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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2012国策拐点临近?   

2013-08-05 12:12:00|  分类: 计划生育,人口红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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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十八大报告传递出完善人口政策的信号”。 中共十七大报告的相关表述是,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十八大报告没有再提“稳定低生育水平”,而是强调要“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此外,2012年上半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也有类似表述:“十二五”时期是中国人口发展的重大转折期,人口素质正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瓶颈……加快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 官方智库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也在十八大召开前夕发布了《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大型研究报告。研究认为,在经历了迅速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之后,“中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增长过快,而是人口红利消失、临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等问题。” 基于此,20多位人口学者提出政策建议:中国应实施“生育自主、倡导节制、素质优先、全面发展”的新人口政策。其中涉及的改革包括调整生育政策、投资健康和教育、注重农村地区儿童发展、统筹城乡发展中的人口流动、激发老龄社会的发展活力、促进性别社会平等和加强家庭发展7个方面。 报告特别提出,近期生育政策的调整方案应该是在全国分步实施放开“二孩”。第一步,在城市地区和严格执行一孩政策的农村地区即刻放开二胎;第二步,2015年,在实行“一孩半”(即有的地区第一胎为女孩的夫妇可以生二胎)政策的地区放开二胎,实现全国全面放开“二孩”的目标。 专家研究认为,分区域分步骤放开“二孩”,可以避免同时全部放开二孩带来的人口大起大落式的剧烈变动,也可避免放开“单独”(即夫妻双方一方是独生子的可生二胎)带来的花费时间较长、贻误时机等问题。 “现在社会上舆论纷纷,其实方向已经很明确了,调整是必然的,只不过是再多拖几年就再多倒霉几年。可惜我们已经丧失一个很好的平稳过渡的时机,现在再调整已经晚了。但即便如此,还是要平稳过渡。”其中一位专家猜测,“2013年全国‘两会’后应该会有变化。”
称,“十八大报告传递出完善人口政策的信号”。 中共十七大报告的相关表述是,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十八大报告没有再提“稳定低生育水平”,而是强调要“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此外,2012年上半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也有类似表述:“十二五”时期是中国人口发展的重大转折期,人口素质正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瓶颈……加快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 官方智库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也在十八大召开前夕发布了《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大型研究报告。研究认为,在经历了迅速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之后,“中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增长过快,而是人口红利消失、临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等问题。” 基于此,20多位人口学者提出政策建议:中国应实施“生育自主、倡导节制、素质优先、全面发展”的新人口政策。其中涉及的改革包括调整生育政策、投资健康和教育、注重农村地区儿童发展、统筹城乡发展中的人口流动、激发老龄社会的发展活力、促进性别社会平等和加强家庭发展7个方面。 报告特别提出,近期生育政策的调整方案应该是在全国分步实施放开“二孩”。第一步,在城市地区和严格执行一孩政策的农村地区即刻放开二胎;第二步,2015年,在实行“一孩半”(即有的地区第一胎为女孩的夫妇可以生二胎)政策的地区放开二胎,实现全国全面放开“二孩”的目标。 专家研究认为,分区域分步骤放开“二孩”,可以避免同时全部放开二孩带来的人口大起大落式的剧烈变动,也可避免放开“单独”(即夫妻双方一方是独生子的可生二胎)带来的花费时间较长、贻误时机等问题。 “现在社会上舆论纷纷,其实方向已经很明确了,调整是必然的,只不过是再多拖几年就再多倒霉几年。可惜我们已经丧失一个很好的平稳过渡的时机,现在再调整已经晚了。但即便如此,还是要平稳过渡。”其中一位专家猜测,“2013年全国‘两会’后应该会有变化。”
计划生育:2012国策拐点临近? - 凤凰周刊 - 凤凰周刊


导读: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消息称,以更大勇气魄力推进改革,鼓励示范地区先行先试。公众对政策调整的期待在2012年末空前高涨。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3年1期 李光 2012年末,大陆计划生育政策或将放宽的说法刚刚遭遇多轮热炒,吊足民众胃口,就被紧急泼冷水。 11月9日,新华网发布题为《十八大报告: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的消息,引发普遍的悲观和失望。但日本《朝日新闻》在将十八大报告与十七大报告相关表述对比之后,反而提出大陆“独生子女政策或将放宽”的预测。到了11月13日,新华网也再次发布消息,引述专家评论称“十八大报告传递出完善人口政策的信号”。这一消息被解读为计生政策或将放松的暗示,舆论风向即刻转悲为喜。 11月28日,《中国日报》刊发对国家计生委前主任张维庆的采访称,政府在起草放开二胎计划,“拟议的修改将允许城市夫妇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第二天国家计生委宣教司司长张建就回应称,张维庆的说法是个人之言,并不代表官方口径,“不算数”。 一个月之内如过山车一般的官媒口径变化,被猜想或为政策变化前刻意释放的“探空气球”。12月19日,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消息称,“以更大勇气魄力深入推进综合改革,鼓励示范地区先行先试。”公众对政策调整的期待在2012年末空前高涨。 人口红利消失与老龄化 官方对计划生育政策表述方式的变化,以及民间突然开始出现大量希望调整计生政策的呼声,重大的社会背景,是中国人口结构在长期计生政策作用下,“人口红利”的快速消失和中国正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 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8亿,占比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接近1.19亿,占比8.87%,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在人口比例中分别提高2.93个百分点和1.91个百分点。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 在劳动力方面,按15~64岁为劳动力人口的国际标准,中国劳动人口占比为74.53%,比2000年提高4.38个百分点,绝对数量9.98亿,继续延续了上升趋势。以20岁至65岁的人口作为工作人口,这个阶段年龄人口数仍将继续上升,到2020年前后才接近峰值。 但对劳动力构成再进行细分,则情况不容乐观。 按照中国民间智库莫尼塔(上海)公司统计分析,有两项指标在2012年出现拐点和逆转: 曾被认为中国有近乎无限供给的低端劳动力人口,在1996-2003年期间,因农民工进城和国企改革下岗员工的叠加效应,形成了供给高峰,但此后东南沿海地区很快出现用工荒,无穷的低端劳动力被证明是个错觉。随着近年频繁出现的用工荒,低端劳动力供给增速不断下滑,在2012年出现拐点,此后低端劳动力的退出人数将逐渐超过低端劳动力的供给人数。 虽然中国劳动力供给总数仍然呈缓慢的增加趋势,但中国劳动力中35岁-55岁核心工作人口,在全国人口所占比例,将由2008年的33.9%下降到2012年的30.3%。 因此,无论2012年是否可算中国计划生政策的拐点之年,从人口的结构上来说,已经出现了历史性的拐点。 人口红利的快速减少和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是前工业化国家进入现代工业国家过程中的必然阶段。但欧美和日本、韩国等发
导读: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消息称,以更大勇气魄力推进改革,鼓励示范地区先行先试。公众对政策调整的期待在2012年末空前高涨。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3年1期 李光

2012年末,大陆计划生育政策或将放宽的说法刚刚遭遇多轮热炒,吊足民众胃口,就被紧急泼冷水。

达国家与今日中国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是在完成城市化以后,才开始出现人口红利减少并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尤其是欧美国家,在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后,仍然持续了一段较长时间的人口增长期。而中国今日尚未完成城市化,人口红利就开始快速衰减,并迅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在人均收入较低的发展阶段,就进入一个社会抚养比(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通常为14岁及以下人口数+65岁以上人口数15~64岁人口数)迅速增大的不利阶段。 根据对日、韩和欧美国家的制造业就业人口供求变化分析,当社会劳动力供给偏紧时,会出现继农业劳动力向制造业转移后的第二次拐点,即制造业劳动力比例降低,此时,GDP的增速进入趋势性的下行通道,同时,核心CPI则趋势性向上。对人均收入尚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中国而言,提前到来的人口结构和就业拐点,对中国社会的长远发展无疑是极为不利的。 计生政策的反思 中共十八大召开后的12月3日,国家计生委下发通知,明确要求各地简化办证流程,解决流动人口就地办理准生证的难题。然而,随之而来的则是各地媒体关于新规定在基层遭遇执行难的报道。 显然,如此微弱的政策空间释放,远不能令民间满意。实际上,此前大陆计生政策也曾些许放宽过。 1980年代,曾确立一批“人口特区”作为“二孩试点”;1990年代推行“计划生育优质服务”促进计生职能转型;2000年以后,各省也相继探索“取消生育间隔”并推行“双独二胎”政策(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可生二胎)。上述政策调整同样均已远远落后于公众的期待。 现有的计生考核方式是地方从严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家计生委原规划统计司司长张二力曾以“百日无孩”事件为例解释指标考核对于暴力计生的影响。当时,国家计生委每年给各省下达能生多少个孩子的指标,各省再把指标分配到基层。这会导致一个问题:比如说该县全年指标是允许生育100个孩子,如果上半年就生了110个,指标用完了,那么下半年就一个都不允许生。“百日无孩”事件可能就是因此而发生的。 后来的考核方式虽有所改革,但是仍然将“计划外生育”作为一个绝对标准来考核计生干部的工作,加之很多地方一把手的任免也面临“计划生育一票否决”的现实压力,所以类似安康事件的暴力执法始终难以根除,流动人口就地办理准生证也依旧会遭遇现实难题。 此外,对一些省份的计生工作始终紧抓的一个合理的猜测是:“可能是在人均GDP增长速度上承受了很大压力。” 2012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前计生委官员开始公开反思现行计生政策。自1988年从事计生工作,历任国家计生委机关党委书记、纪委书记的苗霞退休之后一直关注“失独父母”群体。这些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的“光荣一代”在忍受丧子孤苦之余,还要担心疾病、养老等一系列现实难题。目前尚未有这一群体数量的确切统计,但有专家估算,大陆至少有100万个失独家庭,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6万个。 苗霞说:“要有一个共识,他们不是负担和不稳定因素,而是一个又一个绝望的、受伤的、对未来失去信心的父亲母亲。”“如果我们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就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 计生政策拐点迹象已现? 尽管官方保持低调,但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有关计划生育的提法,与十七大报告相比确有变化。新华网报道也引述权威人口专家评论
11月9日,新华网发布题为《十八大报告: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的消息,引发普遍的悲观和失望。但日本《朝日新闻》在将十八大报告与十七大报告相关表述对比之后,反而提出大陆“独生子女政策或将放宽”的预测。到了11月13日,新华网也再次发布消息,引述专家评论称“十八大报告传递出完善人口政策的信号”。这一消息被解读为计生政策或将放松的暗示,舆论风向即刻转悲为喜。

称,“十八大报告传递出完善人口政策的信号”。 中共十七大报告的相关表述是,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十八大报告没有再提“稳定低生育水平”,而是强调要“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此外,2012年上半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也有类似表述:“十二五”时期是中国人口发展的重大转折期,人口素质正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瓶颈……加快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 官方智库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也在十八大召开前夕发布了《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大型研究报告。研究认为,在经历了迅速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之后,“中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增长过快,而是人口红利消失、临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等问题。” 基于此,20多位人口学者提出政策建议:中国应实施“生育自主、倡导节制、素质优先、全面发展”的新人口政策。其中涉及的改革包括调整生育政策、投资健康和教育、注重农村地区儿童发展、统筹城乡发展中的人口流动、激发老龄社会的发展活力、促进性别社会平等和加强家庭发展7个方面。 报告特别提出,近期生育政策的调整方案应该是在全国分步实施放开“二孩”。第一步,在城市地区和严格执行一孩政策的农村地区即刻放开二胎;第二步,2015年,在实行“一孩半”(即有的地区第一胎为女孩的夫妇可以生二胎)政策的地区放开二胎,实现全国全面放开“二孩”的目标。 专家研究认为,分区域分步骤放开“二孩”,可以避免同时全部放开二孩带来的人口大起大落式的剧烈变动,也可避免放开“单独”(即夫妻双方一方是独生子的可生二胎)带来的花费时间较长、贻误时机等问题。 “现在社会上舆论纷纷,其实方向已经很明确了,调整是必然的,只不过是再多拖几年就再多倒霉几年。可惜我们已经丧失一个很好的平稳过渡的时机,现在再调整已经晚了。但即便如此,还是要平稳过渡。”其中一位专家猜测,“2013年全国‘两会’后应该会有变化。”
11月28日,《中国日报》刊发对国家计生委前主任张维庆的采访称,政府在起草放开二胎计划,“拟议的修改将允许城市夫妇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第二天国家计生委宣教司司长张建就回应称,张维庆的说法是个人之言,并不代表官方口径,“不算数”。

一个月之内如过山车一般的官媒口径变化,被猜想或为政策变化前刻意释放的“探空气球”。12月19日,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消息称,“以更大勇气魄力深入推进综合改革,鼓励示范地区先行先试。”公众对政策调整的期待在2012年末空前高涨。

导读: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消息称,以更大勇气魄力推进改革,鼓励示范地区先行先试。公众对政策调整的期待在2012年末空前高涨。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3年1期 李光 2012年末,大陆计划生育政策或将放宽的说法刚刚遭遇多轮热炒,吊足民众胃口,就被紧急泼冷水。 11月9日,新华网发布题为《十八大报告: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的消息,引发普遍的悲观和失望。但日本《朝日新闻》在将十八大报告与十七大报告相关表述对比之后,反而提出大陆“独生子女政策或将放宽”的预测。到了11月13日,新华网也再次发布消息,引述专家评论称“十八大报告传递出完善人口政策的信号”。这一消息被解读为计生政策或将放松的暗示,舆论风向即刻转悲为喜。 11月28日,《中国日报》刊发对国家计生委前主任张维庆的采访称,政府在起草放开二胎计划,“拟议的修改将允许城市夫妇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第二天国家计生委宣教司司长张建就回应称,张维庆的说法是个人之言,并不代表官方口径,“不算数”。 一个月之内如过山车一般的官媒口径变化,被猜想或为政策变化前刻意释放的“探空气球”。12月19日,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消息称,“以更大勇气魄力深入推进综合改革,鼓励示范地区先行先试。”公众对政策调整的期待在2012年末空前高涨。 人口红利消失与老龄化 官方对计划生育政策表述方式的变化,以及民间突然开始出现大量希望调整计生政策的呼声,重大的社会背景,是中国人口结构在长期计生政策作用下,“人口红利”的快速消失和中国正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 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8亿,占比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接近1.19亿,占比8.87%,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在人口比例中分别提高2.93个百分点和1.91个百分点。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 在劳动力方面,按15~64岁为劳动力人口的国际标准,中国劳动人口占比为74.53%,比2000年提高4.38个百分点,绝对数量9.98亿,继续延续了上升趋势。以20岁至65岁的人口作为工作人口,这个阶段年龄人口数仍将继续上升,到2020年前后才接近峰值。 但对劳动力构成再进行细分,则情况不容乐观。 按照中国民间智库莫尼塔(上海)公司统计分析,有两项指标在2012年出现拐点和逆转: 曾被认为中国有近乎无限供给的低端劳动力人口,在1996-2003年期间,因农民工进城和国企改革下岗员工的叠加效应,形成了供给高峰,但此后东南沿海地区很快出现用工荒,无穷的低端劳动力被证明是个错觉。随着近年频繁出现的用工荒,低端劳动力供给增速不断下滑,在2012年出现拐点,此后低端劳动力的退出人数将逐渐超过低端劳动力的供给人数。 虽然中国劳动力供给总数仍然呈缓慢的增加趋势,但中国劳动力中35岁-55岁核心工作人口,在全国人口所占比例,将由2008年的33.9%下降到2012年的30.3%。 因此,无论2012年是否可算中国计划生政策的拐点之年,从人口的结构上来说,已经出现了历史性的拐点。 人口红利的快速减少和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是前工业化国家进入现代工业国家过程中的必然阶段。但欧美和日本、韩国等发
人口红利消失与老龄化

官方对计划生育政策表述方式的变化,以及民间突然开始出现大量希望调整计生政策的呼声,重大的社会背景,是中国人口结构在长期计生政策作用下,“人口红利”的快速消失和中国正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
达国家与今日中国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是在完成城市化以后,才开始出现人口红利减少并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尤其是欧美国家,在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后,仍然持续了一段较长时间的人口增长期。而中国今日尚未完成城市化,人口红利就开始快速衰减,并迅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在人均收入较低的发展阶段,就进入一个社会抚养比(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通常为14岁及以下人口数+65岁以上人口数15~64岁人口数)迅速增大的不利阶段。 根据对日、韩和欧美国家的制造业就业人口供求变化分析,当社会劳动力供给偏紧时,会出现继农业劳动力向制造业转移后的第二次拐点,即制造业劳动力比例降低,此时,GDP的增速进入趋势性的下行通道,同时,核心CPI则趋势性向上。对人均收入尚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中国而言,提前到来的人口结构和就业拐点,对中国社会的长远发展无疑是极为不利的。 计生政策的反思 中共十八大召开后的12月3日,国家计生委下发通知,明确要求各地简化办证流程,解决流动人口就地办理准生证的难题。然而,随之而来的则是各地媒体关于新规定在基层遭遇执行难的报道。 显然,如此微弱的政策空间释放,远不能令民间满意。实际上,此前大陆计生政策也曾些许放宽过。 1980年代,曾确立一批“人口特区”作为“二孩试点”;1990年代推行“计划生育优质服务”促进计生职能转型;2000年以后,各省也相继探索“取消生育间隔”并推行“双独二胎”政策(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可生二胎)。上述政策调整同样均已远远落后于公众的期待。 现有的计生考核方式是地方从严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家计生委原规划统计司司长张二力曾以“百日无孩”事件为例解释指标考核对于暴力计生的影响。当时,国家计生委每年给各省下达能生多少个孩子的指标,各省再把指标分配到基层。这会导致一个问题:比如说该县全年指标是允许生育100个孩子,如果上半年就生了110个,指标用完了,那么下半年就一个都不允许生。“百日无孩”事件可能就是因此而发生的。 后来的考核方式虽有所改革,但是仍然将“计划外生育”作为一个绝对标准来考核计生干部的工作,加之很多地方一把手的任免也面临“计划生育一票否决”的现实压力,所以类似安康事件的暴力执法始终难以根除,流动人口就地办理准生证也依旧会遭遇现实难题。 此外,对一些省份的计生工作始终紧抓的一个合理的猜测是:“可能是在人均GDP增长速度上承受了很大压力。” 2012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前计生委官员开始公开反思现行计生政策。自1988年从事计生工作,历任国家计生委机关党委书记、纪委书记的苗霞退休之后一直关注“失独父母”群体。这些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的“光荣一代”在忍受丧子孤苦之余,还要担心疾病、养老等一系列现实难题。目前尚未有这一群体数量的确切统计,但有专家估算,大陆至少有100万个失独家庭,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6万个。 苗霞说:“要有一个共识,他们不是负担和不稳定因素,而是一个又一个绝望的、受伤的、对未来失去信心的父亲母亲。”“如果我们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就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 计生政策拐点迹象已现? 尽管官方保持低调,但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有关计划生育的提法,与十七大报告相比确有变化。新华网报道也引述权威人口专家评论
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8亿,占比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接近1.19亿,占比8.87%,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在人口比例中分别提高2.93个百分点和1.91个百分点。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

在劳动力方面,按15~64岁为劳动力人口的国际标准,中国劳动人口占比为74.53%,比2000年提高4.38个百分点,绝对数量9.98亿,继续延续了上升趋势。以20岁至65岁的人口作为工作人口,这个阶段年龄人口数仍将继续上升,到2020年前后才接近峰值。
达国家与今日中国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是在完成城市化以后,才开始出现人口红利减少并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尤其是欧美国家,在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后,仍然持续了一段较长时间的人口增长期。而中国今日尚未完成城市化,人口红利就开始快速衰减,并迅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在人均收入较低的发展阶段,就进入一个社会抚养比(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通常为14岁及以下人口数+65岁以上人口数15~64岁人口数)迅速增大的不利阶段。 根据对日、韩和欧美国家的制造业就业人口供求变化分析,当社会劳动力供给偏紧时,会出现继农业劳动力向制造业转移后的第二次拐点,即制造业劳动力比例降低,此时,GDP的增速进入趋势性的下行通道,同时,核心CPI则趋势性向上。对人均收入尚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中国而言,提前到来的人口结构和就业拐点,对中国社会的长远发展无疑是极为不利的。 计生政策的反思 中共十八大召开后的12月3日,国家计生委下发通知,明确要求各地简化办证流程,解决流动人口就地办理准生证的难题。然而,随之而来的则是各地媒体关于新规定在基层遭遇执行难的报道。 显然,如此微弱的政策空间释放,远不能令民间满意。实际上,此前大陆计生政策也曾些许放宽过。 1980年代,曾确立一批“人口特区”作为“二孩试点”;1990年代推行“计划生育优质服务”促进计生职能转型;2000年以后,各省也相继探索“取消生育间隔”并推行“双独二胎”政策(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可生二胎)。上述政策调整同样均已远远落后于公众的期待。 现有的计生考核方式是地方从严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家计生委原规划统计司司长张二力曾以“百日无孩”事件为例解释指标考核对于暴力计生的影响。当时,国家计生委每年给各省下达能生多少个孩子的指标,各省再把指标分配到基层。这会导致一个问题:比如说该县全年指标是允许生育100个孩子,如果上半年就生了110个,指标用完了,那么下半年就一个都不允许生。“百日无孩”事件可能就是因此而发生的。 后来的考核方式虽有所改革,但是仍然将“计划外生育”作为一个绝对标准来考核计生干部的工作,加之很多地方一把手的任免也面临“计划生育一票否决”的现实压力,所以类似安康事件的暴力执法始终难以根除,流动人口就地办理准生证也依旧会遭遇现实难题。 此外,对一些省份的计生工作始终紧抓的一个合理的猜测是:“可能是在人均GDP增长速度上承受了很大压力。” 2012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前计生委官员开始公开反思现行计生政策。自1988年从事计生工作,历任国家计生委机关党委书记、纪委书记的苗霞退休之后一直关注“失独父母”群体。这些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的“光荣一代”在忍受丧子孤苦之余,还要担心疾病、养老等一系列现实难题。目前尚未有这一群体数量的确切统计,但有专家估算,大陆至少有100万个失独家庭,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6万个。 苗霞说:“要有一个共识,他们不是负担和不稳定因素,而是一个又一个绝望的、受伤的、对未来失去信心的父亲母亲。”“如果我们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就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 计生政策拐点迹象已现? 尽管官方保持低调,但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有关计划生育的提法,与十七大报告相比确有变化。新华网报道也引述权威人口专家评论
但对劳动力构成再进行细分,则情况不容乐观。

按照中国民间智库莫尼塔(上海)公司统计分析,有两项指标在2012年出现拐点和逆转:
曾被认为中国有近乎无限供给的低端劳动力人口,在1996-2003年期间,因农民工进城和国企改革下岗员工的叠加效应,形成了供给高峰,但此后东南沿海地区很快出现用工荒,无穷的低端劳动力被证明是个错觉。随着近年频繁出现的用工荒,低端劳动力供给增速不断下滑,在2012年出现拐点,此后低端劳动力的退出人数将逐渐超过低端劳动力的供给人数。
达国家与今日中国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是在完成城市化以后,才开始出现人口红利减少并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尤其是欧美国家,在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后,仍然持续了一段较长时间的人口增长期。而中国今日尚未完成城市化,人口红利就开始快速衰减,并迅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在人均收入较低的发展阶段,就进入一个社会抚养比(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通常为14岁及以下人口数+65岁以上人口数15~64岁人口数)迅速增大的不利阶段。 根据对日、韩和欧美国家的制造业就业人口供求变化分析,当社会劳动力供给偏紧时,会出现继农业劳动力向制造业转移后的第二次拐点,即制造业劳动力比例降低,此时,GDP的增速进入趋势性的下行通道,同时,核心CPI则趋势性向上。对人均收入尚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中国而言,提前到来的人口结构和就业拐点,对中国社会的长远发展无疑是极为不利的。 计生政策的反思 中共十八大召开后的12月3日,国家计生委下发通知,明确要求各地简化办证流程,解决流动人口就地办理准生证的难题。然而,随之而来的则是各地媒体关于新规定在基层遭遇执行难的报道。 显然,如此微弱的政策空间释放,远不能令民间满意。实际上,此前大陆计生政策也曾些许放宽过。 1980年代,曾确立一批“人口特区”作为“二孩试点”;1990年代推行“计划生育优质服务”促进计生职能转型;2000年以后,各省也相继探索“取消生育间隔”并推行“双独二胎”政策(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可生二胎)。上述政策调整同样均已远远落后于公众的期待。 现有的计生考核方式是地方从严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家计生委原规划统计司司长张二力曾以“百日无孩”事件为例解释指标考核对于暴力计生的影响。当时,国家计生委每年给各省下达能生多少个孩子的指标,各省再把指标分配到基层。这会导致一个问题:比如说该县全年指标是允许生育100个孩子,如果上半年就生了110个,指标用完了,那么下半年就一个都不允许生。“百日无孩”事件可能就是因此而发生的。 后来的考核方式虽有所改革,但是仍然将“计划外生育”作为一个绝对标准来考核计生干部的工作,加之很多地方一把手的任免也面临“计划生育一票否决”的现实压力,所以类似安康事件的暴力执法始终难以根除,流动人口就地办理准生证也依旧会遭遇现实难题。 此外,对一些省份的计生工作始终紧抓的一个合理的猜测是:“可能是在人均GDP增长速度上承受了很大压力。” 2012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前计生委官员开始公开反思现行计生政策。自1988年从事计生工作,历任国家计生委机关党委书记、纪委书记的苗霞退休之后一直关注“失独父母”群体。这些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的“光荣一代”在忍受丧子孤苦之余,还要担心疾病、养老等一系列现实难题。目前尚未有这一群体数量的确切统计,但有专家估算,大陆至少有100万个失独家庭,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6万个。 苗霞说:“要有一个共识,他们不是负担和不稳定因素,而是一个又一个绝望的、受伤的、对未来失去信心的父亲母亲。”“如果我们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就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 计生政策拐点迹象已现? 尽管官方保持低调,但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有关计划生育的提法,与十七大报告相比确有变化。新华网报道也引述权威人口专家评论

虽然中国劳动力供给总数仍然呈缓慢的增加趋势,但中国劳动力中35岁-55岁核心工作人口,在全国人口所占比例,将由2008年的33.9%下降到2012年的30.3%。

因此,无论2012年是否可算中国计划生政策的拐点之年,从人口的结构上来说,已经出现了历史性的拐点。

人口红利的快速减少和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是前工业化国家进入现代工业国家过程中的必然阶段。但欧美和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与今日中国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是在完成城市化以后,才开始出现人口红利减少并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尤其是欧美国家,在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后,仍然持续了一段较长时间的人口增长期。而中国今日尚未完成城市化,人口红利就开始快速衰减,并迅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在人均收入较低的发展阶段,就进入一个社会抚养比(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通常为14岁及以下人口数+65岁以上人口数/15~64岁人口数)迅速增大的不利阶段。

根据对日、韩和欧美国家的制造业就业人口供求变化分析,当社会劳动力供给偏紧时,会出现继农业劳动力向制造业转移后的第二次拐点,即制造业劳动力比例降低,此时,GDP的增速进入趋势性的下行通道,同时,核心CPI则趋势性向上。对人均收入尚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中国而言,提前到来的人口结构和就业拐点,对中国社会的长远发展无疑是极为不利的。
导读: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消息称,以更大勇气魄力推进改革,鼓励示范地区先行先试。公众对政策调整的期待在2012年末空前高涨。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3年1期 李光 2012年末,大陆计划生育政策或将放宽的说法刚刚遭遇多轮热炒,吊足民众胃口,就被紧急泼冷水。 11月9日,新华网发布题为《十八大报告: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的消息,引发普遍的悲观和失望。但日本《朝日新闻》在将十八大报告与十七大报告相关表述对比之后,反而提出大陆“独生子女政策或将放宽”的预测。到了11月13日,新华网也再次发布消息,引述专家评论称“十八大报告传递出完善人口政策的信号”。这一消息被解读为计生政策或将放松的暗示,舆论风向即刻转悲为喜。 11月28日,《中国日报》刊发对国家计生委前主任张维庆的采访称,政府在起草放开二胎计划,“拟议的修改将允许城市夫妇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第二天国家计生委宣教司司长张建就回应称,张维庆的说法是个人之言,并不代表官方口径,“不算数”。 一个月之内如过山车一般的官媒口径变化,被猜想或为政策变化前刻意释放的“探空气球”。12月19日,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消息称,“以更大勇气魄力深入推进综合改革,鼓励示范地区先行先试。”公众对政策调整的期待在2012年末空前高涨。 人口红利消失与老龄化 官方对计划生育政策表述方式的变化,以及民间突然开始出现大量希望调整计生政策的呼声,重大的社会背景,是中国人口结构在长期计生政策作用下,“人口红利”的快速消失和中国正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 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8亿,占比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接近1.19亿,占比8.87%,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在人口比例中分别提高2.93个百分点和1.91个百分点。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 在劳动力方面,按15~64岁为劳动力人口的国际标准,中国劳动人口占比为74.53%,比2000年提高4.38个百分点,绝对数量9.98亿,继续延续了上升趋势。以20岁至65岁的人口作为工作人口,这个阶段年龄人口数仍将继续上升,到2020年前后才接近峰值。 但对劳动力构成再进行细分,则情况不容乐观。 按照中国民间智库莫尼塔(上海)公司统计分析,有两项指标在2012年出现拐点和逆转: 曾被认为中国有近乎无限供给的低端劳动力人口,在1996-2003年期间,因农民工进城和国企改革下岗员工的叠加效应,形成了供给高峰,但此后东南沿海地区很快出现用工荒,无穷的低端劳动力被证明是个错觉。随着近年频繁出现的用工荒,低端劳动力供给增速不断下滑,在2012年出现拐点,此后低端劳动力的退出人数将逐渐超过低端劳动力的供给人数。 虽然中国劳动力供给总数仍然呈缓慢的增加趋势,但中国劳动力中35岁-55岁核心工作人口,在全国人口所占比例,将由2008年的33.9%下降到2012年的30.3%。 因此,无论2012年是否可算中国计划生政策的拐点之年,从人口的结构上来说,已经出现了历史性的拐点。 人口红利的快速减少和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是前工业化国家进入现代工业国家过程中的必然阶段。但欧美和日本、韩国等发

称,“十八大报告传递出完善人口政策的信号”。 中共十七大报告的相关表述是,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十八大报告没有再提“稳定低生育水平”,而是强调要“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此外,2012年上半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也有类似表述:“十二五”时期是中国人口发展的重大转折期,人口素质正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瓶颈……加快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 官方智库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也在十八大召开前夕发布了《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大型研究报告。研究认为,在经历了迅速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之后,“中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增长过快,而是人口红利消失、临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等问题。” 基于此,20多位人口学者提出政策建议:中国应实施“生育自主、倡导节制、素质优先、全面发展”的新人口政策。其中涉及的改革包括调整生育政策、投资健康和教育、注重农村地区儿童发展、统筹城乡发展中的人口流动、激发老龄社会的发展活力、促进性别社会平等和加强家庭发展7个方面。 报告特别提出,近期生育政策的调整方案应该是在全国分步实施放开“二孩”。第一步,在城市地区和严格执行一孩政策的农村地区即刻放开二胎;第二步,2015年,在实行“一孩半”(即有的地区第一胎为女孩的夫妇可以生二胎)政策的地区放开二胎,实现全国全面放开“二孩”的目标。 专家研究认为,分区域分步骤放开“二孩”,可以避免同时全部放开二孩带来的人口大起大落式的剧烈变动,也可避免放开“单独”(即夫妻双方一方是独生子的可生二胎)带来的花费时间较长、贻误时机等问题。 “现在社会上舆论纷纷,其实方向已经很明确了,调整是必然的,只不过是再多拖几年就再多倒霉几年。可惜我们已经丧失一个很好的平稳过渡的时机,现在再调整已经晚了。但即便如此,还是要平稳过渡。”其中一位专家猜测,“2013年全国‘两会’后应该会有变化。”计生政策的反思

中共十八大召开后的12月3日,国家计生委下发通知,明确要求各地简化办证流程,解决流动人口就地办理准生证的难题。然而,随之而来的则是各地媒体关于新规定在基层遭遇执行难的报道。

称,“十八大报告传递出完善人口政策的信号”。 中共十七大报告的相关表述是,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十八大报告没有再提“稳定低生育水平”,而是强调要“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此外,2012年上半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也有类似表述:“十二五”时期是中国人口发展的重大转折期,人口素质正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瓶颈……加快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 官方智库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也在十八大召开前夕发布了《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大型研究报告。研究认为,在经历了迅速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之后,“中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增长过快,而是人口红利消失、临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等问题。” 基于此,20多位人口学者提出政策建议:中国应实施“生育自主、倡导节制、素质优先、全面发展”的新人口政策。其中涉及的改革包括调整生育政策、投资健康和教育、注重农村地区儿童发展、统筹城乡发展中的人口流动、激发老龄社会的发展活力、促进性别社会平等和加强家庭发展7个方面。 报告特别提出,近期生育政策的调整方案应该是在全国分步实施放开“二孩”。第一步,在城市地区和严格执行一孩政策的农村地区即刻放开二胎;第二步,2015年,在实行“一孩半”(即有的地区第一胎为女孩的夫妇可以生二胎)政策的地区放开二胎,实现全国全面放开“二孩”的目标。 专家研究认为,分区域分步骤放开“二孩”,可以避免同时全部放开二孩带来的人口大起大落式的剧烈变动,也可避免放开“单独”(即夫妻双方一方是独生子的可生二胎)带来的花费时间较长、贻误时机等问题。 “现在社会上舆论纷纷,其实方向已经很明确了,调整是必然的,只不过是再多拖几年就再多倒霉几年。可惜我们已经丧失一个很好的平稳过渡的时机,现在再调整已经晚了。但即便如此,还是要平稳过渡。”其中一位专家猜测,“2013年全国‘两会’后应该会有变化。”
显然,如此微弱的政策空间释放,远不能令民间满意。实际上,此前大陆计生政策也曾些许放宽过。

1980年代,曾确立一批“人口特区”作为“二孩试点”;1990年代推行“计划生育优质服务”促进计生职能转型;2000年以后,各省也相继探索“取消生育间隔”并推行“双独二胎”政策(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可生二胎)。上述政策调整同样均已远远落后于公众的期待。

达国家与今日中国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是在完成城市化以后,才开始出现人口红利减少并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尤其是欧美国家,在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后,仍然持续了一段较长时间的人口增长期。而中国今日尚未完成城市化,人口红利就开始快速衰减,并迅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在人均收入较低的发展阶段,就进入一个社会抚养比(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通常为14岁及以下人口数+65岁以上人口数15~64岁人口数)迅速增大的不利阶段。 根据对日、韩和欧美国家的制造业就业人口供求变化分析,当社会劳动力供给偏紧时,会出现继农业劳动力向制造业转移后的第二次拐点,即制造业劳动力比例降低,此时,GDP的增速进入趋势性的下行通道,同时,核心CPI则趋势性向上。对人均收入尚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中国而言,提前到来的人口结构和就业拐点,对中国社会的长远发展无疑是极为不利的。 计生政策的反思 中共十八大召开后的12月3日,国家计生委下发通知,明确要求各地简化办证流程,解决流动人口就地办理准生证的难题。然而,随之而来的则是各地媒体关于新规定在基层遭遇执行难的报道。 显然,如此微弱的政策空间释放,远不能令民间满意。实际上,此前大陆计生政策也曾些许放宽过。 1980年代,曾确立一批“人口特区”作为“二孩试点”;1990年代推行“计划生育优质服务”促进计生职能转型;2000年以后,各省也相继探索“取消生育间隔”并推行“双独二胎”政策(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可生二胎)。上述政策调整同样均已远远落后于公众的期待。 现有的计生考核方式是地方从严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家计生委原规划统计司司长张二力曾以“百日无孩”事件为例解释指标考核对于暴力计生的影响。当时,国家计生委每年给各省下达能生多少个孩子的指标,各省再把指标分配到基层。这会导致一个问题:比如说该县全年指标是允许生育100个孩子,如果上半年就生了110个,指标用完了,那么下半年就一个都不允许生。“百日无孩”事件可能就是因此而发生的。 后来的考核方式虽有所改革,但是仍然将“计划外生育”作为一个绝对标准来考核计生干部的工作,加之很多地方一把手的任免也面临“计划生育一票否决”的现实压力,所以类似安康事件的暴力执法始终难以根除,流动人口就地办理准生证也依旧会遭遇现实难题。 此外,对一些省份的计生工作始终紧抓的一个合理的猜测是:“可能是在人均GDP增长速度上承受了很大压力。” 2012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前计生委官员开始公开反思现行计生政策。自1988年从事计生工作,历任国家计生委机关党委书记、纪委书记的苗霞退休之后一直关注“失独父母”群体。这些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的“光荣一代”在忍受丧子孤苦之余,还要担心疾病、养老等一系列现实难题。目前尚未有这一群体数量的确切统计,但有专家估算,大陆至少有100万个失独家庭,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6万个。 苗霞说:“要有一个共识,他们不是负担和不稳定因素,而是一个又一个绝望的、受伤的、对未来失去信心的父亲母亲。”“如果我们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就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 计生政策拐点迹象已现? 尽管官方保持低调,但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有关计划生育的提法,与十七大报告相比确有变化。新华网报道也引述权威人口专家评论
现有的计生考核方式是地方从严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家计生委原规划统计司司长张二力曾以“百日无孩”事件为例解释指标考核对于暴力计生的影响。当时,国家计生委每年给各省下达能生多少个孩子的指标,各省再把指标分配到基层。这会导致一个问题:比如说该县全年指标是允许生育100个孩子,如果上半年就生了110个,指标用完了,那么下半年就一个都不允许生。“百日无孩”事件可能就是因此而发生的。

称,“十八大报告传递出完善人口政策的信号”。 中共十七大报告的相关表述是,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十八大报告没有再提“稳定低生育水平”,而是强调要“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此外,2012年上半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也有类似表述:“十二五”时期是中国人口发展的重大转折期,人口素质正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瓶颈……加快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 官方智库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也在十八大召开前夕发布了《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大型研究报告。研究认为,在经历了迅速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之后,“中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增长过快,而是人口红利消失、临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等问题。” 基于此,20多位人口学者提出政策建议:中国应实施“生育自主、倡导节制、素质优先、全面发展”的新人口政策。其中涉及的改革包括调整生育政策、投资健康和教育、注重农村地区儿童发展、统筹城乡发展中的人口流动、激发老龄社会的发展活力、促进性别社会平等和加强家庭发展7个方面。 报告特别提出,近期生育政策的调整方案应该是在全国分步实施放开“二孩”。第一步,在城市地区和严格执行一孩政策的农村地区即刻放开二胎;第二步,2015年,在实行“一孩半”(即有的地区第一胎为女孩的夫妇可以生二胎)政策的地区放开二胎,实现全国全面放开“二孩”的目标。 专家研究认为,分区域分步骤放开“二孩”,可以避免同时全部放开二孩带来的人口大起大落式的剧烈变动,也可避免放开“单独”(即夫妻双方一方是独生子的可生二胎)带来的花费时间较长、贻误时机等问题。 “现在社会上舆论纷纷,其实方向已经很明确了,调整是必然的,只不过是再多拖几年就再多倒霉几年。可惜我们已经丧失一个很好的平稳过渡的时机,现在再调整已经晚了。但即便如此,还是要平稳过渡。”其中一位专家猜测,“2013年全国‘两会’后应该会有变化。”
后来的考核方式虽有所改革,但是仍然将“计划外生育”作为一个绝对标准来考核计生干部的工作,加之很多地方一把手的任免也面临“计划生育一票否决”的现实压力,所以类似安康事件的暴力执法始终难以根除,流动人口就地办理准生证也依旧会遭遇现实难题。

达国家与今日中国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是在完成城市化以后,才开始出现人口红利减少并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尤其是欧美国家,在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后,仍然持续了一段较长时间的人口增长期。而中国今日尚未完成城市化,人口红利就开始快速衰减,并迅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在人均收入较低的发展阶段,就进入一个社会抚养比(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通常为14岁及以下人口数+65岁以上人口数15~64岁人口数)迅速增大的不利阶段。 根据对日、韩和欧美国家的制造业就业人口供求变化分析,当社会劳动力供给偏紧时,会出现继农业劳动力向制造业转移后的第二次拐点,即制造业劳动力比例降低,此时,GDP的增速进入趋势性的下行通道,同时,核心CPI则趋势性向上。对人均收入尚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中国而言,提前到来的人口结构和就业拐点,对中国社会的长远发展无疑是极为不利的。 计生政策的反思 中共十八大召开后的12月3日,国家计生委下发通知,明确要求各地简化办证流程,解决流动人口就地办理准生证的难题。然而,随之而来的则是各地媒体关于新规定在基层遭遇执行难的报道。 显然,如此微弱的政策空间释放,远不能令民间满意。实际上,此前大陆计生政策也曾些许放宽过。 1980年代,曾确立一批“人口特区”作为“二孩试点”;1990年代推行“计划生育优质服务”促进计生职能转型;2000年以后,各省也相继探索“取消生育间隔”并推行“双独二胎”政策(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可生二胎)。上述政策调整同样均已远远落后于公众的期待。 现有的计生考核方式是地方从严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家计生委原规划统计司司长张二力曾以“百日无孩”事件为例解释指标考核对于暴力计生的影响。当时,国家计生委每年给各省下达能生多少个孩子的指标,各省再把指标分配到基层。这会导致一个问题:比如说该县全年指标是允许生育100个孩子,如果上半年就生了110个,指标用完了,那么下半年就一个都不允许生。“百日无孩”事件可能就是因此而发生的。 后来的考核方式虽有所改革,但是仍然将“计划外生育”作为一个绝对标准来考核计生干部的工作,加之很多地方一把手的任免也面临“计划生育一票否决”的现实压力,所以类似安康事件的暴力执法始终难以根除,流动人口就地办理准生证也依旧会遭遇现实难题。 此外,对一些省份的计生工作始终紧抓的一个合理的猜测是:“可能是在人均GDP增长速度上承受了很大压力。” 2012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前计生委官员开始公开反思现行计生政策。自1988年从事计生工作,历任国家计生委机关党委书记、纪委书记的苗霞退休之后一直关注“失独父母”群体。这些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的“光荣一代”在忍受丧子孤苦之余,还要担心疾病、养老等一系列现实难题。目前尚未有这一群体数量的确切统计,但有专家估算,大陆至少有100万个失独家庭,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6万个。 苗霞说:“要有一个共识,他们不是负担和不稳定因素,而是一个又一个绝望的、受伤的、对未来失去信心的父亲母亲。”“如果我们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就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 计生政策拐点迹象已现? 尽管官方保持低调,但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有关计划生育的提法,与十七大报告相比确有变化。新华网报道也引述权威人口专家评论
此外,对一些省份的计生工作始终紧抓的一个合理的猜测是:“可能是在人均GDP增长速度上承受了很大压力。”

达国家与今日中国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是在完成城市化以后,才开始出现人口红利减少并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尤其是欧美国家,在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后,仍然持续了一段较长时间的人口增长期。而中国今日尚未完成城市化,人口红利就开始快速衰减,并迅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在人均收入较低的发展阶段,就进入一个社会抚养比(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通常为14岁及以下人口数+65岁以上人口数15~64岁人口数)迅速增大的不利阶段。 根据对日、韩和欧美国家的制造业就业人口供求变化分析,当社会劳动力供给偏紧时,会出现继农业劳动力向制造业转移后的第二次拐点,即制造业劳动力比例降低,此时,GDP的增速进入趋势性的下行通道,同时,核心CPI则趋势性向上。对人均收入尚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中国而言,提前到来的人口结构和就业拐点,对中国社会的长远发展无疑是极为不利的。 计生政策的反思 中共十八大召开后的12月3日,国家计生委下发通知,明确要求各地简化办证流程,解决流动人口就地办理准生证的难题。然而,随之而来的则是各地媒体关于新规定在基层遭遇执行难的报道。 显然,如此微弱的政策空间释放,远不能令民间满意。实际上,此前大陆计生政策也曾些许放宽过。 1980年代,曾确立一批“人口特区”作为“二孩试点”;1990年代推行“计划生育优质服务”促进计生职能转型;2000年以后,各省也相继探索“取消生育间隔”并推行“双独二胎”政策(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可生二胎)。上述政策调整同样均已远远落后于公众的期待。 现有的计生考核方式是地方从严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家计生委原规划统计司司长张二力曾以“百日无孩”事件为例解释指标考核对于暴力计生的影响。当时,国家计生委每年给各省下达能生多少个孩子的指标,各省再把指标分配到基层。这会导致一个问题:比如说该县全年指标是允许生育100个孩子,如果上半年就生了110个,指标用完了,那么下半年就一个都不允许生。“百日无孩”事件可能就是因此而发生的。 后来的考核方式虽有所改革,但是仍然将“计划外生育”作为一个绝对标准来考核计生干部的工作,加之很多地方一把手的任免也面临“计划生育一票否决”的现实压力,所以类似安康事件的暴力执法始终难以根除,流动人口就地办理准生证也依旧会遭遇现实难题。 此外,对一些省份的计生工作始终紧抓的一个合理的猜测是:“可能是在人均GDP增长速度上承受了很大压力。” 2012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前计生委官员开始公开反思现行计生政策。自1988年从事计生工作,历任国家计生委机关党委书记、纪委书记的苗霞退休之后一直关注“失独父母”群体。这些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的“光荣一代”在忍受丧子孤苦之余,还要担心疾病、养老等一系列现实难题。目前尚未有这一群体数量的确切统计,但有专家估算,大陆至少有100万个失独家庭,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6万个。 苗霞说:“要有一个共识,他们不是负担和不稳定因素,而是一个又一个绝望的、受伤的、对未来失去信心的父亲母亲。”“如果我们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就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 计生政策拐点迹象已现? 尽管官方保持低调,但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有关计划生育的提法,与十七大报告相比确有变化。新华网报道也引述权威人口专家评论
2012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前计生委官员开始公开反思现行计生政策。自1988年从事计生工作,历任国家计生委机关党委书记、纪委书记的苗霞退休之后一直关注“失独父母”群体。这些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的“光荣一代”在忍受丧子孤苦之余,还要担心疾病、养老等一系列现实难题。目前尚未有这一群体数量的确切统计,但有专家估算,大陆至少有100万个失独家庭,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6万个。

苗霞说:“要有一个共识,他们不是负担和不稳定因素,而是一个又一个绝望的、受伤的、对未来失去信心的父亲母亲。”“如果我们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就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

计生政策拐点迹象已现?

尽管官方保持低调,但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有关计划生育的提法,与十七大报告相比确有变化。新华网报道也引述权威人口专家评论称,“十八大报告传递出完善人口政策的信号”。
达国家与今日中国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是在完成城市化以后,才开始出现人口红利减少并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尤其是欧美国家,在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后,仍然持续了一段较长时间的人口增长期。而中国今日尚未完成城市化,人口红利就开始快速衰减,并迅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在人均收入较低的发展阶段,就进入一个社会抚养比(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通常为14岁及以下人口数+65岁以上人口数15~64岁人口数)迅速增大的不利阶段。 根据对日、韩和欧美国家的制造业就业人口供求变化分析,当社会劳动力供给偏紧时,会出现继农业劳动力向制造业转移后的第二次拐点,即制造业劳动力比例降低,此时,GDP的增速进入趋势性的下行通道,同时,核心CPI则趋势性向上。对人均收入尚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中国而言,提前到来的人口结构和就业拐点,对中国社会的长远发展无疑是极为不利的。 计生政策的反思 中共十八大召开后的12月3日,国家计生委下发通知,明确要求各地简化办证流程,解决流动人口就地办理准生证的难题。然而,随之而来的则是各地媒体关于新规定在基层遭遇执行难的报道。 显然,如此微弱的政策空间释放,远不能令民间满意。实际上,此前大陆计生政策也曾些许放宽过。 1980年代,曾确立一批“人口特区”作为“二孩试点”;1990年代推行“计划生育优质服务”促进计生职能转型;2000年以后,各省也相继探索“取消生育间隔”并推行“双独二胎”政策(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可生二胎)。上述政策调整同样均已远远落后于公众的期待。 现有的计生考核方式是地方从严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家计生委原规划统计司司长张二力曾以“百日无孩”事件为例解释指标考核对于暴力计生的影响。当时,国家计生委每年给各省下达能生多少个孩子的指标,各省再把指标分配到基层。这会导致一个问题:比如说该县全年指标是允许生育100个孩子,如果上半年就生了110个,指标用完了,那么下半年就一个都不允许生。“百日无孩”事件可能就是因此而发生的。 后来的考核方式虽有所改革,但是仍然将“计划外生育”作为一个绝对标准来考核计生干部的工作,加之很多地方一把手的任免也面临“计划生育一票否决”的现实压力,所以类似安康事件的暴力执法始终难以根除,流动人口就地办理准生证也依旧会遭遇现实难题。 此外,对一些省份的计生工作始终紧抓的一个合理的猜测是:“可能是在人均GDP增长速度上承受了很大压力。” 2012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前计生委官员开始公开反思现行计生政策。自1988年从事计生工作,历任国家计生委机关党委书记、纪委书记的苗霞退休之后一直关注“失独父母”群体。这些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的“光荣一代”在忍受丧子孤苦之余,还要担心疾病、养老等一系列现实难题。目前尚未有这一群体数量的确切统计,但有专家估算,大陆至少有100万个失独家庭,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6万个。 苗霞说:“要有一个共识,他们不是负担和不稳定因素,而是一个又一个绝望的、受伤的、对未来失去信心的父亲母亲。”“如果我们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就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 计生政策拐点迹象已现? 尽管官方保持低调,但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有关计划生育的提法,与十七大报告相比确有变化。新华网报道也引述权威人口专家评论
中共十七大报告的相关表述是,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十八大报告没有再提“稳定低生育水平”,而是强调要“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导读: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消息称,以更大勇气魄力推进改革,鼓励示范地区先行先试。公众对政策调整的期待在2012年末空前高涨。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3年1期 李光 2012年末,大陆计划生育政策或将放宽的说法刚刚遭遇多轮热炒,吊足民众胃口,就被紧急泼冷水。 11月9日,新华网发布题为《十八大报告: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的消息,引发普遍的悲观和失望。但日本《朝日新闻》在将十八大报告与十七大报告相关表述对比之后,反而提出大陆“独生子女政策或将放宽”的预测。到了11月13日,新华网也再次发布消息,引述专家评论称“十八大报告传递出完善人口政策的信号”。这一消息被解读为计生政策或将放松的暗示,舆论风向即刻转悲为喜。 11月28日,《中国日报》刊发对国家计生委前主任张维庆的采访称,政府在起草放开二胎计划,“拟议的修改将允许城市夫妇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第二天国家计生委宣教司司长张建就回应称,张维庆的说法是个人之言,并不代表官方口径,“不算数”。 一个月之内如过山车一般的官媒口径变化,被猜想或为政策变化前刻意释放的“探空气球”。12月19日,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消息称,“以更大勇气魄力深入推进综合改革,鼓励示范地区先行先试。”公众对政策调整的期待在2012年末空前高涨。 人口红利消失与老龄化 官方对计划生育政策表述方式的变化,以及民间突然开始出现大量希望调整计生政策的呼声,重大的社会背景,是中国人口结构在长期计生政策作用下,“人口红利”的快速消失和中国正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 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8亿,占比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接近1.19亿,占比8.87%,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在人口比例中分别提高2.93个百分点和1.91个百分点。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 在劳动力方面,按15~64岁为劳动力人口的国际标准,中国劳动人口占比为74.53%,比2000年提高4.38个百分点,绝对数量9.98亿,继续延续了上升趋势。以20岁至65岁的人口作为工作人口,这个阶段年龄人口数仍将继续上升,到2020年前后才接近峰值。 但对劳动力构成再进行细分,则情况不容乐观。 按照中国民间智库莫尼塔(上海)公司统计分析,有两项指标在2012年出现拐点和逆转: 曾被认为中国有近乎无限供给的低端劳动力人口,在1996-2003年期间,因农民工进城和国企改革下岗员工的叠加效应,形成了供给高峰,但此后东南沿海地区很快出现用工荒,无穷的低端劳动力被证明是个错觉。随着近年频繁出现的用工荒,低端劳动力供给增速不断下滑,在2012年出现拐点,此后低端劳动力的退出人数将逐渐超过低端劳动力的供给人数。 虽然中国劳动力供给总数仍然呈缓慢的增加趋势,但中国劳动力中35岁-55岁核心工作人口,在全国人口所占比例,将由2008年的33.9%下降到2012年的30.3%。 因此,无论2012年是否可算中国计划生政策的拐点之年,从人口的结构上来说,已经出现了历史性的拐点。 人口红利的快速减少和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是前工业化国家进入现代工业国家过程中的必然阶段。但欧美和日本、韩国等发
此外,2012年上半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也有类似表述:“十二五”时期是中国人口发展的重大转折期,人口素质正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瓶颈……加快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
达国家与今日中国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是在完成城市化以后,才开始出现人口红利减少并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尤其是欧美国家,在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后,仍然持续了一段较长时间的人口增长期。而中国今日尚未完成城市化,人口红利就开始快速衰减,并迅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在人均收入较低的发展阶段,就进入一个社会抚养比(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通常为14岁及以下人口数+65岁以上人口数15~64岁人口数)迅速增大的不利阶段。 根据对日、韩和欧美国家的制造业就业人口供求变化分析,当社会劳动力供给偏紧时,会出现继农业劳动力向制造业转移后的第二次拐点,即制造业劳动力比例降低,此时,GDP的增速进入趋势性的下行通道,同时,核心CPI则趋势性向上。对人均收入尚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中国而言,提前到来的人口结构和就业拐点,对中国社会的长远发展无疑是极为不利的。 计生政策的反思 中共十八大召开后的12月3日,国家计生委下发通知,明确要求各地简化办证流程,解决流动人口就地办理准生证的难题。然而,随之而来的则是各地媒体关于新规定在基层遭遇执行难的报道。 显然,如此微弱的政策空间释放,远不能令民间满意。实际上,此前大陆计生政策也曾些许放宽过。 1980年代,曾确立一批“人口特区”作为“二孩试点”;1990年代推行“计划生育优质服务”促进计生职能转型;2000年以后,各省也相继探索“取消生育间隔”并推行“双独二胎”政策(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可生二胎)。上述政策调整同样均已远远落后于公众的期待。 现有的计生考核方式是地方从严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家计生委原规划统计司司长张二力曾以“百日无孩”事件为例解释指标考核对于暴力计生的影响。当时,国家计生委每年给各省下达能生多少个孩子的指标,各省再把指标分配到基层。这会导致一个问题:比如说该县全年指标是允许生育100个孩子,如果上半年就生了110个,指标用完了,那么下半年就一个都不允许生。“百日无孩”事件可能就是因此而发生的。 后来的考核方式虽有所改革,但是仍然将“计划外生育”作为一个绝对标准来考核计生干部的工作,加之很多地方一把手的任免也面临“计划生育一票否决”的现实压力,所以类似安康事件的暴力执法始终难以根除,流动人口就地办理准生证也依旧会遭遇现实难题。 此外,对一些省份的计生工作始终紧抓的一个合理的猜测是:“可能是在人均GDP增长速度上承受了很大压力。” 2012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前计生委官员开始公开反思现行计生政策。自1988年从事计生工作,历任国家计生委机关党委书记、纪委书记的苗霞退休之后一直关注“失独父母”群体。这些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的“光荣一代”在忍受丧子孤苦之余,还要担心疾病、养老等一系列现实难题。目前尚未有这一群体数量的确切统计,但有专家估算,大陆至少有100万个失独家庭,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6万个。 苗霞说:“要有一个共识,他们不是负担和不稳定因素,而是一个又一个绝望的、受伤的、对未来失去信心的父亲母亲。”“如果我们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就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 计生政策拐点迹象已现? 尽管官方保持低调,但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有关计划生育的提法,与十七大报告相比确有变化。新华网报道也引述权威人口专家评论
官方智库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也在十八大召开前夕发布了《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大型研究报告。研究认为,在经历了迅速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之后,“中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增长过快,而是人口红利消失、临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等问题。”

基于此,20多位人口学者提出政策建议:中国应实施“生育自主、倡导节制、素质优先、全面发展”的新人口政策。其中涉及的改革包括调整生育政策、投资健康和教育、注重农村地区儿童发展、统筹城乡发展中的人口流动、激发老龄社会的发展活力、促进性别社会平等和加强家庭发展7个方面。
称,“十八大报告传递出完善人口政策的信号”。 中共十七大报告的相关表述是,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十八大报告没有再提“稳定低生育水平”,而是强调要“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此外,2012年上半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也有类似表述:“十二五”时期是中国人口发展的重大转折期,人口素质正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瓶颈……加快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 官方智库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也在十八大召开前夕发布了《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大型研究报告。研究认为,在经历了迅速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之后,“中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增长过快,而是人口红利消失、临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等问题。” 基于此,20多位人口学者提出政策建议:中国应实施“生育自主、倡导节制、素质优先、全面发展”的新人口政策。其中涉及的改革包括调整生育政策、投资健康和教育、注重农村地区儿童发展、统筹城乡发展中的人口流动、激发老龄社会的发展活力、促进性别社会平等和加强家庭发展7个方面。 报告特别提出,近期生育政策的调整方案应该是在全国分步实施放开“二孩”。第一步,在城市地区和严格执行一孩政策的农村地区即刻放开二胎;第二步,2015年,在实行“一孩半”(即有的地区第一胎为女孩的夫妇可以生二胎)政策的地区放开二胎,实现全国全面放开“二孩”的目标。 专家研究认为,分区域分步骤放开“二孩”,可以避免同时全部放开二孩带来的人口大起大落式的剧烈变动,也可避免放开“单独”(即夫妻双方一方是独生子的可生二胎)带来的花费时间较长、贻误时机等问题。 “现在社会上舆论纷纷,其实方向已经很明确了,调整是必然的,只不过是再多拖几年就再多倒霉几年。可惜我们已经丧失一个很好的平稳过渡的时机,现在再调整已经晚了。但即便如此,还是要平稳过渡。”其中一位专家猜测,“2013年全国‘两会’后应该会有变化。”
报告特别提出,近期生育政策的调整方案应该是在全国分步实施放开“二孩”。第一步,在城市地区和严格执行一孩政策的农村地区即刻放开二胎;第二步,2015年,在实行“一孩半”(即有的地区第一胎为女孩的夫妇可以生二胎)政策的地区放开二胎,实现全国全面放开“二孩”的目标。
称,“十八大报告传递出完善人口政策的信号”。 中共十七大报告的相关表述是,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十八大报告没有再提“稳定低生育水平”,而是强调要“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此外,2012年上半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也有类似表述:“十二五”时期是中国人口发展的重大转折期,人口素质正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瓶颈……加快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 官方智库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也在十八大召开前夕发布了《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大型研究报告。研究认为,在经历了迅速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之后,“中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增长过快,而是人口红利消失、临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等问题。” 基于此,20多位人口学者提出政策建议:中国应实施“生育自主、倡导节制、素质优先、全面发展”的新人口政策。其中涉及的改革包括调整生育政策、投资健康和教育、注重农村地区儿童发展、统筹城乡发展中的人口流动、激发老龄社会的发展活力、促进性别社会平等和加强家庭发展7个方面。 报告特别提出,近期生育政策的调整方案应该是在全国分步实施放开“二孩”。第一步,在城市地区和严格执行一孩政策的农村地区即刻放开二胎;第二步,2015年,在实行“一孩半”(即有的地区第一胎为女孩的夫妇可以生二胎)政策的地区放开二胎,实现全国全面放开“二孩”的目标。 专家研究认为,分区域分步骤放开“二孩”,可以避免同时全部放开二孩带来的人口大起大落式的剧烈变动,也可避免放开“单独”(即夫妻双方一方是独生子的可生二胎)带来的花费时间较长、贻误时机等问题。 “现在社会上舆论纷纷,其实方向已经很明确了,调整是必然的,只不过是再多拖几年就再多倒霉几年。可惜我们已经丧失一个很好的平稳过渡的时机,现在再调整已经晚了。但即便如此,还是要平稳过渡。”其中一位专家猜测,“2013年全国‘两会’后应该会有变化。”
专家研究认为,分区域分步骤放开“二孩”,可以避免同时全部放开二孩带来的人口大起大落式的剧烈变动,也可避免放开“单独”(即夫妻双方一方是独生子的可生二胎)带来的花费时间较长、贻误时机等问题。
导读: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消息称,以更大勇气魄力推进改革,鼓励示范地区先行先试。公众对政策调整的期待在2012年末空前高涨。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3年1期 李光 2012年末,大陆计划生育政策或将放宽的说法刚刚遭遇多轮热炒,吊足民众胃口,就被紧急泼冷水。 11月9日,新华网发布题为《十八大报告: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的消息,引发普遍的悲观和失望。但日本《朝日新闻》在将十八大报告与十七大报告相关表述对比之后,反而提出大陆“独生子女政策或将放宽”的预测。到了11月13日,新华网也再次发布消息,引述专家评论称“十八大报告传递出完善人口政策的信号”。这一消息被解读为计生政策或将放松的暗示,舆论风向即刻转悲为喜。 11月28日,《中国日报》刊发对国家计生委前主任张维庆的采访称,政府在起草放开二胎计划,“拟议的修改将允许城市夫妇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第二天国家计生委宣教司司长张建就回应称,张维庆的说法是个人之言,并不代表官方口径,“不算数”。 一个月之内如过山车一般的官媒口径变化,被猜想或为政策变化前刻意释放的“探空气球”。12月19日,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消息称,“以更大勇气魄力深入推进综合改革,鼓励示范地区先行先试。”公众对政策调整的期待在2012年末空前高涨。 人口红利消失与老龄化 官方对计划生育政策表述方式的变化,以及民间突然开始出现大量希望调整计生政策的呼声,重大的社会背景,是中国人口结构在长期计生政策作用下,“人口红利”的快速消失和中国正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 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8亿,占比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接近1.19亿,占比8.87%,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在人口比例中分别提高2.93个百分点和1.91个百分点。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 在劳动力方面,按15~64岁为劳动力人口的国际标准,中国劳动人口占比为74.53%,比2000年提高4.38个百分点,绝对数量9.98亿,继续延续了上升趋势。以20岁至65岁的人口作为工作人口,这个阶段年龄人口数仍将继续上升,到2020年前后才接近峰值。 但对劳动力构成再进行细分,则情况不容乐观。 按照中国民间智库莫尼塔(上海)公司统计分析,有两项指标在2012年出现拐点和逆转: 曾被认为中国有近乎无限供给的低端劳动力人口,在1996-2003年期间,因农民工进城和国企改革下岗员工的叠加效应,形成了供给高峰,但此后东南沿海地区很快出现用工荒,无穷的低端劳动力被证明是个错觉。随着近年频繁出现的用工荒,低端劳动力供给增速不断下滑,在2012年出现拐点,此后低端劳动力的退出人数将逐渐超过低端劳动力的供给人数。 虽然中国劳动力供给总数仍然呈缓慢的增加趋势,但中国劳动力中35岁-55岁核心工作人口,在全国人口所占比例,将由2008年的33.9%下降到2012年的30.3%。 因此,无论2012年是否可算中国计划生政策的拐点之年,从人口的结构上来说,已经出现了历史性的拐点。 人口红利的快速减少和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是前工业化国家进入现代工业国家过程中的必然阶段。但欧美和日本、韩国等发
“现在社会上舆论纷纷,其实方向已经很明确了,调整是必然的,只不过是再多拖几年就再多倒霉几年。可惜我们已经丧失一个很好的平稳过渡的时机,现在再调整已经晚了。但即便如此,还是要平稳过渡。”其中一位专家猜测,“2013年全国‘两会’后应该会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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