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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熟悉的陌生人:华商漂在西班牙  

2013-02-22 16:40:00|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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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华人远谈不上是最令西班牙人生厌的外来族群。由于地缘亲近,摩洛哥人曾是西班牙最庞大的外国人群体,直到2007年才被罗马尼亚人反超。根据2011年的统计数据,在西班牙合法居留的摩洛哥人超过75万,主要从事农业和建筑业。西班牙经济恶化以后,很多摩洛哥人失去了工作,但他们却不愿回国。“西班牙人觉得摩洛哥人实在太多了,而且很多摩洛哥人不工作,天天在马路上游荡,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生活下去的……”白宁迪告诉本刊,不少西班牙人持有一种摩洛哥人不可信任的偏见。金融危机之后,越多越多的西班牙人抱怨政府给这些失业移民的补助太多了。 有意思的是,西班牙人虽不喜欢摩洛哥人的懒散,却又担心被勤奋的中国人抢了饭碗。“听到‘华人’这个词,西班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中餐馆、便宜的商店。”白宁迪说,“此外,西班牙人也觉得中国人不太干涉当地政治生活,几乎不参与任何纷争。” 这些特征曾经都被视为华人的优点。然而,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就像一出反转剧,华人的种种优点一夜间变成了“原罪”。正如许多媒体所报道的那样,西班牙人认为华人出售的商品太便宜,挤占了当地人的市场份额,加剧了他们的经济恶化;而逃税、洗钱、不遵守作息时间等问题,虽然不是华商的“专利”,但在经济萧条、大家日子都不好过的时候,又显然格外刺眼。 如果说物质上的差距为西班牙人的不满提供了原料,那么华人与西班牙社会在文化上的隔阂则成了矛盾的催化剂。“在大部分西班牙人眼中,华人是所有外国人中最神秘、最难沟通的群体。”她举例说,一个西班牙人可能有很多厄瓜多尔裔的哥们儿、几个摩洛哥裔的朋友,甚至一两个罗马尼亚裔的熟人。但大部分情况下,他们没有任何华人朋友。“华人对他们来说,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意大利曾广泛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不死的中国人”。意思是,意大利人几乎从没见过中国人举行葬礼,只看到他们干活、挣钱;他们不需要休闲,不需要社交,甚至不需要家庭生活,好像永远不会死去。“西班牙也有类似这样的‘传说’。这里甚至有一个更加耸人听闻的说法:也许中国人死了之后,中餐馆会把那个人的肉做给客人吃……”白宁迪说,现在西班牙人已经知道那只是个恶心的玩笑,但它足以说明,当地人对华人有多么不了解。 “忙赚钱”造成隔阂 华人的神秘多少与两国在地理上相距遥远有关。传统上,西班牙的外国移民主要来自北非、拉美和东欧。这些国家与西班牙之间即便不是文化相近、语言相同,也是彼此熟悉的近邻。相比之下,中国对于不少西班牙人来说,只是一个空洞的地理名词。陆旭刚到西班牙时,常常惊讶于当地人头脑中的中国。“他们以为中国还是《红高粱》里那种尘土飞扬的样子。等真的去了中国,他们都惊讶极了,回来以后都说,那不是中国,是美国!” 最显著的不同,是对待生活的态度。西班牙人讲究享受生活,中国人则强调努力工作。陈庸光的服装厂里同时雇用了中西两国员工,每到周一,西班牙员工聊天的话题必是周末又去哪里度假了,“而华人在这里,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工作”。吃苦耐劳、拼博进取本是东亚文化圈的一大共性,但这种传统在西班牙社会里是那么格格不入。而同样能吃苦、拼命干的日韩等其他东亚国家的人在西班牙又非常少,久而久之,“像中国人一样干活”成了西语中形容一个人工作努力的固定搭配。白宁迪本人对华商很是佩服,称赞他们会做生意、能理解当地市场。 “又努力、又有商业头脑的华商在当地不会形成‘鲶鱼效应’吗?”面对这个问题,白宁迪笑着摇摇头说,“我们佩服中国人,但不会认为要学习他们的精神。西班牙人觉得中国人工作太累、太辛苦了。我们不想改变。” 在采访中,几乎所有被访者都提到,语言障碍是华人和西班牙人沟通的最大问题。很多华商在西班牙打拼了十多年,却一句西语都不会。而年纪越大,这种现象越普遍。学中文以前,中餐馆里的服务员是白宁迪唯一“认识”的华人。直到掌握了汉语,她才打开了华人世界的大门,也渐渐明白了华商在西班牙谋生的不易。如今,白宁迪已经有了一大帮华人朋友。“因为没有语言障碍,他们对我都很亲切。我发现他们其实也愿意交朋友,只是觉得语言水平不够高,不好意思跟当地人接触。”基于此,白宁迪在论文里特别建议西班牙政府将语言测试纳入申请西班牙国籍的条件中。 令人玩味的是,对于外国移民和持永久居留证的外国人,西班牙许多地方政府都提供免费的语言培训,但效果并不好。陆旭的妻子就是在托尔托萨的免费学校里学会了西班牙语。“但他们班上中国人特别少,很多华商觉得生意太忙,不愿意在这上面花时间。” 接受记者采访时,不时有顾客进出廖碧琳的糖果店,她在中文和西班牙语之间自如地切换,上小学的儿子也帮着照看店铺,西班牙语比母亲还要流利。虽然把老主顾们称为“朋友”,廖碧华与西班牙人的交道却仅限于这间摆满商品的小店。来西班牙10年了,她还从来没有参加过当地人的社交活动,更没有到当地人的家里作过客。“我们那么忙,哪有时间出去聚会哦!”这是一个极具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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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华人远谈不上是最令西班牙人生厌的外来族群。由于地缘亲近,摩洛哥人曾是西班牙最庞大的外国人群体,直到2007年才被罗马尼亚人反超。根据2011年的统计数据,在西班牙合法居留的摩洛哥人超过75万,主要从事农业和建筑业。西班牙经济恶化以后,很多摩洛哥人失去了工作,但他们却不愿回国。“西班牙人觉得摩洛哥人实在太多了,而且很多摩洛哥人不工作,天天在马路上游荡,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生活下去的……”白宁迪告诉本刊,不少西班牙人持有一种摩洛哥人不可信任的偏见。金融危机之后,越多越多的西班牙人抱怨政府给这些失业移民的补助太多了。 有意思的是,西班牙人虽不喜欢摩洛哥人的懒散,却又担心被勤奋的中国人抢了饭碗。“听到‘华人’这个词,西班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中餐馆、便宜的商店。”白宁迪说,“此外,西班牙人也觉得中国人不太干涉当地政治生活,几乎不参与任何纷争。” 这些特征曾经都被视为华人的优点。然而,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就像一出反转剧,华人的种种优点一夜间变成了“原罪”。正如许多媒体所报道的那样,西班牙人认为华人出售的商品太便宜,挤占了当地人的市场份额,加剧了他们的经济恶化;而逃税、洗钱、不遵守作息时间等问题,虽然不是华商的“专利”,但在经济萧条、大家日子都不好过的时候,又显然格外刺眼。 如果说物质上的差距为西班牙人的不满提供了原料,那么华人与西班牙社会在文化上的隔阂则成了矛盾的催化剂。“在大部分西班牙人眼中,华人是所有外国人中最神秘、最难沟通的群体。”她举例说,一个西班牙人可能有很多厄瓜多尔裔的哥们儿、几个摩洛哥裔的朋友,甚至一两个罗马尼亚裔的熟人。但大部分情况下,他们没有任何华人朋友。“华人对他们来说,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意大利曾广泛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不死的中国人”。意思是,意大利人几乎从没见过中国人举行葬礼,只看到他们干活、挣钱;他们不需要休闲,不需要社交,甚至不需要家庭生活,好像永远不会死去。“西班牙也有类似这样的‘传说’。这里甚至有一个更加耸人听闻的说法:也许中国人死了之后,中餐馆会把那个人的肉做给客人吃……”白宁迪说,现在西班牙人已经知道那只是个恶心的玩笑,但它足以说明,当地人对华人有多么不了解。 “忙赚钱”造成隔阂 华人的神秘多少与两国在地理上相距遥远有关。传统上,西班牙的外国移民主要来自北非、拉美和东欧。这些国家与西班牙之间即便不是文化相近、语言相同,也是彼此熟悉的近邻。相比之下,中国对于不少西班牙人来说,只是一个空洞的地理名词。陆旭刚到西班牙时,常常惊讶于当地人头脑中的中国。“他们以为中国还是《红高粱》里那种尘土飞扬的样子。等真的去了中国,他们都惊讶极了,回来以后都说,那不是中国,是美国!” 最显著的不同,是对待生活的态度。西班牙人讲究享受生活,中国人则强调努力工作。陈庸光的服装厂里同时雇用了中西两国员工,每到周一,西班牙员工聊天的话题必是周末又去哪里度假了,“而华人在这里,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工作”。吃苦耐劳、拼博进取本是东亚文化圈的一大共性,但这种传统在西班牙社会里是那么格格不入。而同样能吃苦、拼命干的日韩等其他东亚国家的人在西班牙又非常少,久而久之,“像中国人一样干活”成了西语中形容一个人工作努力的固定搭配。白宁迪本人对华商很是佩服,称赞他们会做生意、能理解当地市场。 “又努力、又有商业头脑的华商在当地不会形成‘鲶鱼效应’吗?”面对这个问题,白宁迪笑着摇摇头说,“我们佩服中国人,但不会认为要学习他们的精神。西班牙人觉得中国人工作太累、太辛苦了。我们不想改变。” 在采访中,几乎所有被访者都提到,语言障碍是华人和西班牙人沟通的最大问题。很多华商在西班牙打拼了十多年,却一句西语都不会。而年纪越大,这种现象越普遍。学中文以前,中餐馆里的服务员是白宁迪唯一“认识”的华人。直到掌握了汉语,她才打开了华人世界的大门,也渐渐明白了华商在西班牙谋生的不易。如今,白宁迪已经有了一大帮华人朋友。“因为没有语言障碍,他们对我都很亲切。我发现他们其实也愿意交朋友,只是觉得语言水平不够高,不好意思跟当地人接触。”基于此,白宁迪在论文里特别建议西班牙政府将语言测试纳入申请西班牙国籍的条件中。 令人玩味的是,对于外国移民和持永久居留证的外国人,西班牙许多地方政府都提供免费的语言培训,但效果并不好。陆旭的妻子就是在托尔托萨的免费学校里学会了西班牙语。“但他们班上中国人特别少,很多华商觉得生意太忙,不愿意在这上面花时间。” 接受记者采访时,不时有顾客进出廖碧琳的糖果店,她在中文和西班牙语之间自如地切换,上小学的儿子也帮着照看店铺,西班牙语比母亲还要流利。虽然把老主顾们称为“朋友”,廖碧华与西班牙人的交道却仅限于这间摆满商品的小店。来西班牙10年了,她还从来没有参加过当地人的社交活动,更没有到当地人的家里作过客。“我们那么忙,哪有时间出去聚会哦!”这是一个极具代表

《凤凰周刊》性的回答。 忙着赚钱,如一堵围墙,把华商圈在了自己的小社会里。 与在西班牙谋生的其他外国人相比,华人的职业选择也在客观上减少了他们和当地人打交道的机会。摩洛哥人和巴基斯坦人虽然也喜欢自己开店,但更多人选择为西班牙公司打工;拉美人一般从事家政服务,如护理老年人和做清洁工;东欧人则多集中在建筑行业。这些工作都需要与当地人进行频繁沟通。唯独中国人,几乎所有中国人来西班牙伊始,就把当老板作为唯一的奋斗目标,因为这样赚钱最快。 “这给西班牙人一种感觉,中国人来这里只是赚钱,等赚够了钱,他们还是要回中国的,对交朋友不大感兴趣。”白宁迪说。 华商噩梦开始?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陆旭也没有离开西班牙。首先当然是因为生意没有差到要关门大吉,但更主要的问题是,去哪里呢?“也考虑过回国,但我20岁就出来了,在中国没有任何关系门道。一想到在国内做生意可能要跟很多行政部门打交道,就有点头大。”他告诉记者,西班牙的商业环境其实很简单。在托尔托萨开店六年,他只和政府打过三次交道,都是卫生检查,平时交税则通过西班牙的律所,“政府就像不存在一样”。若是搬到其他欧洲国家,经济状况较好的,移民政策都比西班牙苛刻得多;移民政策如西班牙一般宽松的,经济往往还不如这里。 “皇帝行动”是华商噩梦的开始,还是已经到达顶点?陆旭说,他相信华人可以走出低谷。“西班牙经济不会这样一直差下去吧,等经济逐渐好转,华商和当地人的关系也会变得融洽起来。” 白宁迪则已经看到了积极的变化。随着中国实力的壮大,越来越多的西班牙人对中国产生了兴趣。“他们开始读有关中国的文化、政治、经济等,大城市有孔子学院,学中文的人也在增加。” 在华人身上,她同样看到了希望。2012年9月,白宁迪第一次参加了当地华人的婚礼。那是一场跨国婚姻,新郎是西班牙人,新娘来自中国温州。白宁迪作为新娘的朋友出席了婚礼。在场的很多人,无论是华人还是西班牙人,都是平生第一次像朋友一样和对方一起吃饭、聊天。“这种现象还很少,但我相信会越来越多。”白宁迪笑道。 像那位温州新娘一样,以西语为第二母语、从小接受西班牙教育的华人“第二代”已经呈上升趋势。陆旭认为,提高华人的教育水平,不仅可以消除语言障碍,还有助于提高旅西华人的文化素质。“有的华人钱是真的多,可是穿衣服邋里邋遢、随地吐痰,连我都看不惯。”而在白宁迪的调查中,83%的西班牙人表示,“讲文明懂礼貌”是自己最看重的移民特征。 如今,女儿是陆旭心头最大的牵挂。“我希望我的女儿也能在西班牙念完大学。如果她长大以后想留在西班牙,我们就在这里终老吧!”他慢悠悠地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陆旭、廖碧琳为化名)20134期 《凤凰周刊》 钟子娟

事实上,华人远谈不上是最令西班牙人生厌的外来族群。由于地缘亲近,摩洛哥人曾是西班牙最庞大的外国人群体,直到2007年才被罗马尼亚人反超。根据2011年的统计数据,在西班牙合法居留的摩洛哥人超过75万,主要从事农业和建筑业。西班牙经济恶化以后,很多摩洛哥人失去了工作,但他们却不愿回国。“西班牙人觉得摩洛哥人实在太多了,而且很多摩洛哥人不工作,天天在马路上游荡,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生活下去的……”白宁迪告诉本刊,不少西班牙人持有一种摩洛哥人不可信任的偏见。金融危机之后,越多越多的西班牙人抱怨政府给这些失业移民的补助太多了。 有意思的是,西班牙人虽不喜欢摩洛哥人的懒散,却又担心被勤奋的中国人抢了饭碗。“听到‘华人’这个词,西班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中餐馆、便宜的商店。”白宁迪说,“此外,西班牙人也觉得中国人不太干涉当地政治生活,几乎不参与任何纷争。” 这些特征曾经都被视为华人的优点。然而,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就像一出反转剧,华人的种种优点一夜间变成了“原罪”。正如许多媒体所报道的那样,西班牙人认为华人出售的商品太便宜,挤占了当地人的市场份额,加剧了他们的经济恶化;而逃税、洗钱、不遵守作息时间等问题,虽然不是华商的“专利”,但在经济萧条、大家日子都不好过的时候,又显然格外刺眼。 如果说物质上的差距为西班牙人的不满提供了原料,那么华人与西班牙社会在文化上的隔阂则成了矛盾的催化剂。“在大部分西班牙人眼中,华人是所有外国人中最神秘、最难沟通的群体。”她举例说,一个西班牙人可能有很多厄瓜多尔裔的哥们儿、几个摩洛哥裔的朋友,甚至一两个罗马尼亚裔的熟人。但大部分情况下,他们没有任何华人朋友。“华人对他们来说,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意大利曾广泛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不死的中国人”。意思是,意大利人几乎从没见过中国人举行葬礼,只看到他们干活、挣钱;他们不需要休闲,不需要社交,甚至不需要家庭生活,好像永远不会死去。“西班牙也有类似这样的‘传说’。这里甚至有一个更加耸人听闻的说法:也许中国人死了之后,中餐馆会把那个人的肉做给客人吃……”白宁迪说,现在西班牙人已经知道那只是个恶心的玩笑,但它足以说明,当地人对华人有多么不了解。 “忙赚钱”造成隔阂 华人的神秘多少与两国在地理上相距遥远有关。传统上,西班牙的外国移民主要来自北非、拉美和东欧。这些国家与西班牙之间即便不是文化相近、语言相同,也是彼此熟悉的近邻。相比之下,中国对于不少西班牙人来说,只是一个空洞的地理名词。陆旭刚到西班牙时,常常惊讶于当地人头脑中的中国。“他们以为中国还是《红高粱》里那种尘土飞扬的样子。等真的去了中国,他们都惊讶极了,回来以后都说,那不是中国,是美国!” 最显著的不同,是对待生活的态度。西班牙人讲究享受生活,中国人则强调努力工作。陈庸光的服装厂里同时雇用了中西两国员工,每到周一,西班牙员工聊天的话题必是周末又去哪里度假了,“而华人在这里,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工作”。吃苦耐劳、拼博进取本是东亚文化圈的一大共性,但这种传统在西班牙社会里是那么格格不入。而同样能吃苦、拼命干的日韩等其他东亚国家的人在西班牙又非常少,久而久之,“像中国人一样干活”成了西语中形容一个人工作努力的固定搭配。白宁迪本人对华商很是佩服,称赞他们会做生意、能理解当地市场。 “又努力、又有商业头脑的华商在当地不会形成‘鲶鱼效应’吗?”面对这个问题,白宁迪笑着摇摇头说,“我们佩服中国人,但不会认为要学习他们的精神。西班牙人觉得中国人工作太累、太辛苦了。我们不想改变。” 在采访中,几乎所有被访者都提到,语言障碍是华人和西班牙人沟通的最大问题。很多华商在西班牙打拼了十多年,却一句西语都不会。而年纪越大,这种现象越普遍。学中文以前,中餐馆里的服务员是白宁迪唯一“认识”的华人。直到掌握了汉语,她才打开了华人世界的大门,也渐渐明白了华商在西班牙谋生的不易。如今,白宁迪已经有了一大帮华人朋友。“因为没有语言障碍,他们对我都很亲切。我发现他们其实也愿意交朋友,只是觉得语言水平不够高,不好意思跟当地人接触。”基于此,白宁迪在论文里特别建议西班牙政府将语言测试纳入申请西班牙国籍的条件中。 令人玩味的是,对于外国移民和持永久居留证的外国人,西班牙许多地方政府都提供免费的语言培训,但效果并不好。陆旭的妻子就是在托尔托萨的免费学校里学会了西班牙语。“但他们班上中国人特别少,很多华商觉得生意太忙,不愿意在这上面花时间。” 接受记者采访时,不时有顾客进出廖碧琳的糖果店,她在中文和西班牙语之间自如地切换,上小学的儿子也帮着照看店铺,西班牙语比母亲还要流利。虽然把老主顾们称为“朋友”,廖碧华与西班牙人的交道却仅限于这间摆满商品的小店。来西班牙10年了,她还从来没有参加过当地人的社交活动,更没有到当地人的家里作过客。“我们那么忙,哪有时间出去聚会哦!”这是一个极具代表不久前,一场突如其来的“皇帝行动”,把西班牙的华商都打懵了。

2012性的回答。 忙着赚钱,如一堵围墙,把华商圈在了自己的小社会里。 与在西班牙谋生的其他外国人相比,华人的职业选择也在客观上减少了他们和当地人打交道的机会。摩洛哥人和巴基斯坦人虽然也喜欢自己开店,但更多人选择为西班牙公司打工;拉美人一般从事家政服务,如护理老年人和做清洁工;东欧人则多集中在建筑行业。这些工作都需要与当地人进行频繁沟通。唯独中国人,几乎所有中国人来西班牙伊始,就把当老板作为唯一的奋斗目标,因为这样赚钱最快。 “这给西班牙人一种感觉,中国人来这里只是赚钱,等赚够了钱,他们还是要回中国的,对交朋友不大感兴趣。”白宁迪说。 华商噩梦开始?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陆旭也没有离开西班牙。首先当然是因为生意没有差到要关门大吉,但更主要的问题是,去哪里呢?“也考虑过回国,但我20岁就出来了,在中国没有任何关系门道。一想到在国内做生意可能要跟很多行政部门打交道,就有点头大。”他告诉记者,西班牙的商业环境其实很简单。在托尔托萨开店六年,他只和政府打过三次交道,都是卫生检查,平时交税则通过西班牙的律所,“政府就像不存在一样”。若是搬到其他欧洲国家,经济状况较好的,移民政策都比西班牙苛刻得多;移民政策如西班牙一般宽松的,经济往往还不如这里。 “皇帝行动”是华商噩梦的开始,还是已经到达顶点?陆旭说,他相信华人可以走出低谷。“西班牙经济不会这样一直差下去吧,等经济逐渐好转,华商和当地人的关系也会变得融洽起来。” 白宁迪则已经看到了积极的变化。随着中国实力的壮大,越来越多的西班牙人对中国产生了兴趣。“他们开始读有关中国的文化、政治、经济等,大城市有孔子学院,学中文的人也在增加。” 在华人身上,她同样看到了希望。2012年9月,白宁迪第一次参加了当地华人的婚礼。那是一场跨国婚姻,新郎是西班牙人,新娘来自中国温州。白宁迪作为新娘的朋友出席了婚礼。在场的很多人,无论是华人还是西班牙人,都是平生第一次像朋友一样和对方一起吃饭、聊天。“这种现象还很少,但我相信会越来越多。”白宁迪笑道。 像那位温州新娘一样,以西语为第二母语、从小接受西班牙教育的华人“第二代”已经呈上升趋势。陆旭认为,提高华人的教育水平,不仅可以消除语言障碍,还有助于提高旅西华人的文化素质。“有的华人钱是真的多,可是穿衣服邋里邋遢、随地吐痰,连我都看不惯。”而在白宁迪的调查中,83%的西班牙人表示,“讲文明懂礼貌”是自己最看重的移民特征。 如今,女儿是陆旭心头最大的牵挂。“我希望我的女儿也能在西班牙念完大学。如果她长大以后想留在西班牙,我们就在这里终老吧!”他慢悠悠地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陆旭、廖碧琳为化名)1016清晨,西班牙警方突然实施打击洗黑钱的“皇帝行动”,当场抓捕83人,其中53人为华人,没收现金达性的回答。 忙着赚钱,如一堵围墙,把华商圈在了自己的小社会里。 与在西班牙谋生的其他外国人相比,华人的职业选择也在客观上减少了他们和当地人打交道的机会。摩洛哥人和巴基斯坦人虽然也喜欢自己开店,但更多人选择为西班牙公司打工;拉美人一般从事家政服务,如护理老年人和做清洁工;东欧人则多集中在建筑行业。这些工作都需要与当地人进行频繁沟通。唯独中国人,几乎所有中国人来西班牙伊始,就把当老板作为唯一的奋斗目标,因为这样赚钱最快。 “这给西班牙人一种感觉,中国人来这里只是赚钱,等赚够了钱,他们还是要回中国的,对交朋友不大感兴趣。”白宁迪说。 华商噩梦开始?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陆旭也没有离开西班牙。首先当然是因为生意没有差到要关门大吉,但更主要的问题是,去哪里呢?“也考虑过回国,但我20岁就出来了,在中国没有任何关系门道。一想到在国内做生意可能要跟很多行政部门打交道,就有点头大。”他告诉记者,西班牙的商业环境其实很简单。在托尔托萨开店六年,他只和政府打过三次交道,都是卫生检查,平时交税则通过西班牙的律所,“政府就像不存在一样”。若是搬到其他欧洲国家,经济状况较好的,移民政策都比西班牙苛刻得多;移民政策如西班牙一般宽松的,经济往往还不如这里。 “皇帝行动”是华商噩梦的开始,还是已经到达顶点?陆旭说,他相信华人可以走出低谷。“西班牙经济不会这样一直差下去吧,等经济逐渐好转,华商和当地人的关系也会变得融洽起来。” 白宁迪则已经看到了积极的变化。随着中国实力的壮大,越来越多的西班牙人对中国产生了兴趣。“他们开始读有关中国的文化、政治、经济等,大城市有孔子学院,学中文的人也在增加。” 在华人身上,她同样看到了希望。2012年9月,白宁迪第一次参加了当地华人的婚礼。那是一场跨国婚姻,新郎是西班牙人,新娘来自中国温州。白宁迪作为新娘的朋友出席了婚礼。在场的很多人,无论是华人还是西班牙人,都是平生第一次像朋友一样和对方一起吃饭、聊天。“这种现象还很少,但我相信会越来越多。”白宁迪笑道。 像那位温州新娘一样,以西语为第二母语、从小接受西班牙教育的华人“第二代”已经呈上升趋势。陆旭认为,提高华人的教育水平,不仅可以消除语言障碍,还有助于提高旅西华人的文化素质。“有的华人钱是真的多,可是穿衣服邋里邋遢、随地吐痰,连我都看不惯。”而在白宁迪的调查中,83%的西班牙人表示,“讲文明懂礼貌”是自己最看重的移民特征。 如今,女儿是陆旭心头最大的牵挂。“我希望我的女儿也能在西班牙念完大学。如果她长大以后想留在西班牙,我们就在这里终老吧!”他慢悠悠地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陆旭、廖碧琳为化名)1150万欧元。一时间,舆论哗然。

一个半月后,“皇帝行动”中涉案的“头号人物”、浙江省政协委员、西班牙国贸城老板高平终以极苛刻的条件获得假释。一场风波看似平静下来。然而,就在此时,西班牙媒体又对华商展开了新一轮“轰炸”,甚至把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与高平洗钱扯上关系,“皇帝行动”再起波澜。

《凤凰周刊》2013年4期 《凤凰周刊》 钟子娟 不久前,一场突如其来的“皇帝行动”,把西班牙的华商都打懵了。 2012年10月16日清晨,西班牙警方突然实施打击洗黑钱的“皇帝行动”,当场抓捕83人,其中53人为华人,没收现金达1150万欧元。一时间,舆论哗然。 一个半月后,“皇帝行动”中涉案的“头号人物”、浙江省政协委员、西班牙国贸城老板高平终以极苛刻的条件获得假释。一场风波看似平静下来。然而,就在此时,西班牙媒体又对华商展开了新一轮“轰炸”,甚至把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与高平洗钱扯上关系,“皇帝行动”再起波澜。 年底本应是西班牙一年中生意最红火的时节,但“皇帝行动”余波未平,在西班牙各地经商的华人是否遭受重创?这些令人担忧的事件又为何在西班牙一再发生? 金融危机是罪魁祸首 这是陆旭来西班牙的第12个年头。2000年,刚满20的他靠着亲戚从西班牙开出的证明,顺利办好工作签证,孤身飞往这个陌生的国度。12年来,陆旭的经历几乎是每一个西班牙华商的奋斗轨迹:先在亲戚开的中餐馆落脚,掌勺、跑堂或者涮盘子;尔后凭借在中餐馆里积累的人脉,换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等攒的钱多起来,再盘下一间店铺,自己当老板,把国内的亲人接来团聚。如今,陆旭已在西班牙东北部城市托尔托萨拥有一间自己的酒吧和一家隶属于“迪亚天天”的加盟超市。 但即使在托尔托萨这个仅有37000人的静谧小城,也不难发现“皇帝行动”的后遗症。“西班牙报纸用《中国黑帮》做标题报道《皇帝行动》,当地人看了肯定会受影响。”陆旭说,在他的酒吧里,就有一些顾客指着报纸说:“你看,你们中国人怎么这样?!” 所幸,店里的生意并未因此一落千丈。他解释说,一方面,托尔托萨位于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南部,不在“皇帝行动”的打击范围之内;另一方面,西班牙人也知道,就算那些不法活动真的存在,也不代表每个华商都参与其中。即便有一些以偏赅全的西班牙人,那也是少数,“大规模的排华情绪肯定是不存在的,至少现在还没有”。 西班牙巴塞罗那福建商会会长陈庸光则向《凤凰周刊》表示,虽然“皇帝行动”来势汹汹,但主要是马德里警方的行动,没有对华商形成全国范围的大面积打击。“但马德里出事以后,其他地方的警察也查得紧了,对中国人的存款、税收等都比以前查得严格。”但陈庸光话锋一转,“不过,西班牙法制还是比较完善的,只要自身没有问题,警察也不会故意找事。” 即使在马德里,因“皇帝行动”而遭遇重创的也主要在市中心。温州人廖碧琳在马德里西北郊区科利亚多-比利亚尔瓦开了两家小店,一家不足100平方米,专卖糖果;另一家则是在西班牙遍地开花的“百元店”,约335平方米。廖碧琳从华商聚集的仓库区进货,再转卖给当地人,属于华人进出口贸易链中的零售方。她介绍说,仓库区的确受影响很大,有的店甚至已经关门,“但我自己两家店面的生意没太受影响”。 廖碧琳告诉记者,2006-2008年是生意最好的时候。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西班牙经济一直不好,生意越来越难做。陆旭则表示,与2007年左右的鼎盛时期相比,酒吧的营业额已下降了13。陆旭开的这种酒吧类似于咖啡厅,遍布西班牙的大街小巷。午休时间进来喝杯小酒, 是当地人最惬意的生活习惯。即便有着浓厚的酒吧文化,2008年金融危机后,陆旭酒吧的客源还是显著减少了,赊账的顾客却越来越多。 “西班牙是受经济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现在经济不景气,西班牙的各行各业都比以前萧条。”在陈庸光看来,四年前那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才是西班牙华商处境日渐艰难的罪魁祸首,而2012年10月的“皇帝行动”只不过是各种暗流、隐忧、矛盾越积越多之后的一次爆发。 “大环境不好,不光我们华人受影响,其实对西班牙人自己受影响更大。很多当地人的店开不下去要转让,都是华人去接手,因为我们还有存款。西班牙人没有存钱的习惯,经济危机一来,就顶不住了。”陈庸光说,在这种情况下,当地人看到华人过得比自己好,很容易眼红,“有些华人又不懂收敛,开豪车、住豪宅,人家心里肯定更不平衡啦!” “不死的中国人” 白宁迪(Núria Barberà)是西班牙Yuka集团的一名进出口贸易代表。三年前,她到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研究方向正是当代西班牙中国移民状况。她十分认同2008年是道分水岭这一说法。在其获评全国优秀硕士论文的文章中,白宁迪写道,四年来,西班牙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悲观消极的气氛笼罩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不过,她并不认为华人是西班牙负面情绪的唯一受害者。“金融危机深刻地改变了西班牙社会,也使西班牙人对外国移民的好感度大幅降低。但这种排外情绪是全方位的,不是只针对华人。”白宁迪说,西班牙人现在经常抱怨“我们都没有工作,为什么还要外国人来抢饭碗”?对于政府给外国留学生提供的奖学金,也有西班牙人批评:“我们都这么穷了,政府为什么还要给外国人发钱?”

年底本应是西班牙一年中生意最红火的时节,但“皇帝行动”余波未平,在西班牙各地经商的华人是否遭受重创?这些令人担忧的事件又为何在西班牙一再发生?

事实上,华人远谈不上是最令西班牙人生厌的外来族群。由于地缘亲近,摩洛哥人曾是西班牙最庞大的外国人群体,直到2007年才被罗马尼亚人反超。根据2011年的统计数据,在西班牙合法居留的摩洛哥人超过75万,主要从事农业和建筑业。西班牙经济恶化以后,很多摩洛哥人失去了工作,但他们却不愿回国。“西班牙人觉得摩洛哥人实在太多了,而且很多摩洛哥人不工作,天天在马路上游荡,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生活下去的……”白宁迪告诉本刊,不少西班牙人持有一种摩洛哥人不可信任的偏见。金融危机之后,越多越多的西班牙人抱怨政府给这些失业移民的补助太多了。 有意思的是,西班牙人虽不喜欢摩洛哥人的懒散,却又担心被勤奋的中国人抢了饭碗。“听到‘华人’这个词,西班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中餐馆、便宜的商店。”白宁迪说,“此外,西班牙人也觉得中国人不太干涉当地政治生活,几乎不参与任何纷争。” 这些特征曾经都被视为华人的优点。然而,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就像一出反转剧,华人的种种优点一夜间变成了“原罪”。正如许多媒体所报道的那样,西班牙人认为华人出售的商品太便宜,挤占了当地人的市场份额,加剧了他们的经济恶化;而逃税、洗钱、不遵守作息时间等问题,虽然不是华商的“专利”,但在经济萧条、大家日子都不好过的时候,又显然格外刺眼。 如果说物质上的差距为西班牙人的不满提供了原料,那么华人与西班牙社会在文化上的隔阂则成了矛盾的催化剂。“在大部分西班牙人眼中,华人是所有外国人中最神秘、最难沟通的群体。”她举例说,一个西班牙人可能有很多厄瓜多尔裔的哥们儿、几个摩洛哥裔的朋友,甚至一两个罗马尼亚裔的熟人。但大部分情况下,他们没有任何华人朋友。“华人对他们来说,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意大利曾广泛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不死的中国人”。意思是,意大利人几乎从没见过中国人举行葬礼,只看到他们干活、挣钱;他们不需要休闲,不需要社交,甚至不需要家庭生活,好像永远不会死去。“西班牙也有类似这样的‘传说’。这里甚至有一个更加耸人听闻的说法:也许中国人死了之后,中餐馆会把那个人的肉做给客人吃……”白宁迪说,现在西班牙人已经知道那只是个恶心的玩笑,但它足以说明,当地人对华人有多么不了解。 “忙赚钱”造成隔阂 华人的神秘多少与两国在地理上相距遥远有关。传统上,西班牙的外国移民主要来自北非、拉美和东欧。这些国家与西班牙之间即便不是文化相近、语言相同,也是彼此熟悉的近邻。相比之下,中国对于不少西班牙人来说,只是一个空洞的地理名词。陆旭刚到西班牙时,常常惊讶于当地人头脑中的中国。“他们以为中国还是《红高粱》里那种尘土飞扬的样子。等真的去了中国,他们都惊讶极了,回来以后都说,那不是中国,是美国!” 最显著的不同,是对待生活的态度。西班牙人讲究享受生活,中国人则强调努力工作。陈庸光的服装厂里同时雇用了中西两国员工,每到周一,西班牙员工聊天的话题必是周末又去哪里度假了,“而华人在这里,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工作”。吃苦耐劳、拼博进取本是东亚文化圈的一大共性,但这种传统在西班牙社会里是那么格格不入。而同样能吃苦、拼命干的日韩等其他东亚国家的人在西班牙又非常少,久而久之,“像中国人一样干活”成了西语中形容一个人工作努力的固定搭配。白宁迪本人对华商很是佩服,称赞他们会做生意、能理解当地市场。 “又努力、又有商业头脑的华商在当地不会形成‘鲶鱼效应’吗?”面对这个问题,白宁迪笑着摇摇头说,“我们佩服中国人,但不会认为要学习他们的精神。西班牙人觉得中国人工作太累、太辛苦了。我们不想改变。” 在采访中,几乎所有被访者都提到,语言障碍是华人和西班牙人沟通的最大问题。很多华商在西班牙打拼了十多年,却一句西语都不会。而年纪越大,这种现象越普遍。学中文以前,中餐馆里的服务员是白宁迪唯一“认识”的华人。直到掌握了汉语,她才打开了华人世界的大门,也渐渐明白了华商在西班牙谋生的不易。如今,白宁迪已经有了一大帮华人朋友。“因为没有语言障碍,他们对我都很亲切。我发现他们其实也愿意交朋友,只是觉得语言水平不够高,不好意思跟当地人接触。”基于此,白宁迪在论文里特别建议西班牙政府将语言测试纳入申请西班牙国籍的条件中。 令人玩味的是,对于外国移民和持永久居留证的外国人,西班牙许多地方政府都提供免费的语言培训,但效果并不好。陆旭的妻子就是在托尔托萨的免费学校里学会了西班牙语。“但他们班上中国人特别少,很多华商觉得生意太忙,不愿意在这上面花时间。” 接受记者采访时,不时有顾客进出廖碧琳的糖果店,她在中文和西班牙语之间自如地切换,上小学的儿子也帮着照看店铺,西班牙语比母亲还要流利。虽然把老主顾们称为“朋友”,廖碧华与西班牙人的交道却仅限于这间摆满商品的小店。来西班牙10年了,她还从来没有参加过当地人的社交活动,更没有到当地人的家里作过客。“我们那么忙,哪有时间出去聚会哦!”这是一个极具代表金融危机是罪魁祸首

这是陆旭来西班牙的第12个年头。2000年,刚满 《凤凰周刊》2013年4期 《凤凰周刊》 钟子娟 不久前,一场突如其来的“皇帝行动”,把西班牙的华商都打懵了。 2012年10月16日清晨,西班牙警方突然实施打击洗黑钱的“皇帝行动”,当场抓捕83人,其中53人为华人,没收现金达1150万欧元。一时间,舆论哗然。 一个半月后,“皇帝行动”中涉案的“头号人物”、浙江省政协委员、西班牙国贸城老板高平终以极苛刻的条件获得假释。一场风波看似平静下来。然而,就在此时,西班牙媒体又对华商展开了新一轮“轰炸”,甚至把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与高平洗钱扯上关系,“皇帝行动”再起波澜。 年底本应是西班牙一年中生意最红火的时节,但“皇帝行动”余波未平,在西班牙各地经商的华人是否遭受重创?这些令人担忧的事件又为何在西班牙一再发生? 金融危机是罪魁祸首 这是陆旭来西班牙的第12个年头。2000年,刚满20的他靠着亲戚从西班牙开出的证明,顺利办好工作签证,孤身飞往这个陌生的国度。12年来,陆旭的经历几乎是每一个西班牙华商的奋斗轨迹:先在亲戚开的中餐馆落脚,掌勺、跑堂或者涮盘子;尔后凭借在中餐馆里积累的人脉,换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等攒的钱多起来,再盘下一间店铺,自己当老板,把国内的亲人接来团聚。如今,陆旭已在西班牙东北部城市托尔托萨拥有一间自己的酒吧和一家隶属于“迪亚天天”的加盟超市。 但即使在托尔托萨这个仅有37000人的静谧小城,也不难发现“皇帝行动”的后遗症。“西班牙报纸用《中国黑帮》做标题报道《皇帝行动》,当地人看了肯定会受影响。”陆旭说,在他的酒吧里,就有一些顾客指着报纸说:“你看,你们中国人怎么这样?!” 所幸,店里的生意并未因此一落千丈。他解释说,一方面,托尔托萨位于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南部,不在“皇帝行动”的打击范围之内;另一方面,西班牙人也知道,就算那些不法活动真的存在,也不代表每个华商都参与其中。即便有一些以偏赅全的西班牙人,那也是少数,“大规模的排华情绪肯定是不存在的,至少现在还没有”。 西班牙巴塞罗那福建商会会长陈庸光则向《凤凰周刊》表示,虽然“皇帝行动”来势汹汹,但主要是马德里警方的行动,没有对华商形成全国范围的大面积打击。“但马德里出事以后,其他地方的警察也查得紧了,对中国人的存款、税收等都比以前查得严格。”但陈庸光话锋一转,“不过,西班牙法制还是比较完善的,只要自身没有问题,警察也不会故意找事。” 即使在马德里,因“皇帝行动”而遭遇重创的也主要在市中心。温州人廖碧琳在马德里西北郊区科利亚多-比利亚尔瓦开了两家小店,一家不足100平方米,专卖糖果;另一家则是在西班牙遍地开花的“百元店”,约335平方米。廖碧琳从华商聚集的仓库区进货,再转卖给当地人,属于华人进出口贸易链中的零售方。她介绍说,仓库区的确受影响很大,有的店甚至已经关门,“但我自己两家店面的生意没太受影响”。 廖碧琳告诉记者,2006-2008年是生意最好的时候。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西班牙经济一直不好,生意越来越难做。陆旭则表示,与2007年左右的鼎盛时期相比,酒吧的营业额已下降了13。陆旭开的这种酒吧类似于咖啡厅,遍布西班牙的大街小巷。午休时间进来喝杯小酒, 是当地人最惬意的生活习惯。即便有着浓厚的酒吧文化,2008年金融危机后,陆旭酒吧的客源还是显著减少了,赊账的顾客却越来越多。 “西班牙是受经济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现在经济不景气,西班牙的各行各业都比以前萧条。”在陈庸光看来,四年前那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才是西班牙华商处境日渐艰难的罪魁祸首,而2012年10月的“皇帝行动”只不过是各种暗流、隐忧、矛盾越积越多之后的一次爆发。 “大环境不好,不光我们华人受影响,其实对西班牙人自己受影响更大。很多当地人的店开不下去要转让,都是华人去接手,因为我们还有存款。西班牙人没有存钱的习惯,经济危机一来,就顶不住了。”陈庸光说,在这种情况下,当地人看到华人过得比自己好,很容易眼红,“有些华人又不懂收敛,开豪车、住豪宅,人家心里肯定更不平衡啦!” “不死的中国人” 白宁迪(Núria Barberà)是西班牙Yuka集团的一名进出口贸易代表。三年前,她到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研究方向正是当代西班牙中国移民状况。她十分认同2008年是道分水岭这一说法。在其获评全国优秀硕士论文的文章中,白宁迪写道,四年来,西班牙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悲观消极的气氛笼罩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不过,她并不认为华人是西班牙负面情绪的唯一受害者。“金融危机深刻地改变了西班牙社会,也使西班牙人对外国移民的好感度大幅降低。但这种排外情绪是全方位的,不是只针对华人。”白宁迪说,西班牙人现在经常抱怨“我们都没有工作,为什么还要外国人来抢饭碗”?对于政府给外国留学生提供的奖学金,也有西班牙人批评:“我们都这么穷了,政府为什么还要给外国人发钱?”20的他靠着亲戚从西班牙开出的证明,顺利办好工作签证,孤身飞往这个陌生的国度。12年来,陆旭的经历几乎是每一个西班牙华商的奋斗轨迹:先在亲戚开的中餐馆落脚,掌勺、跑堂或者涮盘子;尔后凭借在中餐馆里积累的人脉,换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等攒的钱多起来,再盘下一间店铺,自己当老板,把国内的亲人接来团聚。如今,陆旭已在西班牙东北部城市托尔托萨拥有一间自己的酒吧和一家隶属于“迪亚天天”的加盟超市。

但即使在托尔托萨这个仅有37000人的静谧小城,也不难发现“皇帝行动”的后遗症。“西班牙报纸用《中国黑帮》做标题报道《皇帝行动》,当地人看了肯定会受影响。”陆旭说,在他的酒吧里,就有一些顾客指着报纸说:“你看,你们中国人怎么这样?!”

所幸,店里的生意并未因此一落千丈。他解释说,一方面,托尔托萨位于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南部,不在“皇帝行动”的打击范围之内;另一方面,西班牙人也知道,就算那些不法活动真的存在,也不代表每个华商都参与其中。即便有一些以偏赅全的西班牙人,那也是少数,“大规模的排华情绪肯定是不存在的,至少现在还没有”。

西班牙巴塞罗那福建商会会长陈庸光则向《凤凰周刊》表示,虽然“皇帝行动”来势汹汹,但主要是马德里警方的行动,没有对华商形成全国范围的大面积打击。“但马德里出事以后,其他地方的警察也查得紧了,对中国人的存款、税收等都比以前查得严格。”但陈庸光话锋一转,“不过,西班牙法制还是比较完善的,只要自身没有问题,警察也不会故意找事。”

即使在马德里,因“皇帝行动”而遭遇重创的也主要在市中心。温州人廖碧琳在马德里西北郊区科利亚多-比利亚尔瓦开了两家小店,一家不足100平方米,专卖糖果;另一家则是在西班牙遍地开花的“百元店”,约335平方米。廖碧琳从华商聚集的仓库区进货,再转卖给当地人,属于华人进出口贸易链中的零售方。她介绍说,仓库区的确受影响很大,有的店甚至已经关门,“但我自己两家店面的生意没太受影响”。

廖碧琳告诉记者,性的回答。 忙着赚钱,如一堵围墙,把华商圈在了自己的小社会里。 与在西班牙谋生的其他外国人相比,华人的职业选择也在客观上减少了他们和当地人打交道的机会。摩洛哥人和巴基斯坦人虽然也喜欢自己开店,但更多人选择为西班牙公司打工;拉美人一般从事家政服务,如护理老年人和做清洁工;东欧人则多集中在建筑行业。这些工作都需要与当地人进行频繁沟通。唯独中国人,几乎所有中国人来西班牙伊始,就把当老板作为唯一的奋斗目标,因为这样赚钱最快。 “这给西班牙人一种感觉,中国人来这里只是赚钱,等赚够了钱,他们还是要回中国的,对交朋友不大感兴趣。”白宁迪说。 华商噩梦开始?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陆旭也没有离开西班牙。首先当然是因为生意没有差到要关门大吉,但更主要的问题是,去哪里呢?“也考虑过回国,但我20岁就出来了,在中国没有任何关系门道。一想到在国内做生意可能要跟很多行政部门打交道,就有点头大。”他告诉记者,西班牙的商业环境其实很简单。在托尔托萨开店六年,他只和政府打过三次交道,都是卫生检查,平时交税则通过西班牙的律所,“政府就像不存在一样”。若是搬到其他欧洲国家,经济状况较好的,移民政策都比西班牙苛刻得多;移民政策如西班牙一般宽松的,经济往往还不如这里。 “皇帝行动”是华商噩梦的开始,还是已经到达顶点?陆旭说,他相信华人可以走出低谷。“西班牙经济不会这样一直差下去吧,等经济逐渐好转,华商和当地人的关系也会变得融洽起来。” 白宁迪则已经看到了积极的变化。随着中国实力的壮大,越来越多的西班牙人对中国产生了兴趣。“他们开始读有关中国的文化、政治、经济等,大城市有孔子学院,学中文的人也在增加。” 在华人身上,她同样看到了希望。2012年9月,白宁迪第一次参加了当地华人的婚礼。那是一场跨国婚姻,新郎是西班牙人,新娘来自中国温州。白宁迪作为新娘的朋友出席了婚礼。在场的很多人,无论是华人还是西班牙人,都是平生第一次像朋友一样和对方一起吃饭、聊天。“这种现象还很少,但我相信会越来越多。”白宁迪笑道。 像那位温州新娘一样,以西语为第二母语、从小接受西班牙教育的华人“第二代”已经呈上升趋势。陆旭认为,提高华人的教育水平,不仅可以消除语言障碍,还有助于提高旅西华人的文化素质。“有的华人钱是真的多,可是穿衣服邋里邋遢、随地吐痰,连我都看不惯。”而在白宁迪的调查中,83%的西班牙人表示,“讲文明懂礼貌”是自己最看重的移民特征。 如今,女儿是陆旭心头最大的牵挂。“我希望我的女儿也能在西班牙念完大学。如果她长大以后想留在西班牙,我们就在这里终老吧!”他慢悠悠地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陆旭、廖碧琳为化名)2006-2008年是生意最好的时候。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西班牙经济一直不好,生意越来越难做。陆旭则表示,与2007年左右的鼎盛时期相比,酒吧的营业额已下降了性的回答。 忙着赚钱,如一堵围墙,把华商圈在了自己的小社会里。 与在西班牙谋生的其他外国人相比,华人的职业选择也在客观上减少了他们和当地人打交道的机会。摩洛哥人和巴基斯坦人虽然也喜欢自己开店,但更多人选择为西班牙公司打工;拉美人一般从事家政服务,如护理老年人和做清洁工;东欧人则多集中在建筑行业。这些工作都需要与当地人进行频繁沟通。唯独中国人,几乎所有中国人来西班牙伊始,就把当老板作为唯一的奋斗目标,因为这样赚钱最快。 “这给西班牙人一种感觉,中国人来这里只是赚钱,等赚够了钱,他们还是要回中国的,对交朋友不大感兴趣。”白宁迪说。 华商噩梦开始?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陆旭也没有离开西班牙。首先当然是因为生意没有差到要关门大吉,但更主要的问题是,去哪里呢?“也考虑过回国,但我20岁就出来了,在中国没有任何关系门道。一想到在国内做生意可能要跟很多行政部门打交道,就有点头大。”他告诉记者,西班牙的商业环境其实很简单。在托尔托萨开店六年,他只和政府打过三次交道,都是卫生检查,平时交税则通过西班牙的律所,“政府就像不存在一样”。若是搬到其他欧洲国家,经济状况较好的,移民政策都比西班牙苛刻得多;移民政策如西班牙一般宽松的,经济往往还不如这里。 “皇帝行动”是华商噩梦的开始,还是已经到达顶点?陆旭说,他相信华人可以走出低谷。“西班牙经济不会这样一直差下去吧,等经济逐渐好转,华商和当地人的关系也会变得融洽起来。” 白宁迪则已经看到了积极的变化。随着中国实力的壮大,越来越多的西班牙人对中国产生了兴趣。“他们开始读有关中国的文化、政治、经济等,大城市有孔子学院,学中文的人也在增加。” 在华人身上,她同样看到了希望。2012年9月,白宁迪第一次参加了当地华人的婚礼。那是一场跨国婚姻,新郎是西班牙人,新娘来自中国温州。白宁迪作为新娘的朋友出席了婚礼。在场的很多人,无论是华人还是西班牙人,都是平生第一次像朋友一样和对方一起吃饭、聊天。“这种现象还很少,但我相信会越来越多。”白宁迪笑道。 像那位温州新娘一样,以西语为第二母语、从小接受西班牙教育的华人“第二代”已经呈上升趋势。陆旭认为,提高华人的教育水平,不仅可以消除语言障碍,还有助于提高旅西华人的文化素质。“有的华人钱是真的多,可是穿衣服邋里邋遢、随地吐痰,连我都看不惯。”而在白宁迪的调查中,83%的西班牙人表示,“讲文明懂礼貌”是自己最看重的移民特征。 如今,女儿是陆旭心头最大的牵挂。“我希望我的女儿也能在西班牙念完大学。如果她长大以后想留在西班牙,我们就在这里终老吧!”他慢悠悠地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陆旭、廖碧琳为化名)1/3。陆旭开的这种酒吧类似于咖啡厅,遍布西班牙的大街小巷。午休时间进来喝杯小酒, 是当地人最惬意的生活习惯。即便有着浓厚的酒吧文化,2008年金融危机后,陆旭酒吧的客源还是显著减少了,赊账的顾客却越来越多。

性的回答。 忙着赚钱,如一堵围墙,把华商圈在了自己的小社会里。 与在西班牙谋生的其他外国人相比,华人的职业选择也在客观上减少了他们和当地人打交道的机会。摩洛哥人和巴基斯坦人虽然也喜欢自己开店,但更多人选择为西班牙公司打工;拉美人一般从事家政服务,如护理老年人和做清洁工;东欧人则多集中在建筑行业。这些工作都需要与当地人进行频繁沟通。唯独中国人,几乎所有中国人来西班牙伊始,就把当老板作为唯一的奋斗目标,因为这样赚钱最快。 “这给西班牙人一种感觉,中国人来这里只是赚钱,等赚够了钱,他们还是要回中国的,对交朋友不大感兴趣。”白宁迪说。 华商噩梦开始?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陆旭也没有离开西班牙。首先当然是因为生意没有差到要关门大吉,但更主要的问题是,去哪里呢?“也考虑过回国,但我20岁就出来了,在中国没有任何关系门道。一想到在国内做生意可能要跟很多行政部门打交道,就有点头大。”他告诉记者,西班牙的商业环境其实很简单。在托尔托萨开店六年,他只和政府打过三次交道,都是卫生检查,平时交税则通过西班牙的律所,“政府就像不存在一样”。若是搬到其他欧洲国家,经济状况较好的,移民政策都比西班牙苛刻得多;移民政策如西班牙一般宽松的,经济往往还不如这里。 “皇帝行动”是华商噩梦的开始,还是已经到达顶点?陆旭说,他相信华人可以走出低谷。“西班牙经济不会这样一直差下去吧,等经济逐渐好转,华商和当地人的关系也会变得融洽起来。” 白宁迪则已经看到了积极的变化。随着中国实力的壮大,越来越多的西班牙人对中国产生了兴趣。“他们开始读有关中国的文化、政治、经济等,大城市有孔子学院,学中文的人也在增加。” 在华人身上,她同样看到了希望。2012年9月,白宁迪第一次参加了当地华人的婚礼。那是一场跨国婚姻,新郎是西班牙人,新娘来自中国温州。白宁迪作为新娘的朋友出席了婚礼。在场的很多人,无论是华人还是西班牙人,都是平生第一次像朋友一样和对方一起吃饭、聊天。“这种现象还很少,但我相信会越来越多。”白宁迪笑道。 像那位温州新娘一样,以西语为第二母语、从小接受西班牙教育的华人“第二代”已经呈上升趋势。陆旭认为,提高华人的教育水平,不仅可以消除语言障碍,还有助于提高旅西华人的文化素质。“有的华人钱是真的多,可是穿衣服邋里邋遢、随地吐痰,连我都看不惯。”而在白宁迪的调查中,83%的西班牙人表示,“讲文明懂礼貌”是自己最看重的移民特征。 如今,女儿是陆旭心头最大的牵挂。“我希望我的女儿也能在西班牙念完大学。如果她长大以后想留在西班牙,我们就在这里终老吧!”他慢悠悠地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陆旭、廖碧琳为化名)

“西班牙是受经济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现在经济不景气,西班牙的各行各业都比以前萧条。”在陈庸光看来,四年前那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才是西班牙华商处境日渐艰难的罪魁祸首,而2012 《凤凰周刊》2013年4期 《凤凰周刊》 钟子娟 不久前,一场突如其来的“皇帝行动”,把西班牙的华商都打懵了。 2012年10月16日清晨,西班牙警方突然实施打击洗黑钱的“皇帝行动”,当场抓捕83人,其中53人为华人,没收现金达1150万欧元。一时间,舆论哗然。 一个半月后,“皇帝行动”中涉案的“头号人物”、浙江省政协委员、西班牙国贸城老板高平终以极苛刻的条件获得假释。一场风波看似平静下来。然而,就在此时,西班牙媒体又对华商展开了新一轮“轰炸”,甚至把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与高平洗钱扯上关系,“皇帝行动”再起波澜。 年底本应是西班牙一年中生意最红火的时节,但“皇帝行动”余波未平,在西班牙各地经商的华人是否遭受重创?这些令人担忧的事件又为何在西班牙一再发生? 金融危机是罪魁祸首 这是陆旭来西班牙的第12个年头。2000年,刚满20的他靠着亲戚从西班牙开出的证明,顺利办好工作签证,孤身飞往这个陌生的国度。12年来,陆旭的经历几乎是每一个西班牙华商的奋斗轨迹:先在亲戚开的中餐馆落脚,掌勺、跑堂或者涮盘子;尔后凭借在中餐馆里积累的人脉,换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等攒的钱多起来,再盘下一间店铺,自己当老板,把国内的亲人接来团聚。如今,陆旭已在西班牙东北部城市托尔托萨拥有一间自己的酒吧和一家隶属于“迪亚天天”的加盟超市。 但即使在托尔托萨这个仅有37000人的静谧小城,也不难发现“皇帝行动”的后遗症。“西班牙报纸用《中国黑帮》做标题报道《皇帝行动》,当地人看了肯定会受影响。”陆旭说,在他的酒吧里,就有一些顾客指着报纸说:“你看,你们中国人怎么这样?!” 所幸,店里的生意并未因此一落千丈。他解释说,一方面,托尔托萨位于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南部,不在“皇帝行动”的打击范围之内;另一方面,西班牙人也知道,就算那些不法活动真的存在,也不代表每个华商都参与其中。即便有一些以偏赅全的西班牙人,那也是少数,“大规模的排华情绪肯定是不存在的,至少现在还没有”。 西班牙巴塞罗那福建商会会长陈庸光则向《凤凰周刊》表示,虽然“皇帝行动”来势汹汹,但主要是马德里警方的行动,没有对华商形成全国范围的大面积打击。“但马德里出事以后,其他地方的警察也查得紧了,对中国人的存款、税收等都比以前查得严格。”但陈庸光话锋一转,“不过,西班牙法制还是比较完善的,只要自身没有问题,警察也不会故意找事。” 即使在马德里,因“皇帝行动”而遭遇重创的也主要在市中心。温州人廖碧琳在马德里西北郊区科利亚多-比利亚尔瓦开了两家小店,一家不足100平方米,专卖糖果;另一家则是在西班牙遍地开花的“百元店”,约335平方米。廖碧琳从华商聚集的仓库区进货,再转卖给当地人,属于华人进出口贸易链中的零售方。她介绍说,仓库区的确受影响很大,有的店甚至已经关门,“但我自己两家店面的生意没太受影响”。 廖碧琳告诉记者,2006-2008年是生意最好的时候。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西班牙经济一直不好,生意越来越难做。陆旭则表示,与2007年左右的鼎盛时期相比,酒吧的营业额已下降了13。陆旭开的这种酒吧类似于咖啡厅,遍布西班牙的大街小巷。午休时间进来喝杯小酒, 是当地人最惬意的生活习惯。即便有着浓厚的酒吧文化,2008年金融危机后,陆旭酒吧的客源还是显著减少了,赊账的顾客却越来越多。 “西班牙是受经济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现在经济不景气,西班牙的各行各业都比以前萧条。”在陈庸光看来,四年前那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才是西班牙华商处境日渐艰难的罪魁祸首,而2012年10月的“皇帝行动”只不过是各种暗流、隐忧、矛盾越积越多之后的一次爆发。 “大环境不好,不光我们华人受影响,其实对西班牙人自己受影响更大。很多当地人的店开不下去要转让,都是华人去接手,因为我们还有存款。西班牙人没有存钱的习惯,经济危机一来,就顶不住了。”陈庸光说,在这种情况下,当地人看到华人过得比自己好,很容易眼红,“有些华人又不懂收敛,开豪车、住豪宅,人家心里肯定更不平衡啦!” “不死的中国人” 白宁迪(Núria Barberà)是西班牙Yuka集团的一名进出口贸易代表。三年前,她到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研究方向正是当代西班牙中国移民状况。她十分认同2008年是道分水岭这一说法。在其获评全国优秀硕士论文的文章中,白宁迪写道,四年来,西班牙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悲观消极的气氛笼罩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不过,她并不认为华人是西班牙负面情绪的唯一受害者。“金融危机深刻地改变了西班牙社会,也使西班牙人对外国移民的好感度大幅降低。但这种排外情绪是全方位的,不是只针对华人。”白宁迪说,西班牙人现在经常抱怨“我们都没有工作,为什么还要外国人来抢饭碗”?对于政府给外国留学生提供的奖学金,也有西班牙人批评:“我们都这么穷了,政府为什么还要给外国人发钱?”10月的“皇帝行动”只不过是各种暗流、隐忧、矛盾越积越多之后的一次爆发。

“大环境不好,不光我们华人受影响,其实对西班牙人自己受影响更大。很多当地人的店开不下去要转让,都是华人去接手,因为我们还有存款。西班牙人没有存钱的习惯,经济危机一来,就顶不住了。”陈庸光说,在这种情况下,当地人看到华人过得比自己好,很容易眼红,“有些华人又不懂收敛,开豪车、住豪宅,人家心里肯定更不平衡啦!”

事实上,华人远谈不上是最令西班牙人生厌的外来族群。由于地缘亲近,摩洛哥人曾是西班牙最庞大的外国人群体,直到2007年才被罗马尼亚人反超。根据2011年的统计数据,在西班牙合法居留的摩洛哥人超过75万,主要从事农业和建筑业。西班牙经济恶化以后,很多摩洛哥人失去了工作,但他们却不愿回国。“西班牙人觉得摩洛哥人实在太多了,而且很多摩洛哥人不工作,天天在马路上游荡,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生活下去的……”白宁迪告诉本刊,不少西班牙人持有一种摩洛哥人不可信任的偏见。金融危机之后,越多越多的西班牙人抱怨政府给这些失业移民的补助太多了。 有意思的是,西班牙人虽不喜欢摩洛哥人的懒散,却又担心被勤奋的中国人抢了饭碗。“听到‘华人’这个词,西班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中餐馆、便宜的商店。”白宁迪说,“此外,西班牙人也觉得中国人不太干涉当地政治生活,几乎不参与任何纷争。” 这些特征曾经都被视为华人的优点。然而,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就像一出反转剧,华人的种种优点一夜间变成了“原罪”。正如许多媒体所报道的那样,西班牙人认为华人出售的商品太便宜,挤占了当地人的市场份额,加剧了他们的经济恶化;而逃税、洗钱、不遵守作息时间等问题,虽然不是华商的“专利”,但在经济萧条、大家日子都不好过的时候,又显然格外刺眼。 如果说物质上的差距为西班牙人的不满提供了原料,那么华人与西班牙社会在文化上的隔阂则成了矛盾的催化剂。“在大部分西班牙人眼中,华人是所有外国人中最神秘、最难沟通的群体。”她举例说,一个西班牙人可能有很多厄瓜多尔裔的哥们儿、几个摩洛哥裔的朋友,甚至一两个罗马尼亚裔的熟人。但大部分情况下,他们没有任何华人朋友。“华人对他们来说,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意大利曾广泛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不死的中国人”。意思是,意大利人几乎从没见过中国人举行葬礼,只看到他们干活、挣钱;他们不需要休闲,不需要社交,甚至不需要家庭生活,好像永远不会死去。“西班牙也有类似这样的‘传说’。这里甚至有一个更加耸人听闻的说法:也许中国人死了之后,中餐馆会把那个人的肉做给客人吃……”白宁迪说,现在西班牙人已经知道那只是个恶心的玩笑,但它足以说明,当地人对华人有多么不了解。 “忙赚钱”造成隔阂 华人的神秘多少与两国在地理上相距遥远有关。传统上,西班牙的外国移民主要来自北非、拉美和东欧。这些国家与西班牙之间即便不是文化相近、语言相同,也是彼此熟悉的近邻。相比之下,中国对于不少西班牙人来说,只是一个空洞的地理名词。陆旭刚到西班牙时,常常惊讶于当地人头脑中的中国。“他们以为中国还是《红高粱》里那种尘土飞扬的样子。等真的去了中国,他们都惊讶极了,回来以后都说,那不是中国,是美国!” 最显著的不同,是对待生活的态度。西班牙人讲究享受生活,中国人则强调努力工作。陈庸光的服装厂里同时雇用了中西两国员工,每到周一,西班牙员工聊天的话题必是周末又去哪里度假了,“而华人在这里,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工作”。吃苦耐劳、拼博进取本是东亚文化圈的一大共性,但这种传统在西班牙社会里是那么格格不入。而同样能吃苦、拼命干的日韩等其他东亚国家的人在西班牙又非常少,久而久之,“像中国人一样干活”成了西语中形容一个人工作努力的固定搭配。白宁迪本人对华商很是佩服,称赞他们会做生意、能理解当地市场。 “又努力、又有商业头脑的华商在当地不会形成‘鲶鱼效应’吗?”面对这个问题,白宁迪笑着摇摇头说,“我们佩服中国人,但不会认为要学习他们的精神。西班牙人觉得中国人工作太累、太辛苦了。我们不想改变。” 在采访中,几乎所有被访者都提到,语言障碍是华人和西班牙人沟通的最大问题。很多华商在西班牙打拼了十多年,却一句西语都不会。而年纪越大,这种现象越普遍。学中文以前,中餐馆里的服务员是白宁迪唯一“认识”的华人。直到掌握了汉语,她才打开了华人世界的大门,也渐渐明白了华商在西班牙谋生的不易。如今,白宁迪已经有了一大帮华人朋友。“因为没有语言障碍,他们对我都很亲切。我发现他们其实也愿意交朋友,只是觉得语言水平不够高,不好意思跟当地人接触。”基于此,白宁迪在论文里特别建议西班牙政府将语言测试纳入申请西班牙国籍的条件中。 令人玩味的是,对于外国移民和持永久居留证的外国人,西班牙许多地方政府都提供免费的语言培训,但效果并不好。陆旭的妻子就是在托尔托萨的免费学校里学会了西班牙语。“但他们班上中国人特别少,很多华商觉得生意太忙,不愿意在这上面花时间。” 接受记者采访时,不时有顾客进出廖碧琳的糖果店,她在中文和西班牙语之间自如地切换,上小学的儿子也帮着照看店铺,西班牙语比母亲还要流利。虽然把老主顾们称为“朋友”,廖碧华与西班牙人的交道却仅限于这间摆满商品的小店。来西班牙10年了,她还从来没有参加过当地人的社交活动,更没有到当地人的家里作过客。“我们那么忙,哪有时间出去聚会哦!”这是一个极具代表

“不死的中国人”

性的回答。 忙着赚钱,如一堵围墙,把华商圈在了自己的小社会里。 与在西班牙谋生的其他外国人相比,华人的职业选择也在客观上减少了他们和当地人打交道的机会。摩洛哥人和巴基斯坦人虽然也喜欢自己开店,但更多人选择为西班牙公司打工;拉美人一般从事家政服务,如护理老年人和做清洁工;东欧人则多集中在建筑行业。这些工作都需要与当地人进行频繁沟通。唯独中国人,几乎所有中国人来西班牙伊始,就把当老板作为唯一的奋斗目标,因为这样赚钱最快。 “这给西班牙人一种感觉,中国人来这里只是赚钱,等赚够了钱,他们还是要回中国的,对交朋友不大感兴趣。”白宁迪说。 华商噩梦开始?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陆旭也没有离开西班牙。首先当然是因为生意没有差到要关门大吉,但更主要的问题是,去哪里呢?“也考虑过回国,但我20岁就出来了,在中国没有任何关系门道。一想到在国内做生意可能要跟很多行政部门打交道,就有点头大。”他告诉记者,西班牙的商业环境其实很简单。在托尔托萨开店六年,他只和政府打过三次交道,都是卫生检查,平时交税则通过西班牙的律所,“政府就像不存在一样”。若是搬到其他欧洲国家,经济状况较好的,移民政策都比西班牙苛刻得多;移民政策如西班牙一般宽松的,经济往往还不如这里。 “皇帝行动”是华商噩梦的开始,还是已经到达顶点?陆旭说,他相信华人可以走出低谷。“西班牙经济不会这样一直差下去吧,等经济逐渐好转,华商和当地人的关系也会变得融洽起来。” 白宁迪则已经看到了积极的变化。随着中国实力的壮大,越来越多的西班牙人对中国产生了兴趣。“他们开始读有关中国的文化、政治、经济等,大城市有孔子学院,学中文的人也在增加。” 在华人身上,她同样看到了希望。2012年9月,白宁迪第一次参加了当地华人的婚礼。那是一场跨国婚姻,新郎是西班牙人,新娘来自中国温州。白宁迪作为新娘的朋友出席了婚礼。在场的很多人,无论是华人还是西班牙人,都是平生第一次像朋友一样和对方一起吃饭、聊天。“这种现象还很少,但我相信会越来越多。”白宁迪笑道。 像那位温州新娘一样,以西语为第二母语、从小接受西班牙教育的华人“第二代”已经呈上升趋势。陆旭认为,提高华人的教育水平,不仅可以消除语言障碍,还有助于提高旅西华人的文化素质。“有的华人钱是真的多,可是穿衣服邋里邋遢、随地吐痰,连我都看不惯。”而在白宁迪的调查中,83%的西班牙人表示,“讲文明懂礼貌”是自己最看重的移民特征。 如今,女儿是陆旭心头最大的牵挂。“我希望我的女儿也能在西班牙念完大学。如果她长大以后想留在西班牙,我们就在这里终老吧!”他慢悠悠地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陆旭、廖碧琳为化名)

白宁迪(Núria Barberà)是西班牙Yuka集团的一名进出口贸易代表。三年前,她到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研究方向正是当代西班牙中国移民状况。她十分认同2008年是道分水岭这一说法。在其获评全国优秀硕士论文的文章中,白宁迪写道,四年来,西班牙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悲观消极的气氛笼罩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凤凰周刊》2013年4期 《凤凰周刊》 钟子娟 不久前,一场突如其来的“皇帝行动”,把西班牙的华商都打懵了。 2012年10月16日清晨,西班牙警方突然实施打击洗黑钱的“皇帝行动”,当场抓捕83人,其中53人为华人,没收现金达1150万欧元。一时间,舆论哗然。 一个半月后,“皇帝行动”中涉案的“头号人物”、浙江省政协委员、西班牙国贸城老板高平终以极苛刻的条件获得假释。一场风波看似平静下来。然而,就在此时,西班牙媒体又对华商展开了新一轮“轰炸”,甚至把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与高平洗钱扯上关系,“皇帝行动”再起波澜。 年底本应是西班牙一年中生意最红火的时节,但“皇帝行动”余波未平,在西班牙各地经商的华人是否遭受重创?这些令人担忧的事件又为何在西班牙一再发生? 金融危机是罪魁祸首 这是陆旭来西班牙的第12个年头。2000年,刚满20的他靠着亲戚从西班牙开出的证明,顺利办好工作签证,孤身飞往这个陌生的国度。12年来,陆旭的经历几乎是每一个西班牙华商的奋斗轨迹:先在亲戚开的中餐馆落脚,掌勺、跑堂或者涮盘子;尔后凭借在中餐馆里积累的人脉,换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等攒的钱多起来,再盘下一间店铺,自己当老板,把国内的亲人接来团聚。如今,陆旭已在西班牙东北部城市托尔托萨拥有一间自己的酒吧和一家隶属于“迪亚天天”的加盟超市。 但即使在托尔托萨这个仅有37000人的静谧小城,也不难发现“皇帝行动”的后遗症。“西班牙报纸用《中国黑帮》做标题报道《皇帝行动》,当地人看了肯定会受影响。”陆旭说,在他的酒吧里,就有一些顾客指着报纸说:“你看,你们中国人怎么这样?!” 所幸,店里的生意并未因此一落千丈。他解释说,一方面,托尔托萨位于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南部,不在“皇帝行动”的打击范围之内;另一方面,西班牙人也知道,就算那些不法活动真的存在,也不代表每个华商都参与其中。即便有一些以偏赅全的西班牙人,那也是少数,“大规模的排华情绪肯定是不存在的,至少现在还没有”。 西班牙巴塞罗那福建商会会长陈庸光则向《凤凰周刊》表示,虽然“皇帝行动”来势汹汹,但主要是马德里警方的行动,没有对华商形成全国范围的大面积打击。“但马德里出事以后,其他地方的警察也查得紧了,对中国人的存款、税收等都比以前查得严格。”但陈庸光话锋一转,“不过,西班牙法制还是比较完善的,只要自身没有问题,警察也不会故意找事。” 即使在马德里,因“皇帝行动”而遭遇重创的也主要在市中心。温州人廖碧琳在马德里西北郊区科利亚多-比利亚尔瓦开了两家小店,一家不足100平方米,专卖糖果;另一家则是在西班牙遍地开花的“百元店”,约335平方米。廖碧琳从华商聚集的仓库区进货,再转卖给当地人,属于华人进出口贸易链中的零售方。她介绍说,仓库区的确受影响很大,有的店甚至已经关门,“但我自己两家店面的生意没太受影响”。 廖碧琳告诉记者,2006-2008年是生意最好的时候。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西班牙经济一直不好,生意越来越难做。陆旭则表示,与2007年左右的鼎盛时期相比,酒吧的营业额已下降了13。陆旭开的这种酒吧类似于咖啡厅,遍布西班牙的大街小巷。午休时间进来喝杯小酒, 是当地人最惬意的生活习惯。即便有着浓厚的酒吧文化,2008年金融危机后,陆旭酒吧的客源还是显著减少了,赊账的顾客却越来越多。 “西班牙是受经济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现在经济不景气,西班牙的各行各业都比以前萧条。”在陈庸光看来,四年前那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才是西班牙华商处境日渐艰难的罪魁祸首,而2012年10月的“皇帝行动”只不过是各种暗流、隐忧、矛盾越积越多之后的一次爆发。 “大环境不好,不光我们华人受影响,其实对西班牙人自己受影响更大。很多当地人的店开不下去要转让,都是华人去接手,因为我们还有存款。西班牙人没有存钱的习惯,经济危机一来,就顶不住了。”陈庸光说,在这种情况下,当地人看到华人过得比自己好,很容易眼红,“有些华人又不懂收敛,开豪车、住豪宅,人家心里肯定更不平衡啦!” “不死的中国人” 白宁迪(Núria Barberà)是西班牙Yuka集团的一名进出口贸易代表。三年前,她到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研究方向正是当代西班牙中国移民状况。她十分认同2008年是道分水岭这一说法。在其获评全国优秀硕士论文的文章中,白宁迪写道,四年来,西班牙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悲观消极的气氛笼罩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不过,她并不认为华人是西班牙负面情绪的唯一受害者。“金融危机深刻地改变了西班牙社会,也使西班牙人对外国移民的好感度大幅降低。但这种排外情绪是全方位的,不是只针对华人。”白宁迪说,西班牙人现在经常抱怨“我们都没有工作,为什么还要外国人来抢饭碗”?对于政府给外国留学生提供的奖学金,也有西班牙人批评:“我们都这么穷了,政府为什么还要给外国人发钱?”

不过,她并不认为华人是西班牙负面情绪的唯一受害者。“金融危机深刻地改变了西班牙社会,也使西班牙人对外国移民的好感度大幅降低。但这种排外情绪是全方位的,不是只针对华人。”白宁迪说,西班牙人现在经常抱怨“我们都没有工作,为什么还要外国人来抢饭碗”?对于政府给外国留学生提供的奖学金,也有西班牙人批评:“我们都这么穷了,政府为什么还要给外国人发钱?”

《凤凰周刊》2013年4期 《凤凰周刊》 钟子娟 不久前,一场突如其来的“皇帝行动”,把西班牙的华商都打懵了。 2012年10月16日清晨,西班牙警方突然实施打击洗黑钱的“皇帝行动”,当场抓捕83人,其中53人为华人,没收现金达1150万欧元。一时间,舆论哗然。 一个半月后,“皇帝行动”中涉案的“头号人物”、浙江省政协委员、西班牙国贸城老板高平终以极苛刻的条件获得假释。一场风波看似平静下来。然而,就在此时,西班牙媒体又对华商展开了新一轮“轰炸”,甚至把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与高平洗钱扯上关系,“皇帝行动”再起波澜。 年底本应是西班牙一年中生意最红火的时节,但“皇帝行动”余波未平,在西班牙各地经商的华人是否遭受重创?这些令人担忧的事件又为何在西班牙一再发生? 金融危机是罪魁祸首 这是陆旭来西班牙的第12个年头。2000年,刚满20的他靠着亲戚从西班牙开出的证明,顺利办好工作签证,孤身飞往这个陌生的国度。12年来,陆旭的经历几乎是每一个西班牙华商的奋斗轨迹:先在亲戚开的中餐馆落脚,掌勺、跑堂或者涮盘子;尔后凭借在中餐馆里积累的人脉,换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等攒的钱多起来,再盘下一间店铺,自己当老板,把国内的亲人接来团聚。如今,陆旭已在西班牙东北部城市托尔托萨拥有一间自己的酒吧和一家隶属于“迪亚天天”的加盟超市。 但即使在托尔托萨这个仅有37000人的静谧小城,也不难发现“皇帝行动”的后遗症。“西班牙报纸用《中国黑帮》做标题报道《皇帝行动》,当地人看了肯定会受影响。”陆旭说,在他的酒吧里,就有一些顾客指着报纸说:“你看,你们中国人怎么这样?!” 所幸,店里的生意并未因此一落千丈。他解释说,一方面,托尔托萨位于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南部,不在“皇帝行动”的打击范围之内;另一方面,西班牙人也知道,就算那些不法活动真的存在,也不代表每个华商都参与其中。即便有一些以偏赅全的西班牙人,那也是少数,“大规模的排华情绪肯定是不存在的,至少现在还没有”。 西班牙巴塞罗那福建商会会长陈庸光则向《凤凰周刊》表示,虽然“皇帝行动”来势汹汹,但主要是马德里警方的行动,没有对华商形成全国范围的大面积打击。“但马德里出事以后,其他地方的警察也查得紧了,对中国人的存款、税收等都比以前查得严格。”但陈庸光话锋一转,“不过,西班牙法制还是比较完善的,只要自身没有问题,警察也不会故意找事。” 即使在马德里,因“皇帝行动”而遭遇重创的也主要在市中心。温州人廖碧琳在马德里西北郊区科利亚多-比利亚尔瓦开了两家小店,一家不足100平方米,专卖糖果;另一家则是在西班牙遍地开花的“百元店”,约335平方米。廖碧琳从华商聚集的仓库区进货,再转卖给当地人,属于华人进出口贸易链中的零售方。她介绍说,仓库区的确受影响很大,有的店甚至已经关门,“但我自己两家店面的生意没太受影响”。 廖碧琳告诉记者,2006-2008年是生意最好的时候。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西班牙经济一直不好,生意越来越难做。陆旭则表示,与2007年左右的鼎盛时期相比,酒吧的营业额已下降了13。陆旭开的这种酒吧类似于咖啡厅,遍布西班牙的大街小巷。午休时间进来喝杯小酒, 是当地人最惬意的生活习惯。即便有着浓厚的酒吧文化,2008年金融危机后,陆旭酒吧的客源还是显著减少了,赊账的顾客却越来越多。 “西班牙是受经济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现在经济不景气,西班牙的各行各业都比以前萧条。”在陈庸光看来,四年前那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才是西班牙华商处境日渐艰难的罪魁祸首,而2012年10月的“皇帝行动”只不过是各种暗流、隐忧、矛盾越积越多之后的一次爆发。 “大环境不好,不光我们华人受影响,其实对西班牙人自己受影响更大。很多当地人的店开不下去要转让,都是华人去接手,因为我们还有存款。西班牙人没有存钱的习惯,经济危机一来,就顶不住了。”陈庸光说,在这种情况下,当地人看到华人过得比自己好,很容易眼红,“有些华人又不懂收敛,开豪车、住豪宅,人家心里肯定更不平衡啦!” “不死的中国人” 白宁迪(Núria Barberà)是西班牙Yuka集团的一名进出口贸易代表。三年前,她到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研究方向正是当代西班牙中国移民状况。她十分认同2008年是道分水岭这一说法。在其获评全国优秀硕士论文的文章中,白宁迪写道,四年来,西班牙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悲观消极的气氛笼罩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不过,她并不认为华人是西班牙负面情绪的唯一受害者。“金融危机深刻地改变了西班牙社会,也使西班牙人对外国移民的好感度大幅降低。但这种排外情绪是全方位的,不是只针对华人。”白宁迪说,西班牙人现在经常抱怨“我们都没有工作,为什么还要外国人来抢饭碗”?对于政府给外国留学生提供的奖学金,也有西班牙人批评:“我们都这么穷了,政府为什么还要给外国人发钱?”事实上,华人远谈不上是最令西班牙人生厌的外来族群。由于地缘亲近,摩洛哥人曾是西班牙最庞大的外国人群体,直到2007年才被罗马尼亚人反超。根据2011年的统计数据,在西班牙合法居留的摩洛哥人超过75万,主要从事农业和建筑业。西班牙经济恶化以后,很多摩洛哥人失去了工作,但他们却不愿回国。“西班牙人觉得摩洛哥人实在太多了,而且很多摩洛哥人不工作,天天在马路上游荡,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生活下去的……”白宁迪告诉本刊,不少西班牙人持有一种摩洛哥人不可信任的偏见。金融危机之后,越多越多的西班牙人抱怨政府给这些失业移民的补助太多了。

有意思的是,西班牙人虽不喜欢摩洛哥人的懒散,却又担心被勤奋的中国人抢了饭碗。“听到‘华人’这个词,西班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中餐馆、便宜的商店。”白宁迪说,“此外,西班牙人也觉得中国人不太干涉当地政治生活,几乎不参与任何纷争。”

事实上,华人远谈不上是最令西班牙人生厌的外来族群。由于地缘亲近,摩洛哥人曾是西班牙最庞大的外国人群体,直到2007年才被罗马尼亚人反超。根据2011年的统计数据,在西班牙合法居留的摩洛哥人超过75万,主要从事农业和建筑业。西班牙经济恶化以后,很多摩洛哥人失去了工作,但他们却不愿回国。“西班牙人觉得摩洛哥人实在太多了,而且很多摩洛哥人不工作,天天在马路上游荡,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生活下去的……”白宁迪告诉本刊,不少西班牙人持有一种摩洛哥人不可信任的偏见。金融危机之后,越多越多的西班牙人抱怨政府给这些失业移民的补助太多了。 有意思的是,西班牙人虽不喜欢摩洛哥人的懒散,却又担心被勤奋的中国人抢了饭碗。“听到‘华人’这个词,西班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中餐馆、便宜的商店。”白宁迪说,“此外,西班牙人也觉得中国人不太干涉当地政治生活,几乎不参与任何纷争。” 这些特征曾经都被视为华人的优点。然而,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就像一出反转剧,华人的种种优点一夜间变成了“原罪”。正如许多媒体所报道的那样,西班牙人认为华人出售的商品太便宜,挤占了当地人的市场份额,加剧了他们的经济恶化;而逃税、洗钱、不遵守作息时间等问题,虽然不是华商的“专利”,但在经济萧条、大家日子都不好过的时候,又显然格外刺眼。 如果说物质上的差距为西班牙人的不满提供了原料,那么华人与西班牙社会在文化上的隔阂则成了矛盾的催化剂。“在大部分西班牙人眼中,华人是所有外国人中最神秘、最难沟通的群体。”她举例说,一个西班牙人可能有很多厄瓜多尔裔的哥们儿、几个摩洛哥裔的朋友,甚至一两个罗马尼亚裔的熟人。但大部分情况下,他们没有任何华人朋友。“华人对他们来说,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意大利曾广泛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不死的中国人”。意思是,意大利人几乎从没见过中国人举行葬礼,只看到他们干活、挣钱;他们不需要休闲,不需要社交,甚至不需要家庭生活,好像永远不会死去。“西班牙也有类似这样的‘传说’。这里甚至有一个更加耸人听闻的说法:也许中国人死了之后,中餐馆会把那个人的肉做给客人吃……”白宁迪说,现在西班牙人已经知道那只是个恶心的玩笑,但它足以说明,当地人对华人有多么不了解。 “忙赚钱”造成隔阂 华人的神秘多少与两国在地理上相距遥远有关。传统上,西班牙的外国移民主要来自北非、拉美和东欧。这些国家与西班牙之间即便不是文化相近、语言相同,也是彼此熟悉的近邻。相比之下,中国对于不少西班牙人来说,只是一个空洞的地理名词。陆旭刚到西班牙时,常常惊讶于当地人头脑中的中国。“他们以为中国还是《红高粱》里那种尘土飞扬的样子。等真的去了中国,他们都惊讶极了,回来以后都说,那不是中国,是美国!” 最显著的不同,是对待生活的态度。西班牙人讲究享受生活,中国人则强调努力工作。陈庸光的服装厂里同时雇用了中西两国员工,每到周一,西班牙员工聊天的话题必是周末又去哪里度假了,“而华人在这里,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工作”。吃苦耐劳、拼博进取本是东亚文化圈的一大共性,但这种传统在西班牙社会里是那么格格不入。而同样能吃苦、拼命干的日韩等其他东亚国家的人在西班牙又非常少,久而久之,“像中国人一样干活”成了西语中形容一个人工作努力的固定搭配。白宁迪本人对华商很是佩服,称赞他们会做生意、能理解当地市场。 “又努力、又有商业头脑的华商在当地不会形成‘鲶鱼效应’吗?”面对这个问题,白宁迪笑着摇摇头说,“我们佩服中国人,但不会认为要学习他们的精神。西班牙人觉得中国人工作太累、太辛苦了。我们不想改变。” 在采访中,几乎所有被访者都提到,语言障碍是华人和西班牙人沟通的最大问题。很多华商在西班牙打拼了十多年,却一句西语都不会。而年纪越大,这种现象越普遍。学中文以前,中餐馆里的服务员是白宁迪唯一“认识”的华人。直到掌握了汉语,她才打开了华人世界的大门,也渐渐明白了华商在西班牙谋生的不易。如今,白宁迪已经有了一大帮华人朋友。“因为没有语言障碍,他们对我都很亲切。我发现他们其实也愿意交朋友,只是觉得语言水平不够高,不好意思跟当地人接触。”基于此,白宁迪在论文里特别建议西班牙政府将语言测试纳入申请西班牙国籍的条件中。 令人玩味的是,对于外国移民和持永久居留证的外国人,西班牙许多地方政府都提供免费的语言培训,但效果并不好。陆旭的妻子就是在托尔托萨的免费学校里学会了西班牙语。“但他们班上中国人特别少,很多华商觉得生意太忙,不愿意在这上面花时间。” 接受记者采访时,不时有顾客进出廖碧琳的糖果店,她在中文和西班牙语之间自如地切换,上小学的儿子也帮着照看店铺,西班牙语比母亲还要流利。虽然把老主顾们称为“朋友”,廖碧华与西班牙人的交道却仅限于这间摆满商品的小店。来西班牙10年了,她还从来没有参加过当地人的社交活动,更没有到当地人的家里作过客。“我们那么忙,哪有时间出去聚会哦!”这是一个极具代表

这些特征曾经都被视为华人的优点。然而,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就像一出反转剧,华人的种种优点一夜间变成了“原罪”。正如许多媒体所报道的那样,西班牙人认为华人出售的商品太便宜,挤占了当地人的市场份额,加剧了他们的经济恶化;而逃税、洗钱、不遵守作息时间等问题,虽然不是华商的“专利”,但在经济萧条、大家日子都不好过的时候,又显然格外刺眼。

事实上,华人远谈不上是最令西班牙人生厌的外来族群。由于地缘亲近,摩洛哥人曾是西班牙最庞大的外国人群体,直到2007年才被罗马尼亚人反超。根据2011年的统计数据,在西班牙合法居留的摩洛哥人超过75万,主要从事农业和建筑业。西班牙经济恶化以后,很多摩洛哥人失去了工作,但他们却不愿回国。“西班牙人觉得摩洛哥人实在太多了,而且很多摩洛哥人不工作,天天在马路上游荡,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生活下去的……”白宁迪告诉本刊,不少西班牙人持有一种摩洛哥人不可信任的偏见。金融危机之后,越多越多的西班牙人抱怨政府给这些失业移民的补助太多了。 有意思的是,西班牙人虽不喜欢摩洛哥人的懒散,却又担心被勤奋的中国人抢了饭碗。“听到‘华人’这个词,西班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中餐馆、便宜的商店。”白宁迪说,“此外,西班牙人也觉得中国人不太干涉当地政治生活,几乎不参与任何纷争。” 这些特征曾经都被视为华人的优点。然而,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就像一出反转剧,华人的种种优点一夜间变成了“原罪”。正如许多媒体所报道的那样,西班牙人认为华人出售的商品太便宜,挤占了当地人的市场份额,加剧了他们的经济恶化;而逃税、洗钱、不遵守作息时间等问题,虽然不是华商的“专利”,但在经济萧条、大家日子都不好过的时候,又显然格外刺眼。 如果说物质上的差距为西班牙人的不满提供了原料,那么华人与西班牙社会在文化上的隔阂则成了矛盾的催化剂。“在大部分西班牙人眼中,华人是所有外国人中最神秘、最难沟通的群体。”她举例说,一个西班牙人可能有很多厄瓜多尔裔的哥们儿、几个摩洛哥裔的朋友,甚至一两个罗马尼亚裔的熟人。但大部分情况下,他们没有任何华人朋友。“华人对他们来说,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意大利曾广泛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不死的中国人”。意思是,意大利人几乎从没见过中国人举行葬礼,只看到他们干活、挣钱;他们不需要休闲,不需要社交,甚至不需要家庭生活,好像永远不会死去。“西班牙也有类似这样的‘传说’。这里甚至有一个更加耸人听闻的说法:也许中国人死了之后,中餐馆会把那个人的肉做给客人吃……”白宁迪说,现在西班牙人已经知道那只是个恶心的玩笑,但它足以说明,当地人对华人有多么不了解。 “忙赚钱”造成隔阂 华人的神秘多少与两国在地理上相距遥远有关。传统上,西班牙的外国移民主要来自北非、拉美和东欧。这些国家与西班牙之间即便不是文化相近、语言相同,也是彼此熟悉的近邻。相比之下,中国对于不少西班牙人来说,只是一个空洞的地理名词。陆旭刚到西班牙时,常常惊讶于当地人头脑中的中国。“他们以为中国还是《红高粱》里那种尘土飞扬的样子。等真的去了中国,他们都惊讶极了,回来以后都说,那不是中国,是美国!” 最显著的不同,是对待生活的态度。西班牙人讲究享受生活,中国人则强调努力工作。陈庸光的服装厂里同时雇用了中西两国员工,每到周一,西班牙员工聊天的话题必是周末又去哪里度假了,“而华人在这里,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工作”。吃苦耐劳、拼博进取本是东亚文化圈的一大共性,但这种传统在西班牙社会里是那么格格不入。而同样能吃苦、拼命干的日韩等其他东亚国家的人在西班牙又非常少,久而久之,“像中国人一样干活”成了西语中形容一个人工作努力的固定搭配。白宁迪本人对华商很是佩服,称赞他们会做生意、能理解当地市场。 “又努力、又有商业头脑的华商在当地不会形成‘鲶鱼效应’吗?”面对这个问题,白宁迪笑着摇摇头说,“我们佩服中国人,但不会认为要学习他们的精神。西班牙人觉得中国人工作太累、太辛苦了。我们不想改变。” 在采访中,几乎所有被访者都提到,语言障碍是华人和西班牙人沟通的最大问题。很多华商在西班牙打拼了十多年,却一句西语都不会。而年纪越大,这种现象越普遍。学中文以前,中餐馆里的服务员是白宁迪唯一“认识”的华人。直到掌握了汉语,她才打开了华人世界的大门,也渐渐明白了华商在西班牙谋生的不易。如今,白宁迪已经有了一大帮华人朋友。“因为没有语言障碍,他们对我都很亲切。我发现他们其实也愿意交朋友,只是觉得语言水平不够高,不好意思跟当地人接触。”基于此,白宁迪在论文里特别建议西班牙政府将语言测试纳入申请西班牙国籍的条件中。 令人玩味的是,对于外国移民和持永久居留证的外国人,西班牙许多地方政府都提供免费的语言培训,但效果并不好。陆旭的妻子就是在托尔托萨的免费学校里学会了西班牙语。“但他们班上中国人特别少,很多华商觉得生意太忙,不愿意在这上面花时间。” 接受记者采访时,不时有顾客进出廖碧琳的糖果店,她在中文和西班牙语之间自如地切换,上小学的儿子也帮着照看店铺,西班牙语比母亲还要流利。虽然把老主顾们称为“朋友”,廖碧华与西班牙人的交道却仅限于这间摆满商品的小店。来西班牙10年了,她还从来没有参加过当地人的社交活动,更没有到当地人的家里作过客。“我们那么忙,哪有时间出去聚会哦!”这是一个极具代表如果说物质上的差距为西班牙人的不满提供了原料,那么华人与西班牙社会在文化上的隔阂则成了矛盾的催化剂。“在大部分西班牙人眼中,华人是所有外国人中最神秘、最难沟通的群体。”她举例说,一个西班牙人可能有很多厄瓜多尔裔的哥们儿、几个摩洛哥裔的朋友,甚至一两个罗马尼亚裔的熟人。但大部分情况下,他们没有任何华人朋友。“华人对他们来说,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意大利曾广泛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不死的中国人”。意思是,意大利人几乎从没见过中国人举行葬礼,只看到他们干活、挣钱;他们不需要休闲,不需要社交,甚至不需要家庭生活,好像永远不会死去。“西班牙也有类似这样的‘传说’。这里甚至有一个更加耸人听闻的说法:也许中国人死了之后,中餐馆会把那个人的肉做给客人吃……”白宁迪说,现在西班牙人已经知道那只是个恶心的玩笑,但它足以说明,当地人对华人有多么不了解。

事实上,华人远谈不上是最令西班牙人生厌的外来族群。由于地缘亲近,摩洛哥人曾是西班牙最庞大的外国人群体,直到2007年才被罗马尼亚人反超。根据2011年的统计数据,在西班牙合法居留的摩洛哥人超过75万,主要从事农业和建筑业。西班牙经济恶化以后,很多摩洛哥人失去了工作,但他们却不愿回国。“西班牙人觉得摩洛哥人实在太多了,而且很多摩洛哥人不工作,天天在马路上游荡,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生活下去的……”白宁迪告诉本刊,不少西班牙人持有一种摩洛哥人不可信任的偏见。金融危机之后,越多越多的西班牙人抱怨政府给这些失业移民的补助太多了。 有意思的是,西班牙人虽不喜欢摩洛哥人的懒散,却又担心被勤奋的中国人抢了饭碗。“听到‘华人’这个词,西班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中餐馆、便宜的商店。”白宁迪说,“此外,西班牙人也觉得中国人不太干涉当地政治生活,几乎不参与任何纷争。” 这些特征曾经都被视为华人的优点。然而,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就像一出反转剧,华人的种种优点一夜间变成了“原罪”。正如许多媒体所报道的那样,西班牙人认为华人出售的商品太便宜,挤占了当地人的市场份额,加剧了他们的经济恶化;而逃税、洗钱、不遵守作息时间等问题,虽然不是华商的“专利”,但在经济萧条、大家日子都不好过的时候,又显然格外刺眼。 如果说物质上的差距为西班牙人的不满提供了原料,那么华人与西班牙社会在文化上的隔阂则成了矛盾的催化剂。“在大部分西班牙人眼中,华人是所有外国人中最神秘、最难沟通的群体。”她举例说,一个西班牙人可能有很多厄瓜多尔裔的哥们儿、几个摩洛哥裔的朋友,甚至一两个罗马尼亚裔的熟人。但大部分情况下,他们没有任何华人朋友。“华人对他们来说,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意大利曾广泛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不死的中国人”。意思是,意大利人几乎从没见过中国人举行葬礼,只看到他们干活、挣钱;他们不需要休闲,不需要社交,甚至不需要家庭生活,好像永远不会死去。“西班牙也有类似这样的‘传说’。这里甚至有一个更加耸人听闻的说法:也许中国人死了之后,中餐馆会把那个人的肉做给客人吃……”白宁迪说,现在西班牙人已经知道那只是个恶心的玩笑,但它足以说明,当地人对华人有多么不了解。 “忙赚钱”造成隔阂 华人的神秘多少与两国在地理上相距遥远有关。传统上,西班牙的外国移民主要来自北非、拉美和东欧。这些国家与西班牙之间即便不是文化相近、语言相同,也是彼此熟悉的近邻。相比之下,中国对于不少西班牙人来说,只是一个空洞的地理名词。陆旭刚到西班牙时,常常惊讶于当地人头脑中的中国。“他们以为中国还是《红高粱》里那种尘土飞扬的样子。等真的去了中国,他们都惊讶极了,回来以后都说,那不是中国,是美国!” 最显著的不同,是对待生活的态度。西班牙人讲究享受生活,中国人则强调努力工作。陈庸光的服装厂里同时雇用了中西两国员工,每到周一,西班牙员工聊天的话题必是周末又去哪里度假了,“而华人在这里,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工作”。吃苦耐劳、拼博进取本是东亚文化圈的一大共性,但这种传统在西班牙社会里是那么格格不入。而同样能吃苦、拼命干的日韩等其他东亚国家的人在西班牙又非常少,久而久之,“像中国人一样干活”成了西语中形容一个人工作努力的固定搭配。白宁迪本人对华商很是佩服,称赞他们会做生意、能理解当地市场。 “又努力、又有商业头脑的华商在当地不会形成‘鲶鱼效应’吗?”面对这个问题,白宁迪笑着摇摇头说,“我们佩服中国人,但不会认为要学习他们的精神。西班牙人觉得中国人工作太累、太辛苦了。我们不想改变。” 在采访中,几乎所有被访者都提到,语言障碍是华人和西班牙人沟通的最大问题。很多华商在西班牙打拼了十多年,却一句西语都不会。而年纪越大,这种现象越普遍。学中文以前,中餐馆里的服务员是白宁迪唯一“认识”的华人。直到掌握了汉语,她才打开了华人世界的大门,也渐渐明白了华商在西班牙谋生的不易。如今,白宁迪已经有了一大帮华人朋友。“因为没有语言障碍,他们对我都很亲切。我发现他们其实也愿意交朋友,只是觉得语言水平不够高,不好意思跟当地人接触。”基于此,白宁迪在论文里特别建议西班牙政府将语言测试纳入申请西班牙国籍的条件中。 令人玩味的是,对于外国移民和持永久居留证的外国人,西班牙许多地方政府都提供免费的语言培训,但效果并不好。陆旭的妻子就是在托尔托萨的免费学校里学会了西班牙语。“但他们班上中国人特别少,很多华商觉得生意太忙,不愿意在这上面花时间。” 接受记者采访时,不时有顾客进出廖碧琳的糖果店,她在中文和西班牙语之间自如地切换,上小学的儿子也帮着照看店铺,西班牙语比母亲还要流利。虽然把老主顾们称为“朋友”,廖碧华与西班牙人的交道却仅限于这间摆满商品的小店。来西班牙10年了,她还从来没有参加过当地人的社交活动,更没有到当地人的家里作过客。“我们那么忙,哪有时间出去聚会哦!”这是一个极具代表

“忙赚钱”造成隔阂

《凤凰周刊》2013年4期 《凤凰周刊》 钟子娟 不久前,一场突如其来的“皇帝行动”,把西班牙的华商都打懵了。 2012年10月16日清晨,西班牙警方突然实施打击洗黑钱的“皇帝行动”,当场抓捕83人,其中53人为华人,没收现金达1150万欧元。一时间,舆论哗然。 一个半月后,“皇帝行动”中涉案的“头号人物”、浙江省政协委员、西班牙国贸城老板高平终以极苛刻的条件获得假释。一场风波看似平静下来。然而,就在此时,西班牙媒体又对华商展开了新一轮“轰炸”,甚至把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与高平洗钱扯上关系,“皇帝行动”再起波澜。 年底本应是西班牙一年中生意最红火的时节,但“皇帝行动”余波未平,在西班牙各地经商的华人是否遭受重创?这些令人担忧的事件又为何在西班牙一再发生? 金融危机是罪魁祸首 这是陆旭来西班牙的第12个年头。2000年,刚满20的他靠着亲戚从西班牙开出的证明,顺利办好工作签证,孤身飞往这个陌生的国度。12年来,陆旭的经历几乎是每一个西班牙华商的奋斗轨迹:先在亲戚开的中餐馆落脚,掌勺、跑堂或者涮盘子;尔后凭借在中餐馆里积累的人脉,换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等攒的钱多起来,再盘下一间店铺,自己当老板,把国内的亲人接来团聚。如今,陆旭已在西班牙东北部城市托尔托萨拥有一间自己的酒吧和一家隶属于“迪亚天天”的加盟超市。 但即使在托尔托萨这个仅有37000人的静谧小城,也不难发现“皇帝行动”的后遗症。“西班牙报纸用《中国黑帮》做标题报道《皇帝行动》,当地人看了肯定会受影响。”陆旭说,在他的酒吧里,就有一些顾客指着报纸说:“你看,你们中国人怎么这样?!” 所幸,店里的生意并未因此一落千丈。他解释说,一方面,托尔托萨位于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南部,不在“皇帝行动”的打击范围之内;另一方面,西班牙人也知道,就算那些不法活动真的存在,也不代表每个华商都参与其中。即便有一些以偏赅全的西班牙人,那也是少数,“大规模的排华情绪肯定是不存在的,至少现在还没有”。 西班牙巴塞罗那福建商会会长陈庸光则向《凤凰周刊》表示,虽然“皇帝行动”来势汹汹,但主要是马德里警方的行动,没有对华商形成全国范围的大面积打击。“但马德里出事以后,其他地方的警察也查得紧了,对中国人的存款、税收等都比以前查得严格。”但陈庸光话锋一转,“不过,西班牙法制还是比较完善的,只要自身没有问题,警察也不会故意找事。” 即使在马德里,因“皇帝行动”而遭遇重创的也主要在市中心。温州人廖碧琳在马德里西北郊区科利亚多-比利亚尔瓦开了两家小店,一家不足100平方米,专卖糖果;另一家则是在西班牙遍地开花的“百元店”,约335平方米。廖碧琳从华商聚集的仓库区进货,再转卖给当地人,属于华人进出口贸易链中的零售方。她介绍说,仓库区的确受影响很大,有的店甚至已经关门,“但我自己两家店面的生意没太受影响”。 廖碧琳告诉记者,2006-2008年是生意最好的时候。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西班牙经济一直不好,生意越来越难做。陆旭则表示,与2007年左右的鼎盛时期相比,酒吧的营业额已下降了13。陆旭开的这种酒吧类似于咖啡厅,遍布西班牙的大街小巷。午休时间进来喝杯小酒, 是当地人最惬意的生活习惯。即便有着浓厚的酒吧文化,2008年金融危机后,陆旭酒吧的客源还是显著减少了,赊账的顾客却越来越多。 “西班牙是受经济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现在经济不景气,西班牙的各行各业都比以前萧条。”在陈庸光看来,四年前那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才是西班牙华商处境日渐艰难的罪魁祸首,而2012年10月的“皇帝行动”只不过是各种暗流、隐忧、矛盾越积越多之后的一次爆发。 “大环境不好,不光我们华人受影响,其实对西班牙人自己受影响更大。很多当地人的店开不下去要转让,都是华人去接手,因为我们还有存款。西班牙人没有存钱的习惯,经济危机一来,就顶不住了。”陈庸光说,在这种情况下,当地人看到华人过得比自己好,很容易眼红,“有些华人又不懂收敛,开豪车、住豪宅,人家心里肯定更不平衡啦!” “不死的中国人” 白宁迪(Núria Barberà)是西班牙Yuka集团的一名进出口贸易代表。三年前,她到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研究方向正是当代西班牙中国移民状况。她十分认同2008年是道分水岭这一说法。在其获评全国优秀硕士论文的文章中,白宁迪写道,四年来,西班牙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悲观消极的气氛笼罩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不过,她并不认为华人是西班牙负面情绪的唯一受害者。“金融危机深刻地改变了西班牙社会,也使西班牙人对外国移民的好感度大幅降低。但这种排外情绪是全方位的,不是只针对华人。”白宁迪说,西班牙人现在经常抱怨“我们都没有工作,为什么还要外国人来抢饭碗”?对于政府给外国留学生提供的奖学金,也有西班牙人批评:“我们都这么穷了,政府为什么还要给外国人发钱?”

华人的神秘多少与两国在地理上相距遥远有关。传统上,西班牙的外国移民主要来自北非、拉美和东欧。这些国家与西班牙之间即便不是文化相近、语言相同,也是彼此熟悉的近邻。相比之下,中国对于不少西班牙人来说,只是一个空洞的地理名词。陆旭刚到西班牙时,常常惊讶于当地人头脑中的中国。“他们以为中国还是《红高粱》里那种尘土飞扬的样子。等真的去了中国,他们都惊讶极了,回来以后都说,那不是中国,是美国!”

最显著的不同,是对待生活的态度。西班牙人讲究享受生活,中国人则强调努力工作。陈庸光的服装厂里同时雇用了中西两国员工,每到周一,西班牙员工聊天的话题必是周末又去哪里度假了,“而华人在这里,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工作”。吃苦耐劳、拼博进取本是东亚文化圈的一大共性,但这种传统在西班牙社会里是那么格格不入。而同样能吃苦、拼命干的日韩等其他东亚国家的人在西班牙又非常少,久而久之,“像中国人一样干活”成了西语中形容一个人工作努力的固定搭配。白宁迪本人对华商很是佩服,称赞他们会做生意、能理解当地市场。

“又努力、又有商业头脑的华商在当地不会形成‘鲶鱼效应’吗?”面对这个问题,白宁迪笑着摇摇头说,“我们佩服中国人,但不会认为要学习他们的精神。西班牙人觉得中国人工作太累、太辛苦了。我们不想改变。”

《凤凰周刊》2013年4期 《凤凰周刊》 钟子娟 不久前,一场突如其来的“皇帝行动”,把西班牙的华商都打懵了。 2012年10月16日清晨,西班牙警方突然实施打击洗黑钱的“皇帝行动”,当场抓捕83人,其中53人为华人,没收现金达1150万欧元。一时间,舆论哗然。 一个半月后,“皇帝行动”中涉案的“头号人物”、浙江省政协委员、西班牙国贸城老板高平终以极苛刻的条件获得假释。一场风波看似平静下来。然而,就在此时,西班牙媒体又对华商展开了新一轮“轰炸”,甚至把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与高平洗钱扯上关系,“皇帝行动”再起波澜。 年底本应是西班牙一年中生意最红火的时节,但“皇帝行动”余波未平,在西班牙各地经商的华人是否遭受重创?这些令人担忧的事件又为何在西班牙一再发生? 金融危机是罪魁祸首 这是陆旭来西班牙的第12个年头。2000年,刚满20的他靠着亲戚从西班牙开出的证明,顺利办好工作签证,孤身飞往这个陌生的国度。12年来,陆旭的经历几乎是每一个西班牙华商的奋斗轨迹:先在亲戚开的中餐馆落脚,掌勺、跑堂或者涮盘子;尔后凭借在中餐馆里积累的人脉,换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等攒的钱多起来,再盘下一间店铺,自己当老板,把国内的亲人接来团聚。如今,陆旭已在西班牙东北部城市托尔托萨拥有一间自己的酒吧和一家隶属于“迪亚天天”的加盟超市。 但即使在托尔托萨这个仅有37000人的静谧小城,也不难发现“皇帝行动”的后遗症。“西班牙报纸用《中国黑帮》做标题报道《皇帝行动》,当地人看了肯定会受影响。”陆旭说,在他的酒吧里,就有一些顾客指着报纸说:“你看,你们中国人怎么这样?!” 所幸,店里的生意并未因此一落千丈。他解释说,一方面,托尔托萨位于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南部,不在“皇帝行动”的打击范围之内;另一方面,西班牙人也知道,就算那些不法活动真的存在,也不代表每个华商都参与其中。即便有一些以偏赅全的西班牙人,那也是少数,“大规模的排华情绪肯定是不存在的,至少现在还没有”。 西班牙巴塞罗那福建商会会长陈庸光则向《凤凰周刊》表示,虽然“皇帝行动”来势汹汹,但主要是马德里警方的行动,没有对华商形成全国范围的大面积打击。“但马德里出事以后,其他地方的警察也查得紧了,对中国人的存款、税收等都比以前查得严格。”但陈庸光话锋一转,“不过,西班牙法制还是比较完善的,只要自身没有问题,警察也不会故意找事。” 即使在马德里,因“皇帝行动”而遭遇重创的也主要在市中心。温州人廖碧琳在马德里西北郊区科利亚多-比利亚尔瓦开了两家小店,一家不足100平方米,专卖糖果;另一家则是在西班牙遍地开花的“百元店”,约335平方米。廖碧琳从华商聚集的仓库区进货,再转卖给当地人,属于华人进出口贸易链中的零售方。她介绍说,仓库区的确受影响很大,有的店甚至已经关门,“但我自己两家店面的生意没太受影响”。 廖碧琳告诉记者,2006-2008年是生意最好的时候。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西班牙经济一直不好,生意越来越难做。陆旭则表示,与2007年左右的鼎盛时期相比,酒吧的营业额已下降了13。陆旭开的这种酒吧类似于咖啡厅,遍布西班牙的大街小巷。午休时间进来喝杯小酒, 是当地人最惬意的生活习惯。即便有着浓厚的酒吧文化,2008年金融危机后,陆旭酒吧的客源还是显著减少了,赊账的顾客却越来越多。 “西班牙是受经济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现在经济不景气,西班牙的各行各业都比以前萧条。”在陈庸光看来,四年前那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才是西班牙华商处境日渐艰难的罪魁祸首,而2012年10月的“皇帝行动”只不过是各种暗流、隐忧、矛盾越积越多之后的一次爆发。 “大环境不好,不光我们华人受影响,其实对西班牙人自己受影响更大。很多当地人的店开不下去要转让,都是华人去接手,因为我们还有存款。西班牙人没有存钱的习惯,经济危机一来,就顶不住了。”陈庸光说,在这种情况下,当地人看到华人过得比自己好,很容易眼红,“有些华人又不懂收敛,开豪车、住豪宅,人家心里肯定更不平衡啦!” “不死的中国人” 白宁迪(Núria Barberà)是西班牙Yuka集团的一名进出口贸易代表。三年前,她到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研究方向正是当代西班牙中国移民状况。她十分认同2008年是道分水岭这一说法。在其获评全国优秀硕士论文的文章中,白宁迪写道,四年来,西班牙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悲观消极的气氛笼罩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不过,她并不认为华人是西班牙负面情绪的唯一受害者。“金融危机深刻地改变了西班牙社会,也使西班牙人对外国移民的好感度大幅降低。但这种排外情绪是全方位的,不是只针对华人。”白宁迪说,西班牙人现在经常抱怨“我们都没有工作,为什么还要外国人来抢饭碗”?对于政府给外国留学生提供的奖学金,也有西班牙人批评:“我们都这么穷了,政府为什么还要给外国人发钱?”

在采访中,几乎所有被访者都提到,语言障碍是华人和西班牙人沟通的最大问题。很多华商在西班牙打拼了十多年,却一句西语都不会。而年纪越大,这种现象越普遍。学中文以前,中餐馆里的服务员是白宁迪唯一“认识”的华人。直到掌握了汉语,她才打开了华人世界的大门,也渐渐明白了华商在西班牙谋生的不易。如今,白宁迪已经有了一大帮华人朋友。“因为没有语言障碍,他们对我都很亲切。我发现他们其实也愿意交朋友,只是觉得语言水平不够高,不好意思跟当地人接触。”基于此,白宁迪在论文里特别建议西班牙政府将语言测试纳入申请西班牙国籍的条件中。

事实上,华人远谈不上是最令西班牙人生厌的外来族群。由于地缘亲近,摩洛哥人曾是西班牙最庞大的外国人群体,直到2007年才被罗马尼亚人反超。根据2011年的统计数据,在西班牙合法居留的摩洛哥人超过75万,主要从事农业和建筑业。西班牙经济恶化以后,很多摩洛哥人失去了工作,但他们却不愿回国。“西班牙人觉得摩洛哥人实在太多了,而且很多摩洛哥人不工作,天天在马路上游荡,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生活下去的……”白宁迪告诉本刊,不少西班牙人持有一种摩洛哥人不可信任的偏见。金融危机之后,越多越多的西班牙人抱怨政府给这些失业移民的补助太多了。 有意思的是,西班牙人虽不喜欢摩洛哥人的懒散,却又担心被勤奋的中国人抢了饭碗。“听到‘华人’这个词,西班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中餐馆、便宜的商店。”白宁迪说,“此外,西班牙人也觉得中国人不太干涉当地政治生活,几乎不参与任何纷争。” 这些特征曾经都被视为华人的优点。然而,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就像一出反转剧,华人的种种优点一夜间变成了“原罪”。正如许多媒体所报道的那样,西班牙人认为华人出售的商品太便宜,挤占了当地人的市场份额,加剧了他们的经济恶化;而逃税、洗钱、不遵守作息时间等问题,虽然不是华商的“专利”,但在经济萧条、大家日子都不好过的时候,又显然格外刺眼。 如果说物质上的差距为西班牙人的不满提供了原料,那么华人与西班牙社会在文化上的隔阂则成了矛盾的催化剂。“在大部分西班牙人眼中,华人是所有外国人中最神秘、最难沟通的群体。”她举例说,一个西班牙人可能有很多厄瓜多尔裔的哥们儿、几个摩洛哥裔的朋友,甚至一两个罗马尼亚裔的熟人。但大部分情况下,他们没有任何华人朋友。“华人对他们来说,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意大利曾广泛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不死的中国人”。意思是,意大利人几乎从没见过中国人举行葬礼,只看到他们干活、挣钱;他们不需要休闲,不需要社交,甚至不需要家庭生活,好像永远不会死去。“西班牙也有类似这样的‘传说’。这里甚至有一个更加耸人听闻的说法:也许中国人死了之后,中餐馆会把那个人的肉做给客人吃……”白宁迪说,现在西班牙人已经知道那只是个恶心的玩笑,但它足以说明,当地人对华人有多么不了解。 “忙赚钱”造成隔阂 华人的神秘多少与两国在地理上相距遥远有关。传统上,西班牙的外国移民主要来自北非、拉美和东欧。这些国家与西班牙之间即便不是文化相近、语言相同,也是彼此熟悉的近邻。相比之下,中国对于不少西班牙人来说,只是一个空洞的地理名词。陆旭刚到西班牙时,常常惊讶于当地人头脑中的中国。“他们以为中国还是《红高粱》里那种尘土飞扬的样子。等真的去了中国,他们都惊讶极了,回来以后都说,那不是中国,是美国!” 最显著的不同,是对待生活的态度。西班牙人讲究享受生活,中国人则强调努力工作。陈庸光的服装厂里同时雇用了中西两国员工,每到周一,西班牙员工聊天的话题必是周末又去哪里度假了,“而华人在这里,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工作”。吃苦耐劳、拼博进取本是东亚文化圈的一大共性,但这种传统在西班牙社会里是那么格格不入。而同样能吃苦、拼命干的日韩等其他东亚国家的人在西班牙又非常少,久而久之,“像中国人一样干活”成了西语中形容一个人工作努力的固定搭配。白宁迪本人对华商很是佩服,称赞他们会做生意、能理解当地市场。 “又努力、又有商业头脑的华商在当地不会形成‘鲶鱼效应’吗?”面对这个问题,白宁迪笑着摇摇头说,“我们佩服中国人,但不会认为要学习他们的精神。西班牙人觉得中国人工作太累、太辛苦了。我们不想改变。” 在采访中,几乎所有被访者都提到,语言障碍是华人和西班牙人沟通的最大问题。很多华商在西班牙打拼了十多年,却一句西语都不会。而年纪越大,这种现象越普遍。学中文以前,中餐馆里的服务员是白宁迪唯一“认识”的华人。直到掌握了汉语,她才打开了华人世界的大门,也渐渐明白了华商在西班牙谋生的不易。如今,白宁迪已经有了一大帮华人朋友。“因为没有语言障碍,他们对我都很亲切。我发现他们其实也愿意交朋友,只是觉得语言水平不够高,不好意思跟当地人接触。”基于此,白宁迪在论文里特别建议西班牙政府将语言测试纳入申请西班牙国籍的条件中。 令人玩味的是,对于外国移民和持永久居留证的外国人,西班牙许多地方政府都提供免费的语言培训,但效果并不好。陆旭的妻子就是在托尔托萨的免费学校里学会了西班牙语。“但他们班上中国人特别少,很多华商觉得生意太忙,不愿意在这上面花时间。” 接受记者采访时,不时有顾客进出廖碧琳的糖果店,她在中文和西班牙语之间自如地切换,上小学的儿子也帮着照看店铺,西班牙语比母亲还要流利。虽然把老主顾们称为“朋友”,廖碧华与西班牙人的交道却仅限于这间摆满商品的小店。来西班牙10年了,她还从来没有参加过当地人的社交活动,更没有到当地人的家里作过客。“我们那么忙,哪有时间出去聚会哦!”这是一个极具代表    令人玩味的是,对于外国移民和持永久居留证的外国人,西班牙许多地方政府都提供免费的语言培训,但效果并不好。陆旭的妻子就是在托尔托萨的免费学校里学会了西班牙语。“但他们班上中国人特别少,很多华商觉得生意太忙,不愿意在这上面花时间。”

性的回答。 忙着赚钱,如一堵围墙,把华商圈在了自己的小社会里。 与在西班牙谋生的其他外国人相比,华人的职业选择也在客观上减少了他们和当地人打交道的机会。摩洛哥人和巴基斯坦人虽然也喜欢自己开店,但更多人选择为西班牙公司打工;拉美人一般从事家政服务,如护理老年人和做清洁工;东欧人则多集中在建筑行业。这些工作都需要与当地人进行频繁沟通。唯独中国人,几乎所有中国人来西班牙伊始,就把当老板作为唯一的奋斗目标,因为这样赚钱最快。 “这给西班牙人一种感觉,中国人来这里只是赚钱,等赚够了钱,他们还是要回中国的,对交朋友不大感兴趣。”白宁迪说。 华商噩梦开始?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陆旭也没有离开西班牙。首先当然是因为生意没有差到要关门大吉,但更主要的问题是,去哪里呢?“也考虑过回国,但我20岁就出来了,在中国没有任何关系门道。一想到在国内做生意可能要跟很多行政部门打交道,就有点头大。”他告诉记者,西班牙的商业环境其实很简单。在托尔托萨开店六年,他只和政府打过三次交道,都是卫生检查,平时交税则通过西班牙的律所,“政府就像不存在一样”。若是搬到其他欧洲国家,经济状况较好的,移民政策都比西班牙苛刻得多;移民政策如西班牙一般宽松的,经济往往还不如这里。 “皇帝行动”是华商噩梦的开始,还是已经到达顶点?陆旭说,他相信华人可以走出低谷。“西班牙经济不会这样一直差下去吧,等经济逐渐好转,华商和当地人的关系也会变得融洽起来。” 白宁迪则已经看到了积极的变化。随着中国实力的壮大,越来越多的西班牙人对中国产生了兴趣。“他们开始读有关中国的文化、政治、经济等,大城市有孔子学院,学中文的人也在增加。” 在华人身上,她同样看到了希望。2012年9月,白宁迪第一次参加了当地华人的婚礼。那是一场跨国婚姻,新郎是西班牙人,新娘来自中国温州。白宁迪作为新娘的朋友出席了婚礼。在场的很多人,无论是华人还是西班牙人,都是平生第一次像朋友一样和对方一起吃饭、聊天。“这种现象还很少,但我相信会越来越多。”白宁迪笑道。 像那位温州新娘一样,以西语为第二母语、从小接受西班牙教育的华人“第二代”已经呈上升趋势。陆旭认为,提高华人的教育水平,不仅可以消除语言障碍,还有助于提高旅西华人的文化素质。“有的华人钱是真的多,可是穿衣服邋里邋遢、随地吐痰,连我都看不惯。”而在白宁迪的调查中,83%的西班牙人表示,“讲文明懂礼貌”是自己最看重的移民特征。 如今,女儿是陆旭心头最大的牵挂。“我希望我的女儿也能在西班牙念完大学。如果她长大以后想留在西班牙,我们就在这里终老吧!”他慢悠悠地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陆旭、廖碧琳为化名)接受记者采访时,不时有顾客进出廖碧琳的糖果店,她在中文和西班牙语之间自如地切换,上小学的儿子也帮着照看店铺,西班牙语比母亲还要流利。虽然把老主顾们称为“朋友”,廖碧华与西班牙人的交道却仅限于这间摆满商品的小店。来西班牙10年了,她还从来没有参加过当地人的社交活动,更没有到当地人的家里作过客。“我们那么忙,哪有时间出去聚会哦!”这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回答。

忙着赚钱,如一堵围墙,把华商圈在了自己的小社会里。

与在西班牙谋生的其他外国人相比,华人的职业选择也在客观上减少了他们和当地人打交道的机会。摩洛哥人和巴基斯坦人虽然也喜欢自己开店,但更多人选择为西班牙公司打工;拉美人一般从事家政服务,如护理老年人和做清洁工;东欧人则多集中在建筑行业。这些工作都需要与当地人进行频繁沟通。唯独中国人,几乎所有中国人来西班牙伊始,就把当老板作为唯一的奋斗目标,因为这样赚钱最快。

事实上,华人远谈不上是最令西班牙人生厌的外来族群。由于地缘亲近,摩洛哥人曾是西班牙最庞大的外国人群体,直到2007年才被罗马尼亚人反超。根据2011年的统计数据,在西班牙合法居留的摩洛哥人超过75万,主要从事农业和建筑业。西班牙经济恶化以后,很多摩洛哥人失去了工作,但他们却不愿回国。“西班牙人觉得摩洛哥人实在太多了,而且很多摩洛哥人不工作,天天在马路上游荡,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生活下去的……”白宁迪告诉本刊,不少西班牙人持有一种摩洛哥人不可信任的偏见。金融危机之后,越多越多的西班牙人抱怨政府给这些失业移民的补助太多了。 有意思的是,西班牙人虽不喜欢摩洛哥人的懒散,却又担心被勤奋的中国人抢了饭碗。“听到‘华人’这个词,西班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中餐馆、便宜的商店。”白宁迪说,“此外,西班牙人也觉得中国人不太干涉当地政治生活,几乎不参与任何纷争。” 这些特征曾经都被视为华人的优点。然而,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就像一出反转剧,华人的种种优点一夜间变成了“原罪”。正如许多媒体所报道的那样,西班牙人认为华人出售的商品太便宜,挤占了当地人的市场份额,加剧了他们的经济恶化;而逃税、洗钱、不遵守作息时间等问题,虽然不是华商的“专利”,但在经济萧条、大家日子都不好过的时候,又显然格外刺眼。 如果说物质上的差距为西班牙人的不满提供了原料,那么华人与西班牙社会在文化上的隔阂则成了矛盾的催化剂。“在大部分西班牙人眼中,华人是所有外国人中最神秘、最难沟通的群体。”她举例说,一个西班牙人可能有很多厄瓜多尔裔的哥们儿、几个摩洛哥裔的朋友,甚至一两个罗马尼亚裔的熟人。但大部分情况下,他们没有任何华人朋友。“华人对他们来说,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意大利曾广泛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不死的中国人”。意思是,意大利人几乎从没见过中国人举行葬礼,只看到他们干活、挣钱;他们不需要休闲,不需要社交,甚至不需要家庭生活,好像永远不会死去。“西班牙也有类似这样的‘传说’。这里甚至有一个更加耸人听闻的说法:也许中国人死了之后,中餐馆会把那个人的肉做给客人吃……”白宁迪说,现在西班牙人已经知道那只是个恶心的玩笑,但它足以说明,当地人对华人有多么不了解。 “忙赚钱”造成隔阂 华人的神秘多少与两国在地理上相距遥远有关。传统上,西班牙的外国移民主要来自北非、拉美和东欧。这些国家与西班牙之间即便不是文化相近、语言相同,也是彼此熟悉的近邻。相比之下,中国对于不少西班牙人来说,只是一个空洞的地理名词。陆旭刚到西班牙时,常常惊讶于当地人头脑中的中国。“他们以为中国还是《红高粱》里那种尘土飞扬的样子。等真的去了中国,他们都惊讶极了,回来以后都说,那不是中国,是美国!” 最显著的不同,是对待生活的态度。西班牙人讲究享受生活,中国人则强调努力工作。陈庸光的服装厂里同时雇用了中西两国员工,每到周一,西班牙员工聊天的话题必是周末又去哪里度假了,“而华人在这里,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工作”。吃苦耐劳、拼博进取本是东亚文化圈的一大共性,但这种传统在西班牙社会里是那么格格不入。而同样能吃苦、拼命干的日韩等其他东亚国家的人在西班牙又非常少,久而久之,“像中国人一样干活”成了西语中形容一个人工作努力的固定搭配。白宁迪本人对华商很是佩服,称赞他们会做生意、能理解当地市场。 “又努力、又有商业头脑的华商在当地不会形成‘鲶鱼效应’吗?”面对这个问题,白宁迪笑着摇摇头说,“我们佩服中国人,但不会认为要学习他们的精神。西班牙人觉得中国人工作太累、太辛苦了。我们不想改变。” 在采访中,几乎所有被访者都提到,语言障碍是华人和西班牙人沟通的最大问题。很多华商在西班牙打拼了十多年,却一句西语都不会。而年纪越大,这种现象越普遍。学中文以前,中餐馆里的服务员是白宁迪唯一“认识”的华人。直到掌握了汉语,她才打开了华人世界的大门,也渐渐明白了华商在西班牙谋生的不易。如今,白宁迪已经有了一大帮华人朋友。“因为没有语言障碍,他们对我都很亲切。我发现他们其实也愿意交朋友,只是觉得语言水平不够高,不好意思跟当地人接触。”基于此,白宁迪在论文里特别建议西班牙政府将语言测试纳入申请西班牙国籍的条件中。 令人玩味的是,对于外国移民和持永久居留证的外国人,西班牙许多地方政府都提供免费的语言培训,但效果并不好。陆旭的妻子就是在托尔托萨的免费学校里学会了西班牙语。“但他们班上中国人特别少,很多华商觉得生意太忙,不愿意在这上面花时间。” 接受记者采访时,不时有顾客进出廖碧琳的糖果店,她在中文和西班牙语之间自如地切换,上小学的儿子也帮着照看店铺,西班牙语比母亲还要流利。虽然把老主顾们称为“朋友”,廖碧华与西班牙人的交道却仅限于这间摆满商品的小店。来西班牙10年了,她还从来没有参加过当地人的社交活动,更没有到当地人的家里作过客。“我们那么忙,哪有时间出去聚会哦!”这是一个极具代表

“这给西班牙人一种感觉,中国人来这里只是赚钱,等赚够了钱,他们还是要回中国的,对交朋友不大感兴趣。”白宁迪说。

事实上,华人远谈不上是最令西班牙人生厌的外来族群。由于地缘亲近,摩洛哥人曾是西班牙最庞大的外国人群体,直到2007年才被罗马尼亚人反超。根据2011年的统计数据,在西班牙合法居留的摩洛哥人超过75万,主要从事农业和建筑业。西班牙经济恶化以后,很多摩洛哥人失去了工作,但他们却不愿回国。“西班牙人觉得摩洛哥人实在太多了,而且很多摩洛哥人不工作,天天在马路上游荡,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生活下去的……”白宁迪告诉本刊,不少西班牙人持有一种摩洛哥人不可信任的偏见。金融危机之后,越多越多的西班牙人抱怨政府给这些失业移民的补助太多了。 有意思的是,西班牙人虽不喜欢摩洛哥人的懒散,却又担心被勤奋的中国人抢了饭碗。“听到‘华人’这个词,西班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中餐馆、便宜的商店。”白宁迪说,“此外,西班牙人也觉得中国人不太干涉当地政治生活,几乎不参与任何纷争。” 这些特征曾经都被视为华人的优点。然而,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就像一出反转剧,华人的种种优点一夜间变成了“原罪”。正如许多媒体所报道的那样,西班牙人认为华人出售的商品太便宜,挤占了当地人的市场份额,加剧了他们的经济恶化;而逃税、洗钱、不遵守作息时间等问题,虽然不是华商的“专利”,但在经济萧条、大家日子都不好过的时候,又显然格外刺眼。 如果说物质上的差距为西班牙人的不满提供了原料,那么华人与西班牙社会在文化上的隔阂则成了矛盾的催化剂。“在大部分西班牙人眼中,华人是所有外国人中最神秘、最难沟通的群体。”她举例说,一个西班牙人可能有很多厄瓜多尔裔的哥们儿、几个摩洛哥裔的朋友,甚至一两个罗马尼亚裔的熟人。但大部分情况下,他们没有任何华人朋友。“华人对他们来说,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意大利曾广泛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不死的中国人”。意思是,意大利人几乎从没见过中国人举行葬礼,只看到他们干活、挣钱;他们不需要休闲,不需要社交,甚至不需要家庭生活,好像永远不会死去。“西班牙也有类似这样的‘传说’。这里甚至有一个更加耸人听闻的说法:也许中国人死了之后,中餐馆会把那个人的肉做给客人吃……”白宁迪说,现在西班牙人已经知道那只是个恶心的玩笑,但它足以说明,当地人对华人有多么不了解。 “忙赚钱”造成隔阂 华人的神秘多少与两国在地理上相距遥远有关。传统上,西班牙的外国移民主要来自北非、拉美和东欧。这些国家与西班牙之间即便不是文化相近、语言相同,也是彼此熟悉的近邻。相比之下,中国对于不少西班牙人来说,只是一个空洞的地理名词。陆旭刚到西班牙时,常常惊讶于当地人头脑中的中国。“他们以为中国还是《红高粱》里那种尘土飞扬的样子。等真的去了中国,他们都惊讶极了,回来以后都说,那不是中国,是美国!” 最显著的不同,是对待生活的态度。西班牙人讲究享受生活,中国人则强调努力工作。陈庸光的服装厂里同时雇用了中西两国员工,每到周一,西班牙员工聊天的话题必是周末又去哪里度假了,“而华人在这里,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工作”。吃苦耐劳、拼博进取本是东亚文化圈的一大共性,但这种传统在西班牙社会里是那么格格不入。而同样能吃苦、拼命干的日韩等其他东亚国家的人在西班牙又非常少,久而久之,“像中国人一样干活”成了西语中形容一个人工作努力的固定搭配。白宁迪本人对华商很是佩服,称赞他们会做生意、能理解当地市场。 “又努力、又有商业头脑的华商在当地不会形成‘鲶鱼效应’吗?”面对这个问题,白宁迪笑着摇摇头说,“我们佩服中国人,但不会认为要学习他们的精神。西班牙人觉得中国人工作太累、太辛苦了。我们不想改变。” 在采访中,几乎所有被访者都提到,语言障碍是华人和西班牙人沟通的最大问题。很多华商在西班牙打拼了十多年,却一句西语都不会。而年纪越大,这种现象越普遍。学中文以前,中餐馆里的服务员是白宁迪唯一“认识”的华人。直到掌握了汉语,她才打开了华人世界的大门,也渐渐明白了华商在西班牙谋生的不易。如今,白宁迪已经有了一大帮华人朋友。“因为没有语言障碍,他们对我都很亲切。我发现他们其实也愿意交朋友,只是觉得语言水平不够高,不好意思跟当地人接触。”基于此,白宁迪在论文里特别建议西班牙政府将语言测试纳入申请西班牙国籍的条件中。 令人玩味的是,对于外国移民和持永久居留证的外国人,西班牙许多地方政府都提供免费的语言培训,但效果并不好。陆旭的妻子就是在托尔托萨的免费学校里学会了西班牙语。“但他们班上中国人特别少,很多华商觉得生意太忙,不愿意在这上面花时间。” 接受记者采访时,不时有顾客进出廖碧琳的糖果店,她在中文和西班牙语之间自如地切换,上小学的儿子也帮着照看店铺,西班牙语比母亲还要流利。虽然把老主顾们称为“朋友”,廖碧华与西班牙人的交道却仅限于这间摆满商品的小店。来西班牙10年了,她还从来没有参加过当地人的社交活动,更没有到当地人的家里作过客。“我们那么忙,哪有时间出去聚会哦!”这是一个极具代表华商噩梦开始?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陆旭也没有离开西班牙。首先当然是因为生意没有差到要关门大吉,但更主要的问题是,去哪里呢?“也考虑过回国,但我20岁就出来了,在中国没有任何关系门道。一想到在国内做生意可能要跟很多行政部门打交道,就有点头大。”他告诉记者,西班牙的商业环境其实很简单。在托尔托萨开店六年,他只和政府打过三次交道,都是卫生检查,平时交税则通过西班牙的律所,“政府就像不存在一样”。若是搬到其他欧洲国家,经济状况较好的,移民政策都比西班牙苛刻得多;移民政策如西班牙一般宽松的,经济往往还不如这里。

“皇帝行动”是华商噩梦的开始,还是已经到达顶点?陆旭说,他相信华人可以走出低谷。“西班牙经济不会这样一直差下去吧,等经济逐渐好转,华商和当地人的关系也会变得融洽起来。”

白宁迪则已经看到了积极的变化。随着中国实力的壮大,越来越多的西班牙人对中国产生了兴趣。“他们开始读有关中国的文化、政治、经济等,大城市有孔子学院 《凤凰周刊》2013年4期 《凤凰周刊》 钟子娟 不久前,一场突如其来的“皇帝行动”,把西班牙的华商都打懵了。 2012年10月16日清晨,西班牙警方突然实施打击洗黑钱的“皇帝行动”,当场抓捕83人,其中53人为华人,没收现金达1150万欧元。一时间,舆论哗然。 一个半月后,“皇帝行动”中涉案的“头号人物”、浙江省政协委员、西班牙国贸城老板高平终以极苛刻的条件获得假释。一场风波看似平静下来。然而,就在此时,西班牙媒体又对华商展开了新一轮“轰炸”,甚至把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与高平洗钱扯上关系,“皇帝行动”再起波澜。 年底本应是西班牙一年中生意最红火的时节,但“皇帝行动”余波未平,在西班牙各地经商的华人是否遭受重创?这些令人担忧的事件又为何在西班牙一再发生? 金融危机是罪魁祸首 这是陆旭来西班牙的第12个年头。2000年,刚满20的他靠着亲戚从西班牙开出的证明,顺利办好工作签证,孤身飞往这个陌生的国度。12年来,陆旭的经历几乎是每一个西班牙华商的奋斗轨迹:先在亲戚开的中餐馆落脚,掌勺、跑堂或者涮盘子;尔后凭借在中餐馆里积累的人脉,换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等攒的钱多起来,再盘下一间店铺,自己当老板,把国内的亲人接来团聚。如今,陆旭已在西班牙东北部城市托尔托萨拥有一间自己的酒吧和一家隶属于“迪亚天天”的加盟超市。 但即使在托尔托萨这个仅有37000人的静谧小城,也不难发现“皇帝行动”的后遗症。“西班牙报纸用《中国黑帮》做标题报道《皇帝行动》,当地人看了肯定会受影响。”陆旭说,在他的酒吧里,就有一些顾客指着报纸说:“你看,你们中国人怎么这样?!” 所幸,店里的生意并未因此一落千丈。他解释说,一方面,托尔托萨位于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南部,不在“皇帝行动”的打击范围之内;另一方面,西班牙人也知道,就算那些不法活动真的存在,也不代表每个华商都参与其中。即便有一些以偏赅全的西班牙人,那也是少数,“大规模的排华情绪肯定是不存在的,至少现在还没有”。 西班牙巴塞罗那福建商会会长陈庸光则向《凤凰周刊》表示,虽然“皇帝行动”来势汹汹,但主要是马德里警方的行动,没有对华商形成全国范围的大面积打击。“但马德里出事以后,其他地方的警察也查得紧了,对中国人的存款、税收等都比以前查得严格。”但陈庸光话锋一转,“不过,西班牙法制还是比较完善的,只要自身没有问题,警察也不会故意找事。” 即使在马德里,因“皇帝行动”而遭遇重创的也主要在市中心。温州人廖碧琳在马德里西北郊区科利亚多-比利亚尔瓦开了两家小店,一家不足100平方米,专卖糖果;另一家则是在西班牙遍地开花的“百元店”,约335平方米。廖碧琳从华商聚集的仓库区进货,再转卖给当地人,属于华人进出口贸易链中的零售方。她介绍说,仓库区的确受影响很大,有的店甚至已经关门,“但我自己两家店面的生意没太受影响”。 廖碧琳告诉记者,2006-2008年是生意最好的时候。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西班牙经济一直不好,生意越来越难做。陆旭则表示,与2007年左右的鼎盛时期相比,酒吧的营业额已下降了13。陆旭开的这种酒吧类似于咖啡厅,遍布西班牙的大街小巷。午休时间进来喝杯小酒, 是当地人最惬意的生活习惯。即便有着浓厚的酒吧文化,2008年金融危机后,陆旭酒吧的客源还是显著减少了,赊账的顾客却越来越多。 “西班牙是受经济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现在经济不景气,西班牙的各行各业都比以前萧条。”在陈庸光看来,四年前那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才是西班牙华商处境日渐艰难的罪魁祸首,而2012年10月的“皇帝行动”只不过是各种暗流、隐忧、矛盾越积越多之后的一次爆发。 “大环境不好,不光我们华人受影响,其实对西班牙人自己受影响更大。很多当地人的店开不下去要转让,都是华人去接手,因为我们还有存款。西班牙人没有存钱的习惯,经济危机一来,就顶不住了。”陈庸光说,在这种情况下,当地人看到华人过得比自己好,很容易眼红,“有些华人又不懂收敛,开豪车、住豪宅,人家心里肯定更不平衡啦!” “不死的中国人” 白宁迪(Núria Barberà)是西班牙Yuka集团的一名进出口贸易代表。三年前,她到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研究方向正是当代西班牙中国移民状况。她十分认同2008年是道分水岭这一说法。在其获评全国优秀硕士论文的文章中,白宁迪写道,四年来,西班牙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悲观消极的气氛笼罩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不过,她并不认为华人是西班牙负面情绪的唯一受害者。“金融危机深刻地改变了西班牙社会,也使西班牙人对外国移民的好感度大幅降低。但这种排外情绪是全方位的,不是只针对华人。”白宁迪说,西班牙人现在经常抱怨“我们都没有工作,为什么还要外国人来抢饭碗”?对于政府给外国留学生提供的奖学金,也有西班牙人批评:“我们都这么穷了,政府为什么还要给外国人发钱?”,学中文的人也在增加。”

在华人身上,她同样看到了希望。 《凤凰周刊》2013年4期 《凤凰周刊》 钟子娟 不久前,一场突如其来的“皇帝行动”,把西班牙的华商都打懵了。 2012年10月16日清晨,西班牙警方突然实施打击洗黑钱的“皇帝行动”,当场抓捕83人,其中53人为华人,没收现金达1150万欧元。一时间,舆论哗然。 一个半月后,“皇帝行动”中涉案的“头号人物”、浙江省政协委员、西班牙国贸城老板高平终以极苛刻的条件获得假释。一场风波看似平静下来。然而,就在此时,西班牙媒体又对华商展开了新一轮“轰炸”,甚至把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与高平洗钱扯上关系,“皇帝行动”再起波澜。 年底本应是西班牙一年中生意最红火的时节,但“皇帝行动”余波未平,在西班牙各地经商的华人是否遭受重创?这些令人担忧的事件又为何在西班牙一再发生? 金融危机是罪魁祸首 这是陆旭来西班牙的第12个年头。2000年,刚满20的他靠着亲戚从西班牙开出的证明,顺利办好工作签证,孤身飞往这个陌生的国度。12年来,陆旭的经历几乎是每一个西班牙华商的奋斗轨迹:先在亲戚开的中餐馆落脚,掌勺、跑堂或者涮盘子;尔后凭借在中餐馆里积累的人脉,换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等攒的钱多起来,再盘下一间店铺,自己当老板,把国内的亲人接来团聚。如今,陆旭已在西班牙东北部城市托尔托萨拥有一间自己的酒吧和一家隶属于“迪亚天天”的加盟超市。 但即使在托尔托萨这个仅有37000人的静谧小城,也不难发现“皇帝行动”的后遗症。“西班牙报纸用《中国黑帮》做标题报道《皇帝行动》,当地人看了肯定会受影响。”陆旭说,在他的酒吧里,就有一些顾客指着报纸说:“你看,你们中国人怎么这样?!” 所幸,店里的生意并未因此一落千丈。他解释说,一方面,托尔托萨位于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南部,不在“皇帝行动”的打击范围之内;另一方面,西班牙人也知道,就算那些不法活动真的存在,也不代表每个华商都参与其中。即便有一些以偏赅全的西班牙人,那也是少数,“大规模的排华情绪肯定是不存在的,至少现在还没有”。 西班牙巴塞罗那福建商会会长陈庸光则向《凤凰周刊》表示,虽然“皇帝行动”来势汹汹,但主要是马德里警方的行动,没有对华商形成全国范围的大面积打击。“但马德里出事以后,其他地方的警察也查得紧了,对中国人的存款、税收等都比以前查得严格。”但陈庸光话锋一转,“不过,西班牙法制还是比较完善的,只要自身没有问题,警察也不会故意找事。” 即使在马德里,因“皇帝行动”而遭遇重创的也主要在市中心。温州人廖碧琳在马德里西北郊区科利亚多-比利亚尔瓦开了两家小店,一家不足100平方米,专卖糖果;另一家则是在西班牙遍地开花的“百元店”,约335平方米。廖碧琳从华商聚集的仓库区进货,再转卖给当地人,属于华人进出口贸易链中的零售方。她介绍说,仓库区的确受影响很大,有的店甚至已经关门,“但我自己两家店面的生意没太受影响”。 廖碧琳告诉记者,2006-2008年是生意最好的时候。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西班牙经济一直不好,生意越来越难做。陆旭则表示,与2007年左右的鼎盛时期相比,酒吧的营业额已下降了13。陆旭开的这种酒吧类似于咖啡厅,遍布西班牙的大街小巷。午休时间进来喝杯小酒, 是当地人最惬意的生活习惯。即便有着浓厚的酒吧文化,2008年金融危机后,陆旭酒吧的客源还是显著减少了,赊账的顾客却越来越多。 “西班牙是受经济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现在经济不景气,西班牙的各行各业都比以前萧条。”在陈庸光看来,四年前那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才是西班牙华商处境日渐艰难的罪魁祸首,而2012年10月的“皇帝行动”只不过是各种暗流、隐忧、矛盾越积越多之后的一次爆发。 “大环境不好,不光我们华人受影响,其实对西班牙人自己受影响更大。很多当地人的店开不下去要转让,都是华人去接手,因为我们还有存款。西班牙人没有存钱的习惯,经济危机一来,就顶不住了。”陈庸光说,在这种情况下,当地人看到华人过得比自己好,很容易眼红,“有些华人又不懂收敛,开豪车、住豪宅,人家心里肯定更不平衡啦!” “不死的中国人” 白宁迪(Núria Barberà)是西班牙Yuka集团的一名进出口贸易代表。三年前,她到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研究方向正是当代西班牙中国移民状况。她十分认同2008年是道分水岭这一说法。在其获评全国优秀硕士论文的文章中,白宁迪写道,四年来,西班牙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悲观消极的气氛笼罩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不过,她并不认为华人是西班牙负面情绪的唯一受害者。“金融危机深刻地改变了西班牙社会,也使西班牙人对外国移民的好感度大幅降低。但这种排外情绪是全方位的,不是只针对华人。”白宁迪说,西班牙人现在经常抱怨“我们都没有工作,为什么还要外国人来抢饭碗”?对于政府给外国留学生提供的奖学金,也有西班牙人批评:“我们都这么穷了,政府为什么还要给外国人发钱?”20129月,白宁迪第一次参加了当地华人的婚礼。那是一场跨国婚姻,新郎是西班牙人,新娘来自中国温州。白宁迪作为新娘的朋友出席了婚礼。在场的很多人,无论是华人还是西班牙人,都是平生第一次像朋友一样和对方一起吃饭、聊天。“这种现象还很少,但我相信会越来越多。”白宁迪笑道。

像那位温州新娘一样,以西语为第二母语、从小接受西班牙教育的华人“第二代”已经呈上升趋势。陆旭认为,提高华人的教育水平,不仅可以消除语言障碍,还有助于提高旅西华人的文化素质。“有的华人钱是真的多,可是穿衣服邋里邋遢、随地吐痰,连我都看不惯。”而在白宁迪的调查中,83%的西班牙人表示,“讲文明懂礼貌”是自己最看重的移民特征。

性的回答。 忙着赚钱,如一堵围墙,把华商圈在了自己的小社会里。 与在西班牙谋生的其他外国人相比,华人的职业选择也在客观上减少了他们和当地人打交道的机会。摩洛哥人和巴基斯坦人虽然也喜欢自己开店,但更多人选择为西班牙公司打工;拉美人一般从事家政服务,如护理老年人和做清洁工;东欧人则多集中在建筑行业。这些工作都需要与当地人进行频繁沟通。唯独中国人,几乎所有中国人来西班牙伊始,就把当老板作为唯一的奋斗目标,因为这样赚钱最快。 “这给西班牙人一种感觉,中国人来这里只是赚钱,等赚够了钱,他们还是要回中国的,对交朋友不大感兴趣。”白宁迪说。 华商噩梦开始?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陆旭也没有离开西班牙。首先当然是因为生意没有差到要关门大吉,但更主要的问题是,去哪里呢?“也考虑过回国,但我20岁就出来了,在中国没有任何关系门道。一想到在国内做生意可能要跟很多行政部门打交道,就有点头大。”他告诉记者,西班牙的商业环境其实很简单。在托尔托萨开店六年,他只和政府打过三次交道,都是卫生检查,平时交税则通过西班牙的律所,“政府就像不存在一样”。若是搬到其他欧洲国家,经济状况较好的,移民政策都比西班牙苛刻得多;移民政策如西班牙一般宽松的,经济往往还不如这里。 “皇帝行动”是华商噩梦的开始,还是已经到达顶点?陆旭说,他相信华人可以走出低谷。“西班牙经济不会这样一直差下去吧,等经济逐渐好转,华商和当地人的关系也会变得融洽起来。” 白宁迪则已经看到了积极的变化。随着中国实力的壮大,越来越多的西班牙人对中国产生了兴趣。“他们开始读有关中国的文化、政治、经济等,大城市有孔子学院,学中文的人也在增加。” 在华人身上,她同样看到了希望。2012年9月,白宁迪第一次参加了当地华人的婚礼。那是一场跨国婚姻,新郎是西班牙人,新娘来自中国温州。白宁迪作为新娘的朋友出席了婚礼。在场的很多人,无论是华人还是西班牙人,都是平生第一次像朋友一样和对方一起吃饭、聊天。“这种现象还很少,但我相信会越来越多。”白宁迪笑道。 像那位温州新娘一样,以西语为第二母语、从小接受西班牙教育的华人“第二代”已经呈上升趋势。陆旭认为,提高华人的教育水平,不仅可以消除语言障碍,还有助于提高旅西华人的文化素质。“有的华人钱是真的多,可是穿衣服邋里邋遢、随地吐痰,连我都看不惯。”而在白宁迪的调查中,83%的西班牙人表示,“讲文明懂礼貌”是自己最看重的移民特征。 如今,女儿是陆旭心头最大的牵挂。“我希望我的女儿也能在西班牙念完大学。如果她长大以后想留在西班牙,我们就在这里终老吧!”他慢悠悠地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陆旭、廖碧琳为化名)如今,女儿是陆旭心头最大的牵挂。“我希望我的女儿也能在西班牙念完大学。如果她长大以后想留在西班牙,我们就在这里终老吧!”他慢悠悠地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陆旭、廖碧琳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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