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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坛“清污” 吹动一池“黑水”  

2015-11-20 16:21:00|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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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为:《大陆体育反腐风暴》

2014年7月,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启动,国家体育总局首次进入名单,体育反腐的风暴开始刮起。这一年中,数位体育官员落马,多年来饱受诟病的中国体坛开始经历一场反腐风暴的洗礼。

大陆体育领域的反腐风暴不仅吹向体育系统内部官员的命运,更影响着大陆体育半个多世纪以来形成的举国体制的前景。但体育乱象根植于多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体制问题,体制惯性与金牌政绩紧密联系,肃清体坛歪风绝非朝夕可行。

中纪委针对体育部门的第一阶段反腐,是以全运会为切入点。

1959年创立的全国运动会,由于其运行体系和积分体系,与地方体育官员的升迁直接挂钩,因此也是相关利益链条最多,最不透明的一个。加之这个体系是以金牌为导向的体育考核体系、发展模式和配置方式,因此全运会也是去年中央巡视组公布的巡视问题账单最严重的区域。

近年来,媒体对于全运会中各个代表团为获取金牌而不择手段的报道不绝于耳,更是聚焦在那些依靠裁判主观判断的打分项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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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成都商报》、《河南商报》媒体曾经报道过田亮与当时中国跳水队的主教练周继红交恶后的内幕,这内幕来源于一位资深跳水裁判,当年田亮被排除出国家队,恰逢十运会举行,田亮参加的跳水比赛中,裁判被要求无论田亮跳得有多好,最多只能给8.5。比赛中,在田亮一次完美入水后,除了该位裁判按标准给出9.5的高分以外,其他裁判果然只给出8.5。该裁判也因此失去了参加“最佳裁判”评选的资格。自知已得罪领导的他不久后便辞职。

这位裁判还透露,这种打分“内定”的情况并不罕见,但一般不会出现像压田亮那样有明确的指示,而是只会“派人来放出一点口风,下面的人自然知道该怎么做。就算后面有人来查,也查不到任何证据。”他还表示,对于跳水裁判的近乎傀儡的状态无能为力。“比赛都是有很多替补裁判的,你不听话,不用你就行了,很多人在那儿等着呢。所以很多比赛,我们都是带着耳朵去:不用看比赛,听领导招呼就是了。”二人这段往事已成公案,她本人在不同的媒体上多次解释田亮被开除出国家队只是因为田“耍大牌”、不遵守纪律等原因,但“田亮事件”至今舆论未消。

为什么全运会成为各种乱象的聚集地?在东方卫视今年1月的一档节目中,前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元道出了圈内几乎人人皆知的奥秘:

“奥运金牌、亚运金牌对各省没什么用,意思不大。重要的是全运会那个金牌,因为全运会金牌得的多,就说明这个省的体育抓得好,然后给你拨的经费比往年还要多。运动员都全力争全运会的金牌,全运会金牌的奖金是30万元,没有奥运会的50万多,但他为什么还要争呢,因为他不争,省体育局的领导就不可能往上升,省里的经费就可能往下减。所以为了整这个,各省体育局就不择手段,像收买裁判、收买对手,像优秀运动员参加比赛的时候,他们连别人提供的水都不敢喝,一定要自己拿着自己的水,否则会有人往水里下巴豆,或者有可能查出来兴奋剂。”崔永元在节目中对体育黑幕大加鞭挞:为了让对手不出好成绩,收买对手、收买裁判、破坏对方的器械等等手段不一而足。同时参加节目的著名游泳运动员乐靖宜回应:游泳项目中确有兴奋剂的事。此前自己当运动员时就有很强的保护意识,绝对不会喝桌子上放的水,矿泉水打开之后喝一口,出去溜达一圈回来后,这瓶水也不会再喝。

层出不穷的各种黑幕、混乱、弄虚作假,已使全运会公信力大打折扣。场外因素甚至压过了运动员赛场上的表现成为关注的热点。如有好事者愿意整理,仅全运会就可以写出一本“造假指南”。

如果说全运会是最厚实的底子,那么金牌队则是最瞩目的明珠。由于二者在从业环境、输送管道甚至奥运战略目标诉求上(奥运会金牌等于一块全运会金牌)的互相纠葛,导致双方含混不清的灰色地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在针对全运会的整肃风暴中,也不忘对金牌队进行警告和敲打。

被称为花样游泳教母的前游泳中心花样游泳部主任俞丽,在去年11月因涉嫌受贿和操纵比赛被带走调查,业界四座皆惊。此事被媒体称为业务派掌门人的命运缩影。的确,在国家体育总局内部,几乎每个战绩彪炳的项目中,都存在着一个俞丽式的人物。他们为项目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另一方面也因为缺乏监督,在自己的小圈子当中权力极大。其中个别人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成为重要比赛结果的操纵者。俞丽统帅的又是打分项目。而跳水、体操、艺术体操、花样游泳等项目,在缺乏统一的计量单位、裁判主观性比较强的情况下,也为众多的幕后交易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遗憾的是,俞丽事件并未令国家体育总局警醒——在中纪委取消全运会奖牌榜的禁令之后,体育总局也提出不再公布全运会金牌榜,但两天后,总局官网上发布的《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草案)的通知》与《第十三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竞赛规程》中,仍然将公布各省市代表团的成绩榜。事件爆出后,体育总局宣传司回应称,该事件是内部的技术失误,而中央纪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组副组长施泽华表示要追查追责,将责任落实到人。

北京体育大学体育道德与廉政风险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闫旭峰认为,所谓金牌政绩观即是将获得的金牌数量作为衡量一个地方体育工作好坏的指标。在这种指标体系下,金牌获得的多少,与体育官员的升迁、教练员职称的评定、运动员获得的奖金,甚至部门的奖金等都联系在一起。把金牌作为衡量体育运动好坏的标准,就使得各地体育部门为了拿金牌而不择手段,衍生出赛场上的各种不正之风。

在闫旭峰看来,金牌政绩观形成多年,绝非体育总局一处:“每到全运会的时候,省里面开始下任务,再到省体育局,再一层一层向下。所以体育领域的反腐倡廉,扭转金牌政绩观是一个非常复杂艰巨的任务,仅靠总局是不可能解决彻底的,总局的工作也必须依靠各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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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岐山在北京出席2014年中央第二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并讲话。】

2014年,中国越野拉力赛正式创立,办赛方希望让这项赛事成为像达喀尔拉力赛那样的世界顶级拉力赛,但赛事第一届便面临参赛费用昂贵、奖金太低的质疑。比赛汽车组报名费单车10万元人民币,卡车组15万元,摩托车组5万元,而奖金汽车组第一名3万元,总成绩第一还能拿5万元。如此一来,即使比赛成为冠军也得赔钱。赛事到第二届已出现参赛者大减的状况。

如此寒酸的奖金和高昂的报名费,缘自赛事高得惊人的办赛费用。据一位业内人士透露,像中国拉力赛这样级别的比赛,上交汽联的“审批费”“协调费”以及裁判、设备及通讯费用便高达1000万元人民币。在这其中40万元的“赛事审批费”并不包含任何服务,但如果不上交审批费,承办方就得不到办赛的批文。各种官方收费中的猫腻还有很多。汽联规定赛事裁判、医疗救护等相关人员由汽联聘请,费用约为400万元人民币,但承办方如果自己聘请顶级团队,成本可能会节省一半。

去年9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取消商业性、群众性赛事审批权。审批不公正、不透明,部门利益纠缠其中被纪委巡视组点出。体育总局则于去年12月出台《关于推进体育赛事审批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规定原则上取消审批,禁止巧立名目违法违规收费,并加强信息公开。但审批乱象并非单一的问题,其背后是亦被巡视组指出的体育管理机构四位一体、权力集中的问题。

一位体育业内人士认为,无论是赛事审批中的问题,还是运动员、教练员选拔,裁判员选派中出现的乱象,以致比赛中的各种弄虚作假,其背后都有着体育管理机构权力集中的问题。在现有体制下,各项目中心不仅是行政机构,又是事业单位,又是社团,一些还经营企业。各中心既是裁判者又是运动员,既审批体育又办体育,项目中心又有权力选择参加赛事的运动队,这就为滥用权力提供了空间和机会。只有通过转变职能、放权分权,改变这个制度才能最终解决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体育领域开始进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改革。当时的国家体委将其内部好些业务部门分离出来,将以前的竞赛司改为一个个项目的中心。当初将项目中心与体育项目协会二合一的制度安排本是一个过渡性的设置,此后的目标是项目中心与协会再分离,让体育协会成为真正的社会团体。但这种过渡性质的机构却逐渐凝固,成为长期的制度,项目中心和项目协会成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状态,随着体育市场的发展,项目中心便成为了行政、事业、社团、企业四位一体的结构。

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受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管辖的各个单项体育协会应当是一个社会团体,而非政府机构。国际足联章程中甚至规定,各国足球协会如果在运作中有受到行政干预,该国足协将可能被驱逐出国际足联。然而在中国,从计划经济时代便形成了行政体育,依靠行政力量推动管理体育的制度。在总局层面,国家体委、中国奥委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三块牌子,但基本上是一套人马。这其中行政的力量处于强势。在中心里面,改革以前是由体委下设各司来管项目,而体委下设的各个运动协会更多是虚设的建制。现在项目中心不与协会分开,事实上还是延续着以前的制度模式。发布行政命令时用中心的名义,在另一些场合则用社团协会的名义。

不仅如此,体育方面的腐败问题有时并不仅仅是体育系统中的问题,整个社会环境的腐败风气使得体育系统难以独善其身。另外,不同的项目的情况也很有差别,需要根据项目特点具体分析。例如,组织一次赛车项目会占用大量的公路资源,同时也需要大量的安保、技术的保障,交通、安保等管理部门同时也获得了寻租的机会。“现在体育反腐的一个结果是没人办比赛”,一位曾参与体育赛事承办的人士称,“对于主管官员来讲,哪些钱该收、哪些钱不该收并没有正式标准,容易犯错误。现在民间办赛逐渐增多,但一些大型的赛事仍然脱离不了官方的身影。”

改变这个与举国体制同构的管理体制绝非易事。体育总局在回应巡视组的《通报》中提出诸多规划,包括足协改革力度、项目比赛试点,这些规划除足球现今已经出台足协与足管中心脱钩的方案外,都属于试点性质,并且进行分权试点的项目都非常边缘。一些项目在社会上不容易普及,群众性活动开展不起来,但同时又承担着为国争光的任务,并不适合完全交由社会来办。在目前可见的体育改革中,或许足球改革会成为打开局面的里程碑。

《凤凰周刊》记者/李克难 特约撰稿/杨旺

本文节选自《大陆体育反腐风暴》,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5年第32期总第56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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