫,行善应受表扬,不行善不应被惩罚。而当我们强迫别人行善的时候,其实是在作恶。

2015年12月1日,美国社交网站“脸书”联合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宣布,他和太太普莉希拉·陈的第一个女儿麦克斯诞生。晒出全家福的同时,扎克伯格表示将家庭所持“脸书”股份的99%,约450亿美元捐于慈善用途,此举再次掀起人们对中国企业家慈善捐款的热议。相对于关注企业家如何使用巨额财产,建设怎样的慈善环境,令公众不分阶层,皆乐意参与其中,或许更为切题

为何美国人更慷慨


慈善捐赠是一种完全自发自愿的活动,应出于个人本心而非强迫,行善应受表扬,不行善不应被惩罚。而当我们强迫别人行善的时候,其实是在作恶。中国慈善事业的制度环境尚不健全,存在很多约束。如果让捐赠人觉得捐款像割肉一样痛苦,那他还怎么会愿意捐赠呢?

中国企业家的财富积累还没有到达美国的阶段。更重要的是,要想让企业家们慷慨捐款,首先需要有一个有利于创造财富的制度环境。美国每年慈善捐款约有3000亿美元,超过芬兰、葡萄牙、秘鲁等国的GDP,其中3/4来自私人捐款,1/4来自公司和私人基金会。70%—80%的美国家庭每年都做慈善捐款,平均捐款额超过1000美元;50%—60%的美国人每年都提供志愿者服务,平均接近50小时。以人均算,没有任何其他发达国家的慈善捐款和志愿者服务时间接近美国,更不用说发展中国家了。

为什么美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更慷慨?原因不仅仅是美国人富有。富人确实给出更多的捐款,但按占收入的比例计,在美国,有工作的穷人的捐款比例高于富人和中产阶级。更重要的是,数据显示,慈善行为与人们的意识形态和对政府作用的信念高度相关。

有调查显示,相信自由市场制度的人比相信大政府主义的人更慷慨,无论用捐款额还是志愿者服务时间衡量都如此。2002年有一个调查显示,与认为政府在社会福利上花钱太多的人相比,认为政府在社会福利上花钱太少的人更不愿意献血,更不愿意为陌生人指路,更不可能返还收银台多找的钱,也更不可能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品和金钱的帮助。

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原因在于,主张大政府主义的人认为,帮助穷人是政府的责任,和自己没有关系;而相信自由市场的人认为,帮助穷人是每个人的责任。

我想纠正大家一个误解,就是私有财产和人的慈善活动的关系。我认为慈善本身就是私有财产制度下的一种产物。如果没有私有财产制度,慈善亦不会存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曾阐明此观点。

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主张公有制,但亚里士多德认为,“划清了各人所有的利益范围,人们相互间争吵的根源就会消除,人们的博济公益精神反倒会增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施舍、节制和慷慨是人们对待财产的健康的态度。但这些品德的培养以人们占有私有财产为前提:“人们在施舍的时候,对朋友、宾客或伙伴有所资助后,会感到无上欣悦;只有在财产私有的体系中才能发扬这种乐善的仁心。”而在财产公有的条件下,“人们就没法做出一件慷慨的行为,谁都不再表现施济的善心。”

亚里士多德讲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在实行私有财产制度的社会,人们不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有了慈善的心;而在一个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中,人们不可能有真正的慷慨之心。道理很简单,人首先得有能力才有慈善之心,公有财产制度下没有任何人有财产,所以也就不可能有慈善之心。更重要的一点是,公有财产制度导致了严重的不公平,在这种不公平的情况下,人们对社会充满了怨恨,也就不可能真正去做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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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史学家司马迁也讲过类似的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也就是说,过于贫穷不太可能有慈善,人富了以后才会乐善好施。其实整个社会也一样,极度贫穷时,人们可能为了吃一点东西而争斗;富足以后,人们就会产生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需求,去做一些“我认为正确的事情”。现在国际社会正在兴起社会企业运动,这是慈善事业发展趋势。企业家把企业做好,就是对社会最大的慈善。如果比尔·盖茨没有把微软做成功,哪来的盖茨基金会?就社会而言,一个人捐款越多未必是一件好事。如果马化腾把财富都捐出去,然而公司垮了,腾讯的用户都会受到影响。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遗憾的是,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并没有实现同等程度的提升。我当然不赞同那种认为现在的道德不如改革开放前。那时随便抓人、斗人、甚至杀人,大家都习以为常,甚至欢呼雀跃。现在大家看到见死不救,已是群情激奋地谴责,这应该说是进步,至少说明我们的道德意识在复苏。

应该说,今天的道德问题既有历史也有现实的原因。今天的病许多是几十年前埋下的祸根发作。道德破坏容易,恢复则需很长时间,最重要的原因仍是上世纪50年代开始对私有产权制度的破坏。如前面提到的,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多年前就指出,消灭私有财产制度一定会引起人的道德堕落。

给慈善松绑


中国慈善事业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和宗教一样,就是不自由。连和尚都有局级方丈、处级住持等行政级别,一个人如果不是出于信仰去当和尚,那怎么可能还有宗教的力量?慈善事业也一样,必须是有使命感的人来做,吸引愿意投身这项事业的人来做这项工作,并保证其资产按照既定的使命去运作。这和政府的运作逻辑是完全不同的。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无论是商业公司还是慈善事业做起来都不太容易,共同的原因在于政府长期以来对资源的垄断。在西方国家,很多属于正常的自由的市场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在中国只有通过慈善的方式来解决。就像所谓的小额贷款的问题,因为西方相对金融比较自由,所以美国有几万家银行,大银行负责大企业,小银行、地区银行、社区银行,就可以负责社区企业的融资。但是在中国,金融垄断比较严重,很多服务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些有需求的普通人,稍微冒一点险就可能踏上非法集资,所以这个时候就迫使茅于轼教授不得不用慈善事业的形式来运作小额贷款项目。

但是现在有些人打着小额贷款的旗号放大额的贷款,一贷就是200万以上。好多人申请到小额贷款的牌照后做的不是真正的小额贷款,把小额贷款的名声搞坏了。所以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无论是商业事业还是做慈善事业,其实都面临很大的挑战,我们相互之间信任度比较低,机构很难靠自己的声誉成长起来。这是很可悲的。这是我们国家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简单地说,公益活动应该更加自由化、市场化,而不是政府管辖。最近几年好多官办的慈善机构都出了丑闻,大家都已经很清楚,它就是政府的附属机构,变成安排官员的地方,所以名声也越来越差。所以还是要用市场的方式去发展慈善事业。真正的慈善一定是自由市场体制下产生的。

当然,市场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不要因为某一个公益机构出了一点问题,就去否定它,如果市场一出点问题,政府就赶快管起来,市场就老出问题,最后就没有市场了。在有些情况下,市场可能没办法正常运作,所以就会出现非市场的或者说半市场的体制,但是必须要尽快恢复市场体制的运作,这才使得慈善起到很好的作用。比如汶川地震时,灾区方便面、矿泉水、牛奶等各种食物浪费得不得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市场不工作,好心不一定办成好事。你捐一百万块钱,可以通过市场需求有效地运作,如果市场失效,只能盲目地到处送方便面、矿泉水,并没有效率。

总之,慈善事业应该是市场的事业、个人的事业,而不是政府的事业。中国的慈善事业要想真正脱胎换骨,一定得依靠民间力量。政府不应该介入,那些政府机构应该尽量退出来,这个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不能以那种错误的方式应对,还是要以法治的原则去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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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周刊》特约撰稿/张维迎(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5年第35期总第56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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