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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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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钓鱼岛风波下日本对华援助低调潜行  

2013-06-11 22:30:00|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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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周刊》2013年16期 林子敬 2013年5月6日,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大街的中国建筑设计集团大楼3楼,出现不少日本面孔。中日“建筑抗震技术人员培训项目”在这里举办成果汇报会。该项目于汶川大地震一周年之际,由中国住建部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共同签署并开始实施。四年来中方共有305人参加赴日培训,1万多名人员参加中国国内培训并顺利结业。 JICA是日本外务省实施对外援助的政府机构,其北京事务所设立于1982年,是日本实施对华援助的主体。不久前的4月18日,JICA北京事务所和中国环保部相关官员和学者举办研讨会,聚焦今年年初急剧恶化的北京空气污染问题。 在中日关系频生龃龉的当下,高层互访被暂停、媒体舆论相对峙,但是与政治议题无关的诸多务实合作,仍在紧锣密鼓地低调进行中。 不避家丑,分享经验 “北京现在面临的空气污染问题全世界独一无二,需要同时面对沙尘、汽车尾气、工厂废气、煤炭废烟和PM2.5。日本仅仅解决汽车尾气和工厂废气问题就耗费了数十年的时间,中国的空气污染治理面临着前无古人的挑战。”JICA北京事务所副所长广泽正行向《凤凰周刊》记者表示。 据其介绍,日本政府批准官方开发援助(ODA)的预算后,由JICA负责实际操作、与中方沟通等具体事宜。“这次的研讨会也属于日本政府无偿援助的一种形式,即派遣技术专家来华为中国政府官员提供日方的经验。” 30多年前,东京、川崎、四日和北九州这四个城市被日本人称作“公害城市”,雾霾使天空暗无天日,光化学烟雾污染严重,当地居民呼吸道疾病频发甚至丧生。1968年东京举办奥运会前夕曾受到来自外界的质疑:“怎么能让运动员去这种空气污浊不堪的地方比赛!” 这次研讨会上,日方并不避讳自揭家丑——来自上述四个城市的环境专家们介绍了当地治理大气污染的经验。除了技术问题,专家们还介绍了政府的政策法规和实施过程。日产、TOTO等企业负责环保事务的高管介绍了行业内部降低污染的经验。由于PM2.5的污染源涉及面广,而且人为的因素不大(大约10%左右),使得各国的技术都难以有效治理。日本于2009年才在《环境基本法》中规定控制PM2.5的基准数值。 “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布了PM2.5的数据,但却对微小粒子的具体成分并不清楚,难以分析污染源并进行治理。日方接下来会在中国选址进行PM2.5具体成分的研究。”据广泽介绍,JICA正与清华大学合作收集PM2.5微小粒子数据,阶段性结果预计于2013年8月发表。不过,他也直言,北京的雾霾天气难以因为季节的转换有所减轻,今后几年将会长期存在。 “中日建筑抗震技术人员培训项目”则是汶川地震后中日两国在“城市建设”领域的ODA重点合作项目。该项目主要通过赴日研修、国内培训以及开展研讨会等形式,组织抗震技术人员学习日本先进的抗震技术,以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 项目的中方负责单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修龙表示,中日抗震技术的培训在各地广受欢迎,参训人员通过赴日培训,学习了日本先进的抗震技术,也看到了在抗震设计方面中国与日本的差距。“培训的开展有效提高了中国在抗震防灾方面的专业水平,推动了中国抗震防灾事业的发展。” 当天的报告会对该项目四年来的成果进行了回顾,同时还对汶川大地震、1995年阪神大地震以及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两国所开展的灾后重建工作进行了介绍。 援助趋势向环保领域转移 1979年冬天,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访华,开启了对华ODA的大门。30余年来,无论中日两国政治关系遭遇怎样的冷暖,JICA和中方的合作一直没有中断。 日本对华援助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日元低息贷款;二是无偿资金援助;三是技术合作。主要是接受进修人员赴日和派遣专家。目前无偿援助的多为利民工程。其中,日元贷款(包括无偿援助)与中国早期的经济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有较多关联,比如北京首都机场、北京地铁、青岛港等设施均与ODA脱不了干系。 在地球环境战略研究机关北京事务所所长小柳秀明看来,由于参与时期和参与人员的不同,日本对华援助也存在微妙的差异。“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援助色彩很强;2000年后逐渐呈现出合作伙伴的色彩
;最近的合作则带有强烈的商业色彩。” 近年来,据大陆媒体报道,日本对华ODA项目包括2007年甘肃兰州市大气环境改善计划、河南南阳市环境整治计划、2008年食品安全管理体制强化项目、2009年耐震建筑人才培养计划、四川省地震灾后森林植被修复计划以及天津市环境管理能力向上计划等。可以发现,其援助趋势从基础设施、产业等方面逐步向环境保护、技术等领域转移。 早在1990年,中日双方就共同打造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进行环保合作。这其中,日方主要提供技术,开展针对中国环境政策、制度、组织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等无偿项目援助。JICA曾通过日元低息贷款开展大气污染治理(39个城市)、下水道污水治理(59个城市)、废弃物处理(30个城市)、植树造林(13个省)等多方面合作。其北京事务所每年会有3名日本常驻技术人员,以及至少1位环保领域的专家。 在诸多低息贷款项目中,让JICA最为津津乐道的是北京东北部的电子城地区供暖系统改造项目。该项目于2009年完成,导入日本川崎重工最先进的技术,用天然气供电供热设备取代了大多数老化的小型燃煤锅炉。此前,老式燃煤锅炉一年消耗40万吨煤炭,产生2200吨煤尘以及2160吨二氧化硫。据悉,改造后煤炭使用量骤降至10万吨,减排二氧化硫2000吨、氮氧化物1000吨以上。 最近的无偿援助项目是在湖南湘潭市设点进行模拟实验,研究大气氮氧化物减排所需技术和政策制度。日方已从今年3月开始派遣专家组赶赴当地。类似的无偿技术合作一般由日方列出实验选址需要具备的条件,然后由中国相关部门或地方政府提供合适的选项。 一般来说,日本有偿低息贷款并不会捆绑日企产品或者服务。无偿项目和技术援助则不同,日方会在JICA官网上公开项目计划书并招标,欢迎日本中小企业的参与,最终由外务省埋单。 2008年3月日本结束长达29年的日元低息贷款,当年5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日,在早稻田大学的演讲中特别强调:“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了日元贷款合作,支持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能源开发、科技发展,为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构建对华人脉,影响高层决策 但在坊间,日本民众对政府ODA项目一直颇有争议。民众关心的是ODA是否能够增进他国对日本的亲善感,但面对中国民间日益强烈的排日情绪,“ODA无用论”在日本国内也随之甚嚣尘上。“2000年以前,日本对华ODA被认为是日本所有ODA中的成功典范。2000年后却发生反转,被认为是最大的失败。”日本外务省负责相关事务的官员曾私下向本刊记者评价。 反观JICA在中国的表现,则通常以低调合作为主,甚少宣传。4月18日的环保研讨会,主办方几乎没有邀请任何中方媒体,5月6日的成果汇报会也只有寥寥数家。 同时,谨慎低调也是ODA得以延续的客观条件之一。日本对华ODA在舆论上可谓“两边不讨好”,常常牵扯到战后日本对华赔偿等历史认识问题。因此JICA在中日两国之间也算是“走钢丝”,在日本不断对国会以及公众“反省”、表示将会加强在华宣传;在中国又静悄悄地与官方合作,加强对中国政府的影响力,无论这种战略是否出于本意。 就结果而言,JICA通过政府层面的合作,构筑在中国各个领域的人脉,追求两国合作的“溢出效应”。 JICA北京事务所在未来的工作方针中写道:“直接影响中共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利用30多年来在合作中构建的人脉继续推进中日之间各个领域的合作。” JICA也会审时度势提供中国所需要的帮助。2012年十八大期间,中共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列为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并时隔23年后修订《环境保护法》。为此JICA于2013年1月23日举办了《日本环境基本法》概要学习会,特别邀请中国全国人大行政法办公室以及环保部的官员,这些都是修订中国《环境保护法》的直接负责机构。 目前,据广泽透露,JICA正在向中方介绍日本的《公害防治管理者制度》。日本于1970年初期制定实施相关法案,要求包括发电行业、供暖行业、煤气行业等容易产生污染的企业必须设立专门的污染对策职位,担任此职务的社员需要通过国家的考试并取得
相关资格证书。该制度为日本上世纪70年代减排起到良好效果。 中日ODA的隐形较量 2010~2011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之时,日本时任外相前原诚司就指出,ODA的目的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如今中国的GDP成为世界第二,继续援助中国会“得不到国民的理解”。 日本政府于2008年3月叫停对华低息贷款后,2011年再次大幅削减援助范围,并表示将来“主要集中环保和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援助”。无偿项目和技术合作虽仍在持续,但是资金总规模并不高,2012年仅为45亿日元。 近几年来,日本政府自身的巨额财政赤字问题导致其对ODA的重视程度不断降低,2010年的ODA预算大约6200亿日元,相当于日本1986年的水平。不过2010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各界开始重新审视过去对外ODA的成果。当时东盟诸国、蒙古、南美甚至非洲等国在对日援助中都打上“报恩”的名号。因而,日本政府在2011年底制定《日本再生基本战略》时,在有关“强化日本在世界的存在感”一节中特意强调“对外ODA战略应保持下去”。 然而,ODA的本质始终无法摆脱竞争的硝烟,即争夺被援助国的民心以及建立影响力。2008年以前,日本八成ODA都“散”给了亚洲国家,非洲国家获得的援助份额只有10%左右,徘徊在10亿美元的水平。2008年日本举办第四届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官方发表声明称,将加强对非洲国家的支援。2013年,日本对非洲的ODA预算才迅速增长到17亿美元。 但与中国相比,这似乎还是太少。美国研究机构5月8日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2000年至2011年,中国共为51个非洲国家援助1673个项目,援助总额约750亿美元。2012年7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非论坛部长级会议上宣布:“中国政府将在今后三年援助非洲200亿美元。” 总量比不上,日本便另辟蹊径,开始引入民间力量。日本NHK电视台2013年1月17日以纪录片形式专题讨论日本ODA的问题。在政府财政拮据的情况下,节目的立意在于如何让JICA与日本民间企业合作,以最小的资金有效地扩大对外援助。 节目呼吁政府应加强对非洲ODA,核心理由并非对非洲展示日本的“善”和“友谊”,而是因为竞争对手中国的出现。“对于援助非洲国家而言,中国是日本的竞争对手。中国在非洲国家的援助金额急剧扩大。”媒体人土屋悠志在节目中说。 此外,ODA也的确能带来实际的效益。JICA已经成为隶属于日本外务省的智库,驻各国的分支机构每年会将获得的一手信息汇总成报告,为日本政府、企业提供权威性的调研报告。2012年3月日本外务省也在计划书指出:“利用JICA在国外的信息以及人脉帮助日本中小企业进军海外市场。” 在未来,中日两国或将在对外援助方面上演隐形较量。《凤凰周刊》2013年16期 林子敬 
;最近的合作则带有强烈的商业色彩。” 近年来,据大陆媒体报道,日本对华ODA项目包括2007年甘肃兰州市大气环境改善计划、河南南阳市环境整治计划、2008年食品安全管理体制强化项目、2009年耐震建筑人才培养计划、四川省地震灾后森林植被修复计划以及天津市环境管理能力向上计划等。可以发现,其援助趋势从基础设施、产业等方面逐步向环境保护、技术等领域转移。 早在1990年,中日双方就共同打造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进行环保合作。这其中,日方主要提供技术,开展针对中国环境政策、制度、组织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等无偿项目援助。JICA曾通过日元低息贷款开展大气污染治理(39个城市)、下水道污水治理(59个城市)、废弃物处理(30个城市)、植树造林(13个省)等多方面合作。其北京事务所每年会有3名日本常驻技术人员,以及至少1位环保领域的专家。 在诸多低息贷款项目中,让JICA最为津津乐道的是北京东北部的电子城地区供暖系统改造项目。该项目于2009年完成,导入日本川崎重工最先进的技术,用天然气供电供热设备取代了大多数老化的小型燃煤锅炉。此前,老式燃煤锅炉一年消耗40万吨煤炭,产生2200吨煤尘以及2160吨二氧化硫。据悉,改造后煤炭使用量骤降至10万吨,减排二氧化硫2000吨、氮氧化物1000吨以上。 最近的无偿援助项目是在湖南湘潭市设点进行模拟实验,研究大气氮氧化物减排所需技术和政策制度。日方已从今年3月开始派遣专家组赶赴当地。类似的无偿技术合作一般由日方列出实验选址需要具备的条件,然后由中国相关部门或地方政府提供合适的选项。 一般来说,日本有偿低息贷款并不会捆绑日企产品或者服务。无偿项目和技术援助则不同,日方会在JICA官网上公开项目计划书并招标,欢迎日本中小企业的参与,最终由外务省埋单。 2008年3月日本结束长达29年的日元低息贷款,当年5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日,在早稻田大学的演讲中特别强调:“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了日元贷款合作,支持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能源开发、科技发展,为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构建对华人脉,影响高层决策 但在坊间,日本民众对政府ODA项目一直颇有争议。民众关心的是ODA是否能够增进他国对日本的亲善感,但面对中国民间日益强烈的排日情绪,“ODA无用论”在日本国内也随之甚嚣尘上。“2000年以前,日本对华ODA被认为是日本所有ODA中的成功典范。2000年后却发生反转,被认为是最大的失败。”日本外务省负责相关事务的官员曾私下向本刊记者评价。 反观JICA在中国的表现,则通常以低调合作为主,甚少宣传。4月18日的环保研讨会,主办方几乎没有邀请任何中方媒体,5月6日的成果汇报会也只有寥寥数家。 同时,谨慎低调也是ODA得以延续的客观条件之一。日本对华ODA在舆论上可谓“两边不讨好”,常常牵扯到战后日本对华赔偿等历史认识问题。因此JICA在中日两国之间也算是“走钢丝”,在日本不断对国会以及公众“反省”、表示将会加强在华宣传;在中国又静悄悄地与官方合作,加强对中国政府的影响力,无论这种战略是否出于本意。 就结果而言,JICA通过政府层面的合作,构筑在中国各个领域的人脉,追求两国合作的“溢出效应”。 JICA北京事务所在未来的工作方针中写道:“直接影响中共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利用30多年来在合作中构建的人脉继续推进中日之间各个领域的合作。” JICA也会审时度势提供中国所需要的帮助。2012年十八大期间,中共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列为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并时隔23年后修订《环境保护法》。为此JICA于2013年1月23日举办了《日本环境基本法》概要学习会,特别邀请中国全国人大行政法办公室以及环保部的官员,这些都是修订中国《环境保护法》的直接负责机构。 目前,据广泽透露,JICA正在向中方介绍日本的《公害防治管理者制度》。日本于1970年初期制定实施相关法案,要求包括发电行业、供暖行业、煤气行业等容易产生污染的企业必须设立专门的污染对策职位,担任此职务的社员需要通过国家的考试并取得钓鱼岛风波下日本对华援助低调潜行 - 凤凰周刊 - 凤凰周刊

相关资格证书。该制度为日本上世纪70年代减排起到良好效果。 中日ODA的隐形较量 2010~2011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之时,日本时任外相前原诚司就指出,ODA的目的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如今中国的GDP成为世界第二,继续援助中国会“得不到国民的理解”。 日本政府于2008年3月叫停对华低息贷款后,2011年再次大幅削减援助范围,并表示将来“主要集中环保和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援助”。无偿项目和技术合作虽仍在持续,但是资金总规模并不高,2012年仅为45亿日元。 近几年来,日本政府自身的巨额财政赤字问题导致其对ODA的重视程度不断降低,2010年的ODA预算大约6200亿日元,相当于日本1986年的水平。不过2010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各界开始重新审视过去对外ODA的成果。当时东盟诸国、蒙古、南美甚至非洲等国在对日援助中都打上“报恩”的名号。因而,日本政府在2011年底制定《日本再生基本战略》时,在有关“强化日本在世界的存在感”一节中特意强调“对外ODA战略应保持下去”。 然而,ODA的本质始终无法摆脱竞争的硝烟,即争夺被援助国的民心以及建立影响力。2008年以前,日本八成ODA都“散”给了亚洲国家,非洲国家获得的援助份额只有10%左右,徘徊在10亿美元的水平。2008年日本举办第四届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官方发表声明称,将加强对非洲国家的支援。2013年,日本对非洲的ODA预算才迅速增长到17亿美元。 但与中国相比,这似乎还是太少。美国研究机构5月8日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2000年至2011年,中国共为51个非洲国家援助1673个项目,援助总额约750亿美元。2012年7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非论坛部长级会议上宣布:“中国政府将在今后三年援助非洲200亿美元。” 总量比不上,日本便另辟蹊径,开始引入民间力量。日本NHK电视台2013年1月17日以纪录片形式专题讨论日本ODA的问题。在政府财政拮据的情况下,节目的立意在于如何让JICA与日本民间企业合作,以最小的资金有效地扩大对外援助。 节目呼吁政府应加强对非洲ODA,核心理由并非对非洲展示日本的“善”和“友谊”,而是因为竞争对手中国的出现。“对于援助非洲国家而言,中国是日本的竞争对手。中国在非洲国家的援助金额急剧扩大。”媒体人土屋悠志在节目中说。 此外,ODA也的确能带来实际的效益。JICA已经成为隶属于日本外务省的智库,驻各国的分支机构每年会将获得的一手信息汇总成报告,为日本政府、企业提供权威性的调研报告。2012年3月日本外务省也在计划书指出:“利用JICA在国外的信息以及人脉帮助日本中小企业进军海外市场。” 在未来,中日两国或将在对外援助方面上演隐形较量。

《凤凰周刊》2013年16期 林子敬 2013年5月6日,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大街的中国建筑设计集团大楼3楼,出现不少日本面孔。中日“建筑抗震技术人员培训项目”在这里举办成果汇报会。该项目于汶川大地震一周年之际,由中国住建部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共同签署并开始实施。四年来中方共有305人参加赴日培训,1万多名人员参加中国国内培训并顺利结业。 JICA是日本外务省实施对外援助的政府机构,其北京事务所设立于1982年,是日本实施对华援助的主体。不久前的4月18日,JICA北京事务所和中国环保部相关官员和学者举办研讨会,聚焦今年年初急剧恶化的北京空气污染问题。 在中日关系频生龃龉的当下,高层互访被暂停、媒体舆论相对峙,但是与政治议题无关的诸多务实合作,仍在紧锣密鼓地低调进行中。 不避家丑,分享经验 “北京现在面临的空气污染问题全世界独一无二,需要同时面对沙尘、汽车尾气、工厂废气、煤炭废烟和PM2.5。日本仅仅解决汽车尾气和工厂废气问题就耗费了数十年的时间,中国的空气污染治理面临着前无古人的挑战。”JICA北京事务所副所长广泽正行向《凤凰周刊》记者表示。 据其介绍,日本政府批准官方开发援助(ODA)的预算后,由JICA负责实际操作、与中方沟通等具体事宜。“这次的研讨会也属于日本政府无偿援助的一种形式,即派遣技术专家来华为中国政府官员提供日方的经验。” 30多年前,东京、川崎、四日和北九州这四个城市被日本人称作“公害城市”,雾霾使天空暗无天日,光化学烟雾污染严重,当地居民呼吸道疾病频发甚至丧生。1968年东京举办奥运会前夕曾受到来自外界的质疑:“怎么能让运动员去这种空气污浊不堪的地方比赛!” 这次研讨会上,日方并不避讳自揭家丑——来自上述四个城市的环境专家们介绍了当地治理大气污染的经验。除了技术问题,专家们还介绍了政府的政策法规和实施过程。日产、TOTO等企业负责环保事务的高管介绍了行业内部降低污染的经验。由于PM2.5的污染源涉及面广,而且人为的因素不大(大约10%左右),使得各国的技术都难以有效治理。日本于2009年才在《环境基本法》中规定控制PM2.5的基准数值。 “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布了PM2.5的数据,但却对微小粒子的具体成分并不清楚,难以分析污染源并进行治理。日方接下来会在中国选址进行PM2.5具体成分的研究。”据广泽介绍,JICA正与清华大学合作收集PM2.5微小粒子数据,阶段性结果预计于2013年8月发表。不过,他也直言,北京的雾霾天气难以因为季节的转换有所减轻,今后几年将会长期存在。 “中日建筑抗震技术人员培训项目”则是汶川地震后中日两国在“城市建设”领域的ODA重点合作项目。该项目主要通过赴日研修、国内培训以及开展研讨会等形式,组织抗震技术人员学习日本先进的抗震技术,以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 项目的中方负责单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修龙表示,中日抗震技术的培训在各地广受欢迎,参训人员通过赴日培训,学习了日本先进的抗震技术,也看到了在抗震设计方面中国与日本的差距。“培训的开展有效提高了中国在抗震防灾方面的专业水平,推动了中国抗震防灾事业的发展。” 当天的报告会对该项目四年来的成果进行了回顾,同时还对汶川大地震、1995年阪神大地震以及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两国所开展的灾后重建工作进行了介绍。 援助趋势向环保领域转移 1979年冬天,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访华,开启了对华ODA的大门。30余年来,无论中日两国政治关系遭遇怎样的冷暖,JICA和中方的合作一直没有中断。 日本对华援助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日元低息贷款;二是无偿资金援助;三是技术合作。主要是接受进修人员赴日和派遣专家。目前无偿援助的多为利民工程。其中,日元贷款(包括无偿援助)与中国早期的经济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有较多关联,比如北京首都机场、北京地铁、青岛港等设施均与ODA脱不了干系。 在地球环境战略研究机关北京事务所所长小柳秀明看来,由于参与时期和参与人员的不同,日本对华援助也存在微妙的差异。“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援助色彩很强;2000年后逐渐呈现出合作伙伴的色彩2013年5月6日,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大街的中国建筑设计集团大楼3楼,出现不少日本面孔。中日“建筑抗震技术人员培训项目”在这里举办成果汇报会。该项目于汶川大地震一周年之际,由中国住建部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共同签署并开始实施。四年来中方共有305人参加赴日培训,1万多名人员参加中国国内培训并顺利结业。
相关资格证书。该制度为日本上世纪70年代减排起到良好效果。 中日ODA的隐形较量 2010~2011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之时,日本时任外相前原诚司就指出,ODA的目的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如今中国的GDP成为世界第二,继续援助中国会“得不到国民的理解”。 日本政府于2008年3月叫停对华低息贷款后,2011年再次大幅削减援助范围,并表示将来“主要集中环保和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援助”。无偿项目和技术合作虽仍在持续,但是资金总规模并不高,2012年仅为45亿日元。 近几年来,日本政府自身的巨额财政赤字问题导致其对ODA的重视程度不断降低,2010年的ODA预算大约6200亿日元,相当于日本1986年的水平。不过2010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各界开始重新审视过去对外ODA的成果。当时东盟诸国、蒙古、南美甚至非洲等国在对日援助中都打上“报恩”的名号。因而,日本政府在2011年底制定《日本再生基本战略》时,在有关“强化日本在世界的存在感”一节中特意强调“对外ODA战略应保持下去”。 然而,ODA的本质始终无法摆脱竞争的硝烟,即争夺被援助国的民心以及建立影响力。2008年以前,日本八成ODA都“散”给了亚洲国家,非洲国家获得的援助份额只有10%左右,徘徊在10亿美元的水平。2008年日本举办第四届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官方发表声明称,将加强对非洲国家的支援。2013年,日本对非洲的ODA预算才迅速增长到17亿美元。 但与中国相比,这似乎还是太少。美国研究机构5月8日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2000年至2011年,中国共为51个非洲国家援助1673个项目,援助总额约750亿美元。2012年7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非论坛部长级会议上宣布:“中国政府将在今后三年援助非洲200亿美元。” 总量比不上,日本便另辟蹊径,开始引入民间力量。日本NHK电视台2013年1月17日以纪录片形式专题讨论日本ODA的问题。在政府财政拮据的情况下,节目的立意在于如何让JICA与日本民间企业合作,以最小的资金有效地扩大对外援助。 节目呼吁政府应加强对非洲ODA,核心理由并非对非洲展示日本的“善”和“友谊”,而是因为竞争对手中国的出现。“对于援助非洲国家而言,中国是日本的竞争对手。中国在非洲国家的援助金额急剧扩大。”媒体人土屋悠志在节目中说。 此外,ODA也的确能带来实际的效益。JICA已经成为隶属于日本外务省的智库,驻各国的分支机构每年会将获得的一手信息汇总成报告,为日本政府、企业提供权威性的调研报告。2012年3月日本外务省也在计划书指出:“利用JICA在国外的信息以及人脉帮助日本中小企业进军海外市场。” 在未来,中日两国或将在对外援助方面上演隐形较量。
;最近的合作则带有强烈的商业色彩。” 近年来,据大陆媒体报道,日本对华ODA项目包括2007年甘肃兰州市大气环境改善计划、河南南阳市环境整治计划、2008年食品安全管理体制强化项目、2009年耐震建筑人才培养计划、四川省地震灾后森林植被修复计划以及天津市环境管理能力向上计划等。可以发现,其援助趋势从基础设施、产业等方面逐步向环境保护、技术等领域转移。 早在1990年,中日双方就共同打造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进行环保合作。这其中,日方主要提供技术,开展针对中国环境政策、制度、组织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等无偿项目援助。JICA曾通过日元低息贷款开展大气污染治理(39个城市)、下水道污水治理(59个城市)、废弃物处理(30个城市)、植树造林(13个省)等多方面合作。其北京事务所每年会有3名日本常驻技术人员,以及至少1位环保领域的专家。 在诸多低息贷款项目中,让JICA最为津津乐道的是北京东北部的电子城地区供暖系统改造项目。该项目于2009年完成,导入日本川崎重工最先进的技术,用天然气供电供热设备取代了大多数老化的小型燃煤锅炉。此前,老式燃煤锅炉一年消耗40万吨煤炭,产生2200吨煤尘以及2160吨二氧化硫。据悉,改造后煤炭使用量骤降至10万吨,减排二氧化硫2000吨、氮氧化物1000吨以上。 最近的无偿援助项目是在湖南湘潭市设点进行模拟实验,研究大气氮氧化物减排所需技术和政策制度。日方已从今年3月开始派遣专家组赶赴当地。类似的无偿技术合作一般由日方列出实验选址需要具备的条件,然后由中国相关部门或地方政府提供合适的选项。 一般来说,日本有偿低息贷款并不会捆绑日企产品或者服务。无偿项目和技术援助则不同,日方会在JICA官网上公开项目计划书并招标,欢迎日本中小企业的参与,最终由外务省埋单。 2008年3月日本结束长达29年的日元低息贷款,当年5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日,在早稻田大学的演讲中特别强调:“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了日元贷款合作,支持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能源开发、科技发展,为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构建对华人脉,影响高层决策 但在坊间,日本民众对政府ODA项目一直颇有争议。民众关心的是ODA是否能够增进他国对日本的亲善感,但面对中国民间日益强烈的排日情绪,“ODA无用论”在日本国内也随之甚嚣尘上。“2000年以前,日本对华ODA被认为是日本所有ODA中的成功典范。2000年后却发生反转,被认为是最大的失败。”日本外务省负责相关事务的官员曾私下向本刊记者评价。 反观JICA在中国的表现,则通常以低调合作为主,甚少宣传。4月18日的环保研讨会,主办方几乎没有邀请任何中方媒体,5月6日的成果汇报会也只有寥寥数家。 同时,谨慎低调也是ODA得以延续的客观条件之一。日本对华ODA在舆论上可谓“两边不讨好”,常常牵扯到战后日本对华赔偿等历史认识问题。因此JICA在中日两国之间也算是“走钢丝”,在日本不断对国会以及公众“反省”、表示将会加强在华宣传;在中国又静悄悄地与官方合作,加强对中国政府的影响力,无论这种战略是否出于本意。 就结果而言,JICA通过政府层面的合作,构筑在中国各个领域的人脉,追求两国合作的“溢出效应”。 JICA北京事务所在未来的工作方针中写道:“直接影响中共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利用30多年来在合作中构建的人脉继续推进中日之间各个领域的合作。” JICA也会审时度势提供中国所需要的帮助。2012年十八大期间,中共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列为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并时隔23年后修订《环境保护法》。为此JICA于2013年1月23日举办了《日本环境基本法》概要学习会,特别邀请中国全国人大行政法办公室以及环保部的官员,这些都是修订中国《环境保护法》的直接负责机构。 目前,据广泽透露,JICA正在向中方介绍日本的《公害防治管理者制度》。日本于1970年初期制定实施相关法案,要求包括发电行业、供暖行业、煤气行业等容易产生污染的企业必须设立专门的污染对策职位,担任此职务的社员需要通过国家的考试并取得JICA是日本外务省实施对外援助的政府机构,其北京事务所设立于1982年,是日本实施对华援助的主体。不久前的4月18日,JICA北京事务所和中国环保部相关官员和学者举办研讨会,聚焦今年年初急剧恶化的北京空气污染问题。

在中日关系频生龃龉的当下,高层互访被暂停、媒体舆论相对峙,但是与政治议题无关的诸多务实合作,仍在紧锣密鼓地低调进行中。 《凤凰周刊》2013年16期 林子敬 2013年5月6日,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大街的中国建筑设计集团大楼3楼,出现不少日本面孔。中日“建筑抗震技术人员培训项目”在这里举办成果汇报会。该项目于汶川大地震一周年之际,由中国住建部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共同签署并开始实施。四年来中方共有305人参加赴日培训,1万多名人员参加中国国内培训并顺利结业。 JICA是日本外务省实施对外援助的政府机构,其北京事务所设立于1982年,是日本实施对华援助的主体。不久前的4月18日,JICA北京事务所和中国环保部相关官员和学者举办研讨会,聚焦今年年初急剧恶化的北京空气污染问题。 在中日关系频生龃龉的当下,高层互访被暂停、媒体舆论相对峙,但是与政治议题无关的诸多务实合作,仍在紧锣密鼓地低调进行中。 不避家丑,分享经验 “北京现在面临的空气污染问题全世界独一无二,需要同时面对沙尘、汽车尾气、工厂废气、煤炭废烟和PM2.5。日本仅仅解决汽车尾气和工厂废气问题就耗费了数十年的时间,中国的空气污染治理面临着前无古人的挑战。”JICA北京事务所副所长广泽正行向《凤凰周刊》记者表示。 据其介绍,日本政府批准官方开发援助(ODA)的预算后,由JICA负责实际操作、与中方沟通等具体事宜。“这次的研讨会也属于日本政府无偿援助的一种形式,即派遣技术专家来华为中国政府官员提供日方的经验。” 30多年前,东京、川崎、四日和北九州这四个城市被日本人称作“公害城市”,雾霾使天空暗无天日,光化学烟雾污染严重,当地居民呼吸道疾病频发甚至丧生。1968年东京举办奥运会前夕曾受到来自外界的质疑:“怎么能让运动员去这种空气污浊不堪的地方比赛!” 这次研讨会上,日方并不避讳自揭家丑——来自上述四个城市的环境专家们介绍了当地治理大气污染的经验。除了技术问题,专家们还介绍了政府的政策法规和实施过程。日产、TOTO等企业负责环保事务的高管介绍了行业内部降低污染的经验。由于PM2.5的污染源涉及面广,而且人为的因素不大(大约10%左右),使得各国的技术都难以有效治理。日本于2009年才在《环境基本法》中规定控制PM2.5的基准数值。 “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布了PM2.5的数据,但却对微小粒子的具体成分并不清楚,难以分析污染源并进行治理。日方接下来会在中国选址进行PM2.5具体成分的研究。”据广泽介绍,JICA正与清华大学合作收集PM2.5微小粒子数据,阶段性结果预计于2013年8月发表。不过,他也直言,北京的雾霾天气难以因为季节的转换有所减轻,今后几年将会长期存在。 “中日建筑抗震技术人员培训项目”则是汶川地震后中日两国在“城市建设”领域的ODA重点合作项目。该项目主要通过赴日研修、国内培训以及开展研讨会等形式,组织抗震技术人员学习日本先进的抗震技术,以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 项目的中方负责单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修龙表示,中日抗震技术的培训在各地广受欢迎,参训人员通过赴日培训,学习了日本先进的抗震技术,也看到了在抗震设计方面中国与日本的差距。“培训的开展有效提高了中国在抗震防灾方面的专业水平,推动了中国抗震防灾事业的发展。” 当天的报告会对该项目四年来的成果进行了回顾,同时还对汶川大地震、1995年阪神大地震以及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两国所开展的灾后重建工作进行了介绍。 援助趋势向环保领域转移 1979年冬天,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访华,开启了对华ODA的大门。30余年来,无论中日两国政治关系遭遇怎样的冷暖,JICA和中方的合作一直没有中断。 日本对华援助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日元低息贷款;二是无偿资金援助;三是技术合作。主要是接受进修人员赴日和派遣专家。目前无偿援助的多为利民工程。其中,日元贷款(包括无偿援助)与中国早期的经济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有较多关联,比如北京首都机场、北京地铁、青岛港等设施均与ODA脱不了干系。 在地球环境战略研究机关北京事务所所长小柳秀明看来,由于参与时期和参与人员的不同,日本对华援助也存在微妙的差异。“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援助色彩很强;2000年后逐渐呈现出合作伙伴的色彩

不避家丑,分享经验

;最近的合作则带有强烈的商业色彩。” 近年来,据大陆媒体报道,日本对华ODA项目包括2007年甘肃兰州市大气环境改善计划、河南南阳市环境整治计划、2008年食品安全管理体制强化项目、2009年耐震建筑人才培养计划、四川省地震灾后森林植被修复计划以及天津市环境管理能力向上计划等。可以发现,其援助趋势从基础设施、产业等方面逐步向环境保护、技术等领域转移。 早在1990年,中日双方就共同打造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进行环保合作。这其中,日方主要提供技术,开展针对中国环境政策、制度、组织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等无偿项目援助。JICA曾通过日元低息贷款开展大气污染治理(39个城市)、下水道污水治理(59个城市)、废弃物处理(30个城市)、植树造林(13个省)等多方面合作。其北京事务所每年会有3名日本常驻技术人员,以及至少1位环保领域的专家。 在诸多低息贷款项目中,让JICA最为津津乐道的是北京东北部的电子城地区供暖系统改造项目。该项目于2009年完成,导入日本川崎重工最先进的技术,用天然气供电供热设备取代了大多数老化的小型燃煤锅炉。此前,老式燃煤锅炉一年消耗40万吨煤炭,产生2200吨煤尘以及2160吨二氧化硫。据悉,改造后煤炭使用量骤降至10万吨,减排二氧化硫2000吨、氮氧化物1000吨以上。 最近的无偿援助项目是在湖南湘潭市设点进行模拟实验,研究大气氮氧化物减排所需技术和政策制度。日方已从今年3月开始派遣专家组赶赴当地。类似的无偿技术合作一般由日方列出实验选址需要具备的条件,然后由中国相关部门或地方政府提供合适的选项。 一般来说,日本有偿低息贷款并不会捆绑日企产品或者服务。无偿项目和技术援助则不同,日方会在JICA官网上公开项目计划书并招标,欢迎日本中小企业的参与,最终由外务省埋单。 2008年3月日本结束长达29年的日元低息贷款,当年5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日,在早稻田大学的演讲中特别强调:“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了日元贷款合作,支持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能源开发、科技发展,为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构建对华人脉,影响高层决策 但在坊间,日本民众对政府ODA项目一直颇有争议。民众关心的是ODA是否能够增进他国对日本的亲善感,但面对中国民间日益强烈的排日情绪,“ODA无用论”在日本国内也随之甚嚣尘上。“2000年以前,日本对华ODA被认为是日本所有ODA中的成功典范。2000年后却发生反转,被认为是最大的失败。”日本外务省负责相关事务的官员曾私下向本刊记者评价。 反观JICA在中国的表现,则通常以低调合作为主,甚少宣传。4月18日的环保研讨会,主办方几乎没有邀请任何中方媒体,5月6日的成果汇报会也只有寥寥数家。 同时,谨慎低调也是ODA得以延续的客观条件之一。日本对华ODA在舆论上可谓“两边不讨好”,常常牵扯到战后日本对华赔偿等历史认识问题。因此JICA在中日两国之间也算是“走钢丝”,在日本不断对国会以及公众“反省”、表示将会加强在华宣传;在中国又静悄悄地与官方合作,加强对中国政府的影响力,无论这种战略是否出于本意。 就结果而言,JICA通过政府层面的合作,构筑在中国各个领域的人脉,追求两国合作的“溢出效应”。 JICA北京事务所在未来的工作方针中写道:“直接影响中共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利用30多年来在合作中构建的人脉继续推进中日之间各个领域的合作。” JICA也会审时度势提供中国所需要的帮助。2012年十八大期间,中共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列为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并时隔23年后修订《环境保护法》。为此JICA于2013年1月23日举办了《日本环境基本法》概要学习会,特别邀请中国全国人大行政法办公室以及环保部的官员,这些都是修订中国《环境保护法》的直接负责机构。 目前,据广泽透露,JICA正在向中方介绍日本的《公害防治管理者制度》。日本于1970年初期制定实施相关法案,要求包括发电行业、供暖行业、煤气行业等容易产生污染的企业必须设立专门的污染对策职位,担任此职务的社员需要通过国家的考试并取得
“北京现在面临的空气污染问题全世界独一无二,需要同时面对沙尘、汽车尾气、工厂废气、煤炭废烟和PM2.5。日本仅仅解决汽车尾气和工厂废气问题就耗费了数十年的时间,中国的空气污染治理面临着前无古人的挑战。”JICA北京事务所副所长广泽正行向《凤凰周刊》记者表示。
相关资格证书。该制度为日本上世纪70年代减排起到良好效果。 中日ODA的隐形较量 2010~2011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之时,日本时任外相前原诚司就指出,ODA的目的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如今中国的GDP成为世界第二,继续援助中国会“得不到国民的理解”。 日本政府于2008年3月叫停对华低息贷款后,2011年再次大幅削减援助范围,并表示将来“主要集中环保和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援助”。无偿项目和技术合作虽仍在持续,但是资金总规模并不高,2012年仅为45亿日元。 近几年来,日本政府自身的巨额财政赤字问题导致其对ODA的重视程度不断降低,2010年的ODA预算大约6200亿日元,相当于日本1986年的水平。不过2010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各界开始重新审视过去对外ODA的成果。当时东盟诸国、蒙古、南美甚至非洲等国在对日援助中都打上“报恩”的名号。因而,日本政府在2011年底制定《日本再生基本战略》时,在有关“强化日本在世界的存在感”一节中特意强调“对外ODA战略应保持下去”。 然而,ODA的本质始终无法摆脱竞争的硝烟,即争夺被援助国的民心以及建立影响力。2008年以前,日本八成ODA都“散”给了亚洲国家,非洲国家获得的援助份额只有10%左右,徘徊在10亿美元的水平。2008年日本举办第四届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官方发表声明称,将加强对非洲国家的支援。2013年,日本对非洲的ODA预算才迅速增长到17亿美元。 但与中国相比,这似乎还是太少。美国研究机构5月8日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2000年至2011年,中国共为51个非洲国家援助1673个项目,援助总额约750亿美元。2012年7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非论坛部长级会议上宣布:“中国政府将在今后三年援助非洲200亿美元。” 总量比不上,日本便另辟蹊径,开始引入民间力量。日本NHK电视台2013年1月17日以纪录片形式专题讨论日本ODA的问题。在政府财政拮据的情况下,节目的立意在于如何让JICA与日本民间企业合作,以最小的资金有效地扩大对外援助。 节目呼吁政府应加强对非洲ODA,核心理由并非对非洲展示日本的“善”和“友谊”,而是因为竞争对手中国的出现。“对于援助非洲国家而言,中国是日本的竞争对手。中国在非洲国家的援助金额急剧扩大。”媒体人土屋悠志在节目中说。 此外,ODA也的确能带来实际的效益。JICA已经成为隶属于日本外务省的智库,驻各国的分支机构每年会将获得的一手信息汇总成报告,为日本政府、企业提供权威性的调研报告。2012年3月日本外务省也在计划书指出:“利用JICA在国外的信息以及人脉帮助日本中小企业进军海外市场。” 在未来,中日两国或将在对外援助方面上演隐形较量。
据其介绍,日本政府批准官方开发援助(ODA)的预算后,由JICA负责实际操作、与中方沟通等具体事宜。“这次的研讨会也属于日本政府无偿援助的一种形式,即派遣技术专家来华为中国政府官员提供日方的经验。”
30多年前,东京、川崎、四日和北九州这四个城市被日本人称作“公害城市”,雾霾使天空暗无天日,光化学烟雾污染严重,当地居民呼吸道疾病频发甚至丧生。1968年东京举办奥运会前夕曾受到来自外界的质疑:“怎么能让运动员去这种空气污浊不堪的地方比赛!” 
;最近的合作则带有强烈的商业色彩。” 近年来,据大陆媒体报道,日本对华ODA项目包括2007年甘肃兰州市大气环境改善计划、河南南阳市环境整治计划、2008年食品安全管理体制强化项目、2009年耐震建筑人才培养计划、四川省地震灾后森林植被修复计划以及天津市环境管理能力向上计划等。可以发现,其援助趋势从基础设施、产业等方面逐步向环境保护、技术等领域转移。 早在1990年,中日双方就共同打造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进行环保合作。这其中,日方主要提供技术,开展针对中国环境政策、制度、组织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等无偿项目援助。JICA曾通过日元低息贷款开展大气污染治理(39个城市)、下水道污水治理(59个城市)、废弃物处理(30个城市)、植树造林(13个省)等多方面合作。其北京事务所每年会有3名日本常驻技术人员,以及至少1位环保领域的专家。 在诸多低息贷款项目中,让JICA最为津津乐道的是北京东北部的电子城地区供暖系统改造项目。该项目于2009年完成,导入日本川崎重工最先进的技术,用天然气供电供热设备取代了大多数老化的小型燃煤锅炉。此前,老式燃煤锅炉一年消耗40万吨煤炭,产生2200吨煤尘以及2160吨二氧化硫。据悉,改造后煤炭使用量骤降至10万吨,减排二氧化硫2000吨、氮氧化物1000吨以上。 最近的无偿援助项目是在湖南湘潭市设点进行模拟实验,研究大气氮氧化物减排所需技术和政策制度。日方已从今年3月开始派遣专家组赶赴当地。类似的无偿技术合作一般由日方列出实验选址需要具备的条件,然后由中国相关部门或地方政府提供合适的选项。 一般来说,日本有偿低息贷款并不会捆绑日企产品或者服务。无偿项目和技术援助则不同,日方会在JICA官网上公开项目计划书并招标,欢迎日本中小企业的参与,最终由外务省埋单。 2008年3月日本结束长达29年的日元低息贷款,当年5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日,在早稻田大学的演讲中特别强调:“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了日元贷款合作,支持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能源开发、科技发展,为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构建对华人脉,影响高层决策 但在坊间,日本民众对政府ODA项目一直颇有争议。民众关心的是ODA是否能够增进他国对日本的亲善感,但面对中国民间日益强烈的排日情绪,“ODA无用论”在日本国内也随之甚嚣尘上。“2000年以前,日本对华ODA被认为是日本所有ODA中的成功典范。2000年后却发生反转,被认为是最大的失败。”日本外务省负责相关事务的官员曾私下向本刊记者评价。 反观JICA在中国的表现,则通常以低调合作为主,甚少宣传。4月18日的环保研讨会,主办方几乎没有邀请任何中方媒体,5月6日的成果汇报会也只有寥寥数家。 同时,谨慎低调也是ODA得以延续的客观条件之一。日本对华ODA在舆论上可谓“两边不讨好”,常常牵扯到战后日本对华赔偿等历史认识问题。因此JICA在中日两国之间也算是“走钢丝”,在日本不断对国会以及公众“反省”、表示将会加强在华宣传;在中国又静悄悄地与官方合作,加强对中国政府的影响力,无论这种战略是否出于本意。 就结果而言,JICA通过政府层面的合作,构筑在中国各个领域的人脉,追求两国合作的“溢出效应”。 JICA北京事务所在未来的工作方针中写道:“直接影响中共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利用30多年来在合作中构建的人脉继续推进中日之间各个领域的合作。” JICA也会审时度势提供中国所需要的帮助。2012年十八大期间,中共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列为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并时隔23年后修订《环境保护法》。为此JICA于2013年1月23日举办了《日本环境基本法》概要学习会,特别邀请中国全国人大行政法办公室以及环保部的官员,这些都是修订中国《环境保护法》的直接负责机构。 目前,据广泽透露,JICA正在向中方介绍日本的《公害防治管理者制度》。日本于1970年初期制定实施相关法案,要求包括发电行业、供暖行业、煤气行业等容易产生污染的企业必须设立专门的污染对策职位,担任此职务的社员需要通过国家的考试并取得

《凤凰周刊》2013年16期 林子敬 2013年5月6日,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大街的中国建筑设计集团大楼3楼,出现不少日本面孔。中日“建筑抗震技术人员培训项目”在这里举办成果汇报会。该项目于汶川大地震一周年之际,由中国住建部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共同签署并开始实施。四年来中方共有305人参加赴日培训,1万多名人员参加中国国内培训并顺利结业。 JICA是日本外务省实施对外援助的政府机构,其北京事务所设立于1982年,是日本实施对华援助的主体。不久前的4月18日,JICA北京事务所和中国环保部相关官员和学者举办研讨会,聚焦今年年初急剧恶化的北京空气污染问题。 在中日关系频生龃龉的当下,高层互访被暂停、媒体舆论相对峙,但是与政治议题无关的诸多务实合作,仍在紧锣密鼓地低调进行中。 不避家丑,分享经验 “北京现在面临的空气污染问题全世界独一无二,需要同时面对沙尘、汽车尾气、工厂废气、煤炭废烟和PM2.5。日本仅仅解决汽车尾气和工厂废气问题就耗费了数十年的时间,中国的空气污染治理面临着前无古人的挑战。”JICA北京事务所副所长广泽正行向《凤凰周刊》记者表示。 据其介绍,日本政府批准官方开发援助(ODA)的预算后,由JICA负责实际操作、与中方沟通等具体事宜。“这次的研讨会也属于日本政府无偿援助的一种形式,即派遣技术专家来华为中国政府官员提供日方的经验。” 30多年前,东京、川崎、四日和北九州这四个城市被日本人称作“公害城市”,雾霾使天空暗无天日,光化学烟雾污染严重,当地居民呼吸道疾病频发甚至丧生。1968年东京举办奥运会前夕曾受到来自外界的质疑:“怎么能让运动员去这种空气污浊不堪的地方比赛!” 这次研讨会上,日方并不避讳自揭家丑——来自上述四个城市的环境专家们介绍了当地治理大气污染的经验。除了技术问题,专家们还介绍了政府的政策法规和实施过程。日产、TOTO等企业负责环保事务的高管介绍了行业内部降低污染的经验。由于PM2.5的污染源涉及面广,而且人为的因素不大(大约10%左右),使得各国的技术都难以有效治理。日本于2009年才在《环境基本法》中规定控制PM2.5的基准数值。 “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布了PM2.5的数据,但却对微小粒子的具体成分并不清楚,难以分析污染源并进行治理。日方接下来会在中国选址进行PM2.5具体成分的研究。”据广泽介绍,JICA正与清华大学合作收集PM2.5微小粒子数据,阶段性结果预计于2013年8月发表。不过,他也直言,北京的雾霾天气难以因为季节的转换有所减轻,今后几年将会长期存在。 “中日建筑抗震技术人员培训项目”则是汶川地震后中日两国在“城市建设”领域的ODA重点合作项目。该项目主要通过赴日研修、国内培训以及开展研讨会等形式,组织抗震技术人员学习日本先进的抗震技术,以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 项目的中方负责单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修龙表示,中日抗震技术的培训在各地广受欢迎,参训人员通过赴日培训,学习了日本先进的抗震技术,也看到了在抗震设计方面中国与日本的差距。“培训的开展有效提高了中国在抗震防灾方面的专业水平,推动了中国抗震防灾事业的发展。” 当天的报告会对该项目四年来的成果进行了回顾,同时还对汶川大地震、1995年阪神大地震以及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两国所开展的灾后重建工作进行了介绍。 援助趋势向环保领域转移 1979年冬天,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访华,开启了对华ODA的大门。30余年来,无论中日两国政治关系遭遇怎样的冷暖,JICA和中方的合作一直没有中断。 日本对华援助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日元低息贷款;二是无偿资金援助;三是技术合作。主要是接受进修人员赴日和派遣专家。目前无偿援助的多为利民工程。其中,日元贷款(包括无偿援助)与中国早期的经济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有较多关联,比如北京首都机场、北京地铁、青岛港等设施均与ODA脱不了干系。 在地球环境战略研究机关北京事务所所长小柳秀明看来,由于参与时期和参与人员的不同,日本对华援助也存在微妙的差异。“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援助色彩很强;2000年后逐渐呈现出合作伙伴的色彩这次研讨会上,日方并不避讳自揭家丑——来自上述四个城市的环境专家们介绍了当地治理大气污染的经验。除了技术问题,专家们还介绍了政府的政策法规和实施过程。日产、TOTO等企业负责环保事务的高管介绍了行业内部降低污染的经验。由于PM2.5的污染源涉及面广,而且人为的因素不大(大约10%左右),使得各国的技术都难以有效治理。日本于2009年才在《环境基本法》中规定控制PM2.5的基准数值。

相关资格证书。该制度为日本上世纪70年代减排起到良好效果。 中日ODA的隐形较量 2010~2011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之时,日本时任外相前原诚司就指出,ODA的目的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如今中国的GDP成为世界第二,继续援助中国会“得不到国民的理解”。 日本政府于2008年3月叫停对华低息贷款后,2011年再次大幅削减援助范围,并表示将来“主要集中环保和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援助”。无偿项目和技术合作虽仍在持续,但是资金总规模并不高,2012年仅为45亿日元。 近几年来,日本政府自身的巨额财政赤字问题导致其对ODA的重视程度不断降低,2010年的ODA预算大约6200亿日元,相当于日本1986年的水平。不过2010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各界开始重新审视过去对外ODA的成果。当时东盟诸国、蒙古、南美甚至非洲等国在对日援助中都打上“报恩”的名号。因而,日本政府在2011年底制定《日本再生基本战略》时,在有关“强化日本在世界的存在感”一节中特意强调“对外ODA战略应保持下去”。 然而,ODA的本质始终无法摆脱竞争的硝烟,即争夺被援助国的民心以及建立影响力。2008年以前,日本八成ODA都“散”给了亚洲国家,非洲国家获得的援助份额只有10%左右,徘徊在10亿美元的水平。2008年日本举办第四届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官方发表声明称,将加强对非洲国家的支援。2013年,日本对非洲的ODA预算才迅速增长到17亿美元。 但与中国相比,这似乎还是太少。美国研究机构5月8日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2000年至2011年,中国共为51个非洲国家援助1673个项目,援助总额约750亿美元。2012年7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非论坛部长级会议上宣布:“中国政府将在今后三年援助非洲200亿美元。” 总量比不上,日本便另辟蹊径,开始引入民间力量。日本NHK电视台2013年1月17日以纪录片形式专题讨论日本ODA的问题。在政府财政拮据的情况下,节目的立意在于如何让JICA与日本民间企业合作,以最小的资金有效地扩大对外援助。 节目呼吁政府应加强对非洲ODA,核心理由并非对非洲展示日本的“善”和“友谊”,而是因为竞争对手中国的出现。“对于援助非洲国家而言,中国是日本的竞争对手。中国在非洲国家的援助金额急剧扩大。”媒体人土屋悠志在节目中说。 此外,ODA也的确能带来实际的效益。JICA已经成为隶属于日本外务省的智库,驻各国的分支机构每年会将获得的一手信息汇总成报告,为日本政府、企业提供权威性的调研报告。2012年3月日本外务省也在计划书指出:“利用JICA在国外的信息以及人脉帮助日本中小企业进军海外市场。” 在未来,中日两国或将在对外援助方面上演隐形较量。
“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布了PM2.5的数据,但却对微小粒子的具体成分并不清楚,难以分析污染源并进行治理。日方接下来会在中国选址进行PM2.5具体成分的研究。”据广泽介绍,JICA正与清华大学合作收集PM2.5微小粒子数据,阶段性结果预计于2013年8月发表。不过,他也直言,北京的雾霾天气难以因为季节的转换有所减轻,今后几年将会长期存在。

“中日建筑抗震技术人员培训项目”则是汶川地震后中日两国在“城市建设”领域的ODA重点合作项目。该项目主要通过赴日研修、国内培训以及开展研讨会等形式,组织抗震技术人员学习日本先进的抗震技术,以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

项目的中方负责单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修龙表示,中日抗震技术的培训在各地广受欢迎,参训人员通过赴日培训,学习了日本先进的抗震技术,也看到了在抗震设计方面中国与日本的差距。“培训的开展有效提高了中国在抗震防灾方面的专业水平,推动了中国抗震防灾事业的发展。”

;最近的合作则带有强烈的商业色彩。” 近年来,据大陆媒体报道,日本对华ODA项目包括2007年甘肃兰州市大气环境改善计划、河南南阳市环境整治计划、2008年食品安全管理体制强化项目、2009年耐震建筑人才培养计划、四川省地震灾后森林植被修复计划以及天津市环境管理能力向上计划等。可以发现,其援助趋势从基础设施、产业等方面逐步向环境保护、技术等领域转移。 早在1990年,中日双方就共同打造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进行环保合作。这其中,日方主要提供技术,开展针对中国环境政策、制度、组织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等无偿项目援助。JICA曾通过日元低息贷款开展大气污染治理(39个城市)、下水道污水治理(59个城市)、废弃物处理(30个城市)、植树造林(13个省)等多方面合作。其北京事务所每年会有3名日本常驻技术人员,以及至少1位环保领域的专家。 在诸多低息贷款项目中,让JICA最为津津乐道的是北京东北部的电子城地区供暖系统改造项目。该项目于2009年完成,导入日本川崎重工最先进的技术,用天然气供电供热设备取代了大多数老化的小型燃煤锅炉。此前,老式燃煤锅炉一年消耗40万吨煤炭,产生2200吨煤尘以及2160吨二氧化硫。据悉,改造后煤炭使用量骤降至10万吨,减排二氧化硫2000吨、氮氧化物1000吨以上。 最近的无偿援助项目是在湖南湘潭市设点进行模拟实验,研究大气氮氧化物减排所需技术和政策制度。日方已从今年3月开始派遣专家组赶赴当地。类似的无偿技术合作一般由日方列出实验选址需要具备的条件,然后由中国相关部门或地方政府提供合适的选项。 一般来说,日本有偿低息贷款并不会捆绑日企产品或者服务。无偿项目和技术援助则不同,日方会在JICA官网上公开项目计划书并招标,欢迎日本中小企业的参与,最终由外务省埋单。 2008年3月日本结束长达29年的日元低息贷款,当年5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日,在早稻田大学的演讲中特别强调:“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了日元贷款合作,支持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能源开发、科技发展,为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构建对华人脉,影响高层决策 但在坊间,日本民众对政府ODA项目一直颇有争议。民众关心的是ODA是否能够增进他国对日本的亲善感,但面对中国民间日益强烈的排日情绪,“ODA无用论”在日本国内也随之甚嚣尘上。“2000年以前,日本对华ODA被认为是日本所有ODA中的成功典范。2000年后却发生反转,被认为是最大的失败。”日本外务省负责相关事务的官员曾私下向本刊记者评价。 反观JICA在中国的表现,则通常以低调合作为主,甚少宣传。4月18日的环保研讨会,主办方几乎没有邀请任何中方媒体,5月6日的成果汇报会也只有寥寥数家。 同时,谨慎低调也是ODA得以延续的客观条件之一。日本对华ODA在舆论上可谓“两边不讨好”,常常牵扯到战后日本对华赔偿等历史认识问题。因此JICA在中日两国之间也算是“走钢丝”,在日本不断对国会以及公众“反省”、表示将会加强在华宣传;在中国又静悄悄地与官方合作,加强对中国政府的影响力,无论这种战略是否出于本意。 就结果而言,JICA通过政府层面的合作,构筑在中国各个领域的人脉,追求两国合作的“溢出效应”。 JICA北京事务所在未来的工作方针中写道:“直接影响中共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利用30多年来在合作中构建的人脉继续推进中日之间各个领域的合作。” JICA也会审时度势提供中国所需要的帮助。2012年十八大期间,中共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列为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并时隔23年后修订《环境保护法》。为此JICA于2013年1月23日举办了《日本环境基本法》概要学习会,特别邀请中国全国人大行政法办公室以及环保部的官员,这些都是修订中国《环境保护法》的直接负责机构。 目前,据广泽透露,JICA正在向中方介绍日本的《公害防治管理者制度》。日本于1970年初期制定实施相关法案,要求包括发电行业、供暖行业、煤气行业等容易产生污染的企业必须设立专门的污染对策职位,担任此职务的社员需要通过国家的考试并取得
当天的报告会对该项目四年来的成果进行了回顾,同时还对汶川大地震、1995年阪神大地震以及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两国所开展的灾后重建工作进行了介绍。

相关资格证书。该制度为日本上世纪70年代减排起到良好效果。 中日ODA的隐形较量 2010~2011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之时,日本时任外相前原诚司就指出,ODA的目的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如今中国的GDP成为世界第二,继续援助中国会“得不到国民的理解”。 日本政府于2008年3月叫停对华低息贷款后,2011年再次大幅削减援助范围,并表示将来“主要集中环保和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援助”。无偿项目和技术合作虽仍在持续,但是资金总规模并不高,2012年仅为45亿日元。 近几年来,日本政府自身的巨额财政赤字问题导致其对ODA的重视程度不断降低,2010年的ODA预算大约6200亿日元,相当于日本1986年的水平。不过2010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各界开始重新审视过去对外ODA的成果。当时东盟诸国、蒙古、南美甚至非洲等国在对日援助中都打上“报恩”的名号。因而,日本政府在2011年底制定《日本再生基本战略》时,在有关“强化日本在世界的存在感”一节中特意强调“对外ODA战略应保持下去”。 然而,ODA的本质始终无法摆脱竞争的硝烟,即争夺被援助国的民心以及建立影响力。2008年以前,日本八成ODA都“散”给了亚洲国家,非洲国家获得的援助份额只有10%左右,徘徊在10亿美元的水平。2008年日本举办第四届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官方发表声明称,将加强对非洲国家的支援。2013年,日本对非洲的ODA预算才迅速增长到17亿美元。 但与中国相比,这似乎还是太少。美国研究机构5月8日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2000年至2011年,中国共为51个非洲国家援助1673个项目,援助总额约750亿美元。2012年7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非论坛部长级会议上宣布:“中国政府将在今后三年援助非洲200亿美元。” 总量比不上,日本便另辟蹊径,开始引入民间力量。日本NHK电视台2013年1月17日以纪录片形式专题讨论日本ODA的问题。在政府财政拮据的情况下,节目的立意在于如何让JICA与日本民间企业合作,以最小的资金有效地扩大对外援助。 节目呼吁政府应加强对非洲ODA,核心理由并非对非洲展示日本的“善”和“友谊”,而是因为竞争对手中国的出现。“对于援助非洲国家而言,中国是日本的竞争对手。中国在非洲国家的援助金额急剧扩大。”媒体人土屋悠志在节目中说。 此外,ODA也的确能带来实际的效益。JICA已经成为隶属于日本外务省的智库,驻各国的分支机构每年会将获得的一手信息汇总成报告,为日本政府、企业提供权威性的调研报告。2012年3月日本外务省也在计划书指出:“利用JICA在国外的信息以及人脉帮助日本中小企业进军海外市场。” 在未来,中日两国或将在对外援助方面上演隐形较量。援助趋势向环保领域转移;最近的合作则带有强烈的商业色彩。” 近年来,据大陆媒体报道,日本对华ODA项目包括2007年甘肃兰州市大气环境改善计划、河南南阳市环境整治计划、2008年食品安全管理体制强化项目、2009年耐震建筑人才培养计划、四川省地震灾后森林植被修复计划以及天津市环境管理能力向上计划等。可以发现,其援助趋势从基础设施、产业等方面逐步向环境保护、技术等领域转移。 早在1990年,中日双方就共同打造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进行环保合作。这其中,日方主要提供技术,开展针对中国环境政策、制度、组织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等无偿项目援助。JICA曾通过日元低息贷款开展大气污染治理(39个城市)、下水道污水治理(59个城市)、废弃物处理(30个城市)、植树造林(13个省)等多方面合作。其北京事务所每年会有3名日本常驻技术人员,以及至少1位环保领域的专家。 在诸多低息贷款项目中,让JICA最为津津乐道的是北京东北部的电子城地区供暖系统改造项目。该项目于2009年完成,导入日本川崎重工最先进的技术,用天然气供电供热设备取代了大多数老化的小型燃煤锅炉。此前,老式燃煤锅炉一年消耗40万吨煤炭,产生2200吨煤尘以及2160吨二氧化硫。据悉,改造后煤炭使用量骤降至10万吨,减排二氧化硫2000吨、氮氧化物1000吨以上。 最近的无偿援助项目是在湖南湘潭市设点进行模拟实验,研究大气氮氧化物减排所需技术和政策制度。日方已从今年3月开始派遣专家组赶赴当地。类似的无偿技术合作一般由日方列出实验选址需要具备的条件,然后由中国相关部门或地方政府提供合适的选项。 一般来说,日本有偿低息贷款并不会捆绑日企产品或者服务。无偿项目和技术援助则不同,日方会在JICA官网上公开项目计划书并招标,欢迎日本中小企业的参与,最终由外务省埋单。 2008年3月日本结束长达29年的日元低息贷款,当年5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日,在早稻田大学的演讲中特别强调:“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了日元贷款合作,支持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能源开发、科技发展,为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构建对华人脉,影响高层决策 但在坊间,日本民众对政府ODA项目一直颇有争议。民众关心的是ODA是否能够增进他国对日本的亲善感,但面对中国民间日益强烈的排日情绪,“ODA无用论”在日本国内也随之甚嚣尘上。“2000年以前,日本对华ODA被认为是日本所有ODA中的成功典范。2000年后却发生反转,被认为是最大的失败。”日本外务省负责相关事务的官员曾私下向本刊记者评价。 反观JICA在中国的表现,则通常以低调合作为主,甚少宣传。4月18日的环保研讨会,主办方几乎没有邀请任何中方媒体,5月6日的成果汇报会也只有寥寥数家。 同时,谨慎低调也是ODA得以延续的客观条件之一。日本对华ODA在舆论上可谓“两边不讨好”,常常牵扯到战后日本对华赔偿等历史认识问题。因此JICA在中日两国之间也算是“走钢丝”,在日本不断对国会以及公众“反省”、表示将会加强在华宣传;在中国又静悄悄地与官方合作,加强对中国政府的影响力,无论这种战略是否出于本意。 就结果而言,JICA通过政府层面的合作,构筑在中国各个领域的人脉,追求两国合作的“溢出效应”。 JICA北京事务所在未来的工作方针中写道:“直接影响中共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利用30多年来在合作中构建的人脉继续推进中日之间各个领域的合作。” JICA也会审时度势提供中国所需要的帮助。2012年十八大期间,中共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列为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并时隔23年后修订《环境保护法》。为此JICA于2013年1月23日举办了《日本环境基本法》概要学习会,特别邀请中国全国人大行政法办公室以及环保部的官员,这些都是修订中国《环境保护法》的直接负责机构。 目前,据广泽透露,JICA正在向中方介绍日本的《公害防治管理者制度》。日本于1970年初期制定实施相关法案,要求包括发电行业、供暖行业、煤气行业等容易产生污染的企业必须设立专门的污染对策职位,担任此职务的社员需要通过国家的考试并取得

《凤凰周刊》2013年16期 林子敬 2013年5月6日,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大街的中国建筑设计集团大楼3楼,出现不少日本面孔。中日“建筑抗震技术人员培训项目”在这里举办成果汇报会。该项目于汶川大地震一周年之际,由中国住建部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共同签署并开始实施。四年来中方共有305人参加赴日培训,1万多名人员参加中国国内培训并顺利结业。 JICA是日本外务省实施对外援助的政府机构,其北京事务所设立于1982年,是日本实施对华援助的主体。不久前的4月18日,JICA北京事务所和中国环保部相关官员和学者举办研讨会,聚焦今年年初急剧恶化的北京空气污染问题。 在中日关系频生龃龉的当下,高层互访被暂停、媒体舆论相对峙,但是与政治议题无关的诸多务实合作,仍在紧锣密鼓地低调进行中。 不避家丑,分享经验 “北京现在面临的空气污染问题全世界独一无二,需要同时面对沙尘、汽车尾气、工厂废气、煤炭废烟和PM2.5。日本仅仅解决汽车尾气和工厂废气问题就耗费了数十年的时间,中国的空气污染治理面临着前无古人的挑战。”JICA北京事务所副所长广泽正行向《凤凰周刊》记者表示。 据其介绍,日本政府批准官方开发援助(ODA)的预算后,由JICA负责实际操作、与中方沟通等具体事宜。“这次的研讨会也属于日本政府无偿援助的一种形式,即派遣技术专家来华为中国政府官员提供日方的经验。” 30多年前,东京、川崎、四日和北九州这四个城市被日本人称作“公害城市”,雾霾使天空暗无天日,光化学烟雾污染严重,当地居民呼吸道疾病频发甚至丧生。1968年东京举办奥运会前夕曾受到来自外界的质疑:“怎么能让运动员去这种空气污浊不堪的地方比赛!” 这次研讨会上,日方并不避讳自揭家丑——来自上述四个城市的环境专家们介绍了当地治理大气污染的经验。除了技术问题,专家们还介绍了政府的政策法规和实施过程。日产、TOTO等企业负责环保事务的高管介绍了行业内部降低污染的经验。由于PM2.5的污染源涉及面广,而且人为的因素不大(大约10%左右),使得各国的技术都难以有效治理。日本于2009年才在《环境基本法》中规定控制PM2.5的基准数值。 “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布了PM2.5的数据,但却对微小粒子的具体成分并不清楚,难以分析污染源并进行治理。日方接下来会在中国选址进行PM2.5具体成分的研究。”据广泽介绍,JICA正与清华大学合作收集PM2.5微小粒子数据,阶段性结果预计于2013年8月发表。不过,他也直言,北京的雾霾天气难以因为季节的转换有所减轻,今后几年将会长期存在。 “中日建筑抗震技术人员培训项目”则是汶川地震后中日两国在“城市建设”领域的ODA重点合作项目。该项目主要通过赴日研修、国内培训以及开展研讨会等形式,组织抗震技术人员学习日本先进的抗震技术,以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 项目的中方负责单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修龙表示,中日抗震技术的培训在各地广受欢迎,参训人员通过赴日培训,学习了日本先进的抗震技术,也看到了在抗震设计方面中国与日本的差距。“培训的开展有效提高了中国在抗震防灾方面的专业水平,推动了中国抗震防灾事业的发展。” 当天的报告会对该项目四年来的成果进行了回顾,同时还对汶川大地震、1995年阪神大地震以及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两国所开展的灾后重建工作进行了介绍。 援助趋势向环保领域转移 1979年冬天,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访华,开启了对华ODA的大门。30余年来,无论中日两国政治关系遭遇怎样的冷暖,JICA和中方的合作一直没有中断。 日本对华援助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日元低息贷款;二是无偿资金援助;三是技术合作。主要是接受进修人员赴日和派遣专家。目前无偿援助的多为利民工程。其中,日元贷款(包括无偿援助)与中国早期的经济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有较多关联,比如北京首都机场、北京地铁、青岛港等设施均与ODA脱不了干系。 在地球环境战略研究机关北京事务所所长小柳秀明看来,由于参与时期和参与人员的不同,日本对华援助也存在微妙的差异。“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援助色彩很强;2000年后逐渐呈现出合作伙伴的色彩1979年冬天,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访华,开启了对华ODA的大门。30余年来,无论中日两国政治关系遭遇怎样的冷暖,JICA和中方的合作一直没有中断。

相关资格证书。该制度为日本上世纪70年代减排起到良好效果。 中日ODA的隐形较量 2010~2011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之时,日本时任外相前原诚司就指出,ODA的目的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如今中国的GDP成为世界第二,继续援助中国会“得不到国民的理解”。 日本政府于2008年3月叫停对华低息贷款后,2011年再次大幅削减援助范围,并表示将来“主要集中环保和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援助”。无偿项目和技术合作虽仍在持续,但是资金总规模并不高,2012年仅为45亿日元。 近几年来,日本政府自身的巨额财政赤字问题导致其对ODA的重视程度不断降低,2010年的ODA预算大约6200亿日元,相当于日本1986年的水平。不过2010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各界开始重新审视过去对外ODA的成果。当时东盟诸国、蒙古、南美甚至非洲等国在对日援助中都打上“报恩”的名号。因而,日本政府在2011年底制定《日本再生基本战略》时,在有关“强化日本在世界的存在感”一节中特意强调“对外ODA战略应保持下去”。 然而,ODA的本质始终无法摆脱竞争的硝烟,即争夺被援助国的民心以及建立影响力。2008年以前,日本八成ODA都“散”给了亚洲国家,非洲国家获得的援助份额只有10%左右,徘徊在10亿美元的水平。2008年日本举办第四届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官方发表声明称,将加强对非洲国家的支援。2013年,日本对非洲的ODA预算才迅速增长到17亿美元。 但与中国相比,这似乎还是太少。美国研究机构5月8日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2000年至2011年,中国共为51个非洲国家援助1673个项目,援助总额约750亿美元。2012年7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非论坛部长级会议上宣布:“中国政府将在今后三年援助非洲200亿美元。” 总量比不上,日本便另辟蹊径,开始引入民间力量。日本NHK电视台2013年1月17日以纪录片形式专题讨论日本ODA的问题。在政府财政拮据的情况下,节目的立意在于如何让JICA与日本民间企业合作,以最小的资金有效地扩大对外援助。 节目呼吁政府应加强对非洲ODA,核心理由并非对非洲展示日本的“善”和“友谊”,而是因为竞争对手中国的出现。“对于援助非洲国家而言,中国是日本的竞争对手。中国在非洲国家的援助金额急剧扩大。”媒体人土屋悠志在节目中说。 此外,ODA也的确能带来实际的效益。JICA已经成为隶属于日本外务省的智库,驻各国的分支机构每年会将获得的一手信息汇总成报告,为日本政府、企业提供权威性的调研报告。2012年3月日本外务省也在计划书指出:“利用JICA在国外的信息以及人脉帮助日本中小企业进军海外市场。” 在未来,中日两国或将在对外援助方面上演隐形较量。日本对华援助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日元低息贷款;二是无偿资金援助;三是技术合作。主要是接受进修人员赴日和派遣专家。目前无偿援助的多为利民工程。其中,日元贷款(包括无偿援助)与中国早期的经济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有较多关联,比如北京首都机场、北京地铁、青岛港等设施均与ODA脱不了干系。

;最近的合作则带有强烈的商业色彩。” 近年来,据大陆媒体报道,日本对华ODA项目包括2007年甘肃兰州市大气环境改善计划、河南南阳市环境整治计划、2008年食品安全管理体制强化项目、2009年耐震建筑人才培养计划、四川省地震灾后森林植被修复计划以及天津市环境管理能力向上计划等。可以发现,其援助趋势从基础设施、产业等方面逐步向环境保护、技术等领域转移。 早在1990年,中日双方就共同打造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进行环保合作。这其中,日方主要提供技术,开展针对中国环境政策、制度、组织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等无偿项目援助。JICA曾通过日元低息贷款开展大气污染治理(39个城市)、下水道污水治理(59个城市)、废弃物处理(30个城市)、植树造林(13个省)等多方面合作。其北京事务所每年会有3名日本常驻技术人员,以及至少1位环保领域的专家。 在诸多低息贷款项目中,让JICA最为津津乐道的是北京东北部的电子城地区供暖系统改造项目。该项目于2009年完成,导入日本川崎重工最先进的技术,用天然气供电供热设备取代了大多数老化的小型燃煤锅炉。此前,老式燃煤锅炉一年消耗40万吨煤炭,产生2200吨煤尘以及2160吨二氧化硫。据悉,改造后煤炭使用量骤降至10万吨,减排二氧化硫2000吨、氮氧化物1000吨以上。 最近的无偿援助项目是在湖南湘潭市设点进行模拟实验,研究大气氮氧化物减排所需技术和政策制度。日方已从今年3月开始派遣专家组赶赴当地。类似的无偿技术合作一般由日方列出实验选址需要具备的条件,然后由中国相关部门或地方政府提供合适的选项。 一般来说,日本有偿低息贷款并不会捆绑日企产品或者服务。无偿项目和技术援助则不同,日方会在JICA官网上公开项目计划书并招标,欢迎日本中小企业的参与,最终由外务省埋单。 2008年3月日本结束长达29年的日元低息贷款,当年5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日,在早稻田大学的演讲中特别强调:“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了日元贷款合作,支持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能源开发、科技发展,为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构建对华人脉,影响高层决策 但在坊间,日本民众对政府ODA项目一直颇有争议。民众关心的是ODA是否能够增进他国对日本的亲善感,但面对中国民间日益强烈的排日情绪,“ODA无用论”在日本国内也随之甚嚣尘上。“2000年以前,日本对华ODA被认为是日本所有ODA中的成功典范。2000年后却发生反转,被认为是最大的失败。”日本外务省负责相关事务的官员曾私下向本刊记者评价。 反观JICA在中国的表现,则通常以低调合作为主,甚少宣传。4月18日的环保研讨会,主办方几乎没有邀请任何中方媒体,5月6日的成果汇报会也只有寥寥数家。 同时,谨慎低调也是ODA得以延续的客观条件之一。日本对华ODA在舆论上可谓“两边不讨好”,常常牵扯到战后日本对华赔偿等历史认识问题。因此JICA在中日两国之间也算是“走钢丝”,在日本不断对国会以及公众“反省”、表示将会加强在华宣传;在中国又静悄悄地与官方合作,加强对中国政府的影响力,无论这种战略是否出于本意。 就结果而言,JICA通过政府层面的合作,构筑在中国各个领域的人脉,追求两国合作的“溢出效应”。 JICA北京事务所在未来的工作方针中写道:“直接影响中共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利用30多年来在合作中构建的人脉继续推进中日之间各个领域的合作。” JICA也会审时度势提供中国所需要的帮助。2012年十八大期间,中共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列为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并时隔23年后修订《环境保护法》。为此JICA于2013年1月23日举办了《日本环境基本法》概要学习会,特别邀请中国全国人大行政法办公室以及环保部的官员,这些都是修订中国《环境保护法》的直接负责机构。 目前,据广泽透露,JICA正在向中方介绍日本的《公害防治管理者制度》。日本于1970年初期制定实施相关法案,要求包括发电行业、供暖行业、煤气行业等容易产生污染的企业必须设立专门的污染对策职位,担任此职务的社员需要通过国家的考试并取得
在地球环境战略研究机关北京事务所所长小柳秀明看来,由于参与时期和参与人员的不同,日本对华援助也存在微妙的差异。“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援助色彩很强;2000年后逐渐呈现出合作伙伴的色彩;最近的合作则带有强烈的商业色彩。”;最近的合作则带有强烈的商业色彩。” 近年来,据大陆媒体报道,日本对华ODA项目包括2007年甘肃兰州市大气环境改善计划、河南南阳市环境整治计划、2008年食品安全管理体制强化项目、2009年耐震建筑人才培养计划、四川省地震灾后森林植被修复计划以及天津市环境管理能力向上计划等。可以发现,其援助趋势从基础设施、产业等方面逐步向环境保护、技术等领域转移。 早在1990年,中日双方就共同打造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进行环保合作。这其中,日方主要提供技术,开展针对中国环境政策、制度、组织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等无偿项目援助。JICA曾通过日元低息贷款开展大气污染治理(39个城市)、下水道污水治理(59个城市)、废弃物处理(30个城市)、植树造林(13个省)等多方面合作。其北京事务所每年会有3名日本常驻技术人员,以及至少1位环保领域的专家。 在诸多低息贷款项目中,让JICA最为津津乐道的是北京东北部的电子城地区供暖系统改造项目。该项目于2009年完成,导入日本川崎重工最先进的技术,用天然气供电供热设备取代了大多数老化的小型燃煤锅炉。此前,老式燃煤锅炉一年消耗40万吨煤炭,产生2200吨煤尘以及2160吨二氧化硫。据悉,改造后煤炭使用量骤降至10万吨,减排二氧化硫2000吨、氮氧化物1000吨以上。 最近的无偿援助项目是在湖南湘潭市设点进行模拟实验,研究大气氮氧化物减排所需技术和政策制度。日方已从今年3月开始派遣专家组赶赴当地。类似的无偿技术合作一般由日方列出实验选址需要具备的条件,然后由中国相关部门或地方政府提供合适的选项。 一般来说,日本有偿低息贷款并不会捆绑日企产品或者服务。无偿项目和技术援助则不同,日方会在JICA官网上公开项目计划书并招标,欢迎日本中小企业的参与,最终由外务省埋单。 2008年3月日本结束长达29年的日元低息贷款,当年5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日,在早稻田大学的演讲中特别强调:“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了日元贷款合作,支持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能源开发、科技发展,为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构建对华人脉,影响高层决策 但在坊间,日本民众对政府ODA项目一直颇有争议。民众关心的是ODA是否能够增进他国对日本的亲善感,但面对中国民间日益强烈的排日情绪,“ODA无用论”在日本国内也随之甚嚣尘上。“2000年以前,日本对华ODA被认为是日本所有ODA中的成功典范。2000年后却发生反转,被认为是最大的失败。”日本外务省负责相关事务的官员曾私下向本刊记者评价。 反观JICA在中国的表现,则通常以低调合作为主,甚少宣传。4月18日的环保研讨会,主办方几乎没有邀请任何中方媒体,5月6日的成果汇报会也只有寥寥数家。 同时,谨慎低调也是ODA得以延续的客观条件之一。日本对华ODA在舆论上可谓“两边不讨好”,常常牵扯到战后日本对华赔偿等历史认识问题。因此JICA在中日两国之间也算是“走钢丝”,在日本不断对国会以及公众“反省”、表示将会加强在华宣传;在中国又静悄悄地与官方合作,加强对中国政府的影响力,无论这种战略是否出于本意。 就结果而言,JICA通过政府层面的合作,构筑在中国各个领域的人脉,追求两国合作的“溢出效应”。 JICA北京事务所在未来的工作方针中写道:“直接影响中共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利用30多年来在合作中构建的人脉继续推进中日之间各个领域的合作。” JICA也会审时度势提供中国所需要的帮助。2012年十八大期间,中共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列为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并时隔23年后修订《环境保护法》。为此JICA于2013年1月23日举办了《日本环境基本法》概要学习会,特别邀请中国全国人大行政法办公室以及环保部的官员,这些都是修订中国《环境保护法》的直接负责机构。 目前,据广泽透露,JICA正在向中方介绍日本的《公害防治管理者制度》。日本于1970年初期制定实施相关法案,要求包括发电行业、供暖行业、煤气行业等容易产生污染的企业必须设立专门的污染对策职位,担任此职务的社员需要通过国家的考试并取得

近年来,据大陆媒体报道,日本对华ODA项目包括2007年甘肃兰州市大气环境改善计划、河南南阳市环境整治计划、2008年食品安全管理体制强化项目、2009年耐震建筑人才培养计划、四川省地震灾后森林植被修复计划以及天津市环境管理能力向上计划等。可以发现,其援助趋势从基础设施、产业等方面逐步向环境保护、技术等领域转移。
《凤凰周刊》2013年16期 林子敬 2013年5月6日,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大街的中国建筑设计集团大楼3楼,出现不少日本面孔。中日“建筑抗震技术人员培训项目”在这里举办成果汇报会。该项目于汶川大地震一周年之际,由中国住建部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共同签署并开始实施。四年来中方共有305人参加赴日培训,1万多名人员参加中国国内培训并顺利结业。 JICA是日本外务省实施对外援助的政府机构,其北京事务所设立于1982年,是日本实施对华援助的主体。不久前的4月18日,JICA北京事务所和中国环保部相关官员和学者举办研讨会,聚焦今年年初急剧恶化的北京空气污染问题。 在中日关系频生龃龉的当下,高层互访被暂停、媒体舆论相对峙,但是与政治议题无关的诸多务实合作,仍在紧锣密鼓地低调进行中。 不避家丑,分享经验 “北京现在面临的空气污染问题全世界独一无二,需要同时面对沙尘、汽车尾气、工厂废气、煤炭废烟和PM2.5。日本仅仅解决汽车尾气和工厂废气问题就耗费了数十年的时间,中国的空气污染治理面临着前无古人的挑战。”JICA北京事务所副所长广泽正行向《凤凰周刊》记者表示。 据其介绍,日本政府批准官方开发援助(ODA)的预算后,由JICA负责实际操作、与中方沟通等具体事宜。“这次的研讨会也属于日本政府无偿援助的一种形式,即派遣技术专家来华为中国政府官员提供日方的经验。” 30多年前,东京、川崎、四日和北九州这四个城市被日本人称作“公害城市”,雾霾使天空暗无天日,光化学烟雾污染严重,当地居民呼吸道疾病频发甚至丧生。1968年东京举办奥运会前夕曾受到来自外界的质疑:“怎么能让运动员去这种空气污浊不堪的地方比赛!” 这次研讨会上,日方并不避讳自揭家丑——来自上述四个城市的环境专家们介绍了当地治理大气污染的经验。除了技术问题,专家们还介绍了政府的政策法规和实施过程。日产、TOTO等企业负责环保事务的高管介绍了行业内部降低污染的经验。由于PM2.5的污染源涉及面广,而且人为的因素不大(大约10%左右),使得各国的技术都难以有效治理。日本于2009年才在《环境基本法》中规定控制PM2.5的基准数值。 “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布了PM2.5的数据,但却对微小粒子的具体成分并不清楚,难以分析污染源并进行治理。日方接下来会在中国选址进行PM2.5具体成分的研究。”据广泽介绍,JICA正与清华大学合作收集PM2.5微小粒子数据,阶段性结果预计于2013年8月发表。不过,他也直言,北京的雾霾天气难以因为季节的转换有所减轻,今后几年将会长期存在。 “中日建筑抗震技术人员培训项目”则是汶川地震后中日两国在“城市建设”领域的ODA重点合作项目。该项目主要通过赴日研修、国内培训以及开展研讨会等形式,组织抗震技术人员学习日本先进的抗震技术,以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 项目的中方负责单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修龙表示,中日抗震技术的培训在各地广受欢迎,参训人员通过赴日培训,学习了日本先进的抗震技术,也看到了在抗震设计方面中国与日本的差距。“培训的开展有效提高了中国在抗震防灾方面的专业水平,推动了中国抗震防灾事业的发展。” 当天的报告会对该项目四年来的成果进行了回顾,同时还对汶川大地震、1995年阪神大地震以及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两国所开展的灾后重建工作进行了介绍。 援助趋势向环保领域转移 1979年冬天,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访华,开启了对华ODA的大门。30余年来,无论中日两国政治关系遭遇怎样的冷暖,JICA和中方的合作一直没有中断。 日本对华援助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日元低息贷款;二是无偿资金援助;三是技术合作。主要是接受进修人员赴日和派遣专家。目前无偿援助的多为利民工程。其中,日元贷款(包括无偿援助)与中国早期的经济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有较多关联,比如北京首都机场、北京地铁、青岛港等设施均与ODA脱不了干系。 在地球环境战略研究机关北京事务所所长小柳秀明看来,由于参与时期和参与人员的不同,日本对华援助也存在微妙的差异。“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援助色彩很强;2000年后逐渐呈现出合作伙伴的色彩
;最近的合作则带有强烈的商业色彩。” 近年来,据大陆媒体报道,日本对华ODA项目包括2007年甘肃兰州市大气环境改善计划、河南南阳市环境整治计划、2008年食品安全管理体制强化项目、2009年耐震建筑人才培养计划、四川省地震灾后森林植被修复计划以及天津市环境管理能力向上计划等。可以发现,其援助趋势从基础设施、产业等方面逐步向环境保护、技术等领域转移。 早在1990年,中日双方就共同打造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进行环保合作。这其中,日方主要提供技术,开展针对中国环境政策、制度、组织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等无偿项目援助。JICA曾通过日元低息贷款开展大气污染治理(39个城市)、下水道污水治理(59个城市)、废弃物处理(30个城市)、植树造林(13个省)等多方面合作。其北京事务所每年会有3名日本常驻技术人员,以及至少1位环保领域的专家。 在诸多低息贷款项目中,让JICA最为津津乐道的是北京东北部的电子城地区供暖系统改造项目。该项目于2009年完成,导入日本川崎重工最先进的技术,用天然气供电供热设备取代了大多数老化的小型燃煤锅炉。此前,老式燃煤锅炉一年消耗40万吨煤炭,产生2200吨煤尘以及2160吨二氧化硫。据悉,改造后煤炭使用量骤降至10万吨,减排二氧化硫2000吨、氮氧化物1000吨以上。 最近的无偿援助项目是在湖南湘潭市设点进行模拟实验,研究大气氮氧化物减排所需技术和政策制度。日方已从今年3月开始派遣专家组赶赴当地。类似的无偿技术合作一般由日方列出实验选址需要具备的条件,然后由中国相关部门或地方政府提供合适的选项。 一般来说,日本有偿低息贷款并不会捆绑日企产品或者服务。无偿项目和技术援助则不同,日方会在JICA官网上公开项目计划书并招标,欢迎日本中小企业的参与,最终由外务省埋单。 2008年3月日本结束长达29年的日元低息贷款,当年5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日,在早稻田大学的演讲中特别强调:“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了日元贷款合作,支持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能源开发、科技发展,为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构建对华人脉,影响高层决策 但在坊间,日本民众对政府ODA项目一直颇有争议。民众关心的是ODA是否能够增进他国对日本的亲善感,但面对中国民间日益强烈的排日情绪,“ODA无用论”在日本国内也随之甚嚣尘上。“2000年以前,日本对华ODA被认为是日本所有ODA中的成功典范。2000年后却发生反转,被认为是最大的失败。”日本外务省负责相关事务的官员曾私下向本刊记者评价。 反观JICA在中国的表现,则通常以低调合作为主,甚少宣传。4月18日的环保研讨会,主办方几乎没有邀请任何中方媒体,5月6日的成果汇报会也只有寥寥数家。 同时,谨慎低调也是ODA得以延续的客观条件之一。日本对华ODA在舆论上可谓“两边不讨好”,常常牵扯到战后日本对华赔偿等历史认识问题。因此JICA在中日两国之间也算是“走钢丝”,在日本不断对国会以及公众“反省”、表示将会加强在华宣传;在中国又静悄悄地与官方合作,加强对中国政府的影响力,无论这种战略是否出于本意。 就结果而言,JICA通过政府层面的合作,构筑在中国各个领域的人脉,追求两国合作的“溢出效应”。 JICA北京事务所在未来的工作方针中写道:“直接影响中共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利用30多年来在合作中构建的人脉继续推进中日之间各个领域的合作。” JICA也会审时度势提供中国所需要的帮助。2012年十八大期间,中共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列为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并时隔23年后修订《环境保护法》。为此JICA于2013年1月23日举办了《日本环境基本法》概要学习会,特别邀请中国全国人大行政法办公室以及环保部的官员,这些都是修订中国《环境保护法》的直接负责机构。 目前,据广泽透露,JICA正在向中方介绍日本的《公害防治管理者制度》。日本于1970年初期制定实施相关法案,要求包括发电行业、供暖行业、煤气行业等容易产生污染的企业必须设立专门的污染对策职位,担任此职务的社员需要通过国家的考试并取得早在1990年,中日双方就共同打造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进行环保合作。这其中,日方主要提供技术,开展针对中国环境政策、制度、组织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等无偿项目援助。JICA曾通过日元低息贷款开展大气污染治理(39个城市)、下水道污水治理(59个城市)、废弃物处理(30个城市)、植树造林(13个省)等多方面合作。其北京事务所每年会有3名日本常驻技术人员,以及至少1位环保领域的专家。

在诸多低息贷款项目中,让JICA最为津津乐道的是北京东北部的电子城地区供暖系统改造项目。该项目于2009年完成,导入日本川崎重工最先进的技术,用天然气供电供热设备取代了大多数老化的小型燃煤锅炉。此前,老式燃煤锅炉一年消耗40万吨煤炭,产生2200吨煤尘以及2160吨二氧化硫。据悉,改造后煤炭使用量骤降至10万吨,减排二氧化硫2000吨、氮氧化物1000吨以上。;最近的合作则带有强烈的商业色彩。” 近年来,据大陆媒体报道,日本对华ODA项目包括2007年甘肃兰州市大气环境改善计划、河南南阳市环境整治计划、2008年食品安全管理体制强化项目、2009年耐震建筑人才培养计划、四川省地震灾后森林植被修复计划以及天津市环境管理能力向上计划等。可以发现,其援助趋势从基础设施、产业等方面逐步向环境保护、技术等领域转移。 早在1990年,中日双方就共同打造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进行环保合作。这其中,日方主要提供技术,开展针对中国环境政策、制度、组织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等无偿项目援助。JICA曾通过日元低息贷款开展大气污染治理(39个城市)、下水道污水治理(59个城市)、废弃物处理(30个城市)、植树造林(13个省)等多方面合作。其北京事务所每年会有3名日本常驻技术人员,以及至少1位环保领域的专家。 在诸多低息贷款项目中,让JICA最为津津乐道的是北京东北部的电子城地区供暖系统改造项目。该项目于2009年完成,导入日本川崎重工最先进的技术,用天然气供电供热设备取代了大多数老化的小型燃煤锅炉。此前,老式燃煤锅炉一年消耗40万吨煤炭,产生2200吨煤尘以及2160吨二氧化硫。据悉,改造后煤炭使用量骤降至10万吨,减排二氧化硫2000吨、氮氧化物1000吨以上。 最近的无偿援助项目是在湖南湘潭市设点进行模拟实验,研究大气氮氧化物减排所需技术和政策制度。日方已从今年3月开始派遣专家组赶赴当地。类似的无偿技术合作一般由日方列出实验选址需要具备的条件,然后由中国相关部门或地方政府提供合适的选项。 一般来说,日本有偿低息贷款并不会捆绑日企产品或者服务。无偿项目和技术援助则不同,日方会在JICA官网上公开项目计划书并招标,欢迎日本中小企业的参与,最终由外务省埋单。 2008年3月日本结束长达29年的日元低息贷款,当年5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日,在早稻田大学的演讲中特别强调:“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了日元贷款合作,支持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能源开发、科技发展,为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构建对华人脉,影响高层决策 但在坊间,日本民众对政府ODA项目一直颇有争议。民众关心的是ODA是否能够增进他国对日本的亲善感,但面对中国民间日益强烈的排日情绪,“ODA无用论”在日本国内也随之甚嚣尘上。“2000年以前,日本对华ODA被认为是日本所有ODA中的成功典范。2000年后却发生反转,被认为是最大的失败。”日本外务省负责相关事务的官员曾私下向本刊记者评价。 反观JICA在中国的表现,则通常以低调合作为主,甚少宣传。4月18日的环保研讨会,主办方几乎没有邀请任何中方媒体,5月6日的成果汇报会也只有寥寥数家。 同时,谨慎低调也是ODA得以延续的客观条件之一。日本对华ODA在舆论上可谓“两边不讨好”,常常牵扯到战后日本对华赔偿等历史认识问题。因此JICA在中日两国之间也算是“走钢丝”,在日本不断对国会以及公众“反省”、表示将会加强在华宣传;在中国又静悄悄地与官方合作,加强对中国政府的影响力,无论这种战略是否出于本意。 就结果而言,JICA通过政府层面的合作,构筑在中国各个领域的人脉,追求两国合作的“溢出效应”。 JICA北京事务所在未来的工作方针中写道:“直接影响中共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利用30多年来在合作中构建的人脉继续推进中日之间各个领域的合作。” JICA也会审时度势提供中国所需要的帮助。2012年十八大期间,中共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列为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并时隔23年后修订《环境保护法》。为此JICA于2013年1月23日举办了《日本环境基本法》概要学习会,特别邀请中国全国人大行政法办公室以及环保部的官员,这些都是修订中国《环境保护法》的直接负责机构。 目前,据广泽透露,JICA正在向中方介绍日本的《公害防治管理者制度》。日本于1970年初期制定实施相关法案,要求包括发电行业、供暖行业、煤气行业等容易产生污染的企业必须设立专门的污染对策职位,担任此职务的社员需要通过国家的考试并取得

;最近的合作则带有强烈的商业色彩。” 近年来,据大陆媒体报道,日本对华ODA项目包括2007年甘肃兰州市大气环境改善计划、河南南阳市环境整治计划、2008年食品安全管理体制强化项目、2009年耐震建筑人才培养计划、四川省地震灾后森林植被修复计划以及天津市环境管理能力向上计划等。可以发现,其援助趋势从基础设施、产业等方面逐步向环境保护、技术等领域转移。 早在1990年,中日双方就共同打造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进行环保合作。这其中,日方主要提供技术,开展针对中国环境政策、制度、组织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等无偿项目援助。JICA曾通过日元低息贷款开展大气污染治理(39个城市)、下水道污水治理(59个城市)、废弃物处理(30个城市)、植树造林(13个省)等多方面合作。其北京事务所每年会有3名日本常驻技术人员,以及至少1位环保领域的专家。 在诸多低息贷款项目中,让JICA最为津津乐道的是北京东北部的电子城地区供暖系统改造项目。该项目于2009年完成,导入日本川崎重工最先进的技术,用天然气供电供热设备取代了大多数老化的小型燃煤锅炉。此前,老式燃煤锅炉一年消耗40万吨煤炭,产生2200吨煤尘以及2160吨二氧化硫。据悉,改造后煤炭使用量骤降至10万吨,减排二氧化硫2000吨、氮氧化物1000吨以上。 最近的无偿援助项目是在湖南湘潭市设点进行模拟实验,研究大气氮氧化物减排所需技术和政策制度。日方已从今年3月开始派遣专家组赶赴当地。类似的无偿技术合作一般由日方列出实验选址需要具备的条件,然后由中国相关部门或地方政府提供合适的选项。 一般来说,日本有偿低息贷款并不会捆绑日企产品或者服务。无偿项目和技术援助则不同,日方会在JICA官网上公开项目计划书并招标,欢迎日本中小企业的参与,最终由外务省埋单。 2008年3月日本结束长达29年的日元低息贷款,当年5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日,在早稻田大学的演讲中特别强调:“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了日元贷款合作,支持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能源开发、科技发展,为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构建对华人脉,影响高层决策 但在坊间,日本民众对政府ODA项目一直颇有争议。民众关心的是ODA是否能够增进他国对日本的亲善感,但面对中国民间日益强烈的排日情绪,“ODA无用论”在日本国内也随之甚嚣尘上。“2000年以前,日本对华ODA被认为是日本所有ODA中的成功典范。2000年后却发生反转,被认为是最大的失败。”日本外务省负责相关事务的官员曾私下向本刊记者评价。 反观JICA在中国的表现,则通常以低调合作为主,甚少宣传。4月18日的环保研讨会,主办方几乎没有邀请任何中方媒体,5月6日的成果汇报会也只有寥寥数家。 同时,谨慎低调也是ODA得以延续的客观条件之一。日本对华ODA在舆论上可谓“两边不讨好”,常常牵扯到战后日本对华赔偿等历史认识问题。因此JICA在中日两国之间也算是“走钢丝”,在日本不断对国会以及公众“反省”、表示将会加强在华宣传;在中国又静悄悄地与官方合作,加强对中国政府的影响力,无论这种战略是否出于本意。 就结果而言,JICA通过政府层面的合作,构筑在中国各个领域的人脉,追求两国合作的“溢出效应”。 JICA北京事务所在未来的工作方针中写道:“直接影响中共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利用30多年来在合作中构建的人脉继续推进中日之间各个领域的合作。” JICA也会审时度势提供中国所需要的帮助。2012年十八大期间,中共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列为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并时隔23年后修订《环境保护法》。为此JICA于2013年1月23日举办了《日本环境基本法》概要学习会,特别邀请中国全国人大行政法办公室以及环保部的官员,这些都是修订中国《环境保护法》的直接负责机构。 目前,据广泽透露,JICA正在向中方介绍日本的《公害防治管理者制度》。日本于1970年初期制定实施相关法案,要求包括发电行业、供暖行业、煤气行业等容易产生污染的企业必须设立专门的污染对策职位,担任此职务的社员需要通过国家的考试并取得最近的无偿援助项目是在湖南湘潭市设点进行模拟实验,研究大气氮氧化物减排所需技术和政策制度。日方已从今年3月开始派遣专家组赶赴当地。类似的无偿技术合作一般由日方列出实验选址需要具备的条件,然后由中国相关部门或地方政府提供合适的选项。
相关资格证书。该制度为日本上世纪70年代减排起到良好效果。 中日ODA的隐形较量 2010~2011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之时,日本时任外相前原诚司就指出,ODA的目的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如今中国的GDP成为世界第二,继续援助中国会“得不到国民的理解”。 日本政府于2008年3月叫停对华低息贷款后,2011年再次大幅削减援助范围,并表示将来“主要集中环保和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援助”。无偿项目和技术合作虽仍在持续,但是资金总规模并不高,2012年仅为45亿日元。 近几年来,日本政府自身的巨额财政赤字问题导致其对ODA的重视程度不断降低,2010年的ODA预算大约6200亿日元,相当于日本1986年的水平。不过2010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各界开始重新审视过去对外ODA的成果。当时东盟诸国、蒙古、南美甚至非洲等国在对日援助中都打上“报恩”的名号。因而,日本政府在2011年底制定《日本再生基本战略》时,在有关“强化日本在世界的存在感”一节中特意强调“对外ODA战略应保持下去”。 然而,ODA的本质始终无法摆脱竞争的硝烟,即争夺被援助国的民心以及建立影响力。2008年以前,日本八成ODA都“散”给了亚洲国家,非洲国家获得的援助份额只有10%左右,徘徊在10亿美元的水平。2008年日本举办第四届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官方发表声明称,将加强对非洲国家的支援。2013年,日本对非洲的ODA预算才迅速增长到17亿美元。 但与中国相比,这似乎还是太少。美国研究机构5月8日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2000年至2011年,中国共为51个非洲国家援助1673个项目,援助总额约750亿美元。2012年7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非论坛部长级会议上宣布:“中国政府将在今后三年援助非洲200亿美元。” 总量比不上,日本便另辟蹊径,开始引入民间力量。日本NHK电视台2013年1月17日以纪录片形式专题讨论日本ODA的问题。在政府财政拮据的情况下,节目的立意在于如何让JICA与日本民间企业合作,以最小的资金有效地扩大对外援助。 节目呼吁政府应加强对非洲ODA,核心理由并非对非洲展示日本的“善”和“友谊”,而是因为竞争对手中国的出现。“对于援助非洲国家而言,中国是日本的竞争对手。中国在非洲国家的援助金额急剧扩大。”媒体人土屋悠志在节目中说。 此外,ODA也的确能带来实际的效益。JICA已经成为隶属于日本外务省的智库,驻各国的分支机构每年会将获得的一手信息汇总成报告,为日本政府、企业提供权威性的调研报告。2012年3月日本外务省也在计划书指出:“利用JICA在国外的信息以及人脉帮助日本中小企业进军海外市场。” 在未来,中日两国或将在对外援助方面上演隐形较量。
相关资格证书。该制度为日本上世纪70年代减排起到良好效果。 中日ODA的隐形较量 2010~2011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之时,日本时任外相前原诚司就指出,ODA的目的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如今中国的GDP成为世界第二,继续援助中国会“得不到国民的理解”。 日本政府于2008年3月叫停对华低息贷款后,2011年再次大幅削减援助范围,并表示将来“主要集中环保和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援助”。无偿项目和技术合作虽仍在持续,但是资金总规模并不高,2012年仅为45亿日元。 近几年来,日本政府自身的巨额财政赤字问题导致其对ODA的重视程度不断降低,2010年的ODA预算大约6200亿日元,相当于日本1986年的水平。不过2010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各界开始重新审视过去对外ODA的成果。当时东盟诸国、蒙古、南美甚至非洲等国在对日援助中都打上“报恩”的名号。因而,日本政府在2011年底制定《日本再生基本战略》时,在有关“强化日本在世界的存在感”一节中特意强调“对外ODA战略应保持下去”。 然而,ODA的本质始终无法摆脱竞争的硝烟,即争夺被援助国的民心以及建立影响力。2008年以前,日本八成ODA都“散”给了亚洲国家,非洲国家获得的援助份额只有10%左右,徘徊在10亿美元的水平。2008年日本举办第四届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官方发表声明称,将加强对非洲国家的支援。2013年,日本对非洲的ODA预算才迅速增长到17亿美元。 但与中国相比,这似乎还是太少。美国研究机构5月8日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2000年至2011年,中国共为51个非洲国家援助1673个项目,援助总额约750亿美元。2012年7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非论坛部长级会议上宣布:“中国政府将在今后三年援助非洲200亿美元。” 总量比不上,日本便另辟蹊径,开始引入民间力量。日本NHK电视台2013年1月17日以纪录片形式专题讨论日本ODA的问题。在政府财政拮据的情况下,节目的立意在于如何让JICA与日本民间企业合作,以最小的资金有效地扩大对外援助。 节目呼吁政府应加强对非洲ODA,核心理由并非对非洲展示日本的“善”和“友谊”,而是因为竞争对手中国的出现。“对于援助非洲国家而言,中国是日本的竞争对手。中国在非洲国家的援助金额急剧扩大。”媒体人土屋悠志在节目中说。 此外,ODA也的确能带来实际的效益。JICA已经成为隶属于日本外务省的智库,驻各国的分支机构每年会将获得的一手信息汇总成报告,为日本政府、企业提供权威性的调研报告。2012年3月日本外务省也在计划书指出:“利用JICA在国外的信息以及人脉帮助日本中小企业进军海外市场。” 在未来,中日两国或将在对外援助方面上演隐形较量。一般来说,日本有偿低息贷款并不会捆绑日企产品或者服务。无偿项目和技术援助则不同,日方会在JICA官网上公开项目计划书并招标,欢迎日本中小企业的参与,最终由外务省埋单。 
《凤凰周刊》2013年16期 林子敬 2013年5月6日,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大街的中国建筑设计集团大楼3楼,出现不少日本面孔。中日“建筑抗震技术人员培训项目”在这里举办成果汇报会。该项目于汶川大地震一周年之际,由中国住建部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共同签署并开始实施。四年来中方共有305人参加赴日培训,1万多名人员参加中国国内培训并顺利结业。 JICA是日本外务省实施对外援助的政府机构,其北京事务所设立于1982年,是日本实施对华援助的主体。不久前的4月18日,JICA北京事务所和中国环保部相关官员和学者举办研讨会,聚焦今年年初急剧恶化的北京空气污染问题。 在中日关系频生龃龉的当下,高层互访被暂停、媒体舆论相对峙,但是与政治议题无关的诸多务实合作,仍在紧锣密鼓地低调进行中。 不避家丑,分享经验 “北京现在面临的空气污染问题全世界独一无二,需要同时面对沙尘、汽车尾气、工厂废气、煤炭废烟和PM2.5。日本仅仅解决汽车尾气和工厂废气问题就耗费了数十年的时间,中国的空气污染治理面临着前无古人的挑战。”JICA北京事务所副所长广泽正行向《凤凰周刊》记者表示。 据其介绍,日本政府批准官方开发援助(ODA)的预算后,由JICA负责实际操作、与中方沟通等具体事宜。“这次的研讨会也属于日本政府无偿援助的一种形式,即派遣技术专家来华为中国政府官员提供日方的经验。” 30多年前,东京、川崎、四日和北九州这四个城市被日本人称作“公害城市”,雾霾使天空暗无天日,光化学烟雾污染严重,当地居民呼吸道疾病频发甚至丧生。1968年东京举办奥运会前夕曾受到来自外界的质疑:“怎么能让运动员去这种空气污浊不堪的地方比赛!” 这次研讨会上,日方并不避讳自揭家丑——来自上述四个城市的环境专家们介绍了当地治理大气污染的经验。除了技术问题,专家们还介绍了政府的政策法规和实施过程。日产、TOTO等企业负责环保事务的高管介绍了行业内部降低污染的经验。由于PM2.5的污染源涉及面广,而且人为的因素不大(大约10%左右),使得各国的技术都难以有效治理。日本于2009年才在《环境基本法》中规定控制PM2.5的基准数值。 “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布了PM2.5的数据,但却对微小粒子的具体成分并不清楚,难以分析污染源并进行治理。日方接下来会在中国选址进行PM2.5具体成分的研究。”据广泽介绍,JICA正与清华大学合作收集PM2.5微小粒子数据,阶段性结果预计于2013年8月发表。不过,他也直言,北京的雾霾天气难以因为季节的转换有所减轻,今后几年将会长期存在。 “中日建筑抗震技术人员培训项目”则是汶川地震后中日两国在“城市建设”领域的ODA重点合作项目。该项目主要通过赴日研修、国内培训以及开展研讨会等形式,组织抗震技术人员学习日本先进的抗震技术,以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 项目的中方负责单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修龙表示,中日抗震技术的培训在各地广受欢迎,参训人员通过赴日培训,学习了日本先进的抗震技术,也看到了在抗震设计方面中国与日本的差距。“培训的开展有效提高了中国在抗震防灾方面的专业水平,推动了中国抗震防灾事业的发展。” 当天的报告会对该项目四年来的成果进行了回顾,同时还对汶川大地震、1995年阪神大地震以及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两国所开展的灾后重建工作进行了介绍。 援助趋势向环保领域转移 1979年冬天,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访华,开启了对华ODA的大门。30余年来,无论中日两国政治关系遭遇怎样的冷暖,JICA和中方的合作一直没有中断。 日本对华援助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日元低息贷款;二是无偿资金援助;三是技术合作。主要是接受进修人员赴日和派遣专家。目前无偿援助的多为利民工程。其中,日元贷款(包括无偿援助)与中国早期的经济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有较多关联,比如北京首都机场、北京地铁、青岛港等设施均与ODA脱不了干系。 在地球环境战略研究机关北京事务所所长小柳秀明看来,由于参与时期和参与人员的不同,日本对华援助也存在微妙的差异。“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援助色彩很强;2000年后逐渐呈现出合作伙伴的色彩
相关资格证书。该制度为日本上世纪70年代减排起到良好效果。 中日ODA的隐形较量 2010~2011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之时,日本时任外相前原诚司就指出,ODA的目的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如今中国的GDP成为世界第二,继续援助中国会“得不到国民的理解”。 日本政府于2008年3月叫停对华低息贷款后,2011年再次大幅削减援助范围,并表示将来“主要集中环保和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援助”。无偿项目和技术合作虽仍在持续,但是资金总规模并不高,2012年仅为45亿日元。 近几年来,日本政府自身的巨额财政赤字问题导致其对ODA的重视程度不断降低,2010年的ODA预算大约6200亿日元,相当于日本1986年的水平。不过2010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各界开始重新审视过去对外ODA的成果。当时东盟诸国、蒙古、南美甚至非洲等国在对日援助中都打上“报恩”的名号。因而,日本政府在2011年底制定《日本再生基本战略》时,在有关“强化日本在世界的存在感”一节中特意强调“对外ODA战略应保持下去”。 然而,ODA的本质始终无法摆脱竞争的硝烟,即争夺被援助国的民心以及建立影响力。2008年以前,日本八成ODA都“散”给了亚洲国家,非洲国家获得的援助份额只有10%左右,徘徊在10亿美元的水平。2008年日本举办第四届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官方发表声明称,将加强对非洲国家的支援。2013年,日本对非洲的ODA预算才迅速增长到17亿美元。 但与中国相比,这似乎还是太少。美国研究机构5月8日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2000年至2011年,中国共为51个非洲国家援助1673个项目,援助总额约750亿美元。2012年7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非论坛部长级会议上宣布:“中国政府将在今后三年援助非洲200亿美元。” 总量比不上,日本便另辟蹊径,开始引入民间力量。日本NHK电视台2013年1月17日以纪录片形式专题讨论日本ODA的问题。在政府财政拮据的情况下,节目的立意在于如何让JICA与日本民间企业合作,以最小的资金有效地扩大对外援助。 节目呼吁政府应加强对非洲ODA,核心理由并非对非洲展示日本的“善”和“友谊”,而是因为竞争对手中国的出现。“对于援助非洲国家而言,中国是日本的竞争对手。中国在非洲国家的援助金额急剧扩大。”媒体人土屋悠志在节目中说。 此外,ODA也的确能带来实际的效益。JICA已经成为隶属于日本外务省的智库,驻各国的分支机构每年会将获得的一手信息汇总成报告,为日本政府、企业提供权威性的调研报告。2012年3月日本外务省也在计划书指出:“利用JICA在国外的信息以及人脉帮助日本中小企业进军海外市场。” 在未来,中日两国或将在对外援助方面上演隐形较量。2008年3月日本结束长达29年的日元低息贷款,当年5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日,在早稻田大学的演讲中特别强调:“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了日元贷款合作,支持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能源开发、科技发展,为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凤凰周刊》2013年16期 林子敬 2013年5月6日,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大街的中国建筑设计集团大楼3楼,出现不少日本面孔。中日“建筑抗震技术人员培训项目”在这里举办成果汇报会。该项目于汶川大地震一周年之际,由中国住建部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共同签署并开始实施。四年来中方共有305人参加赴日培训,1万多名人员参加中国国内培训并顺利结业。 JICA是日本外务省实施对外援助的政府机构,其北京事务所设立于1982年,是日本实施对华援助的主体。不久前的4月18日,JICA北京事务所和中国环保部相关官员和学者举办研讨会,聚焦今年年初急剧恶化的北京空气污染问题。 在中日关系频生龃龉的当下,高层互访被暂停、媒体舆论相对峙,但是与政治议题无关的诸多务实合作,仍在紧锣密鼓地低调进行中。 不避家丑,分享经验 “北京现在面临的空气污染问题全世界独一无二,需要同时面对沙尘、汽车尾气、工厂废气、煤炭废烟和PM2.5。日本仅仅解决汽车尾气和工厂废气问题就耗费了数十年的时间,中国的空气污染治理面临着前无古人的挑战。”JICA北京事务所副所长广泽正行向《凤凰周刊》记者表示。 据其介绍,日本政府批准官方开发援助(ODA)的预算后,由JICA负责实际操作、与中方沟通等具体事宜。“这次的研讨会也属于日本政府无偿援助的一种形式,即派遣技术专家来华为中国政府官员提供日方的经验。” 30多年前,东京、川崎、四日和北九州这四个城市被日本人称作“公害城市”,雾霾使天空暗无天日,光化学烟雾污染严重,当地居民呼吸道疾病频发甚至丧生。1968年东京举办奥运会前夕曾受到来自外界的质疑:“怎么能让运动员去这种空气污浊不堪的地方比赛!” 这次研讨会上,日方并不避讳自揭家丑——来自上述四个城市的环境专家们介绍了当地治理大气污染的经验。除了技术问题,专家们还介绍了政府的政策法规和实施过程。日产、TOTO等企业负责环保事务的高管介绍了行业内部降低污染的经验。由于PM2.5的污染源涉及面广,而且人为的因素不大(大约10%左右),使得各国的技术都难以有效治理。日本于2009年才在《环境基本法》中规定控制PM2.5的基准数值。 “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布了PM2.5的数据,但却对微小粒子的具体成分并不清楚,难以分析污染源并进行治理。日方接下来会在中国选址进行PM2.5具体成分的研究。”据广泽介绍,JICA正与清华大学合作收集PM2.5微小粒子数据,阶段性结果预计于2013年8月发表。不过,他也直言,北京的雾霾天气难以因为季节的转换有所减轻,今后几年将会长期存在。 “中日建筑抗震技术人员培训项目”则是汶川地震后中日两国在“城市建设”领域的ODA重点合作项目。该项目主要通过赴日研修、国内培训以及开展研讨会等形式,组织抗震技术人员学习日本先进的抗震技术,以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 项目的中方负责单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修龙表示,中日抗震技术的培训在各地广受欢迎,参训人员通过赴日培训,学习了日本先进的抗震技术,也看到了在抗震设计方面中国与日本的差距。“培训的开展有效提高了中国在抗震防灾方面的专业水平,推动了中国抗震防灾事业的发展。” 当天的报告会对该项目四年来的成果进行了回顾,同时还对汶川大地震、1995年阪神大地震以及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两国所开展的灾后重建工作进行了介绍。 援助趋势向环保领域转移 1979年冬天,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访华,开启了对华ODA的大门。30余年来,无论中日两国政治关系遭遇怎样的冷暖,JICA和中方的合作一直没有中断。 日本对华援助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日元低息贷款;二是无偿资金援助;三是技术合作。主要是接受进修人员赴日和派遣专家。目前无偿援助的多为利民工程。其中,日元贷款(包括无偿援助)与中国早期的经济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有较多关联,比如北京首都机场、北京地铁、青岛港等设施均与ODA脱不了干系。 在地球环境战略研究机关北京事务所所长小柳秀明看来,由于参与时期和参与人员的不同,日本对华援助也存在微妙的差异。“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援助色彩很强;2000年后逐渐呈现出合作伙伴的色彩
构建对华人脉,影响高层决策相关资格证书。该制度为日本上世纪70年代减排起到良好效果。 中日ODA的隐形较量 2010~2011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之时,日本时任外相前原诚司就指出,ODA的目的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如今中国的GDP成为世界第二,继续援助中国会“得不到国民的理解”。 日本政府于2008年3月叫停对华低息贷款后,2011年再次大幅削减援助范围,并表示将来“主要集中环保和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援助”。无偿项目和技术合作虽仍在持续,但是资金总规模并不高,2012年仅为45亿日元。 近几年来,日本政府自身的巨额财政赤字问题导致其对ODA的重视程度不断降低,2010年的ODA预算大约6200亿日元,相当于日本1986年的水平。不过2010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各界开始重新审视过去对外ODA的成果。当时东盟诸国、蒙古、南美甚至非洲等国在对日援助中都打上“报恩”的名号。因而,日本政府在2011年底制定《日本再生基本战略》时,在有关“强化日本在世界的存在感”一节中特意强调“对外ODA战略应保持下去”。 然而,ODA的本质始终无法摆脱竞争的硝烟,即争夺被援助国的民心以及建立影响力。2008年以前,日本八成ODA都“散”给了亚洲国家,非洲国家获得的援助份额只有10%左右,徘徊在10亿美元的水平。2008年日本举办第四届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官方发表声明称,将加强对非洲国家的支援。2013年,日本对非洲的ODA预算才迅速增长到17亿美元。 但与中国相比,这似乎还是太少。美国研究机构5月8日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2000年至2011年,中国共为51个非洲国家援助1673个项目,援助总额约750亿美元。2012年7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非论坛部长级会议上宣布:“中国政府将在今后三年援助非洲200亿美元。” 总量比不上,日本便另辟蹊径,开始引入民间力量。日本NHK电视台2013年1月17日以纪录片形式专题讨论日本ODA的问题。在政府财政拮据的情况下,节目的立意在于如何让JICA与日本民间企业合作,以最小的资金有效地扩大对外援助。 节目呼吁政府应加强对非洲ODA,核心理由并非对非洲展示日本的“善”和“友谊”,而是因为竞争对手中国的出现。“对于援助非洲国家而言,中国是日本的竞争对手。中国在非洲国家的援助金额急剧扩大。”媒体人土屋悠志在节目中说。 此外,ODA也的确能带来实际的效益。JICA已经成为隶属于日本外务省的智库,驻各国的分支机构每年会将获得的一手信息汇总成报告,为日本政府、企业提供权威性的调研报告。2012年3月日本外务省也在计划书指出:“利用JICA在国外的信息以及人脉帮助日本中小企业进军海外市场。” 在未来,中日两国或将在对外援助方面上演隐形较量。

相关资格证书。该制度为日本上世纪70年代减排起到良好效果。 中日ODA的隐形较量 2010~2011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之时,日本时任外相前原诚司就指出,ODA的目的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如今中国的GDP成为世界第二,继续援助中国会“得不到国民的理解”。 日本政府于2008年3月叫停对华低息贷款后,2011年再次大幅削减援助范围,并表示将来“主要集中环保和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援助”。无偿项目和技术合作虽仍在持续,但是资金总规模并不高,2012年仅为45亿日元。 近几年来,日本政府自身的巨额财政赤字问题导致其对ODA的重视程度不断降低,2010年的ODA预算大约6200亿日元,相当于日本1986年的水平。不过2010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各界开始重新审视过去对外ODA的成果。当时东盟诸国、蒙古、南美甚至非洲等国在对日援助中都打上“报恩”的名号。因而,日本政府在2011年底制定《日本再生基本战略》时,在有关“强化日本在世界的存在感”一节中特意强调“对外ODA战略应保持下去”。 然而,ODA的本质始终无法摆脱竞争的硝烟,即争夺被援助国的民心以及建立影响力。2008年以前,日本八成ODA都“散”给了亚洲国家,非洲国家获得的援助份额只有10%左右,徘徊在10亿美元的水平。2008年日本举办第四届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官方发表声明称,将加强对非洲国家的支援。2013年,日本对非洲的ODA预算才迅速增长到17亿美元。 但与中国相比,这似乎还是太少。美国研究机构5月8日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2000年至2011年,中国共为51个非洲国家援助1673个项目,援助总额约750亿美元。2012年7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非论坛部长级会议上宣布:“中国政府将在今后三年援助非洲200亿美元。” 总量比不上,日本便另辟蹊径,开始引入民间力量。日本NHK电视台2013年1月17日以纪录片形式专题讨论日本ODA的问题。在政府财政拮据的情况下,节目的立意在于如何让JICA与日本民间企业合作,以最小的资金有效地扩大对外援助。 节目呼吁政府应加强对非洲ODA,核心理由并非对非洲展示日本的“善”和“友谊”,而是因为竞争对手中国的出现。“对于援助非洲国家而言,中国是日本的竞争对手。中国在非洲国家的援助金额急剧扩大。”媒体人土屋悠志在节目中说。 此外,ODA也的确能带来实际的效益。JICA已经成为隶属于日本外务省的智库,驻各国的分支机构每年会将获得的一手信息汇总成报告,为日本政府、企业提供权威性的调研报告。2012年3月日本外务省也在计划书指出:“利用JICA在国外的信息以及人脉帮助日本中小企业进军海外市场。” 在未来,中日两国或将在对外援助方面上演隐形较量。但在坊间,日本民众对政府ODA项目一直颇有争议。民众关心的是ODA是否能够增进他国对日本的亲善感,但面对中国民间日益强烈的排日情绪,“ODA无用论”在日本国内也随之甚嚣尘上。“2000年以前,日本对华ODA被认为是日本所有ODA中的成功典范。2000年后却发生反转,被认为是最大的失败。”日本外务省负责相关事务的官员曾私下向本刊记者评价。
相关资格证书。该制度为日本上世纪70年代减排起到良好效果。 中日ODA的隐形较量 2010~2011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之时,日本时任外相前原诚司就指出,ODA的目的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如今中国的GDP成为世界第二,继续援助中国会“得不到国民的理解”。 日本政府于2008年3月叫停对华低息贷款后,2011年再次大幅削减援助范围,并表示将来“主要集中环保和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援助”。无偿项目和技术合作虽仍在持续,但是资金总规模并不高,2012年仅为45亿日元。 近几年来,日本政府自身的巨额财政赤字问题导致其对ODA的重视程度不断降低,2010年的ODA预算大约6200亿日元,相当于日本1986年的水平。不过2010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各界开始重新审视过去对外ODA的成果。当时东盟诸国、蒙古、南美甚至非洲等国在对日援助中都打上“报恩”的名号。因而,日本政府在2011年底制定《日本再生基本战略》时,在有关“强化日本在世界的存在感”一节中特意强调“对外ODA战略应保持下去”。 然而,ODA的本质始终无法摆脱竞争的硝烟,即争夺被援助国的民心以及建立影响力。2008年以前,日本八成ODA都“散”给了亚洲国家,非洲国家获得的援助份额只有10%左右,徘徊在10亿美元的水平。2008年日本举办第四届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官方发表声明称,将加强对非洲国家的支援。2013年,日本对非洲的ODA预算才迅速增长到17亿美元。 但与中国相比,这似乎还是太少。美国研究机构5月8日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2000年至2011年,中国共为51个非洲国家援助1673个项目,援助总额约750亿美元。2012年7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非论坛部长级会议上宣布:“中国政府将在今后三年援助非洲200亿美元。” 总量比不上,日本便另辟蹊径,开始引入民间力量。日本NHK电视台2013年1月17日以纪录片形式专题讨论日本ODA的问题。在政府财政拮据的情况下,节目的立意在于如何让JICA与日本民间企业合作,以最小的资金有效地扩大对外援助。 节目呼吁政府应加强对非洲ODA,核心理由并非对非洲展示日本的“善”和“友谊”,而是因为竞争对手中国的出现。“对于援助非洲国家而言,中国是日本的竞争对手。中国在非洲国家的援助金额急剧扩大。”媒体人土屋悠志在节目中说。 此外,ODA也的确能带来实际的效益。JICA已经成为隶属于日本外务省的智库,驻各国的分支机构每年会将获得的一手信息汇总成报告,为日本政府、企业提供权威性的调研报告。2012年3月日本外务省也在计划书指出:“利用JICA在国外的信息以及人脉帮助日本中小企业进军海外市场。” 在未来,中日两国或将在对外援助方面上演隐形较量。
《凤凰周刊》2013年16期 林子敬 2013年5月6日,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大街的中国建筑设计集团大楼3楼,出现不少日本面孔。中日“建筑抗震技术人员培训项目”在这里举办成果汇报会。该项目于汶川大地震一周年之际,由中国住建部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共同签署并开始实施。四年来中方共有305人参加赴日培训,1万多名人员参加中国国内培训并顺利结业。 JICA是日本外务省实施对外援助的政府机构,其北京事务所设立于1982年,是日本实施对华援助的主体。不久前的4月18日,JICA北京事务所和中国环保部相关官员和学者举办研讨会,聚焦今年年初急剧恶化的北京空气污染问题。 在中日关系频生龃龉的当下,高层互访被暂停、媒体舆论相对峙,但是与政治议题无关的诸多务实合作,仍在紧锣密鼓地低调进行中。 不避家丑,分享经验 “北京现在面临的空气污染问题全世界独一无二,需要同时面对沙尘、汽车尾气、工厂废气、煤炭废烟和PM2.5。日本仅仅解决汽车尾气和工厂废气问题就耗费了数十年的时间,中国的空气污染治理面临着前无古人的挑战。”JICA北京事务所副所长广泽正行向《凤凰周刊》记者表示。 据其介绍,日本政府批准官方开发援助(ODA)的预算后,由JICA负责实际操作、与中方沟通等具体事宜。“这次的研讨会也属于日本政府无偿援助的一种形式,即派遣技术专家来华为中国政府官员提供日方的经验。” 30多年前,东京、川崎、四日和北九州这四个城市被日本人称作“公害城市”,雾霾使天空暗无天日,光化学烟雾污染严重,当地居民呼吸道疾病频发甚至丧生。1968年东京举办奥运会前夕曾受到来自外界的质疑:“怎么能让运动员去这种空气污浊不堪的地方比赛!” 这次研讨会上,日方并不避讳自揭家丑——来自上述四个城市的环境专家们介绍了当地治理大气污染的经验。除了技术问题,专家们还介绍了政府的政策法规和实施过程。日产、TOTO等企业负责环保事务的高管介绍了行业内部降低污染的经验。由于PM2.5的污染源涉及面广,而且人为的因素不大(大约10%左右),使得各国的技术都难以有效治理。日本于2009年才在《环境基本法》中规定控制PM2.5的基准数值。 “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布了PM2.5的数据,但却对微小粒子的具体成分并不清楚,难以分析污染源并进行治理。日方接下来会在中国选址进行PM2.5具体成分的研究。”据广泽介绍,JICA正与清华大学合作收集PM2.5微小粒子数据,阶段性结果预计于2013年8月发表。不过,他也直言,北京的雾霾天气难以因为季节的转换有所减轻,今后几年将会长期存在。 “中日建筑抗震技术人员培训项目”则是汶川地震后中日两国在“城市建设”领域的ODA重点合作项目。该项目主要通过赴日研修、国内培训以及开展研讨会等形式,组织抗震技术人员学习日本先进的抗震技术,以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 项目的中方负责单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修龙表示,中日抗震技术的培训在各地广受欢迎,参训人员通过赴日培训,学习了日本先进的抗震技术,也看到了在抗震设计方面中国与日本的差距。“培训的开展有效提高了中国在抗震防灾方面的专业水平,推动了中国抗震防灾事业的发展。” 当天的报告会对该项目四年来的成果进行了回顾,同时还对汶川大地震、1995年阪神大地震以及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两国所开展的灾后重建工作进行了介绍。 援助趋势向环保领域转移 1979年冬天,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访华,开启了对华ODA的大门。30余年来,无论中日两国政治关系遭遇怎样的冷暖,JICA和中方的合作一直没有中断。 日本对华援助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日元低息贷款;二是无偿资金援助;三是技术合作。主要是接受进修人员赴日和派遣专家。目前无偿援助的多为利民工程。其中,日元贷款(包括无偿援助)与中国早期的经济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有较多关联,比如北京首都机场、北京地铁、青岛港等设施均与ODA脱不了干系。 在地球环境战略研究机关北京事务所所长小柳秀明看来,由于参与时期和参与人员的不同,日本对华援助也存在微妙的差异。“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援助色彩很强;2000年后逐渐呈现出合作伙伴的色彩反观JICA在中国的表现,则通常以低调合作为主,甚少宣传。4月18日的环保研讨会,主办方几乎没有邀请任何中方媒体,5月6日的成果汇报会也只有寥寥数家。

;最近的合作则带有强烈的商业色彩。” 近年来,据大陆媒体报道,日本对华ODA项目包括2007年甘肃兰州市大气环境改善计划、河南南阳市环境整治计划、2008年食品安全管理体制强化项目、2009年耐震建筑人才培养计划、四川省地震灾后森林植被修复计划以及天津市环境管理能力向上计划等。可以发现,其援助趋势从基础设施、产业等方面逐步向环境保护、技术等领域转移。 早在1990年,中日双方就共同打造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进行环保合作。这其中,日方主要提供技术,开展针对中国环境政策、制度、组织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等无偿项目援助。JICA曾通过日元低息贷款开展大气污染治理(39个城市)、下水道污水治理(59个城市)、废弃物处理(30个城市)、植树造林(13个省)等多方面合作。其北京事务所每年会有3名日本常驻技术人员,以及至少1位环保领域的专家。 在诸多低息贷款项目中,让JICA最为津津乐道的是北京东北部的电子城地区供暖系统改造项目。该项目于2009年完成,导入日本川崎重工最先进的技术,用天然气供电供热设备取代了大多数老化的小型燃煤锅炉。此前,老式燃煤锅炉一年消耗40万吨煤炭,产生2200吨煤尘以及2160吨二氧化硫。据悉,改造后煤炭使用量骤降至10万吨,减排二氧化硫2000吨、氮氧化物1000吨以上。 最近的无偿援助项目是在湖南湘潭市设点进行模拟实验,研究大气氮氧化物减排所需技术和政策制度。日方已从今年3月开始派遣专家组赶赴当地。类似的无偿技术合作一般由日方列出实验选址需要具备的条件,然后由中国相关部门或地方政府提供合适的选项。 一般来说,日本有偿低息贷款并不会捆绑日企产品或者服务。无偿项目和技术援助则不同,日方会在JICA官网上公开项目计划书并招标,欢迎日本中小企业的参与,最终由外务省埋单。 2008年3月日本结束长达29年的日元低息贷款,当年5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日,在早稻田大学的演讲中特别强调:“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了日元贷款合作,支持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能源开发、科技发展,为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构建对华人脉,影响高层决策 但在坊间,日本民众对政府ODA项目一直颇有争议。民众关心的是ODA是否能够增进他国对日本的亲善感,但面对中国民间日益强烈的排日情绪,“ODA无用论”在日本国内也随之甚嚣尘上。“2000年以前,日本对华ODA被认为是日本所有ODA中的成功典范。2000年后却发生反转,被认为是最大的失败。”日本外务省负责相关事务的官员曾私下向本刊记者评价。 反观JICA在中国的表现,则通常以低调合作为主,甚少宣传。4月18日的环保研讨会,主办方几乎没有邀请任何中方媒体,5月6日的成果汇报会也只有寥寥数家。 同时,谨慎低调也是ODA得以延续的客观条件之一。日本对华ODA在舆论上可谓“两边不讨好”,常常牵扯到战后日本对华赔偿等历史认识问题。因此JICA在中日两国之间也算是“走钢丝”,在日本不断对国会以及公众“反省”、表示将会加强在华宣传;在中国又静悄悄地与官方合作,加强对中国政府的影响力,无论这种战略是否出于本意。 就结果而言,JICA通过政府层面的合作,构筑在中国各个领域的人脉,追求两国合作的“溢出效应”。 JICA北京事务所在未来的工作方针中写道:“直接影响中共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利用30多年来在合作中构建的人脉继续推进中日之间各个领域的合作。” JICA也会审时度势提供中国所需要的帮助。2012年十八大期间,中共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列为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并时隔23年后修订《环境保护法》。为此JICA于2013年1月23日举办了《日本环境基本法》概要学习会,特别邀请中国全国人大行政法办公室以及环保部的官员,这些都是修订中国《环境保护法》的直接负责机构。 目前,据广泽透露,JICA正在向中方介绍日本的《公害防治管理者制度》。日本于1970年初期制定实施相关法案,要求包括发电行业、供暖行业、煤气行业等容易产生污染的企业必须设立专门的污染对策职位,担任此职务的社员需要通过国家的考试并取得
同时,谨慎低调也是ODA得以延续的客观条件之一。日本对华ODA在舆论上可谓“两边不讨好”,常常牵扯到战后日本对华赔偿等历史认识问题。因此JICA在中日两国之间也算是“走钢丝”,在日本不断对国会以及公众“反省”、表示将会加强在华宣传;在中国又静悄悄地与官方合作,加强对中国政府的影响力,无论这种战略是否出于本意。相关资格证书。该制度为日本上世纪70年代减排起到良好效果。 中日ODA的隐形较量 2010~2011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之时,日本时任外相前原诚司就指出,ODA的目的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如今中国的GDP成为世界第二,继续援助中国会“得不到国民的理解”。 日本政府于2008年3月叫停对华低息贷款后,2011年再次大幅削减援助范围,并表示将来“主要集中环保和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援助”。无偿项目和技术合作虽仍在持续,但是资金总规模并不高,2012年仅为45亿日元。 近几年来,日本政府自身的巨额财政赤字问题导致其对ODA的重视程度不断降低,2010年的ODA预算大约6200亿日元,相当于日本1986年的水平。不过2010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各界开始重新审视过去对外ODA的成果。当时东盟诸国、蒙古、南美甚至非洲等国在对日援助中都打上“报恩”的名号。因而,日本政府在2011年底制定《日本再生基本战略》时,在有关“强化日本在世界的存在感”一节中特意强调“对外ODA战略应保持下去”。 然而,ODA的本质始终无法摆脱竞争的硝烟,即争夺被援助国的民心以及建立影响力。2008年以前,日本八成ODA都“散”给了亚洲国家,非洲国家获得的援助份额只有10%左右,徘徊在10亿美元的水平。2008年日本举办第四届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官方发表声明称,将加强对非洲国家的支援。2013年,日本对非洲的ODA预算才迅速增长到17亿美元。 但与中国相比,这似乎还是太少。美国研究机构5月8日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2000年至2011年,中国共为51个非洲国家援助1673个项目,援助总额约750亿美元。2012年7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非论坛部长级会议上宣布:“中国政府将在今后三年援助非洲200亿美元。” 总量比不上,日本便另辟蹊径,开始引入民间力量。日本NHK电视台2013年1月17日以纪录片形式专题讨论日本ODA的问题。在政府财政拮据的情况下,节目的立意在于如何让JICA与日本民间企业合作,以最小的资金有效地扩大对外援助。 节目呼吁政府应加强对非洲ODA,核心理由并非对非洲展示日本的“善”和“友谊”,而是因为竞争对手中国的出现。“对于援助非洲国家而言,中国是日本的竞争对手。中国在非洲国家的援助金额急剧扩大。”媒体人土屋悠志在节目中说。 此外,ODA也的确能带来实际的效益。JICA已经成为隶属于日本外务省的智库,驻各国的分支机构每年会将获得的一手信息汇总成报告,为日本政府、企业提供权威性的调研报告。2012年3月日本外务省也在计划书指出:“利用JICA在国外的信息以及人脉帮助日本中小企业进军海外市场。” 在未来,中日两国或将在对外援助方面上演隐形较量。

相关资格证书。该制度为日本上世纪70年代减排起到良好效果。 中日ODA的隐形较量 2010~2011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之时,日本时任外相前原诚司就指出,ODA的目的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如今中国的GDP成为世界第二,继续援助中国会“得不到国民的理解”。 日本政府于2008年3月叫停对华低息贷款后,2011年再次大幅削减援助范围,并表示将来“主要集中环保和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援助”。无偿项目和技术合作虽仍在持续,但是资金总规模并不高,2012年仅为45亿日元。 近几年来,日本政府自身的巨额财政赤字问题导致其对ODA的重视程度不断降低,2010年的ODA预算大约6200亿日元,相当于日本1986年的水平。不过2010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各界开始重新审视过去对外ODA的成果。当时东盟诸国、蒙古、南美甚至非洲等国在对日援助中都打上“报恩”的名号。因而,日本政府在2011年底制定《日本再生基本战略》时,在有关“强化日本在世界的存在感”一节中特意强调“对外ODA战略应保持下去”。 然而,ODA的本质始终无法摆脱竞争的硝烟,即争夺被援助国的民心以及建立影响力。2008年以前,日本八成ODA都“散”给了亚洲国家,非洲国家获得的援助份额只有10%左右,徘徊在10亿美元的水平。2008年日本举办第四届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官方发表声明称,将加强对非洲国家的支援。2013年,日本对非洲的ODA预算才迅速增长到17亿美元。 但与中国相比,这似乎还是太少。美国研究机构5月8日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2000年至2011年,中国共为51个非洲国家援助1673个项目,援助总额约750亿美元。2012年7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非论坛部长级会议上宣布:“中国政府将在今后三年援助非洲200亿美元。” 总量比不上,日本便另辟蹊径,开始引入民间力量。日本NHK电视台2013年1月17日以纪录片形式专题讨论日本ODA的问题。在政府财政拮据的情况下,节目的立意在于如何让JICA与日本民间企业合作,以最小的资金有效地扩大对外援助。 节目呼吁政府应加强对非洲ODA,核心理由并非对非洲展示日本的“善”和“友谊”,而是因为竞争对手中国的出现。“对于援助非洲国家而言,中国是日本的竞争对手。中国在非洲国家的援助金额急剧扩大。”媒体人土屋悠志在节目中说。 此外,ODA也的确能带来实际的效益。JICA已经成为隶属于日本外务省的智库,驻各国的分支机构每年会将获得的一手信息汇总成报告,为日本政府、企业提供权威性的调研报告。2012年3月日本外务省也在计划书指出:“利用JICA在国外的信息以及人脉帮助日本中小企业进军海外市场。” 在未来,中日两国或将在对外援助方面上演隐形较量。就结果而言,JICA通过政府层面的合作,构筑在中国各个领域的人脉,追求两国合作的“溢出效应”。 
;最近的合作则带有强烈的商业色彩。” 近年来,据大陆媒体报道,日本对华ODA项目包括2007年甘肃兰州市大气环境改善计划、河南南阳市环境整治计划、2008年食品安全管理体制强化项目、2009年耐震建筑人才培养计划、四川省地震灾后森林植被修复计划以及天津市环境管理能力向上计划等。可以发现,其援助趋势从基础设施、产业等方面逐步向环境保护、技术等领域转移。 早在1990年,中日双方就共同打造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进行环保合作。这其中,日方主要提供技术,开展针对中国环境政策、制度、组织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等无偿项目援助。JICA曾通过日元低息贷款开展大气污染治理(39个城市)、下水道污水治理(59个城市)、废弃物处理(30个城市)、植树造林(13个省)等多方面合作。其北京事务所每年会有3名日本常驻技术人员,以及至少1位环保领域的专家。 在诸多低息贷款项目中,让JICA最为津津乐道的是北京东北部的电子城地区供暖系统改造项目。该项目于2009年完成,导入日本川崎重工最先进的技术,用天然气供电供热设备取代了大多数老化的小型燃煤锅炉。此前,老式燃煤锅炉一年消耗40万吨煤炭,产生2200吨煤尘以及2160吨二氧化硫。据悉,改造后煤炭使用量骤降至10万吨,减排二氧化硫2000吨、氮氧化物1000吨以上。 最近的无偿援助项目是在湖南湘潭市设点进行模拟实验,研究大气氮氧化物减排所需技术和政策制度。日方已从今年3月开始派遣专家组赶赴当地。类似的无偿技术合作一般由日方列出实验选址需要具备的条件,然后由中国相关部门或地方政府提供合适的选项。 一般来说,日本有偿低息贷款并不会捆绑日企产品或者服务。无偿项目和技术援助则不同,日方会在JICA官网上公开项目计划书并招标,欢迎日本中小企业的参与,最终由外务省埋单。 2008年3月日本结束长达29年的日元低息贷款,当年5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日,在早稻田大学的演讲中特别强调:“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了日元贷款合作,支持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能源开发、科技发展,为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构建对华人脉,影响高层决策 但在坊间,日本民众对政府ODA项目一直颇有争议。民众关心的是ODA是否能够增进他国对日本的亲善感,但面对中国民间日益强烈的排日情绪,“ODA无用论”在日本国内也随之甚嚣尘上。“2000年以前,日本对华ODA被认为是日本所有ODA中的成功典范。2000年后却发生反转,被认为是最大的失败。”日本外务省负责相关事务的官员曾私下向本刊记者评价。 反观JICA在中国的表现,则通常以低调合作为主,甚少宣传。4月18日的环保研讨会,主办方几乎没有邀请任何中方媒体,5月6日的成果汇报会也只有寥寥数家。 同时,谨慎低调也是ODA得以延续的客观条件之一。日本对华ODA在舆论上可谓“两边不讨好”,常常牵扯到战后日本对华赔偿等历史认识问题。因此JICA在中日两国之间也算是“走钢丝”,在日本不断对国会以及公众“反省”、表示将会加强在华宣传;在中国又静悄悄地与官方合作,加强对中国政府的影响力,无论这种战略是否出于本意。 就结果而言,JICA通过政府层面的合作,构筑在中国各个领域的人脉,追求两国合作的“溢出效应”。 JICA北京事务所在未来的工作方针中写道:“直接影响中共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利用30多年来在合作中构建的人脉继续推进中日之间各个领域的合作。” JICA也会审时度势提供中国所需要的帮助。2012年十八大期间,中共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列为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并时隔23年后修订《环境保护法》。为此JICA于2013年1月23日举办了《日本环境基本法》概要学习会,特别邀请中国全国人大行政法办公室以及环保部的官员,这些都是修订中国《环境保护法》的直接负责机构。 目前,据广泽透露,JICA正在向中方介绍日本的《公害防治管理者制度》。日本于1970年初期制定实施相关法案,要求包括发电行业、供暖行业、煤气行业等容易产生污染的企业必须设立专门的污染对策职位,担任此职务的社员需要通过国家的考试并取得
JICA北京事务所在未来的工作方针中写道:“直接影响中共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利用30多年来在合作中构建的人脉继续推进中日之间各个领域的合作。”

JICA也会审时度势提供中国所需要的帮助。2012年十八大期间,中共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列为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并时隔23年后修订《环境保护法》。为此JICA于2013年1月23日举办了《日本环境基本法》概要学习会,特别邀请中国全国人大行政法办公室以及环保部的官员,这些都是修订中国《环境保护法》的直接负责机构。 《凤凰周刊》2013年16期 林子敬 2013年5月6日,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大街的中国建筑设计集团大楼3楼,出现不少日本面孔。中日“建筑抗震技术人员培训项目”在这里举办成果汇报会。该项目于汶川大地震一周年之际,由中国住建部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共同签署并开始实施。四年来中方共有305人参加赴日培训,1万多名人员参加中国国内培训并顺利结业。 JICA是日本外务省实施对外援助的政府机构,其北京事务所设立于1982年,是日本实施对华援助的主体。不久前的4月18日,JICA北京事务所和中国环保部相关官员和学者举办研讨会,聚焦今年年初急剧恶化的北京空气污染问题。 在中日关系频生龃龉的当下,高层互访被暂停、媒体舆论相对峙,但是与政治议题无关的诸多务实合作,仍在紧锣密鼓地低调进行中。 不避家丑,分享经验 “北京现在面临的空气污染问题全世界独一无二,需要同时面对沙尘、汽车尾气、工厂废气、煤炭废烟和PM2.5。日本仅仅解决汽车尾气和工厂废气问题就耗费了数十年的时间,中国的空气污染治理面临着前无古人的挑战。”JICA北京事务所副所长广泽正行向《凤凰周刊》记者表示。 据其介绍,日本政府批准官方开发援助(ODA)的预算后,由JICA负责实际操作、与中方沟通等具体事宜。“这次的研讨会也属于日本政府无偿援助的一种形式,即派遣技术专家来华为中国政府官员提供日方的经验。” 30多年前,东京、川崎、四日和北九州这四个城市被日本人称作“公害城市”,雾霾使天空暗无天日,光化学烟雾污染严重,当地居民呼吸道疾病频发甚至丧生。1968年东京举办奥运会前夕曾受到来自外界的质疑:“怎么能让运动员去这种空气污浊不堪的地方比赛!” 这次研讨会上,日方并不避讳自揭家丑——来自上述四个城市的环境专家们介绍了当地治理大气污染的经验。除了技术问题,专家们还介绍了政府的政策法规和实施过程。日产、TOTO等企业负责环保事务的高管介绍了行业内部降低污染的经验。由于PM2.5的污染源涉及面广,而且人为的因素不大(大约10%左右),使得各国的技术都难以有效治理。日本于2009年才在《环境基本法》中规定控制PM2.5的基准数值。 “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布了PM2.5的数据,但却对微小粒子的具体成分并不清楚,难以分析污染源并进行治理。日方接下来会在中国选址进行PM2.5具体成分的研究。”据广泽介绍,JICA正与清华大学合作收集PM2.5微小粒子数据,阶段性结果预计于2013年8月发表。不过,他也直言,北京的雾霾天气难以因为季节的转换有所减轻,今后几年将会长期存在。 “中日建筑抗震技术人员培训项目”则是汶川地震后中日两国在“城市建设”领域的ODA重点合作项目。该项目主要通过赴日研修、国内培训以及开展研讨会等形式,组织抗震技术人员学习日本先进的抗震技术,以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 项目的中方负责单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修龙表示,中日抗震技术的培训在各地广受欢迎,参训人员通过赴日培训,学习了日本先进的抗震技术,也看到了在抗震设计方面中国与日本的差距。“培训的开展有效提高了中国在抗震防灾方面的专业水平,推动了中国抗震防灾事业的发展。” 当天的报告会对该项目四年来的成果进行了回顾,同时还对汶川大地震、1995年阪神大地震以及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两国所开展的灾后重建工作进行了介绍。 援助趋势向环保领域转移 1979年冬天,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访华,开启了对华ODA的大门。30余年来,无论中日两国政治关系遭遇怎样的冷暖,JICA和中方的合作一直没有中断。 日本对华援助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日元低息贷款;二是无偿资金援助;三是技术合作。主要是接受进修人员赴日和派遣专家。目前无偿援助的多为利民工程。其中,日元贷款(包括无偿援助)与中国早期的经济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有较多关联,比如北京首都机场、北京地铁、青岛港等设施均与ODA脱不了干系。 在地球环境战略研究机关北京事务所所长小柳秀明看来,由于参与时期和参与人员的不同,日本对华援助也存在微妙的差异。“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援助色彩很强;2000年后逐渐呈现出合作伙伴的色彩

相关资格证书。该制度为日本上世纪70年代减排起到良好效果。 中日ODA的隐形较量 2010~2011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之时,日本时任外相前原诚司就指出,ODA的目的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如今中国的GDP成为世界第二,继续援助中国会“得不到国民的理解”。 日本政府于2008年3月叫停对华低息贷款后,2011年再次大幅削减援助范围,并表示将来“主要集中环保和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援助”。无偿项目和技术合作虽仍在持续,但是资金总规模并不高,2012年仅为45亿日元。 近几年来,日本政府自身的巨额财政赤字问题导致其对ODA的重视程度不断降低,2010年的ODA预算大约6200亿日元,相当于日本1986年的水平。不过2010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各界开始重新审视过去对外ODA的成果。当时东盟诸国、蒙古、南美甚至非洲等国在对日援助中都打上“报恩”的名号。因而,日本政府在2011年底制定《日本再生基本战略》时,在有关“强化日本在世界的存在感”一节中特意强调“对外ODA战略应保持下去”。 然而,ODA的本质始终无法摆脱竞争的硝烟,即争夺被援助国的民心以及建立影响力。2008年以前,日本八成ODA都“散”给了亚洲国家,非洲国家获得的援助份额只有10%左右,徘徊在10亿美元的水平。2008年日本举办第四届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官方发表声明称,将加强对非洲国家的支援。2013年,日本对非洲的ODA预算才迅速增长到17亿美元。 但与中国相比,这似乎还是太少。美国研究机构5月8日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2000年至2011年,中国共为51个非洲国家援助1673个项目,援助总额约750亿美元。2012年7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非论坛部长级会议上宣布:“中国政府将在今后三年援助非洲200亿美元。” 总量比不上,日本便另辟蹊径,开始引入民间力量。日本NHK电视台2013年1月17日以纪录片形式专题讨论日本ODA的问题。在政府财政拮据的情况下,节目的立意在于如何让JICA与日本民间企业合作,以最小的资金有效地扩大对外援助。 节目呼吁政府应加强对非洲ODA,核心理由并非对非洲展示日本的“善”和“友谊”,而是因为竞争对手中国的出现。“对于援助非洲国家而言,中国是日本的竞争对手。中国在非洲国家的援助金额急剧扩大。”媒体人土屋悠志在节目中说。 此外,ODA也的确能带来实际的效益。JICA已经成为隶属于日本外务省的智库,驻各国的分支机构每年会将获得的一手信息汇总成报告,为日本政府、企业提供权威性的调研报告。2012年3月日本外务省也在计划书指出:“利用JICA在国外的信息以及人脉帮助日本中小企业进军海外市场。” 在未来,中日两国或将在对外援助方面上演隐形较量。目前,据广泽透露,JICA正在向中方介绍日本的《公害防治管理者制度》。日本于1970年初期制定实施相关法案,要求包括发电行业、供暖行业、煤气行业等容易产生污染的企业必须设立专门的污染对策职位,担任此职务的社员需要通过国家的考试并取得相关资格证书。该制度为日本上世纪70年代减排起到良好效果。

中日ODA的隐形较量

2010~2011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之时,日本时任外相前原诚司就指出,ODA的目的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如今中国的GDP成为世界第二,继续援助中国会“得不到国民的理解”。

《凤凰周刊》2013年16期 林子敬 2013年5月6日,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大街的中国建筑设计集团大楼3楼,出现不少日本面孔。中日“建筑抗震技术人员培训项目”在这里举办成果汇报会。该项目于汶川大地震一周年之际,由中国住建部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共同签署并开始实施。四年来中方共有305人参加赴日培训,1万多名人员参加中国国内培训并顺利结业。 JICA是日本外务省实施对外援助的政府机构,其北京事务所设立于1982年,是日本实施对华援助的主体。不久前的4月18日,JICA北京事务所和中国环保部相关官员和学者举办研讨会,聚焦今年年初急剧恶化的北京空气污染问题。 在中日关系频生龃龉的当下,高层互访被暂停、媒体舆论相对峙,但是与政治议题无关的诸多务实合作,仍在紧锣密鼓地低调进行中。 不避家丑,分享经验 “北京现在面临的空气污染问题全世界独一无二,需要同时面对沙尘、汽车尾气、工厂废气、煤炭废烟和PM2.5。日本仅仅解决汽车尾气和工厂废气问题就耗费了数十年的时间,中国的空气污染治理面临着前无古人的挑战。”JICA北京事务所副所长广泽正行向《凤凰周刊》记者表示。 据其介绍,日本政府批准官方开发援助(ODA)的预算后,由JICA负责实际操作、与中方沟通等具体事宜。“这次的研讨会也属于日本政府无偿援助的一种形式,即派遣技术专家来华为中国政府官员提供日方的经验。” 30多年前,东京、川崎、四日和北九州这四个城市被日本人称作“公害城市”,雾霾使天空暗无天日,光化学烟雾污染严重,当地居民呼吸道疾病频发甚至丧生。1968年东京举办奥运会前夕曾受到来自外界的质疑:“怎么能让运动员去这种空气污浊不堪的地方比赛!” 这次研讨会上,日方并不避讳自揭家丑——来自上述四个城市的环境专家们介绍了当地治理大气污染的经验。除了技术问题,专家们还介绍了政府的政策法规和实施过程。日产、TOTO等企业负责环保事务的高管介绍了行业内部降低污染的经验。由于PM2.5的污染源涉及面广,而且人为的因素不大(大约10%左右),使得各国的技术都难以有效治理。日本于2009年才在《环境基本法》中规定控制PM2.5的基准数值。 “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布了PM2.5的数据,但却对微小粒子的具体成分并不清楚,难以分析污染源并进行治理。日方接下来会在中国选址进行PM2.5具体成分的研究。”据广泽介绍,JICA正与清华大学合作收集PM2.5微小粒子数据,阶段性结果预计于2013年8月发表。不过,他也直言,北京的雾霾天气难以因为季节的转换有所减轻,今后几年将会长期存在。 “中日建筑抗震技术人员培训项目”则是汶川地震后中日两国在“城市建设”领域的ODA重点合作项目。该项目主要通过赴日研修、国内培训以及开展研讨会等形式,组织抗震技术人员学习日本先进的抗震技术,以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 项目的中方负责单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修龙表示,中日抗震技术的培训在各地广受欢迎,参训人员通过赴日培训,学习了日本先进的抗震技术,也看到了在抗震设计方面中国与日本的差距。“培训的开展有效提高了中国在抗震防灾方面的专业水平,推动了中国抗震防灾事业的发展。” 当天的报告会对该项目四年来的成果进行了回顾,同时还对汶川大地震、1995年阪神大地震以及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两国所开展的灾后重建工作进行了介绍。 援助趋势向环保领域转移 1979年冬天,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访华,开启了对华ODA的大门。30余年来,无论中日两国政治关系遭遇怎样的冷暖,JICA和中方的合作一直没有中断。 日本对华援助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日元低息贷款;二是无偿资金援助;三是技术合作。主要是接受进修人员赴日和派遣专家。目前无偿援助的多为利民工程。其中,日元贷款(包括无偿援助)与中国早期的经济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有较多关联,比如北京首都机场、北京地铁、青岛港等设施均与ODA脱不了干系。 在地球环境战略研究机关北京事务所所长小柳秀明看来,由于参与时期和参与人员的不同,日本对华援助也存在微妙的差异。“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援助色彩很强;2000年后逐渐呈现出合作伙伴的色彩
日本政府于2008年3月叫停对华低息贷款后,2011年再次大幅削减援助范围,并表示将来“主要集中环保和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援助”。无偿项目和技术合作虽仍在持续,但是资金总规模并不高,2012年仅为45亿日元。 《凤凰周刊》2013年16期 林子敬 2013年5月6日,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大街的中国建筑设计集团大楼3楼,出现不少日本面孔。中日“建筑抗震技术人员培训项目”在这里举办成果汇报会。该项目于汶川大地震一周年之际,由中国住建部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共同签署并开始实施。四年来中方共有305人参加赴日培训,1万多名人员参加中国国内培训并顺利结业。 JICA是日本外务省实施对外援助的政府机构,其北京事务所设立于1982年,是日本实施对华援助的主体。不久前的4月18日,JICA北京事务所和中国环保部相关官员和学者举办研讨会,聚焦今年年初急剧恶化的北京空气污染问题。 在中日关系频生龃龉的当下,高层互访被暂停、媒体舆论相对峙,但是与政治议题无关的诸多务实合作,仍在紧锣密鼓地低调进行中。 不避家丑,分享经验 “北京现在面临的空气污染问题全世界独一无二,需要同时面对沙尘、汽车尾气、工厂废气、煤炭废烟和PM2.5。日本仅仅解决汽车尾气和工厂废气问题就耗费了数十年的时间,中国的空气污染治理面临着前无古人的挑战。”JICA北京事务所副所长广泽正行向《凤凰周刊》记者表示。 据其介绍,日本政府批准官方开发援助(ODA)的预算后,由JICA负责实际操作、与中方沟通等具体事宜。“这次的研讨会也属于日本政府无偿援助的一种形式,即派遣技术专家来华为中国政府官员提供日方的经验。” 30多年前,东京、川崎、四日和北九州这四个城市被日本人称作“公害城市”,雾霾使天空暗无天日,光化学烟雾污染严重,当地居民呼吸道疾病频发甚至丧生。1968年东京举办奥运会前夕曾受到来自外界的质疑:“怎么能让运动员去这种空气污浊不堪的地方比赛!” 这次研讨会上,日方并不避讳自揭家丑——来自上述四个城市的环境专家们介绍了当地治理大气污染的经验。除了技术问题,专家们还介绍了政府的政策法规和实施过程。日产、TOTO等企业负责环保事务的高管介绍了行业内部降低污染的经验。由于PM2.5的污染源涉及面广,而且人为的因素不大(大约10%左右),使得各国的技术都难以有效治理。日本于2009年才在《环境基本法》中规定控制PM2.5的基准数值。 “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布了PM2.5的数据,但却对微小粒子的具体成分并不清楚,难以分析污染源并进行治理。日方接下来会在中国选址进行PM2.5具体成分的研究。”据广泽介绍,JICA正与清华大学合作收集PM2.5微小粒子数据,阶段性结果预计于2013年8月发表。不过,他也直言,北京的雾霾天气难以因为季节的转换有所减轻,今后几年将会长期存在。 “中日建筑抗震技术人员培训项目”则是汶川地震后中日两国在“城市建设”领域的ODA重点合作项目。该项目主要通过赴日研修、国内培训以及开展研讨会等形式,组织抗震技术人员学习日本先进的抗震技术,以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 项目的中方负责单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修龙表示,中日抗震技术的培训在各地广受欢迎,参训人员通过赴日培训,学习了日本先进的抗震技术,也看到了在抗震设计方面中国与日本的差距。“培训的开展有效提高了中国在抗震防灾方面的专业水平,推动了中国抗震防灾事业的发展。” 当天的报告会对该项目四年来的成果进行了回顾,同时还对汶川大地震、1995年阪神大地震以及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两国所开展的灾后重建工作进行了介绍。 援助趋势向环保领域转移 1979年冬天,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访华,开启了对华ODA的大门。30余年来,无论中日两国政治关系遭遇怎样的冷暖,JICA和中方的合作一直没有中断。 日本对华援助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日元低息贷款;二是无偿资金援助;三是技术合作。主要是接受进修人员赴日和派遣专家。目前无偿援助的多为利民工程。其中,日元贷款(包括无偿援助)与中国早期的经济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有较多关联,比如北京首都机场、北京地铁、青岛港等设施均与ODA脱不了干系。 在地球环境战略研究机关北京事务所所长小柳秀明看来,由于参与时期和参与人员的不同,日本对华援助也存在微妙的差异。“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援助色彩很强;2000年后逐渐呈现出合作伙伴的色彩

近几年来,日本政府自身的巨额财政赤字问题导致其对ODA的重视程度不断降低,2010年的ODA预算大约6200亿日元,相当于日本1986年的水平。不过2010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各界开始重新审视过去对外ODA的成果。当时东盟诸国、蒙古、南美甚至非洲等国在对日援助中都打上“报恩”的名号。因而,日本政府在2011年底制定《日本再生基本战略》时,在有关“强化日本在世界的存在感”一节中特意强调“对外ODA战略应保持下去”。
《凤凰周刊》2013年16期 林子敬 2013年5月6日,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大街的中国建筑设计集团大楼3楼,出现不少日本面孔。中日“建筑抗震技术人员培训项目”在这里举办成果汇报会。该项目于汶川大地震一周年之际,由中国住建部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共同签署并开始实施。四年来中方共有305人参加赴日培训,1万多名人员参加中国国内培训并顺利结业。 JICA是日本外务省实施对外援助的政府机构,其北京事务所设立于1982年,是日本实施对华援助的主体。不久前的4月18日,JICA北京事务所和中国环保部相关官员和学者举办研讨会,聚焦今年年初急剧恶化的北京空气污染问题。 在中日关系频生龃龉的当下,高层互访被暂停、媒体舆论相对峙,但是与政治议题无关的诸多务实合作,仍在紧锣密鼓地低调进行中。 不避家丑,分享经验 “北京现在面临的空气污染问题全世界独一无二,需要同时面对沙尘、汽车尾气、工厂废气、煤炭废烟和PM2.5。日本仅仅解决汽车尾气和工厂废气问题就耗费了数十年的时间,中国的空气污染治理面临着前无古人的挑战。”JICA北京事务所副所长广泽正行向《凤凰周刊》记者表示。 据其介绍,日本政府批准官方开发援助(ODA)的预算后,由JICA负责实际操作、与中方沟通等具体事宜。“这次的研讨会也属于日本政府无偿援助的一种形式,即派遣技术专家来华为中国政府官员提供日方的经验。” 30多年前,东京、川崎、四日和北九州这四个城市被日本人称作“公害城市”,雾霾使天空暗无天日,光化学烟雾污染严重,当地居民呼吸道疾病频发甚至丧生。1968年东京举办奥运会前夕曾受到来自外界的质疑:“怎么能让运动员去这种空气污浊不堪的地方比赛!” 这次研讨会上,日方并不避讳自揭家丑——来自上述四个城市的环境专家们介绍了当地治理大气污染的经验。除了技术问题,专家们还介绍了政府的政策法规和实施过程。日产、TOTO等企业负责环保事务的高管介绍了行业内部降低污染的经验。由于PM2.5的污染源涉及面广,而且人为的因素不大(大约10%左右),使得各国的技术都难以有效治理。日本于2009年才在《环境基本法》中规定控制PM2.5的基准数值。 “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布了PM2.5的数据,但却对微小粒子的具体成分并不清楚,难以分析污染源并进行治理。日方接下来会在中国选址进行PM2.5具体成分的研究。”据广泽介绍,JICA正与清华大学合作收集PM2.5微小粒子数据,阶段性结果预计于2013年8月发表。不过,他也直言,北京的雾霾天气难以因为季节的转换有所减轻,今后几年将会长期存在。 “中日建筑抗震技术人员培训项目”则是汶川地震后中日两国在“城市建设”领域的ODA重点合作项目。该项目主要通过赴日研修、国内培训以及开展研讨会等形式,组织抗震技术人员学习日本先进的抗震技术,以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 项目的中方负责单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修龙表示,中日抗震技术的培训在各地广受欢迎,参训人员通过赴日培训,学习了日本先进的抗震技术,也看到了在抗震设计方面中国与日本的差距。“培训的开展有效提高了中国在抗震防灾方面的专业水平,推动了中国抗震防灾事业的发展。” 当天的报告会对该项目四年来的成果进行了回顾,同时还对汶川大地震、1995年阪神大地震以及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两国所开展的灾后重建工作进行了介绍。 援助趋势向环保领域转移 1979年冬天,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访华,开启了对华ODA的大门。30余年来,无论中日两国政治关系遭遇怎样的冷暖,JICA和中方的合作一直没有中断。 日本对华援助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日元低息贷款;二是无偿资金援助;三是技术合作。主要是接受进修人员赴日和派遣专家。目前无偿援助的多为利民工程。其中,日元贷款(包括无偿援助)与中国早期的经济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有较多关联,比如北京首都机场、北京地铁、青岛港等设施均与ODA脱不了干系。 在地球环境战略研究机关北京事务所所长小柳秀明看来,由于参与时期和参与人员的不同,日本对华援助也存在微妙的差异。“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援助色彩很强;2000年后逐渐呈现出合作伙伴的色彩
然而,ODA的本质始终无法摆脱竞争的硝烟,即争夺被援助国的民心以及建立影响力。2008年以前,日本八成ODA都“散”给了亚洲国家,非洲国家获得的援助份额只有10%左右,徘徊在10亿美元的水平。2008年日本举办第四届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官方发表声明称,将加强对非洲国家的支援。2013年,日本对非洲的ODA预算才迅速增长到17亿美元。

但与中国相比,这似乎还是太少。美国研究机构5月8日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2000年至2011年,中国共为51个非洲国家援助1673个项目,援助总额约750亿美元。2012年7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非论坛部长级会议上宣布:“中国政府将在今后三年援助非洲200亿美元。”

相关资格证书。该制度为日本上世纪70年代减排起到良好效果。 中日ODA的隐形较量 2010~2011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之时,日本时任外相前原诚司就指出,ODA的目的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如今中国的GDP成为世界第二,继续援助中国会“得不到国民的理解”。 日本政府于2008年3月叫停对华低息贷款后,2011年再次大幅削减援助范围,并表示将来“主要集中环保和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援助”。无偿项目和技术合作虽仍在持续,但是资金总规模并不高,2012年仅为45亿日元。 近几年来,日本政府自身的巨额财政赤字问题导致其对ODA的重视程度不断降低,2010年的ODA预算大约6200亿日元,相当于日本1986年的水平。不过2010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各界开始重新审视过去对外ODA的成果。当时东盟诸国、蒙古、南美甚至非洲等国在对日援助中都打上“报恩”的名号。因而,日本政府在2011年底制定《日本再生基本战略》时,在有关“强化日本在世界的存在感”一节中特意强调“对外ODA战略应保持下去”。 然而,ODA的本质始终无法摆脱竞争的硝烟,即争夺被援助国的民心以及建立影响力。2008年以前,日本八成ODA都“散”给了亚洲国家,非洲国家获得的援助份额只有10%左右,徘徊在10亿美元的水平。2008年日本举办第四届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官方发表声明称,将加强对非洲国家的支援。2013年,日本对非洲的ODA预算才迅速增长到17亿美元。 但与中国相比,这似乎还是太少。美国研究机构5月8日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2000年至2011年,中国共为51个非洲国家援助1673个项目,援助总额约750亿美元。2012年7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非论坛部长级会议上宣布:“中国政府将在今后三年援助非洲200亿美元。” 总量比不上,日本便另辟蹊径,开始引入民间力量。日本NHK电视台2013年1月17日以纪录片形式专题讨论日本ODA的问题。在政府财政拮据的情况下,节目的立意在于如何让JICA与日本民间企业合作,以最小的资金有效地扩大对外援助。 节目呼吁政府应加强对非洲ODA,核心理由并非对非洲展示日本的“善”和“友谊”,而是因为竞争对手中国的出现。“对于援助非洲国家而言,中国是日本的竞争对手。中国在非洲国家的援助金额急剧扩大。”媒体人土屋悠志在节目中说。 此外,ODA也的确能带来实际的效益。JICA已经成为隶属于日本外务省的智库,驻各国的分支机构每年会将获得的一手信息汇总成报告,为日本政府、企业提供权威性的调研报告。2012年3月日本外务省也在计划书指出:“利用JICA在国外的信息以及人脉帮助日本中小企业进军海外市场。” 在未来,中日两国或将在对外援助方面上演隐形较量。总量比不上,日本便另辟蹊径,开始引入民间力量。日本NHK电视台2013年1月17日以纪录片形式专题讨论日本ODA的问题。在政府财政拮据的情况下,节目的立意在于如何让JICA与日本民间企业合作,以最小的资金有效地扩大对外援助。
《凤凰周刊》2013年16期 林子敬 2013年5月6日,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大街的中国建筑设计集团大楼3楼,出现不少日本面孔。中日“建筑抗震技术人员培训项目”在这里举办成果汇报会。该项目于汶川大地震一周年之际,由中国住建部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共同签署并开始实施。四年来中方共有305人参加赴日培训,1万多名人员参加中国国内培训并顺利结业。 JICA是日本外务省实施对外援助的政府机构,其北京事务所设立于1982年,是日本实施对华援助的主体。不久前的4月18日,JICA北京事务所和中国环保部相关官员和学者举办研讨会,聚焦今年年初急剧恶化的北京空气污染问题。 在中日关系频生龃龉的当下,高层互访被暂停、媒体舆论相对峙,但是与政治议题无关的诸多务实合作,仍在紧锣密鼓地低调进行中。 不避家丑,分享经验 “北京现在面临的空气污染问题全世界独一无二,需要同时面对沙尘、汽车尾气、工厂废气、煤炭废烟和PM2.5。日本仅仅解决汽车尾气和工厂废气问题就耗费了数十年的时间,中国的空气污染治理面临着前无古人的挑战。”JICA北京事务所副所长广泽正行向《凤凰周刊》记者表示。 据其介绍,日本政府批准官方开发援助(ODA)的预算后,由JICA负责实际操作、与中方沟通等具体事宜。“这次的研讨会也属于日本政府无偿援助的一种形式,即派遣技术专家来华为中国政府官员提供日方的经验。” 30多年前,东京、川崎、四日和北九州这四个城市被日本人称作“公害城市”,雾霾使天空暗无天日,光化学烟雾污染严重,当地居民呼吸道疾病频发甚至丧生。1968年东京举办奥运会前夕曾受到来自外界的质疑:“怎么能让运动员去这种空气污浊不堪的地方比赛!” 这次研讨会上,日方并不避讳自揭家丑——来自上述四个城市的环境专家们介绍了当地治理大气污染的经验。除了技术问题,专家们还介绍了政府的政策法规和实施过程。日产、TOTO等企业负责环保事务的高管介绍了行业内部降低污染的经验。由于PM2.5的污染源涉及面广,而且人为的因素不大(大约10%左右),使得各国的技术都难以有效治理。日本于2009年才在《环境基本法》中规定控制PM2.5的基准数值。 “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布了PM2.5的数据,但却对微小粒子的具体成分并不清楚,难以分析污染源并进行治理。日方接下来会在中国选址进行PM2.5具体成分的研究。”据广泽介绍,JICA正与清华大学合作收集PM2.5微小粒子数据,阶段性结果预计于2013年8月发表。不过,他也直言,北京的雾霾天气难以因为季节的转换有所减轻,今后几年将会长期存在。 “中日建筑抗震技术人员培训项目”则是汶川地震后中日两国在“城市建设”领域的ODA重点合作项目。该项目主要通过赴日研修、国内培训以及开展研讨会等形式,组织抗震技术人员学习日本先进的抗震技术,以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 项目的中方负责单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修龙表示,中日抗震技术的培训在各地广受欢迎,参训人员通过赴日培训,学习了日本先进的抗震技术,也看到了在抗震设计方面中国与日本的差距。“培训的开展有效提高了中国在抗震防灾方面的专业水平,推动了中国抗震防灾事业的发展。” 当天的报告会对该项目四年来的成果进行了回顾,同时还对汶川大地震、1995年阪神大地震以及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两国所开展的灾后重建工作进行了介绍。 援助趋势向环保领域转移 1979年冬天,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访华,开启了对华ODA的大门。30余年来,无论中日两国政治关系遭遇怎样的冷暖,JICA和中方的合作一直没有中断。 日本对华援助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日元低息贷款;二是无偿资金援助;三是技术合作。主要是接受进修人员赴日和派遣专家。目前无偿援助的多为利民工程。其中,日元贷款(包括无偿援助)与中国早期的经济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有较多关联,比如北京首都机场、北京地铁、青岛港等设施均与ODA脱不了干系。 在地球环境战略研究机关北京事务所所长小柳秀明看来,由于参与时期和参与人员的不同,日本对华援助也存在微妙的差异。“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援助色彩很强;2000年后逐渐呈现出合作伙伴的色彩
节目呼吁政府应加强对非洲ODA,核心理由并非对非洲展示日本的“善”和“友谊”,而是因为竞争对手中国的出现。“对于援助非洲国家而言,中国是日本的竞争对手。中国在非洲国家的援助金额急剧扩大。”媒体人土屋悠志在节目中说。相关资格证书。该制度为日本上世纪70年代减排起到良好效果。 中日ODA的隐形较量 2010~2011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之时,日本时任外相前原诚司就指出,ODA的目的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如今中国的GDP成为世界第二,继续援助中国会“得不到国民的理解”。 日本政府于2008年3月叫停对华低息贷款后,2011年再次大幅削减援助范围,并表示将来“主要集中环保和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援助”。无偿项目和技术合作虽仍在持续,但是资金总规模并不高,2012年仅为45亿日元。 近几年来,日本政府自身的巨额财政赤字问题导致其对ODA的重视程度不断降低,2010年的ODA预算大约6200亿日元,相当于日本1986年的水平。不过2010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各界开始重新审视过去对外ODA的成果。当时东盟诸国、蒙古、南美甚至非洲等国在对日援助中都打上“报恩”的名号。因而,日本政府在2011年底制定《日本再生基本战略》时,在有关“强化日本在世界的存在感”一节中特意强调“对外ODA战略应保持下去”。 然而,ODA的本质始终无法摆脱竞争的硝烟,即争夺被援助国的民心以及建立影响力。2008年以前,日本八成ODA都“散”给了亚洲国家,非洲国家获得的援助份额只有10%左右,徘徊在10亿美元的水平。2008年日本举办第四届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官方发表声明称,将加强对非洲国家的支援。2013年,日本对非洲的ODA预算才迅速增长到17亿美元。 但与中国相比,这似乎还是太少。美国研究机构5月8日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2000年至2011年,中国共为51个非洲国家援助1673个项目,援助总额约750亿美元。2012年7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非论坛部长级会议上宣布:“中国政府将在今后三年援助非洲200亿美元。” 总量比不上,日本便另辟蹊径,开始引入民间力量。日本NHK电视台2013年1月17日以纪录片形式专题讨论日本ODA的问题。在政府财政拮据的情况下,节目的立意在于如何让JICA与日本民间企业合作,以最小的资金有效地扩大对外援助。 节目呼吁政府应加强对非洲ODA,核心理由并非对非洲展示日本的“善”和“友谊”,而是因为竞争对手中国的出现。“对于援助非洲国家而言,中国是日本的竞争对手。中国在非洲国家的援助金额急剧扩大。”媒体人土屋悠志在节目中说。 此外,ODA也的确能带来实际的效益。JICA已经成为隶属于日本外务省的智库,驻各国的分支机构每年会将获得的一手信息汇总成报告,为日本政府、企业提供权威性的调研报告。2012年3月日本外务省也在计划书指出:“利用JICA在国外的信息以及人脉帮助日本中小企业进军海外市场。” 在未来,中日两国或将在对外援助方面上演隐形较量。

;最近的合作则带有强烈的商业色彩。” 近年来,据大陆媒体报道,日本对华ODA项目包括2007年甘肃兰州市大气环境改善计划、河南南阳市环境整治计划、2008年食品安全管理体制强化项目、2009年耐震建筑人才培养计划、四川省地震灾后森林植被修复计划以及天津市环境管理能力向上计划等。可以发现,其援助趋势从基础设施、产业等方面逐步向环境保护、技术等领域转移。 早在1990年,中日双方就共同打造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进行环保合作。这其中,日方主要提供技术,开展针对中国环境政策、制度、组织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等无偿项目援助。JICA曾通过日元低息贷款开展大气污染治理(39个城市)、下水道污水治理(59个城市)、废弃物处理(30个城市)、植树造林(13个省)等多方面合作。其北京事务所每年会有3名日本常驻技术人员,以及至少1位环保领域的专家。 在诸多低息贷款项目中,让JICA最为津津乐道的是北京东北部的电子城地区供暖系统改造项目。该项目于2009年完成,导入日本川崎重工最先进的技术,用天然气供电供热设备取代了大多数老化的小型燃煤锅炉。此前,老式燃煤锅炉一年消耗40万吨煤炭,产生2200吨煤尘以及2160吨二氧化硫。据悉,改造后煤炭使用量骤降至10万吨,减排二氧化硫2000吨、氮氧化物1000吨以上。 最近的无偿援助项目是在湖南湘潭市设点进行模拟实验,研究大气氮氧化物减排所需技术和政策制度。日方已从今年3月开始派遣专家组赶赴当地。类似的无偿技术合作一般由日方列出实验选址需要具备的条件,然后由中国相关部门或地方政府提供合适的选项。 一般来说,日本有偿低息贷款并不会捆绑日企产品或者服务。无偿项目和技术援助则不同,日方会在JICA官网上公开项目计划书并招标,欢迎日本中小企业的参与,最终由外务省埋单。 2008年3月日本结束长达29年的日元低息贷款,当年5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日,在早稻田大学的演讲中特别强调:“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了日元贷款合作,支持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能源开发、科技发展,为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构建对华人脉,影响高层决策 但在坊间,日本民众对政府ODA项目一直颇有争议。民众关心的是ODA是否能够增进他国对日本的亲善感,但面对中国民间日益强烈的排日情绪,“ODA无用论”在日本国内也随之甚嚣尘上。“2000年以前,日本对华ODA被认为是日本所有ODA中的成功典范。2000年后却发生反转,被认为是最大的失败。”日本外务省负责相关事务的官员曾私下向本刊记者评价。 反观JICA在中国的表现,则通常以低调合作为主,甚少宣传。4月18日的环保研讨会,主办方几乎没有邀请任何中方媒体,5月6日的成果汇报会也只有寥寥数家。 同时,谨慎低调也是ODA得以延续的客观条件之一。日本对华ODA在舆论上可谓“两边不讨好”,常常牵扯到战后日本对华赔偿等历史认识问题。因此JICA在中日两国之间也算是“走钢丝”,在日本不断对国会以及公众“反省”、表示将会加强在华宣传;在中国又静悄悄地与官方合作,加强对中国政府的影响力,无论这种战略是否出于本意。 就结果而言,JICA通过政府层面的合作,构筑在中国各个领域的人脉,追求两国合作的“溢出效应”。 JICA北京事务所在未来的工作方针中写道:“直接影响中共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利用30多年来在合作中构建的人脉继续推进中日之间各个领域的合作。” JICA也会审时度势提供中国所需要的帮助。2012年十八大期间,中共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列为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并时隔23年后修订《环境保护法》。为此JICA于2013年1月23日举办了《日本环境基本法》概要学习会,特别邀请中国全国人大行政法办公室以及环保部的官员,这些都是修订中国《环境保护法》的直接负责机构。 目前,据广泽透露,JICA正在向中方介绍日本的《公害防治管理者制度》。日本于1970年初期制定实施相关法案,要求包括发电行业、供暖行业、煤气行业等容易产生污染的企业必须设立专门的污染对策职位,担任此职务的社员需要通过国家的考试并取得此外,ODA也的确能带来实际的效益。JICA已经成为隶属于日本外务省的智库,驻各国的分支机构每年会将获得的一手信息汇总成报告,为日本政府、企业提供权威性的调研报告。2012年3月日本外务省也在计划书指出:“利用JICA在国外的信息以及人脉帮助日本中小企业进军海外市场。”
;最近的合作则带有强烈的商业色彩。” 近年来,据大陆媒体报道,日本对华ODA项目包括2007年甘肃兰州市大气环境改善计划、河南南阳市环境整治计划、2008年食品安全管理体制强化项目、2009年耐震建筑人才培养计划、四川省地震灾后森林植被修复计划以及天津市环境管理能力向上计划等。可以发现,其援助趋势从基础设施、产业等方面逐步向环境保护、技术等领域转移。 早在1990年,中日双方就共同打造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进行环保合作。这其中,日方主要提供技术,开展针对中国环境政策、制度、组织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等无偿项目援助。JICA曾通过日元低息贷款开展大气污染治理(39个城市)、下水道污水治理(59个城市)、废弃物处理(30个城市)、植树造林(13个省)等多方面合作。其北京事务所每年会有3名日本常驻技术人员,以及至少1位环保领域的专家。 在诸多低息贷款项目中,让JICA最为津津乐道的是北京东北部的电子城地区供暖系统改造项目。该项目于2009年完成,导入日本川崎重工最先进的技术,用天然气供电供热设备取代了大多数老化的小型燃煤锅炉。此前,老式燃煤锅炉一年消耗40万吨煤炭,产生2200吨煤尘以及2160吨二氧化硫。据悉,改造后煤炭使用量骤降至10万吨,减排二氧化硫2000吨、氮氧化物1000吨以上。 最近的无偿援助项目是在湖南湘潭市设点进行模拟实验,研究大气氮氧化物减排所需技术和政策制度。日方已从今年3月开始派遣专家组赶赴当地。类似的无偿技术合作一般由日方列出实验选址需要具备的条件,然后由中国相关部门或地方政府提供合适的选项。 一般来说,日本有偿低息贷款并不会捆绑日企产品或者服务。无偿项目和技术援助则不同,日方会在JICA官网上公开项目计划书并招标,欢迎日本中小企业的参与,最终由外务省埋单。 2008年3月日本结束长达29年的日元低息贷款,当年5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日,在早稻田大学的演讲中特别强调:“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了日元贷款合作,支持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能源开发、科技发展,为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构建对华人脉,影响高层决策 但在坊间,日本民众对政府ODA项目一直颇有争议。民众关心的是ODA是否能够增进他国对日本的亲善感,但面对中国民间日益强烈的排日情绪,“ODA无用论”在日本国内也随之甚嚣尘上。“2000年以前,日本对华ODA被认为是日本所有ODA中的成功典范。2000年后却发生反转,被认为是最大的失败。”日本外务省负责相关事务的官员曾私下向本刊记者评价。 反观JICA在中国的表现,则通常以低调合作为主,甚少宣传。4月18日的环保研讨会,主办方几乎没有邀请任何中方媒体,5月6日的成果汇报会也只有寥寥数家。 同时,谨慎低调也是ODA得以延续的客观条件之一。日本对华ODA在舆论上可谓“两边不讨好”,常常牵扯到战后日本对华赔偿等历史认识问题。因此JICA在中日两国之间也算是“走钢丝”,在日本不断对国会以及公众“反省”、表示将会加强在华宣传;在中国又静悄悄地与官方合作,加强对中国政府的影响力,无论这种战略是否出于本意。 就结果而言,JICA通过政府层面的合作,构筑在中国各个领域的人脉,追求两国合作的“溢出效应”。 JICA北京事务所在未来的工作方针中写道:“直接影响中共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利用30多年来在合作中构建的人脉继续推进中日之间各个领域的合作。” JICA也会审时度势提供中国所需要的帮助。2012年十八大期间,中共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列为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并时隔23年后修订《环境保护法》。为此JICA于2013年1月23日举办了《日本环境基本法》概要学习会,特别邀请中国全国人大行政法办公室以及环保部的官员,这些都是修订中国《环境保护法》的直接负责机构。 目前,据广泽透露,JICA正在向中方介绍日本的《公害防治管理者制度》。日本于1970年初期制定实施相关法案,要求包括发电行业、供暖行业、煤气行业等容易产生污染的企业必须设立专门的污染对策职位,担任此职务的社员需要通过国家的考试并取得
相关资格证书。该制度为日本上世纪70年代减排起到良好效果。 中日ODA的隐形较量 2010~2011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之时,日本时任外相前原诚司就指出,ODA的目的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如今中国的GDP成为世界第二,继续援助中国会“得不到国民的理解”。 日本政府于2008年3月叫停对华低息贷款后,2011年再次大幅削减援助范围,并表示将来“主要集中环保和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援助”。无偿项目和技术合作虽仍在持续,但是资金总规模并不高,2012年仅为45亿日元。 近几年来,日本政府自身的巨额财政赤字问题导致其对ODA的重视程度不断降低,2010年的ODA预算大约6200亿日元,相当于日本1986年的水平。不过2010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各界开始重新审视过去对外ODA的成果。当时东盟诸国、蒙古、南美甚至非洲等国在对日援助中都打上“报恩”的名号。因而,日本政府在2011年底制定《日本再生基本战略》时,在有关“强化日本在世界的存在感”一节中特意强调“对外ODA战略应保持下去”。 然而,ODA的本质始终无法摆脱竞争的硝烟,即争夺被援助国的民心以及建立影响力。2008年以前,日本八成ODA都“散”给了亚洲国家,非洲国家获得的援助份额只有10%左右,徘徊在10亿美元的水平。2008年日本举办第四届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官方发表声明称,将加强对非洲国家的支援。2013年,日本对非洲的ODA预算才迅速增长到17亿美元。 但与中国相比,这似乎还是太少。美国研究机构5月8日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2000年至2011年,中国共为51个非洲国家援助1673个项目,援助总额约750亿美元。2012年7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非论坛部长级会议上宣布:“中国政府将在今后三年援助非洲200亿美元。” 总量比不上,日本便另辟蹊径,开始引入民间力量。日本NHK电视台2013年1月17日以纪录片形式专题讨论日本ODA的问题。在政府财政拮据的情况下,节目的立意在于如何让JICA与日本民间企业合作,以最小的资金有效地扩大对外援助。 节目呼吁政府应加强对非洲ODA,核心理由并非对非洲展示日本的“善”和“友谊”,而是因为竞争对手中国的出现。“对于援助非洲国家而言,中国是日本的竞争对手。中国在非洲国家的援助金额急剧扩大。”媒体人土屋悠志在节目中说。 此外,ODA也的确能带来实际的效益。JICA已经成为隶属于日本外务省的智库,驻各国的分支机构每年会将获得的一手信息汇总成报告,为日本政府、企业提供权威性的调研报告。2012年3月日本外务省也在计划书指出:“利用JICA在国外的信息以及人脉帮助日本中小企业进军海外市场。” 在未来,中日两国或将在对外援助方面上演隐形较量。在未来,中日两国或将在对外援助方面上演隐形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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