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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行于古老又新鲜的唐诗  

2015-11-13 21:12:00|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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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是一片古老而新鲜的雪,能够随时取出,擦亮我们的感觉和语言。

它也是掘在庭院中的一口井,眼下仍可汲取,永不干枯。

眼下,唐诗和我们的关系含有不动声色的困惑。对普通人来说,从小学课本里的“锄禾日当午”,到成年的耳濡目染,唐诗仍旧代表着传统认同和审美标杆,地位不可动摇。


另一方面,这种关系又似乎止于思古之幽情,不能与当下的人性感受发生实际联系。体现在创作领域的表现是,现代诗歌自觉斩断了传统的血缘,残存的古体诗写作则近似“打油”,鲁迅文学奖中的诗词类评选沦为闹剧。

穿行于古老又新鲜的唐诗 - 凤凰周刊 - 凤凰周刊
我们想到李白、杜甫、李商隐时,会觉得他们是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里写诗,意境令人神往,经验却与今天不具可比性。一句“盛唐气象”或“天人合一”,往往就笼罩了他们的面目。诗人们与世界的关系,对待物质和自身的态度,人性的层次脉络,与我们所处的现代有了本质的隔绝。


这也意味着,唐诗更像是家中祖传的旧物,虽然亲切,引人摩挲,却失去了哺育生命的性质,不再提供创造的原动力。这种现象移植到荷马史诗或者圣经诗歌上,都是难以理解的,它们更像是后代人不断反向挖掘、汲之不尽的井。


唐诗的恒久生命力


是唐诗不具备延伸至现代的内在生命力,只能停留那个限制了它的“黄金时代”里;还是我们回头打量唐诗时,视距和角度已经出了问题?


这是我在早年接触唐诗的经历中隐隐感到的一种疑惑,一种不适。由于青春期对李商隐的偏爱,这种不适更趋强烈。作为所谓“朦胧诗鼻祖”,李商隐的诗里找不到通常的“盛唐气象”或“圆融意境”,反倒对于破碎、分裂、寂寞、晦涩有着独特的传达,个体性非常强烈,与青春期的我心境似乎天然互通。或许有人将李商隐及李贺看作唐诗中的异数,但以后在对孟浩然、杜甫、王维以至李白的阅读中,我仍然能感到强烈的个体性差异。


对于一般“盛唐之音”观念的不适,也就一直延续下来,直到在近著《在唐诗中穿行》里试图探寻和释放。


探寻的路径,需要摆脱对“盛唐之音”的成见,把诗人们还原为生活中的个人,考察他们笔下的个体生存经验,与今天的我们有无共通之处。一旦摆脱“盛唐意境”和“天人合一”的笼统意象,我们会发觉他们的体验真实而具体,在可靠性和内在性上,与今天的我们并无绝对阻隔,反倒可以在细致灵敏上疗救现代的某种麻木贫乏。更进一步说,他们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现代人”,而我们也并非远远超前于他们的感觉世界。


举例说,孟浩然笔下的“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或者柳宗元的“石泉远逾响,山鸟时一喧”,在“意境清绝”的评价下,少有人注意到他们对世界的观察,不只是外部性和笼统的,在精确性和内在意识上不逊于甚至超出现代人。这种精确或“体物入微”正是现代人丢失的语言能力。


杜甫在《北征》或者《赠卫八处士》对野果灌木、韭菜黄粱不厌其烦的描述,不仅是以诗为史,更含有对有限物质的珍视,对个体生存与物质世界供养关系的领会,这完全可以说是一种现代存在意识。卢照邻在生前预先为自己营造坟墓,偃卧其中,隔绝世事,更可以说是在直面死亡中保存个体强烈的存在意识,含有通向西西福斯或“局外人”的讯息。


即使是天才诗人李白营造的“秋浦”,不也充满了晦涩恍惚、潜意识与现实交汇,成为某种存在状态的隐喻?在某种程度上说,“秋浦歌”正是朦胧诗的鼻祖,李白并非只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的豪放。


以我们熟悉的唐诗的主题“友情”来说,在杜甫写给李白的诗中,既有“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这样的明快表达,也有得知李白流放消息之后写下的晦涩奇诡梦境。“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的诗句传达的,与其称为意境,不如说是隐喻,喻体是诗人命运抑或时代转折。


唐人与今人的精神共鸣


从作为普通人的生存、情感、身体以至自我实现需求上说,唐代诗人和我们并无不同。王维在借助玉真公主推荐成名,以后又身陷叛军的经历,显露了人生的无奈。


在他努力寻求内心安宁的诗句中,仍旧传达了无处不在的灵魂分裂感。从大处说,“安史之乱”的转折构成了整个盛唐诗歌的背景,任何诗人都需面对这一时代和精神的断裂,危机和冲突的张力内嵌在他们的诗歌中,这远非“意境”“气韵”等名词能够传达的。


在外部世界传达上,唐诗大大拓展了前代的边界,又保留着认真细致观察事物的视角。在意象营造、情感传达、物质观察上,唐诗已经超越了前代的单纯讲究气韵风骨或物象铺排,到达了体物入微又意在言外的层次,也就拥有了超出具体描摹的隐喻能力。这种建立在坚实意象之上的隐喻性,是现代文学和感觉方式的特征,可见其并非前无古人。


这并不是说要否定唐诗的意境之美、气象之宏。正是在个体生存体验、时代冲突张力的根基上,盛唐气象的意境才获得了超越性意义,而不是无病呻吟的绮靡或者是空虚抽象的玄言。


摆脱了对唐诗的成见,我们和唐诗的关系才会血脉贯通。如果唐代诗人的感受和我们并非全然隔绝,那我们今天能从唐诗当中吸取什么?

回到个人的阅读史,如果说李商隐和李贺拓展了我在青春期的感受世界,提供了打量自我的镜子;杜甫和高适带来了成人对世事的承担、对个人与世界关系的认识;李白提示了我心灵想象的能量和现实限制的边界;孟浩然、韦应物这样的诗人则更多磨炼了我对外部事物的观察体会。


不管是诚实、认真地面对理想、情感和外界,还是精确入微地观察体会事物,都是信息复制和消费主导时代我们正在丢失的某种能力,我们与物质世界的联络被消费链条置换,人际关系陷于密集信息围困下的疏离,体现在语言上,是无力面对和传达事物真实、只是沉溺于情绪的吐槽或鸡汤。这正是我们要反身求助于唐代诗人们之处。


自然,唐人和我们生活的世界相差很大,工业化制造的诸多事物和现代的生活方式,在其间划出了鸿沟。但人性的深层结构和物质与人的关系并未发生根本改变,这是古老信仰可以延续的原因,自然也是唐诗可以和当下人性相通的原因。


在这个意义上,唐诗是一片古老而新鲜的雪,能够随时取出,擦亮我们的感觉和语言。它也是掘在庭院中的一口井,眼下仍可汲取,永不干枯。具体到文学创作上,它的意象、精神和方法,理应为现代诗歌和文学提供取之不绝的营养。


《在唐诗中穿行》这本书的来源,也含有不乏深意的机缘:因为躺在春天潮湿的地面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发病,初次体会生死后回溯唐诗,由同患肺病的李贺发端,探索前代诗人和认识自己,寻求生命的安顿。这番机缘,大约也说明了我们与唐诗的血脉关联。


文/袁凌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5年第31期总第56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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