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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转基因斗士反水前后  

2013-04-08 13:01:00|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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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人显然认为我毫无诚实品质,带着固有的有色眼镜来看待我。”莱纳斯说。 从反转斗士到为转基因辩护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莱纳斯是一名坚定的反资本主义的环保人士。他是《CorporateWatch》杂志的创始人之一,第一篇抨击转基因技术和孟山都生物技术公司的文章即出自他手。同时,莱纳斯也是一名劣迹斑斑的违法者。他曾与另外二三十名反转人士结伙闯进转基因作物种植地,在夜里挥刀大肆破坏农作物。在过去,他还认为牛津农业会议的参会者做的是毁灭世界的事情。 这段时期,莱纳斯还是激进环保组织“EarthFirst”的一员。这个组织认为,工业力量给全世界带来环境危机,而大公司和资本家在毁灭地球。莱纳斯们则是在“对抗巨大的盈利机器,捍卫自然世界”。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反对转基因”很快融为莱纳斯早期信仰的一部分。 莱纳斯头次听说转基因作物是在1996年的一个小规模会议上。当时,绿色和平组织的活动主任吉姆·托马斯(JimThomas)令莱纳斯“首次意识到孟山都公司所作所为的可怕性”。在了解到“非天然的东西被添加到食物,大公司在试图掌控食物链”后,莱纳斯开始在《CorporateWatch》杂志撰文抨击孟山都公司。在莱纳斯的倡导下,“反对转基因”随后成为“EarthFirst”组织活动的头等大事。此后数年间,公众对转基因的恐惧有如野火一般蔓延。“今天觉得自己是反转领袖的人,可以说当初是我培训的他们。”莱纳斯说。 1997年,莱纳斯对转基因和大公司的愤怒开始转化为实际行动。最早的破坏试验性转基因作物的活动即发生在此时,“我们有二三十人,都不暴露身份,携带园林工具,穿着黑衣,带点现金,在半夜两点钟出发。”而在1998年4月29号那场袭击位于海维康(HighWycombe)孟山都公司英国总部的活动中,莱纳斯负责从侦测地形、印发传单到租用汽车的一系列环节。 10多年后的牛津农业会议上,莱纳斯在演讲中讲述的第一个案例,正是对这类破坏转基因作物行动的抨击。“2012年,绿色和平组织在澳大利亚破坏了一种转基因小麦。我因为从前参与过类似行动,对此非常熟悉。这是一项由英联邦科学研究所依靠公共资助资金开展的研究。但绿色和平组织不管这些。他们就觉得因为这是转基因,不天然,所以要反对。” 鲜为人知的是,在同一个场所,很幸运地没有被绿色和平成员及其割草机摧毁的另一片试验田里,人们此后意外发现一种增产30%的小麦。莱纳斯在演讲中感叹,“想想看。要是绿色和平也摧毁了这一新发现,它可能将永远不为人知。正如全国农民联合会主席彼得·坎道尔(PeterKendall)最近所说,这就像是在人们阅读图书馆的藏书前就把它们烧光一样。” 莱纳斯的演讲还列举了中国的“黄金大米事件”。2012年,绿色和平组织声称有24名儿童被用作转基因黄金大米试验的小白鼠,一度引起举国舆论恐慌。实际上就黄金大米本身而言,它不仅没有不利的健康影响,每年还可以拯救成千上万名因缺乏维生素A而失明和死亡的孩子。莱纳斯评论说,“国际上对黄金大米的过度管制已经使其束之高阁十多年。在诸如绿色和平这样的组织影响下,它可能永远都不会出现在缺乏维生素的穷人的餐桌上。” “只是因为那些不缺乏维生素A的富人的审美偏好,就剥夺能帮助那些穷人和他们的孩子的东西,在我看来这是不道德也不人道的。绿色和平组织是年收入达上亿美元的跨国组织,应该像其他大公司一样肩负道德责任,”莱纳斯补充说,“而且在影响民众的判断上,这类环保组织的影响事实上比以前大得多。” 转变从何而来? 从1995年到现在,莱纳斯对转基因态度的扭转并非是朝夕间的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用莱纳斯的话来说,答案也很简单,“我发现了科学,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变成一名更好的环保主义者。”莱纳斯的转变,正是一个尊重科学的环保主义者同死忠反转人士的差别。 大约在1998年的时候,也就是在从事转基因作物破坏的日子里,莱纳斯开始觉察到自己以及周边反转人士行为的异样。他觉得“反转活动者都认为自己包容开放,实际上却难以正常应对哪怕一丁点的批评。” 莱纳斯在思想上的真正蜕变始自2004年。彼时,他开始撰写自己第一本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书。但莱纳斯下定决心,这本书不只是要收集一些坊间消息、奇闻轶事或旅行经历。他要让这本书有充分的科学证据。至此,“科学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口。这是别的事物无法替代的。”莱纳斯说。 莱纳斯发现,他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倡导的科学环保主义,与他在转基因上采取的反科学环保主义态度背道而驰。

“反转基因活动家实际上一直在指责从事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批评他们被大公司收买。”莱纳斯说,“我们此前破坏转基因作物的行为,就是要中止他们的研究实验。” 此后数年,莱纳斯发现自己的态度愈显分裂。一方面,在同反对者辩论气候变化问题时,他觉得很多人都是顽固的反科学人士,因为他们从不听取气候学家的意见,并否认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而莱纳斯则在不断学习阅读科研文献、学会基本的统计学知识,并涉猎从海洋学到地质气候学等不同的领域。这种积累令莱纳斯第二本关于气候变化的书《六度》,凭借丰富的科学内容获得英国皇家学会科学著作奖。 此时的莱纳斯完全意识到同行评议的价值、科学共识的重要性以及在顶级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意义;但另一方面在转基因问题上,莱纳斯对转基因技术除了排斥与恐惧,其他一无所知。“令人惊讶的是,就在2008年的同一时候,我在没有做过任何学术研究的前提下,仅凭一点粗浅的个人理解就在《卫报》上长篇累牍地批评转基因的科学性。”莱纳斯回忆说。 有趣的是,莱纳斯在今年3月接受《卫报》采访时透露,他在《卫报》撰写最后一篇“反转基因垃圾文章”时,已经处于自我矛盾的状态,“虽然承认这一点令我感到羞愧,但那篇文章毫无科学依据可言。你能想象我当时有多尴尬吗?”迫使莱纳斯重新审视转基因问题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来自他在《卫报》网站上发表的反转基因长文下的评论。有读者留言说,“既然你因为大公司推行转基因而反对这项技术,那么你也反对那些大汽车公司生产的轮胎吗?”自此,莱纳斯决定停止从环保组织获取转基因相关信息,暂时不再写任何关于转基因的文章,而是一头扎进科学文献资料。莱纳斯此前固守的转基因偏见随后被逐个击破。 莱纳斯对转基因态度的改变其实在数年前已经显现。2010年11月,莱纳斯在英国第四频道(Channel4)纪录片《WhattheGreenMovementGotWrong》中亮相,并展开了现场辩论。在节目中,他公开为转基因和核电辩护。莱纳斯事后回忆说,“有一名绿色和平组织成员几乎是冲我脸吼。”一些原本亲密的朋友逐渐认为被莱纳斯背叛,莱纳斯的婚礼伴郎、相交10年的朋友甚至与其断交。“在牛津的这次演讲过后,我也已经习惯了反转人士的攻击。”莱纳斯告诉《凤凰周刊》记者。 莱纳斯的世界观也在悄然发生改变。过去,他觉得环保运动意味着勇敢,处于对抗的劣势位。随着观察的深入,他发现当年的环保主义者有点像是从扔石子的大卫变成了巨人歌利亚。环保组织无疑是社会不可忽视的力量,但莱纳斯认为,“它有时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不过并非总是这样。在转基因技术上,一些环保组织无疑是在有选择地无视科学依据。” ?

那些人显然认为我毫无诚实品质,带着固有的有色眼镜来看待我。”莱纳斯说。 从反转斗士到为转基因辩护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莱纳斯是一名坚定的反资本主义的环保人士。他是《CorporateWatch》杂志的创始人之一,第一篇抨击转基因技术和孟山都生物技术公司的文章即出自他手。同时,莱纳斯也是一名劣迹斑斑的违法者。他曾与另外二三十名反转人士结伙闯进转基因作物种植地,在夜里挥刀大肆破坏农作物。在过去,他还认为牛津农业会议的参会者做的是毁灭世界的事情。 这段时期,莱纳斯还是激进环保组织“EarthFirst”的一员。这个组织认为,工业力量给全世界带来环境危机,而大公司和资本家在毁灭地球。莱纳斯们则是在“对抗巨大的盈利机器,捍卫自然世界”。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反对转基因”很快融为莱纳斯早期信仰的一部分。 莱纳斯头次听说转基因作物是在1996年的一个小规模会议上。当时,绿色和平组织的活动主任吉姆·托马斯(JimThomas)令莱纳斯“首次意识到孟山都公司所作所为的可怕性”。在了解到“非天然的东西被添加到食物,大公司在试图掌控食物链”后,莱纳斯开始在《CorporateWatch》杂志撰文抨击孟山都公司。在莱纳斯的倡导下,“反对转基因”随后成为“EarthFirst”组织活动的头等大事。此后数年间,公众对转基因的恐惧有如野火一般蔓延。“今天觉得自己是反转领袖的人,可以说当初是我培训的他们。”莱纳斯说。 1997年,莱纳斯对转基因和大公司的愤怒开始转化为实际行动。最早的破坏试验性转基因作物的活动即发生在此时,“我们有二三十人,都不暴露身份,携带园林工具,穿着黑衣,带点现金,在半夜两点钟出发。”而在1998年4月29号那场袭击位于海维康(HighWycombe)孟山都公司英国总部的活动中,莱纳斯负责从侦测地形、印发传单到租用汽车的一系列环节。 10多年后的牛津农业会议上,莱纳斯在演讲中讲述的第一个案例,正是对这类破坏转基因作物行动的抨击。“2012年,绿色和平组织在澳大利亚破坏了一种转基因小麦。我因为从前参与过类似行动,对此非常熟悉。这是一项由英联邦科学研究所依靠公共资助资金开展的研究。但绿色和平组织不管这些。他们就觉得因为这是转基因,不天然,所以要反对。” 鲜为人知的是,在同一个场所,很幸运地没有被绿色和平成员及其割草机摧毁的另一片试验田里,人们此后意外发现一种增产30%的小麦。莱纳斯在演讲中感叹,“想想看。要是绿色和平也摧毁了这一新发现,它可能将永远不为人知。正如全国农民联合会主席彼得·坎道尔(PeterKendall)最近所说,这就像是在人们阅读图书馆的藏书前就把它们烧光一样。” 莱纳斯的演讲还列举了中国的“黄金大米事件”。2012年,绿色和平组织声称有24名儿童被用作转基因黄金大米试验的小白鼠,一度引起举国舆论恐慌。实际上就黄金大米本身而言,它不仅没有不利的健康影响,每年还可以拯救成千上万名因缺乏维生素A而失明和死亡的孩子。莱纳斯评论说,“国际上对黄金大米的过度管制已经使其束之高阁十多年。在诸如绿色和平这样的组织影响下,它可能永远都不会出现在缺乏维生素的穷人的餐桌上。” “只是因为那些不缺乏维生素A的富人的审美偏好,就剥夺能帮助那些穷人和他们的孩子的东西,在我看来这是不道德也不人道的。绿色和平组织是年收入达上亿美元的跨国组织,应该像其他大公司一样肩负道德责任,”莱纳斯补充说,“而且在影响民众的判断上,这类环保组织的影响事实上比以前大得多。” 转变从何而来? 从1995年到现在,莱纳斯对转基因态度的扭转并非是朝夕间的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用莱纳斯的话来说,答案也很简单,“我发现了科学,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变成一名更好的环保主义者。”莱纳斯的转变,正是一个尊重科学的环保主义者同死忠反转人士的差别。 大约在1998年的时候,也就是在从事转基因作物破坏的日子里,莱纳斯开始觉察到自己以及周边反转人士行为的异样。他觉得“反转活动者都认为自己包容开放,实际上却难以正常应对哪怕一丁点的批评。” 莱纳斯在思想上的真正蜕变始自2004年。彼时,他开始撰写自己第一本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书。但莱纳斯下定决心,这本书不只是要收集一些坊间消息、奇闻轶事或旅行经历。他要让这本书有充分的科学证据。至此,“科学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口。这是别的事物无法替代的。”莱纳斯说。 莱纳斯发现,他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倡导的科学环保主义,与他在转基因上采取的反科学环保主义态度背道而驰。

 

那些人显然认为我毫无诚实品质,带着固有的有色眼镜来看待我。”莱纳斯说。 从反转斗士到为转基因辩护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莱纳斯是一名坚定的反资本主义的环保人士。他是《CorporateWatch》杂志的创始人之一,第一篇抨击转基因技术和孟山都生物技术公司的文章即出自他手。同时,莱纳斯也是一名劣迹斑斑的违法者。他曾与另外二三十名反转人士结伙闯进转基因作物种植地,在夜里挥刀大肆破坏农作物。在过去,他还认为牛津农业会议的参会者做的是毁灭世界的事情。 这段时期,莱纳斯还是激进环保组织“EarthFirst”的一员。这个组织认为,工业力量给全世界带来环境危机,而大公司和资本家在毁灭地球。莱纳斯们则是在“对抗巨大的盈利机器,捍卫自然世界”。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反对转基因”很快融为莱纳斯早期信仰的一部分。 莱纳斯头次听说转基因作物是在1996年的一个小规模会议上。当时,绿色和平组织的活动主任吉姆·托马斯(JimThomas)令莱纳斯“首次意识到孟山都公司所作所为的可怕性”。在了解到“非天然的东西被添加到食物,大公司在试图掌控食物链”后,莱纳斯开始在《CorporateWatch》杂志撰文抨击孟山都公司。在莱纳斯的倡导下,“反对转基因”随后成为“EarthFirst”组织活动的头等大事。此后数年间,公众对转基因的恐惧有如野火一般蔓延。“今天觉得自己是反转领袖的人,可以说当初是我培训的他们。”莱纳斯说。 1997年,莱纳斯对转基因和大公司的愤怒开始转化为实际行动。最早的破坏试验性转基因作物的活动即发生在此时,“我们有二三十人,都不暴露身份,携带园林工具,穿着黑衣,带点现金,在半夜两点钟出发。”而在1998年4月29号那场袭击位于海维康(HighWycombe)孟山都公司英国总部的活动中,莱纳斯负责从侦测地形、印发传单到租用汽车的一系列环节。 10多年后的牛津农业会议上,莱纳斯在演讲中讲述的第一个案例,正是对这类破坏转基因作物行动的抨击。“2012年,绿色和平组织在澳大利亚破坏了一种转基因小麦。我因为从前参与过类似行动,对此非常熟悉。这是一项由英联邦科学研究所依靠公共资助资金开展的研究。但绿色和平组织不管这些。他们就觉得因为这是转基因,不天然,所以要反对。” 鲜为人知的是,在同一个场所,很幸运地没有被绿色和平成员及其割草机摧毁的另一片试验田里,人们此后意外发现一种增产30%的小麦。莱纳斯在演讲中感叹,“想想看。要是绿色和平也摧毁了这一新发现,它可能将永远不为人知。正如全国农民联合会主席彼得·坎道尔(PeterKendall)最近所说,这就像是在人们阅读图书馆的藏书前就把它们烧光一样。” 莱纳斯的演讲还列举了中国的“黄金大米事件”。2012年,绿色和平组织声称有24名儿童被用作转基因黄金大米试验的小白鼠,一度引起举国舆论恐慌。实际上就黄金大米本身而言,它不仅没有不利的健康影响,每年还可以拯救成千上万名因缺乏维生素A而失明和死亡的孩子。莱纳斯评论说,“国际上对黄金大米的过度管制已经使其束之高阁十多年。在诸如绿色和平这样的组织影响下,它可能永远都不会出现在缺乏维生素的穷人的餐桌上。” “只是因为那些不缺乏维生素A的富人的审美偏好,就剥夺能帮助那些穷人和他们的孩子的东西,在我看来这是不道德也不人道的。绿色和平组织是年收入达上亿美元的跨国组织,应该像其他大公司一样肩负道德责任,”莱纳斯补充说,“而且在影响民众的判断上,这类环保组织的影响事实上比以前大得多。” 转变从何而来? 从1995年到现在,莱纳斯对转基因态度的扭转并非是朝夕间的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用莱纳斯的话来说,答案也很简单,“我发现了科学,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变成一名更好的环保主义者。”莱纳斯的转变,正是一个尊重科学的环保主义者同死忠反转人士的差别。 大约在1998年的时候,也就是在从事转基因作物破坏的日子里,莱纳斯开始觉察到自己以及周边反转人士行为的异样。他觉得“反转活动者都认为自己包容开放,实际上却难以正常应对哪怕一丁点的批评。” 莱纳斯在思想上的真正蜕变始自2004年。彼时,他开始撰写自己第一本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书。但莱纳斯下定决心,这本书不只是要收集一些坊间消息、奇闻轶事或旅行经历。他要让这本书有充分的科学证据。至此,“科学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口。这是别的事物无法替代的。”莱纳斯说。 莱纳斯发现,他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倡导的科学环保主义,与他在转基因上采取的反科学环保主义态度背道而驰。反转基因斗士反水前后 - 凤凰周刊 - 凤凰周刊

“反转基因活动家实际上一直在指责从事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批评他们被大公司收买。”莱纳斯说,“我们此前破坏转基因作物的行为,就是要中止他们的研究实验。” 此后数年,莱纳斯发现自己的态度愈显分裂。一方面,在同反对者辩论气候变化问题时,他觉得很多人都是顽固的反科学人士,因为他们从不听取气候学家的意见,并否认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而莱纳斯则在不断学习阅读科研文献、学会基本的统计学知识,并涉猎从海洋学到地质气候学等不同的领域。这种积累令莱纳斯第二本关于气候变化的书《六度》,凭借丰富的科学内容获得英国皇家学会科学著作奖。 此时的莱纳斯完全意识到同行评议的价值、科学共识的重要性以及在顶级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意义;但另一方面在转基因问题上,莱纳斯对转基因技术除了排斥与恐惧,其他一无所知。“令人惊讶的是,就在2008年的同一时候,我在没有做过任何学术研究的前提下,仅凭一点粗浅的个人理解就在《卫报》上长篇累牍地批评转基因的科学性。”莱纳斯回忆说。 有趣的是,莱纳斯在今年3月接受《卫报》采访时透露,他在《卫报》撰写最后一篇“反转基因垃圾文章”时,已经处于自我矛盾的状态,“虽然承认这一点令我感到羞愧,但那篇文章毫无科学依据可言。你能想象我当时有多尴尬吗?”迫使莱纳斯重新审视转基因问题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来自他在《卫报》网站上发表的反转基因长文下的评论。有读者留言说,“既然你因为大公司推行转基因而反对这项技术,那么你也反对那些大汽车公司生产的轮胎吗?”自此,莱纳斯决定停止从环保组织获取转基因相关信息,暂时不再写任何关于转基因的文章,而是一头扎进科学文献资料。莱纳斯此前固守的转基因偏见随后被逐个击破。 莱纳斯对转基因态度的改变其实在数年前已经显现。2010年11月,莱纳斯在英国第四频道(Channel4)纪录片《WhattheGreenMovementGotWrong》中亮相,并展开了现场辩论。在节目中,他公开为转基因和核电辩护。莱纳斯事后回忆说,“有一名绿色和平组织成员几乎是冲我脸吼。”一些原本亲密的朋友逐渐认为被莱纳斯背叛,莱纳斯的婚礼伴郎、相交10年的朋友甚至与其断交。“在牛津的这次演讲过后,我也已经习惯了反转人士的攻击。”莱纳斯告诉《凤凰周刊》记者。 莱纳斯的世界观也在悄然发生改变。过去,他觉得环保运动意味着勇敢,处于对抗的劣势位。随着观察的深入,他发现当年的环保主义者有点像是从扔石子的大卫变成了巨人歌利亚。环保组织无疑是社会不可忽视的力量,但莱纳斯认为,“它有时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不过并非总是这样。在转基因技术上,一些环保组织无疑是在有选择地无视科学依据。”

《凤凰周刊》2013年9期   曾鼎

 

这可能是今年科学界最引人瞩目的一场演讲。2013那些人显然认为我毫无诚实品质,带着固有的有色眼镜来看待我。”莱纳斯说。 从反转斗士到为转基因辩护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莱纳斯是一名坚定的反资本主义的环保人士。他是《CorporateWatch》杂志的创始人之一,第一篇抨击转基因技术和孟山都生物技术公司的文章即出自他手。同时,莱纳斯也是一名劣迹斑斑的违法者。他曾与另外二三十名反转人士结伙闯进转基因作物种植地,在夜里挥刀大肆破坏农作物。在过去,他还认为牛津农业会议的参会者做的是毁灭世界的事情。 这段时期,莱纳斯还是激进环保组织“EarthFirst”的一员。这个组织认为,工业力量给全世界带来环境危机,而大公司和资本家在毁灭地球。莱纳斯们则是在“对抗巨大的盈利机器,捍卫自然世界”。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反对转基因”很快融为莱纳斯早期信仰的一部分。 莱纳斯头次听说转基因作物是在1996年的一个小规模会议上。当时,绿色和平组织的活动主任吉姆·托马斯(JimThomas)令莱纳斯“首次意识到孟山都公司所作所为的可怕性”。在了解到“非天然的东西被添加到食物,大公司在试图掌控食物链”后,莱纳斯开始在《CorporateWatch》杂志撰文抨击孟山都公司。在莱纳斯的倡导下,“反对转基因”随后成为“EarthFirst”组织活动的头等大事。此后数年间,公众对转基因的恐惧有如野火一般蔓延。“今天觉得自己是反转领袖的人,可以说当初是我培训的他们。”莱纳斯说。 1997年,莱纳斯对转基因和大公司的愤怒开始转化为实际行动。最早的破坏试验性转基因作物的活动即发生在此时,“我们有二三十人,都不暴露身份,携带园林工具,穿着黑衣,带点现金,在半夜两点钟出发。”而在1998年4月29号那场袭击位于海维康(HighWycombe)孟山都公司英国总部的活动中,莱纳斯负责从侦测地形、印发传单到租用汽车的一系列环节。 10多年后的牛津农业会议上,莱纳斯在演讲中讲述的第一个案例,正是对这类破坏转基因作物行动的抨击。“2012年,绿色和平组织在澳大利亚破坏了一种转基因小麦。我因为从前参与过类似行动,对此非常熟悉。这是一项由英联邦科学研究所依靠公共资助资金开展的研究。但绿色和平组织不管这些。他们就觉得因为这是转基因,不天然,所以要反对。” 鲜为人知的是,在同一个场所,很幸运地没有被绿色和平成员及其割草机摧毁的另一片试验田里,人们此后意外发现一种增产30%的小麦。莱纳斯在演讲中感叹,“想想看。要是绿色和平也摧毁了这一新发现,它可能将永远不为人知。正如全国农民联合会主席彼得·坎道尔(PeterKendall)最近所说,这就像是在人们阅读图书馆的藏书前就把它们烧光一样。” 莱纳斯的演讲还列举了中国的“黄金大米事件”。2012年,绿色和平组织声称有24名儿童被用作转基因黄金大米试验的小白鼠,一度引起举国舆论恐慌。实际上就黄金大米本身而言,它不仅没有不利的健康影响,每年还可以拯救成千上万名因缺乏维生素A而失明和死亡的孩子。莱纳斯评论说,“国际上对黄金大米的过度管制已经使其束之高阁十多年。在诸如绿色和平这样的组织影响下,它可能永远都不会出现在缺乏维生素的穷人的餐桌上。” “只是因为那些不缺乏维生素A的富人的审美偏好,就剥夺能帮助那些穷人和他们的孩子的东西,在我看来这是不道德也不人道的。绿色和平组织是年收入达上亿美元的跨国组织,应该像其他大公司一样肩负道德责任,”莱纳斯补充说,“而且在影响民众的判断上,这类环保组织的影响事实上比以前大得多。” 转变从何而来? 从1995年到现在,莱纳斯对转基因态度的扭转并非是朝夕间的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用莱纳斯的话来说,答案也很简单,“我发现了科学,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变成一名更好的环保主义者。”莱纳斯的转变,正是一个尊重科学的环保主义者同死忠反转人士的差别。 大约在1998年的时候,也就是在从事转基因作物破坏的日子里,莱纳斯开始觉察到自己以及周边反转人士行为的异样。他觉得“反转活动者都认为自己包容开放,实际上却难以正常应对哪怕一丁点的批评。” 莱纳斯在思想上的真正蜕变始自2004年。彼时,他开始撰写自己第一本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书。但莱纳斯下定决心,这本书不只是要收集一些坊间消息、奇闻轶事或旅行经历。他要让这本书有充分的科学证据。至此,“科学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口。这是别的事物无法替代的。”莱纳斯说。 莱纳斯发现,他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倡导的科学环保主义,与他在转基因上采取的反科学环保主义态度背道而驰。1月的牛津农业会议上,英国著名环保活动家马克·莱纳斯(Mark Lynas)作了题为《变化的视角》的长篇演讲。在这个极具影响力的场合,莱纳斯公开为自己过去诋毁转基因的做法道歉,也为自己在20世纪“反转基因活动家实际上一直在指责从事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批评他们被大公司收买。”莱纳斯说,“我们此前破坏转基因作物的行为,就是要中止他们的研究实验。” 此后数年,莱纳斯发现自己的态度愈显分裂。一方面,在同反对者辩论气候变化问题时,他觉得很多人都是顽固的反科学人士,因为他们从不听取气候学家的意见,并否认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而莱纳斯则在不断学习阅读科研文献、学会基本的统计学知识,并涉猎从海洋学到地质气候学等不同的领域。这种积累令莱纳斯第二本关于气候变化的书《六度》,凭借丰富的科学内容获得英国皇家学会科学著作奖。 此时的莱纳斯完全意识到同行评议的价值、科学共识的重要性以及在顶级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意义;但另一方面在转基因问题上,莱纳斯对转基因技术除了排斥与恐惧,其他一无所知。“令人惊讶的是,就在2008年的同一时候,我在没有做过任何学术研究的前提下,仅凭一点粗浅的个人理解就在《卫报》上长篇累牍地批评转基因的科学性。”莱纳斯回忆说。 有趣的是,莱纳斯在今年3月接受《卫报》采访时透露,他在《卫报》撰写最后一篇“反转基因垃圾文章”时,已经处于自我矛盾的状态,“虽然承认这一点令我感到羞愧,但那篇文章毫无科学依据可言。你能想象我当时有多尴尬吗?”迫使莱纳斯重新审视转基因问题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来自他在《卫报》网站上发表的反转基因长文下的评论。有读者留言说,“既然你因为大公司推行转基因而反对这项技术,那么你也反对那些大汽车公司生产的轮胎吗?”自此,莱纳斯决定停止从环保组织获取转基因相关信息,暂时不再写任何关于转基因的文章,而是一头扎进科学文献资料。莱纳斯此前固守的转基因偏见随后被逐个击破。 莱纳斯对转基因态度的改变其实在数年前已经显现。2010年11月,莱纳斯在英国第四频道(Channel4)纪录片《WhattheGreenMovementGotWrong》中亮相,并展开了现场辩论。在节目中,他公开为转基因和核电辩护。莱纳斯事后回忆说,“有一名绿色和平组织成员几乎是冲我脸吼。”一些原本亲密的朋友逐渐认为被莱纳斯背叛,莱纳斯的婚礼伴郎、相交10年的朋友甚至与其断交。“在牛津的这次演讲过后,我也已经习惯了反转人士的攻击。”莱纳斯告诉《凤凰周刊》记者。 莱纳斯的世界观也在悄然发生改变。过去,他觉得环保运动意味着勇敢,处于对抗的劣势位。随着观察的深入,他发现当年的环保主义者有点像是从扔石子的大卫变成了巨人歌利亚。环保组织无疑是社会不可忽视的力量,但莱纳斯认为,“它有时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不过并非总是这样。在转基因技术上,一些环保组织无疑是在有选择地无视科学依据。” 90年代中期协助发起反对转基因运动深表歉意。“我推动了妖魔化一项可以而且应该被用于改善环境的重要科技”,莱纳斯承认。在牛津的演讲全文随后被译成6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传播。

作为曾经坚定的反转基因斗士,莱纳斯立场的转变在该领域非常罕见。过去的莱纳斯,被认为是反转基因运动的重要领头者。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频频撰文发表反转基因言论,甚至组织反转基因人士侵入转基因作物试验农场大肆破坏。正是在那几年,人们对转基因的恐惧开始从欧洲地区加速蔓延。这一切都曾令莱纳斯引以为傲。但现在,他鼓起勇气公开忏悔自己做过的一切。

那些人显然认为我毫无诚实品质,带着固有的有色眼镜来看待我。”莱纳斯说。 从反转斗士到为转基因辩护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莱纳斯是一名坚定的反资本主义的环保人士。他是《CorporateWatch》杂志的创始人之一,第一篇抨击转基因技术和孟山都生物技术公司的文章即出自他手。同时,莱纳斯也是一名劣迹斑斑的违法者。他曾与另外二三十名反转人士结伙闯进转基因作物种植地,在夜里挥刀大肆破坏农作物。在过去,他还认为牛津农业会议的参会者做的是毁灭世界的事情。 这段时期,莱纳斯还是激进环保组织“EarthFirst”的一员。这个组织认为,工业力量给全世界带来环境危机,而大公司和资本家在毁灭地球。莱纳斯们则是在“对抗巨大的盈利机器,捍卫自然世界”。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反对转基因”很快融为莱纳斯早期信仰的一部分。 莱纳斯头次听说转基因作物是在1996年的一个小规模会议上。当时,绿色和平组织的活动主任吉姆·托马斯(JimThomas)令莱纳斯“首次意识到孟山都公司所作所为的可怕性”。在了解到“非天然的东西被添加到食物,大公司在试图掌控食物链”后,莱纳斯开始在《CorporateWatch》杂志撰文抨击孟山都公司。在莱纳斯的倡导下,“反对转基因”随后成为“EarthFirst”组织活动的头等大事。此后数年间,公众对转基因的恐惧有如野火一般蔓延。“今天觉得自己是反转领袖的人,可以说当初是我培训的他们。”莱纳斯说。 1997年,莱纳斯对转基因和大公司的愤怒开始转化为实际行动。最早的破坏试验性转基因作物的活动即发生在此时,“我们有二三十人,都不暴露身份,携带园林工具,穿着黑衣,带点现金,在半夜两点钟出发。”而在1998年4月29号那场袭击位于海维康(HighWycombe)孟山都公司英国总部的活动中,莱纳斯负责从侦测地形、印发传单到租用汽车的一系列环节。 10多年后的牛津农业会议上,莱纳斯在演讲中讲述的第一个案例,正是对这类破坏转基因作物行动的抨击。“2012年,绿色和平组织在澳大利亚破坏了一种转基因小麦。我因为从前参与过类似行动,对此非常熟悉。这是一项由英联邦科学研究所依靠公共资助资金开展的研究。但绿色和平组织不管这些。他们就觉得因为这是转基因,不天然,所以要反对。” 鲜为人知的是,在同一个场所,很幸运地没有被绿色和平成员及其割草机摧毁的另一片试验田里,人们此后意外发现一种增产30%的小麦。莱纳斯在演讲中感叹,“想想看。要是绿色和平也摧毁了这一新发现,它可能将永远不为人知。正如全国农民联合会主席彼得·坎道尔(PeterKendall)最近所说,这就像是在人们阅读图书馆的藏书前就把它们烧光一样。” 莱纳斯的演讲还列举了中国的“黄金大米事件”。2012年,绿色和平组织声称有24名儿童被用作转基因黄金大米试验的小白鼠,一度引起举国舆论恐慌。实际上就黄金大米本身而言,它不仅没有不利的健康影响,每年还可以拯救成千上万名因缺乏维生素A而失明和死亡的孩子。莱纳斯评论说,“国际上对黄金大米的过度管制已经使其束之高阁十多年。在诸如绿色和平这样的组织影响下,它可能永远都不会出现在缺乏维生素的穷人的餐桌上。” “只是因为那些不缺乏维生素A的富人的审美偏好,就剥夺能帮助那些穷人和他们的孩子的东西,在我看来这是不道德也不人道的。绿色和平组织是年收入达上亿美元的跨国组织,应该像其他大公司一样肩负道德责任,”莱纳斯补充说,“而且在影响民众的判断上,这类环保组织的影响事实上比以前大得多。” 转变从何而来? 从1995年到现在,莱纳斯对转基因态度的扭转并非是朝夕间的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用莱纳斯的话来说,答案也很简单,“我发现了科学,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变成一名更好的环保主义者。”莱纳斯的转变,正是一个尊重科学的环保主义者同死忠反转人士的差别。 大约在1998年的时候,也就是在从事转基因作物破坏的日子里,莱纳斯开始觉察到自己以及周边反转人士行为的异样。他觉得“反转活动者都认为自己包容开放,实际上却难以正常应对哪怕一丁点的批评。” 莱纳斯在思想上的真正蜕变始自2004年。彼时,他开始撰写自己第一本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书。但莱纳斯下定决心,这本书不只是要收集一些坊间消息、奇闻轶事或旅行经历。他要让这本书有充分的科学证据。至此,“科学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口。这是别的事物无法替代的。”莱纳斯说。 莱纳斯发现,他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倡导的科学环保主义,与他在转基因上采取的反科学环保主义态度背道而驰。

莱纳斯的忏悔

13日牛津那戏剧性的忏悔一幕发生的前一晚,莱纳斯还在替翌日演讲的听众发愁。“台下的农业专家和企业家不知道我的演讲内容,也不清楚我会为转基因道歉。如果他们有猜想,那无非是,又一场环保分子疯言疯语的演讲。”莱纳斯告诉《凤凰周刊》记者。

“反转基因活动家实际上一直在指责从事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批评他们被大公司收买。”莱纳斯说,“我们此前破坏转基因作物的行为,就是要中止他们的研究实验。” 此后数年,莱纳斯发现自己的态度愈显分裂。一方面,在同反对者辩论气候变化问题时,他觉得很多人都是顽固的反科学人士,因为他们从不听取气候学家的意见,并否认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而莱纳斯则在不断学习阅读科研文献、学会基本的统计学知识,并涉猎从海洋学到地质气候学等不同的领域。这种积累令莱纳斯第二本关于气候变化的书《六度》,凭借丰富的科学内容获得英国皇家学会科学著作奖。 此时的莱纳斯完全意识到同行评议的价值、科学共识的重要性以及在顶级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意义;但另一方面在转基因问题上,莱纳斯对转基因技术除了排斥与恐惧,其他一无所知。“令人惊讶的是,就在2008年的同一时候,我在没有做过任何学术研究的前提下,仅凭一点粗浅的个人理解就在《卫报》上长篇累牍地批评转基因的科学性。”莱纳斯回忆说。 有趣的是,莱纳斯在今年3月接受《卫报》采访时透露,他在《卫报》撰写最后一篇“反转基因垃圾文章”时,已经处于自我矛盾的状态,“虽然承认这一点令我感到羞愧,但那篇文章毫无科学依据可言。你能想象我当时有多尴尬吗?”迫使莱纳斯重新审视转基因问题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来自他在《卫报》网站上发表的反转基因长文下的评论。有读者留言说,“既然你因为大公司推行转基因而反对这项技术,那么你也反对那些大汽车公司生产的轮胎吗?”自此,莱纳斯决定停止从环保组织获取转基因相关信息,暂时不再写任何关于转基因的文章,而是一头扎进科学文献资料。莱纳斯此前固守的转基因偏见随后被逐个击破。 莱纳斯对转基因态度的改变其实在数年前已经显现。2010年11月,莱纳斯在英国第四频道(Channel4)纪录片《WhattheGreenMovementGotWrong》中亮相,并展开了现场辩论。在节目中,他公开为转基因和核电辩护。莱纳斯事后回忆说,“有一名绿色和平组织成员几乎是冲我脸吼。”一些原本亲密的朋友逐渐认为被莱纳斯背叛,莱纳斯的婚礼伴郎、相交10年的朋友甚至与其断交。“在牛津的这次演讲过后,我也已经习惯了反转人士的攻击。”莱纳斯告诉《凤凰周刊》记者。 莱纳斯的世界观也在悄然发生改变。过去,他觉得环保运动意味着勇敢,处于对抗的劣势位。随着观察的深入,他发现当年的环保主义者有点像是从扔石子的大卫变成了巨人歌利亚。环保组织无疑是社会不可忽视的力量,但莱纳斯认为,“它有时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不过并非总是这样。在转基因技术上,一些环保组织无疑是在有选择地无视科学依据。”

牛津农业会议当天,在台下听众礼貌性地鼓掌后,莱纳斯的演讲开始了。“首先我需要道歉,因为我在前些年一直强烈反对转基因作物。我非常抱歉在20世纪 ? 《凤凰周刊》2013年9期曾鼎 这可能是今年科学界最引人瞩目的一场演讲。2013年1月的牛津农业会议上,英国著名环保活动家马克·莱纳斯(MarkLynas)作了题为《变化的视角》的长篇演讲。在这个极具影响力的场合,莱纳斯公开为自己过去诋毁转基因的做法道歉,也为自己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协助发起反对转基因运动深表歉意。“我推动了妖魔化一项可以而且应该被用于改善环境的重要科技”,莱纳斯承认。在牛津的演讲全文随后被译成6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传播。 作为曾经坚定的反转基因斗士,莱纳斯立场的转变在该领域非常罕见。过去的莱纳斯,被认为是反转基因运动的重要领头者。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频频撰文发表反转基因言论,甚至组织反转基因人士侵入转基因作物试验农场大肆破坏。正是在那几年,人们对转基因的恐惧开始从欧洲地区加速蔓延。这一切都曾令莱纳斯引以为傲。但现在,他鼓起勇气公开忏悔自己做过的一切。 莱纳斯的忏悔 1月3日牛津那戏剧性的忏悔一幕发生的前一晚,莱纳斯还在替翌日演讲的听众发愁。“台下的农业专家和企业家不知道我的演讲内容,也不清楚我会为转基因道歉。如果他们有猜想,那无非是,又一场环保分子疯言疯语的演讲。”莱纳斯告诉《凤凰周刊》记者。 牛津农业会议当天,在台下听众礼貌性地鼓掌后,莱纳斯的演讲开始了。“首先我需要道歉,因为我在前些年一直强烈反对转基因作物。我非常抱歉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起了反转基因运动,并因此推动了妖魔化可以而且应该被用于改善环境的重要科技。作为一名环保主义者,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健康和有营养的饮食。我现在很后悔我的选择,这完全是事与愿违。” 50分钟的演讲和听众提问交流结束后,台下听众报以“令莱纳斯震惊的掌声”。之后,莱纳斯在其个人网站上挂出了演讲全文。很快在twitter上,莱纳斯不断接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反应:葡萄牙、西班牙、智利、阿根廷……而在中国的微博平台,关注者也就莱纳斯与转基因展开热烈的讨论。 莱纳斯阐述细致的演讲中,他呈现的依旧主要是众多研究文献验证的事实。对于转基因问题,科学界已经有了非常强的共识。莱纳斯也承认,他所陈述的“新观点”毫无新意,它们与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英国皇家学会(RoyalSociety)以及全世界其他主流科研机构的研究结论并无差异。 莱纳斯阐述了对于转基因农业实践看法的变更。他的父亲是少有的愿意采用转基因技术的有机农民,莱纳斯与父亲站在了一起,“我原以为转基因会增加化学药品的使用,事实是抗虫棉花和抗虫玉米需要的杀虫剂更少。我原以为转基因只使大公司受益,事实是广大农民减少投入获得数十亿美元的收益。我原以为(转基因公司的)‘终结者技术’剥夺了农民留种的权利,事实是杂交品种早已导致农民无法留种,且‘终结者技术’根本没有被应用。我原以为没人需要转基因,事实是由于农民们的迫切需要,Bt棉花和抗除草剂大豆分别在印度和巴西被非法盗用。” 对转基因生物和食品安全的认定上,莱纳斯也同样一一做了澄清。他早前认为,转基因技术“把一些尚处于试验阶段的新东西放进食品里。把不同物种的基因混在一起。这种极其‘非自然’的事肯定会有可怕的问题”,现在看来,这不过是拍脑子想当然的事。“我原以为转基因很危险。事实是它比常规育种技术更为精确和安全,以诱变育种为例:转基因生物仅仅转移了部分基因,但传统育种却会污染整个基因组。至于混合不相干物种的基因,比如鱼和西红柿,那又会怎样呢?事实是病毒一直在这么做,包括植物与昆虫,甚至我们自身——这叫基因漂流(geneflow)。” 抨击反转基因人士观点的同时,莱纳斯援引了一系列研究表达了对农业状况的担忧。“如果你不带偏见,就会发现许多关于有机食品和反对生物技术的论点仅仅是基于自然主义谬论——即“天然就是好,人工就是坏”的信念。对于有机农业,这种自然主义谬论上升为指导整个运动的核心原则。这毫无理性可言……有机农业正走在一条拒绝技术革新的道路上。反对转基因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许多转基因作物可以保护自身免受虫害,不施用危害环境的化学物质。这为什么就不属于有机农业?” 对于反转基因人士、组织乃至整个有机农业界,曾经的反转斗士莱纳斯无疑在拆他们的台。结束牛津农业会议的演讲后,莱纳斯在广受科学家赞赏的同时也遭到大量反转基因人士的指责。一些反转基因活动家质疑,莱纳斯夸大了自己在此前反转活动中的地位。“被转基因巨头比如孟山都公司收买”等指责也随即而来。“90年代中期发起了反转基因运动,并因此推动了妖魔化可以而且应该被用于改善环境的重要科技。作为一名环保主义者,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健康和有营养的饮食。我现在很后悔我的选择,这完全是事与愿违。”

“反转基因活动家实际上一直在指责从事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批评他们被大公司收买。”莱纳斯说,“我们此前破坏转基因作物的行为,就是要中止他们的研究实验。” 此后数年,莱纳斯发现自己的态度愈显分裂。一方面,在同反对者辩论气候变化问题时,他觉得很多人都是顽固的反科学人士,因为他们从不听取气候学家的意见,并否认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而莱纳斯则在不断学习阅读科研文献、学会基本的统计学知识,并涉猎从海洋学到地质气候学等不同的领域。这种积累令莱纳斯第二本关于气候变化的书《六度》,凭借丰富的科学内容获得英国皇家学会科学著作奖。 此时的莱纳斯完全意识到同行评议的价值、科学共识的重要性以及在顶级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意义;但另一方面在转基因问题上,莱纳斯对转基因技术除了排斥与恐惧,其他一无所知。“令人惊讶的是,就在2008年的同一时候,我在没有做过任何学术研究的前提下,仅凭一点粗浅的个人理解就在《卫报》上长篇累牍地批评转基因的科学性。”莱纳斯回忆说。 有趣的是,莱纳斯在今年3月接受《卫报》采访时透露,他在《卫报》撰写最后一篇“反转基因垃圾文章”时,已经处于自我矛盾的状态,“虽然承认这一点令我感到羞愧,但那篇文章毫无科学依据可言。你能想象我当时有多尴尬吗?”迫使莱纳斯重新审视转基因问题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来自他在《卫报》网站上发表的反转基因长文下的评论。有读者留言说,“既然你因为大公司推行转基因而反对这项技术,那么你也反对那些大汽车公司生产的轮胎吗?”自此,莱纳斯决定停止从环保组织获取转基因相关信息,暂时不再写任何关于转基因的文章,而是一头扎进科学文献资料。莱纳斯此前固守的转基因偏见随后被逐个击破。 莱纳斯对转基因态度的改变其实在数年前已经显现。2010年11月,莱纳斯在英国第四频道(Channel4)纪录片《WhattheGreenMovementGotWrong》中亮相,并展开了现场辩论。在节目中,他公开为转基因和核电辩护。莱纳斯事后回忆说,“有一名绿色和平组织成员几乎是冲我脸吼。”一些原本亲密的朋友逐渐认为被莱纳斯背叛,莱纳斯的婚礼伴郎、相交10年的朋友甚至与其断交。“在牛津的这次演讲过后,我也已经习惯了反转人士的攻击。”莱纳斯告诉《凤凰周刊》记者。 莱纳斯的世界观也在悄然发生改变。过去,他觉得环保运动意味着勇敢,处于对抗的劣势位。随着观察的深入,他发现当年的环保主义者有点像是从扔石子的大卫变成了巨人歌利亚。环保组织无疑是社会不可忽视的力量,但莱纳斯认为,“它有时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不过并非总是这样。在转基因技术上,一些环保组织无疑是在有选择地无视科学依据。” 50分钟的演讲和听众提问交流结束后,台下听众报以“令莱纳斯震惊的掌声”。之后,莱纳斯在其个人网站上挂出了演讲全文。很快在twitter上,莱纳斯不断接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反应:葡萄牙、西班牙、智利、阿根廷……而在中国的微博平台,关注者也就莱纳斯与转基因展开热烈的讨论。

莱纳斯阐述细致的演讲中,他呈现的依旧主要是众多研究文献验证的事实。对于转基因问题,科学界已经有了非常强的共识。莱纳斯也承认,他所陈述的“新观点”毫无新意,它们与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英国皇家学会( Royal Society)以及全世界其他主流科研机构的研究结论并无差异。

? 《凤凰周刊》2013年9期曾鼎 这可能是今年科学界最引人瞩目的一场演讲。2013年1月的牛津农业会议上,英国著名环保活动家马克·莱纳斯(MarkLynas)作了题为《变化的视角》的长篇演讲。在这个极具影响力的场合,莱纳斯公开为自己过去诋毁转基因的做法道歉,也为自己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协助发起反对转基因运动深表歉意。“我推动了妖魔化一项可以而且应该被用于改善环境的重要科技”,莱纳斯承认。在牛津的演讲全文随后被译成6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传播。 作为曾经坚定的反转基因斗士,莱纳斯立场的转变在该领域非常罕见。过去的莱纳斯,被认为是反转基因运动的重要领头者。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频频撰文发表反转基因言论,甚至组织反转基因人士侵入转基因作物试验农场大肆破坏。正是在那几年,人们对转基因的恐惧开始从欧洲地区加速蔓延。这一切都曾令莱纳斯引以为傲。但现在,他鼓起勇气公开忏悔自己做过的一切。 莱纳斯的忏悔 1月3日牛津那戏剧性的忏悔一幕发生的前一晚,莱纳斯还在替翌日演讲的听众发愁。“台下的农业专家和企业家不知道我的演讲内容,也不清楚我会为转基因道歉。如果他们有猜想,那无非是,又一场环保分子疯言疯语的演讲。”莱纳斯告诉《凤凰周刊》记者。 牛津农业会议当天,在台下听众礼貌性地鼓掌后,莱纳斯的演讲开始了。“首先我需要道歉,因为我在前些年一直强烈反对转基因作物。我非常抱歉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起了反转基因运动,并因此推动了妖魔化可以而且应该被用于改善环境的重要科技。作为一名环保主义者,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健康和有营养的饮食。我现在很后悔我的选择,这完全是事与愿违。” 50分钟的演讲和听众提问交流结束后,台下听众报以“令莱纳斯震惊的掌声”。之后,莱纳斯在其个人网站上挂出了演讲全文。很快在twitter上,莱纳斯不断接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反应:葡萄牙、西班牙、智利、阿根廷……而在中国的微博平台,关注者也就莱纳斯与转基因展开热烈的讨论。 莱纳斯阐述细致的演讲中,他呈现的依旧主要是众多研究文献验证的事实。对于转基因问题,科学界已经有了非常强的共识。莱纳斯也承认,他所陈述的“新观点”毫无新意,它们与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英国皇家学会(RoyalSociety)以及全世界其他主流科研机构的研究结论并无差异。 莱纳斯阐述了对于转基因农业实践看法的变更。他的父亲是少有的愿意采用转基因技术的有机农民,莱纳斯与父亲站在了一起,“我原以为转基因会增加化学药品的使用,事实是抗虫棉花和抗虫玉米需要的杀虫剂更少。我原以为转基因只使大公司受益,事实是广大农民减少投入获得数十亿美元的收益。我原以为(转基因公司的)‘终结者技术’剥夺了农民留种的权利,事实是杂交品种早已导致农民无法留种,且‘终结者技术’根本没有被应用。我原以为没人需要转基因,事实是由于农民们的迫切需要,Bt棉花和抗除草剂大豆分别在印度和巴西被非法盗用。” 对转基因生物和食品安全的认定上,莱纳斯也同样一一做了澄清。他早前认为,转基因技术“把一些尚处于试验阶段的新东西放进食品里。把不同物种的基因混在一起。这种极其‘非自然’的事肯定会有可怕的问题”,现在看来,这不过是拍脑子想当然的事。“我原以为转基因很危险。事实是它比常规育种技术更为精确和安全,以诱变育种为例:转基因生物仅仅转移了部分基因,但传统育种却会污染整个基因组。至于混合不相干物种的基因,比如鱼和西红柿,那又会怎样呢?事实是病毒一直在这么做,包括植物与昆虫,甚至我们自身——这叫基因漂流(geneflow)。” 抨击反转基因人士观点的同时,莱纳斯援引了一系列研究表达了对农业状况的担忧。“如果你不带偏见,就会发现许多关于有机食品和反对生物技术的论点仅仅是基于自然主义谬论——即“天然就是好,人工就是坏”的信念。对于有机农业,这种自然主义谬论上升为指导整个运动的核心原则。这毫无理性可言……有机农业正走在一条拒绝技术革新的道路上。反对转基因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许多转基因作物可以保护自身免受虫害,不施用危害环境的化学物质。这为什么就不属于有机农业?” 对于反转基因人士、组织乃至整个有机农业界,曾经的反转斗士莱纳斯无疑在拆他们的台。结束牛津农业会议的演讲后,莱纳斯在广受科学家赞赏的同时也遭到大量反转基因人士的指责。一些反转基因活动家质疑,莱纳斯夸大了自己在此前反转活动中的地位。“被转基因巨头比如孟山都公司收买”等指责也随即而来。“

莱纳斯阐述了对于转基因农业实践看法的变更。他的父亲是少有的愿意采用转基因技术的有机农民,莱纳斯与父亲站在了一起,“我原以为转基因会增加化学药品的使用,事实是抗虫棉花和抗虫玉米需要的杀虫剂更少。我原以为转基因只使大公司受益,事实是广大农民减少投入获得数十亿美元的收益。我原以为(转基因公司的)‘终结者技术’剥夺了农民留种的权利,事实是杂交品种早已导致农民无法留种,且‘终结者技术’根本没有被应用。我原以为没人需要转基因,事实是由于农民们的迫切需要,Bt棉花和抗除草剂大豆分别在印度和巴西被非法盗用。”

? 《凤凰周刊》2013年9期曾鼎 这可能是今年科学界最引人瞩目的一场演讲。2013年1月的牛津农业会议上,英国著名环保活动家马克·莱纳斯(MarkLynas)作了题为《变化的视角》的长篇演讲。在这个极具影响力的场合,莱纳斯公开为自己过去诋毁转基因的做法道歉,也为自己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协助发起反对转基因运动深表歉意。“我推动了妖魔化一项可以而且应该被用于改善环境的重要科技”,莱纳斯承认。在牛津的演讲全文随后被译成6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传播。 作为曾经坚定的反转基因斗士,莱纳斯立场的转变在该领域非常罕见。过去的莱纳斯,被认为是反转基因运动的重要领头者。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频频撰文发表反转基因言论,甚至组织反转基因人士侵入转基因作物试验农场大肆破坏。正是在那几年,人们对转基因的恐惧开始从欧洲地区加速蔓延。这一切都曾令莱纳斯引以为傲。但现在,他鼓起勇气公开忏悔自己做过的一切。 莱纳斯的忏悔 1月3日牛津那戏剧性的忏悔一幕发生的前一晚,莱纳斯还在替翌日演讲的听众发愁。“台下的农业专家和企业家不知道我的演讲内容,也不清楚我会为转基因道歉。如果他们有猜想,那无非是,又一场环保分子疯言疯语的演讲。”莱纳斯告诉《凤凰周刊》记者。 牛津农业会议当天,在台下听众礼貌性地鼓掌后,莱纳斯的演讲开始了。“首先我需要道歉,因为我在前些年一直强烈反对转基因作物。我非常抱歉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起了反转基因运动,并因此推动了妖魔化可以而且应该被用于改善环境的重要科技。作为一名环保主义者,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健康和有营养的饮食。我现在很后悔我的选择,这完全是事与愿违。” 50分钟的演讲和听众提问交流结束后,台下听众报以“令莱纳斯震惊的掌声”。之后,莱纳斯在其个人网站上挂出了演讲全文。很快在twitter上,莱纳斯不断接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反应:葡萄牙、西班牙、智利、阿根廷……而在中国的微博平台,关注者也就莱纳斯与转基因展开热烈的讨论。 莱纳斯阐述细致的演讲中,他呈现的依旧主要是众多研究文献验证的事实。对于转基因问题,科学界已经有了非常强的共识。莱纳斯也承认,他所陈述的“新观点”毫无新意,它们与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英国皇家学会(RoyalSociety)以及全世界其他主流科研机构的研究结论并无差异。 莱纳斯阐述了对于转基因农业实践看法的变更。他的父亲是少有的愿意采用转基因技术的有机农民,莱纳斯与父亲站在了一起,“我原以为转基因会增加化学药品的使用,事实是抗虫棉花和抗虫玉米需要的杀虫剂更少。我原以为转基因只使大公司受益,事实是广大农民减少投入获得数十亿美元的收益。我原以为(转基因公司的)‘终结者技术’剥夺了农民留种的权利,事实是杂交品种早已导致农民无法留种,且‘终结者技术’根本没有被应用。我原以为没人需要转基因,事实是由于农民们的迫切需要,Bt棉花和抗除草剂大豆分别在印度和巴西被非法盗用。” 对转基因生物和食品安全的认定上,莱纳斯也同样一一做了澄清。他早前认为,转基因技术“把一些尚处于试验阶段的新东西放进食品里。把不同物种的基因混在一起。这种极其‘非自然’的事肯定会有可怕的问题”,现在看来,这不过是拍脑子想当然的事。“我原以为转基因很危险。事实是它比常规育种技术更为精确和安全,以诱变育种为例:转基因生物仅仅转移了部分基因,但传统育种却会污染整个基因组。至于混合不相干物种的基因,比如鱼和西红柿,那又会怎样呢?事实是病毒一直在这么做,包括植物与昆虫,甚至我们自身——这叫基因漂流(geneflow)。” 抨击反转基因人士观点的同时,莱纳斯援引了一系列研究表达了对农业状况的担忧。“如果你不带偏见,就会发现许多关于有机食品和反对生物技术的论点仅仅是基于自然主义谬论——即“天然就是好,人工就是坏”的信念。对于有机农业,这种自然主义谬论上升为指导整个运动的核心原则。这毫无理性可言……有机农业正走在一条拒绝技术革新的道路上。反对转基因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许多转基因作物可以保护自身免受虫害,不施用危害环境的化学物质。这为什么就不属于有机农业?” 对于反转基因人士、组织乃至整个有机农业界,曾经的反转斗士莱纳斯无疑在拆他们的台。结束牛津农业会议的演讲后,莱纳斯在广受科学家赞赏的同时也遭到大量反转基因人士的指责。一些反转基因活动家质疑,莱纳斯夸大了自己在此前反转活动中的地位。“被转基因巨头比如孟山都公司收买”等指责也随即而来。“

对转基因生物和食品安全的认定上,莱纳斯也同样一一做了澄清。他早前认为,转基因技术“把一些尚处于试验阶段的新东西放进食品里。把不同物种的基因混在一起。这种极其‘非自然’的事肯定会有可怕的问题”,现在看来,这不过是拍脑子想当然的事。“我原以为转基因很危险。事实是它比常规育种技术更为精确和安全,以诱变育种为例:转基因生物仅仅转移了部分基因,但传统育种却会污染整个基因组。至于混合不相干物种的基因,比如鱼和西红柿,那又会怎样呢?事实是病毒一直在这么做,包括植物与昆虫,甚至我们自身——这叫基因漂流(gene flow)。”

那些人显然认为我毫无诚实品质,带着固有的有色眼镜来看待我。”莱纳斯说。 从反转斗士到为转基因辩护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莱纳斯是一名坚定的反资本主义的环保人士。他是《CorporateWatch》杂志的创始人之一,第一篇抨击转基因技术和孟山都生物技术公司的文章即出自他手。同时,莱纳斯也是一名劣迹斑斑的违法者。他曾与另外二三十名反转人士结伙闯进转基因作物种植地,在夜里挥刀大肆破坏农作物。在过去,他还认为牛津农业会议的参会者做的是毁灭世界的事情。 这段时期,莱纳斯还是激进环保组织“EarthFirst”的一员。这个组织认为,工业力量给全世界带来环境危机,而大公司和资本家在毁灭地球。莱纳斯们则是在“对抗巨大的盈利机器,捍卫自然世界”。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反对转基因”很快融为莱纳斯早期信仰的一部分。 莱纳斯头次听说转基因作物是在1996年的一个小规模会议上。当时,绿色和平组织的活动主任吉姆·托马斯(JimThomas)令莱纳斯“首次意识到孟山都公司所作所为的可怕性”。在了解到“非天然的东西被添加到食物,大公司在试图掌控食物链”后,莱纳斯开始在《CorporateWatch》杂志撰文抨击孟山都公司。在莱纳斯的倡导下,“反对转基因”随后成为“EarthFirst”组织活动的头等大事。此后数年间,公众对转基因的恐惧有如野火一般蔓延。“今天觉得自己是反转领袖的人,可以说当初是我培训的他们。”莱纳斯说。 1997年,莱纳斯对转基因和大公司的愤怒开始转化为实际行动。最早的破坏试验性转基因作物的活动即发生在此时,“我们有二三十人,都不暴露身份,携带园林工具,穿着黑衣,带点现金,在半夜两点钟出发。”而在1998年4月29号那场袭击位于海维康(HighWycombe)孟山都公司英国总部的活动中,莱纳斯负责从侦测地形、印发传单到租用汽车的一系列环节。 10多年后的牛津农业会议上,莱纳斯在演讲中讲述的第一个案例,正是对这类破坏转基因作物行动的抨击。“2012年,绿色和平组织在澳大利亚破坏了一种转基因小麦。我因为从前参与过类似行动,对此非常熟悉。这是一项由英联邦科学研究所依靠公共资助资金开展的研究。但绿色和平组织不管这些。他们就觉得因为这是转基因,不天然,所以要反对。” 鲜为人知的是,在同一个场所,很幸运地没有被绿色和平成员及其割草机摧毁的另一片试验田里,人们此后意外发现一种增产30%的小麦。莱纳斯在演讲中感叹,“想想看。要是绿色和平也摧毁了这一新发现,它可能将永远不为人知。正如全国农民联合会主席彼得·坎道尔(PeterKendall)最近所说,这就像是在人们阅读图书馆的藏书前就把它们烧光一样。” 莱纳斯的演讲还列举了中国的“黄金大米事件”。2012年,绿色和平组织声称有24名儿童被用作转基因黄金大米试验的小白鼠,一度引起举国舆论恐慌。实际上就黄金大米本身而言,它不仅没有不利的健康影响,每年还可以拯救成千上万名因缺乏维生素A而失明和死亡的孩子。莱纳斯评论说,“国际上对黄金大米的过度管制已经使其束之高阁十多年。在诸如绿色和平这样的组织影响下,它可能永远都不会出现在缺乏维生素的穷人的餐桌上。” “只是因为那些不缺乏维生素A的富人的审美偏好,就剥夺能帮助那些穷人和他们的孩子的东西,在我看来这是不道德也不人道的。绿色和平组织是年收入达上亿美元的跨国组织,应该像其他大公司一样肩负道德责任,”莱纳斯补充说,“而且在影响民众的判断上,这类环保组织的影响事实上比以前大得多。” 转变从何而来? 从1995年到现在,莱纳斯对转基因态度的扭转并非是朝夕间的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用莱纳斯的话来说,答案也很简单,“我发现了科学,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变成一名更好的环保主义者。”莱纳斯的转变,正是一个尊重科学的环保主义者同死忠反转人士的差别。 大约在1998年的时候,也就是在从事转基因作物破坏的日子里,莱纳斯开始觉察到自己以及周边反转人士行为的异样。他觉得“反转活动者都认为自己包容开放,实际上却难以正常应对哪怕一丁点的批评。” 莱纳斯在思想上的真正蜕变始自2004年。彼时,他开始撰写自己第一本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书。但莱纳斯下定决心,这本书不只是要收集一些坊间消息、奇闻轶事或旅行经历。他要让这本书有充分的科学证据。至此,“科学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口。这是别的事物无法替代的。”莱纳斯说。 莱纳斯发现,他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倡导的科学环保主义,与他在转基因上采取的反科学环保主义态度背道而驰。

抨击反转基因人士观点的同时,莱纳斯援引了一系列研究表达了对农业状况的担忧。“如果你不带偏见,就会发现许多关于有机食品和反对生物技术的论点仅仅是基于自然主义谬论——即“天然就是好,人工就是坏”的信念。对于有机农业,这种自然主义谬论上升为指导整个运动的核心原则。这毫无理性可言……有机农业正走在一条拒绝技术革新的道路上。反对转基因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许多转基因作物可以保护自身免受虫害,不施用危害环境的化学物质。这为什么就不属于有机农业?”

那些人显然认为我毫无诚实品质,带着固有的有色眼镜来看待我。”莱纳斯说。 从反转斗士到为转基因辩护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莱纳斯是一名坚定的反资本主义的环保人士。他是《CorporateWatch》杂志的创始人之一,第一篇抨击转基因技术和孟山都生物技术公司的文章即出自他手。同时,莱纳斯也是一名劣迹斑斑的违法者。他曾与另外二三十名反转人士结伙闯进转基因作物种植地,在夜里挥刀大肆破坏农作物。在过去,他还认为牛津农业会议的参会者做的是毁灭世界的事情。 这段时期,莱纳斯还是激进环保组织“EarthFirst”的一员。这个组织认为,工业力量给全世界带来环境危机,而大公司和资本家在毁灭地球。莱纳斯们则是在“对抗巨大的盈利机器,捍卫自然世界”。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反对转基因”很快融为莱纳斯早期信仰的一部分。 莱纳斯头次听说转基因作物是在1996年的一个小规模会议上。当时,绿色和平组织的活动主任吉姆·托马斯(JimThomas)令莱纳斯“首次意识到孟山都公司所作所为的可怕性”。在了解到“非天然的东西被添加到食物,大公司在试图掌控食物链”后,莱纳斯开始在《CorporateWatch》杂志撰文抨击孟山都公司。在莱纳斯的倡导下,“反对转基因”随后成为“EarthFirst”组织活动的头等大事。此后数年间,公众对转基因的恐惧有如野火一般蔓延。“今天觉得自己是反转领袖的人,可以说当初是我培训的他们。”莱纳斯说。 1997年,莱纳斯对转基因和大公司的愤怒开始转化为实际行动。最早的破坏试验性转基因作物的活动即发生在此时,“我们有二三十人,都不暴露身份,携带园林工具,穿着黑衣,带点现金,在半夜两点钟出发。”而在1998年4月29号那场袭击位于海维康(HighWycombe)孟山都公司英国总部的活动中,莱纳斯负责从侦测地形、印发传单到租用汽车的一系列环节。 10多年后的牛津农业会议上,莱纳斯在演讲中讲述的第一个案例,正是对这类破坏转基因作物行动的抨击。“2012年,绿色和平组织在澳大利亚破坏了一种转基因小麦。我因为从前参与过类似行动,对此非常熟悉。这是一项由英联邦科学研究所依靠公共资助资金开展的研究。但绿色和平组织不管这些。他们就觉得因为这是转基因,不天然,所以要反对。” 鲜为人知的是,在同一个场所,很幸运地没有被绿色和平成员及其割草机摧毁的另一片试验田里,人们此后意外发现一种增产30%的小麦。莱纳斯在演讲中感叹,“想想看。要是绿色和平也摧毁了这一新发现,它可能将永远不为人知。正如全国农民联合会主席彼得·坎道尔(PeterKendall)最近所说,这就像是在人们阅读图书馆的藏书前就把它们烧光一样。” 莱纳斯的演讲还列举了中国的“黄金大米事件”。2012年,绿色和平组织声称有24名儿童被用作转基因黄金大米试验的小白鼠,一度引起举国舆论恐慌。实际上就黄金大米本身而言,它不仅没有不利的健康影响,每年还可以拯救成千上万名因缺乏维生素A而失明和死亡的孩子。莱纳斯评论说,“国际上对黄金大米的过度管制已经使其束之高阁十多年。在诸如绿色和平这样的组织影响下,它可能永远都不会出现在缺乏维生素的穷人的餐桌上。” “只是因为那些不缺乏维生素A的富人的审美偏好,就剥夺能帮助那些穷人和他们的孩子的东西,在我看来这是不道德也不人道的。绿色和平组织是年收入达上亿美元的跨国组织,应该像其他大公司一样肩负道德责任,”莱纳斯补充说,“而且在影响民众的判断上,这类环保组织的影响事实上比以前大得多。” 转变从何而来? 从1995年到现在,莱纳斯对转基因态度的扭转并非是朝夕间的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用莱纳斯的话来说,答案也很简单,“我发现了科学,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变成一名更好的环保主义者。”莱纳斯的转变,正是一个尊重科学的环保主义者同死忠反转人士的差别。 大约在1998年的时候,也就是在从事转基因作物破坏的日子里,莱纳斯开始觉察到自己以及周边反转人士行为的异样。他觉得“反转活动者都认为自己包容开放,实际上却难以正常应对哪怕一丁点的批评。” 莱纳斯在思想上的真正蜕变始自2004年。彼时,他开始撰写自己第一本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书。但莱纳斯下定决心,这本书不只是要收集一些坊间消息、奇闻轶事或旅行经历。他要让这本书有充分的科学证据。至此,“科学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口。这是别的事物无法替代的。”莱纳斯说。 莱纳斯发现,他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倡导的科学环保主义,与他在转基因上采取的反科学环保主义态度背道而驰。

对于反转基因人士、组织乃至整个有机农业界,曾经的反转斗士莱纳斯无疑在拆他们的台。结束牛津农业会议的演讲后,莱纳斯在广受科学家赞赏的同时也遭到大量反转基因人士的指责。一些反转基因活动家质疑,莱纳斯夸大了自己在此前反转活动中的地位。“被转基因巨头比如孟山都公司收买”等指责也随即而来。“那些人显然认为我毫无诚实品质,带着固有的有色眼镜来看待我。”莱纳斯说。

“反转基因活动家实际上一直在指责从事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批评他们被大公司收买。”莱纳斯说,“我们此前破坏转基因作物的行为,就是要中止他们的研究实验。” 此后数年,莱纳斯发现自己的态度愈显分裂。一方面,在同反对者辩论气候变化问题时,他觉得很多人都是顽固的反科学人士,因为他们从不听取气候学家的意见,并否认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而莱纳斯则在不断学习阅读科研文献、学会基本的统计学知识,并涉猎从海洋学到地质气候学等不同的领域。这种积累令莱纳斯第二本关于气候变化的书《六度》,凭借丰富的科学内容获得英国皇家学会科学著作奖。 此时的莱纳斯完全意识到同行评议的价值、科学共识的重要性以及在顶级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意义;但另一方面在转基因问题上,莱纳斯对转基因技术除了排斥与恐惧,其他一无所知。“令人惊讶的是,就在2008年的同一时候,我在没有做过任何学术研究的前提下,仅凭一点粗浅的个人理解就在《卫报》上长篇累牍地批评转基因的科学性。”莱纳斯回忆说。 有趣的是,莱纳斯在今年3月接受《卫报》采访时透露,他在《卫报》撰写最后一篇“反转基因垃圾文章”时,已经处于自我矛盾的状态,“虽然承认这一点令我感到羞愧,但那篇文章毫无科学依据可言。你能想象我当时有多尴尬吗?”迫使莱纳斯重新审视转基因问题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来自他在《卫报》网站上发表的反转基因长文下的评论。有读者留言说,“既然你因为大公司推行转基因而反对这项技术,那么你也反对那些大汽车公司生产的轮胎吗?”自此,莱纳斯决定停止从环保组织获取转基因相关信息,暂时不再写任何关于转基因的文章,而是一头扎进科学文献资料。莱纳斯此前固守的转基因偏见随后被逐个击破。 莱纳斯对转基因态度的改变其实在数年前已经显现。2010年11月,莱纳斯在英国第四频道(Channel4)纪录片《WhattheGreenMovementGotWrong》中亮相,并展开了现场辩论。在节目中,他公开为转基因和核电辩护。莱纳斯事后回忆说,“有一名绿色和平组织成员几乎是冲我脸吼。”一些原本亲密的朋友逐渐认为被莱纳斯背叛,莱纳斯的婚礼伴郎、相交10年的朋友甚至与其断交。“在牛津的这次演讲过后,我也已经习惯了反转人士的攻击。”莱纳斯告诉《凤凰周刊》记者。 莱纳斯的世界观也在悄然发生改变。过去,他觉得环保运动意味着勇敢,处于对抗的劣势位。随着观察的深入,他发现当年的环保主义者有点像是从扔石子的大卫变成了巨人歌利亚。环保组织无疑是社会不可忽视的力量,但莱纳斯认为,“它有时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不过并非总是这样。在转基因技术上,一些环保组织无疑是在有选择地无视科学依据。” 从反转斗士到为转基因辩护

上世纪 ? 《凤凰周刊》2013年9期曾鼎 这可能是今年科学界最引人瞩目的一场演讲。2013年1月的牛津农业会议上,英国著名环保活动家马克·莱纳斯(MarkLynas)作了题为《变化的视角》的长篇演讲。在这个极具影响力的场合,莱纳斯公开为自己过去诋毁转基因的做法道歉,也为自己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协助发起反对转基因运动深表歉意。“我推动了妖魔化一项可以而且应该被用于改善环境的重要科技”,莱纳斯承认。在牛津的演讲全文随后被译成6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传播。 作为曾经坚定的反转基因斗士,莱纳斯立场的转变在该领域非常罕见。过去的莱纳斯,被认为是反转基因运动的重要领头者。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频频撰文发表反转基因言论,甚至组织反转基因人士侵入转基因作物试验农场大肆破坏。正是在那几年,人们对转基因的恐惧开始从欧洲地区加速蔓延。这一切都曾令莱纳斯引以为傲。但现在,他鼓起勇气公开忏悔自己做过的一切。 莱纳斯的忏悔 1月3日牛津那戏剧性的忏悔一幕发生的前一晚,莱纳斯还在替翌日演讲的听众发愁。“台下的农业专家和企业家不知道我的演讲内容,也不清楚我会为转基因道歉。如果他们有猜想,那无非是,又一场环保分子疯言疯语的演讲。”莱纳斯告诉《凤凰周刊》记者。 牛津农业会议当天,在台下听众礼貌性地鼓掌后,莱纳斯的演讲开始了。“首先我需要道歉,因为我在前些年一直强烈反对转基因作物。我非常抱歉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起了反转基因运动,并因此推动了妖魔化可以而且应该被用于改善环境的重要科技。作为一名环保主义者,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健康和有营养的饮食。我现在很后悔我的选择,这完全是事与愿违。” 50分钟的演讲和听众提问交流结束后,台下听众报以“令莱纳斯震惊的掌声”。之后,莱纳斯在其个人网站上挂出了演讲全文。很快在twitter上,莱纳斯不断接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反应:葡萄牙、西班牙、智利、阿根廷……而在中国的微博平台,关注者也就莱纳斯与转基因展开热烈的讨论。 莱纳斯阐述细致的演讲中,他呈现的依旧主要是众多研究文献验证的事实。对于转基因问题,科学界已经有了非常强的共识。莱纳斯也承认,他所陈述的“新观点”毫无新意,它们与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英国皇家学会(RoyalSociety)以及全世界其他主流科研机构的研究结论并无差异。 莱纳斯阐述了对于转基因农业实践看法的变更。他的父亲是少有的愿意采用转基因技术的有机农民,莱纳斯与父亲站在了一起,“我原以为转基因会增加化学药品的使用,事实是抗虫棉花和抗虫玉米需要的杀虫剂更少。我原以为转基因只使大公司受益,事实是广大农民减少投入获得数十亿美元的收益。我原以为(转基因公司的)‘终结者技术’剥夺了农民留种的权利,事实是杂交品种早已导致农民无法留种,且‘终结者技术’根本没有被应用。我原以为没人需要转基因,事实是由于农民们的迫切需要,Bt棉花和抗除草剂大豆分别在印度和巴西被非法盗用。” 对转基因生物和食品安全的认定上,莱纳斯也同样一一做了澄清。他早前认为,转基因技术“把一些尚处于试验阶段的新东西放进食品里。把不同物种的基因混在一起。这种极其‘非自然’的事肯定会有可怕的问题”,现在看来,这不过是拍脑子想当然的事。“我原以为转基因很危险。事实是它比常规育种技术更为精确和安全,以诱变育种为例:转基因生物仅仅转移了部分基因,但传统育种却会污染整个基因组。至于混合不相干物种的基因,比如鱼和西红柿,那又会怎样呢?事实是病毒一直在这么做,包括植物与昆虫,甚至我们自身——这叫基因漂流(geneflow)。” 抨击反转基因人士观点的同时,莱纳斯援引了一系列研究表达了对农业状况的担忧。“如果你不带偏见,就会发现许多关于有机食品和反对生物技术的论点仅仅是基于自然主义谬论——即“天然就是好,人工就是坏”的信念。对于有机农业,这种自然主义谬论上升为指导整个运动的核心原则。这毫无理性可言……有机农业正走在一条拒绝技术革新的道路上。反对转基因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许多转基因作物可以保护自身免受虫害,不施用危害环境的化学物质。这为什么就不属于有机农业?” 对于反转基因人士、组织乃至整个有机农业界,曾经的反转斗士莱纳斯无疑在拆他们的台。结束牛津农业会议的演讲后,莱纳斯在广受科学家赞赏的同时也遭到大量反转基因人士的指责。一些反转基因活动家质疑,莱纳斯夸大了自己在此前反转活动中的地位。“被转基因巨头比如孟山都公司收买”等指责也随即而来。“90年代中期,莱纳斯是一名坚定的反资本主义的环保人士。他是《Corporate Watch》杂志的创始人之一,第一篇抨击转基因技术和孟山都生物技术公司的文章即出自他手。同时,莱纳斯也是一名劣迹斑斑的违法者。他曾与另外二三十名反转人士结伙闯进转基因作物种植地,在夜里挥刀大肆破坏农作物。在过去,他还认为牛津农业会议的参会者做的是毁灭世界的事情。

那些人显然认为我毫无诚实品质,带着固有的有色眼镜来看待我。”莱纳斯说。 从反转斗士到为转基因辩护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莱纳斯是一名坚定的反资本主义的环保人士。他是《CorporateWatch》杂志的创始人之一,第一篇抨击转基因技术和孟山都生物技术公司的文章即出自他手。同时,莱纳斯也是一名劣迹斑斑的违法者。他曾与另外二三十名反转人士结伙闯进转基因作物种植地,在夜里挥刀大肆破坏农作物。在过去,他还认为牛津农业会议的参会者做的是毁灭世界的事情。 这段时期,莱纳斯还是激进环保组织“EarthFirst”的一员。这个组织认为,工业力量给全世界带来环境危机,而大公司和资本家在毁灭地球。莱纳斯们则是在“对抗巨大的盈利机器,捍卫自然世界”。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反对转基因”很快融为莱纳斯早期信仰的一部分。 莱纳斯头次听说转基因作物是在1996年的一个小规模会议上。当时,绿色和平组织的活动主任吉姆·托马斯(JimThomas)令莱纳斯“首次意识到孟山都公司所作所为的可怕性”。在了解到“非天然的东西被添加到食物,大公司在试图掌控食物链”后,莱纳斯开始在《CorporateWatch》杂志撰文抨击孟山都公司。在莱纳斯的倡导下,“反对转基因”随后成为“EarthFirst”组织活动的头等大事。此后数年间,公众对转基因的恐惧有如野火一般蔓延。“今天觉得自己是反转领袖的人,可以说当初是我培训的他们。”莱纳斯说。 1997年,莱纳斯对转基因和大公司的愤怒开始转化为实际行动。最早的破坏试验性转基因作物的活动即发生在此时,“我们有二三十人,都不暴露身份,携带园林工具,穿着黑衣,带点现金,在半夜两点钟出发。”而在1998年4月29号那场袭击位于海维康(HighWycombe)孟山都公司英国总部的活动中,莱纳斯负责从侦测地形、印发传单到租用汽车的一系列环节。 10多年后的牛津农业会议上,莱纳斯在演讲中讲述的第一个案例,正是对这类破坏转基因作物行动的抨击。“2012年,绿色和平组织在澳大利亚破坏了一种转基因小麦。我因为从前参与过类似行动,对此非常熟悉。这是一项由英联邦科学研究所依靠公共资助资金开展的研究。但绿色和平组织不管这些。他们就觉得因为这是转基因,不天然,所以要反对。” 鲜为人知的是,在同一个场所,很幸运地没有被绿色和平成员及其割草机摧毁的另一片试验田里,人们此后意外发现一种增产30%的小麦。莱纳斯在演讲中感叹,“想想看。要是绿色和平也摧毁了这一新发现,它可能将永远不为人知。正如全国农民联合会主席彼得·坎道尔(PeterKendall)最近所说,这就像是在人们阅读图书馆的藏书前就把它们烧光一样。” 莱纳斯的演讲还列举了中国的“黄金大米事件”。2012年,绿色和平组织声称有24名儿童被用作转基因黄金大米试验的小白鼠,一度引起举国舆论恐慌。实际上就黄金大米本身而言,它不仅没有不利的健康影响,每年还可以拯救成千上万名因缺乏维生素A而失明和死亡的孩子。莱纳斯评论说,“国际上对黄金大米的过度管制已经使其束之高阁十多年。在诸如绿色和平这样的组织影响下,它可能永远都不会出现在缺乏维生素的穷人的餐桌上。” “只是因为那些不缺乏维生素A的富人的审美偏好,就剥夺能帮助那些穷人和他们的孩子的东西,在我看来这是不道德也不人道的。绿色和平组织是年收入达上亿美元的跨国组织,应该像其他大公司一样肩负道德责任,”莱纳斯补充说,“而且在影响民众的判断上,这类环保组织的影响事实上比以前大得多。” 转变从何而来? 从1995年到现在,莱纳斯对转基因态度的扭转并非是朝夕间的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用莱纳斯的话来说,答案也很简单,“我发现了科学,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变成一名更好的环保主义者。”莱纳斯的转变,正是一个尊重科学的环保主义者同死忠反转人士的差别。 大约在1998年的时候,也就是在从事转基因作物破坏的日子里,莱纳斯开始觉察到自己以及周边反转人士行为的异样。他觉得“反转活动者都认为自己包容开放,实际上却难以正常应对哪怕一丁点的批评。” 莱纳斯在思想上的真正蜕变始自2004年。彼时,他开始撰写自己第一本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书。但莱纳斯下定决心,这本书不只是要收集一些坊间消息、奇闻轶事或旅行经历。他要让这本书有充分的科学证据。至此,“科学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口。这是别的事物无法替代的。”莱纳斯说。 莱纳斯发现,他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倡导的科学环保主义,与他在转基因上采取的反科学环保主义态度背道而驰。这段时期,莱纳斯还是激进环保组织“Earth First”的一员。这个组织认为,工业力量给全世界带来环境危机,而大公司和资本家在毁灭地球。莱纳斯们则是在“对抗巨大的盈利机器,捍卫自然世界”。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反对转基因”很快融为莱纳斯早期信仰的一部分。

莱纳斯头次听说转基因作物是在1996年的一个小规模会议上。当时,绿色和平组织的活动主任吉姆·托马斯(Jim Thomas)令莱纳斯“首次意识到孟山都公司所作所为的可怕性”。在了解到“非天然的东西被添加到食物,大公司在试图掌控食物链”后,莱纳斯开始在《“反转基因活动家实际上一直在指责从事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批评他们被大公司收买。”莱纳斯说,“我们此前破坏转基因作物的行为,就是要中止他们的研究实验。” 此后数年,莱纳斯发现自己的态度愈显分裂。一方面,在同反对者辩论气候变化问题时,他觉得很多人都是顽固的反科学人士,因为他们从不听取气候学家的意见,并否认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而莱纳斯则在不断学习阅读科研文献、学会基本的统计学知识,并涉猎从海洋学到地质气候学等不同的领域。这种积累令莱纳斯第二本关于气候变化的书《六度》,凭借丰富的科学内容获得英国皇家学会科学著作奖。 此时的莱纳斯完全意识到同行评议的价值、科学共识的重要性以及在顶级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意义;但另一方面在转基因问题上,莱纳斯对转基因技术除了排斥与恐惧,其他一无所知。“令人惊讶的是,就在2008年的同一时候,我在没有做过任何学术研究的前提下,仅凭一点粗浅的个人理解就在《卫报》上长篇累牍地批评转基因的科学性。”莱纳斯回忆说。 有趣的是,莱纳斯在今年3月接受《卫报》采访时透露,他在《卫报》撰写最后一篇“反转基因垃圾文章”时,已经处于自我矛盾的状态,“虽然承认这一点令我感到羞愧,但那篇文章毫无科学依据可言。你能想象我当时有多尴尬吗?”迫使莱纳斯重新审视转基因问题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来自他在《卫报》网站上发表的反转基因长文下的评论。有读者留言说,“既然你因为大公司推行转基因而反对这项技术,那么你也反对那些大汽车公司生产的轮胎吗?”自此,莱纳斯决定停止从环保组织获取转基因相关信息,暂时不再写任何关于转基因的文章,而是一头扎进科学文献资料。莱纳斯此前固守的转基因偏见随后被逐个击破。 莱纳斯对转基因态度的改变其实在数年前已经显现。2010年11月,莱纳斯在英国第四频道(Channel4)纪录片《WhattheGreenMovementGotWrong》中亮相,并展开了现场辩论。在节目中,他公开为转基因和核电辩护。莱纳斯事后回忆说,“有一名绿色和平组织成员几乎是冲我脸吼。”一些原本亲密的朋友逐渐认为被莱纳斯背叛,莱纳斯的婚礼伴郎、相交10年的朋友甚至与其断交。“在牛津的这次演讲过后,我也已经习惯了反转人士的攻击。”莱纳斯告诉《凤凰周刊》记者。 莱纳斯的世界观也在悄然发生改变。过去,他觉得环保运动意味着勇敢,处于对抗的劣势位。随着观察的深入,他发现当年的环保主义者有点像是从扔石子的大卫变成了巨人歌利亚。环保组织无疑是社会不可忽视的力量,但莱纳斯认为,“它有时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不过并非总是这样。在转基因技术上,一些环保组织无疑是在有选择地无视科学依据。” Corporate Watch》杂志撰文抨击孟山都公司。在莱纳斯的倡导下,“反对转基因”随后成为“ Earth First”组织活动的头等大事。此后数年间,公众对转基因的恐惧有如野火一般蔓延。“今天觉得自己是反转领袖的人,可以说当初是我培训的他们。”莱纳斯说。

那些人显然认为我毫无诚实品质,带着固有的有色眼镜来看待我。”莱纳斯说。 从反转斗士到为转基因辩护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莱纳斯是一名坚定的反资本主义的环保人士。他是《CorporateWatch》杂志的创始人之一,第一篇抨击转基因技术和孟山都生物技术公司的文章即出自他手。同时,莱纳斯也是一名劣迹斑斑的违法者。他曾与另外二三十名反转人士结伙闯进转基因作物种植地,在夜里挥刀大肆破坏农作物。在过去,他还认为牛津农业会议的参会者做的是毁灭世界的事情。 这段时期,莱纳斯还是激进环保组织“EarthFirst”的一员。这个组织认为,工业力量给全世界带来环境危机,而大公司和资本家在毁灭地球。莱纳斯们则是在“对抗巨大的盈利机器,捍卫自然世界”。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反对转基因”很快融为莱纳斯早期信仰的一部分。 莱纳斯头次听说转基因作物是在1996年的一个小规模会议上。当时,绿色和平组织的活动主任吉姆·托马斯(JimThomas)令莱纳斯“首次意识到孟山都公司所作所为的可怕性”。在了解到“非天然的东西被添加到食物,大公司在试图掌控食物链”后,莱纳斯开始在《CorporateWatch》杂志撰文抨击孟山都公司。在莱纳斯的倡导下,“反对转基因”随后成为“EarthFirst”组织活动的头等大事。此后数年间,公众对转基因的恐惧有如野火一般蔓延。“今天觉得自己是反转领袖的人,可以说当初是我培训的他们。”莱纳斯说。 1997年,莱纳斯对转基因和大公司的愤怒开始转化为实际行动。最早的破坏试验性转基因作物的活动即发生在此时,“我们有二三十人,都不暴露身份,携带园林工具,穿着黑衣,带点现金,在半夜两点钟出发。”而在1998年4月29号那场袭击位于海维康(HighWycombe)孟山都公司英国总部的活动中,莱纳斯负责从侦测地形、印发传单到租用汽车的一系列环节。 10多年后的牛津农业会议上,莱纳斯在演讲中讲述的第一个案例,正是对这类破坏转基因作物行动的抨击。“2012年,绿色和平组织在澳大利亚破坏了一种转基因小麦。我因为从前参与过类似行动,对此非常熟悉。这是一项由英联邦科学研究所依靠公共资助资金开展的研究。但绿色和平组织不管这些。他们就觉得因为这是转基因,不天然,所以要反对。” 鲜为人知的是,在同一个场所,很幸运地没有被绿色和平成员及其割草机摧毁的另一片试验田里,人们此后意外发现一种增产30%的小麦。莱纳斯在演讲中感叹,“想想看。要是绿色和平也摧毁了这一新发现,它可能将永远不为人知。正如全国农民联合会主席彼得·坎道尔(PeterKendall)最近所说,这就像是在人们阅读图书馆的藏书前就把它们烧光一样。” 莱纳斯的演讲还列举了中国的“黄金大米事件”。2012年,绿色和平组织声称有24名儿童被用作转基因黄金大米试验的小白鼠,一度引起举国舆论恐慌。实际上就黄金大米本身而言,它不仅没有不利的健康影响,每年还可以拯救成千上万名因缺乏维生素A而失明和死亡的孩子。莱纳斯评论说,“国际上对黄金大米的过度管制已经使其束之高阁十多年。在诸如绿色和平这样的组织影响下,它可能永远都不会出现在缺乏维生素的穷人的餐桌上。” “只是因为那些不缺乏维生素A的富人的审美偏好,就剥夺能帮助那些穷人和他们的孩子的东西,在我看来这是不道德也不人道的。绿色和平组织是年收入达上亿美元的跨国组织,应该像其他大公司一样肩负道德责任,”莱纳斯补充说,“而且在影响民众的判断上,这类环保组织的影响事实上比以前大得多。” 转变从何而来? 从1995年到现在,莱纳斯对转基因态度的扭转并非是朝夕间的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用莱纳斯的话来说,答案也很简单,“我发现了科学,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变成一名更好的环保主义者。”莱纳斯的转变,正是一个尊重科学的环保主义者同死忠反转人士的差别。 大约在1998年的时候,也就是在从事转基因作物破坏的日子里,莱纳斯开始觉察到自己以及周边反转人士行为的异样。他觉得“反转活动者都认为自己包容开放,实际上却难以正常应对哪怕一丁点的批评。” 莱纳斯在思想上的真正蜕变始自2004年。彼时,他开始撰写自己第一本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书。但莱纳斯下定决心,这本书不只是要收集一些坊间消息、奇闻轶事或旅行经历。他要让这本书有充分的科学证据。至此,“科学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口。这是别的事物无法替代的。”莱纳斯说。 莱纳斯发现,他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倡导的科学环保主义,与他在转基因上采取的反科学环保主义态度背道而驰。1997年,莱纳斯对转基因和大公司的愤怒开始转化为实际行动。最早的破坏试验性转基因作物的活动即发生在此时,“我们有二三十人,都不暴露身份,携带园林工具,穿着黑衣,带点现金,在半夜两点钟出发。”而在1998“反转基因活动家实际上一直在指责从事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批评他们被大公司收买。”莱纳斯说,“我们此前破坏转基因作物的行为,就是要中止他们的研究实验。” 此后数年,莱纳斯发现自己的态度愈显分裂。一方面,在同反对者辩论气候变化问题时,他觉得很多人都是顽固的反科学人士,因为他们从不听取气候学家的意见,并否认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而莱纳斯则在不断学习阅读科研文献、学会基本的统计学知识,并涉猎从海洋学到地质气候学等不同的领域。这种积累令莱纳斯第二本关于气候变化的书《六度》,凭借丰富的科学内容获得英国皇家学会科学著作奖。 此时的莱纳斯完全意识到同行评议的价值、科学共识的重要性以及在顶级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意义;但另一方面在转基因问题上,莱纳斯对转基因技术除了排斥与恐惧,其他一无所知。“令人惊讶的是,就在2008年的同一时候,我在没有做过任何学术研究的前提下,仅凭一点粗浅的个人理解就在《卫报》上长篇累牍地批评转基因的科学性。”莱纳斯回忆说。 有趣的是,莱纳斯在今年3月接受《卫报》采访时透露,他在《卫报》撰写最后一篇“反转基因垃圾文章”时,已经处于自我矛盾的状态,“虽然承认这一点令我感到羞愧,但那篇文章毫无科学依据可言。你能想象我当时有多尴尬吗?”迫使莱纳斯重新审视转基因问题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来自他在《卫报》网站上发表的反转基因长文下的评论。有读者留言说,“既然你因为大公司推行转基因而反对这项技术,那么你也反对那些大汽车公司生产的轮胎吗?”自此,莱纳斯决定停止从环保组织获取转基因相关信息,暂时不再写任何关于转基因的文章,而是一头扎进科学文献资料。莱纳斯此前固守的转基因偏见随后被逐个击破。 莱纳斯对转基因态度的改变其实在数年前已经显现。2010年11月,莱纳斯在英国第四频道(Channel4)纪录片《WhattheGreenMovementGotWrong》中亮相,并展开了现场辩论。在节目中,他公开为转基因和核电辩护。莱纳斯事后回忆说,“有一名绿色和平组织成员几乎是冲我脸吼。”一些原本亲密的朋友逐渐认为被莱纳斯背叛,莱纳斯的婚礼伴郎、相交10年的朋友甚至与其断交。“在牛津的这次演讲过后,我也已经习惯了反转人士的攻击。”莱纳斯告诉《凤凰周刊》记者。 莱纳斯的世界观也在悄然发生改变。过去,他觉得环保运动意味着勇敢,处于对抗的劣势位。随着观察的深入,他发现当年的环保主义者有点像是从扔石子的大卫变成了巨人歌利亚。环保组织无疑是社会不可忽视的力量,但莱纳斯认为,“它有时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不过并非总是这样。在转基因技术上,一些环保组织无疑是在有选择地无视科学依据。” 429号那场袭击位于海维康(High Wycombe)孟山都公司英国总部的活动中,莱纳斯负责从侦测地形、印发传单到租用汽车的一系列环节。

10多年后的牛津农业会议上,莱纳斯在演讲中讲述的第一个案例,正是对这类破坏转基因作物行动的抨击。“ ? 《凤凰周刊》2013年9期曾鼎 这可能是今年科学界最引人瞩目的一场演讲。2013年1月的牛津农业会议上,英国著名环保活动家马克·莱纳斯(MarkLynas)作了题为《变化的视角》的长篇演讲。在这个极具影响力的场合,莱纳斯公开为自己过去诋毁转基因的做法道歉,也为自己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协助发起反对转基因运动深表歉意。“我推动了妖魔化一项可以而且应该被用于改善环境的重要科技”,莱纳斯承认。在牛津的演讲全文随后被译成6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传播。 作为曾经坚定的反转基因斗士,莱纳斯立场的转变在该领域非常罕见。过去的莱纳斯,被认为是反转基因运动的重要领头者。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频频撰文发表反转基因言论,甚至组织反转基因人士侵入转基因作物试验农场大肆破坏。正是在那几年,人们对转基因的恐惧开始从欧洲地区加速蔓延。这一切都曾令莱纳斯引以为傲。但现在,他鼓起勇气公开忏悔自己做过的一切。 莱纳斯的忏悔 1月3日牛津那戏剧性的忏悔一幕发生的前一晚,莱纳斯还在替翌日演讲的听众发愁。“台下的农业专家和企业家不知道我的演讲内容,也不清楚我会为转基因道歉。如果他们有猜想,那无非是,又一场环保分子疯言疯语的演讲。”莱纳斯告诉《凤凰周刊》记者。 牛津农业会议当天,在台下听众礼貌性地鼓掌后,莱纳斯的演讲开始了。“首先我需要道歉,因为我在前些年一直强烈反对转基因作物。我非常抱歉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起了反转基因运动,并因此推动了妖魔化可以而且应该被用于改善环境的重要科技。作为一名环保主义者,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健康和有营养的饮食。我现在很后悔我的选择,这完全是事与愿违。” 50分钟的演讲和听众提问交流结束后,台下听众报以“令莱纳斯震惊的掌声”。之后,莱纳斯在其个人网站上挂出了演讲全文。很快在twitter上,莱纳斯不断接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反应:葡萄牙、西班牙、智利、阿根廷……而在中国的微博平台,关注者也就莱纳斯与转基因展开热烈的讨论。 莱纳斯阐述细致的演讲中,他呈现的依旧主要是众多研究文献验证的事实。对于转基因问题,科学界已经有了非常强的共识。莱纳斯也承认,他所陈述的“新观点”毫无新意,它们与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英国皇家学会(RoyalSociety)以及全世界其他主流科研机构的研究结论并无差异。 莱纳斯阐述了对于转基因农业实践看法的变更。他的父亲是少有的愿意采用转基因技术的有机农民,莱纳斯与父亲站在了一起,“我原以为转基因会增加化学药品的使用,事实是抗虫棉花和抗虫玉米需要的杀虫剂更少。我原以为转基因只使大公司受益,事实是广大农民减少投入获得数十亿美元的收益。我原以为(转基因公司的)‘终结者技术’剥夺了农民留种的权利,事实是杂交品种早已导致农民无法留种,且‘终结者技术’根本没有被应用。我原以为没人需要转基因,事实是由于农民们的迫切需要,Bt棉花和抗除草剂大豆分别在印度和巴西被非法盗用。” 对转基因生物和食品安全的认定上,莱纳斯也同样一一做了澄清。他早前认为,转基因技术“把一些尚处于试验阶段的新东西放进食品里。把不同物种的基因混在一起。这种极其‘非自然’的事肯定会有可怕的问题”,现在看来,这不过是拍脑子想当然的事。“我原以为转基因很危险。事实是它比常规育种技术更为精确和安全,以诱变育种为例:转基因生物仅仅转移了部分基因,但传统育种却会污染整个基因组。至于混合不相干物种的基因,比如鱼和西红柿,那又会怎样呢?事实是病毒一直在这么做,包括植物与昆虫,甚至我们自身——这叫基因漂流(geneflow)。” 抨击反转基因人士观点的同时,莱纳斯援引了一系列研究表达了对农业状况的担忧。“如果你不带偏见,就会发现许多关于有机食品和反对生物技术的论点仅仅是基于自然主义谬论——即“天然就是好,人工就是坏”的信念。对于有机农业,这种自然主义谬论上升为指导整个运动的核心原则。这毫无理性可言……有机农业正走在一条拒绝技术革新的道路上。反对转基因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许多转基因作物可以保护自身免受虫害,不施用危害环境的化学物质。这为什么就不属于有机农业?” 对于反转基因人士、组织乃至整个有机农业界,曾经的反转斗士莱纳斯无疑在拆他们的台。结束牛津农业会议的演讲后,莱纳斯在广受科学家赞赏的同时也遭到大量反转基因人士的指责。一些反转基因活动家质疑,莱纳斯夸大了自己在此前反转活动中的地位。“被转基因巨头比如孟山都公司收买”等指责也随即而来。“2012年,绿色和平组织在澳大利亚破坏了一种转基因小麦。我因为从前参与过类似行动,对此非常熟悉。这是一项由英联邦科学研究所依靠公共资助资金开展的研究。但绿色和平组织不管这些。他们就觉得因为这是转基因,不天然,所以要反对。”

鲜为人知的是,在同一个场所,很幸运地没有被绿色和平成员及其割草机摧毁的另一片试验田里,人们此后意外发现一种增产30%的小麦。莱纳斯在演讲中感叹,“想想看。要是绿色和平也摧毁了这一新发现,它可能将永远不为人知。正如全国农民联合会主席彼得·坎道尔(Peter Kendall)最近所说,这就像是在人们阅读图书馆的藏书前就把它们烧光一样。”

? 《凤凰周刊》2013年9期曾鼎 这可能是今年科学界最引人瞩目的一场演讲。2013年1月的牛津农业会议上,英国著名环保活动家马克·莱纳斯(MarkLynas)作了题为《变化的视角》的长篇演讲。在这个极具影响力的场合,莱纳斯公开为自己过去诋毁转基因的做法道歉,也为自己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协助发起反对转基因运动深表歉意。“我推动了妖魔化一项可以而且应该被用于改善环境的重要科技”,莱纳斯承认。在牛津的演讲全文随后被译成6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传播。 作为曾经坚定的反转基因斗士,莱纳斯立场的转变在该领域非常罕见。过去的莱纳斯,被认为是反转基因运动的重要领头者。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频频撰文发表反转基因言论,甚至组织反转基因人士侵入转基因作物试验农场大肆破坏。正是在那几年,人们对转基因的恐惧开始从欧洲地区加速蔓延。这一切都曾令莱纳斯引以为傲。但现在,他鼓起勇气公开忏悔自己做过的一切。 莱纳斯的忏悔 1月3日牛津那戏剧性的忏悔一幕发生的前一晚,莱纳斯还在替翌日演讲的听众发愁。“台下的农业专家和企业家不知道我的演讲内容,也不清楚我会为转基因道歉。如果他们有猜想,那无非是,又一场环保分子疯言疯语的演讲。”莱纳斯告诉《凤凰周刊》记者。 牛津农业会议当天,在台下听众礼貌性地鼓掌后,莱纳斯的演讲开始了。“首先我需要道歉,因为我在前些年一直强烈反对转基因作物。我非常抱歉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起了反转基因运动,并因此推动了妖魔化可以而且应该被用于改善环境的重要科技。作为一名环保主义者,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健康和有营养的饮食。我现在很后悔我的选择,这完全是事与愿违。” 50分钟的演讲和听众提问交流结束后,台下听众报以“令莱纳斯震惊的掌声”。之后,莱纳斯在其个人网站上挂出了演讲全文。很快在twitter上,莱纳斯不断接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反应:葡萄牙、西班牙、智利、阿根廷……而在中国的微博平台,关注者也就莱纳斯与转基因展开热烈的讨论。 莱纳斯阐述细致的演讲中,他呈现的依旧主要是众多研究文献验证的事实。对于转基因问题,科学界已经有了非常强的共识。莱纳斯也承认,他所陈述的“新观点”毫无新意,它们与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英国皇家学会(RoyalSociety)以及全世界其他主流科研机构的研究结论并无差异。 莱纳斯阐述了对于转基因农业实践看法的变更。他的父亲是少有的愿意采用转基因技术的有机农民,莱纳斯与父亲站在了一起,“我原以为转基因会增加化学药品的使用,事实是抗虫棉花和抗虫玉米需要的杀虫剂更少。我原以为转基因只使大公司受益,事实是广大农民减少投入获得数十亿美元的收益。我原以为(转基因公司的)‘终结者技术’剥夺了农民留种的权利,事实是杂交品种早已导致农民无法留种,且‘终结者技术’根本没有被应用。我原以为没人需要转基因,事实是由于农民们的迫切需要,Bt棉花和抗除草剂大豆分别在印度和巴西被非法盗用。” 对转基因生物和食品安全的认定上,莱纳斯也同样一一做了澄清。他早前认为,转基因技术“把一些尚处于试验阶段的新东西放进食品里。把不同物种的基因混在一起。这种极其‘非自然’的事肯定会有可怕的问题”,现在看来,这不过是拍脑子想当然的事。“我原以为转基因很危险。事实是它比常规育种技术更为精确和安全,以诱变育种为例:转基因生物仅仅转移了部分基因,但传统育种却会污染整个基因组。至于混合不相干物种的基因,比如鱼和西红柿,那又会怎样呢?事实是病毒一直在这么做,包括植物与昆虫,甚至我们自身——这叫基因漂流(geneflow)。” 抨击反转基因人士观点的同时,莱纳斯援引了一系列研究表达了对农业状况的担忧。“如果你不带偏见,就会发现许多关于有机食品和反对生物技术的论点仅仅是基于自然主义谬论——即“天然就是好,人工就是坏”的信念。对于有机农业,这种自然主义谬论上升为指导整个运动的核心原则。这毫无理性可言……有机农业正走在一条拒绝技术革新的道路上。反对转基因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许多转基因作物可以保护自身免受虫害,不施用危害环境的化学物质。这为什么就不属于有机农业?” 对于反转基因人士、组织乃至整个有机农业界,曾经的反转斗士莱纳斯无疑在拆他们的台。结束牛津农业会议的演讲后,莱纳斯在广受科学家赞赏的同时也遭到大量反转基因人士的指责。一些反转基因活动家质疑,莱纳斯夸大了自己在此前反转活动中的地位。“被转基因巨头比如孟山都公司收买”等指责也随即而来。“莱纳斯的演讲还列举了中国的“黄金大米事件”。2012年,绿色和平组织声称有24名儿童被用作转基因黄金大米试验的小白鼠,一度引起举国舆论恐慌。实际上就黄金大米本身而言,它不仅没有不利的健康影响,每年还可以拯救成千上万名因缺乏维生素A而失明和死亡的孩子。莱纳斯评论说,“国际上对黄金大米的过度管制已经使其束之高阁十多年。在诸如绿色和平这样的组织影响下,它可能永远都不会出现在缺乏维生素的穷人的餐桌上。”

“只是因为那些不缺乏维生素“反转基因活动家实际上一直在指责从事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批评他们被大公司收买。”莱纳斯说,“我们此前破坏转基因作物的行为,就是要中止他们的研究实验。” 此后数年,莱纳斯发现自己的态度愈显分裂。一方面,在同反对者辩论气候变化问题时,他觉得很多人都是顽固的反科学人士,因为他们从不听取气候学家的意见,并否认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而莱纳斯则在不断学习阅读科研文献、学会基本的统计学知识,并涉猎从海洋学到地质气候学等不同的领域。这种积累令莱纳斯第二本关于气候变化的书《六度》,凭借丰富的科学内容获得英国皇家学会科学著作奖。 此时的莱纳斯完全意识到同行评议的价值、科学共识的重要性以及在顶级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意义;但另一方面在转基因问题上,莱纳斯对转基因技术除了排斥与恐惧,其他一无所知。“令人惊讶的是,就在2008年的同一时候,我在没有做过任何学术研究的前提下,仅凭一点粗浅的个人理解就在《卫报》上长篇累牍地批评转基因的科学性。”莱纳斯回忆说。 有趣的是,莱纳斯在今年3月接受《卫报》采访时透露,他在《卫报》撰写最后一篇“反转基因垃圾文章”时,已经处于自我矛盾的状态,“虽然承认这一点令我感到羞愧,但那篇文章毫无科学依据可言。你能想象我当时有多尴尬吗?”迫使莱纳斯重新审视转基因问题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来自他在《卫报》网站上发表的反转基因长文下的评论。有读者留言说,“既然你因为大公司推行转基因而反对这项技术,那么你也反对那些大汽车公司生产的轮胎吗?”自此,莱纳斯决定停止从环保组织获取转基因相关信息,暂时不再写任何关于转基因的文章,而是一头扎进科学文献资料。莱纳斯此前固守的转基因偏见随后被逐个击破。 莱纳斯对转基因态度的改变其实在数年前已经显现。2010年11月,莱纳斯在英国第四频道(Channel4)纪录片《WhattheGreenMovementGotWrong》中亮相,并展开了现场辩论。在节目中,他公开为转基因和核电辩护。莱纳斯事后回忆说,“有一名绿色和平组织成员几乎是冲我脸吼。”一些原本亲密的朋友逐渐认为被莱纳斯背叛,莱纳斯的婚礼伴郎、相交10年的朋友甚至与其断交。“在牛津的这次演讲过后,我也已经习惯了反转人士的攻击。”莱纳斯告诉《凤凰周刊》记者。 莱纳斯的世界观也在悄然发生改变。过去,他觉得环保运动意味着勇敢,处于对抗的劣势位。随着观察的深入,他发现当年的环保主义者有点像是从扔石子的大卫变成了巨人歌利亚。环保组织无疑是社会不可忽视的力量,但莱纳斯认为,“它有时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不过并非总是这样。在转基因技术上,一些环保组织无疑是在有选择地无视科学依据。” A的富人的审美偏好,就剥夺能帮助那些穷人和他们的孩子的东西,在我看来这是不道德也不人道的。绿色和平组织是年收入达上亿美元的跨国组织,应该像其他大公司一样肩负道德责任,”莱纳斯补充说,“而且在影响民众的判断上,这类环保组织的影响事实上比以前大得多。”

“反转基因活动家实际上一直在指责从事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批评他们被大公司收买。”莱纳斯说,“我们此前破坏转基因作物的行为,就是要中止他们的研究实验。” 此后数年,莱纳斯发现自己的态度愈显分裂。一方面,在同反对者辩论气候变化问题时,他觉得很多人都是顽固的反科学人士,因为他们从不听取气候学家的意见,并否认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而莱纳斯则在不断学习阅读科研文献、学会基本的统计学知识,并涉猎从海洋学到地质气候学等不同的领域。这种积累令莱纳斯第二本关于气候变化的书《六度》,凭借丰富的科学内容获得英国皇家学会科学著作奖。 此时的莱纳斯完全意识到同行评议的价值、科学共识的重要性以及在顶级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意义;但另一方面在转基因问题上,莱纳斯对转基因技术除了排斥与恐惧,其他一无所知。“令人惊讶的是,就在2008年的同一时候,我在没有做过任何学术研究的前提下,仅凭一点粗浅的个人理解就在《卫报》上长篇累牍地批评转基因的科学性。”莱纳斯回忆说。 有趣的是,莱纳斯在今年3月接受《卫报》采访时透露,他在《卫报》撰写最后一篇“反转基因垃圾文章”时,已经处于自我矛盾的状态,“虽然承认这一点令我感到羞愧,但那篇文章毫无科学依据可言。你能想象我当时有多尴尬吗?”迫使莱纳斯重新审视转基因问题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来自他在《卫报》网站上发表的反转基因长文下的评论。有读者留言说,“既然你因为大公司推行转基因而反对这项技术,那么你也反对那些大汽车公司生产的轮胎吗?”自此,莱纳斯决定停止从环保组织获取转基因相关信息,暂时不再写任何关于转基因的文章,而是一头扎进科学文献资料。莱纳斯此前固守的转基因偏见随后被逐个击破。 莱纳斯对转基因态度的改变其实在数年前已经显现。2010年11月,莱纳斯在英国第四频道(Channel4)纪录片《WhattheGreenMovementGotWrong》中亮相,并展开了现场辩论。在节目中,他公开为转基因和核电辩护。莱纳斯事后回忆说,“有一名绿色和平组织成员几乎是冲我脸吼。”一些原本亲密的朋友逐渐认为被莱纳斯背叛,莱纳斯的婚礼伴郎、相交10年的朋友甚至与其断交。“在牛津的这次演讲过后,我也已经习惯了反转人士的攻击。”莱纳斯告诉《凤凰周刊》记者。 莱纳斯的世界观也在悄然发生改变。过去,他觉得环保运动意味着勇敢,处于对抗的劣势位。随着观察的深入,他发现当年的环保主义者有点像是从扔石子的大卫变成了巨人歌利亚。环保组织无疑是社会不可忽视的力量,但莱纳斯认为,“它有时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不过并非总是这样。在转基因技术上,一些环保组织无疑是在有选择地无视科学依据。” 转变从何而来?

1995年到现在,莱纳斯对转基因态度的扭转并非是朝夕间的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用莱纳斯的话来说,答案也很简单,“我发现了科学,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变成一名更好的环保主义者。”莱纳斯的转变,正是一个尊重科学的环保主义者同死忠反转人士的差别。

大约在“反转基因活动家实际上一直在指责从事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批评他们被大公司收买。”莱纳斯说,“我们此前破坏转基因作物的行为,就是要中止他们的研究实验。” 此后数年,莱纳斯发现自己的态度愈显分裂。一方面,在同反对者辩论气候变化问题时,他觉得很多人都是顽固的反科学人士,因为他们从不听取气候学家的意见,并否认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而莱纳斯则在不断学习阅读科研文献、学会基本的统计学知识,并涉猎从海洋学到地质气候学等不同的领域。这种积累令莱纳斯第二本关于气候变化的书《六度》,凭借丰富的科学内容获得英国皇家学会科学著作奖。 此时的莱纳斯完全意识到同行评议的价值、科学共识的重要性以及在顶级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意义;但另一方面在转基因问题上,莱纳斯对转基因技术除了排斥与恐惧,其他一无所知。“令人惊讶的是,就在2008年的同一时候,我在没有做过任何学术研究的前提下,仅凭一点粗浅的个人理解就在《卫报》上长篇累牍地批评转基因的科学性。”莱纳斯回忆说。 有趣的是,莱纳斯在今年3月接受《卫报》采访时透露,他在《卫报》撰写最后一篇“反转基因垃圾文章”时,已经处于自我矛盾的状态,“虽然承认这一点令我感到羞愧,但那篇文章毫无科学依据可言。你能想象我当时有多尴尬吗?”迫使莱纳斯重新审视转基因问题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来自他在《卫报》网站上发表的反转基因长文下的评论。有读者留言说,“既然你因为大公司推行转基因而反对这项技术,那么你也反对那些大汽车公司生产的轮胎吗?”自此,莱纳斯决定停止从环保组织获取转基因相关信息,暂时不再写任何关于转基因的文章,而是一头扎进科学文献资料。莱纳斯此前固守的转基因偏见随后被逐个击破。 莱纳斯对转基因态度的改变其实在数年前已经显现。2010年11月,莱纳斯在英国第四频道(Channel4)纪录片《WhattheGreenMovementGotWrong》中亮相,并展开了现场辩论。在节目中,他公开为转基因和核电辩护。莱纳斯事后回忆说,“有一名绿色和平组织成员几乎是冲我脸吼。”一些原本亲密的朋友逐渐认为被莱纳斯背叛,莱纳斯的婚礼伴郎、相交10年的朋友甚至与其断交。“在牛津的这次演讲过后,我也已经习惯了反转人士的攻击。”莱纳斯告诉《凤凰周刊》记者。 莱纳斯的世界观也在悄然发生改变。过去,他觉得环保运动意味着勇敢,处于对抗的劣势位。随着观察的深入,他发现当年的环保主义者有点像是从扔石子的大卫变成了巨人歌利亚。环保组织无疑是社会不可忽视的力量,但莱纳斯认为,“它有时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不过并非总是这样。在转基因技术上,一些环保组织无疑是在有选择地无视科学依据。” 1998年的时候,也就是在从事转基因作物破坏的日子里,莱纳斯开始觉察到自己以及周边反转人士行为的异样。他觉得“反转活动者都认为自己包容开放,实际上却难以正常应对哪怕一丁点的批评。”

莱纳斯在思想上的真正蜕变始自2004年。彼时,他开始撰写自己第一本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书。但莱纳斯下定决心,这本书不只是要收集一些坊间消息、奇闻轶事或旅行经历。他要让这本书有充分的科学证据。至此,“科学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口。这是别的事物无法替代的。”莱纳斯说。

“反转基因活动家实际上一直在指责从事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批评他们被大公司收买。”莱纳斯说,“我们此前破坏转基因作物的行为,就是要中止他们的研究实验。” 此后数年,莱纳斯发现自己的态度愈显分裂。一方面,在同反对者辩论气候变化问题时,他觉得很多人都是顽固的反科学人士,因为他们从不听取气候学家的意见,并否认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而莱纳斯则在不断学习阅读科研文献、学会基本的统计学知识,并涉猎从海洋学到地质气候学等不同的领域。这种积累令莱纳斯第二本关于气候变化的书《六度》,凭借丰富的科学内容获得英国皇家学会科学著作奖。 此时的莱纳斯完全意识到同行评议的价值、科学共识的重要性以及在顶级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意义;但另一方面在转基因问题上,莱纳斯对转基因技术除了排斥与恐惧,其他一无所知。“令人惊讶的是,就在2008年的同一时候,我在没有做过任何学术研究的前提下,仅凭一点粗浅的个人理解就在《卫报》上长篇累牍地批评转基因的科学性。”莱纳斯回忆说。 有趣的是,莱纳斯在今年3月接受《卫报》采访时透露,他在《卫报》撰写最后一篇“反转基因垃圾文章”时,已经处于自我矛盾的状态,“虽然承认这一点令我感到羞愧,但那篇文章毫无科学依据可言。你能想象我当时有多尴尬吗?”迫使莱纳斯重新审视转基因问题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来自他在《卫报》网站上发表的反转基因长文下的评论。有读者留言说,“既然你因为大公司推行转基因而反对这项技术,那么你也反对那些大汽车公司生产的轮胎吗?”自此,莱纳斯决定停止从环保组织获取转基因相关信息,暂时不再写任何关于转基因的文章,而是一头扎进科学文献资料。莱纳斯此前固守的转基因偏见随后被逐个击破。 莱纳斯对转基因态度的改变其实在数年前已经显现。2010年11月,莱纳斯在英国第四频道(Channel4)纪录片《WhattheGreenMovementGotWrong》中亮相,并展开了现场辩论。在节目中,他公开为转基因和核电辩护。莱纳斯事后回忆说,“有一名绿色和平组织成员几乎是冲我脸吼。”一些原本亲密的朋友逐渐认为被莱纳斯背叛,莱纳斯的婚礼伴郎、相交10年的朋友甚至与其断交。“在牛津的这次演讲过后,我也已经习惯了反转人士的攻击。”莱纳斯告诉《凤凰周刊》记者。 莱纳斯的世界观也在悄然发生改变。过去,他觉得环保运动意味着勇敢,处于对抗的劣势位。随着观察的深入,他发现当年的环保主义者有点像是从扔石子的大卫变成了巨人歌利亚。环保组织无疑是社会不可忽视的力量,但莱纳斯认为,“它有时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不过并非总是这样。在转基因技术上,一些环保组织无疑是在有选择地无视科学依据。” 莱纳斯发现,他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倡导的科学环保主义,与他在转基因上采取的反科学环保主义态度背道而驰。“反转基因活动家实际上一直在指责从事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批评他们被大公司收买。”莱纳斯说,“我们此前破坏转基因作物的行为,就是要中止他们的研究实验。”

? 《凤凰周刊》2013年9期曾鼎 这可能是今年科学界最引人瞩目的一场演讲。2013年1月的牛津农业会议上,英国著名环保活动家马克·莱纳斯(MarkLynas)作了题为《变化的视角》的长篇演讲。在这个极具影响力的场合,莱纳斯公开为自己过去诋毁转基因的做法道歉,也为自己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协助发起反对转基因运动深表歉意。“我推动了妖魔化一项可以而且应该被用于改善环境的重要科技”,莱纳斯承认。在牛津的演讲全文随后被译成6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传播。 作为曾经坚定的反转基因斗士,莱纳斯立场的转变在该领域非常罕见。过去的莱纳斯,被认为是反转基因运动的重要领头者。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频频撰文发表反转基因言论,甚至组织反转基因人士侵入转基因作物试验农场大肆破坏。正是在那几年,人们对转基因的恐惧开始从欧洲地区加速蔓延。这一切都曾令莱纳斯引以为傲。但现在,他鼓起勇气公开忏悔自己做过的一切。 莱纳斯的忏悔 1月3日牛津那戏剧性的忏悔一幕发生的前一晚,莱纳斯还在替翌日演讲的听众发愁。“台下的农业专家和企业家不知道我的演讲内容,也不清楚我会为转基因道歉。如果他们有猜想,那无非是,又一场环保分子疯言疯语的演讲。”莱纳斯告诉《凤凰周刊》记者。 牛津农业会议当天,在台下听众礼貌性地鼓掌后,莱纳斯的演讲开始了。“首先我需要道歉,因为我在前些年一直强烈反对转基因作物。我非常抱歉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起了反转基因运动,并因此推动了妖魔化可以而且应该被用于改善环境的重要科技。作为一名环保主义者,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健康和有营养的饮食。我现在很后悔我的选择,这完全是事与愿违。” 50分钟的演讲和听众提问交流结束后,台下听众报以“令莱纳斯震惊的掌声”。之后,莱纳斯在其个人网站上挂出了演讲全文。很快在twitter上,莱纳斯不断接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反应:葡萄牙、西班牙、智利、阿根廷……而在中国的微博平台,关注者也就莱纳斯与转基因展开热烈的讨论。 莱纳斯阐述细致的演讲中,他呈现的依旧主要是众多研究文献验证的事实。对于转基因问题,科学界已经有了非常强的共识。莱纳斯也承认,他所陈述的“新观点”毫无新意,它们与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英国皇家学会(RoyalSociety)以及全世界其他主流科研机构的研究结论并无差异。 莱纳斯阐述了对于转基因农业实践看法的变更。他的父亲是少有的愿意采用转基因技术的有机农民,莱纳斯与父亲站在了一起,“我原以为转基因会增加化学药品的使用,事实是抗虫棉花和抗虫玉米需要的杀虫剂更少。我原以为转基因只使大公司受益,事实是广大农民减少投入获得数十亿美元的收益。我原以为(转基因公司的)‘终结者技术’剥夺了农民留种的权利,事实是杂交品种早已导致农民无法留种,且‘终结者技术’根本没有被应用。我原以为没人需要转基因,事实是由于农民们的迫切需要,Bt棉花和抗除草剂大豆分别在印度和巴西被非法盗用。” 对转基因生物和食品安全的认定上,莱纳斯也同样一一做了澄清。他早前认为,转基因技术“把一些尚处于试验阶段的新东西放进食品里。把不同物种的基因混在一起。这种极其‘非自然’的事肯定会有可怕的问题”,现在看来,这不过是拍脑子想当然的事。“我原以为转基因很危险。事实是它比常规育种技术更为精确和安全,以诱变育种为例:转基因生物仅仅转移了部分基因,但传统育种却会污染整个基因组。至于混合不相干物种的基因,比如鱼和西红柿,那又会怎样呢?事实是病毒一直在这么做,包括植物与昆虫,甚至我们自身——这叫基因漂流(geneflow)。” 抨击反转基因人士观点的同时,莱纳斯援引了一系列研究表达了对农业状况的担忧。“如果你不带偏见,就会发现许多关于有机食品和反对生物技术的论点仅仅是基于自然主义谬论——即“天然就是好,人工就是坏”的信念。对于有机农业,这种自然主义谬论上升为指导整个运动的核心原则。这毫无理性可言……有机农业正走在一条拒绝技术革新的道路上。反对转基因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许多转基因作物可以保护自身免受虫害,不施用危害环境的化学物质。这为什么就不属于有机农业?” 对于反转基因人士、组织乃至整个有机农业界,曾经的反转斗士莱纳斯无疑在拆他们的台。结束牛津农业会议的演讲后,莱纳斯在广受科学家赞赏的同时也遭到大量反转基因人士的指责。一些反转基因活动家质疑,莱纳斯夸大了自己在此前反转活动中的地位。“被转基因巨头比如孟山都公司收买”等指责也随即而来。“此后数年,莱纳斯发现自己的态度愈显分裂。一方面,在同反对者辩论气候变化问题时,他觉得很多人都是顽固的反科学人士,因为他们从不听取气候学家的意见,并否认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而莱纳斯则在不断学习阅读科研文献、学会基本的统计学知识,并涉猎从海洋学到地质气候学等不同的领域。这种积累令莱纳斯第二本关于气候变化的书《六度》,凭借丰富的科学内容获得英国皇家学会科学著作奖。

此时的莱纳斯完全意识到同行评议的价值、科学共识的重要性以及在顶级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意义;但另一方面在转基因问题上,莱纳斯对转基因技术除了排斥与恐惧,其他一无所知。“令人惊讶的是,就在2008年的同一时候,我在没有做过任何学术研究的前提下,仅凭一点粗浅的个人理解就在《卫报》上长篇累牍地批评转基因的科学性。”莱纳斯回忆说。

? 《凤凰周刊》2013年9期曾鼎 这可能是今年科学界最引人瞩目的一场演讲。2013年1月的牛津农业会议上,英国著名环保活动家马克·莱纳斯(MarkLynas)作了题为《变化的视角》的长篇演讲。在这个极具影响力的场合,莱纳斯公开为自己过去诋毁转基因的做法道歉,也为自己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协助发起反对转基因运动深表歉意。“我推动了妖魔化一项可以而且应该被用于改善环境的重要科技”,莱纳斯承认。在牛津的演讲全文随后被译成6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传播。 作为曾经坚定的反转基因斗士,莱纳斯立场的转变在该领域非常罕见。过去的莱纳斯,被认为是反转基因运动的重要领头者。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频频撰文发表反转基因言论,甚至组织反转基因人士侵入转基因作物试验农场大肆破坏。正是在那几年,人们对转基因的恐惧开始从欧洲地区加速蔓延。这一切都曾令莱纳斯引以为傲。但现在,他鼓起勇气公开忏悔自己做过的一切。 莱纳斯的忏悔 1月3日牛津那戏剧性的忏悔一幕发生的前一晚,莱纳斯还在替翌日演讲的听众发愁。“台下的农业专家和企业家不知道我的演讲内容,也不清楚我会为转基因道歉。如果他们有猜想,那无非是,又一场环保分子疯言疯语的演讲。”莱纳斯告诉《凤凰周刊》记者。 牛津农业会议当天,在台下听众礼貌性地鼓掌后,莱纳斯的演讲开始了。“首先我需要道歉,因为我在前些年一直强烈反对转基因作物。我非常抱歉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起了反转基因运动,并因此推动了妖魔化可以而且应该被用于改善环境的重要科技。作为一名环保主义者,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健康和有营养的饮食。我现在很后悔我的选择,这完全是事与愿违。” 50分钟的演讲和听众提问交流结束后,台下听众报以“令莱纳斯震惊的掌声”。之后,莱纳斯在其个人网站上挂出了演讲全文。很快在twitter上,莱纳斯不断接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反应:葡萄牙、西班牙、智利、阿根廷……而在中国的微博平台,关注者也就莱纳斯与转基因展开热烈的讨论。 莱纳斯阐述细致的演讲中,他呈现的依旧主要是众多研究文献验证的事实。对于转基因问题,科学界已经有了非常强的共识。莱纳斯也承认,他所陈述的“新观点”毫无新意,它们与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英国皇家学会(RoyalSociety)以及全世界其他主流科研机构的研究结论并无差异。 莱纳斯阐述了对于转基因农业实践看法的变更。他的父亲是少有的愿意采用转基因技术的有机农民,莱纳斯与父亲站在了一起,“我原以为转基因会增加化学药品的使用,事实是抗虫棉花和抗虫玉米需要的杀虫剂更少。我原以为转基因只使大公司受益,事实是广大农民减少投入获得数十亿美元的收益。我原以为(转基因公司的)‘终结者技术’剥夺了农民留种的权利,事实是杂交品种早已导致农民无法留种,且‘终结者技术’根本没有被应用。我原以为没人需要转基因,事实是由于农民们的迫切需要,Bt棉花和抗除草剂大豆分别在印度和巴西被非法盗用。” 对转基因生物和食品安全的认定上,莱纳斯也同样一一做了澄清。他早前认为,转基因技术“把一些尚处于试验阶段的新东西放进食品里。把不同物种的基因混在一起。这种极其‘非自然’的事肯定会有可怕的问题”,现在看来,这不过是拍脑子想当然的事。“我原以为转基因很危险。事实是它比常规育种技术更为精确和安全,以诱变育种为例:转基因生物仅仅转移了部分基因,但传统育种却会污染整个基因组。至于混合不相干物种的基因,比如鱼和西红柿,那又会怎样呢?事实是病毒一直在这么做,包括植物与昆虫,甚至我们自身——这叫基因漂流(geneflow)。” 抨击反转基因人士观点的同时,莱纳斯援引了一系列研究表达了对农业状况的担忧。“如果你不带偏见,就会发现许多关于有机食品和反对生物技术的论点仅仅是基于自然主义谬论——即“天然就是好,人工就是坏”的信念。对于有机农业,这种自然主义谬论上升为指导整个运动的核心原则。这毫无理性可言……有机农业正走在一条拒绝技术革新的道路上。反对转基因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许多转基因作物可以保护自身免受虫害,不施用危害环境的化学物质。这为什么就不属于有机农业?” 对于反转基因人士、组织乃至整个有机农业界,曾经的反转斗士莱纳斯无疑在拆他们的台。结束牛津农业会议的演讲后,莱纳斯在广受科学家赞赏的同时也遭到大量反转基因人士的指责。一些反转基因活动家质疑,莱纳斯夸大了自己在此前反转活动中的地位。“被转基因巨头比如孟山都公司收买”等指责也随即而来。“

有趣的是,莱纳斯在今年 ? 《凤凰周刊》2013年9期曾鼎 这可能是今年科学界最引人瞩目的一场演讲。2013年1月的牛津农业会议上,英国著名环保活动家马克·莱纳斯(MarkLynas)作了题为《变化的视角》的长篇演讲。在这个极具影响力的场合,莱纳斯公开为自己过去诋毁转基因的做法道歉,也为自己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协助发起反对转基因运动深表歉意。“我推动了妖魔化一项可以而且应该被用于改善环境的重要科技”,莱纳斯承认。在牛津的演讲全文随后被译成6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传播。 作为曾经坚定的反转基因斗士,莱纳斯立场的转变在该领域非常罕见。过去的莱纳斯,被认为是反转基因运动的重要领头者。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频频撰文发表反转基因言论,甚至组织反转基因人士侵入转基因作物试验农场大肆破坏。正是在那几年,人们对转基因的恐惧开始从欧洲地区加速蔓延。这一切都曾令莱纳斯引以为傲。但现在,他鼓起勇气公开忏悔自己做过的一切。 莱纳斯的忏悔 1月3日牛津那戏剧性的忏悔一幕发生的前一晚,莱纳斯还在替翌日演讲的听众发愁。“台下的农业专家和企业家不知道我的演讲内容,也不清楚我会为转基因道歉。如果他们有猜想,那无非是,又一场环保分子疯言疯语的演讲。”莱纳斯告诉《凤凰周刊》记者。 牛津农业会议当天,在台下听众礼貌性地鼓掌后,莱纳斯的演讲开始了。“首先我需要道歉,因为我在前些年一直强烈反对转基因作物。我非常抱歉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起了反转基因运动,并因此推动了妖魔化可以而且应该被用于改善环境的重要科技。作为一名环保主义者,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健康和有营养的饮食。我现在很后悔我的选择,这完全是事与愿违。” 50分钟的演讲和听众提问交流结束后,台下听众报以“令莱纳斯震惊的掌声”。之后,莱纳斯在其个人网站上挂出了演讲全文。很快在twitter上,莱纳斯不断接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反应:葡萄牙、西班牙、智利、阿根廷……而在中国的微博平台,关注者也就莱纳斯与转基因展开热烈的讨论。 莱纳斯阐述细致的演讲中,他呈现的依旧主要是众多研究文献验证的事实。对于转基因问题,科学界已经有了非常强的共识。莱纳斯也承认,他所陈述的“新观点”毫无新意,它们与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英国皇家学会(RoyalSociety)以及全世界其他主流科研机构的研究结论并无差异。 莱纳斯阐述了对于转基因农业实践看法的变更。他的父亲是少有的愿意采用转基因技术的有机农民,莱纳斯与父亲站在了一起,“我原以为转基因会增加化学药品的使用,事实是抗虫棉花和抗虫玉米需要的杀虫剂更少。我原以为转基因只使大公司受益,事实是广大农民减少投入获得数十亿美元的收益。我原以为(转基因公司的)‘终结者技术’剥夺了农民留种的权利,事实是杂交品种早已导致农民无法留种,且‘终结者技术’根本没有被应用。我原以为没人需要转基因,事实是由于农民们的迫切需要,Bt棉花和抗除草剂大豆分别在印度和巴西被非法盗用。” 对转基因生物和食品安全的认定上,莱纳斯也同样一一做了澄清。他早前认为,转基因技术“把一些尚处于试验阶段的新东西放进食品里。把不同物种的基因混在一起。这种极其‘非自然’的事肯定会有可怕的问题”,现在看来,这不过是拍脑子想当然的事。“我原以为转基因很危险。事实是它比常规育种技术更为精确和安全,以诱变育种为例:转基因生物仅仅转移了部分基因,但传统育种却会污染整个基因组。至于混合不相干物种的基因,比如鱼和西红柿,那又会怎样呢?事实是病毒一直在这么做,包括植物与昆虫,甚至我们自身——这叫基因漂流(geneflow)。” 抨击反转基因人士观点的同时,莱纳斯援引了一系列研究表达了对农业状况的担忧。“如果你不带偏见,就会发现许多关于有机食品和反对生物技术的论点仅仅是基于自然主义谬论——即“天然就是好,人工就是坏”的信念。对于有机农业,这种自然主义谬论上升为指导整个运动的核心原则。这毫无理性可言……有机农业正走在一条拒绝技术革新的道路上。反对转基因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许多转基因作物可以保护自身免受虫害,不施用危害环境的化学物质。这为什么就不属于有机农业?” 对于反转基因人士、组织乃至整个有机农业界,曾经的反转斗士莱纳斯无疑在拆他们的台。结束牛津农业会议的演讲后,莱纳斯在广受科学家赞赏的同时也遭到大量反转基因人士的指责。一些反转基因活动家质疑,莱纳斯夸大了自己在此前反转活动中的地位。“被转基因巨头比如孟山都公司收买”等指责也随即而来。“3月接受《卫报》采访时透露,他在《卫报》撰写最后一篇“反转基因垃圾文章”时,已经处于自我矛盾的状态,“虽然承认这一点令我感到羞愧,但那篇文章毫无科学依据可言。你能想象我当时有多尴尬吗?”迫使莱纳斯重新审视转基因问题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来自他在《卫报》网站上发表的反转基因长文下的评论。有读者留言说,“既然你因为大公司推行转基因而反对这项技术,那么你也反对那些大汽车公司生产的轮胎吗?”自此,莱纳斯决定停止从环保组织获取转基因相关信息,暂时不再写任何关于转基因的文章,而是一头扎进科学文献资料。莱纳斯此前固守的转基因偏见随后被逐个击破。

那些人显然认为我毫无诚实品质,带着固有的有色眼镜来看待我。”莱纳斯说。 从反转斗士到为转基因辩护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莱纳斯是一名坚定的反资本主义的环保人士。他是《CorporateWatch》杂志的创始人之一,第一篇抨击转基因技术和孟山都生物技术公司的文章即出自他手。同时,莱纳斯也是一名劣迹斑斑的违法者。他曾与另外二三十名反转人士结伙闯进转基因作物种植地,在夜里挥刀大肆破坏农作物。在过去,他还认为牛津农业会议的参会者做的是毁灭世界的事情。 这段时期,莱纳斯还是激进环保组织“EarthFirst”的一员。这个组织认为,工业力量给全世界带来环境危机,而大公司和资本家在毁灭地球。莱纳斯们则是在“对抗巨大的盈利机器,捍卫自然世界”。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反对转基因”很快融为莱纳斯早期信仰的一部分。 莱纳斯头次听说转基因作物是在1996年的一个小规模会议上。当时,绿色和平组织的活动主任吉姆·托马斯(JimThomas)令莱纳斯“首次意识到孟山都公司所作所为的可怕性”。在了解到“非天然的东西被添加到食物,大公司在试图掌控食物链”后,莱纳斯开始在《CorporateWatch》杂志撰文抨击孟山都公司。在莱纳斯的倡导下,“反对转基因”随后成为“EarthFirst”组织活动的头等大事。此后数年间,公众对转基因的恐惧有如野火一般蔓延。“今天觉得自己是反转领袖的人,可以说当初是我培训的他们。”莱纳斯说。 1997年,莱纳斯对转基因和大公司的愤怒开始转化为实际行动。最早的破坏试验性转基因作物的活动即发生在此时,“我们有二三十人,都不暴露身份,携带园林工具,穿着黑衣,带点现金,在半夜两点钟出发。”而在1998年4月29号那场袭击位于海维康(HighWycombe)孟山都公司英国总部的活动中,莱纳斯负责从侦测地形、印发传单到租用汽车的一系列环节。 10多年后的牛津农业会议上,莱纳斯在演讲中讲述的第一个案例,正是对这类破坏转基因作物行动的抨击。“2012年,绿色和平组织在澳大利亚破坏了一种转基因小麦。我因为从前参与过类似行动,对此非常熟悉。这是一项由英联邦科学研究所依靠公共资助资金开展的研究。但绿色和平组织不管这些。他们就觉得因为这是转基因,不天然,所以要反对。” 鲜为人知的是,在同一个场所,很幸运地没有被绿色和平成员及其割草机摧毁的另一片试验田里,人们此后意外发现一种增产30%的小麦。莱纳斯在演讲中感叹,“想想看。要是绿色和平也摧毁了这一新发现,它可能将永远不为人知。正如全国农民联合会主席彼得·坎道尔(PeterKendall)最近所说,这就像是在人们阅读图书馆的藏书前就把它们烧光一样。” 莱纳斯的演讲还列举了中国的“黄金大米事件”。2012年,绿色和平组织声称有24名儿童被用作转基因黄金大米试验的小白鼠,一度引起举国舆论恐慌。实际上就黄金大米本身而言,它不仅没有不利的健康影响,每年还可以拯救成千上万名因缺乏维生素A而失明和死亡的孩子。莱纳斯评论说,“国际上对黄金大米的过度管制已经使其束之高阁十多年。在诸如绿色和平这样的组织影响下,它可能永远都不会出现在缺乏维生素的穷人的餐桌上。” “只是因为那些不缺乏维生素A的富人的审美偏好,就剥夺能帮助那些穷人和他们的孩子的东西,在我看来这是不道德也不人道的。绿色和平组织是年收入达上亿美元的跨国组织,应该像其他大公司一样肩负道德责任,”莱纳斯补充说,“而且在影响民众的判断上,这类环保组织的影响事实上比以前大得多。” 转变从何而来? 从1995年到现在,莱纳斯对转基因态度的扭转并非是朝夕间的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用莱纳斯的话来说,答案也很简单,“我发现了科学,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变成一名更好的环保主义者。”莱纳斯的转变,正是一个尊重科学的环保主义者同死忠反转人士的差别。 大约在1998年的时候,也就是在从事转基因作物破坏的日子里,莱纳斯开始觉察到自己以及周边反转人士行为的异样。他觉得“反转活动者都认为自己包容开放,实际上却难以正常应对哪怕一丁点的批评。” 莱纳斯在思想上的真正蜕变始自2004年。彼时,他开始撰写自己第一本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书。但莱纳斯下定决心,这本书不只是要收集一些坊间消息、奇闻轶事或旅行经历。他要让这本书有充分的科学证据。至此,“科学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口。这是别的事物无法替代的。”莱纳斯说。 莱纳斯发现,他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倡导的科学环保主义,与他在转基因上采取的反科学环保主义态度背道而驰。莱纳斯对转基因态度的改变其实在数年前已经显现。201011月,莱纳斯在英国第四频道(“反转基因活动家实际上一直在指责从事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批评他们被大公司收买。”莱纳斯说,“我们此前破坏转基因作物的行为,就是要中止他们的研究实验。” 此后数年,莱纳斯发现自己的态度愈显分裂。一方面,在同反对者辩论气候变化问题时,他觉得很多人都是顽固的反科学人士,因为他们从不听取气候学家的意见,并否认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而莱纳斯则在不断学习阅读科研文献、学会基本的统计学知识,并涉猎从海洋学到地质气候学等不同的领域。这种积累令莱纳斯第二本关于气候变化的书《六度》,凭借丰富的科学内容获得英国皇家学会科学著作奖。 此时的莱纳斯完全意识到同行评议的价值、科学共识的重要性以及在顶级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意义;但另一方面在转基因问题上,莱纳斯对转基因技术除了排斥与恐惧,其他一无所知。“令人惊讶的是,就在2008年的同一时候,我在没有做过任何学术研究的前提下,仅凭一点粗浅的个人理解就在《卫报》上长篇累牍地批评转基因的科学性。”莱纳斯回忆说。 有趣的是,莱纳斯在今年3月接受《卫报》采访时透露,他在《卫报》撰写最后一篇“反转基因垃圾文章”时,已经处于自我矛盾的状态,“虽然承认这一点令我感到羞愧,但那篇文章毫无科学依据可言。你能想象我当时有多尴尬吗?”迫使莱纳斯重新审视转基因问题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来自他在《卫报》网站上发表的反转基因长文下的评论。有读者留言说,“既然你因为大公司推行转基因而反对这项技术,那么你也反对那些大汽车公司生产的轮胎吗?”自此,莱纳斯决定停止从环保组织获取转基因相关信息,暂时不再写任何关于转基因的文章,而是一头扎进科学文献资料。莱纳斯此前固守的转基因偏见随后被逐个击破。 莱纳斯对转基因态度的改变其实在数年前已经显现。2010年11月,莱纳斯在英国第四频道(Channel4)纪录片《WhattheGreenMovementGotWrong》中亮相,并展开了现场辩论。在节目中,他公开为转基因和核电辩护。莱纳斯事后回忆说,“有一名绿色和平组织成员几乎是冲我脸吼。”一些原本亲密的朋友逐渐认为被莱纳斯背叛,莱纳斯的婚礼伴郎、相交10年的朋友甚至与其断交。“在牛津的这次演讲过后,我也已经习惯了反转人士的攻击。”莱纳斯告诉《凤凰周刊》记者。 莱纳斯的世界观也在悄然发生改变。过去,他觉得环保运动意味着勇敢,处于对抗的劣势位。随着观察的深入,他发现当年的环保主义者有点像是从扔石子的大卫变成了巨人歌利亚。环保组织无疑是社会不可忽视的力量,但莱纳斯认为,“它有时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不过并非总是这样。在转基因技术上,一些环保组织无疑是在有选择地无视科学依据。” Channel4)纪录片《 What the Green Movement Got Wrong》中亮相,并展开了现场辩论。在节目中,他公开为转基因和核电辩护。莱纳斯事后回忆说,“有一名绿色和平组织成员几乎是冲我脸吼。”一些原本亲密的朋友逐渐认为被莱纳斯背叛,莱纳斯的婚礼伴郎、相交10年的朋友甚至与其断交。“在牛津的这次演讲过后,我也已经习惯了反转人士的攻击。”莱纳斯告诉《凤凰周刊》记者。

那些人显然认为我毫无诚实品质,带着固有的有色眼镜来看待我。”莱纳斯说。 从反转斗士到为转基因辩护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莱纳斯是一名坚定的反资本主义的环保人士。他是《CorporateWatch》杂志的创始人之一,第一篇抨击转基因技术和孟山都生物技术公司的文章即出自他手。同时,莱纳斯也是一名劣迹斑斑的违法者。他曾与另外二三十名反转人士结伙闯进转基因作物种植地,在夜里挥刀大肆破坏农作物。在过去,他还认为牛津农业会议的参会者做的是毁灭世界的事情。 这段时期,莱纳斯还是激进环保组织“EarthFirst”的一员。这个组织认为,工业力量给全世界带来环境危机,而大公司和资本家在毁灭地球。莱纳斯们则是在“对抗巨大的盈利机器,捍卫自然世界”。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反对转基因”很快融为莱纳斯早期信仰的一部分。 莱纳斯头次听说转基因作物是在1996年的一个小规模会议上。当时,绿色和平组织的活动主任吉姆·托马斯(JimThomas)令莱纳斯“首次意识到孟山都公司所作所为的可怕性”。在了解到“非天然的东西被添加到食物,大公司在试图掌控食物链”后,莱纳斯开始在《CorporateWatch》杂志撰文抨击孟山都公司。在莱纳斯的倡导下,“反对转基因”随后成为“EarthFirst”组织活动的头等大事。此后数年间,公众对转基因的恐惧有如野火一般蔓延。“今天觉得自己是反转领袖的人,可以说当初是我培训的他们。”莱纳斯说。 1997年,莱纳斯对转基因和大公司的愤怒开始转化为实际行动。最早的破坏试验性转基因作物的活动即发生在此时,“我们有二三十人,都不暴露身份,携带园林工具,穿着黑衣,带点现金,在半夜两点钟出发。”而在1998年4月29号那场袭击位于海维康(HighWycombe)孟山都公司英国总部的活动中,莱纳斯负责从侦测地形、印发传单到租用汽车的一系列环节。 10多年后的牛津农业会议上,莱纳斯在演讲中讲述的第一个案例,正是对这类破坏转基因作物行动的抨击。“2012年,绿色和平组织在澳大利亚破坏了一种转基因小麦。我因为从前参与过类似行动,对此非常熟悉。这是一项由英联邦科学研究所依靠公共资助资金开展的研究。但绿色和平组织不管这些。他们就觉得因为这是转基因,不天然,所以要反对。” 鲜为人知的是,在同一个场所,很幸运地没有被绿色和平成员及其割草机摧毁的另一片试验田里,人们此后意外发现一种增产30%的小麦。莱纳斯在演讲中感叹,“想想看。要是绿色和平也摧毁了这一新发现,它可能将永远不为人知。正如全国农民联合会主席彼得·坎道尔(PeterKendall)最近所说,这就像是在人们阅读图书馆的藏书前就把它们烧光一样。” 莱纳斯的演讲还列举了中国的“黄金大米事件”。2012年,绿色和平组织声称有24名儿童被用作转基因黄金大米试验的小白鼠,一度引起举国舆论恐慌。实际上就黄金大米本身而言,它不仅没有不利的健康影响,每年还可以拯救成千上万名因缺乏维生素A而失明和死亡的孩子。莱纳斯评论说,“国际上对黄金大米的过度管制已经使其束之高阁十多年。在诸如绿色和平这样的组织影响下,它可能永远都不会出现在缺乏维生素的穷人的餐桌上。” “只是因为那些不缺乏维生素A的富人的审美偏好,就剥夺能帮助那些穷人和他们的孩子的东西,在我看来这是不道德也不人道的。绿色和平组织是年收入达上亿美元的跨国组织,应该像其他大公司一样肩负道德责任,”莱纳斯补充说,“而且在影响民众的判断上,这类环保组织的影响事实上比以前大得多。” 转变从何而来? 从1995年到现在,莱纳斯对转基因态度的扭转并非是朝夕间的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用莱纳斯的话来说,答案也很简单,“我发现了科学,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变成一名更好的环保主义者。”莱纳斯的转变,正是一个尊重科学的环保主义者同死忠反转人士的差别。 大约在1998年的时候,也就是在从事转基因作物破坏的日子里,莱纳斯开始觉察到自己以及周边反转人士行为的异样。他觉得“反转活动者都认为自己包容开放,实际上却难以正常应对哪怕一丁点的批评。” 莱纳斯在思想上的真正蜕变始自2004年。彼时,他开始撰写自己第一本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书。但莱纳斯下定决心,这本书不只是要收集一些坊间消息、奇闻轶事或旅行经历。他要让这本书有充分的科学证据。至此,“科学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口。这是别的事物无法替代的。”莱纳斯说。 莱纳斯发现,他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倡导的科学环保主义,与他在转基因上采取的反科学环保主义态度背道而驰。

莱纳斯的世界观也在悄然发生改变。过去,他觉得环保运动意味着勇敢,处于对抗的劣势位。随着观察的深入,他发现当年的环保主义者有点像是从扔石子的大卫变成了巨人歌利亚。环保组织无疑是社会不可忽视的力量,但莱纳斯认为,“它有时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不过并非总是这样。在转基因技术上,一些环保组织无疑是在有选择地无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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