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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1942真相   

2012-12-27 13:51: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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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1943年麦收时,又给一、五、六专区减免公粮15500石。而至大灾之势已成的1942年10月,拨出过须偿还的无息贷款10万元给灾民。 除了急赈和低利、无利借贷粮款之外,以工代赈是根据地救济灾民的主要手段之一。边区政府提出“救灾不救懒汉”的口号,希望通过自救和耕种抢种渡过灾荒年。 抗战期间,不管对哪方来说,粮食都是军事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实际上哪方都无法过多减免。由于面对一场多年罕见的战时天灾,中共的文件也指出,根据地救灾亦存在诸多困难与不足。 太行区的救灾工作口号是“不饿死一个人”,但减免公粮所占比例仍不高,1942年该区减免公粮5.6万余石,征收公粮为58.8万石(《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P172、《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P356)。 在屯粮方面,从1942年11月起到1943年10月底,除了减免五、六专区5.35万石之外,实屯数达到原概算96.5%。(“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1943年9月12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52)。除了重灾区之外,其他地区如受灾的一、四专区并没有减轻负担。就算受灾严重的五分区,减免幅度仍然微乎其微,1942年每人平均负担一斗六升,1943年每人仍然要负担一斗五升,每人只减轻约6%(《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三》P105)。 《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报告承认,“1942年度的征收工作,成绩甚好,是空前的一年,不只完成计划,而且超过任务额,打破了几年来的征收纪录。” 自身就已自顾不暇,外来灾民更加重了根据地负担。仅在1943年1月,据不完全统计,太行区外来灾民已达2万以上;左权、和东及太南数县安置外来灾民就有6000余人。根据地政府设置招待站,招待过往灾民食宿,命令各县按当地居民3%的标准进行安插,借给他们食物和组织他们参加生产,并对无办法生活者实施赈济。(“太行区1942、43两年的救灾总结”——《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140-141) 但接纳能力有限,灾民过安置过多,亦会影响到根据地存亡。1943年1月30日颁布的《根据地外来灾民登记安置办法》规定,对来根据地之灾民,拥挤于被灾区域者,须有当地县政府协同救委会劝令转回原籍,与敌人进行斗争。豫晋区的干部哀叹:“然而我们也是自顾不暇,爱莫能助啊!” 要把饥肠辘辘的逃荒灾民遣返,谈何容易。有些村子做了一堆煎饼,然后以村为单位开个欢送会,往每个灾民手里塞两张煎饼“礼送”出境。灾民回去也是个死,就跟当地政府打起了“游击”,他们离开甲村却跑去乙村,呆着不走。 豫晋区对“欢送”难民回家工作不力十分不满,批评下面干部均存在着慈悲观点,没有从政治上了解这个问题。1943年春荒严重时期,太行区被迫遣返灾民1万人(《1942年豫晋区工作检查总结》,《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太岳抗日根据地》P199)。1943年春荒严重时期,太行区被迫遣返灾民1万人。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指出1943年救灾中的种种弊病,“必须从实际行动中,体现生产观点,所谓‘生产自救’,不少地区还是停留在纸上或嘴上的口号,否则为什么坐吃山空现象相当不少呢?为什么流氓懒汉得到赈济,而血统农民(特别是贫农)得不到救济呢?为什么有些村干部贪污中饱,轻视劳动,形成抗战‘新贵’。而广大灾民却啼饭唤贫呢?而且经过检查,这些现象并不是个别和偶然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号召克服连续灾荒》,1943年7月24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一》,P321) 冀南区对灾荒亦出现估计不足、反应迟缓的问题。冀南根据地1942年变成游击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全部精力注意敌发展,对灾荒的危险没有足够警惕,指望用借粮和急赈的办法来解决人民的困难,没有从根本上生产备荒来解决问题。直到1943年7月之后,才将全部工作转入生产救灾,但已经形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一个根据地的成长——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发展史》,P170)所以冀南区成为了晋冀鲁豫四大区中饿死人和逃荒数最多的区域,全区死亡人数约20万-30万人,占总人数的6%,逃亡达100万人,占总人口的30%。(《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抗灾救灾工作论述》,陈刚著) 以“人祸”作结有失公允 用相关报道的话说,这场天灾实为“人祸”,是因为“直到白修德的报道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迫于舆论压力,委员长才开始展开救援。但相对于大面积饥荒而言,赈灾粮食如同沧海一粟,更别提还要经过层层贪腐。” 先算一下这“沧海一粟”的经济账吧! 1942年,国民政府直接拨款加平粜基金,加上各种工赈和农业贷款,接近1.5亿元,这还不包括救灾期间金额庞大的各种民间捐款、各县自筹的1亿元多平粜基金、各种水利筑路等工程的雇佣劳力成本、粮食调拨的成本等等。跟政府拨款相关的金额起码近2亿元。 2亿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1942年,中国整个财政收入是52.68亿元左右,2亿元相当于1942年财政支出的3.8%。若以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元计,乘以3.8%,就相当于2011年从财政支出里拿出近4000亿元救灾。抗战期间,每年军费支出占总支出逾半。这2亿元是从军费外开支里挤出来的,确已非常窘迫。 而当年的国民政府做的不止这些。比如1943年2月河南省政府还制定了保护农民土地办法,规定因灾荒而卖当之土地、房产,准五年内以原价赎回。政府将这次救灾工作“明定列为各县县长及各级行政人员重要考成之一”,对于救灾不力的甚至给予免职的处罚(邓拓:《中国救荒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页)。 回顾这场在战况最艰难、财政最困顿年代的天灾,简单地以“这就是一场人祸”作结,显然有失公允。作为中国人民最深重的灾难之一,它值得被更认真地审视。而泡沫一般的“人祸”结论的形成过程,是同样值得探索的另一话题。 (黄道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元鹏、文亮系民间抗战史研究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天石对本文亦有帮助) 凤凰周刊2012年12月25日出版,本年度第36期,转载请联系01065211743 关注凤凰周刊微信、微博,获得更多免费文章阅读权限。

? 编者按:1942另一面 近日,冯小刚根据刘震云的报告文学作品《温故1942》改编的电影《1942》上映,完成了自己多年的夙愿,引起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关注和热议。“温故知丑,以史为鉴”,是媒体替冯小刚总结出来的拍片宗旨。 其实,电影面世前,来自这本报告文学的颇多“段子”多年来已常被人们提及和引用,譬如“日军开进刘震云家乡放粮救灾”“这次灾荒导致中国政府大失人心,后来的河南会战中日本仅用六万军队,就歼灭了三十万中国军队”“五万中国军队被河南农民缴械”……随着段子传播越来越广,它们倒像是其来源与真实性无需检验的史料一样,经常被媒体引用和发挥,甚至依此构建出某些价值体系。文艺作品不妨虚构,不过,打着“以史为鉴”的旗号,还是需要做经得起检验的考据。 本刊为此请多位相关领域的长期研究者,各展其长,根据有据可查的史料试图重构这场大灾。诚如电影所言,国民政府当时的确存在反应迟缓及贪腐现象,但事实的另一面同样需要被了解,包括当时并存于河南的日占区、国统区、中共根据地三种力量各自经历了怎样的冲击,包括灾年中国的抗战实况及其对大灾的影响,包括灾情披露及救灾过程的真实经过,也包括电影及文学素材提供者—美国人白修德书写历史的全过程。 在多位国内著名民国史研究者眼中,这场大灾以“这就是一场人祸”作结显然有失公允,当年的中国有远不为大众所知的另一面。而“人祸”结论的形成过程,是同样值得探讨的另一话题。 温故豫灾1942 特约撰稿员/黄道炫唐元鹏文亮 1942年,无论地缘政治、对日战争还是国内政局,无疑是令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大哀大喜、交相起伏的一年。 前一年,皖南事变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国民政府和中共表面上的团结已难以为继。 至1942年,中国沿海地区和大部分产粮区早被日军占领,财税基地丧失过半。海外贸易断绝,军队的弹药武器和军用物资奇缺。伴随战争而来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情形不断恶化,国家财政已到濒临崩溃境地。 1940年,因日军进攻越南,中国陆上补给交通线—桂越线中断。1942年5月日军攻入缅甸,最后一条陆上补给线—滇缅线也中断,日本完成对华军事战略包围。 苏联为避免两线作战,抗战前曾同意资助中国对日作战,但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苏方承认日占中国东北地区为“满洲国”,日本承认苏占蒙古,随后苏援断绝。 …… 就在这样内外极度交困的环境中,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战第五个年头。所幸1941年12月爆发太平洋战争,美国全面介入二战,蒋介石的“苦撑待变”战略等来结果。可是美国援助中国抗战需要交通线,海陆交通已被堵死,物资根本运不进来,仅靠中美开辟的“驼峰航线”空中运输,对整个中国抗战局势仅是杯水车薪。 就在这一年,作为抗战前线(战区)的河南省迎来抗战最惨烈的时期。连续两年全境旱、涝、蝗灾不绝,波及到冀南、晋东南、鲁西地区,1942年中后期,灾情恶化至极点。 河南当时处于日占区、国统区、中共根据地三种力量犬牙交错的状态,三方地盘皆经受了这次大灾的冲击。 战争中的特大旱灾 河南地界,属北亚热带和暖温带过渡气候,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高压(干、冷)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湿、暖)的季节性位移,造成河南气候多变,骤涝长旱特征明显,自古就是水旱灾多发的省份。 自公元1279~1911年的600余年间,河南曾出现过大旱88年,平均6~7年一遇,大涝69年,平均8~9年一遇。公元1001~1948年共发生蝗害215次,平均每4年多就有一次蝗害发生;而1913~1948年间共有35年发生蝗灾,几乎每年都有蝗灾记载,其中重大蝗灾即有8次。 从明末到民国300年间,河南发生的三次特大旱灾对人口与经济造成严重损失。明崇祯十至十四年(1637~1641年)大旱,延续时间长、范围广,灾民“以树皮、白土、雁屎充饥,以柿蒂、蒺藜、牛马为食,骨肉相食,死者相继,村舍十室九空”。 清光绪二至四年(1876~1878)大旱,全省87个厅、州、县报灾,“赤地千里,人犬相食”,饿死者近200万人。 民国时期的38年中,河南全省出现大旱、特大旱灾8次,1942年大旱尤为严重。 根据当时气象资料统计,这一年河南全省降水量较正常年份偏少4~6成。临汝、禹县、界首诸县降水量只及常年平均值47%、58%、41%。1942年大旱始自1941年,至1942发展至高潮,全省受害县份就达74个,为历史所罕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称其为“光绪皇帝以来最严重的旱灾”。 1943年秋,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在《河南省灾情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中指出,这次旱灾“以第一、第五两行政区所辖各县最重,第六、第七、第十等行政区所辖各县次之。第一行政区以广武、郑州、尉氏、长葛、禹县等5县最重,密县、汜水、新郑、中牟、洧川、荥阳等6县次之。第五行政区以许昌、临颍、鄢陵、襄城县等4县最重,郾城、宝丰、郏县、临汝、鲁山等5县次之”,在其统计的5个行政区29个县中,死亡人数共148万余人。 《新华日报》给出的数据是:“是年大旱,遍及河南全省,全年收成不及十之一二,人民饥饿而死者约计在150万以上,逃荒者约在300万以上。” 这些数字应该都是不完全统计,确切的死亡人数因为当时河南三种力量并存的状态,难以得到。至1938年底,河南大半县市已在日军的占领之下,作家刘震云的故乡延津县所在的第四行政区,1938年3月已属于日占区。据粗略统计,至1943年底,有63县沦陷,全省战场面积达15万平方公里。白修德估计的全省有300万左右的人饿死,后来被广泛引用。 抗战时期,日军占据河南北部的安阳、南部的信阳以及东部开封等地,分别扼住了河南通往日军占领的基本区域河北、武汉、济南等地的咽喉。 据中共根据地的记载:1942年后,大批灾民离家逃荒,日军为防止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灾民进入其占领区,影响控制稳定,采取封锁政策,灾民无法向日占区或经日占区向外流动。同时,日军为应对灾荒,还将灾民往大后方、敌后根据地驱赶,当时,被驱赶逃荒进入国共控制区域的灾民不下300万人,进一步加大了这两个区域的救灾压力。 不过,对日占区内部在灾荒时的详情,目前仍缺乏深入研究。虽然有相关研究者在日文网站上看到来源不详地粗略提及日占区内有过放粮救灾举动,但在除此之外的1942年日文相关文件中并未再见到日军发军粮一说。中文资料中,伪新河南日报社社长、伪河南省宣传处长及省新民会事务部长邢汉三所著的《日伪统治河南见闻录》中,对日占区的赈灾治蝗举措有过相对详细的记载。但在国内研究者对其的评述中,这些举措被认为是收效甚微的。 如果刘震云对家乡的记载属实,倒是可以由此一窥日占区(沦陷区)灾民的惨况—只不过在报告文学和电影中,他家乡的日占区背景被误认为国统区。 无论赈灾状况为何,在当时的中国,为支持战争,无论是大后方还是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因战事所需无一不加强了对民间的征发。抗战时期,无论是前线还是后方,生产都出现大幅度下降,根由就在于战争带来的破坏和过度征发。河南处于对日抵抗的前方,常常遭遇日军的“扫荡”和骚扰,人民负担更加沉重,粮食征发仅次于四川,在全国居第二位。可以想象当灾荒到来时,失去抵御能力的人们会以多快的速度陷于饥馑。 灾情披露 灾荒发生后,国民政府对灾情预计不足,反应的确迟缓。 1942年初刚刚上任的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虽然向中央政府报告了河南灾情,但并未积极申请减免税赋,反而要求授予镇压“奸佞匪盗闹事”的紧急处分权。 河南属于第一战区,战区司令蒋鼎文本不是地方官,但越俎代庖,向中央政府陈情并指责地方官轻报灾情、救灾不力。但在刘震云的作品与冯小刚的电影中,蒋鼎文与李培基二人的历史角色和真实表现可以说是完全弄颠倒了。 当时,除了蒋鼎文,河南前省主席刘镇华亦联合众多名流上书中央,要求赈灾。 根据报告文学及电影里的说法,灾害消息被严密封锁,直到白修德1943年3月在《时代》周刊登载了豫灾报道后,才引起中外关注,展开救灾行动。不过,更为客观的表述应是:白修德的报道,以外电的影响力推动中外更加重视灾情,向官方施加了更大压力,无疑在推动救助活动扩大规模方面有功劳,但要说是他突破封锁把灾情捅破才导致救灾却不符合事实。 首先,白修德赴河南战区采访,也是获得了军方新闻审查机构的批准才能成行。 其次,白修德也是在看到中国国内报道、听到记者朋友的说法以后,才于1943年2月底赴河南采访的。1942年9月30日,《大公报》发表了题为《行政院决议救济豫灾》的消息,1942年12月28日,《大公报》登载了记者王工碧的《河南灾荒目睹记》,总编辑王芸生还配发了长篇社论。至1943年2月1日,《大公报》记者张高峰的《豫灾实录》登载,再次披露河南大灾中的惨烈状况,第二天王芸生发表了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长篇社论。 《大公报》这次遭到停刊三日的处罚,倒不是因报道灾荒和呼吁赈灾,军委会新闻检查局给出的处罚理由是“攻击救灾弱点和战时限价政策”,认为有打击抗战民心士气之嫌。同年底,军委会新闻检查局给出关于灾荒报道的注意事项—不得过度渲染,但对救灾和捐款等呼吁方面的报道一律给予放行。 值得一提的是,军事新闻审查部门的处置是否妥当暂且不论,但此事后来在传播和引用中被无限延伸和放大,甚至成为不准报道灾荒的铁证。其实在那个年代,军事新闻审查制度并不是国民政府的发明。自一战开始,欧美国家除了实行战时统制经济,还实行了军事(战地)新闻审查制度,涉及军事、战区甚至能影响战争全局的新闻报道均要送审,其目的是要信息必须服务于战争全局。 二战中,美国参战以后   ?               1942真相 - 凤凰周刊 - 凤凰周刊

? 编者按:1942另一面 近日,冯小刚根据刘震云的报告文学作品《温故1942》改编的电影《1942》上映,完成了自己多年的夙愿,引起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关注和热议。“温故知丑,以史为鉴”,是媒体替冯小刚总结出来的拍片宗旨。 其实,电影面世前,来自这本报告文学的颇多“段子”多年来已常被人们提及和引用,譬如“日军开进刘震云家乡放粮救灾”“这次灾荒导致中国政府大失人心,后来的河南会战中日本仅用六万军队,就歼灭了三十万中国军队”“五万中国军队被河南农民缴械”……随着段子传播越来越广,它们倒像是其来源与真实性无需检验的史料一样,经常被媒体引用和发挥,甚至依此构建出某些价值体系。文艺作品不妨虚构,不过,打着“以史为鉴”的旗号,还是需要做经得起检验的考据。 本刊为此请多位相关领域的长期研究者,各展其长,根据有据可查的史料试图重构这场大灾。诚如电影所言,国民政府当时的确存在反应迟缓及贪腐现象,但事实的另一面同样需要被了解,包括当时并存于河南的日占区、国统区、中共根据地三种力量各自经历了怎样的冲击,包括灾年中国的抗战实况及其对大灾的影响,包括灾情披露及救灾过程的真实经过,也包括电影及文学素材提供者—美国人白修德书写历史的全过程。 在多位国内著名民国史研究者眼中,这场大灾以“这就是一场人祸”作结显然有失公允,当年的中国有远不为大众所知的另一面。而“人祸”结论的形成过程,是同样值得探讨的另一话题。 温故豫灾1942 特约撰稿员/黄道炫唐元鹏文亮 1942年,无论地缘政治、对日战争还是国内政局,无疑是令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大哀大喜、交相起伏的一年。 前一年,皖南事变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国民政府和中共表面上的团结已难以为继。 至1942年,中国沿海地区和大部分产粮区早被日军占领,财税基地丧失过半。海外贸易断绝,军队的弹药武器和军用物资奇缺。伴随战争而来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情形不断恶化,国家财政已到濒临崩溃境地。 1940年,因日军进攻越南,中国陆上补给交通线—桂越线中断。1942年5月日军攻入缅甸,最后一条陆上补给线—滇缅线也中断,日本完成对华军事战略包围。 苏联为避免两线作战,抗战前曾同意资助中国对日作战,但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苏方承认日占中国东北地区为“满洲国”,日本承认苏占蒙古,随后苏援断绝。 …… 就在这样内外极度交困的环境中,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战第五个年头。所幸1941年12月爆发太平洋战争,美国全面介入二战,蒋介石的“苦撑待变”战略等来结果。可是美国援助中国抗战需要交通线,海陆交通已被堵死,物资根本运不进来,仅靠中美开辟的“驼峰航线”空中运输,对整个中国抗战局势仅是杯水车薪。 就在这一年,作为抗战前线(战区)的河南省迎来抗战最惨烈的时期。连续两年全境旱、涝、蝗灾不绝,波及到冀南、晋东南、鲁西地区,1942年中后期,灾情恶化至极点。 河南当时处于日占区、国统区、中共根据地三种力量犬牙交错的状态,三方地盘皆经受了这次大灾的冲击。 战争中的特大旱灾 河南地界,属北亚热带和暖温带过渡气候,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高压(干、冷)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湿、暖)的季节性位移,造成河南气候多变,骤涝长旱特征明显,自古就是水旱灾多发的省份。 自公元1279~1911年的600余年间,河南曾出现过大旱88年,平均6~7年一遇,大涝69年,平均8~9年一遇。公元1001~1948年共发生蝗害215次,平均每4年多就有一次蝗害发生;而1913~1948年间共有35年发生蝗灾,几乎每年都有蝗灾记载,其中重大蝗灾即有8次。 从明末到民国300年间,河南发生的三次特大旱灾对人口与经济造成严重损失。明崇祯十至十四年(1637~1641年)大旱,延续时间长、范围广,灾民“以树皮、白土、雁屎充饥,以柿蒂、蒺藜、牛马为食,骨肉相食,死者相继,村舍十室九空”。 清光绪二至四年(1876~1878)大旱,全省87个厅、州、县报灾,“赤地千里,人犬相食”,饿死者近200万人。 民国时期的38年中,河南全省出现大旱、特大旱灾8次,1942年大旱尤为严重。 根据当时气象资料统计,这一年河南全省降水量较正常年份偏少4~6成。临汝、禹县、界首诸县降水量只及常年平均值47%、58%、41%。1942年大旱始自1941年,至1942发展至高潮,全省受害县份就达74个,为历史所罕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称其为“光绪皇帝以来最严重的旱灾”。 1943年秋,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在《河南省灾情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中指出,这次旱灾“以第一、第五两行政区所辖各县最重,第六、第七、第十等行政区所辖各县次之。第一行政区以广武、郑州、尉氏、长葛、禹县等5县最重,密县、汜水、新郑、中牟、洧川、荥阳等6县次之。第五行政区以许昌、临颍、鄢陵、襄城县等4县最重,郾城、宝丰、郏县、临汝、鲁山等5县次之”,在其统计的5个行政区29个县中,死亡人数共148万余人。 《新华日报》给出的数据是:“是年大旱,遍及河南全省,全年收成不及十之一二,人民饥饿而死者约计在150万以上,逃荒者约在300万以上。” 这些数字应该都是不完全统计,确切的死亡人数因为当时河南三种力量并存的状态,难以得到。至1938年底,河南大半县市已在日军的占领之下,作家刘震云的故乡延津县所在的第四行政区,1938年3月已属于日占区。据粗略统计,至1943年底,有63县沦陷,全省战场面积达15万平方公里。白修德估计的全省有300万左右的人饿死,后来被广泛引用。 抗战时期,日军占据河南北部的安阳、南部的信阳以及东部开封等地,分别扼住了河南通往日军占领的基本区域河北、武汉、济南等地的咽喉。 据中共根据地的记载:1942年后,大批灾民离家逃荒,日军为防止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灾民进入其占领区,影响控制稳定,采取封锁政策,灾民无法向日占区或经日占区向外流动。同时,日军为应对灾荒,还将灾民往大后方、敌后根据地驱赶,当时,被驱赶逃荒进入国共控制区域的灾民不下300万人,进一步加大了这两个区域的救灾压力。 不过,对日占区内部在灾荒时的详情,目前仍缺乏深入研究。虽然有相关研究者在日文网站上看到来源不详地粗略提及日占区内有过放粮救灾举动,但在除此之外的1942年日文相关文件中并未再见到日军发军粮一说。中文资料中,伪新河南日报社社长、伪河南省宣传处长及省新民会事务部长邢汉三所著的《日伪统治河南见闻录》中,对日占区的赈灾治蝗举措有过相对详细的记载。但在国内研究者对其的评述中,这些举措被认为是收效甚微的。 如果刘震云对家乡的记载属实,倒是可以由此一窥日占区(沦陷区)灾民的惨况—只不过在报告文学和电影中,他家乡的日占区背景被误认为国统区。 无论赈灾状况为何,在当时的中国,为支持战争,无论是大后方还是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因战事所需无一不加强了对民间的征发。抗战时期,无论是前线还是后方,生产都出现大幅度下降,根由就在于战争带来的破坏和过度征发。河南处于对日抵抗的前方,常常遭遇日军的“扫荡”和骚扰,人民负担更加沉重,粮食征发仅次于四川,在全国居第二位。可以想象当灾荒到来时,失去抵御能力的人们会以多快的速度陷于饥馑。 灾情披露 灾荒发生后,国民政府对灾情预计不足,反应的确迟缓。 1942年初刚刚上任的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虽然向中央政府报告了河南灾情,但并未积极申请减免税赋,反而要求授予镇压“奸佞匪盗闹事”的紧急处分权。 河南属于第一战区,战区司令蒋鼎文本不是地方官,但越俎代庖,向中央政府陈情并指责地方官轻报灾情、救灾不力。但在刘震云的作品与冯小刚的电影中,蒋鼎文与李培基二人的历史角色和真实表现可以说是完全弄颠倒了。 当时,除了蒋鼎文,河南前省主席刘镇华亦联合众多名流上书中央,要求赈灾。 根据报告文学及电影里的说法,灾害消息被严密封锁,直到白修德1943年3月在《时代》周刊登载了豫灾报道后,才引起中外关注,展开救灾行动。不过,更为客观的表述应是:白修德的报道,以外电的影响力推动中外更加重视灾情,向官方施加了更大压力,无疑在推动救助活动扩大规模方面有功劳,但要说是他突破封锁把灾情捅破才导致救灾却不符合事实。 首先,白修德赴河南战区采访,也是获得了军方新闻审查机构的批准才能成行。 其次,白修德也是在看到中国国内报道、听到记者朋友的说法以后,才于1943年2月底赴河南采访的。1942年9月30日,《大公报》发表了题为《行政院决议救济豫灾》的消息,1942年12月28日,《大公报》登载了记者王工碧的《河南灾荒目睹记》,总编辑王芸生还配发了长篇社论。至1943年2月1日,《大公报》记者张高峰的《豫灾实录》登载,再次披露河南大灾中的惨烈状况,第二天王芸生发表了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长篇社论。 《大公报》这次遭到停刊三日的处罚,倒不是因报道灾荒和呼吁赈灾,军委会新闻检查局给出的处罚理由是“攻击救灾弱点和战时限价政策”,认为有打击抗战民心士气之嫌。同年底,军委会新闻检查局给出关于灾荒报道的注意事项—不得过度渲染,但对救灾和捐款等呼吁方面的报道一律给予放行。 值得一提的是,军事新闻审查部门的处置是否妥当暂且不论,但此事后来在传播和引用中被无限延伸和放大,甚至成为不准报道灾荒的铁证。其实在那个年代,军事新闻审查制度并不是国民政府的发明。自一战开始,欧美国家除了实行战时统制经济,还实行了军事(战地)新闻审查制度,涉及军事、战区甚至能影响战争全局的新闻报道均要送审,其目的是要信息必须服务于战争全局。 二战中,美国参战以后

,罗斯福总统于1941年签署8985号行政命令,成立审查办公室,任命美联社资深记者拜伦·普雷斯担任主管,负责全美军事新闻、邮件、电讯的审查。美国记者基本都配合了国家的军事新闻制度,鲜少有违反案例。 但中、英、美的这种战时军事新闻审查制度,执行得都不算严格,针贬时弊、抨击政府和官员的报道在抗战时的媒体上随处可见。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记者和撰稿人大量涌入中国,其实很多记者并不遵守中国的战时新闻审查制度,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后来的越战时期的南越。 时至1942年8月,全国大小报刊,各界人士已不断发出河南灾区惨相的报道,呼吁政府速加救济。 1943年3月,自灾区采访归来后,白修德未将稿件送交军事新闻审查机构过目,就通过电报局将稿子发往美国。他在自传中介绍:这位帮他发稿的电报员后来也遭到了处罚。其实,个中原因就是电报员违犯了军事新闻电检法令。 白修德的新闻报道风格属于“幻象派”,类似于当时的美式报告文学,用他的话说,夸张是一种常用的手法。但他对灾区惨状的描述,从后来国民政府和中共根据地的救灾报告来看,虽有文学笔法,基本事实似无太多出入。 而白修德文章的延展性报道、评论、总结,则存在着颇多事实、通识和结论的错误,缺乏专业性和平衡性,而这些材料一再被误引误用。 如他称西方国家能预报天气灾害,中国不能预报,暗指政府无能,其实发达国家也是到上世纪60年代有了气象卫星后才能较准确地预报气象。又如豫灾与后来河南会战的关系(大意为:中国政府被农民抛弃,站到日军一方,致使处于强弩之末的日军于1944年发起的豫湘桂会战,把国民党军队打得全线崩溃,一败涂地),被后世著文者反复引用,但这与事实基本不符(关于此战详情,见本专题文二)。 对灾害的应急以及政府救助的低效、无能、腐败的指责统统无可非议,这是所有前现代国家的通病。发达国家基本克服这些弊病也是在二战之后的事,但也从未躲过被抨击,何况当时的中国是处于战争绝境中的农业国家。白修德的灾区报道也因此被美国报业同行认为是不全面客观,带有浓烈政治倾向的。 政府的救灾与弊病 河南遭灾后,是否长期处于无人问津、孤立无援的境地?事实上,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及全社会,当时都采取了赈灾举措。 1942年8月,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派出专人赶赴重庆,向国民政府陈报灾情,省民政厅也连电中央请拨专款赈灾。当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拨付约计2亿元左右用于赈灾。 紧急情况下甚至还有他款可以挪用,如第一战区长官部发还河南省的军事征用工料价款300万元,改用来赈灾。河南省政府方面,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命全省党政军各捐口粮一部分,给各乡镇设粥场。1943年春节,李培基亲往鲁山北关琴台广场召集老弱病残灾民排成南北队,每人发给30元。 当时的救灾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42年1月至10月间,调查灾情,拟订救灾计划与办法;第二阶段自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按已定计划分别实施,以赈款、赈粮、平粜为主;第三阶段自1943年2月至6月,救灾工作最紧时期,以工赈、扶植生产为主,以乡镇为单位普设粥厂汤厂,大量配发救荒食品。 当时国民政府在救济灾民方面,采取了下列措施: 设立灾民收容所,帮助灾民迁徙,出境谋生。制订难民收容程序,一要接送政府组织疏散的难民;二要聚合、收容自发逃亡的难民。1943年前由收容所登记收容遣送的难民总数达10余万人。各县将确无生路的灾别编组登记,发放证明,遣送到邻省就食,其中赴陕灾民约32万,赴鄂灾民2.2万。 设立粥厂,查放余粮,发分赈谷。灾民面临急迫问题是饥饿,粥厂多设在灾民过往居多的路口或铁路沿线。当时蒋介石令河南省政府于陇海铁路沿线重要地点设立粥厂救济灾民,总计各县共设立大小粥厂4000多处。 河南省通知各县所有大户存粮除应缴征实征购积谷、种子及自食外,应即一律予以查封,贷借灾民或令平价出售。《河南省各区查放余粮情形报告》提到,河南八区查放仓谷余粮数目总计达35万石。豫省曾三次开仓贷谷,其中第三次是在1943年3月春荒严重之际,河南省府当时令各县速将现存历年来积谷合计33万石散发给灾民。 其他方面的赈灾措施还有“办理平粜、举办工赈、发放农业贷款、节食救灾”。从陕、皖、鄂总共购进的平粜粮2405万斤,先后被拨交各运销站,配销各县。 当时奉蒋的命令,河南省各部队、团体搞起“一把米运动”,每人每日节约一小匙米,以济灾民。驻河南军队则有节食救灾举措,三月为期,1942年12月份开始节食,各部队节食省出来的小麦共300万斤用于赈灾。 紧急情况下,军粮调拨赈灾也有发生,河南省粮政局与第一战区兵站总监部及各县平粜委员会拟定军粮调拨办法,分别贷放鲁山、南召等六县,共计拨借35000包,供灾民食用。 当时,各层级政府官员在赈灾中低效、无能、腐败的现象确实如电影所说,屡见不鲜。蒋介石1943年4月的两篇日记中记录了对官员办事潦草的责备,以及对灾情惨烈的感慨:“郑州沿途浅葬暴骨为狗所食之惨状,严电蒋、汤。又,郑州专员与司令谄事外人,日与谎报灾情”“河南灾区饿殍载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天乎!若不使倭寇从速败亡,若再延长一年之后,则中国万难支持,势必受无穷羞耻,不能完成上帝赋予之使命。奈何!苍天,上帝速救我危亡乎!” 除此之外,作为前线的河南,在抗战期间的负担仅次于大后方的四川,这也是事实。以对灾民切身相关的征粮为例,1941年,在河南征收粮食总额为493万石。1942年,考虑到河南灾情,配征额减至250万石,减免约近50%,对于收成只及常年三成的灾区来说,负担仍属太重;而当年实征收额为311万余石,实际减免额为36%。1941年全省征收省级公粮40万石,1942年不但未见减少,反而增加到60万石。 关于这个问题,后世有诸多批评,不过却忽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背景:东南沿海一带本是占中国政府财政收入90%的关税、盐税、统税的主要来源地,自1940年代初沦陷后,当局财政收入急剧下降。若要坚持抗战,钱粮是首要条件,扩大财源和保证军粮本为急需问题。 此时的中国只有农业资源可挖掘,粮食兼具解决财政和军粮问题的双重属性,1940年之后的“征粮”涵义已不同于此前的“征粮”。在“三税”急降大半后,国民政府以粮食“三征”(征实、征购、征借)的举措补偿财政,由于每年所得超过同期政府税收的3倍多,所以有人干脆称征粮实为抗战后期的“单一税源”,或称抗战财政为“粮食财政”也毫不为过。毫不夸张地说,不征粮,抗战即死。 在当时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同样面临这个严峻的难题。 中共根据地的救灾与困难 河南大旱,中共控制的晋冀鲁豫地区被广泛波及,也遭受惨重损失。对此,中共文件多有反映,可以透视出大旱之一斑。 中共晋冀鲁豫根据地分为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行政区,在这次大灾中无一幸免,普遍歉收,受灾严重地区收成只有三四成,最严重地区绝收。 曾任中共冀鲁豫行署副主任的徐达本在一封信中描述:“现在灾民的生活,能吃糠、花生、稻子、棉籽物都算有办法,而其大部是三天二天的不开锅不动烟火。一部分人对生活不感兴趣,尽想死的办法:有的全家睡到炕上不起,等饿死在炕上,有自己烧死的,有自己挖坑等着死了有地方安息的。” 当时中共报告多次用“罕见”形容这次天灾,冀南地委在总结中写道:“特别严重的是去年与前年的灾荒给我们困难更大,估计两年死亡人口二三十万,畜力外流,重灾区几乎完全没有牲口。”(《中共冀南区党委对于地委书记联席会议的总结》,《冀南历史文献选编》,P474页) 中共冀南行署主任的宋任穷在1943年底的报告中提到:“在重灾下人口死亡占总数的5%,特种灾区更加严重,企之县二区14000人,死亡2500人,占17%;广丘县死亡14%,四区死亡32%;东和固1772人,死亡542人,占42%强;又企之县七村7500人,死亡700人。不是全被饿死,而大部是病死。人口之整个减少重者占70%,牲口之减少重灾区占90%以上。”(《冀南游击战争的坚持与灾荒问题》,《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下,P160页) 部队夜间走入重灾区时,就如进入了死城,所能听到唯一有些生气的声息,就是自己的脚步声。几乎所有村庄和房屋都寂无一人。推门进去,只见野草丛生,一片荒芜,各种家具,如桌椅板凳橱柜等,都凌乱不堪地弃置着,说明主人曾经想把他们拿去变卖,但后来已无力移动放归原处。 在家具旁边往往就是倒毙的尸体,这些人正是从事某种活动时,比如挪动一件家具或正迈出房门,就地死去的。有些人则忍受不了这种苦难上吊自杀。因为无人善后,尸体还挂在房梁或者院中的树上,黑黢黢的,甚是恐怖。 在重灾区,很少能碰到什么活的生物,只有老鼠例外。夜间行军时,常常会看到一大片一大片灰褐色的东西,如波浪一般滚滚移动,那便是转移就食的老鼠群。(《《一个根据地的成长》P163-164)。 这些不是电影《生化危机》里的镜头,而是中共根据地文件档案里信手拈来的片段,可见灾荒之惨烈。 据统计,晋冀鲁豫根据地因为此次大灾,受灾群众达到150万~160万人,饿死或因灾而死的人数在35万~45万之间,逃荒者百万以上,也就是说几乎所有受灾群众非死即逃。 面对如此大灾,中共根据地也进行了相应的救灾措施。 最早的措施是抢种,1942年的旱灾在春季已经出现,7月份,八路军各部队根据野战政治部的紧急训令,帮助群众补种杂粮,抢种蔬菜。7月中旬,太行北部地区下暴雨,当地党政军民抢救了一批禾苗,补种了一批杂粮和蔬菜。 1942年秋收后才有了首度直接应对灾害的措施—免粮,给五、六两专区减免公粮45000   编者按:1942另一面

   近日,冯小刚根据刘震云的报告文学作品《温故1942》改编的电影《1942》上映,完成了自己多年的夙愿,引起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关注和热议。“温故知丑,以史为鉴”,是媒体替冯小刚总结出来的拍片宗旨。

石。1943年麦收时,又给一、五、六专区减免公粮15500石。而至大灾之势已成的1942年10月,拨出过须偿还的无息贷款10万元给灾民。 除了急赈和低利、无利借贷粮款之外,以工代赈是根据地救济灾民的主要手段之一。边区政府提出“救灾不救懒汉”的口号,希望通过自救和耕种抢种渡过灾荒年。 抗战期间,不管对哪方来说,粮食都是军事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实际上哪方都无法过多减免。由于面对一场多年罕见的战时天灾,中共的文件也指出,根据地救灾亦存在诸多困难与不足。 太行区的救灾工作口号是“不饿死一个人”,但减免公粮所占比例仍不高,1942年该区减免公粮5.6万余石,征收公粮为58.8万石(《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P172、《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P356)。 在屯粮方面,从1942年11月起到1943年10月底,除了减免五、六专区5.35万石之外,实屯数达到原概算96.5%。(“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1943年9月12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52)。除了重灾区之外,其他地区如受灾的一、四专区并没有减轻负担。就算受灾严重的五分区,减免幅度仍然微乎其微,1942年每人平均负担一斗六升,1943年每人仍然要负担一斗五升,每人只减轻约6%(《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三》P105)。 《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报告承认,“1942年度的征收工作,成绩甚好,是空前的一年,不只完成计划,而且超过任务额,打破了几年来的征收纪录。” 自身就已自顾不暇,外来灾民更加重了根据地负担。仅在1943年1月,据不完全统计,太行区外来灾民已达2万以上;左权、和东及太南数县安置外来灾民就有6000余人。根据地政府设置招待站,招待过往灾民食宿,命令各县按当地居民3%的标准进行安插,借给他们食物和组织他们参加生产,并对无办法生活者实施赈济。(“太行区1942、43两年的救灾总结”——《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140-141) 但接纳能力有限,灾民过安置过多,亦会影响到根据地存亡。1943年1月30日颁布的《根据地外来灾民登记安置办法》规定,对来根据地之灾民,拥挤于被灾区域者,须有当地县政府协同救委会劝令转回原籍,与敌人进行斗争。豫晋区的干部哀叹:“然而我们也是自顾不暇,爱莫能助啊!” 要把饥肠辘辘的逃荒灾民遣返,谈何容易。有些村子做了一堆煎饼,然后以村为单位开个欢送会,往每个灾民手里塞两张煎饼“礼送”出境。灾民回去也是个死,就跟当地政府打起了“游击”,他们离开甲村却跑去乙村,呆着不走。 豫晋区对“欢送”难民回家工作不力十分不满,批评下面干部均存在着慈悲观点,没有从政治上了解这个问题。1943年春荒严重时期,太行区被迫遣返灾民1万人(《1942年豫晋区工作检查总结》,《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太岳抗日根据地》P199)。1943年春荒严重时期,太行区被迫遣返灾民1万人。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指出1943年救灾中的种种弊病,“必须从实际行动中,体现生产观点,所谓‘生产自救’,不少地区还是停留在纸上或嘴上的口号,否则为什么坐吃山空现象相当不少呢?为什么流氓懒汉得到赈济,而血统农民(特别是贫农)得不到救济呢?为什么有些村干部贪污中饱,轻视劳动,形成抗战‘新贵’。而广大灾民却啼饭唤贫呢?而且经过检查,这些现象并不是个别和偶然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号召克服连续灾荒》,1943年7月24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一》,P321) 冀南区对灾荒亦出现估计不足、反应迟缓的问题。冀南根据地1942年变成游击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全部精力注意敌发展,对灾荒的危险没有足够警惕,指望用借粮和急赈的办法来解决人民的困难,没有从根本上生产备荒来解决问题。直到1943年7月之后,才将全部工作转入生产救灾,但已经形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一个根据地的成长——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发展史》,P170)所以冀南区成为了晋冀鲁豫四大区中饿死人和逃荒数最多的区域,全区死亡人数约20万-30万人,占总人数的6%,逃亡达100万人,占总人口的30%。(《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抗灾救灾工作论述》,陈刚著) 以“人祸”作结有失公允 用相关报道的话说,这场天灾实为“人祸”,是因为“直到白修德的报道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迫于舆论压力,委员长才开始展开救援。但相对于大面积饥荒而言,赈灾粮食如同沧海一粟,更别提还要经过层层贪腐。” 先算一下这“沧海一粟”的经济账吧! 1942年,国民政府直接拨款加平粜基金,加上各种工赈和农业贷款,接近1.5亿元,这还不包括救灾期间金额庞大的各种民间捐款、各县自筹的1亿元多平粜基金、各种水利筑路等工程的雇佣劳力成本、粮食调拨的成本等等。跟政府拨款相关的金额起码近2亿元。 2亿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1942年,中国整个财政收入是52.68亿元左右,2亿元相当于1942年财政支出的3.8%。若以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元计,乘以3.8%,就相当于2011年从财政支出里拿出近4000亿元救灾。抗战期间,每年军费支出占总支出逾半。这2亿元是从军费外开支里挤出来的,确已非常窘迫。 而当年的国民政府做的不止这些。比如1943年2月河南省政府还制定了保护农民土地办法,规定因灾荒而卖当之土地、房产,准五年内以原价赎回。政府将这次救灾工作“明定列为各县县长及各级行政人员重要考成之一”,对于救灾不力的甚至给予免职的处罚(邓拓:《中国救荒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页)。 回顾这场在战况最艰难、财政最困顿年代的天灾,简单地以“这就是一场人祸”作结,显然有失公允。作为中国人民最深重的灾难之一,它值得被更认真地审视。而泡沫一般的“人祸”结论的形成过程,是同样值得探索的另一话题。 (黄道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元鹏、文亮系民间抗战史研究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天石对本文亦有帮助) 凤凰周刊2012年12月25日出版,本年度第36期,转载请联系01065211743 关注凤凰周刊微信、微博,获得更多免费文章阅读权限。

   其实,电影面世前,来自这本报告文学的颇多“段子”多年来已常被人们提及和引用,譬如“日军开进刘震云家乡放粮救灾”“这次灾荒导致中国政府大失人心,后来的河南会战中日本仅用六万军队,就歼灭了三十万中国军队”“五万中国军队被河南农民缴械”……随着段子传播越来越广,它们倒像是其来源与真实性无需检验的史料一样,经常被媒体引用和发挥,甚至依此构建出某些价值体系。文艺作品不妨虚构,不过,打着“以史为鉴”的旗号,还是需要做经得起检验的考据。

,罗斯福总统于1941年签署8985号行政命令,成立审查办公室,任命美联社资深记者拜伦·普雷斯担任主管,负责全美军事新闻、邮件、电讯的审查。美国记者基本都配合了国家的军事新闻制度,鲜少有违反案例。 但中、英、美的这种战时军事新闻审查制度,执行得都不算严格,针贬时弊、抨击政府和官员的报道在抗战时的媒体上随处可见。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记者和撰稿人大量涌入中国,其实很多记者并不遵守中国的战时新闻审查制度,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后来的越战时期的南越。 时至1942年8月,全国大小报刊,各界人士已不断发出河南灾区惨相的报道,呼吁政府速加救济。 1943年3月,自灾区采访归来后,白修德未将稿件送交军事新闻审查机构过目,就通过电报局将稿子发往美国。他在自传中介绍:这位帮他发稿的电报员后来也遭到了处罚。其实,个中原因就是电报员违犯了军事新闻电检法令。 白修德的新闻报道风格属于“幻象派”,类似于当时的美式报告文学,用他的话说,夸张是一种常用的手法。但他对灾区惨状的描述,从后来国民政府和中共根据地的救灾报告来看,虽有文学笔法,基本事实似无太多出入。 而白修德文章的延展性报道、评论、总结,则存在着颇多事实、通识和结论的错误,缺乏专业性和平衡性,而这些材料一再被误引误用。 如他称西方国家能预报天气灾害,中国不能预报,暗指政府无能,其实发达国家也是到上世纪60年代有了气象卫星后才能较准确地预报气象。又如豫灾与后来河南会战的关系(大意为:中国政府被农民抛弃,站到日军一方,致使处于强弩之末的日军于1944年发起的豫湘桂会战,把国民党军队打得全线崩溃,一败涂地),被后世著文者反复引用,但这与事实基本不符(关于此战详情,见本专题文二)。 对灾害的应急以及政府救助的低效、无能、腐败的指责统统无可非议,这是所有前现代国家的通病。发达国家基本克服这些弊病也是在二战之后的事,但也从未躲过被抨击,何况当时的中国是处于战争绝境中的农业国家。白修德的灾区报道也因此被美国报业同行认为是不全面客观,带有浓烈政治倾向的。 政府的救灾与弊病 河南遭灾后,是否长期处于无人问津、孤立无援的境地?事实上,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及全社会,当时都采取了赈灾举措。 1942年8月,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派出专人赶赴重庆,向国民政府陈报灾情,省民政厅也连电中央请拨专款赈灾。当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拨付约计2亿元左右用于赈灾。 紧急情况下甚至还有他款可以挪用,如第一战区长官部发还河南省的军事征用工料价款300万元,改用来赈灾。河南省政府方面,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命全省党政军各捐口粮一部分,给各乡镇设粥场。1943年春节,李培基亲往鲁山北关琴台广场召集老弱病残灾民排成南北队,每人发给30元。 当时的救灾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42年1月至10月间,调查灾情,拟订救灾计划与办法;第二阶段自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按已定计划分别实施,以赈款、赈粮、平粜为主;第三阶段自1943年2月至6月,救灾工作最紧时期,以工赈、扶植生产为主,以乡镇为单位普设粥厂汤厂,大量配发救荒食品。 当时国民政府在救济灾民方面,采取了下列措施: 设立灾民收容所,帮助灾民迁徙,出境谋生。制订难民收容程序,一要接送政府组织疏散的难民;二要聚合、收容自发逃亡的难民。1943年前由收容所登记收容遣送的难民总数达10余万人。各县将确无生路的灾别编组登记,发放证明,遣送到邻省就食,其中赴陕灾民约32万,赴鄂灾民2.2万。 设立粥厂,查放余粮,发分赈谷。灾民面临急迫问题是饥饿,粥厂多设在灾民过往居多的路口或铁路沿线。当时蒋介石令河南省政府于陇海铁路沿线重要地点设立粥厂救济灾民,总计各县共设立大小粥厂4000多处。 河南省通知各县所有大户存粮除应缴征实征购积谷、种子及自食外,应即一律予以查封,贷借灾民或令平价出售。《河南省各区查放余粮情形报告》提到,河南八区查放仓谷余粮数目总计达35万石。豫省曾三次开仓贷谷,其中第三次是在1943年3月春荒严重之际,河南省府当时令各县速将现存历年来积谷合计33万石散发给灾民。 其他方面的赈灾措施还有“办理平粜、举办工赈、发放农业贷款、节食救灾”。从陕、皖、鄂总共购进的平粜粮2405万斤,先后被拨交各运销站,配销各县。 当时奉蒋的命令,河南省各部队、团体搞起“一把米运动”,每人每日节约一小匙米,以济灾民。驻河南军队则有节食救灾举措,三月为期,1942年12月份开始节食,各部队节食省出来的小麦共300万斤用于赈灾。 紧急情况下,军粮调拨赈灾也有发生,河南省粮政局与第一战区兵站总监部及各县平粜委员会拟定军粮调拨办法,分别贷放鲁山、南召等六县,共计拨借35000包,供灾民食用。 当时,各层级政府官员在赈灾中低效、无能、腐败的现象确实如电影所说,屡见不鲜。蒋介石1943年4月的两篇日记中记录了对官员办事潦草的责备,以及对灾情惨烈的感慨:“郑州沿途浅葬暴骨为狗所食之惨状,严电蒋、汤。又,郑州专员与司令谄事外人,日与谎报灾情”“河南灾区饿殍载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天乎!若不使倭寇从速败亡,若再延长一年之后,则中国万难支持,势必受无穷羞耻,不能完成上帝赋予之使命。奈何!苍天,上帝速救我危亡乎!” 除此之外,作为前线的河南,在抗战期间的负担仅次于大后方的四川,这也是事实。以对灾民切身相关的征粮为例,1941年,在河南征收粮食总额为493万石。1942年,考虑到河南灾情,配征额减至250万石,减免约近50%,对于收成只及常年三成的灾区来说,负担仍属太重;而当年实征收额为311万余石,实际减免额为36%。1941年全省征收省级公粮40万石,1942年不但未见减少,反而增加到60万石。 关于这个问题,后世有诸多批评,不过却忽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背景:东南沿海一带本是占中国政府财政收入90%的关税、盐税、统税的主要来源地,自1940年代初沦陷后,当局财政收入急剧下降。若要坚持抗战,钱粮是首要条件,扩大财源和保证军粮本为急需问题。 此时的中国只有农业资源可挖掘,粮食兼具解决财政和军粮问题的双重属性,1940年之后的“征粮”涵义已不同于此前的“征粮”。在“三税”急降大半后,国民政府以粮食“三征”(征实、征购、征借)的举措补偿财政,由于每年所得超过同期政府税收的3倍多,所以有人干脆称征粮实为抗战后期的“单一税源”,或称抗战财政为“粮食财政”也毫不为过。毫不夸张地说,不征粮,抗战即死。 在当时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同样面临这个严峻的难题。 中共根据地的救灾与困难 河南大旱,中共控制的晋冀鲁豫地区被广泛波及,也遭受惨重损失。对此,中共文件多有反映,可以透视出大旱之一斑。 中共晋冀鲁豫根据地分为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行政区,在这次大灾中无一幸免,普遍歉收,受灾严重地区收成只有三四成,最严重地区绝收。 曾任中共冀鲁豫行署副主任的徐达本在一封信中描述:“现在灾民的生活,能吃糠、花生、稻子、棉籽物都算有办法,而其大部是三天二天的不开锅不动烟火。一部分人对生活不感兴趣,尽想死的办法:有的全家睡到炕上不起,等饿死在炕上,有自己烧死的,有自己挖坑等着死了有地方安息的。” 当时中共报告多次用“罕见”形容这次天灾,冀南地委在总结中写道:“特别严重的是去年与前年的灾荒给我们困难更大,估计两年死亡人口二三十万,畜力外流,重灾区几乎完全没有牲口。”(《中共冀南区党委对于地委书记联席会议的总结》,《冀南历史文献选编》,P474页) 中共冀南行署主任的宋任穷在1943年底的报告中提到:“在重灾下人口死亡占总数的5%,特种灾区更加严重,企之县二区14000人,死亡2500人,占17%;广丘县死亡14%,四区死亡32%;东和固1772人,死亡542人,占42%强;又企之县七村7500人,死亡700人。不是全被饿死,而大部是病死。人口之整个减少重者占70%,牲口之减少重灾区占90%以上。”(《冀南游击战争的坚持与灾荒问题》,《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下,P160页) 部队夜间走入重灾区时,就如进入了死城,所能听到唯一有些生气的声息,就是自己的脚步声。几乎所有村庄和房屋都寂无一人。推门进去,只见野草丛生,一片荒芜,各种家具,如桌椅板凳橱柜等,都凌乱不堪地弃置着,说明主人曾经想把他们拿去变卖,但后来已无力移动放归原处。 在家具旁边往往就是倒毙的尸体,这些人正是从事某种活动时,比如挪动一件家具或正迈出房门,就地死去的。有些人则忍受不了这种苦难上吊自杀。因为无人善后,尸体还挂在房梁或者院中的树上,黑黢黢的,甚是恐怖。 在重灾区,很少能碰到什么活的生物,只有老鼠例外。夜间行军时,常常会看到一大片一大片灰褐色的东西,如波浪一般滚滚移动,那便是转移就食的老鼠群。(《《一个根据地的成长》P163-164)。 这些不是电影《生化危机》里的镜头,而是中共根据地文件档案里信手拈来的片段,可见灾荒之惨烈。 据统计,晋冀鲁豫根据地因为此次大灾,受灾群众达到150万~160万人,饿死或因灾而死的人数在35万~45万之间,逃荒者百万以上,也就是说几乎所有受灾群众非死即逃。 面对如此大灾,中共根据地也进行了相应的救灾措施。 最早的措施是抢种,1942年的旱灾在春季已经出现,7月份,八路军各部队根据野战政治部的紧急训令,帮助群众补种杂粮,抢种蔬菜。7月中旬,太行北部地区下暴雨,当地党政军民抢救了一批禾苗,补种了一批杂粮和蔬菜。 1942年秋收后才有了首度直接应对灾害的措施—免粮,给五、六两专区减免公粮45000   本刊为此请多位相关领域的长期研究者,各展其长,根据有据可查的史料试图重构这场大灾。诚如电影所言,国民政府当时的确存在反应迟缓及贪腐现象,但事实的另一面同样需要被了解,包括当时并存于河南的日占区、国统区、中共根据地三种力量各自经历了怎样的冲击,包括灾年中国的抗战实况及其对大灾的影响,包括灾情披露及救灾过程的真实经过,也包括电影及文学素材提供者—美国人白修德书写历史的全过程。

   在多位国内著名民国史研究者眼中,这场大灾以“这就是一场人祸”作结显然有失公允,当年的中国有远不为大众所知的另一面。而“人祸”结论的形成过程,是同样值得探讨的另一话题。

   温故豫灾1942

   ,罗斯福总统于1941年签署8985号行政命令,成立审查办公室,任命美联社资深记者拜伦·普雷斯担任主管,负责全美军事新闻、邮件、电讯的审查。美国记者基本都配合了国家的军事新闻制度,鲜少有违反案例。 但中、英、美的这种战时军事新闻审查制度,执行得都不算严格,针贬时弊、抨击政府和官员的报道在抗战时的媒体上随处可见。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记者和撰稿人大量涌入中国,其实很多记者并不遵守中国的战时新闻审查制度,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后来的越战时期的南越。 时至1942年8月,全国大小报刊,各界人士已不断发出河南灾区惨相的报道,呼吁政府速加救济。 1943年3月,自灾区采访归来后,白修德未将稿件送交军事新闻审查机构过目,就通过电报局将稿子发往美国。他在自传中介绍:这位帮他发稿的电报员后来也遭到了处罚。其实,个中原因就是电报员违犯了军事新闻电检法令。 白修德的新闻报道风格属于“幻象派”,类似于当时的美式报告文学,用他的话说,夸张是一种常用的手法。但他对灾区惨状的描述,从后来国民政府和中共根据地的救灾报告来看,虽有文学笔法,基本事实似无太多出入。 而白修德文章的延展性报道、评论、总结,则存在着颇多事实、通识和结论的错误,缺乏专业性和平衡性,而这些材料一再被误引误用。 如他称西方国家能预报天气灾害,中国不能预报,暗指政府无能,其实发达国家也是到上世纪60年代有了气象卫星后才能较准确地预报气象。又如豫灾与后来河南会战的关系(大意为:中国政府被农民抛弃,站到日军一方,致使处于强弩之末的日军于1944年发起的豫湘桂会战,把国民党军队打得全线崩溃,一败涂地),被后世著文者反复引用,但这与事实基本不符(关于此战详情,见本专题文二)。 对灾害的应急以及政府救助的低效、无能、腐败的指责统统无可非议,这是所有前现代国家的通病。发达国家基本克服这些弊病也是在二战之后的事,但也从未躲过被抨击,何况当时的中国是处于战争绝境中的农业国家。白修德的灾区报道也因此被美国报业同行认为是不全面客观,带有浓烈政治倾向的。 政府的救灾与弊病 河南遭灾后,是否长期处于无人问津、孤立无援的境地?事实上,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及全社会,当时都采取了赈灾举措。 1942年8月,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派出专人赶赴重庆,向国民政府陈报灾情,省民政厅也连电中央请拨专款赈灾。当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拨付约计2亿元左右用于赈灾。 紧急情况下甚至还有他款可以挪用,如第一战区长官部发还河南省的军事征用工料价款300万元,改用来赈灾。河南省政府方面,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命全省党政军各捐口粮一部分,给各乡镇设粥场。1943年春节,李培基亲往鲁山北关琴台广场召集老弱病残灾民排成南北队,每人发给30元。 当时的救灾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42年1月至10月间,调查灾情,拟订救灾计划与办法;第二阶段自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按已定计划分别实施,以赈款、赈粮、平粜为主;第三阶段自1943年2月至6月,救灾工作最紧时期,以工赈、扶植生产为主,以乡镇为单位普设粥厂汤厂,大量配发救荒食品。 当时国民政府在救济灾民方面,采取了下列措施: 设立灾民收容所,帮助灾民迁徙,出境谋生。制订难民收容程序,一要接送政府组织疏散的难民;二要聚合、收容自发逃亡的难民。1943年前由收容所登记收容遣送的难民总数达10余万人。各县将确无生路的灾别编组登记,发放证明,遣送到邻省就食,其中赴陕灾民约32万,赴鄂灾民2.2万。 设立粥厂,查放余粮,发分赈谷。灾民面临急迫问题是饥饿,粥厂多设在灾民过往居多的路口或铁路沿线。当时蒋介石令河南省政府于陇海铁路沿线重要地点设立粥厂救济灾民,总计各县共设立大小粥厂4000多处。 河南省通知各县所有大户存粮除应缴征实征购积谷、种子及自食外,应即一律予以查封,贷借灾民或令平价出售。《河南省各区查放余粮情形报告》提到,河南八区查放仓谷余粮数目总计达35万石。豫省曾三次开仓贷谷,其中第三次是在1943年3月春荒严重之际,河南省府当时令各县速将现存历年来积谷合计33万石散发给灾民。 其他方面的赈灾措施还有“办理平粜、举办工赈、发放农业贷款、节食救灾”。从陕、皖、鄂总共购进的平粜粮2405万斤,先后被拨交各运销站,配销各县。 当时奉蒋的命令,河南省各部队、团体搞起“一把米运动”,每人每日节约一小匙米,以济灾民。驻河南军队则有节食救灾举措,三月为期,1942年12月份开始节食,各部队节食省出来的小麦共300万斤用于赈灾。 紧急情况下,军粮调拨赈灾也有发生,河南省粮政局与第一战区兵站总监部及各县平粜委员会拟定军粮调拨办法,分别贷放鲁山、南召等六县,共计拨借35000包,供灾民食用。 当时,各层级政府官员在赈灾中低效、无能、腐败的现象确实如电影所说,屡见不鲜。蒋介石1943年4月的两篇日记中记录了对官员办事潦草的责备,以及对灾情惨烈的感慨:“郑州沿途浅葬暴骨为狗所食之惨状,严电蒋、汤。又,郑州专员与司令谄事外人,日与谎报灾情”“河南灾区饿殍载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天乎!若不使倭寇从速败亡,若再延长一年之后,则中国万难支持,势必受无穷羞耻,不能完成上帝赋予之使命。奈何!苍天,上帝速救我危亡乎!” 除此之外,作为前线的河南,在抗战期间的负担仅次于大后方的四川,这也是事实。以对灾民切身相关的征粮为例,1941年,在河南征收粮食总额为493万石。1942年,考虑到河南灾情,配征额减至250万石,减免约近50%,对于收成只及常年三成的灾区来说,负担仍属太重;而当年实征收额为311万余石,实际减免额为36%。1941年全省征收省级公粮40万石,1942年不但未见减少,反而增加到60万石。 关于这个问题,后世有诸多批评,不过却忽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背景:东南沿海一带本是占中国政府财政收入90%的关税、盐税、统税的主要来源地,自1940年代初沦陷后,当局财政收入急剧下降。若要坚持抗战,钱粮是首要条件,扩大财源和保证军粮本为急需问题。 此时的中国只有农业资源可挖掘,粮食兼具解决财政和军粮问题的双重属性,1940年之后的“征粮”涵义已不同于此前的“征粮”。在“三税”急降大半后,国民政府以粮食“三征”(征实、征购、征借)的举措补偿财政,由于每年所得超过同期政府税收的3倍多,所以有人干脆称征粮实为抗战后期的“单一税源”,或称抗战财政为“粮食财政”也毫不为过。毫不夸张地说,不征粮,抗战即死。 在当时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同样面临这个严峻的难题。 中共根据地的救灾与困难 河南大旱,中共控制的晋冀鲁豫地区被广泛波及,也遭受惨重损失。对此,中共文件多有反映,可以透视出大旱之一斑。 中共晋冀鲁豫根据地分为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行政区,在这次大灾中无一幸免,普遍歉收,受灾严重地区收成只有三四成,最严重地区绝收。 曾任中共冀鲁豫行署副主任的徐达本在一封信中描述:“现在灾民的生活,能吃糠、花生、稻子、棉籽物都算有办法,而其大部是三天二天的不开锅不动烟火。一部分人对生活不感兴趣,尽想死的办法:有的全家睡到炕上不起,等饿死在炕上,有自己烧死的,有自己挖坑等着死了有地方安息的。” 当时中共报告多次用“罕见”形容这次天灾,冀南地委在总结中写道:“特别严重的是去年与前年的灾荒给我们困难更大,估计两年死亡人口二三十万,畜力外流,重灾区几乎完全没有牲口。”(《中共冀南区党委对于地委书记联席会议的总结》,《冀南历史文献选编》,P474页) 中共冀南行署主任的宋任穷在1943年底的报告中提到:“在重灾下人口死亡占总数的5%,特种灾区更加严重,企之县二区14000人,死亡2500人,占17%;广丘县死亡14%,四区死亡32%;东和固1772人,死亡542人,占42%强;又企之县七村7500人,死亡700人。不是全被饿死,而大部是病死。人口之整个减少重者占70%,牲口之减少重灾区占90%以上。”(《冀南游击战争的坚持与灾荒问题》,《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下,P160页) 部队夜间走入重灾区时,就如进入了死城,所能听到唯一有些生气的声息,就是自己的脚步声。几乎所有村庄和房屋都寂无一人。推门进去,只见野草丛生,一片荒芜,各种家具,如桌椅板凳橱柜等,都凌乱不堪地弃置着,说明主人曾经想把他们拿去变卖,但后来已无力移动放归原处。 在家具旁边往往就是倒毙的尸体,这些人正是从事某种活动时,比如挪动一件家具或正迈出房门,就地死去的。有些人则忍受不了这种苦难上吊自杀。因为无人善后,尸体还挂在房梁或者院中的树上,黑黢黢的,甚是恐怖。 在重灾区,很少能碰到什么活的生物,只有老鼠例外。夜间行军时,常常会看到一大片一大片灰褐色的东西,如波浪一般滚滚移动,那便是转移就食的老鼠群。(《《一个根据地的成长》P163-164)。 这些不是电影《生化危机》里的镜头,而是中共根据地文件档案里信手拈来的片段,可见灾荒之惨烈。 据统计,晋冀鲁豫根据地因为此次大灾,受灾群众达到150万~160万人,饿死或因灾而死的人数在35万~45万之间,逃荒者百万以上,也就是说几乎所有受灾群众非死即逃。 面对如此大灾,中共根据地也进行了相应的救灾措施。 最早的措施是抢种,1942年的旱灾在春季已经出现,7月份,八路军各部队根据野战政治部的紧急训令,帮助群众补种杂粮,抢种蔬菜。7月中旬,太行北部地区下暴雨,当地党政军民抢救了一批禾苗,补种了一批杂粮和蔬菜。 1942年秋收后才有了首度直接应对灾害的措施—免粮,给五、六两专区减免公粮45000特约撰稿员/黄道炫 唐元鹏 文亮

   1942真相 - 凤凰周刊 - 凤凰周刊


   1942年,无论地缘政治、对日战争还是国内政局,无疑是令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大哀大喜、交相起伏的一年。

,罗斯福总统于1941年签署8985号行政命令,成立审查办公室,任命美联社资深记者拜伦·普雷斯担任主管,负责全美军事新闻、邮件、电讯的审查。美国记者基本都配合了国家的军事新闻制度,鲜少有违反案例。 但中、英、美的这种战时军事新闻审查制度,执行得都不算严格,针贬时弊、抨击政府和官员的报道在抗战时的媒体上随处可见。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记者和撰稿人大量涌入中国,其实很多记者并不遵守中国的战时新闻审查制度,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后来的越战时期的南越。 时至1942年8月,全国大小报刊,各界人士已不断发出河南灾区惨相的报道,呼吁政府速加救济。 1943年3月,自灾区采访归来后,白修德未将稿件送交军事新闻审查机构过目,就通过电报局将稿子发往美国。他在自传中介绍:这位帮他发稿的电报员后来也遭到了处罚。其实,个中原因就是电报员违犯了军事新闻电检法令。 白修德的新闻报道风格属于“幻象派”,类似于当时的美式报告文学,用他的话说,夸张是一种常用的手法。但他对灾区惨状的描述,从后来国民政府和中共根据地的救灾报告来看,虽有文学笔法,基本事实似无太多出入。 而白修德文章的延展性报道、评论、总结,则存在着颇多事实、通识和结论的错误,缺乏专业性和平衡性,而这些材料一再被误引误用。 如他称西方国家能预报天气灾害,中国不能预报,暗指政府无能,其实发达国家也是到上世纪60年代有了气象卫星后才能较准确地预报气象。又如豫灾与后来河南会战的关系(大意为:中国政府被农民抛弃,站到日军一方,致使处于强弩之末的日军于1944年发起的豫湘桂会战,把国民党军队打得全线崩溃,一败涂地),被后世著文者反复引用,但这与事实基本不符(关于此战详情,见本专题文二)。 对灾害的应急以及政府救助的低效、无能、腐败的指责统统无可非议,这是所有前现代国家的通病。发达国家基本克服这些弊病也是在二战之后的事,但也从未躲过被抨击,何况当时的中国是处于战争绝境中的农业国家。白修德的灾区报道也因此被美国报业同行认为是不全面客观,带有浓烈政治倾向的。 政府的救灾与弊病 河南遭灾后,是否长期处于无人问津、孤立无援的境地?事实上,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及全社会,当时都采取了赈灾举措。 1942年8月,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派出专人赶赴重庆,向国民政府陈报灾情,省民政厅也连电中央请拨专款赈灾。当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拨付约计2亿元左右用于赈灾。 紧急情况下甚至还有他款可以挪用,如第一战区长官部发还河南省的军事征用工料价款300万元,改用来赈灾。河南省政府方面,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命全省党政军各捐口粮一部分,给各乡镇设粥场。1943年春节,李培基亲往鲁山北关琴台广场召集老弱病残灾民排成南北队,每人发给30元。 当时的救灾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42年1月至10月间,调查灾情,拟订救灾计划与办法;第二阶段自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按已定计划分别实施,以赈款、赈粮、平粜为主;第三阶段自1943年2月至6月,救灾工作最紧时期,以工赈、扶植生产为主,以乡镇为单位普设粥厂汤厂,大量配发救荒食品。 当时国民政府在救济灾民方面,采取了下列措施: 设立灾民收容所,帮助灾民迁徙,出境谋生。制订难民收容程序,一要接送政府组织疏散的难民;二要聚合、收容自发逃亡的难民。1943年前由收容所登记收容遣送的难民总数达10余万人。各县将确无生路的灾别编组登记,发放证明,遣送到邻省就食,其中赴陕灾民约32万,赴鄂灾民2.2万。 设立粥厂,查放余粮,发分赈谷。灾民面临急迫问题是饥饿,粥厂多设在灾民过往居多的路口或铁路沿线。当时蒋介石令河南省政府于陇海铁路沿线重要地点设立粥厂救济灾民,总计各县共设立大小粥厂4000多处。 河南省通知各县所有大户存粮除应缴征实征购积谷、种子及自食外,应即一律予以查封,贷借灾民或令平价出售。《河南省各区查放余粮情形报告》提到,河南八区查放仓谷余粮数目总计达35万石。豫省曾三次开仓贷谷,其中第三次是在1943年3月春荒严重之际,河南省府当时令各县速将现存历年来积谷合计33万石散发给灾民。 其他方面的赈灾措施还有“办理平粜、举办工赈、发放农业贷款、节食救灾”。从陕、皖、鄂总共购进的平粜粮2405万斤,先后被拨交各运销站,配销各县。 当时奉蒋的命令,河南省各部队、团体搞起“一把米运动”,每人每日节约一小匙米,以济灾民。驻河南军队则有节食救灾举措,三月为期,1942年12月份开始节食,各部队节食省出来的小麦共300万斤用于赈灾。 紧急情况下,军粮调拨赈灾也有发生,河南省粮政局与第一战区兵站总监部及各县平粜委员会拟定军粮调拨办法,分别贷放鲁山、南召等六县,共计拨借35000包,供灾民食用。 当时,各层级政府官员在赈灾中低效、无能、腐败的现象确实如电影所说,屡见不鲜。蒋介石1943年4月的两篇日记中记录了对官员办事潦草的责备,以及对灾情惨烈的感慨:“郑州沿途浅葬暴骨为狗所食之惨状,严电蒋、汤。又,郑州专员与司令谄事外人,日与谎报灾情”“河南灾区饿殍载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天乎!若不使倭寇从速败亡,若再延长一年之后,则中国万难支持,势必受无穷羞耻,不能完成上帝赋予之使命。奈何!苍天,上帝速救我危亡乎!” 除此之外,作为前线的河南,在抗战期间的负担仅次于大后方的四川,这也是事实。以对灾民切身相关的征粮为例,1941年,在河南征收粮食总额为493万石。1942年,考虑到河南灾情,配征额减至250万石,减免约近50%,对于收成只及常年三成的灾区来说,负担仍属太重;而当年实征收额为311万余石,实际减免额为36%。1941年全省征收省级公粮40万石,1942年不但未见减少,反而增加到60万石。 关于这个问题,后世有诸多批评,不过却忽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背景:东南沿海一带本是占中国政府财政收入90%的关税、盐税、统税的主要来源地,自1940年代初沦陷后,当局财政收入急剧下降。若要坚持抗战,钱粮是首要条件,扩大财源和保证军粮本为急需问题。 此时的中国只有农业资源可挖掘,粮食兼具解决财政和军粮问题的双重属性,1940年之后的“征粮”涵义已不同于此前的“征粮”。在“三税”急降大半后,国民政府以粮食“三征”(征实、征购、征借)的举措补偿财政,由于每年所得超过同期政府税收的3倍多,所以有人干脆称征粮实为抗战后期的“单一税源”,或称抗战财政为“粮食财政”也毫不为过。毫不夸张地说,不征粮,抗战即死。 在当时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同样面临这个严峻的难题。 中共根据地的救灾与困难 河南大旱,中共控制的晋冀鲁豫地区被广泛波及,也遭受惨重损失。对此,中共文件多有反映,可以透视出大旱之一斑。 中共晋冀鲁豫根据地分为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行政区,在这次大灾中无一幸免,普遍歉收,受灾严重地区收成只有三四成,最严重地区绝收。 曾任中共冀鲁豫行署副主任的徐达本在一封信中描述:“现在灾民的生活,能吃糠、花生、稻子、棉籽物都算有办法,而其大部是三天二天的不开锅不动烟火。一部分人对生活不感兴趣,尽想死的办法:有的全家睡到炕上不起,等饿死在炕上,有自己烧死的,有自己挖坑等着死了有地方安息的。” 当时中共报告多次用“罕见”形容这次天灾,冀南地委在总结中写道:“特别严重的是去年与前年的灾荒给我们困难更大,估计两年死亡人口二三十万,畜力外流,重灾区几乎完全没有牲口。”(《中共冀南区党委对于地委书记联席会议的总结》,《冀南历史文献选编》,P474页) 中共冀南行署主任的宋任穷在1943年底的报告中提到:“在重灾下人口死亡占总数的5%,特种灾区更加严重,企之县二区14000人,死亡2500人,占17%;广丘县死亡14%,四区死亡32%;东和固1772人,死亡542人,占42%强;又企之县七村7500人,死亡700人。不是全被饿死,而大部是病死。人口之整个减少重者占70%,牲口之减少重灾区占90%以上。”(《冀南游击战争的坚持与灾荒问题》,《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下,P160页) 部队夜间走入重灾区时,就如进入了死城,所能听到唯一有些生气的声息,就是自己的脚步声。几乎所有村庄和房屋都寂无一人。推门进去,只见野草丛生,一片荒芜,各种家具,如桌椅板凳橱柜等,都凌乱不堪地弃置着,说明主人曾经想把他们拿去变卖,但后来已无力移动放归原处。 在家具旁边往往就是倒毙的尸体,这些人正是从事某种活动时,比如挪动一件家具或正迈出房门,就地死去的。有些人则忍受不了这种苦难上吊自杀。因为无人善后,尸体还挂在房梁或者院中的树上,黑黢黢的,甚是恐怖。 在重灾区,很少能碰到什么活的生物,只有老鼠例外。夜间行军时,常常会看到一大片一大片灰褐色的东西,如波浪一般滚滚移动,那便是转移就食的老鼠群。(《《一个根据地的成长》P163-164)。 这些不是电影《生化危机》里的镜头,而是中共根据地文件档案里信手拈来的片段,可见灾荒之惨烈。 据统计,晋冀鲁豫根据地因为此次大灾,受灾群众达到150万~160万人,饿死或因灾而死的人数在35万~45万之间,逃荒者百万以上,也就是说几乎所有受灾群众非死即逃。 面对如此大灾,中共根据地也进行了相应的救灾措施。 最早的措施是抢种,1942年的旱灾在春季已经出现,7月份,八路军各部队根据野战政治部的紧急训令,帮助群众补种杂粮,抢种蔬菜。7月中旬,太行北部地区下暴雨,当地党政军民抢救了一批禾苗,补种了一批杂粮和蔬菜。 1942年秋收后才有了首度直接应对灾害的措施—免粮,给五、六两专区减免公粮45000

   前一年,皖南事变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国民政府和中共表面上的团结已难以为继。

  至1942年,中国沿海地区和大部分产粮区早被日军占领,财税基地丧失过半。海外贸易断绝,军队的弹药武器和军用物资奇缺。伴随战争而来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情形不断恶化,国家财政已到濒临崩溃境地。

  1940年,因日军进攻越南,中国陆上补给交通线—桂越线中断。1942年5月日军攻入缅甸,最后一条陆上补给线—滇缅线也中断,日本完成对华军事战略包围。

石。1943年麦收时,又给一、五、六专区减免公粮15500石。而至大灾之势已成的1942年10月,拨出过须偿还的无息贷款10万元给灾民。 除了急赈和低利、无利借贷粮款之外,以工代赈是根据地救济灾民的主要手段之一。边区政府提出“救灾不救懒汉”的口号,希望通过自救和耕种抢种渡过灾荒年。 抗战期间,不管对哪方来说,粮食都是军事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实际上哪方都无法过多减免。由于面对一场多年罕见的战时天灾,中共的文件也指出,根据地救灾亦存在诸多困难与不足。 太行区的救灾工作口号是“不饿死一个人”,但减免公粮所占比例仍不高,1942年该区减免公粮5.6万余石,征收公粮为58.8万石(《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P172、《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P356)。 在屯粮方面,从1942年11月起到1943年10月底,除了减免五、六专区5.35万石之外,实屯数达到原概算96.5%。(“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1943年9月12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52)。除了重灾区之外,其他地区如受灾的一、四专区并没有减轻负担。就算受灾严重的五分区,减免幅度仍然微乎其微,1942年每人平均负担一斗六升,1943年每人仍然要负担一斗五升,每人只减轻约6%(《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三》P105)。 《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报告承认,“1942年度的征收工作,成绩甚好,是空前的一年,不只完成计划,而且超过任务额,打破了几年来的征收纪录。” 自身就已自顾不暇,外来灾民更加重了根据地负担。仅在1943年1月,据不完全统计,太行区外来灾民已达2万以上;左权、和东及太南数县安置外来灾民就有6000余人。根据地政府设置招待站,招待过往灾民食宿,命令各县按当地居民3%的标准进行安插,借给他们食物和组织他们参加生产,并对无办法生活者实施赈济。(“太行区1942、43两年的救灾总结”——《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140-141) 但接纳能力有限,灾民过安置过多,亦会影响到根据地存亡。1943年1月30日颁布的《根据地外来灾民登记安置办法》规定,对来根据地之灾民,拥挤于被灾区域者,须有当地县政府协同救委会劝令转回原籍,与敌人进行斗争。豫晋区的干部哀叹:“然而我们也是自顾不暇,爱莫能助啊!” 要把饥肠辘辘的逃荒灾民遣返,谈何容易。有些村子做了一堆煎饼,然后以村为单位开个欢送会,往每个灾民手里塞两张煎饼“礼送”出境。灾民回去也是个死,就跟当地政府打起了“游击”,他们离开甲村却跑去乙村,呆着不走。 豫晋区对“欢送”难民回家工作不力十分不满,批评下面干部均存在着慈悲观点,没有从政治上了解这个问题。1943年春荒严重时期,太行区被迫遣返灾民1万人(《1942年豫晋区工作检查总结》,《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太岳抗日根据地》P199)。1943年春荒严重时期,太行区被迫遣返灾民1万人。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指出1943年救灾中的种种弊病,“必须从实际行动中,体现生产观点,所谓‘生产自救’,不少地区还是停留在纸上或嘴上的口号,否则为什么坐吃山空现象相当不少呢?为什么流氓懒汉得到赈济,而血统农民(特别是贫农)得不到救济呢?为什么有些村干部贪污中饱,轻视劳动,形成抗战‘新贵’。而广大灾民却啼饭唤贫呢?而且经过检查,这些现象并不是个别和偶然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号召克服连续灾荒》,1943年7月24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一》,P321) 冀南区对灾荒亦出现估计不足、反应迟缓的问题。冀南根据地1942年变成游击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全部精力注意敌发展,对灾荒的危险没有足够警惕,指望用借粮和急赈的办法来解决人民的困难,没有从根本上生产备荒来解决问题。直到1943年7月之后,才将全部工作转入生产救灾,但已经形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一个根据地的成长——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发展史》,P170)所以冀南区成为了晋冀鲁豫四大区中饿死人和逃荒数最多的区域,全区死亡人数约20万-30万人,占总人数的6%,逃亡达100万人,占总人口的30%。(《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抗灾救灾工作论述》,陈刚著) 以“人祸”作结有失公允 用相关报道的话说,这场天灾实为“人祸”,是因为“直到白修德的报道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迫于舆论压力,委员长才开始展开救援。但相对于大面积饥荒而言,赈灾粮食如同沧海一粟,更别提还要经过层层贪腐。” 先算一下这“沧海一粟”的经济账吧! 1942年,国民政府直接拨款加平粜基金,加上各种工赈和农业贷款,接近1.5亿元,这还不包括救灾期间金额庞大的各种民间捐款、各县自筹的1亿元多平粜基金、各种水利筑路等工程的雇佣劳力成本、粮食调拨的成本等等。跟政府拨款相关的金额起码近2亿元。 2亿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1942年,中国整个财政收入是52.68亿元左右,2亿元相当于1942年财政支出的3.8%。若以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元计,乘以3.8%,就相当于2011年从财政支出里拿出近4000亿元救灾。抗战期间,每年军费支出占总支出逾半。这2亿元是从军费外开支里挤出来的,确已非常窘迫。 而当年的国民政府做的不止这些。比如1943年2月河南省政府还制定了保护农民土地办法,规定因灾荒而卖当之土地、房产,准五年内以原价赎回。政府将这次救灾工作“明定列为各县县长及各级行政人员重要考成之一”,对于救灾不力的甚至给予免职的处罚(邓拓:《中国救荒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页)。 回顾这场在战况最艰难、财政最困顿年代的天灾,简单地以“这就是一场人祸”作结,显然有失公允。作为中国人民最深重的灾难之一,它值得被更认真地审视。而泡沫一般的“人祸”结论的形成过程,是同样值得探索的另一话题。 (黄道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元鹏、文亮系民间抗战史研究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天石对本文亦有帮助) 凤凰周刊2012年12月25日出版,本年度第36期,转载请联系01065211743 关注凤凰周刊微信、微博,获得更多免费文章阅读权限。

  苏联为避免两线作战,抗战前曾同意资助中国对日作战,但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苏方承认日占中国东北地区为“满洲国”,日本承认苏占蒙古,随后苏援断绝。

   ……

   就在这样内外极度交困的环境中,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战第五个年头。所幸1941年12月爆发太平洋战争,美国全面介入二战,蒋介石的“苦撑待变”战略等来结果。可是美国援助中国抗战需要交通线,海陆交通已被堵死,物资根本运不进来,仅靠中美开辟的“驼峰航线”空中运输,对整个中国抗战局势仅是杯水车薪。

   就在这一年,作为抗战前线(战区)的河南省迎来抗战最惨烈的时期。连续两年全境旱、涝、蝗灾不绝,波及到冀南、晋东南、鲁西地区,1942年中后期,灾情恶化至极点。

,罗斯福总统于1941年签署8985号行政命令,成立审查办公室,任命美联社资深记者拜伦·普雷斯担任主管,负责全美军事新闻、邮件、电讯的审查。美国记者基本都配合了国家的军事新闻制度,鲜少有违反案例。 但中、英、美的这种战时军事新闻审查制度,执行得都不算严格,针贬时弊、抨击政府和官员的报道在抗战时的媒体上随处可见。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记者和撰稿人大量涌入中国,其实很多记者并不遵守中国的战时新闻审查制度,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后来的越战时期的南越。 时至1942年8月,全国大小报刊,各界人士已不断发出河南灾区惨相的报道,呼吁政府速加救济。 1943年3月,自灾区采访归来后,白修德未将稿件送交军事新闻审查机构过目,就通过电报局将稿子发往美国。他在自传中介绍:这位帮他发稿的电报员后来也遭到了处罚。其实,个中原因就是电报员违犯了军事新闻电检法令。 白修德的新闻报道风格属于“幻象派”,类似于当时的美式报告文学,用他的话说,夸张是一种常用的手法。但他对灾区惨状的描述,从后来国民政府和中共根据地的救灾报告来看,虽有文学笔法,基本事实似无太多出入。 而白修德文章的延展性报道、评论、总结,则存在着颇多事实、通识和结论的错误,缺乏专业性和平衡性,而这些材料一再被误引误用。 如他称西方国家能预报天气灾害,中国不能预报,暗指政府无能,其实发达国家也是到上世纪60年代有了气象卫星后才能较准确地预报气象。又如豫灾与后来河南会战的关系(大意为:中国政府被农民抛弃,站到日军一方,致使处于强弩之末的日军于1944年发起的豫湘桂会战,把国民党军队打得全线崩溃,一败涂地),被后世著文者反复引用,但这与事实基本不符(关于此战详情,见本专题文二)。 对灾害的应急以及政府救助的低效、无能、腐败的指责统统无可非议,这是所有前现代国家的通病。发达国家基本克服这些弊病也是在二战之后的事,但也从未躲过被抨击,何况当时的中国是处于战争绝境中的农业国家。白修德的灾区报道也因此被美国报业同行认为是不全面客观,带有浓烈政治倾向的。 政府的救灾与弊病 河南遭灾后,是否长期处于无人问津、孤立无援的境地?事实上,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及全社会,当时都采取了赈灾举措。 1942年8月,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派出专人赶赴重庆,向国民政府陈报灾情,省民政厅也连电中央请拨专款赈灾。当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拨付约计2亿元左右用于赈灾。 紧急情况下甚至还有他款可以挪用,如第一战区长官部发还河南省的军事征用工料价款300万元,改用来赈灾。河南省政府方面,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命全省党政军各捐口粮一部分,给各乡镇设粥场。1943年春节,李培基亲往鲁山北关琴台广场召集老弱病残灾民排成南北队,每人发给30元。 当时的救灾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42年1月至10月间,调查灾情,拟订救灾计划与办法;第二阶段自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按已定计划分别实施,以赈款、赈粮、平粜为主;第三阶段自1943年2月至6月,救灾工作最紧时期,以工赈、扶植生产为主,以乡镇为单位普设粥厂汤厂,大量配发救荒食品。 当时国民政府在救济灾民方面,采取了下列措施: 设立灾民收容所,帮助灾民迁徙,出境谋生。制订难民收容程序,一要接送政府组织疏散的难民;二要聚合、收容自发逃亡的难民。1943年前由收容所登记收容遣送的难民总数达10余万人。各县将确无生路的灾别编组登记,发放证明,遣送到邻省就食,其中赴陕灾民约32万,赴鄂灾民2.2万。 设立粥厂,查放余粮,发分赈谷。灾民面临急迫问题是饥饿,粥厂多设在灾民过往居多的路口或铁路沿线。当时蒋介石令河南省政府于陇海铁路沿线重要地点设立粥厂救济灾民,总计各县共设立大小粥厂4000多处。 河南省通知各县所有大户存粮除应缴征实征购积谷、种子及自食外,应即一律予以查封,贷借灾民或令平价出售。《河南省各区查放余粮情形报告》提到,河南八区查放仓谷余粮数目总计达35万石。豫省曾三次开仓贷谷,其中第三次是在1943年3月春荒严重之际,河南省府当时令各县速将现存历年来积谷合计33万石散发给灾民。 其他方面的赈灾措施还有“办理平粜、举办工赈、发放农业贷款、节食救灾”。从陕、皖、鄂总共购进的平粜粮2405万斤,先后被拨交各运销站,配销各县。 当时奉蒋的命令,河南省各部队、团体搞起“一把米运动”,每人每日节约一小匙米,以济灾民。驻河南军队则有节食救灾举措,三月为期,1942年12月份开始节食,各部队节食省出来的小麦共300万斤用于赈灾。 紧急情况下,军粮调拨赈灾也有发生,河南省粮政局与第一战区兵站总监部及各县平粜委员会拟定军粮调拨办法,分别贷放鲁山、南召等六县,共计拨借35000包,供灾民食用。 当时,各层级政府官员在赈灾中低效、无能、腐败的现象确实如电影所说,屡见不鲜。蒋介石1943年4月的两篇日记中记录了对官员办事潦草的责备,以及对灾情惨烈的感慨:“郑州沿途浅葬暴骨为狗所食之惨状,严电蒋、汤。又,郑州专员与司令谄事外人,日与谎报灾情”“河南灾区饿殍载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天乎!若不使倭寇从速败亡,若再延长一年之后,则中国万难支持,势必受无穷羞耻,不能完成上帝赋予之使命。奈何!苍天,上帝速救我危亡乎!” 除此之外,作为前线的河南,在抗战期间的负担仅次于大后方的四川,这也是事实。以对灾民切身相关的征粮为例,1941年,在河南征收粮食总额为493万石。1942年,考虑到河南灾情,配征额减至250万石,减免约近50%,对于收成只及常年三成的灾区来说,负担仍属太重;而当年实征收额为311万余石,实际减免额为36%。1941年全省征收省级公粮40万石,1942年不但未见减少,反而增加到60万石。 关于这个问题,后世有诸多批评,不过却忽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背景:东南沿海一带本是占中国政府财政收入90%的关税、盐税、统税的主要来源地,自1940年代初沦陷后,当局财政收入急剧下降。若要坚持抗战,钱粮是首要条件,扩大财源和保证军粮本为急需问题。 此时的中国只有农业资源可挖掘,粮食兼具解决财政和军粮问题的双重属性,1940年之后的“征粮”涵义已不同于此前的“征粮”。在“三税”急降大半后,国民政府以粮食“三征”(征实、征购、征借)的举措补偿财政,由于每年所得超过同期政府税收的3倍多,所以有人干脆称征粮实为抗战后期的“单一税源”,或称抗战财政为“粮食财政”也毫不为过。毫不夸张地说,不征粮,抗战即死。 在当时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同样面临这个严峻的难题。 中共根据地的救灾与困难 河南大旱,中共控制的晋冀鲁豫地区被广泛波及,也遭受惨重损失。对此,中共文件多有反映,可以透视出大旱之一斑。 中共晋冀鲁豫根据地分为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行政区,在这次大灾中无一幸免,普遍歉收,受灾严重地区收成只有三四成,最严重地区绝收。 曾任中共冀鲁豫行署副主任的徐达本在一封信中描述:“现在灾民的生活,能吃糠、花生、稻子、棉籽物都算有办法,而其大部是三天二天的不开锅不动烟火。一部分人对生活不感兴趣,尽想死的办法:有的全家睡到炕上不起,等饿死在炕上,有自己烧死的,有自己挖坑等着死了有地方安息的。” 当时中共报告多次用“罕见”形容这次天灾,冀南地委在总结中写道:“特别严重的是去年与前年的灾荒给我们困难更大,估计两年死亡人口二三十万,畜力外流,重灾区几乎完全没有牲口。”(《中共冀南区党委对于地委书记联席会议的总结》,《冀南历史文献选编》,P474页) 中共冀南行署主任的宋任穷在1943年底的报告中提到:“在重灾下人口死亡占总数的5%,特种灾区更加严重,企之县二区14000人,死亡2500人,占17%;广丘县死亡14%,四区死亡32%;东和固1772人,死亡542人,占42%强;又企之县七村7500人,死亡700人。不是全被饿死,而大部是病死。人口之整个减少重者占70%,牲口之减少重灾区占90%以上。”(《冀南游击战争的坚持与灾荒问题》,《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下,P160页) 部队夜间走入重灾区时,就如进入了死城,所能听到唯一有些生气的声息,就是自己的脚步声。几乎所有村庄和房屋都寂无一人。推门进去,只见野草丛生,一片荒芜,各种家具,如桌椅板凳橱柜等,都凌乱不堪地弃置着,说明主人曾经想把他们拿去变卖,但后来已无力移动放归原处。 在家具旁边往往就是倒毙的尸体,这些人正是从事某种活动时,比如挪动一件家具或正迈出房门,就地死去的。有些人则忍受不了这种苦难上吊自杀。因为无人善后,尸体还挂在房梁或者院中的树上,黑黢黢的,甚是恐怖。 在重灾区,很少能碰到什么活的生物,只有老鼠例外。夜间行军时,常常会看到一大片一大片灰褐色的东西,如波浪一般滚滚移动,那便是转移就食的老鼠群。(《《一个根据地的成长》P163-164)。 这些不是电影《生化危机》里的镜头,而是中共根据地文件档案里信手拈来的片段,可见灾荒之惨烈。 据统计,晋冀鲁豫根据地因为此次大灾,受灾群众达到150万~160万人,饿死或因灾而死的人数在35万~45万之间,逃荒者百万以上,也就是说几乎所有受灾群众非死即逃。 面对如此大灾,中共根据地也进行了相应的救灾措施。 最早的措施是抢种,1942年的旱灾在春季已经出现,7月份,八路军各部队根据野战政治部的紧急训令,帮助群众补种杂粮,抢种蔬菜。7月中旬,太行北部地区下暴雨,当地党政军民抢救了一批禾苗,补种了一批杂粮和蔬菜。 1942年秋收后才有了首度直接应对灾害的措施—免粮,给五、六两专区减免公粮45000   河南当时处于日占区、国统区、中共根据地三种力量犬牙交错的状态,三方地盘皆经受了这次大灾的冲击。

  石。1943年麦收时,又给一、五、六专区减免公粮15500石。而至大灾之势已成的1942年10月,拨出过须偿还的无息贷款10万元给灾民。 除了急赈和低利、无利借贷粮款之外,以工代赈是根据地救济灾民的主要手段之一。边区政府提出“救灾不救懒汉”的口号,希望通过自救和耕种抢种渡过灾荒年。 抗战期间,不管对哪方来说,粮食都是军事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实际上哪方都无法过多减免。由于面对一场多年罕见的战时天灾,中共的文件也指出,根据地救灾亦存在诸多困难与不足。 太行区的救灾工作口号是“不饿死一个人”,但减免公粮所占比例仍不高,1942年该区减免公粮5.6万余石,征收公粮为58.8万石(《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P172、《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P356)。 在屯粮方面,从1942年11月起到1943年10月底,除了减免五、六专区5.35万石之外,实屯数达到原概算96.5%。(“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1943年9月12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52)。除了重灾区之外,其他地区如受灾的一、四专区并没有减轻负担。就算受灾严重的五分区,减免幅度仍然微乎其微,1942年每人平均负担一斗六升,1943年每人仍然要负担一斗五升,每人只减轻约6%(《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三》P105)。 《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报告承认,“1942年度的征收工作,成绩甚好,是空前的一年,不只完成计划,而且超过任务额,打破了几年来的征收纪录。” 自身就已自顾不暇,外来灾民更加重了根据地负担。仅在1943年1月,据不完全统计,太行区外来灾民已达2万以上;左权、和东及太南数县安置外来灾民就有6000余人。根据地政府设置招待站,招待过往灾民食宿,命令各县按当地居民3%的标准进行安插,借给他们食物和组织他们参加生产,并对无办法生活者实施赈济。(“太行区1942、43两年的救灾总结”——《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140-141) 但接纳能力有限,灾民过安置过多,亦会影响到根据地存亡。1943年1月30日颁布的《根据地外来灾民登记安置办法》规定,对来根据地之灾民,拥挤于被灾区域者,须有当地县政府协同救委会劝令转回原籍,与敌人进行斗争。豫晋区的干部哀叹:“然而我们也是自顾不暇,爱莫能助啊!” 要把饥肠辘辘的逃荒灾民遣返,谈何容易。有些村子做了一堆煎饼,然后以村为单位开个欢送会,往每个灾民手里塞两张煎饼“礼送”出境。灾民回去也是个死,就跟当地政府打起了“游击”,他们离开甲村却跑去乙村,呆着不走。 豫晋区对“欢送”难民回家工作不力十分不满,批评下面干部均存在着慈悲观点,没有从政治上了解这个问题。1943年春荒严重时期,太行区被迫遣返灾民1万人(《1942年豫晋区工作检查总结》,《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太岳抗日根据地》P199)。1943年春荒严重时期,太行区被迫遣返灾民1万人。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指出1943年救灾中的种种弊病,“必须从实际行动中,体现生产观点,所谓‘生产自救’,不少地区还是停留在纸上或嘴上的口号,否则为什么坐吃山空现象相当不少呢?为什么流氓懒汉得到赈济,而血统农民(特别是贫农)得不到救济呢?为什么有些村干部贪污中饱,轻视劳动,形成抗战‘新贵’。而广大灾民却啼饭唤贫呢?而且经过检查,这些现象并不是个别和偶然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号召克服连续灾荒》,1943年7月24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一》,P321) 冀南区对灾荒亦出现估计不足、反应迟缓的问题。冀南根据地1942年变成游击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全部精力注意敌发展,对灾荒的危险没有足够警惕,指望用借粮和急赈的办法来解决人民的困难,没有从根本上生产备荒来解决问题。直到1943年7月之后,才将全部工作转入生产救灾,但已经形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一个根据地的成长——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发展史》,P170)所以冀南区成为了晋冀鲁豫四大区中饿死人和逃荒数最多的区域,全区死亡人数约20万-30万人,占总人数的6%,逃亡达100万人,占总人口的30%。(《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抗灾救灾工作论述》,陈刚著) 以“人祸”作结有失公允 用相关报道的话说,这场天灾实为“人祸”,是因为“直到白修德的报道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迫于舆论压力,委员长才开始展开救援。但相对于大面积饥荒而言,赈灾粮食如同沧海一粟,更别提还要经过层层贪腐。” 先算一下这“沧海一粟”的经济账吧! 1942年,国民政府直接拨款加平粜基金,加上各种工赈和农业贷款,接近1.5亿元,这还不包括救灾期间金额庞大的各种民间捐款、各县自筹的1亿元多平粜基金、各种水利筑路等工程的雇佣劳力成本、粮食调拨的成本等等。跟政府拨款相关的金额起码近2亿元。 2亿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1942年,中国整个财政收入是52.68亿元左右,2亿元相当于1942年财政支出的3.8%。若以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元计,乘以3.8%,就相当于2011年从财政支出里拿出近4000亿元救灾。抗战期间,每年军费支出占总支出逾半。这2亿元是从军费外开支里挤出来的,确已非常窘迫。 而当年的国民政府做的不止这些。比如1943年2月河南省政府还制定了保护农民土地办法,规定因灾荒而卖当之土地、房产,准五年内以原价赎回。政府将这次救灾工作“明定列为各县县长及各级行政人员重要考成之一”,对于救灾不力的甚至给予免职的处罚(邓拓:《中国救荒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页)。 回顾这场在战况最艰难、财政最困顿年代的天灾,简单地以“这就是一场人祸”作结,显然有失公允。作为中国人民最深重的灾难之一,它值得被更认真地审视。而泡沫一般的“人祸”结论的形成过程,是同样值得探索的另一话题。 (黄道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元鹏、文亮系民间抗战史研究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天石对本文亦有帮助) 凤凰周刊2012年12月25日出版,本年度第36期,转载请联系01065211743 关注凤凰周刊微信、微博,获得更多免费文章阅读权限。  战争中的特大旱灾

   河南地界,属北亚热带和暖温带过渡气候,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高压(干、冷)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湿、暖)的季节性位移,造成河南气候多变,骤涝长旱特征明显,自古就是水旱灾多发的省份。

   自公元1279~1911年的600余年间,河南曾出现过大旱88年,平均6~7年一遇,大涝69年,平均8~9年一遇。公元1001~1948年共发生蝗害215次,平均每4年多就有一次蝗害发生;而1913~1948年间共有35年发生蝗灾,几乎每年都有蝗灾记载,其中重大蝗灾即有8次。

石。1943年麦收时,又给一、五、六专区减免公粮15500石。而至大灾之势已成的1942年10月,拨出过须偿还的无息贷款10万元给灾民。 除了急赈和低利、无利借贷粮款之外,以工代赈是根据地救济灾民的主要手段之一。边区政府提出“救灾不救懒汉”的口号,希望通过自救和耕种抢种渡过灾荒年。 抗战期间,不管对哪方来说,粮食都是军事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实际上哪方都无法过多减免。由于面对一场多年罕见的战时天灾,中共的文件也指出,根据地救灾亦存在诸多困难与不足。 太行区的救灾工作口号是“不饿死一个人”,但减免公粮所占比例仍不高,1942年该区减免公粮5.6万余石,征收公粮为58.8万石(《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P172、《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P356)。 在屯粮方面,从1942年11月起到1943年10月底,除了减免五、六专区5.35万石之外,实屯数达到原概算96.5%。(“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1943年9月12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52)。除了重灾区之外,其他地区如受灾的一、四专区并没有减轻负担。就算受灾严重的五分区,减免幅度仍然微乎其微,1942年每人平均负担一斗六升,1943年每人仍然要负担一斗五升,每人只减轻约6%(《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三》P105)。 《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报告承认,“1942年度的征收工作,成绩甚好,是空前的一年,不只完成计划,而且超过任务额,打破了几年来的征收纪录。” 自身就已自顾不暇,外来灾民更加重了根据地负担。仅在1943年1月,据不完全统计,太行区外来灾民已达2万以上;左权、和东及太南数县安置外来灾民就有6000余人。根据地政府设置招待站,招待过往灾民食宿,命令各县按当地居民3%的标准进行安插,借给他们食物和组织他们参加生产,并对无办法生活者实施赈济。(“太行区1942、43两年的救灾总结”——《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140-141) 但接纳能力有限,灾民过安置过多,亦会影响到根据地存亡。1943年1月30日颁布的《根据地外来灾民登记安置办法》规定,对来根据地之灾民,拥挤于被灾区域者,须有当地县政府协同救委会劝令转回原籍,与敌人进行斗争。豫晋区的干部哀叹:“然而我们也是自顾不暇,爱莫能助啊!” 要把饥肠辘辘的逃荒灾民遣返,谈何容易。有些村子做了一堆煎饼,然后以村为单位开个欢送会,往每个灾民手里塞两张煎饼“礼送”出境。灾民回去也是个死,就跟当地政府打起了“游击”,他们离开甲村却跑去乙村,呆着不走。 豫晋区对“欢送”难民回家工作不力十分不满,批评下面干部均存在着慈悲观点,没有从政治上了解这个问题。1943年春荒严重时期,太行区被迫遣返灾民1万人(《1942年豫晋区工作检查总结》,《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太岳抗日根据地》P199)。1943年春荒严重时期,太行区被迫遣返灾民1万人。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指出1943年救灾中的种种弊病,“必须从实际行动中,体现生产观点,所谓‘生产自救’,不少地区还是停留在纸上或嘴上的口号,否则为什么坐吃山空现象相当不少呢?为什么流氓懒汉得到赈济,而血统农民(特别是贫农)得不到救济呢?为什么有些村干部贪污中饱,轻视劳动,形成抗战‘新贵’。而广大灾民却啼饭唤贫呢?而且经过检查,这些现象并不是个别和偶然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号召克服连续灾荒》,1943年7月24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一》,P321) 冀南区对灾荒亦出现估计不足、反应迟缓的问题。冀南根据地1942年变成游击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全部精力注意敌发展,对灾荒的危险没有足够警惕,指望用借粮和急赈的办法来解决人民的困难,没有从根本上生产备荒来解决问题。直到1943年7月之后,才将全部工作转入生产救灾,但已经形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一个根据地的成长——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发展史》,P170)所以冀南区成为了晋冀鲁豫四大区中饿死人和逃荒数最多的区域,全区死亡人数约20万-30万人,占总人数的6%,逃亡达100万人,占总人口的30%。(《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抗灾救灾工作论述》,陈刚著) 以“人祸”作结有失公允 用相关报道的话说,这场天灾实为“人祸”,是因为“直到白修德的报道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迫于舆论压力,委员长才开始展开救援。但相对于大面积饥荒而言,赈灾粮食如同沧海一粟,更别提还要经过层层贪腐。” 先算一下这“沧海一粟”的经济账吧! 1942年,国民政府直接拨款加平粜基金,加上各种工赈和农业贷款,接近1.5亿元,这还不包括救灾期间金额庞大的各种民间捐款、各县自筹的1亿元多平粜基金、各种水利筑路等工程的雇佣劳力成本、粮食调拨的成本等等。跟政府拨款相关的金额起码近2亿元。 2亿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1942年,中国整个财政收入是52.68亿元左右,2亿元相当于1942年财政支出的3.8%。若以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元计,乘以3.8%,就相当于2011年从财政支出里拿出近4000亿元救灾。抗战期间,每年军费支出占总支出逾半。这2亿元是从军费外开支里挤出来的,确已非常窘迫。 而当年的国民政府做的不止这些。比如1943年2月河南省政府还制定了保护农民土地办法,规定因灾荒而卖当之土地、房产,准五年内以原价赎回。政府将这次救灾工作“明定列为各县县长及各级行政人员重要考成之一”,对于救灾不力的甚至给予免职的处罚(邓拓:《中国救荒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页)。 回顾这场在战况最艰难、财政最困顿年代的天灾,简单地以“这就是一场人祸”作结,显然有失公允。作为中国人民最深重的灾难之一,它值得被更认真地审视。而泡沫一般的“人祸”结论的形成过程,是同样值得探索的另一话题。 (黄道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元鹏、文亮系民间抗战史研究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天石对本文亦有帮助) 凤凰周刊2012年12月25日出版,本年度第36期,转载请联系01065211743 关注凤凰周刊微信、微博,获得更多免费文章阅读权限。    从明末到民国300年间,河南发生的三次特大旱灾对人口与经济造成严重损失。明崇祯十至十四年(1637~1641年)大旱,延续时间长、范围广,灾民“以树皮、白土、雁屎充饥,以柿蒂、蒺藜、牛马为食,骨肉相食,死者相继,村舍十室九空”。

   清光绪二至四年(1876~1878)大旱,全省87个厅、州、县报灾,“赤地千里,人犬相食”,饿死者近200万人。

石。1943年麦收时,又给一、五、六专区减免公粮15500石。而至大灾之势已成的1942年10月,拨出过须偿还的无息贷款10万元给灾民。 除了急赈和低利、无利借贷粮款之外,以工代赈是根据地救济灾民的主要手段之一。边区政府提出“救灾不救懒汉”的口号,希望通过自救和耕种抢种渡过灾荒年。 抗战期间,不管对哪方来说,粮食都是军事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实际上哪方都无法过多减免。由于面对一场多年罕见的战时天灾,中共的文件也指出,根据地救灾亦存在诸多困难与不足。 太行区的救灾工作口号是“不饿死一个人”,但减免公粮所占比例仍不高,1942年该区减免公粮5.6万余石,征收公粮为58.8万石(《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P172、《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P356)。 在屯粮方面,从1942年11月起到1943年10月底,除了减免五、六专区5.35万石之外,实屯数达到原概算96.5%。(“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1943年9月12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52)。除了重灾区之外,其他地区如受灾的一、四专区并没有减轻负担。就算受灾严重的五分区,减免幅度仍然微乎其微,1942年每人平均负担一斗六升,1943年每人仍然要负担一斗五升,每人只减轻约6%(《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三》P105)。 《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报告承认,“1942年度的征收工作,成绩甚好,是空前的一年,不只完成计划,而且超过任务额,打破了几年来的征收纪录。” 自身就已自顾不暇,外来灾民更加重了根据地负担。仅在1943年1月,据不完全统计,太行区外来灾民已达2万以上;左权、和东及太南数县安置外来灾民就有6000余人。根据地政府设置招待站,招待过往灾民食宿,命令各县按当地居民3%的标准进行安插,借给他们食物和组织他们参加生产,并对无办法生活者实施赈济。(“太行区1942、43两年的救灾总结”——《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140-141) 但接纳能力有限,灾民过安置过多,亦会影响到根据地存亡。1943年1月30日颁布的《根据地外来灾民登记安置办法》规定,对来根据地之灾民,拥挤于被灾区域者,须有当地县政府协同救委会劝令转回原籍,与敌人进行斗争。豫晋区的干部哀叹:“然而我们也是自顾不暇,爱莫能助啊!” 要把饥肠辘辘的逃荒灾民遣返,谈何容易。有些村子做了一堆煎饼,然后以村为单位开个欢送会,往每个灾民手里塞两张煎饼“礼送”出境。灾民回去也是个死,就跟当地政府打起了“游击”,他们离开甲村却跑去乙村,呆着不走。 豫晋区对“欢送”难民回家工作不力十分不满,批评下面干部均存在着慈悲观点,没有从政治上了解这个问题。1943年春荒严重时期,太行区被迫遣返灾民1万人(《1942年豫晋区工作检查总结》,《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太岳抗日根据地》P199)。1943年春荒严重时期,太行区被迫遣返灾民1万人。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指出1943年救灾中的种种弊病,“必须从实际行动中,体现生产观点,所谓‘生产自救’,不少地区还是停留在纸上或嘴上的口号,否则为什么坐吃山空现象相当不少呢?为什么流氓懒汉得到赈济,而血统农民(特别是贫农)得不到救济呢?为什么有些村干部贪污中饱,轻视劳动,形成抗战‘新贵’。而广大灾民却啼饭唤贫呢?而且经过检查,这些现象并不是个别和偶然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号召克服连续灾荒》,1943年7月24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一》,P321) 冀南区对灾荒亦出现估计不足、反应迟缓的问题。冀南根据地1942年变成游击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全部精力注意敌发展,对灾荒的危险没有足够警惕,指望用借粮和急赈的办法来解决人民的困难,没有从根本上生产备荒来解决问题。直到1943年7月之后,才将全部工作转入生产救灾,但已经形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一个根据地的成长——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发展史》,P170)所以冀南区成为了晋冀鲁豫四大区中饿死人和逃荒数最多的区域,全区死亡人数约20万-30万人,占总人数的6%,逃亡达100万人,占总人口的30%。(《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抗灾救灾工作论述》,陈刚著) 以“人祸”作结有失公允 用相关报道的话说,这场天灾实为“人祸”,是因为“直到白修德的报道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迫于舆论压力,委员长才开始展开救援。但相对于大面积饥荒而言,赈灾粮食如同沧海一粟,更别提还要经过层层贪腐。” 先算一下这“沧海一粟”的经济账吧! 1942年,国民政府直接拨款加平粜基金,加上各种工赈和农业贷款,接近1.5亿元,这还不包括救灾期间金额庞大的各种民间捐款、各县自筹的1亿元多平粜基金、各种水利筑路等工程的雇佣劳力成本、粮食调拨的成本等等。跟政府拨款相关的金额起码近2亿元。 2亿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1942年,中国整个财政收入是52.68亿元左右,2亿元相当于1942年财政支出的3.8%。若以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元计,乘以3.8%,就相当于2011年从财政支出里拿出近4000亿元救灾。抗战期间,每年军费支出占总支出逾半。这2亿元是从军费外开支里挤出来的,确已非常窘迫。 而当年的国民政府做的不止这些。比如1943年2月河南省政府还制定了保护农民土地办法,规定因灾荒而卖当之土地、房产,准五年内以原价赎回。政府将这次救灾工作“明定列为各县县长及各级行政人员重要考成之一”,对于救灾不力的甚至给予免职的处罚(邓拓:《中国救荒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页)。 回顾这场在战况最艰难、财政最困顿年代的天灾,简单地以“这就是一场人祸”作结,显然有失公允。作为中国人民最深重的灾难之一,它值得被更认真地审视。而泡沫一般的“人祸”结论的形成过程,是同样值得探索的另一话题。 (黄道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元鹏、文亮系民间抗战史研究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天石对本文亦有帮助) 凤凰周刊2012年12月25日出版,本年度第36期,转载请联系01065211743 关注凤凰周刊微信、微博,获得更多免费文章阅读权限。

   民国时期的38年中,河南全省出现大旱、特大旱灾8次,1942年大旱尤为严重。

   根据当时气象资料统计,这一年河南全省降水量较正常年份偏少4~6成。临汝、禹县、界首诸县降水量只及常年平均值47%、58%、41%。1942年大旱始自1941年,至1942发展至高潮,全省受害县份就达74个,为历史所罕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称其为“光绪皇帝以来最严重的旱灾”。

   1943年秋,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在《河南省灾情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中指出,这次旱灾“以第一、第五两行政区所辖各县最重,第六、第七、第十等行政区所辖各县次之。第一行政区以广武、郑州、尉氏、长葛、禹县等5县最重,密县、汜水、新郑、中牟、洧川、荥阳等6县次之。第五行政区以许昌、临颍、鄢陵、襄城县等4县最重,郾城、宝丰、郏县、临汝、鲁山等5县次之”,在其统计的5个行政区29个县中,死亡人数共148万余人。

石。1943年麦收时,又给一、五、六专区减免公粮15500石。而至大灾之势已成的1942年10月,拨出过须偿还的无息贷款10万元给灾民。 除了急赈和低利、无利借贷粮款之外,以工代赈是根据地救济灾民的主要手段之一。边区政府提出“救灾不救懒汉”的口号,希望通过自救和耕种抢种渡过灾荒年。 抗战期间,不管对哪方来说,粮食都是军事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实际上哪方都无法过多减免。由于面对一场多年罕见的战时天灾,中共的文件也指出,根据地救灾亦存在诸多困难与不足。 太行区的救灾工作口号是“不饿死一个人”,但减免公粮所占比例仍不高,1942年该区减免公粮5.6万余石,征收公粮为58.8万石(《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P172、《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P356)。 在屯粮方面,从1942年11月起到1943年10月底,除了减免五、六专区5.35万石之外,实屯数达到原概算96.5%。(“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1943年9月12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52)。除了重灾区之外,其他地区如受灾的一、四专区并没有减轻负担。就算受灾严重的五分区,减免幅度仍然微乎其微,1942年每人平均负担一斗六升,1943年每人仍然要负担一斗五升,每人只减轻约6%(《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三》P105)。 《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报告承认,“1942年度的征收工作,成绩甚好,是空前的一年,不只完成计划,而且超过任务额,打破了几年来的征收纪录。” 自身就已自顾不暇,外来灾民更加重了根据地负担。仅在1943年1月,据不完全统计,太行区外来灾民已达2万以上;左权、和东及太南数县安置外来灾民就有6000余人。根据地政府设置招待站,招待过往灾民食宿,命令各县按当地居民3%的标准进行安插,借给他们食物和组织他们参加生产,并对无办法生活者实施赈济。(“太行区1942、43两年的救灾总结”——《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140-141) 但接纳能力有限,灾民过安置过多,亦会影响到根据地存亡。1943年1月30日颁布的《根据地外来灾民登记安置办法》规定,对来根据地之灾民,拥挤于被灾区域者,须有当地县政府协同救委会劝令转回原籍,与敌人进行斗争。豫晋区的干部哀叹:“然而我们也是自顾不暇,爱莫能助啊!” 要把饥肠辘辘的逃荒灾民遣返,谈何容易。有些村子做了一堆煎饼,然后以村为单位开个欢送会,往每个灾民手里塞两张煎饼“礼送”出境。灾民回去也是个死,就跟当地政府打起了“游击”,他们离开甲村却跑去乙村,呆着不走。 豫晋区对“欢送”难民回家工作不力十分不满,批评下面干部均存在着慈悲观点,没有从政治上了解这个问题。1943年春荒严重时期,太行区被迫遣返灾民1万人(《1942年豫晋区工作检查总结》,《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太岳抗日根据地》P199)。1943年春荒严重时期,太行区被迫遣返灾民1万人。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指出1943年救灾中的种种弊病,“必须从实际行动中,体现生产观点,所谓‘生产自救’,不少地区还是停留在纸上或嘴上的口号,否则为什么坐吃山空现象相当不少呢?为什么流氓懒汉得到赈济,而血统农民(特别是贫农)得不到救济呢?为什么有些村干部贪污中饱,轻视劳动,形成抗战‘新贵’。而广大灾民却啼饭唤贫呢?而且经过检查,这些现象并不是个别和偶然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号召克服连续灾荒》,1943年7月24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一》,P321) 冀南区对灾荒亦出现估计不足、反应迟缓的问题。冀南根据地1942年变成游击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全部精力注意敌发展,对灾荒的危险没有足够警惕,指望用借粮和急赈的办法来解决人民的困难,没有从根本上生产备荒来解决问题。直到1943年7月之后,才将全部工作转入生产救灾,但已经形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一个根据地的成长——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发展史》,P170)所以冀南区成为了晋冀鲁豫四大区中饿死人和逃荒数最多的区域,全区死亡人数约20万-30万人,占总人数的6%,逃亡达100万人,占总人口的30%。(《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抗灾救灾工作论述》,陈刚著) 以“人祸”作结有失公允 用相关报道的话说,这场天灾实为“人祸”,是因为“直到白修德的报道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迫于舆论压力,委员长才开始展开救援。但相对于大面积饥荒而言,赈灾粮食如同沧海一粟,更别提还要经过层层贪腐。” 先算一下这“沧海一粟”的经济账吧! 1942年,国民政府直接拨款加平粜基金,加上各种工赈和农业贷款,接近1.5亿元,这还不包括救灾期间金额庞大的各种民间捐款、各县自筹的1亿元多平粜基金、各种水利筑路等工程的雇佣劳力成本、粮食调拨的成本等等。跟政府拨款相关的金额起码近2亿元。 2亿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1942年,中国整个财政收入是52.68亿元左右,2亿元相当于1942年财政支出的3.8%。若以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元计,乘以3.8%,就相当于2011年从财政支出里拿出近4000亿元救灾。抗战期间,每年军费支出占总支出逾半。这2亿元是从军费外开支里挤出来的,确已非常窘迫。 而当年的国民政府做的不止这些。比如1943年2月河南省政府还制定了保护农民土地办法,规定因灾荒而卖当之土地、房产,准五年内以原价赎回。政府将这次救灾工作“明定列为各县县长及各级行政人员重要考成之一”,对于救灾不力的甚至给予免职的处罚(邓拓:《中国救荒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页)。 回顾这场在战况最艰难、财政最困顿年代的天灾,简单地以“这就是一场人祸”作结,显然有失公允。作为中国人民最深重的灾难之一,它值得被更认真地审视。而泡沫一般的“人祸”结论的形成过程,是同样值得探索的另一话题。 (黄道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元鹏、文亮系民间抗战史研究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天石对本文亦有帮助) 凤凰周刊2012年12月25日出版,本年度第36期,转载请联系01065211743 关注凤凰周刊微信、微博,获得更多免费文章阅读权限。

  《新华日报》给出的数据是:“是年大旱,遍及河南全省,全年收成不及十之一二,人民饥饿而死者约计在150万以上,逃荒者约在300万以上。”

,罗斯福总统于1941年签署8985号行政命令,成立审查办公室,任命美联社资深记者拜伦·普雷斯担任主管,负责全美军事新闻、邮件、电讯的审查。美国记者基本都配合了国家的军事新闻制度,鲜少有违反案例。 但中、英、美的这种战时军事新闻审查制度,执行得都不算严格,针贬时弊、抨击政府和官员的报道在抗战时的媒体上随处可见。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记者和撰稿人大量涌入中国,其实很多记者并不遵守中国的战时新闻审查制度,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后来的越战时期的南越。 时至1942年8月,全国大小报刊,各界人士已不断发出河南灾区惨相的报道,呼吁政府速加救济。 1943年3月,自灾区采访归来后,白修德未将稿件送交军事新闻审查机构过目,就通过电报局将稿子发往美国。他在自传中介绍:这位帮他发稿的电报员后来也遭到了处罚。其实,个中原因就是电报员违犯了军事新闻电检法令。 白修德的新闻报道风格属于“幻象派”,类似于当时的美式报告文学,用他的话说,夸张是一种常用的手法。但他对灾区惨状的描述,从后来国民政府和中共根据地的救灾报告来看,虽有文学笔法,基本事实似无太多出入。 而白修德文章的延展性报道、评论、总结,则存在着颇多事实、通识和结论的错误,缺乏专业性和平衡性,而这些材料一再被误引误用。 如他称西方国家能预报天气灾害,中国不能预报,暗指政府无能,其实发达国家也是到上世纪60年代有了气象卫星后才能较准确地预报气象。又如豫灾与后来河南会战的关系(大意为:中国政府被农民抛弃,站到日军一方,致使处于强弩之末的日军于1944年发起的豫湘桂会战,把国民党军队打得全线崩溃,一败涂地),被后世著文者反复引用,但这与事实基本不符(关于此战详情,见本专题文二)。 对灾害的应急以及政府救助的低效、无能、腐败的指责统统无可非议,这是所有前现代国家的通病。发达国家基本克服这些弊病也是在二战之后的事,但也从未躲过被抨击,何况当时的中国是处于战争绝境中的农业国家。白修德的灾区报道也因此被美国报业同行认为是不全面客观,带有浓烈政治倾向的。 政府的救灾与弊病 河南遭灾后,是否长期处于无人问津、孤立无援的境地?事实上,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及全社会,当时都采取了赈灾举措。 1942年8月,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派出专人赶赴重庆,向国民政府陈报灾情,省民政厅也连电中央请拨专款赈灾。当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拨付约计2亿元左右用于赈灾。 紧急情况下甚至还有他款可以挪用,如第一战区长官部发还河南省的军事征用工料价款300万元,改用来赈灾。河南省政府方面,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命全省党政军各捐口粮一部分,给各乡镇设粥场。1943年春节,李培基亲往鲁山北关琴台广场召集老弱病残灾民排成南北队,每人发给30元。 当时的救灾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42年1月至10月间,调查灾情,拟订救灾计划与办法;第二阶段自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按已定计划分别实施,以赈款、赈粮、平粜为主;第三阶段自1943年2月至6月,救灾工作最紧时期,以工赈、扶植生产为主,以乡镇为单位普设粥厂汤厂,大量配发救荒食品。 当时国民政府在救济灾民方面,采取了下列措施: 设立灾民收容所,帮助灾民迁徙,出境谋生。制订难民收容程序,一要接送政府组织疏散的难民;二要聚合、收容自发逃亡的难民。1943年前由收容所登记收容遣送的难民总数达10余万人。各县将确无生路的灾别编组登记,发放证明,遣送到邻省就食,其中赴陕灾民约32万,赴鄂灾民2.2万。 设立粥厂,查放余粮,发分赈谷。灾民面临急迫问题是饥饿,粥厂多设在灾民过往居多的路口或铁路沿线。当时蒋介石令河南省政府于陇海铁路沿线重要地点设立粥厂救济灾民,总计各县共设立大小粥厂4000多处。 河南省通知各县所有大户存粮除应缴征实征购积谷、种子及自食外,应即一律予以查封,贷借灾民或令平价出售。《河南省各区查放余粮情形报告》提到,河南八区查放仓谷余粮数目总计达35万石。豫省曾三次开仓贷谷,其中第三次是在1943年3月春荒严重之际,河南省府当时令各县速将现存历年来积谷合计33万石散发给灾民。 其他方面的赈灾措施还有“办理平粜、举办工赈、发放农业贷款、节食救灾”。从陕、皖、鄂总共购进的平粜粮2405万斤,先后被拨交各运销站,配销各县。 当时奉蒋的命令,河南省各部队、团体搞起“一把米运动”,每人每日节约一小匙米,以济灾民。驻河南军队则有节食救灾举措,三月为期,1942年12月份开始节食,各部队节食省出来的小麦共300万斤用于赈灾。 紧急情况下,军粮调拨赈灾也有发生,河南省粮政局与第一战区兵站总监部及各县平粜委员会拟定军粮调拨办法,分别贷放鲁山、南召等六县,共计拨借35000包,供灾民食用。 当时,各层级政府官员在赈灾中低效、无能、腐败的现象确实如电影所说,屡见不鲜。蒋介石1943年4月的两篇日记中记录了对官员办事潦草的责备,以及对灾情惨烈的感慨:“郑州沿途浅葬暴骨为狗所食之惨状,严电蒋、汤。又,郑州专员与司令谄事外人,日与谎报灾情”“河南灾区饿殍载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天乎!若不使倭寇从速败亡,若再延长一年之后,则中国万难支持,势必受无穷羞耻,不能完成上帝赋予之使命。奈何!苍天,上帝速救我危亡乎!” 除此之外,作为前线的河南,在抗战期间的负担仅次于大后方的四川,这也是事实。以对灾民切身相关的征粮为例,1941年,在河南征收粮食总额为493万石。1942年,考虑到河南灾情,配征额减至250万石,减免约近50%,对于收成只及常年三成的灾区来说,负担仍属太重;而当年实征收额为311万余石,实际减免额为36%。1941年全省征收省级公粮40万石,1942年不但未见减少,反而增加到60万石。 关于这个问题,后世有诸多批评,不过却忽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背景:东南沿海一带本是占中国政府财政收入90%的关税、盐税、统税的主要来源地,自1940年代初沦陷后,当局财政收入急剧下降。若要坚持抗战,钱粮是首要条件,扩大财源和保证军粮本为急需问题。 此时的中国只有农业资源可挖掘,粮食兼具解决财政和军粮问题的双重属性,1940年之后的“征粮”涵义已不同于此前的“征粮”。在“三税”急降大半后,国民政府以粮食“三征”(征实、征购、征借)的举措补偿财政,由于每年所得超过同期政府税收的3倍多,所以有人干脆称征粮实为抗战后期的“单一税源”,或称抗战财政为“粮食财政”也毫不为过。毫不夸张地说,不征粮,抗战即死。 在当时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同样面临这个严峻的难题。 中共根据地的救灾与困难 河南大旱,中共控制的晋冀鲁豫地区被广泛波及,也遭受惨重损失。对此,中共文件多有反映,可以透视出大旱之一斑。 中共晋冀鲁豫根据地分为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行政区,在这次大灾中无一幸免,普遍歉收,受灾严重地区收成只有三四成,最严重地区绝收。 曾任中共冀鲁豫行署副主任的徐达本在一封信中描述:“现在灾民的生活,能吃糠、花生、稻子、棉籽物都算有办法,而其大部是三天二天的不开锅不动烟火。一部分人对生活不感兴趣,尽想死的办法:有的全家睡到炕上不起,等饿死在炕上,有自己烧死的,有自己挖坑等着死了有地方安息的。” 当时中共报告多次用“罕见”形容这次天灾,冀南地委在总结中写道:“特别严重的是去年与前年的灾荒给我们困难更大,估计两年死亡人口二三十万,畜力外流,重灾区几乎完全没有牲口。”(《中共冀南区党委对于地委书记联席会议的总结》,《冀南历史文献选编》,P474页) 中共冀南行署主任的宋任穷在1943年底的报告中提到:“在重灾下人口死亡占总数的5%,特种灾区更加严重,企之县二区14000人,死亡2500人,占17%;广丘县死亡14%,四区死亡32%;东和固1772人,死亡542人,占42%强;又企之县七村7500人,死亡700人。不是全被饿死,而大部是病死。人口之整个减少重者占70%,牲口之减少重灾区占90%以上。”(《冀南游击战争的坚持与灾荒问题》,《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下,P160页) 部队夜间走入重灾区时,就如进入了死城,所能听到唯一有些生气的声息,就是自己的脚步声。几乎所有村庄和房屋都寂无一人。推门进去,只见野草丛生,一片荒芜,各种家具,如桌椅板凳橱柜等,都凌乱不堪地弃置着,说明主人曾经想把他们拿去变卖,但后来已无力移动放归原处。 在家具旁边往往就是倒毙的尸体,这些人正是从事某种活动时,比如挪动一件家具或正迈出房门,就地死去的。有些人则忍受不了这种苦难上吊自杀。因为无人善后,尸体还挂在房梁或者院中的树上,黑黢黢的,甚是恐怖。 在重灾区,很少能碰到什么活的生物,只有老鼠例外。夜间行军时,常常会看到一大片一大片灰褐色的东西,如波浪一般滚滚移动,那便是转移就食的老鼠群。(《《一个根据地的成长》P163-164)。 这些不是电影《生化危机》里的镜头,而是中共根据地文件档案里信手拈来的片段,可见灾荒之惨烈。 据统计,晋冀鲁豫根据地因为此次大灾,受灾群众达到150万~160万人,饿死或因灾而死的人数在35万~45万之间,逃荒者百万以上,也就是说几乎所有受灾群众非死即逃。 面对如此大灾,中共根据地也进行了相应的救灾措施。 最早的措施是抢种,1942年的旱灾在春季已经出现,7月份,八路军各部队根据野战政治部的紧急训令,帮助群众补种杂粮,抢种蔬菜。7月中旬,太行北部地区下暴雨,当地党政军民抢救了一批禾苗,补种了一批杂粮和蔬菜。 1942年秋收后才有了首度直接应对灾害的措施—免粮,给五、六两专区减免公粮45000   这些数字应该都是不完全统计,确切的死亡人数因为当时河南三种力量并存的状态,难以得到。至1938年底,河南大半县市已在日军的占领之下,作家刘震云的故乡延津县所在的第四行政区,1938年3月已属于日占区。据粗略统计,至1943年底,有63县沦陷,全省战场面积达15万平方公里。白修德估计的全省有300万左右的人饿死,后来被广泛引用。

   抗战时期,日军占据河南北部的安阳、南部的信阳以及东部开封等地,分别扼住了河南通往日军占领的基本区域河北、武汉、济南等地的咽喉。

石。1943年麦收时,又给一、五、六专区减免公粮15500石。而至大灾之势已成的1942年10月,拨出过须偿还的无息贷款10万元给灾民。 除了急赈和低利、无利借贷粮款之外,以工代赈是根据地救济灾民的主要手段之一。边区政府提出“救灾不救懒汉”的口号,希望通过自救和耕种抢种渡过灾荒年。 抗战期间,不管对哪方来说,粮食都是军事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实际上哪方都无法过多减免。由于面对一场多年罕见的战时天灾,中共的文件也指出,根据地救灾亦存在诸多困难与不足。 太行区的救灾工作口号是“不饿死一个人”,但减免公粮所占比例仍不高,1942年该区减免公粮5.6万余石,征收公粮为58.8万石(《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P172、《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P356)。 在屯粮方面,从1942年11月起到1943年10月底,除了减免五、六专区5.35万石之外,实屯数达到原概算96.5%。(“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1943年9月12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52)。除了重灾区之外,其他地区如受灾的一、四专区并没有减轻负担。就算受灾严重的五分区,减免幅度仍然微乎其微,1942年每人平均负担一斗六升,1943年每人仍然要负担一斗五升,每人只减轻约6%(《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三》P105)。 《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报告承认,“1942年度的征收工作,成绩甚好,是空前的一年,不只完成计划,而且超过任务额,打破了几年来的征收纪录。” 自身就已自顾不暇,外来灾民更加重了根据地负担。仅在1943年1月,据不完全统计,太行区外来灾民已达2万以上;左权、和东及太南数县安置外来灾民就有6000余人。根据地政府设置招待站,招待过往灾民食宿,命令各县按当地居民3%的标准进行安插,借给他们食物和组织他们参加生产,并对无办法生活者实施赈济。(“太行区1942、43两年的救灾总结”——《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140-141) 但接纳能力有限,灾民过安置过多,亦会影响到根据地存亡。1943年1月30日颁布的《根据地外来灾民登记安置办法》规定,对来根据地之灾民,拥挤于被灾区域者,须有当地县政府协同救委会劝令转回原籍,与敌人进行斗争。豫晋区的干部哀叹:“然而我们也是自顾不暇,爱莫能助啊!” 要把饥肠辘辘的逃荒灾民遣返,谈何容易。有些村子做了一堆煎饼,然后以村为单位开个欢送会,往每个灾民手里塞两张煎饼“礼送”出境。灾民回去也是个死,就跟当地政府打起了“游击”,他们离开甲村却跑去乙村,呆着不走。 豫晋区对“欢送”难民回家工作不力十分不满,批评下面干部均存在着慈悲观点,没有从政治上了解这个问题。1943年春荒严重时期,太行区被迫遣返灾民1万人(《1942年豫晋区工作检查总结》,《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太岳抗日根据地》P199)。1943年春荒严重时期,太行区被迫遣返灾民1万人。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指出1943年救灾中的种种弊病,“必须从实际行动中,体现生产观点,所谓‘生产自救’,不少地区还是停留在纸上或嘴上的口号,否则为什么坐吃山空现象相当不少呢?为什么流氓懒汉得到赈济,而血统农民(特别是贫农)得不到救济呢?为什么有些村干部贪污中饱,轻视劳动,形成抗战‘新贵’。而广大灾民却啼饭唤贫呢?而且经过检查,这些现象并不是个别和偶然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号召克服连续灾荒》,1943年7月24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一》,P321) 冀南区对灾荒亦出现估计不足、反应迟缓的问题。冀南根据地1942年变成游击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全部精力注意敌发展,对灾荒的危险没有足够警惕,指望用借粮和急赈的办法来解决人民的困难,没有从根本上生产备荒来解决问题。直到1943年7月之后,才将全部工作转入生产救灾,但已经形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一个根据地的成长——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发展史》,P170)所以冀南区成为了晋冀鲁豫四大区中饿死人和逃荒数最多的区域,全区死亡人数约20万-30万人,占总人数的6%,逃亡达100万人,占总人口的30%。(《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抗灾救灾工作论述》,陈刚著) 以“人祸”作结有失公允 用相关报道的话说,这场天灾实为“人祸”,是因为“直到白修德的报道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迫于舆论压力,委员长才开始展开救援。但相对于大面积饥荒而言,赈灾粮食如同沧海一粟,更别提还要经过层层贪腐。” 先算一下这“沧海一粟”的经济账吧! 1942年,国民政府直接拨款加平粜基金,加上各种工赈和农业贷款,接近1.5亿元,这还不包括救灾期间金额庞大的各种民间捐款、各县自筹的1亿元多平粜基金、各种水利筑路等工程的雇佣劳力成本、粮食调拨的成本等等。跟政府拨款相关的金额起码近2亿元。 2亿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1942年,中国整个财政收入是52.68亿元左右,2亿元相当于1942年财政支出的3.8%。若以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元计,乘以3.8%,就相当于2011年从财政支出里拿出近4000亿元救灾。抗战期间,每年军费支出占总支出逾半。这2亿元是从军费外开支里挤出来的,确已非常窘迫。 而当年的国民政府做的不止这些。比如1943年2月河南省政府还制定了保护农民土地办法,规定因灾荒而卖当之土地、房产,准五年内以原价赎回。政府将这次救灾工作“明定列为各县县长及各级行政人员重要考成之一”,对于救灾不力的甚至给予免职的处罚(邓拓:《中国救荒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页)。 回顾这场在战况最艰难、财政最困顿年代的天灾,简单地以“这就是一场人祸”作结,显然有失公允。作为中国人民最深重的灾难之一,它值得被更认真地审视。而泡沫一般的“人祸”结论的形成过程,是同样值得探索的另一话题。 (黄道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元鹏、文亮系民间抗战史研究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天石对本文亦有帮助) 凤凰周刊2012年12月25日出版,本年度第36期,转载请联系01065211743 关注凤凰周刊微信、微博,获得更多免费文章阅读权限。

   据中共根据地的记载:1942年后,大批灾民离家逃荒,日军为防止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灾民进入其占领区,影响控制稳定,采取封锁政策,灾民无法向日占区或经日占区向外流动。同时,日军为应对灾荒,还将灾民往大后方、敌后根据地驱赶,当时,被驱赶逃荒进入国共控制区域的灾民不下300万人,进一步加大了这两个区域的救灾压力。

石。1943年麦收时,又给一、五、六专区减免公粮15500石。而至大灾之势已成的1942年10月,拨出过须偿还的无息贷款10万元给灾民。 除了急赈和低利、无利借贷粮款之外,以工代赈是根据地救济灾民的主要手段之一。边区政府提出“救灾不救懒汉”的口号,希望通过自救和耕种抢种渡过灾荒年。 抗战期间,不管对哪方来说,粮食都是军事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实际上哪方都无法过多减免。由于面对一场多年罕见的战时天灾,中共的文件也指出,根据地救灾亦存在诸多困难与不足。 太行区的救灾工作口号是“不饿死一个人”,但减免公粮所占比例仍不高,1942年该区减免公粮5.6万余石,征收公粮为58.8万石(《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P172、《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P356)。 在屯粮方面,从1942年11月起到1943年10月底,除了减免五、六专区5.35万石之外,实屯数达到原概算96.5%。(“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1943年9月12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52)。除了重灾区之外,其他地区如受灾的一、四专区并没有减轻负担。就算受灾严重的五分区,减免幅度仍然微乎其微,1942年每人平均负担一斗六升,1943年每人仍然要负担一斗五升,每人只减轻约6%(《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三》P105)。 《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报告承认,“1942年度的征收工作,成绩甚好,是空前的一年,不只完成计划,而且超过任务额,打破了几年来的征收纪录。” 自身就已自顾不暇,外来灾民更加重了根据地负担。仅在1943年1月,据不完全统计,太行区外来灾民已达2万以上;左权、和东及太南数县安置外来灾民就有6000余人。根据地政府设置招待站,招待过往灾民食宿,命令各县按当地居民3%的标准进行安插,借给他们食物和组织他们参加生产,并对无办法生活者实施赈济。(“太行区1942、43两年的救灾总结”——《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140-141) 但接纳能力有限,灾民过安置过多,亦会影响到根据地存亡。1943年1月30日颁布的《根据地外来灾民登记安置办法》规定,对来根据地之灾民,拥挤于被灾区域者,须有当地县政府协同救委会劝令转回原籍,与敌人进行斗争。豫晋区的干部哀叹:“然而我们也是自顾不暇,爱莫能助啊!” 要把饥肠辘辘的逃荒灾民遣返,谈何容易。有些村子做了一堆煎饼,然后以村为单位开个欢送会,往每个灾民手里塞两张煎饼“礼送”出境。灾民回去也是个死,就跟当地政府打起了“游击”,他们离开甲村却跑去乙村,呆着不走。 豫晋区对“欢送”难民回家工作不力十分不满,批评下面干部均存在着慈悲观点,没有从政治上了解这个问题。1943年春荒严重时期,太行区被迫遣返灾民1万人(《1942年豫晋区工作检查总结》,《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太岳抗日根据地》P199)。1943年春荒严重时期,太行区被迫遣返灾民1万人。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指出1943年救灾中的种种弊病,“必须从实际行动中,体现生产观点,所谓‘生产自救’,不少地区还是停留在纸上或嘴上的口号,否则为什么坐吃山空现象相当不少呢?为什么流氓懒汉得到赈济,而血统农民(特别是贫农)得不到救济呢?为什么有些村干部贪污中饱,轻视劳动,形成抗战‘新贵’。而广大灾民却啼饭唤贫呢?而且经过检查,这些现象并不是个别和偶然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号召克服连续灾荒》,1943年7月24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一》,P321) 冀南区对灾荒亦出现估计不足、反应迟缓的问题。冀南根据地1942年变成游击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全部精力注意敌发展,对灾荒的危险没有足够警惕,指望用借粮和急赈的办法来解决人民的困难,没有从根本上生产备荒来解决问题。直到1943年7月之后,才将全部工作转入生产救灾,但已经形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一个根据地的成长——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发展史》,P170)所以冀南区成为了晋冀鲁豫四大区中饿死人和逃荒数最多的区域,全区死亡人数约20万-30万人,占总人数的6%,逃亡达100万人,占总人口的30%。(《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抗灾救灾工作论述》,陈刚著) 以“人祸”作结有失公允 用相关报道的话说,这场天灾实为“人祸”,是因为“直到白修德的报道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迫于舆论压力,委员长才开始展开救援。但相对于大面积饥荒而言,赈灾粮食如同沧海一粟,更别提还要经过层层贪腐。” 先算一下这“沧海一粟”的经济账吧! 1942年,国民政府直接拨款加平粜基金,加上各种工赈和农业贷款,接近1.5亿元,这还不包括救灾期间金额庞大的各种民间捐款、各县自筹的1亿元多平粜基金、各种水利筑路等工程的雇佣劳力成本、粮食调拨的成本等等。跟政府拨款相关的金额起码近2亿元。 2亿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1942年,中国整个财政收入是52.68亿元左右,2亿元相当于1942年财政支出的3.8%。若以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元计,乘以3.8%,就相当于2011年从财政支出里拿出近4000亿元救灾。抗战期间,每年军费支出占总支出逾半。这2亿元是从军费外开支里挤出来的,确已非常窘迫。 而当年的国民政府做的不止这些。比如1943年2月河南省政府还制定了保护农民土地办法,规定因灾荒而卖当之土地、房产,准五年内以原价赎回。政府将这次救灾工作“明定列为各县县长及各级行政人员重要考成之一”,对于救灾不力的甚至给予免职的处罚(邓拓:《中国救荒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页)。 回顾这场在战况最艰难、财政最困顿年代的天灾,简单地以“这就是一场人祸”作结,显然有失公允。作为中国人民最深重的灾难之一,它值得被更认真地审视。而泡沫一般的“人祸”结论的形成过程,是同样值得探索的另一话题。 (黄道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元鹏、文亮系民间抗战史研究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天石对本文亦有帮助) 凤凰周刊2012年12月25日出版,本年度第36期,转载请联系01065211743 关注凤凰周刊微信、微博,获得更多免费文章阅读权限。    不过,对日占区内部在灾荒时的详情,目前仍缺乏深入研究。虽然有相关研究者在日文网站上看到来源不详地粗略提及日占区内有过放粮救灾举动,但在除此之外的1942年日文相关文件中并未再见到日军发军粮一说。中文资料中,伪新河南日报社社长、伪河南省宣传处长及省新民会事务部长邢汉三所著的《日伪统治河南见闻录》中,对日占区的赈灾治蝗举措有过相对详细的记载。但在国内研究者对其的评述中,这些举措被认为是收效甚微的。

    如果刘震云对家乡的记载属实,倒是可以由此一窥日占区(沦陷区)灾民的惨况—只不过在报告文学和电影中,他家乡的日占区背景被误认为国统区。

? 编者按:1942另一面 近日,冯小刚根据刘震云的报告文学作品《温故1942》改编的电影《1942》上映,完成了自己多年的夙愿,引起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关注和热议。“温故知丑,以史为鉴”,是媒体替冯小刚总结出来的拍片宗旨。 其实,电影面世前,来自这本报告文学的颇多“段子”多年来已常被人们提及和引用,譬如“日军开进刘震云家乡放粮救灾”“这次灾荒导致中国政府大失人心,后来的河南会战中日本仅用六万军队,就歼灭了三十万中国军队”“五万中国军队被河南农民缴械”……随着段子传播越来越广,它们倒像是其来源与真实性无需检验的史料一样,经常被媒体引用和发挥,甚至依此构建出某些价值体系。文艺作品不妨虚构,不过,打着“以史为鉴”的旗号,还是需要做经得起检验的考据。 本刊为此请多位相关领域的长期研究者,各展其长,根据有据可查的史料试图重构这场大灾。诚如电影所言,国民政府当时的确存在反应迟缓及贪腐现象,但事实的另一面同样需要被了解,包括当时并存于河南的日占区、国统区、中共根据地三种力量各自经历了怎样的冲击,包括灾年中国的抗战实况及其对大灾的影响,包括灾情披露及救灾过程的真实经过,也包括电影及文学素材提供者—美国人白修德书写历史的全过程。 在多位国内著名民国史研究者眼中,这场大灾以“这就是一场人祸”作结显然有失公允,当年的中国有远不为大众所知的另一面。而“人祸”结论的形成过程,是同样值得探讨的另一话题。 温故豫灾1942 特约撰稿员/黄道炫唐元鹏文亮 1942年,无论地缘政治、对日战争还是国内政局,无疑是令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大哀大喜、交相起伏的一年。 前一年,皖南事变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国民政府和中共表面上的团结已难以为继。 至1942年,中国沿海地区和大部分产粮区早被日军占领,财税基地丧失过半。海外贸易断绝,军队的弹药武器和军用物资奇缺。伴随战争而来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情形不断恶化,国家财政已到濒临崩溃境地。 1940年,因日军进攻越南,中国陆上补给交通线—桂越线中断。1942年5月日军攻入缅甸,最后一条陆上补给线—滇缅线也中断,日本完成对华军事战略包围。 苏联为避免两线作战,抗战前曾同意资助中国对日作战,但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苏方承认日占中国东北地区为“满洲国”,日本承认苏占蒙古,随后苏援断绝。 …… 就在这样内外极度交困的环境中,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战第五个年头。所幸1941年12月爆发太平洋战争,美国全面介入二战,蒋介石的“苦撑待变”战略等来结果。可是美国援助中国抗战需要交通线,海陆交通已被堵死,物资根本运不进来,仅靠中美开辟的“驼峰航线”空中运输,对整个中国抗战局势仅是杯水车薪。 就在这一年,作为抗战前线(战区)的河南省迎来抗战最惨烈的时期。连续两年全境旱、涝、蝗灾不绝,波及到冀南、晋东南、鲁西地区,1942年中后期,灾情恶化至极点。 河南当时处于日占区、国统区、中共根据地三种力量犬牙交错的状态,三方地盘皆经受了这次大灾的冲击。 战争中的特大旱灾 河南地界,属北亚热带和暖温带过渡气候,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高压(干、冷)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湿、暖)的季节性位移,造成河南气候多变,骤涝长旱特征明显,自古就是水旱灾多发的省份。 自公元1279~1911年的600余年间,河南曾出现过大旱88年,平均6~7年一遇,大涝69年,平均8~9年一遇。公元1001~1948年共发生蝗害215次,平均每4年多就有一次蝗害发生;而1913~1948年间共有35年发生蝗灾,几乎每年都有蝗灾记载,其中重大蝗灾即有8次。 从明末到民国300年间,河南发生的三次特大旱灾对人口与经济造成严重损失。明崇祯十至十四年(1637~1641年)大旱,延续时间长、范围广,灾民“以树皮、白土、雁屎充饥,以柿蒂、蒺藜、牛马为食,骨肉相食,死者相继,村舍十室九空”。 清光绪二至四年(1876~1878)大旱,全省87个厅、州、县报灾,“赤地千里,人犬相食”,饿死者近200万人。 民国时期的38年中,河南全省出现大旱、特大旱灾8次,1942年大旱尤为严重。 根据当时气象资料统计,这一年河南全省降水量较正常年份偏少4~6成。临汝、禹县、界首诸县降水量只及常年平均值47%、58%、41%。1942年大旱始自1941年,至1942发展至高潮,全省受害县份就达74个,为历史所罕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称其为“光绪皇帝以来最严重的旱灾”。 1943年秋,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在《河南省灾情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中指出,这次旱灾“以第一、第五两行政区所辖各县最重,第六、第七、第十等行政区所辖各县次之。第一行政区以广武、郑州、尉氏、长葛、禹县等5县最重,密县、汜水、新郑、中牟、洧川、荥阳等6县次之。第五行政区以许昌、临颍、鄢陵、襄城县等4县最重,郾城、宝丰、郏县、临汝、鲁山等5县次之”,在其统计的5个行政区29个县中,死亡人数共148万余人。 《新华日报》给出的数据是:“是年大旱,遍及河南全省,全年收成不及十之一二,人民饥饿而死者约计在150万以上,逃荒者约在300万以上。” 这些数字应该都是不完全统计,确切的死亡人数因为当时河南三种力量并存的状态,难以得到。至1938年底,河南大半县市已在日军的占领之下,作家刘震云的故乡延津县所在的第四行政区,1938年3月已属于日占区。据粗略统计,至1943年底,有63县沦陷,全省战场面积达15万平方公里。白修德估计的全省有300万左右的人饿死,后来被广泛引用。 抗战时期,日军占据河南北部的安阳、南部的信阳以及东部开封等地,分别扼住了河南通往日军占领的基本区域河北、武汉、济南等地的咽喉。 据中共根据地的记载:1942年后,大批灾民离家逃荒,日军为防止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灾民进入其占领区,影响控制稳定,采取封锁政策,灾民无法向日占区或经日占区向外流动。同时,日军为应对灾荒,还将灾民往大后方、敌后根据地驱赶,当时,被驱赶逃荒进入国共控制区域的灾民不下300万人,进一步加大了这两个区域的救灾压力。 不过,对日占区内部在灾荒时的详情,目前仍缺乏深入研究。虽然有相关研究者在日文网站上看到来源不详地粗略提及日占区内有过放粮救灾举动,但在除此之外的1942年日文相关文件中并未再见到日军发军粮一说。中文资料中,伪新河南日报社社长、伪河南省宣传处长及省新民会事务部长邢汉三所著的《日伪统治河南见闻录》中,对日占区的赈灾治蝗举措有过相对详细的记载。但在国内研究者对其的评述中,这些举措被认为是收效甚微的。 如果刘震云对家乡的记载属实,倒是可以由此一窥日占区(沦陷区)灾民的惨况—只不过在报告文学和电影中,他家乡的日占区背景被误认为国统区。 无论赈灾状况为何,在当时的中国,为支持战争,无论是大后方还是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因战事所需无一不加强了对民间的征发。抗战时期,无论是前线还是后方,生产都出现大幅度下降,根由就在于战争带来的破坏和过度征发。河南处于对日抵抗的前方,常常遭遇日军的“扫荡”和骚扰,人民负担更加沉重,粮食征发仅次于四川,在全国居第二位。可以想象当灾荒到来时,失去抵御能力的人们会以多快的速度陷于饥馑。 灾情披露 灾荒发生后,国民政府对灾情预计不足,反应的确迟缓。 1942年初刚刚上任的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虽然向中央政府报告了河南灾情,但并未积极申请减免税赋,反而要求授予镇压“奸佞匪盗闹事”的紧急处分权。 河南属于第一战区,战区司令蒋鼎文本不是地方官,但越俎代庖,向中央政府陈情并指责地方官轻报灾情、救灾不力。但在刘震云的作品与冯小刚的电影中,蒋鼎文与李培基二人的历史角色和真实表现可以说是完全弄颠倒了。 当时,除了蒋鼎文,河南前省主席刘镇华亦联合众多名流上书中央,要求赈灾。 根据报告文学及电影里的说法,灾害消息被严密封锁,直到白修德1943年3月在《时代》周刊登载了豫灾报道后,才引起中外关注,展开救灾行动。不过,更为客观的表述应是:白修德的报道,以外电的影响力推动中外更加重视灾情,向官方施加了更大压力,无疑在推动救助活动扩大规模方面有功劳,但要说是他突破封锁把灾情捅破才导致救灾却不符合事实。 首先,白修德赴河南战区采访,也是获得了军方新闻审查机构的批准才能成行。 其次,白修德也是在看到中国国内报道、听到记者朋友的说法以后,才于1943年2月底赴河南采访的。1942年9月30日,《大公报》发表了题为《行政院决议救济豫灾》的消息,1942年12月28日,《大公报》登载了记者王工碧的《河南灾荒目睹记》,总编辑王芸生还配发了长篇社论。至1943年2月1日,《大公报》记者张高峰的《豫灾实录》登载,再次披露河南大灾中的惨烈状况,第二天王芸生发表了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长篇社论。 《大公报》这次遭到停刊三日的处罚,倒不是因报道灾荒和呼吁赈灾,军委会新闻检查局给出的处罚理由是“攻击救灾弱点和战时限价政策”,认为有打击抗战民心士气之嫌。同年底,军委会新闻检查局给出关于灾荒报道的注意事项—不得过度渲染,但对救灾和捐款等呼吁方面的报道一律给予放行。 值得一提的是,军事新闻审查部门的处置是否妥当暂且不论,但此事后来在传播和引用中被无限延伸和放大,甚至成为不准报道灾荒的铁证。其实在那个年代,军事新闻审查制度并不是国民政府的发明。自一战开始,欧美国家除了实行战时统制经济,还实行了军事(战地)新闻审查制度,涉及军事、战区甚至能影响战争全局的新闻报道均要送审,其目的是要信息必须服务于战争全局。 二战中,美国参战以后

    无论赈灾状况为何,在当时的中国,为支持战争,无论是大后方还是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因战事所需无一不加强了对民间的征发。抗战时期,无论是前线还是后方,生产都出现大幅度下降,根由就在于战争带来的破坏和过度征发。河南处于对日抵抗的前方,常常遭遇日军的“扫荡”和骚扰,人民负担更加沉重,粮食征发仅次于四川,在全国居第二位。可以想象当灾荒到来时,失去抵御能力的人们会以多快的速度陷于饥馑。

? 编者按:1942另一面 近日,冯小刚根据刘震云的报告文学作品《温故1942》改编的电影《1942》上映,完成了自己多年的夙愿,引起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关注和热议。“温故知丑,以史为鉴”,是媒体替冯小刚总结出来的拍片宗旨。 其实,电影面世前,来自这本报告文学的颇多“段子”多年来已常被人们提及和引用,譬如“日军开进刘震云家乡放粮救灾”“这次灾荒导致中国政府大失人心,后来的河南会战中日本仅用六万军队,就歼灭了三十万中国军队”“五万中国军队被河南农民缴械”……随着段子传播越来越广,它们倒像是其来源与真实性无需检验的史料一样,经常被媒体引用和发挥,甚至依此构建出某些价值体系。文艺作品不妨虚构,不过,打着“以史为鉴”的旗号,还是需要做经得起检验的考据。 本刊为此请多位相关领域的长期研究者,各展其长,根据有据可查的史料试图重构这场大灾。诚如电影所言,国民政府当时的确存在反应迟缓及贪腐现象,但事实的另一面同样需要被了解,包括当时并存于河南的日占区、国统区、中共根据地三种力量各自经历了怎样的冲击,包括灾年中国的抗战实况及其对大灾的影响,包括灾情披露及救灾过程的真实经过,也包括电影及文学素材提供者—美国人白修德书写历史的全过程。 在多位国内著名民国史研究者眼中,这场大灾以“这就是一场人祸”作结显然有失公允,当年的中国有远不为大众所知的另一面。而“人祸”结论的形成过程,是同样值得探讨的另一话题。 温故豫灾1942 特约撰稿员/黄道炫唐元鹏文亮 1942年,无论地缘政治、对日战争还是国内政局,无疑是令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大哀大喜、交相起伏的一年。 前一年,皖南事变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国民政府和中共表面上的团结已难以为继。 至1942年,中国沿海地区和大部分产粮区早被日军占领,财税基地丧失过半。海外贸易断绝,军队的弹药武器和军用物资奇缺。伴随战争而来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情形不断恶化,国家财政已到濒临崩溃境地。 1940年,因日军进攻越南,中国陆上补给交通线—桂越线中断。1942年5月日军攻入缅甸,最后一条陆上补给线—滇缅线也中断,日本完成对华军事战略包围。 苏联为避免两线作战,抗战前曾同意资助中国对日作战,但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苏方承认日占中国东北地区为“满洲国”,日本承认苏占蒙古,随后苏援断绝。 …… 就在这样内外极度交困的环境中,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战第五个年头。所幸1941年12月爆发太平洋战争,美国全面介入二战,蒋介石的“苦撑待变”战略等来结果。可是美国援助中国抗战需要交通线,海陆交通已被堵死,物资根本运不进来,仅靠中美开辟的“驼峰航线”空中运输,对整个中国抗战局势仅是杯水车薪。 就在这一年,作为抗战前线(战区)的河南省迎来抗战最惨烈的时期。连续两年全境旱、涝、蝗灾不绝,波及到冀南、晋东南、鲁西地区,1942年中后期,灾情恶化至极点。 河南当时处于日占区、国统区、中共根据地三种力量犬牙交错的状态,三方地盘皆经受了这次大灾的冲击。 战争中的特大旱灾 河南地界,属北亚热带和暖温带过渡气候,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高压(干、冷)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湿、暖)的季节性位移,造成河南气候多变,骤涝长旱特征明显,自古就是水旱灾多发的省份。 自公元1279~1911年的600余年间,河南曾出现过大旱88年,平均6~7年一遇,大涝69年,平均8~9年一遇。公元1001~1948年共发生蝗害215次,平均每4年多就有一次蝗害发生;而1913~1948年间共有35年发生蝗灾,几乎每年都有蝗灾记载,其中重大蝗灾即有8次。 从明末到民国300年间,河南发生的三次特大旱灾对人口与经济造成严重损失。明崇祯十至十四年(1637~1641年)大旱,延续时间长、范围广,灾民“以树皮、白土、雁屎充饥,以柿蒂、蒺藜、牛马为食,骨肉相食,死者相继,村舍十室九空”。 清光绪二至四年(1876~1878)大旱,全省87个厅、州、县报灾,“赤地千里,人犬相食”,饿死者近200万人。 民国时期的38年中,河南全省出现大旱、特大旱灾8次,1942年大旱尤为严重。 根据当时气象资料统计,这一年河南全省降水量较正常年份偏少4~6成。临汝、禹县、界首诸县降水量只及常年平均值47%、58%、41%。1942年大旱始自1941年,至1942发展至高潮,全省受害县份就达74个,为历史所罕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称其为“光绪皇帝以来最严重的旱灾”。 1943年秋,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在《河南省灾情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中指出,这次旱灾“以第一、第五两行政区所辖各县最重,第六、第七、第十等行政区所辖各县次之。第一行政区以广武、郑州、尉氏、长葛、禹县等5县最重,密县、汜水、新郑、中牟、洧川、荥阳等6县次之。第五行政区以许昌、临颍、鄢陵、襄城县等4县最重,郾城、宝丰、郏县、临汝、鲁山等5县次之”,在其统计的5个行政区29个县中,死亡人数共148万余人。 《新华日报》给出的数据是:“是年大旱,遍及河南全省,全年收成不及十之一二,人民饥饿而死者约计在150万以上,逃荒者约在300万以上。” 这些数字应该都是不完全统计,确切的死亡人数因为当时河南三种力量并存的状态,难以得到。至1938年底,河南大半县市已在日军的占领之下,作家刘震云的故乡延津县所在的第四行政区,1938年3月已属于日占区。据粗略统计,至1943年底,有63县沦陷,全省战场面积达15万平方公里。白修德估计的全省有300万左右的人饿死,后来被广泛引用。 抗战时期,日军占据河南北部的安阳、南部的信阳以及东部开封等地,分别扼住了河南通往日军占领的基本区域河北、武汉、济南等地的咽喉。 据中共根据地的记载:1942年后,大批灾民离家逃荒,日军为防止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灾民进入其占领区,影响控制稳定,采取封锁政策,灾民无法向日占区或经日占区向外流动。同时,日军为应对灾荒,还将灾民往大后方、敌后根据地驱赶,当时,被驱赶逃荒进入国共控制区域的灾民不下300万人,进一步加大了这两个区域的救灾压力。 不过,对日占区内部在灾荒时的详情,目前仍缺乏深入研究。虽然有相关研究者在日文网站上看到来源不详地粗略提及日占区内有过放粮救灾举动,但在除此之外的1942年日文相关文件中并未再见到日军发军粮一说。中文资料中,伪新河南日报社社长、伪河南省宣传处长及省新民会事务部长邢汉三所著的《日伪统治河南见闻录》中,对日占区的赈灾治蝗举措有过相对详细的记载。但在国内研究者对其的评述中,这些举措被认为是收效甚微的。 如果刘震云对家乡的记载属实,倒是可以由此一窥日占区(沦陷区)灾民的惨况—只不过在报告文学和电影中,他家乡的日占区背景被误认为国统区。 无论赈灾状况为何,在当时的中国,为支持战争,无论是大后方还是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因战事所需无一不加强了对民间的征发。抗战时期,无论是前线还是后方,生产都出现大幅度下降,根由就在于战争带来的破坏和过度征发。河南处于对日抵抗的前方,常常遭遇日军的“扫荡”和骚扰,人民负担更加沉重,粮食征发仅次于四川,在全国居第二位。可以想象当灾荒到来时,失去抵御能力的人们会以多快的速度陷于饥馑。 灾情披露 灾荒发生后,国民政府对灾情预计不足,反应的确迟缓。 1942年初刚刚上任的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虽然向中央政府报告了河南灾情,但并未积极申请减免税赋,反而要求授予镇压“奸佞匪盗闹事”的紧急处分权。 河南属于第一战区,战区司令蒋鼎文本不是地方官,但越俎代庖,向中央政府陈情并指责地方官轻报灾情、救灾不力。但在刘震云的作品与冯小刚的电影中,蒋鼎文与李培基二人的历史角色和真实表现可以说是完全弄颠倒了。 当时,除了蒋鼎文,河南前省主席刘镇华亦联合众多名流上书中央,要求赈灾。 根据报告文学及电影里的说法,灾害消息被严密封锁,直到白修德1943年3月在《时代》周刊登载了豫灾报道后,才引起中外关注,展开救灾行动。不过,更为客观的表述应是:白修德的报道,以外电的影响力推动中外更加重视灾情,向官方施加了更大压力,无疑在推动救助活动扩大规模方面有功劳,但要说是他突破封锁把灾情捅破才导致救灾却不符合事实。 首先,白修德赴河南战区采访,也是获得了军方新闻审查机构的批准才能成行。 其次,白修德也是在看到中国国内报道、听到记者朋友的说法以后,才于1943年2月底赴河南采访的。1942年9月30日,《大公报》发表了题为《行政院决议救济豫灾》的消息,1942年12月28日,《大公报》登载了记者王工碧的《河南灾荒目睹记》,总编辑王芸生还配发了长篇社论。至1943年2月1日,《大公报》记者张高峰的《豫灾实录》登载,再次披露河南大灾中的惨烈状况,第二天王芸生发表了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长篇社论。 《大公报》这次遭到停刊三日的处罚,倒不是因报道灾荒和呼吁赈灾,军委会新闻检查局给出的处罚理由是“攻击救灾弱点和战时限价政策”,认为有打击抗战民心士气之嫌。同年底,军委会新闻检查局给出关于灾荒报道的注意事项—不得过度渲染,但对救灾和捐款等呼吁方面的报道一律给予放行。 值得一提的是,军事新闻审查部门的处置是否妥当暂且不论,但此事后来在传播和引用中被无限延伸和放大,甚至成为不准报道灾荒的铁证。其实在那个年代,军事新闻审查制度并不是国民政府的发明。自一战开始,欧美国家除了实行战时统制经济,还实行了军事(战地)新闻审查制度,涉及军事、战区甚至能影响战争全局的新闻报道均要送审,其目的是要信息必须服务于战争全局。 二战中,美国参战以后   灾情披露

   ,罗斯福总统于1941年签署8985号行政命令,成立审查办公室,任命美联社资深记者拜伦·普雷斯担任主管,负责全美军事新闻、邮件、电讯的审查。美国记者基本都配合了国家的军事新闻制度,鲜少有违反案例。 但中、英、美的这种战时军事新闻审查制度,执行得都不算严格,针贬时弊、抨击政府和官员的报道在抗战时的媒体上随处可见。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记者和撰稿人大量涌入中国,其实很多记者并不遵守中国的战时新闻审查制度,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后来的越战时期的南越。 时至1942年8月,全国大小报刊,各界人士已不断发出河南灾区惨相的报道,呼吁政府速加救济。 1943年3月,自灾区采访归来后,白修德未将稿件送交军事新闻审查机构过目,就通过电报局将稿子发往美国。他在自传中介绍:这位帮他发稿的电报员后来也遭到了处罚。其实,个中原因就是电报员违犯了军事新闻电检法令。 白修德的新闻报道风格属于“幻象派”,类似于当时的美式报告文学,用他的话说,夸张是一种常用的手法。但他对灾区惨状的描述,从后来国民政府和中共根据地的救灾报告来看,虽有文学笔法,基本事实似无太多出入。 而白修德文章的延展性报道、评论、总结,则存在着颇多事实、通识和结论的错误,缺乏专业性和平衡性,而这些材料一再被误引误用。 如他称西方国家能预报天气灾害,中国不能预报,暗指政府无能,其实发达国家也是到上世纪60年代有了气象卫星后才能较准确地预报气象。又如豫灾与后来河南会战的关系(大意为:中国政府被农民抛弃,站到日军一方,致使处于强弩之末的日军于1944年发起的豫湘桂会战,把国民党军队打得全线崩溃,一败涂地),被后世著文者反复引用,但这与事实基本不符(关于此战详情,见本专题文二)。 对灾害的应急以及政府救助的低效、无能、腐败的指责统统无可非议,这是所有前现代国家的通病。发达国家基本克服这些弊病也是在二战之后的事,但也从未躲过被抨击,何况当时的中国是处于战争绝境中的农业国家。白修德的灾区报道也因此被美国报业同行认为是不全面客观,带有浓烈政治倾向的。 政府的救灾与弊病 河南遭灾后,是否长期处于无人问津、孤立无援的境地?事实上,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及全社会,当时都采取了赈灾举措。 1942年8月,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派出专人赶赴重庆,向国民政府陈报灾情,省民政厅也连电中央请拨专款赈灾。当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拨付约计2亿元左右用于赈灾。 紧急情况下甚至还有他款可以挪用,如第一战区长官部发还河南省的军事征用工料价款300万元,改用来赈灾。河南省政府方面,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命全省党政军各捐口粮一部分,给各乡镇设粥场。1943年春节,李培基亲往鲁山北关琴台广场召集老弱病残灾民排成南北队,每人发给30元。 当时的救灾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42年1月至10月间,调查灾情,拟订救灾计划与办法;第二阶段自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按已定计划分别实施,以赈款、赈粮、平粜为主;第三阶段自1943年2月至6月,救灾工作最紧时期,以工赈、扶植生产为主,以乡镇为单位普设粥厂汤厂,大量配发救荒食品。 当时国民政府在救济灾民方面,采取了下列措施: 设立灾民收容所,帮助灾民迁徙,出境谋生。制订难民收容程序,一要接送政府组织疏散的难民;二要聚合、收容自发逃亡的难民。1943年前由收容所登记收容遣送的难民总数达10余万人。各县将确无生路的灾别编组登记,发放证明,遣送到邻省就食,其中赴陕灾民约32万,赴鄂灾民2.2万。 设立粥厂,查放余粮,发分赈谷。灾民面临急迫问题是饥饿,粥厂多设在灾民过往居多的路口或铁路沿线。当时蒋介石令河南省政府于陇海铁路沿线重要地点设立粥厂救济灾民,总计各县共设立大小粥厂4000多处。 河南省通知各县所有大户存粮除应缴征实征购积谷、种子及自食外,应即一律予以查封,贷借灾民或令平价出售。《河南省各区查放余粮情形报告》提到,河南八区查放仓谷余粮数目总计达35万石。豫省曾三次开仓贷谷,其中第三次是在1943年3月春荒严重之际,河南省府当时令各县速将现存历年来积谷合计33万石散发给灾民。 其他方面的赈灾措施还有“办理平粜、举办工赈、发放农业贷款、节食救灾”。从陕、皖、鄂总共购进的平粜粮2405万斤,先后被拨交各运销站,配销各县。 当时奉蒋的命令,河南省各部队、团体搞起“一把米运动”,每人每日节约一小匙米,以济灾民。驻河南军队则有节食救灾举措,三月为期,1942年12月份开始节食,各部队节食省出来的小麦共300万斤用于赈灾。 紧急情况下,军粮调拨赈灾也有发生,河南省粮政局与第一战区兵站总监部及各县平粜委员会拟定军粮调拨办法,分别贷放鲁山、南召等六县,共计拨借35000包,供灾民食用。 当时,各层级政府官员在赈灾中低效、无能、腐败的现象确实如电影所说,屡见不鲜。蒋介石1943年4月的两篇日记中记录了对官员办事潦草的责备,以及对灾情惨烈的感慨:“郑州沿途浅葬暴骨为狗所食之惨状,严电蒋、汤。又,郑州专员与司令谄事外人,日与谎报灾情”“河南灾区饿殍载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天乎!若不使倭寇从速败亡,若再延长一年之后,则中国万难支持,势必受无穷羞耻,不能完成上帝赋予之使命。奈何!苍天,上帝速救我危亡乎!” 除此之外,作为前线的河南,在抗战期间的负担仅次于大后方的四川,这也是事实。以对灾民切身相关的征粮为例,1941年,在河南征收粮食总额为493万石。1942年,考虑到河南灾情,配征额减至250万石,减免约近50%,对于收成只及常年三成的灾区来说,负担仍属太重;而当年实征收额为311万余石,实际减免额为36%。1941年全省征收省级公粮40万石,1942年不但未见减少,反而增加到60万石。 关于这个问题,后世有诸多批评,不过却忽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背景:东南沿海一带本是占中国政府财政收入90%的关税、盐税、统税的主要来源地,自1940年代初沦陷后,当局财政收入急剧下降。若要坚持抗战,钱粮是首要条件,扩大财源和保证军粮本为急需问题。 此时的中国只有农业资源可挖掘,粮食兼具解决财政和军粮问题的双重属性,1940年之后的“征粮”涵义已不同于此前的“征粮”。在“三税”急降大半后,国民政府以粮食“三征”(征实、征购、征借)的举措补偿财政,由于每年所得超过同期政府税收的3倍多,所以有人干脆称征粮实为抗战后期的“单一税源”,或称抗战财政为“粮食财政”也毫不为过。毫不夸张地说,不征粮,抗战即死。 在当时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同样面临这个严峻的难题。 中共根据地的救灾与困难 河南大旱,中共控制的晋冀鲁豫地区被广泛波及,也遭受惨重损失。对此,中共文件多有反映,可以透视出大旱之一斑。 中共晋冀鲁豫根据地分为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行政区,在这次大灾中无一幸免,普遍歉收,受灾严重地区收成只有三四成,最严重地区绝收。 曾任中共冀鲁豫行署副主任的徐达本在一封信中描述:“现在灾民的生活,能吃糠、花生、稻子、棉籽物都算有办法,而其大部是三天二天的不开锅不动烟火。一部分人对生活不感兴趣,尽想死的办法:有的全家睡到炕上不起,等饿死在炕上,有自己烧死的,有自己挖坑等着死了有地方安息的。” 当时中共报告多次用“罕见”形容这次天灾,冀南地委在总结中写道:“特别严重的是去年与前年的灾荒给我们困难更大,估计两年死亡人口二三十万,畜力外流,重灾区几乎完全没有牲口。”(《中共冀南区党委对于地委书记联席会议的总结》,《冀南历史文献选编》,P474页) 中共冀南行署主任的宋任穷在1943年底的报告中提到:“在重灾下人口死亡占总数的5%,特种灾区更加严重,企之县二区14000人,死亡2500人,占17%;广丘县死亡14%,四区死亡32%;东和固1772人,死亡542人,占42%强;又企之县七村7500人,死亡700人。不是全被饿死,而大部是病死。人口之整个减少重者占70%,牲口之减少重灾区占90%以上。”(《冀南游击战争的坚持与灾荒问题》,《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下,P160页) 部队夜间走入重灾区时,就如进入了死城,所能听到唯一有些生气的声息,就是自己的脚步声。几乎所有村庄和房屋都寂无一人。推门进去,只见野草丛生,一片荒芜,各种家具,如桌椅板凳橱柜等,都凌乱不堪地弃置着,说明主人曾经想把他们拿去变卖,但后来已无力移动放归原处。 在家具旁边往往就是倒毙的尸体,这些人正是从事某种活动时,比如挪动一件家具或正迈出房门,就地死去的。有些人则忍受不了这种苦难上吊自杀。因为无人善后,尸体还挂在房梁或者院中的树上,黑黢黢的,甚是恐怖。 在重灾区,很少能碰到什么活的生物,只有老鼠例外。夜间行军时,常常会看到一大片一大片灰褐色的东西,如波浪一般滚滚移动,那便是转移就食的老鼠群。(《《一个根据地的成长》P163-164)。 这些不是电影《生化危机》里的镜头,而是中共根据地文件档案里信手拈来的片段,可见灾荒之惨烈。 据统计,晋冀鲁豫根据地因为此次大灾,受灾群众达到150万~160万人,饿死或因灾而死的人数在35万~45万之间,逃荒者百万以上,也就是说几乎所有受灾群众非死即逃。 面对如此大灾,中共根据地也进行了相应的救灾措施。 最早的措施是抢种,1942年的旱灾在春季已经出现,7月份,八路军各部队根据野战政治部的紧急训令,帮助群众补种杂粮,抢种蔬菜。7月中旬,太行北部地区下暴雨,当地党政军民抢救了一批禾苗,补种了一批杂粮和蔬菜。 1942年秋收后才有了首度直接应对灾害的措施—免粮,给五、六两专区减免公粮450001942真相 - 凤凰周刊 - 凤凰周刊


   灾荒发生后,国民政府对灾情预计不足,反应的确迟缓。

   1942年初刚刚上任的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虽然向中央政府报告了河南灾情,但并未积极申请减免税赋,反而要求授予镇压“奸佞匪盗闹事”的紧急处分权。

石。1943年麦收时,又给一、五、六专区减免公粮15500石。而至大灾之势已成的1942年10月,拨出过须偿还的无息贷款10万元给灾民。 除了急赈和低利、无利借贷粮款之外,以工代赈是根据地救济灾民的主要手段之一。边区政府提出“救灾不救懒汉”的口号,希望通过自救和耕种抢种渡过灾荒年。 抗战期间,不管对哪方来说,粮食都是军事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实际上哪方都无法过多减免。由于面对一场多年罕见的战时天灾,中共的文件也指出,根据地救灾亦存在诸多困难与不足。 太行区的救灾工作口号是“不饿死一个人”,但减免公粮所占比例仍不高,1942年该区减免公粮5.6万余石,征收公粮为58.8万石(《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P172、《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P356)。 在屯粮方面,从1942年11月起到1943年10月底,除了减免五、六专区5.35万石之外,实屯数达到原概算96.5%。(“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1943年9月12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52)。除了重灾区之外,其他地区如受灾的一、四专区并没有减轻负担。就算受灾严重的五分区,减免幅度仍然微乎其微,1942年每人平均负担一斗六升,1943年每人仍然要负担一斗五升,每人只减轻约6%(《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三》P105)。 《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报告承认,“1942年度的征收工作,成绩甚好,是空前的一年,不只完成计划,而且超过任务额,打破了几年来的征收纪录。” 自身就已自顾不暇,外来灾民更加重了根据地负担。仅在1943年1月,据不完全统计,太行区外来灾民已达2万以上;左权、和东及太南数县安置外来灾民就有6000余人。根据地政府设置招待站,招待过往灾民食宿,命令各县按当地居民3%的标准进行安插,借给他们食物和组织他们参加生产,并对无办法生活者实施赈济。(“太行区1942、43两年的救灾总结”——《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140-141) 但接纳能力有限,灾民过安置过多,亦会影响到根据地存亡。1943年1月30日颁布的《根据地外来灾民登记安置办法》规定,对来根据地之灾民,拥挤于被灾区域者,须有当地县政府协同救委会劝令转回原籍,与敌人进行斗争。豫晋区的干部哀叹:“然而我们也是自顾不暇,爱莫能助啊!” 要把饥肠辘辘的逃荒灾民遣返,谈何容易。有些村子做了一堆煎饼,然后以村为单位开个欢送会,往每个灾民手里塞两张煎饼“礼送”出境。灾民回去也是个死,就跟当地政府打起了“游击”,他们离开甲村却跑去乙村,呆着不走。 豫晋区对“欢送”难民回家工作不力十分不满,批评下面干部均存在着慈悲观点,没有从政治上了解这个问题。1943年春荒严重时期,太行区被迫遣返灾民1万人(《1942年豫晋区工作检查总结》,《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太岳抗日根据地》P199)。1943年春荒严重时期,太行区被迫遣返灾民1万人。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指出1943年救灾中的种种弊病,“必须从实际行动中,体现生产观点,所谓‘生产自救’,不少地区还是停留在纸上或嘴上的口号,否则为什么坐吃山空现象相当不少呢?为什么流氓懒汉得到赈济,而血统农民(特别是贫农)得不到救济呢?为什么有些村干部贪污中饱,轻视劳动,形成抗战‘新贵’。而广大灾民却啼饭唤贫呢?而且经过检查,这些现象并不是个别和偶然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号召克服连续灾荒》,1943年7月24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一》,P321) 冀南区对灾荒亦出现估计不足、反应迟缓的问题。冀南根据地1942年变成游击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全部精力注意敌发展,对灾荒的危险没有足够警惕,指望用借粮和急赈的办法来解决人民的困难,没有从根本上生产备荒来解决问题。直到1943年7月之后,才将全部工作转入生产救灾,但已经形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一个根据地的成长——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发展史》,P170)所以冀南区成为了晋冀鲁豫四大区中饿死人和逃荒数最多的区域,全区死亡人数约20万-30万人,占总人数的6%,逃亡达100万人,占总人口的30%。(《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抗灾救灾工作论述》,陈刚著) 以“人祸”作结有失公允 用相关报道的话说,这场天灾实为“人祸”,是因为“直到白修德的报道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迫于舆论压力,委员长才开始展开救援。但相对于大面积饥荒而言,赈灾粮食如同沧海一粟,更别提还要经过层层贪腐。” 先算一下这“沧海一粟”的经济账吧! 1942年,国民政府直接拨款加平粜基金,加上各种工赈和农业贷款,接近1.5亿元,这还不包括救灾期间金额庞大的各种民间捐款、各县自筹的1亿元多平粜基金、各种水利筑路等工程的雇佣劳力成本、粮食调拨的成本等等。跟政府拨款相关的金额起码近2亿元。 2亿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1942年,中国整个财政收入是52.68亿元左右,2亿元相当于1942年财政支出的3.8%。若以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元计,乘以3.8%,就相当于2011年从财政支出里拿出近4000亿元救灾。抗战期间,每年军费支出占总支出逾半。这2亿元是从军费外开支里挤出来的,确已非常窘迫。 而当年的国民政府做的不止这些。比如1943年2月河南省政府还制定了保护农民土地办法,规定因灾荒而卖当之土地、房产,准五年内以原价赎回。政府将这次救灾工作“明定列为各县县长及各级行政人员重要考成之一”,对于救灾不力的甚至给予免职的处罚(邓拓:《中国救荒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页)。 回顾这场在战况最艰难、财政最困顿年代的天灾,简单地以“这就是一场人祸”作结,显然有失公允。作为中国人民最深重的灾难之一,它值得被更认真地审视。而泡沫一般的“人祸”结论的形成过程,是同样值得探索的另一话题。 (黄道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元鹏、文亮系民间抗战史研究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天石对本文亦有帮助) 凤凰周刊2012年12月25日出版,本年度第36期,转载请联系01065211743 关注凤凰周刊微信、微博,获得更多免费文章阅读权限。

   河南属于第一战区,战区司令蒋鼎文本不是地方官,但越俎代庖,向中央政府陈情并指责地方官轻报灾情、救灾不力。但在刘震云的作品与冯小刚的电影中,蒋鼎文与李培基二人的历史角色和真实表现可以说是完全弄颠倒了。

   当时,除了蒋鼎文,河南前省主席刘镇华亦联合众多名流上书中央,要求赈灾。

   根据报告文学及电影里的说法,灾害消息被严密封锁,直到白修德1943年3月在《时代》周刊登载了豫灾报道后,才引起中外关注,展开救灾行动。不过,更为客观的表述应是:白修德的报道,以外电的影响力推动中外更加重视灾情,向官方施加了更大压力,无疑在推动救助活动扩大规模方面有功劳,但要说是他突破封锁把灾情捅破才导致救灾却不符合事实。

石。1943年麦收时,又给一、五、六专区减免公粮15500石。而至大灾之势已成的1942年10月,拨出过须偿还的无息贷款10万元给灾民。 除了急赈和低利、无利借贷粮款之外,以工代赈是根据地救济灾民的主要手段之一。边区政府提出“救灾不救懒汉”的口号,希望通过自救和耕种抢种渡过灾荒年。 抗战期间,不管对哪方来说,粮食都是军事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实际上哪方都无法过多减免。由于面对一场多年罕见的战时天灾,中共的文件也指出,根据地救灾亦存在诸多困难与不足。 太行区的救灾工作口号是“不饿死一个人”,但减免公粮所占比例仍不高,1942年该区减免公粮5.6万余石,征收公粮为58.8万石(《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P172、《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P356)。 在屯粮方面,从1942年11月起到1943年10月底,除了减免五、六专区5.35万石之外,实屯数达到原概算96.5%。(“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1943年9月12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52)。除了重灾区之外,其他地区如受灾的一、四专区并没有减轻负担。就算受灾严重的五分区,减免幅度仍然微乎其微,1942年每人平均负担一斗六升,1943年每人仍然要负担一斗五升,每人只减轻约6%(《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三》P105)。 《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报告承认,“1942年度的征收工作,成绩甚好,是空前的一年,不只完成计划,而且超过任务额,打破了几年来的征收纪录。” 自身就已自顾不暇,外来灾民更加重了根据地负担。仅在1943年1月,据不完全统计,太行区外来灾民已达2万以上;左权、和东及太南数县安置外来灾民就有6000余人。根据地政府设置招待站,招待过往灾民食宿,命令各县按当地居民3%的标准进行安插,借给他们食物和组织他们参加生产,并对无办法生活者实施赈济。(“太行区1942、43两年的救灾总结”——《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140-141) 但接纳能力有限,灾民过安置过多,亦会影响到根据地存亡。1943年1月30日颁布的《根据地外来灾民登记安置办法》规定,对来根据地之灾民,拥挤于被灾区域者,须有当地县政府协同救委会劝令转回原籍,与敌人进行斗争。豫晋区的干部哀叹:“然而我们也是自顾不暇,爱莫能助啊!” 要把饥肠辘辘的逃荒灾民遣返,谈何容易。有些村子做了一堆煎饼,然后以村为单位开个欢送会,往每个灾民手里塞两张煎饼“礼送”出境。灾民回去也是个死,就跟当地政府打起了“游击”,他们离开甲村却跑去乙村,呆着不走。 豫晋区对“欢送”难民回家工作不力十分不满,批评下面干部均存在着慈悲观点,没有从政治上了解这个问题。1943年春荒严重时期,太行区被迫遣返灾民1万人(《1942年豫晋区工作检查总结》,《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太岳抗日根据地》P199)。1943年春荒严重时期,太行区被迫遣返灾民1万人。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指出1943年救灾中的种种弊病,“必须从实际行动中,体现生产观点,所谓‘生产自救’,不少地区还是停留在纸上或嘴上的口号,否则为什么坐吃山空现象相当不少呢?为什么流氓懒汉得到赈济,而血统农民(特别是贫农)得不到救济呢?为什么有些村干部贪污中饱,轻视劳动,形成抗战‘新贵’。而广大灾民却啼饭唤贫呢?而且经过检查,这些现象并不是个别和偶然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号召克服连续灾荒》,1943年7月24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一》,P321) 冀南区对灾荒亦出现估计不足、反应迟缓的问题。冀南根据地1942年变成游击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全部精力注意敌发展,对灾荒的危险没有足够警惕,指望用借粮和急赈的办法来解决人民的困难,没有从根本上生产备荒来解决问题。直到1943年7月之后,才将全部工作转入生产救灾,但已经形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一个根据地的成长——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发展史》,P170)所以冀南区成为了晋冀鲁豫四大区中饿死人和逃荒数最多的区域,全区死亡人数约20万-30万人,占总人数的6%,逃亡达100万人,占总人口的30%。(《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抗灾救灾工作论述》,陈刚著) 以“人祸”作结有失公允 用相关报道的话说,这场天灾实为“人祸”,是因为“直到白修德的报道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迫于舆论压力,委员长才开始展开救援。但相对于大面积饥荒而言,赈灾粮食如同沧海一粟,更别提还要经过层层贪腐。” 先算一下这“沧海一粟”的经济账吧! 1942年,国民政府直接拨款加平粜基金,加上各种工赈和农业贷款,接近1.5亿元,这还不包括救灾期间金额庞大的各种民间捐款、各县自筹的1亿元多平粜基金、各种水利筑路等工程的雇佣劳力成本、粮食调拨的成本等等。跟政府拨款相关的金额起码近2亿元。 2亿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1942年,中国整个财政收入是52.68亿元左右,2亿元相当于1942年财政支出的3.8%。若以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元计,乘以3.8%,就相当于2011年从财政支出里拿出近4000亿元救灾。抗战期间,每年军费支出占总支出逾半。这2亿元是从军费外开支里挤出来的,确已非常窘迫。 而当年的国民政府做的不止这些。比如1943年2月河南省政府还制定了保护农民土地办法,规定因灾荒而卖当之土地、房产,准五年内以原价赎回。政府将这次救灾工作“明定列为各县县长及各级行政人员重要考成之一”,对于救灾不力的甚至给予免职的处罚(邓拓:《中国救荒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页)。 回顾这场在战况最艰难、财政最困顿年代的天灾,简单地以“这就是一场人祸”作结,显然有失公允。作为中国人民最深重的灾难之一,它值得被更认真地审视。而泡沫一般的“人祸”结论的形成过程,是同样值得探索的另一话题。 (黄道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元鹏、文亮系民间抗战史研究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天石对本文亦有帮助) 凤凰周刊2012年12月25日出版,本年度第36期,转载请联系01065211743 关注凤凰周刊微信、微博,获得更多免费文章阅读权限。

   首先,白修德赴河南战区采访,也是获得了军方新闻审查机构的批准才能成行。

   其次,白修德也是在看到中国国内报道、听到记者朋友的说法以后,才于1943年2月底赴河南采访的。1942年9月30日,《大公报》发表了题为《行政院决议救济豫灾》的消息,1942年12月28日,《大公报》登载了记者王工碧的《河南灾荒目睹记》,总编辑王芸生还配发了长篇社论。至1943年2月1日,《大公报》记者张高峰的《豫灾实录》登载,再次披露河南大灾中的惨烈状况,第二天王芸生发表了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长篇社论。

  《大公报》这次遭到停刊三日的处罚,倒不是因报道灾荒和呼吁赈灾,军委会新闻检查局给出的处罚理由是“攻击救灾弱点和战时限价政策”,认为有打击抗战民心士气之嫌。同年底,军委会新闻检查局给出关于灾荒报道的注意事项—不得过度渲染,但对救灾和捐款等呼吁方面的报道一律给予放行。

? 编者按:1942另一面 近日,冯小刚根据刘震云的报告文学作品《温故1942》改编的电影《1942》上映,完成了自己多年的夙愿,引起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关注和热议。“温故知丑,以史为鉴”,是媒体替冯小刚总结出来的拍片宗旨。 其实,电影面世前,来自这本报告文学的颇多“段子”多年来已常被人们提及和引用,譬如“日军开进刘震云家乡放粮救灾”“这次灾荒导致中国政府大失人心,后来的河南会战中日本仅用六万军队,就歼灭了三十万中国军队”“五万中国军队被河南农民缴械”……随着段子传播越来越广,它们倒像是其来源与真实性无需检验的史料一样,经常被媒体引用和发挥,甚至依此构建出某些价值体系。文艺作品不妨虚构,不过,打着“以史为鉴”的旗号,还是需要做经得起检验的考据。 本刊为此请多位相关领域的长期研究者,各展其长,根据有据可查的史料试图重构这场大灾。诚如电影所言,国民政府当时的确存在反应迟缓及贪腐现象,但事实的另一面同样需要被了解,包括当时并存于河南的日占区、国统区、中共根据地三种力量各自经历了怎样的冲击,包括灾年中国的抗战实况及其对大灾的影响,包括灾情披露及救灾过程的真实经过,也包括电影及文学素材提供者—美国人白修德书写历史的全过程。 在多位国内著名民国史研究者眼中,这场大灾以“这就是一场人祸”作结显然有失公允,当年的中国有远不为大众所知的另一面。而“人祸”结论的形成过程,是同样值得探讨的另一话题。 温故豫灾1942 特约撰稿员/黄道炫唐元鹏文亮 1942年,无论地缘政治、对日战争还是国内政局,无疑是令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大哀大喜、交相起伏的一年。 前一年,皖南事变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国民政府和中共表面上的团结已难以为继。 至1942年,中国沿海地区和大部分产粮区早被日军占领,财税基地丧失过半。海外贸易断绝,军队的弹药武器和军用物资奇缺。伴随战争而来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情形不断恶化,国家财政已到濒临崩溃境地。 1940年,因日军进攻越南,中国陆上补给交通线—桂越线中断。1942年5月日军攻入缅甸,最后一条陆上补给线—滇缅线也中断,日本完成对华军事战略包围。 苏联为避免两线作战,抗战前曾同意资助中国对日作战,但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苏方承认日占中国东北地区为“满洲国”,日本承认苏占蒙古,随后苏援断绝。 …… 就在这样内外极度交困的环境中,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战第五个年头。所幸1941年12月爆发太平洋战争,美国全面介入二战,蒋介石的“苦撑待变”战略等来结果。可是美国援助中国抗战需要交通线,海陆交通已被堵死,物资根本运不进来,仅靠中美开辟的“驼峰航线”空中运输,对整个中国抗战局势仅是杯水车薪。 就在这一年,作为抗战前线(战区)的河南省迎来抗战最惨烈的时期。连续两年全境旱、涝、蝗灾不绝,波及到冀南、晋东南、鲁西地区,1942年中后期,灾情恶化至极点。 河南当时处于日占区、国统区、中共根据地三种力量犬牙交错的状态,三方地盘皆经受了这次大灾的冲击。 战争中的特大旱灾 河南地界,属北亚热带和暖温带过渡气候,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高压(干、冷)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湿、暖)的季节性位移,造成河南气候多变,骤涝长旱特征明显,自古就是水旱灾多发的省份。 自公元1279~1911年的600余年间,河南曾出现过大旱88年,平均6~7年一遇,大涝69年,平均8~9年一遇。公元1001~1948年共发生蝗害215次,平均每4年多就有一次蝗害发生;而1913~1948年间共有35年发生蝗灾,几乎每年都有蝗灾记载,其中重大蝗灾即有8次。 从明末到民国300年间,河南发生的三次特大旱灾对人口与经济造成严重损失。明崇祯十至十四年(1637~1641年)大旱,延续时间长、范围广,灾民“以树皮、白土、雁屎充饥,以柿蒂、蒺藜、牛马为食,骨肉相食,死者相继,村舍十室九空”。 清光绪二至四年(1876~1878)大旱,全省87个厅、州、县报灾,“赤地千里,人犬相食”,饿死者近200万人。 民国时期的38年中,河南全省出现大旱、特大旱灾8次,1942年大旱尤为严重。 根据当时气象资料统计,这一年河南全省降水量较正常年份偏少4~6成。临汝、禹县、界首诸县降水量只及常年平均值47%、58%、41%。1942年大旱始自1941年,至1942发展至高潮,全省受害县份就达74个,为历史所罕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称其为“光绪皇帝以来最严重的旱灾”。 1943年秋,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在《河南省灾情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中指出,这次旱灾“以第一、第五两行政区所辖各县最重,第六、第七、第十等行政区所辖各县次之。第一行政区以广武、郑州、尉氏、长葛、禹县等5县最重,密县、汜水、新郑、中牟、洧川、荥阳等6县次之。第五行政区以许昌、临颍、鄢陵、襄城县等4县最重,郾城、宝丰、郏县、临汝、鲁山等5县次之”,在其统计的5个行政区29个县中,死亡人数共148万余人。 《新华日报》给出的数据是:“是年大旱,遍及河南全省,全年收成不及十之一二,人民饥饿而死者约计在150万以上,逃荒者约在300万以上。” 这些数字应该都是不完全统计,确切的死亡人数因为当时河南三种力量并存的状态,难以得到。至1938年底,河南大半县市已在日军的占领之下,作家刘震云的故乡延津县所在的第四行政区,1938年3月已属于日占区。据粗略统计,至1943年底,有63县沦陷,全省战场面积达15万平方公里。白修德估计的全省有300万左右的人饿死,后来被广泛引用。 抗战时期,日军占据河南北部的安阳、南部的信阳以及东部开封等地,分别扼住了河南通往日军占领的基本区域河北、武汉、济南等地的咽喉。 据中共根据地的记载:1942年后,大批灾民离家逃荒,日军为防止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灾民进入其占领区,影响控制稳定,采取封锁政策,灾民无法向日占区或经日占区向外流动。同时,日军为应对灾荒,还将灾民往大后方、敌后根据地驱赶,当时,被驱赶逃荒进入国共控制区域的灾民不下300万人,进一步加大了这两个区域的救灾压力。 不过,对日占区内部在灾荒时的详情,目前仍缺乏深入研究。虽然有相关研究者在日文网站上看到来源不详地粗略提及日占区内有过放粮救灾举动,但在除此之外的1942年日文相关文件中并未再见到日军发军粮一说。中文资料中,伪新河南日报社社长、伪河南省宣传处长及省新民会事务部长邢汉三所著的《日伪统治河南见闻录》中,对日占区的赈灾治蝗举措有过相对详细的记载。但在国内研究者对其的评述中,这些举措被认为是收效甚微的。 如果刘震云对家乡的记载属实,倒是可以由此一窥日占区(沦陷区)灾民的惨况—只不过在报告文学和电影中,他家乡的日占区背景被误认为国统区。 无论赈灾状况为何,在当时的中国,为支持战争,无论是大后方还是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因战事所需无一不加强了对民间的征发。抗战时期,无论是前线还是后方,生产都出现大幅度下降,根由就在于战争带来的破坏和过度征发。河南处于对日抵抗的前方,常常遭遇日军的“扫荡”和骚扰,人民负担更加沉重,粮食征发仅次于四川,在全国居第二位。可以想象当灾荒到来时,失去抵御能力的人们会以多快的速度陷于饥馑。 灾情披露 灾荒发生后,国民政府对灾情预计不足,反应的确迟缓。 1942年初刚刚上任的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虽然向中央政府报告了河南灾情,但并未积极申请减免税赋,反而要求授予镇压“奸佞匪盗闹事”的紧急处分权。 河南属于第一战区,战区司令蒋鼎文本不是地方官,但越俎代庖,向中央政府陈情并指责地方官轻报灾情、救灾不力。但在刘震云的作品与冯小刚的电影中,蒋鼎文与李培基二人的历史角色和真实表现可以说是完全弄颠倒了。 当时,除了蒋鼎文,河南前省主席刘镇华亦联合众多名流上书中央,要求赈灾。 根据报告文学及电影里的说法,灾害消息被严密封锁,直到白修德1943年3月在《时代》周刊登载了豫灾报道后,才引起中外关注,展开救灾行动。不过,更为客观的表述应是:白修德的报道,以外电的影响力推动中外更加重视灾情,向官方施加了更大压力,无疑在推动救助活动扩大规模方面有功劳,但要说是他突破封锁把灾情捅破才导致救灾却不符合事实。 首先,白修德赴河南战区采访,也是获得了军方新闻审查机构的批准才能成行。 其次,白修德也是在看到中国国内报道、听到记者朋友的说法以后,才于1943年2月底赴河南采访的。1942年9月30日,《大公报》发表了题为《行政院决议救济豫灾》的消息,1942年12月28日,《大公报》登载了记者王工碧的《河南灾荒目睹记》,总编辑王芸生还配发了长篇社论。至1943年2月1日,《大公报》记者张高峰的《豫灾实录》登载,再次披露河南大灾中的惨烈状况,第二天王芸生发表了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长篇社论。 《大公报》这次遭到停刊三日的处罚,倒不是因报道灾荒和呼吁赈灾,军委会新闻检查局给出的处罚理由是“攻击救灾弱点和战时限价政策”,认为有打击抗战民心士气之嫌。同年底,军委会新闻检查局给出关于灾荒报道的注意事项—不得过度渲染,但对救灾和捐款等呼吁方面的报道一律给予放行。 值得一提的是,军事新闻审查部门的处置是否妥当暂且不论,但此事后来在传播和引用中被无限延伸和放大,甚至成为不准报道灾荒的铁证。其实在那个年代,军事新闻审查制度并不是国民政府的发明。自一战开始,欧美国家除了实行战时统制经济,还实行了军事(战地)新闻审查制度,涉及军事、战区甚至能影响战争全局的新闻报道均要送审,其目的是要信息必须服务于战争全局。 二战中,美国参战以后

   值得一提的是,军事新闻审查部门的处置是否妥当暂且不论,但此事后来在传播和引用中被无限延伸和放大,甚至成为不准报道灾荒的铁证。其实在那个年代,军事新闻审查制度并不是国民政府的发明。自一战开始,欧美国家除了实行战时统制经济,还实行了军事(战地)新闻审查制度,涉及军事、战区甚至能影响战争全局的新闻报道均要送审,其目的是要信息必须服务于战争全局。

石。1943年麦收时,又给一、五、六专区减免公粮15500石。而至大灾之势已成的1942年10月,拨出过须偿还的无息贷款10万元给灾民。 除了急赈和低利、无利借贷粮款之外,以工代赈是根据地救济灾民的主要手段之一。边区政府提出“救灾不救懒汉”的口号,希望通过自救和耕种抢种渡过灾荒年。 抗战期间,不管对哪方来说,粮食都是军事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实际上哪方都无法过多减免。由于面对一场多年罕见的战时天灾,中共的文件也指出,根据地救灾亦存在诸多困难与不足。 太行区的救灾工作口号是“不饿死一个人”,但减免公粮所占比例仍不高,1942年该区减免公粮5.6万余石,征收公粮为58.8万石(《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P172、《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P356)。 在屯粮方面,从1942年11月起到1943年10月底,除了减免五、六专区5.35万石之外,实屯数达到原概算96.5%。(“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1943年9月12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52)。除了重灾区之外,其他地区如受灾的一、四专区并没有减轻负担。就算受灾严重的五分区,减免幅度仍然微乎其微,1942年每人平均负担一斗六升,1943年每人仍然要负担一斗五升,每人只减轻约6%(《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三》P105)。 《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报告承认,“1942年度的征收工作,成绩甚好,是空前的一年,不只完成计划,而且超过任务额,打破了几年来的征收纪录。” 自身就已自顾不暇,外来灾民更加重了根据地负担。仅在1943年1月,据不完全统计,太行区外来灾民已达2万以上;左权、和东及太南数县安置外来灾民就有6000余人。根据地政府设置招待站,招待过往灾民食宿,命令各县按当地居民3%的标准进行安插,借给他们食物和组织他们参加生产,并对无办法生活者实施赈济。(“太行区1942、43两年的救灾总结”——《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140-141) 但接纳能力有限,灾民过安置过多,亦会影响到根据地存亡。1943年1月30日颁布的《根据地外来灾民登记安置办法》规定,对来根据地之灾民,拥挤于被灾区域者,须有当地县政府协同救委会劝令转回原籍,与敌人进行斗争。豫晋区的干部哀叹:“然而我们也是自顾不暇,爱莫能助啊!” 要把饥肠辘辘的逃荒灾民遣返,谈何容易。有些村子做了一堆煎饼,然后以村为单位开个欢送会,往每个灾民手里塞两张煎饼“礼送”出境。灾民回去也是个死,就跟当地政府打起了“游击”,他们离开甲村却跑去乙村,呆着不走。 豫晋区对“欢送”难民回家工作不力十分不满,批评下面干部均存在着慈悲观点,没有从政治上了解这个问题。1943年春荒严重时期,太行区被迫遣返灾民1万人(《1942年豫晋区工作检查总结》,《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太岳抗日根据地》P199)。1943年春荒严重时期,太行区被迫遣返灾民1万人。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指出1943年救灾中的种种弊病,“必须从实际行动中,体现生产观点,所谓‘生产自救’,不少地区还是停留在纸上或嘴上的口号,否则为什么坐吃山空现象相当不少呢?为什么流氓懒汉得到赈济,而血统农民(特别是贫农)得不到救济呢?为什么有些村干部贪污中饱,轻视劳动,形成抗战‘新贵’。而广大灾民却啼饭唤贫呢?而且经过检查,这些现象并不是个别和偶然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号召克服连续灾荒》,1943年7月24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一》,P321) 冀南区对灾荒亦出现估计不足、反应迟缓的问题。冀南根据地1942年变成游击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全部精力注意敌发展,对灾荒的危险没有足够警惕,指望用借粮和急赈的办法来解决人民的困难,没有从根本上生产备荒来解决问题。直到1943年7月之后,才将全部工作转入生产救灾,但已经形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一个根据地的成长——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发展史》,P170)所以冀南区成为了晋冀鲁豫四大区中饿死人和逃荒数最多的区域,全区死亡人数约20万-30万人,占总人数的6%,逃亡达100万人,占总人口的30%。(《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抗灾救灾工作论述》,陈刚著) 以“人祸”作结有失公允 用相关报道的话说,这场天灾实为“人祸”,是因为“直到白修德的报道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迫于舆论压力,委员长才开始展开救援。但相对于大面积饥荒而言,赈灾粮食如同沧海一粟,更别提还要经过层层贪腐。” 先算一下这“沧海一粟”的经济账吧! 1942年,国民政府直接拨款加平粜基金,加上各种工赈和农业贷款,接近1.5亿元,这还不包括救灾期间金额庞大的各种民间捐款、各县自筹的1亿元多平粜基金、各种水利筑路等工程的雇佣劳力成本、粮食调拨的成本等等。跟政府拨款相关的金额起码近2亿元。 2亿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1942年,中国整个财政收入是52.68亿元左右,2亿元相当于1942年财政支出的3.8%。若以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元计,乘以3.8%,就相当于2011年从财政支出里拿出近4000亿元救灾。抗战期间,每年军费支出占总支出逾半。这2亿元是从军费外开支里挤出来的,确已非常窘迫。 而当年的国民政府做的不止这些。比如1943年2月河南省政府还制定了保护农民土地办法,规定因灾荒而卖当之土地、房产,准五年内以原价赎回。政府将这次救灾工作“明定列为各县县长及各级行政人员重要考成之一”,对于救灾不力的甚至给予免职的处罚(邓拓:《中国救荒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页)。 回顾这场在战况最艰难、财政最困顿年代的天灾,简单地以“这就是一场人祸”作结,显然有失公允。作为中国人民最深重的灾难之一,它值得被更认真地审视。而泡沫一般的“人祸”结论的形成过程,是同样值得探索的另一话题。 (黄道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元鹏、文亮系民间抗战史研究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天石对本文亦有帮助) 凤凰周刊2012年12月25日出版,本年度第36期,转载请联系01065211743 关注凤凰周刊微信、微博,获得更多免费文章阅读权限。    二战中,美国参战以后,罗斯福总统于1941年签署8985号行政命令,成立审查办公室,任命美联社资深记者拜伦·普雷斯担任主管,负责全美军事新闻、邮件、电讯的审查。美国记者基本都配合了国家的军事新闻制度,鲜少有违反案例。

    但中、英、美的这种战时军事新闻审查制度,执行得都不算严格,针贬时弊、抨击政府和官员的报道在抗战时的媒体上随处可见。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记者和撰稿人大量涌入中国,其实很多记者并不遵守中国的战时新闻审查制度,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后来的越战时期的南越。

,罗斯福总统于1941年签署8985号行政命令,成立审查办公室,任命美联社资深记者拜伦·普雷斯担任主管,负责全美军事新闻、邮件、电讯的审查。美国记者基本都配合了国家的军事新闻制度,鲜少有违反案例。 但中、英、美的这种战时军事新闻审查制度,执行得都不算严格,针贬时弊、抨击政府和官员的报道在抗战时的媒体上随处可见。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记者和撰稿人大量涌入中国,其实很多记者并不遵守中国的战时新闻审查制度,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后来的越战时期的南越。 时至1942年8月,全国大小报刊,各界人士已不断发出河南灾区惨相的报道,呼吁政府速加救济。 1943年3月,自灾区采访归来后,白修德未将稿件送交军事新闻审查机构过目,就通过电报局将稿子发往美国。他在自传中介绍:这位帮他发稿的电报员后来也遭到了处罚。其实,个中原因就是电报员违犯了军事新闻电检法令。 白修德的新闻报道风格属于“幻象派”,类似于当时的美式报告文学,用他的话说,夸张是一种常用的手法。但他对灾区惨状的描述,从后来国民政府和中共根据地的救灾报告来看,虽有文学笔法,基本事实似无太多出入。 而白修德文章的延展性报道、评论、总结,则存在着颇多事实、通识和结论的错误,缺乏专业性和平衡性,而这些材料一再被误引误用。 如他称西方国家能预报天气灾害,中国不能预报,暗指政府无能,其实发达国家也是到上世纪60年代有了气象卫星后才能较准确地预报气象。又如豫灾与后来河南会战的关系(大意为:中国政府被农民抛弃,站到日军一方,致使处于强弩之末的日军于1944年发起的豫湘桂会战,把国民党军队打得全线崩溃,一败涂地),被后世著文者反复引用,但这与事实基本不符(关于此战详情,见本专题文二)。 对灾害的应急以及政府救助的低效、无能、腐败的指责统统无可非议,这是所有前现代国家的通病。发达国家基本克服这些弊病也是在二战之后的事,但也从未躲过被抨击,何况当时的中国是处于战争绝境中的农业国家。白修德的灾区报道也因此被美国报业同行认为是不全面客观,带有浓烈政治倾向的。 政府的救灾与弊病 河南遭灾后,是否长期处于无人问津、孤立无援的境地?事实上,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及全社会,当时都采取了赈灾举措。 1942年8月,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派出专人赶赴重庆,向国民政府陈报灾情,省民政厅也连电中央请拨专款赈灾。当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拨付约计2亿元左右用于赈灾。 紧急情况下甚至还有他款可以挪用,如第一战区长官部发还河南省的军事征用工料价款300万元,改用来赈灾。河南省政府方面,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命全省党政军各捐口粮一部分,给各乡镇设粥场。1943年春节,李培基亲往鲁山北关琴台广场召集老弱病残灾民排成南北队,每人发给30元。 当时的救灾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42年1月至10月间,调查灾情,拟订救灾计划与办法;第二阶段自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按已定计划分别实施,以赈款、赈粮、平粜为主;第三阶段自1943年2月至6月,救灾工作最紧时期,以工赈、扶植生产为主,以乡镇为单位普设粥厂汤厂,大量配发救荒食品。 当时国民政府在救济灾民方面,采取了下列措施: 设立灾民收容所,帮助灾民迁徙,出境谋生。制订难民收容程序,一要接送政府组织疏散的难民;二要聚合、收容自发逃亡的难民。1943年前由收容所登记收容遣送的难民总数达10余万人。各县将确无生路的灾别编组登记,发放证明,遣送到邻省就食,其中赴陕灾民约32万,赴鄂灾民2.2万。 设立粥厂,查放余粮,发分赈谷。灾民面临急迫问题是饥饿,粥厂多设在灾民过往居多的路口或铁路沿线。当时蒋介石令河南省政府于陇海铁路沿线重要地点设立粥厂救济灾民,总计各县共设立大小粥厂4000多处。 河南省通知各县所有大户存粮除应缴征实征购积谷、种子及自食外,应即一律予以查封,贷借灾民或令平价出售。《河南省各区查放余粮情形报告》提到,河南八区查放仓谷余粮数目总计达35万石。豫省曾三次开仓贷谷,其中第三次是在1943年3月春荒严重之际,河南省府当时令各县速将现存历年来积谷合计33万石散发给灾民。 其他方面的赈灾措施还有“办理平粜、举办工赈、发放农业贷款、节食救灾”。从陕、皖、鄂总共购进的平粜粮2405万斤,先后被拨交各运销站,配销各县。 当时奉蒋的命令,河南省各部队、团体搞起“一把米运动”,每人每日节约一小匙米,以济灾民。驻河南军队则有节食救灾举措,三月为期,1942年12月份开始节食,各部队节食省出来的小麦共300万斤用于赈灾。 紧急情况下,军粮调拨赈灾也有发生,河南省粮政局与第一战区兵站总监部及各县平粜委员会拟定军粮调拨办法,分别贷放鲁山、南召等六县,共计拨借35000包,供灾民食用。 当时,各层级政府官员在赈灾中低效、无能、腐败的现象确实如电影所说,屡见不鲜。蒋介石1943年4月的两篇日记中记录了对官员办事潦草的责备,以及对灾情惨烈的感慨:“郑州沿途浅葬暴骨为狗所食之惨状,严电蒋、汤。又,郑州专员与司令谄事外人,日与谎报灾情”“河南灾区饿殍载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天乎!若不使倭寇从速败亡,若再延长一年之后,则中国万难支持,势必受无穷羞耻,不能完成上帝赋予之使命。奈何!苍天,上帝速救我危亡乎!” 除此之外,作为前线的河南,在抗战期间的负担仅次于大后方的四川,这也是事实。以对灾民切身相关的征粮为例,1941年,在河南征收粮食总额为493万石。1942年,考虑到河南灾情,配征额减至250万石,减免约近50%,对于收成只及常年三成的灾区来说,负担仍属太重;而当年实征收额为311万余石,实际减免额为36%。1941年全省征收省级公粮40万石,1942年不但未见减少,反而增加到60万石。 关于这个问题,后世有诸多批评,不过却忽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背景:东南沿海一带本是占中国政府财政收入90%的关税、盐税、统税的主要来源地,自1940年代初沦陷后,当局财政收入急剧下降。若要坚持抗战,钱粮是首要条件,扩大财源和保证军粮本为急需问题。 此时的中国只有农业资源可挖掘,粮食兼具解决财政和军粮问题的双重属性,1940年之后的“征粮”涵义已不同于此前的“征粮”。在“三税”急降大半后,国民政府以粮食“三征”(征实、征购、征借)的举措补偿财政,由于每年所得超过同期政府税收的3倍多,所以有人干脆称征粮实为抗战后期的“单一税源”,或称抗战财政为“粮食财政”也毫不为过。毫不夸张地说,不征粮,抗战即死。 在当时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同样面临这个严峻的难题。 中共根据地的救灾与困难 河南大旱,中共控制的晋冀鲁豫地区被广泛波及,也遭受惨重损失。对此,中共文件多有反映,可以透视出大旱之一斑。 中共晋冀鲁豫根据地分为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行政区,在这次大灾中无一幸免,普遍歉收,受灾严重地区收成只有三四成,最严重地区绝收。 曾任中共冀鲁豫行署副主任的徐达本在一封信中描述:“现在灾民的生活,能吃糠、花生、稻子、棉籽物都算有办法,而其大部是三天二天的不开锅不动烟火。一部分人对生活不感兴趣,尽想死的办法:有的全家睡到炕上不起,等饿死在炕上,有自己烧死的,有自己挖坑等着死了有地方安息的。” 当时中共报告多次用“罕见”形容这次天灾,冀南地委在总结中写道:“特别严重的是去年与前年的灾荒给我们困难更大,估计两年死亡人口二三十万,畜力外流,重灾区几乎完全没有牲口。”(《中共冀南区党委对于地委书记联席会议的总结》,《冀南历史文献选编》,P474页) 中共冀南行署主任的宋任穷在1943年底的报告中提到:“在重灾下人口死亡占总数的5%,特种灾区更加严重,企之县二区14000人,死亡2500人,占17%;广丘县死亡14%,四区死亡32%;东和固1772人,死亡542人,占42%强;又企之县七村7500人,死亡700人。不是全被饿死,而大部是病死。人口之整个减少重者占70%,牲口之减少重灾区占90%以上。”(《冀南游击战争的坚持与灾荒问题》,《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下,P160页) 部队夜间走入重灾区时,就如进入了死城,所能听到唯一有些生气的声息,就是自己的脚步声。几乎所有村庄和房屋都寂无一人。推门进去,只见野草丛生,一片荒芜,各种家具,如桌椅板凳橱柜等,都凌乱不堪地弃置着,说明主人曾经想把他们拿去变卖,但后来已无力移动放归原处。 在家具旁边往往就是倒毙的尸体,这些人正是从事某种活动时,比如挪动一件家具或正迈出房门,就地死去的。有些人则忍受不了这种苦难上吊自杀。因为无人善后,尸体还挂在房梁或者院中的树上,黑黢黢的,甚是恐怖。 在重灾区,很少能碰到什么活的生物,只有老鼠例外。夜间行军时,常常会看到一大片一大片灰褐色的东西,如波浪一般滚滚移动,那便是转移就食的老鼠群。(《《一个根据地的成长》P163-164)。 这些不是电影《生化危机》里的镜头,而是中共根据地文件档案里信手拈来的片段,可见灾荒之惨烈。 据统计,晋冀鲁豫根据地因为此次大灾,受灾群众达到150万~160万人,饿死或因灾而死的人数在35万~45万之间,逃荒者百万以上,也就是说几乎所有受灾群众非死即逃。 面对如此大灾,中共根据地也进行了相应的救灾措施。 最早的措施是抢种,1942年的旱灾在春季已经出现,7月份,八路军各部队根据野战政治部的紧急训令,帮助群众补种杂粮,抢种蔬菜。7月中旬,太行北部地区下暴雨,当地党政军民抢救了一批禾苗,补种了一批杂粮和蔬菜。 1942年秋收后才有了首度直接应对灾害的措施—免粮,给五、六两专区减免公粮45000

   时至1942年8月,全国大小报刊,各界人士已不断发出河南灾区惨相的报道,呼吁政府速加救济。

石。1943年麦收时,又给一、五、六专区减免公粮15500石。而至大灾之势已成的1942年10月,拨出过须偿还的无息贷款10万元给灾民。 除了急赈和低利、无利借贷粮款之外,以工代赈是根据地救济灾民的主要手段之一。边区政府提出“救灾不救懒汉”的口号,希望通过自救和耕种抢种渡过灾荒年。 抗战期间,不管对哪方来说,粮食都是军事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实际上哪方都无法过多减免。由于面对一场多年罕见的战时天灾,中共的文件也指出,根据地救灾亦存在诸多困难与不足。 太行区的救灾工作口号是“不饿死一个人”,但减免公粮所占比例仍不高,1942年该区减免公粮5.6万余石,征收公粮为58.8万石(《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P172、《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P356)。 在屯粮方面,从1942年11月起到1943年10月底,除了减免五、六专区5.35万石之外,实屯数达到原概算96.5%。(“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1943年9月12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52)。除了重灾区之外,其他地区如受灾的一、四专区并没有减轻负担。就算受灾严重的五分区,减免幅度仍然微乎其微,1942年每人平均负担一斗六升,1943年每人仍然要负担一斗五升,每人只减轻约6%(《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三》P105)。 《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报告承认,“1942年度的征收工作,成绩甚好,是空前的一年,不只完成计划,而且超过任务额,打破了几年来的征收纪录。” 自身就已自顾不暇,外来灾民更加重了根据地负担。仅在1943年1月,据不完全统计,太行区外来灾民已达2万以上;左权、和东及太南数县安置外来灾民就有6000余人。根据地政府设置招待站,招待过往灾民食宿,命令各县按当地居民3%的标准进行安插,借给他们食物和组织他们参加生产,并对无办法生活者实施赈济。(“太行区1942、43两年的救灾总结”——《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140-141) 但接纳能力有限,灾民过安置过多,亦会影响到根据地存亡。1943年1月30日颁布的《根据地外来灾民登记安置办法》规定,对来根据地之灾民,拥挤于被灾区域者,须有当地县政府协同救委会劝令转回原籍,与敌人进行斗争。豫晋区的干部哀叹:“然而我们也是自顾不暇,爱莫能助啊!” 要把饥肠辘辘的逃荒灾民遣返,谈何容易。有些村子做了一堆煎饼,然后以村为单位开个欢送会,往每个灾民手里塞两张煎饼“礼送”出境。灾民回去也是个死,就跟当地政府打起了“游击”,他们离开甲村却跑去乙村,呆着不走。 豫晋区对“欢送”难民回家工作不力十分不满,批评下面干部均存在着慈悲观点,没有从政治上了解这个问题。1943年春荒严重时期,太行区被迫遣返灾民1万人(《1942年豫晋区工作检查总结》,《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太岳抗日根据地》P199)。1943年春荒严重时期,太行区被迫遣返灾民1万人。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指出1943年救灾中的种种弊病,“必须从实际行动中,体现生产观点,所谓‘生产自救’,不少地区还是停留在纸上或嘴上的口号,否则为什么坐吃山空现象相当不少呢?为什么流氓懒汉得到赈济,而血统农民(特别是贫农)得不到救济呢?为什么有些村干部贪污中饱,轻视劳动,形成抗战‘新贵’。而广大灾民却啼饭唤贫呢?而且经过检查,这些现象并不是个别和偶然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号召克服连续灾荒》,1943年7月24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一》,P321) 冀南区对灾荒亦出现估计不足、反应迟缓的问题。冀南根据地1942年变成游击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全部精力注意敌发展,对灾荒的危险没有足够警惕,指望用借粮和急赈的办法来解决人民的困难,没有从根本上生产备荒来解决问题。直到1943年7月之后,才将全部工作转入生产救灾,但已经形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一个根据地的成长——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发展史》,P170)所以冀南区成为了晋冀鲁豫四大区中饿死人和逃荒数最多的区域,全区死亡人数约20万-30万人,占总人数的6%,逃亡达100万人,占总人口的30%。(《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抗灾救灾工作论述》,陈刚著) 以“人祸”作结有失公允 用相关报道的话说,这场天灾实为“人祸”,是因为“直到白修德的报道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迫于舆论压力,委员长才开始展开救援。但相对于大面积饥荒而言,赈灾粮食如同沧海一粟,更别提还要经过层层贪腐。” 先算一下这“沧海一粟”的经济账吧! 1942年,国民政府直接拨款加平粜基金,加上各种工赈和农业贷款,接近1.5亿元,这还不包括救灾期间金额庞大的各种民间捐款、各县自筹的1亿元多平粜基金、各种水利筑路等工程的雇佣劳力成本、粮食调拨的成本等等。跟政府拨款相关的金额起码近2亿元。 2亿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1942年,中国整个财政收入是52.68亿元左右,2亿元相当于1942年财政支出的3.8%。若以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元计,乘以3.8%,就相当于2011年从财政支出里拿出近4000亿元救灾。抗战期间,每年军费支出占总支出逾半。这2亿元是从军费外开支里挤出来的,确已非常窘迫。 而当年的国民政府做的不止这些。比如1943年2月河南省政府还制定了保护农民土地办法,规定因灾荒而卖当之土地、房产,准五年内以原价赎回。政府将这次救灾工作“明定列为各县县长及各级行政人员重要考成之一”,对于救灾不力的甚至给予免职的处罚(邓拓:《中国救荒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页)。 回顾这场在战况最艰难、财政最困顿年代的天灾,简单地以“这就是一场人祸”作结,显然有失公允。作为中国人民最深重的灾难之一,它值得被更认真地审视。而泡沫一般的“人祸”结论的形成过程,是同样值得探索的另一话题。 (黄道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元鹏、文亮系民间抗战史研究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天石对本文亦有帮助) 凤凰周刊2012年12月25日出版,本年度第36期,转载请联系01065211743 关注凤凰周刊微信、微博,获得更多免费文章阅读权限。    1943年3月,自灾区采访归来后,白修德未将稿件送交军事新闻审查机构过目,就通过电报局将稿子发往美国。他在自传中介绍:这位帮他发稿的电报员后来也遭到了处罚。其实,个中原因就是电报员违犯了军事新闻电检法令。

   白修德的新闻报道风格属于“幻象派”,类似于当时的美式报告文学,用他的话说,夸张是一种常用的手法。但他对灾区惨状的描述,从后来国民政府和中共根据地的救灾报告来看,虽有文学笔法,基本事实似无太多出入。

? 编者按:1942另一面 近日,冯小刚根据刘震云的报告文学作品《温故1942》改编的电影《1942》上映,完成了自己多年的夙愿,引起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关注和热议。“温故知丑,以史为鉴”,是媒体替冯小刚总结出来的拍片宗旨。 其实,电影面世前,来自这本报告文学的颇多“段子”多年来已常被人们提及和引用,譬如“日军开进刘震云家乡放粮救灾”“这次灾荒导致中国政府大失人心,后来的河南会战中日本仅用六万军队,就歼灭了三十万中国军队”“五万中国军队被河南农民缴械”……随着段子传播越来越广,它们倒像是其来源与真实性无需检验的史料一样,经常被媒体引用和发挥,甚至依此构建出某些价值体系。文艺作品不妨虚构,不过,打着“以史为鉴”的旗号,还是需要做经得起检验的考据。 本刊为此请多位相关领域的长期研究者,各展其长,根据有据可查的史料试图重构这场大灾。诚如电影所言,国民政府当时的确存在反应迟缓及贪腐现象,但事实的另一面同样需要被了解,包括当时并存于河南的日占区、国统区、中共根据地三种力量各自经历了怎样的冲击,包括灾年中国的抗战实况及其对大灾的影响,包括灾情披露及救灾过程的真实经过,也包括电影及文学素材提供者—美国人白修德书写历史的全过程。 在多位国内著名民国史研究者眼中,这场大灾以“这就是一场人祸”作结显然有失公允,当年的中国有远不为大众所知的另一面。而“人祸”结论的形成过程,是同样值得探讨的另一话题。 温故豫灾1942 特约撰稿员/黄道炫唐元鹏文亮 1942年,无论地缘政治、对日战争还是国内政局,无疑是令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大哀大喜、交相起伏的一年。 前一年,皖南事变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国民政府和中共表面上的团结已难以为继。 至1942年,中国沿海地区和大部分产粮区早被日军占领,财税基地丧失过半。海外贸易断绝,军队的弹药武器和军用物资奇缺。伴随战争而来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情形不断恶化,国家财政已到濒临崩溃境地。 1940年,因日军进攻越南,中国陆上补给交通线—桂越线中断。1942年5月日军攻入缅甸,最后一条陆上补给线—滇缅线也中断,日本完成对华军事战略包围。 苏联为避免两线作战,抗战前曾同意资助中国对日作战,但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苏方承认日占中国东北地区为“满洲国”,日本承认苏占蒙古,随后苏援断绝。 …… 就在这样内外极度交困的环境中,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战第五个年头。所幸1941年12月爆发太平洋战争,美国全面介入二战,蒋介石的“苦撑待变”战略等来结果。可是美国援助中国抗战需要交通线,海陆交通已被堵死,物资根本运不进来,仅靠中美开辟的“驼峰航线”空中运输,对整个中国抗战局势仅是杯水车薪。 就在这一年,作为抗战前线(战区)的河南省迎来抗战最惨烈的时期。连续两年全境旱、涝、蝗灾不绝,波及到冀南、晋东南、鲁西地区,1942年中后期,灾情恶化至极点。 河南当时处于日占区、国统区、中共根据地三种力量犬牙交错的状态,三方地盘皆经受了这次大灾的冲击。 战争中的特大旱灾 河南地界,属北亚热带和暖温带过渡气候,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高压(干、冷)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湿、暖)的季节性位移,造成河南气候多变,骤涝长旱特征明显,自古就是水旱灾多发的省份。 自公元1279~1911年的600余年间,河南曾出现过大旱88年,平均6~7年一遇,大涝69年,平均8~9年一遇。公元1001~1948年共发生蝗害215次,平均每4年多就有一次蝗害发生;而1913~1948年间共有35年发生蝗灾,几乎每年都有蝗灾记载,其中重大蝗灾即有8次。 从明末到民国300年间,河南发生的三次特大旱灾对人口与经济造成严重损失。明崇祯十至十四年(1637~1641年)大旱,延续时间长、范围广,灾民“以树皮、白土、雁屎充饥,以柿蒂、蒺藜、牛马为食,骨肉相食,死者相继,村舍十室九空”。 清光绪二至四年(1876~1878)大旱,全省87个厅、州、县报灾,“赤地千里,人犬相食”,饿死者近200万人。 民国时期的38年中,河南全省出现大旱、特大旱灾8次,1942年大旱尤为严重。 根据当时气象资料统计,这一年河南全省降水量较正常年份偏少4~6成。临汝、禹县、界首诸县降水量只及常年平均值47%、58%、41%。1942年大旱始自1941年,至1942发展至高潮,全省受害县份就达74个,为历史所罕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称其为“光绪皇帝以来最严重的旱灾”。 1943年秋,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在《河南省灾情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中指出,这次旱灾“以第一、第五两行政区所辖各县最重,第六、第七、第十等行政区所辖各县次之。第一行政区以广武、郑州、尉氏、长葛、禹县等5县最重,密县、汜水、新郑、中牟、洧川、荥阳等6县次之。第五行政区以许昌、临颍、鄢陵、襄城县等4县最重,郾城、宝丰、郏县、临汝、鲁山等5县次之”,在其统计的5个行政区29个县中,死亡人数共148万余人。 《新华日报》给出的数据是:“是年大旱,遍及河南全省,全年收成不及十之一二,人民饥饿而死者约计在150万以上,逃荒者约在300万以上。” 这些数字应该都是不完全统计,确切的死亡人数因为当时河南三种力量并存的状态,难以得到。至1938年底,河南大半县市已在日军的占领之下,作家刘震云的故乡延津县所在的第四行政区,1938年3月已属于日占区。据粗略统计,至1943年底,有63县沦陷,全省战场面积达15万平方公里。白修德估计的全省有300万左右的人饿死,后来被广泛引用。 抗战时期,日军占据河南北部的安阳、南部的信阳以及东部开封等地,分别扼住了河南通往日军占领的基本区域河北、武汉、济南等地的咽喉。 据中共根据地的记载:1942年后,大批灾民离家逃荒,日军为防止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灾民进入其占领区,影响控制稳定,采取封锁政策,灾民无法向日占区或经日占区向外流动。同时,日军为应对灾荒,还将灾民往大后方、敌后根据地驱赶,当时,被驱赶逃荒进入国共控制区域的灾民不下300万人,进一步加大了这两个区域的救灾压力。 不过,对日占区内部在灾荒时的详情,目前仍缺乏深入研究。虽然有相关研究者在日文网站上看到来源不详地粗略提及日占区内有过放粮救灾举动,但在除此之外的1942年日文相关文件中并未再见到日军发军粮一说。中文资料中,伪新河南日报社社长、伪河南省宣传处长及省新民会事务部长邢汉三所著的《日伪统治河南见闻录》中,对日占区的赈灾治蝗举措有过相对详细的记载。但在国内研究者对其的评述中,这些举措被认为是收效甚微的。 如果刘震云对家乡的记载属实,倒是可以由此一窥日占区(沦陷区)灾民的惨况—只不过在报告文学和电影中,他家乡的日占区背景被误认为国统区。 无论赈灾状况为何,在当时的中国,为支持战争,无论是大后方还是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因战事所需无一不加强了对民间的征发。抗战时期,无论是前线还是后方,生产都出现大幅度下降,根由就在于战争带来的破坏和过度征发。河南处于对日抵抗的前方,常常遭遇日军的“扫荡”和骚扰,人民负担更加沉重,粮食征发仅次于四川,在全国居第二位。可以想象当灾荒到来时,失去抵御能力的人们会以多快的速度陷于饥馑。 灾情披露 灾荒发生后,国民政府对灾情预计不足,反应的确迟缓。 1942年初刚刚上任的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虽然向中央政府报告了河南灾情,但并未积极申请减免税赋,反而要求授予镇压“奸佞匪盗闹事”的紧急处分权。 河南属于第一战区,战区司令蒋鼎文本不是地方官,但越俎代庖,向中央政府陈情并指责地方官轻报灾情、救灾不力。但在刘震云的作品与冯小刚的电影中,蒋鼎文与李培基二人的历史角色和真实表现可以说是完全弄颠倒了。 当时,除了蒋鼎文,河南前省主席刘镇华亦联合众多名流上书中央,要求赈灾。 根据报告文学及电影里的说法,灾害消息被严密封锁,直到白修德1943年3月在《时代》周刊登载了豫灾报道后,才引起中外关注,展开救灾行动。不过,更为客观的表述应是:白修德的报道,以外电的影响力推动中外更加重视灾情,向官方施加了更大压力,无疑在推动救助活动扩大规模方面有功劳,但要说是他突破封锁把灾情捅破才导致救灾却不符合事实。 首先,白修德赴河南战区采访,也是获得了军方新闻审查机构的批准才能成行。 其次,白修德也是在看到中国国内报道、听到记者朋友的说法以后,才于1943年2月底赴河南采访的。1942年9月30日,《大公报》发表了题为《行政院决议救济豫灾》的消息,1942年12月28日,《大公报》登载了记者王工碧的《河南灾荒目睹记》,总编辑王芸生还配发了长篇社论。至1943年2月1日,《大公报》记者张高峰的《豫灾实录》登载,再次披露河南大灾中的惨烈状况,第二天王芸生发表了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长篇社论。 《大公报》这次遭到停刊三日的处罚,倒不是因报道灾荒和呼吁赈灾,军委会新闻检查局给出的处罚理由是“攻击救灾弱点和战时限价政策”,认为有打击抗战民心士气之嫌。同年底,军委会新闻检查局给出关于灾荒报道的注意事项—不得过度渲染,但对救灾和捐款等呼吁方面的报道一律给予放行。 值得一提的是,军事新闻审查部门的处置是否妥当暂且不论,但此事后来在传播和引用中被无限延伸和放大,甚至成为不准报道灾荒的铁证。其实在那个年代,军事新闻审查制度并不是国民政府的发明。自一战开始,欧美国家除了实行战时统制经济,还实行了军事(战地)新闻审查制度,涉及军事、战区甚至能影响战争全局的新闻报道均要送审,其目的是要信息必须服务于战争全局。 二战中,美国参战以后

   而白修德文章的延展性报道、评论、总结,则存在着颇多事实、通识和结论的错误,缺乏专业性和平衡性,而这些材料一再被误引误用。

   如他称西方国家能预报天气灾害,中国不能预报,暗指政府无能,其实发达国家也是到上世纪60年代有了气象卫星后才能较准确地预报气象。又如豫灾与后来河南会战的关系(大意为:中国政府被农民抛弃,站到日军一方,致使处于强弩之末的日军于1944年发起的豫湘桂会战,把国民党军队打得全线崩溃,一败涂地),被后世著文者反复引用,但这与事实基本不符(关于此战详情,见本专题文二)。

   对灾害的应急以及政府救助的低效、无能、腐败的指责统统无可非议,这是所有前现代国家的通病。发达国家基本克服这些弊病也是在二战之后的事,但也从未躲过被抨击,何况当时的中国是处于战争绝境中的农业国家。白修德的灾区报道也因此被美国报业同行认为是不全面客观,带有浓烈政治倾向的。

? 编者按:1942另一面 近日,冯小刚根据刘震云的报告文学作品《温故1942》改编的电影《1942》上映,完成了自己多年的夙愿,引起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关注和热议。“温故知丑,以史为鉴”,是媒体替冯小刚总结出来的拍片宗旨。 其实,电影面世前,来自这本报告文学的颇多“段子”多年来已常被人们提及和引用,譬如“日军开进刘震云家乡放粮救灾”“这次灾荒导致中国政府大失人心,后来的河南会战中日本仅用六万军队,就歼灭了三十万中国军队”“五万中国军队被河南农民缴械”……随着段子传播越来越广,它们倒像是其来源与真实性无需检验的史料一样,经常被媒体引用和发挥,甚至依此构建出某些价值体系。文艺作品不妨虚构,不过,打着“以史为鉴”的旗号,还是需要做经得起检验的考据。 本刊为此请多位相关领域的长期研究者,各展其长,根据有据可查的史料试图重构这场大灾。诚如电影所言,国民政府当时的确存在反应迟缓及贪腐现象,但事实的另一面同样需要被了解,包括当时并存于河南的日占区、国统区、中共根据地三种力量各自经历了怎样的冲击,包括灾年中国的抗战实况及其对大灾的影响,包括灾情披露及救灾过程的真实经过,也包括电影及文学素材提供者—美国人白修德书写历史的全过程。 在多位国内著名民国史研究者眼中,这场大灾以“这就是一场人祸”作结显然有失公允,当年的中国有远不为大众所知的另一面。而“人祸”结论的形成过程,是同样值得探讨的另一话题。 温故豫灾1942 特约撰稿员/黄道炫唐元鹏文亮 1942年,无论地缘政治、对日战争还是国内政局,无疑是令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大哀大喜、交相起伏的一年。 前一年,皖南事变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国民政府和中共表面上的团结已难以为继。 至1942年,中国沿海地区和大部分产粮区早被日军占领,财税基地丧失过半。海外贸易断绝,军队的弹药武器和军用物资奇缺。伴随战争而来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情形不断恶化,国家财政已到濒临崩溃境地。 1940年,因日军进攻越南,中国陆上补给交通线—桂越线中断。1942年5月日军攻入缅甸,最后一条陆上补给线—滇缅线也中断,日本完成对华军事战略包围。 苏联为避免两线作战,抗战前曾同意资助中国对日作战,但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苏方承认日占中国东北地区为“满洲国”,日本承认苏占蒙古,随后苏援断绝。 …… 就在这样内外极度交困的环境中,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战第五个年头。所幸1941年12月爆发太平洋战争,美国全面介入二战,蒋介石的“苦撑待变”战略等来结果。可是美国援助中国抗战需要交通线,海陆交通已被堵死,物资根本运不进来,仅靠中美开辟的“驼峰航线”空中运输,对整个中国抗战局势仅是杯水车薪。 就在这一年,作为抗战前线(战区)的河南省迎来抗战最惨烈的时期。连续两年全境旱、涝、蝗灾不绝,波及到冀南、晋东南、鲁西地区,1942年中后期,灾情恶化至极点。 河南当时处于日占区、国统区、中共根据地三种力量犬牙交错的状态,三方地盘皆经受了这次大灾的冲击。 战争中的特大旱灾 河南地界,属北亚热带和暖温带过渡气候,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高压(干、冷)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湿、暖)的季节性位移,造成河南气候多变,骤涝长旱特征明显,自古就是水旱灾多发的省份。 自公元1279~1911年的600余年间,河南曾出现过大旱88年,平均6~7年一遇,大涝69年,平均8~9年一遇。公元1001~1948年共发生蝗害215次,平均每4年多就有一次蝗害发生;而1913~1948年间共有35年发生蝗灾,几乎每年都有蝗灾记载,其中重大蝗灾即有8次。 从明末到民国300年间,河南发生的三次特大旱灾对人口与经济造成严重损失。明崇祯十至十四年(1637~1641年)大旱,延续时间长、范围广,灾民“以树皮、白土、雁屎充饥,以柿蒂、蒺藜、牛马为食,骨肉相食,死者相继,村舍十室九空”。 清光绪二至四年(1876~1878)大旱,全省87个厅、州、县报灾,“赤地千里,人犬相食”,饿死者近200万人。 民国时期的38年中,河南全省出现大旱、特大旱灾8次,1942年大旱尤为严重。 根据当时气象资料统计,这一年河南全省降水量较正常年份偏少4~6成。临汝、禹县、界首诸县降水量只及常年平均值47%、58%、41%。1942年大旱始自1941年,至1942发展至高潮,全省受害县份就达74个,为历史所罕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称其为“光绪皇帝以来最严重的旱灾”。 1943年秋,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在《河南省灾情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中指出,这次旱灾“以第一、第五两行政区所辖各县最重,第六、第七、第十等行政区所辖各县次之。第一行政区以广武、郑州、尉氏、长葛、禹县等5县最重,密县、汜水、新郑、中牟、洧川、荥阳等6县次之。第五行政区以许昌、临颍、鄢陵、襄城县等4县最重,郾城、宝丰、郏县、临汝、鲁山等5县次之”,在其统计的5个行政区29个县中,死亡人数共148万余人。 《新华日报》给出的数据是:“是年大旱,遍及河南全省,全年收成不及十之一二,人民饥饿而死者约计在150万以上,逃荒者约在300万以上。” 这些数字应该都是不完全统计,确切的死亡人数因为当时河南三种力量并存的状态,难以得到。至1938年底,河南大半县市已在日军的占领之下,作家刘震云的故乡延津县所在的第四行政区,1938年3月已属于日占区。据粗略统计,至1943年底,有63县沦陷,全省战场面积达15万平方公里。白修德估计的全省有300万左右的人饿死,后来被广泛引用。 抗战时期,日军占据河南北部的安阳、南部的信阳以及东部开封等地,分别扼住了河南通往日军占领的基本区域河北、武汉、济南等地的咽喉。 据中共根据地的记载:1942年后,大批灾民离家逃荒,日军为防止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灾民进入其占领区,影响控制稳定,采取封锁政策,灾民无法向日占区或经日占区向外流动。同时,日军为应对灾荒,还将灾民往大后方、敌后根据地驱赶,当时,被驱赶逃荒进入国共控制区域的灾民不下300万人,进一步加大了这两个区域的救灾压力。 不过,对日占区内部在灾荒时的详情,目前仍缺乏深入研究。虽然有相关研究者在日文网站上看到来源不详地粗略提及日占区内有过放粮救灾举动,但在除此之外的1942年日文相关文件中并未再见到日军发军粮一说。中文资料中,伪新河南日报社社长、伪河南省宣传处长及省新民会事务部长邢汉三所著的《日伪统治河南见闻录》中,对日占区的赈灾治蝗举措有过相对详细的记载。但在国内研究者对其的评述中,这些举措被认为是收效甚微的。 如果刘震云对家乡的记载属实,倒是可以由此一窥日占区(沦陷区)灾民的惨况—只不过在报告文学和电影中,他家乡的日占区背景被误认为国统区。 无论赈灾状况为何,在当时的中国,为支持战争,无论是大后方还是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因战事所需无一不加强了对民间的征发。抗战时期,无论是前线还是后方,生产都出现大幅度下降,根由就在于战争带来的破坏和过度征发。河南处于对日抵抗的前方,常常遭遇日军的“扫荡”和骚扰,人民负担更加沉重,粮食征发仅次于四川,在全国居第二位。可以想象当灾荒到来时,失去抵御能力的人们会以多快的速度陷于饥馑。 灾情披露 灾荒发生后,国民政府对灾情预计不足,反应的确迟缓。 1942年初刚刚上任的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虽然向中央政府报告了河南灾情,但并未积极申请减免税赋,反而要求授予镇压“奸佞匪盗闹事”的紧急处分权。 河南属于第一战区,战区司令蒋鼎文本不是地方官,但越俎代庖,向中央政府陈情并指责地方官轻报灾情、救灾不力。但在刘震云的作品与冯小刚的电影中,蒋鼎文与李培基二人的历史角色和真实表现可以说是完全弄颠倒了。 当时,除了蒋鼎文,河南前省主席刘镇华亦联合众多名流上书中央,要求赈灾。 根据报告文学及电影里的说法,灾害消息被严密封锁,直到白修德1943年3月在《时代》周刊登载了豫灾报道后,才引起中外关注,展开救灾行动。不过,更为客观的表述应是:白修德的报道,以外电的影响力推动中外更加重视灾情,向官方施加了更大压力,无疑在推动救助活动扩大规模方面有功劳,但要说是他突破封锁把灾情捅破才导致救灾却不符合事实。 首先,白修德赴河南战区采访,也是获得了军方新闻审查机构的批准才能成行。 其次,白修德也是在看到中国国内报道、听到记者朋友的说法以后,才于1943年2月底赴河南采访的。1942年9月30日,《大公报》发表了题为《行政院决议救济豫灾》的消息,1942年12月28日,《大公报》登载了记者王工碧的《河南灾荒目睹记》,总编辑王芸生还配发了长篇社论。至1943年2月1日,《大公报》记者张高峰的《豫灾实录》登载,再次披露河南大灾中的惨烈状况,第二天王芸生发表了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长篇社论。 《大公报》这次遭到停刊三日的处罚,倒不是因报道灾荒和呼吁赈灾,军委会新闻检查局给出的处罚理由是“攻击救灾弱点和战时限价政策”,认为有打击抗战民心士气之嫌。同年底,军委会新闻检查局给出关于灾荒报道的注意事项—不得过度渲染,但对救灾和捐款等呼吁方面的报道一律给予放行。 值得一提的是,军事新闻审查部门的处置是否妥当暂且不论,但此事后来在传播和引用中被无限延伸和放大,甚至成为不准报道灾荒的铁证。其实在那个年代,军事新闻审查制度并不是国民政府的发明。自一战开始,欧美国家除了实行战时统制经济,还实行了军事(战地)新闻审查制度,涉及军事、战区甚至能影响战争全局的新闻报道均要送审,其目的是要信息必须服务于战争全局。 二战中,美国参战以后

    政府的救灾与弊病

,罗斯福总统于1941年签署8985号行政命令,成立审查办公室,任命美联社资深记者拜伦·普雷斯担任主管,负责全美军事新闻、邮件、电讯的审查。美国记者基本都配合了国家的军事新闻制度,鲜少有违反案例。 但中、英、美的这种战时军事新闻审查制度,执行得都不算严格,针贬时弊、抨击政府和官员的报道在抗战时的媒体上随处可见。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记者和撰稿人大量涌入中国,其实很多记者并不遵守中国的战时新闻审查制度,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后来的越战时期的南越。 时至1942年8月,全国大小报刊,各界人士已不断发出河南灾区惨相的报道,呼吁政府速加救济。 1943年3月,自灾区采访归来后,白修德未将稿件送交军事新闻审查机构过目,就通过电报局将稿子发往美国。他在自传中介绍:这位帮他发稿的电报员后来也遭到了处罚。其实,个中原因就是电报员违犯了军事新闻电检法令。 白修德的新闻报道风格属于“幻象派”,类似于当时的美式报告文学,用他的话说,夸张是一种常用的手法。但他对灾区惨状的描述,从后来国民政府和中共根据地的救灾报告来看,虽有文学笔法,基本事实似无太多出入。 而白修德文章的延展性报道、评论、总结,则存在着颇多事实、通识和结论的错误,缺乏专业性和平衡性,而这些材料一再被误引误用。 如他称西方国家能预报天气灾害,中国不能预报,暗指政府无能,其实发达国家也是到上世纪60年代有了气象卫星后才能较准确地预报气象。又如豫灾与后来河南会战的关系(大意为:中国政府被农民抛弃,站到日军一方,致使处于强弩之末的日军于1944年发起的豫湘桂会战,把国民党军队打得全线崩溃,一败涂地),被后世著文者反复引用,但这与事实基本不符(关于此战详情,见本专题文二)。 对灾害的应急以及政府救助的低效、无能、腐败的指责统统无可非议,这是所有前现代国家的通病。发达国家基本克服这些弊病也是在二战之后的事,但也从未躲过被抨击,何况当时的中国是处于战争绝境中的农业国家。白修德的灾区报道也因此被美国报业同行认为是不全面客观,带有浓烈政治倾向的。 政府的救灾与弊病 河南遭灾后,是否长期处于无人问津、孤立无援的境地?事实上,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及全社会,当时都采取了赈灾举措。 1942年8月,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派出专人赶赴重庆,向国民政府陈报灾情,省民政厅也连电中央请拨专款赈灾。当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拨付约计2亿元左右用于赈灾。 紧急情况下甚至还有他款可以挪用,如第一战区长官部发还河南省的军事征用工料价款300万元,改用来赈灾。河南省政府方面,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命全省党政军各捐口粮一部分,给各乡镇设粥场。1943年春节,李培基亲往鲁山北关琴台广场召集老弱病残灾民排成南北队,每人发给30元。 当时的救灾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42年1月至10月间,调查灾情,拟订救灾计划与办法;第二阶段自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按已定计划分别实施,以赈款、赈粮、平粜为主;第三阶段自1943年2月至6月,救灾工作最紧时期,以工赈、扶植生产为主,以乡镇为单位普设粥厂汤厂,大量配发救荒食品。 当时国民政府在救济灾民方面,采取了下列措施: 设立灾民收容所,帮助灾民迁徙,出境谋生。制订难民收容程序,一要接送政府组织疏散的难民;二要聚合、收容自发逃亡的难民。1943年前由收容所登记收容遣送的难民总数达10余万人。各县将确无生路的灾别编组登记,发放证明,遣送到邻省就食,其中赴陕灾民约32万,赴鄂灾民2.2万。 设立粥厂,查放余粮,发分赈谷。灾民面临急迫问题是饥饿,粥厂多设在灾民过往居多的路口或铁路沿线。当时蒋介石令河南省政府于陇海铁路沿线重要地点设立粥厂救济灾民,总计各县共设立大小粥厂4000多处。 河南省通知各县所有大户存粮除应缴征实征购积谷、种子及自食外,应即一律予以查封,贷借灾民或令平价出售。《河南省各区查放余粮情形报告》提到,河南八区查放仓谷余粮数目总计达35万石。豫省曾三次开仓贷谷,其中第三次是在1943年3月春荒严重之际,河南省府当时令各县速将现存历年来积谷合计33万石散发给灾民。 其他方面的赈灾措施还有“办理平粜、举办工赈、发放农业贷款、节食救灾”。从陕、皖、鄂总共购进的平粜粮2405万斤,先后被拨交各运销站,配销各县。 当时奉蒋的命令,河南省各部队、团体搞起“一把米运动”,每人每日节约一小匙米,以济灾民。驻河南军队则有节食救灾举措,三月为期,1942年12月份开始节食,各部队节食省出来的小麦共300万斤用于赈灾。 紧急情况下,军粮调拨赈灾也有发生,河南省粮政局与第一战区兵站总监部及各县平粜委员会拟定军粮调拨办法,分别贷放鲁山、南召等六县,共计拨借35000包,供灾民食用。 当时,各层级政府官员在赈灾中低效、无能、腐败的现象确实如电影所说,屡见不鲜。蒋介石1943年4月的两篇日记中记录了对官员办事潦草的责备,以及对灾情惨烈的感慨:“郑州沿途浅葬暴骨为狗所食之惨状,严电蒋、汤。又,郑州专员与司令谄事外人,日与谎报灾情”“河南灾区饿殍载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天乎!若不使倭寇从速败亡,若再延长一年之后,则中国万难支持,势必受无穷羞耻,不能完成上帝赋予之使命。奈何!苍天,上帝速救我危亡乎!” 除此之外,作为前线的河南,在抗战期间的负担仅次于大后方的四川,这也是事实。以对灾民切身相关的征粮为例,1941年,在河南征收粮食总额为493万石。1942年,考虑到河南灾情,配征额减至250万石,减免约近50%,对于收成只及常年三成的灾区来说,负担仍属太重;而当年实征收额为311万余石,实际减免额为36%。1941年全省征收省级公粮40万石,1942年不但未见减少,反而增加到60万石。 关于这个问题,后世有诸多批评,不过却忽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背景:东南沿海一带本是占中国政府财政收入90%的关税、盐税、统税的主要来源地,自1940年代初沦陷后,当局财政收入急剧下降。若要坚持抗战,钱粮是首要条件,扩大财源和保证军粮本为急需问题。 此时的中国只有农业资源可挖掘,粮食兼具解决财政和军粮问题的双重属性,1940年之后的“征粮”涵义已不同于此前的“征粮”。在“三税”急降大半后,国民政府以粮食“三征”(征实、征购、征借)的举措补偿财政,由于每年所得超过同期政府税收的3倍多,所以有人干脆称征粮实为抗战后期的“单一税源”,或称抗战财政为“粮食财政”也毫不为过。毫不夸张地说,不征粮,抗战即死。 在当时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同样面临这个严峻的难题。 中共根据地的救灾与困难 河南大旱,中共控制的晋冀鲁豫地区被广泛波及,也遭受惨重损失。对此,中共文件多有反映,可以透视出大旱之一斑。 中共晋冀鲁豫根据地分为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行政区,在这次大灾中无一幸免,普遍歉收,受灾严重地区收成只有三四成,最严重地区绝收。 曾任中共冀鲁豫行署副主任的徐达本在一封信中描述:“现在灾民的生活,能吃糠、花生、稻子、棉籽物都算有办法,而其大部是三天二天的不开锅不动烟火。一部分人对生活不感兴趣,尽想死的办法:有的全家睡到炕上不起,等饿死在炕上,有自己烧死的,有自己挖坑等着死了有地方安息的。” 当时中共报告多次用“罕见”形容这次天灾,冀南地委在总结中写道:“特别严重的是去年与前年的灾荒给我们困难更大,估计两年死亡人口二三十万,畜力外流,重灾区几乎完全没有牲口。”(《中共冀南区党委对于地委书记联席会议的总结》,《冀南历史文献选编》,P474页) 中共冀南行署主任的宋任穷在1943年底的报告中提到:“在重灾下人口死亡占总数的5%,特种灾区更加严重,企之县二区14000人,死亡2500人,占17%;广丘县死亡14%,四区死亡32%;东和固1772人,死亡542人,占42%强;又企之县七村7500人,死亡700人。不是全被饿死,而大部是病死。人口之整个减少重者占70%,牲口之减少重灾区占90%以上。”(《冀南游击战争的坚持与灾荒问题》,《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下,P160页) 部队夜间走入重灾区时,就如进入了死城,所能听到唯一有些生气的声息,就是自己的脚步声。几乎所有村庄和房屋都寂无一人。推门进去,只见野草丛生,一片荒芜,各种家具,如桌椅板凳橱柜等,都凌乱不堪地弃置着,说明主人曾经想把他们拿去变卖,但后来已无力移动放归原处。 在家具旁边往往就是倒毙的尸体,这些人正是从事某种活动时,比如挪动一件家具或正迈出房门,就地死去的。有些人则忍受不了这种苦难上吊自杀。因为无人善后,尸体还挂在房梁或者院中的树上,黑黢黢的,甚是恐怖。 在重灾区,很少能碰到什么活的生物,只有老鼠例外。夜间行军时,常常会看到一大片一大片灰褐色的东西,如波浪一般滚滚移动,那便是转移就食的老鼠群。(《《一个根据地的成长》P163-164)。 这些不是电影《生化危机》里的镜头,而是中共根据地文件档案里信手拈来的片段,可见灾荒之惨烈。 据统计,晋冀鲁豫根据地因为此次大灾,受灾群众达到150万~160万人,饿死或因灾而死的人数在35万~45万之间,逃荒者百万以上,也就是说几乎所有受灾群众非死即逃。 面对如此大灾,中共根据地也进行了相应的救灾措施。 最早的措施是抢种,1942年的旱灾在春季已经出现,7月份,八路军各部队根据野战政治部的紧急训令,帮助群众补种杂粮,抢种蔬菜。7月中旬,太行北部地区下暴雨,当地党政军民抢救了一批禾苗,补种了一批杂粮和蔬菜。 1942年秋收后才有了首度直接应对灾害的措施—免粮,给五、六两专区减免公粮45000

    河南遭灾后,是否长期处于无人问津、孤立无援的境地?事实上,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及全社会,当时都采取了赈灾举措。 

   1942年8月,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派出专人赶赴重庆,向国民政府陈报灾情,省民政厅也连电中央请拨专款赈灾。当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拨付约计2亿元左右用于赈灾。

   紧急情况下甚至还有他款可以挪用,如第一战区长官部发还河南省的军事征用工料价款300万元,改用来赈灾。河南省政府方面,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命全省党政军各捐口粮一部分,给各乡镇设粥场。1943年春节,李培基亲往鲁山北关琴台广场召集老弱病残灾民排成南北队,每人发给30元。

   当时的救灾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42年1月至10月间,调查灾情,拟订救灾计划与办法;第二阶段自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按已定计划分别实施,以赈款、赈粮、平粜为主;第三阶段自1943年2月至6月,救灾工作最紧时期,以工赈、扶植生产为主,以乡镇为单位普设粥厂汤厂,大量配发救荒食品。

? 编者按:1942另一面 近日,冯小刚根据刘震云的报告文学作品《温故1942》改编的电影《1942》上映,完成了自己多年的夙愿,引起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关注和热议。“温故知丑,以史为鉴”,是媒体替冯小刚总结出来的拍片宗旨。 其实,电影面世前,来自这本报告文学的颇多“段子”多年来已常被人们提及和引用,譬如“日军开进刘震云家乡放粮救灾”“这次灾荒导致中国政府大失人心,后来的河南会战中日本仅用六万军队,就歼灭了三十万中国军队”“五万中国军队被河南农民缴械”……随着段子传播越来越广,它们倒像是其来源与真实性无需检验的史料一样,经常被媒体引用和发挥,甚至依此构建出某些价值体系。文艺作品不妨虚构,不过,打着“以史为鉴”的旗号,还是需要做经得起检验的考据。 本刊为此请多位相关领域的长期研究者,各展其长,根据有据可查的史料试图重构这场大灾。诚如电影所言,国民政府当时的确存在反应迟缓及贪腐现象,但事实的另一面同样需要被了解,包括当时并存于河南的日占区、国统区、中共根据地三种力量各自经历了怎样的冲击,包括灾年中国的抗战实况及其对大灾的影响,包括灾情披露及救灾过程的真实经过,也包括电影及文学素材提供者—美国人白修德书写历史的全过程。 在多位国内著名民国史研究者眼中,这场大灾以“这就是一场人祸”作结显然有失公允,当年的中国有远不为大众所知的另一面。而“人祸”结论的形成过程,是同样值得探讨的另一话题。 温故豫灾1942 特约撰稿员/黄道炫唐元鹏文亮 1942年,无论地缘政治、对日战争还是国内政局,无疑是令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大哀大喜、交相起伏的一年。 前一年,皖南事变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国民政府和中共表面上的团结已难以为继。 至1942年,中国沿海地区和大部分产粮区早被日军占领,财税基地丧失过半。海外贸易断绝,军队的弹药武器和军用物资奇缺。伴随战争而来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情形不断恶化,国家财政已到濒临崩溃境地。 1940年,因日军进攻越南,中国陆上补给交通线—桂越线中断。1942年5月日军攻入缅甸,最后一条陆上补给线—滇缅线也中断,日本完成对华军事战略包围。 苏联为避免两线作战,抗战前曾同意资助中国对日作战,但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苏方承认日占中国东北地区为“满洲国”,日本承认苏占蒙古,随后苏援断绝。 …… 就在这样内外极度交困的环境中,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战第五个年头。所幸1941年12月爆发太平洋战争,美国全面介入二战,蒋介石的“苦撑待变”战略等来结果。可是美国援助中国抗战需要交通线,海陆交通已被堵死,物资根本运不进来,仅靠中美开辟的“驼峰航线”空中运输,对整个中国抗战局势仅是杯水车薪。 就在这一年,作为抗战前线(战区)的河南省迎来抗战最惨烈的时期。连续两年全境旱、涝、蝗灾不绝,波及到冀南、晋东南、鲁西地区,1942年中后期,灾情恶化至极点。 河南当时处于日占区、国统区、中共根据地三种力量犬牙交错的状态,三方地盘皆经受了这次大灾的冲击。 战争中的特大旱灾 河南地界,属北亚热带和暖温带过渡气候,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高压(干、冷)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湿、暖)的季节性位移,造成河南气候多变,骤涝长旱特征明显,自古就是水旱灾多发的省份。 自公元1279~1911年的600余年间,河南曾出现过大旱88年,平均6~7年一遇,大涝69年,平均8~9年一遇。公元1001~1948年共发生蝗害215次,平均每4年多就有一次蝗害发生;而1913~1948年间共有35年发生蝗灾,几乎每年都有蝗灾记载,其中重大蝗灾即有8次。 从明末到民国300年间,河南发生的三次特大旱灾对人口与经济造成严重损失。明崇祯十至十四年(1637~1641年)大旱,延续时间长、范围广,灾民“以树皮、白土、雁屎充饥,以柿蒂、蒺藜、牛马为食,骨肉相食,死者相继,村舍十室九空”。 清光绪二至四年(1876~1878)大旱,全省87个厅、州、县报灾,“赤地千里,人犬相食”,饿死者近200万人。 民国时期的38年中,河南全省出现大旱、特大旱灾8次,1942年大旱尤为严重。 根据当时气象资料统计,这一年河南全省降水量较正常年份偏少4~6成。临汝、禹县、界首诸县降水量只及常年平均值47%、58%、41%。1942年大旱始自1941年,至1942发展至高潮,全省受害县份就达74个,为历史所罕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称其为“光绪皇帝以来最严重的旱灾”。 1943年秋,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在《河南省灾情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中指出,这次旱灾“以第一、第五两行政区所辖各县最重,第六、第七、第十等行政区所辖各县次之。第一行政区以广武、郑州、尉氏、长葛、禹县等5县最重,密县、汜水、新郑、中牟、洧川、荥阳等6县次之。第五行政区以许昌、临颍、鄢陵、襄城县等4县最重,郾城、宝丰、郏县、临汝、鲁山等5县次之”,在其统计的5个行政区29个县中,死亡人数共148万余人。 《新华日报》给出的数据是:“是年大旱,遍及河南全省,全年收成不及十之一二,人民饥饿而死者约计在150万以上,逃荒者约在300万以上。” 这些数字应该都是不完全统计,确切的死亡人数因为当时河南三种力量并存的状态,难以得到。至1938年底,河南大半县市已在日军的占领之下,作家刘震云的故乡延津县所在的第四行政区,1938年3月已属于日占区。据粗略统计,至1943年底,有63县沦陷,全省战场面积达15万平方公里。白修德估计的全省有300万左右的人饿死,后来被广泛引用。 抗战时期,日军占据河南北部的安阳、南部的信阳以及东部开封等地,分别扼住了河南通往日军占领的基本区域河北、武汉、济南等地的咽喉。 据中共根据地的记载:1942年后,大批灾民离家逃荒,日军为防止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灾民进入其占领区,影响控制稳定,采取封锁政策,灾民无法向日占区或经日占区向外流动。同时,日军为应对灾荒,还将灾民往大后方、敌后根据地驱赶,当时,被驱赶逃荒进入国共控制区域的灾民不下300万人,进一步加大了这两个区域的救灾压力。 不过,对日占区内部在灾荒时的详情,目前仍缺乏深入研究。虽然有相关研究者在日文网站上看到来源不详地粗略提及日占区内有过放粮救灾举动,但在除此之外的1942年日文相关文件中并未再见到日军发军粮一说。中文资料中,伪新河南日报社社长、伪河南省宣传处长及省新民会事务部长邢汉三所著的《日伪统治河南见闻录》中,对日占区的赈灾治蝗举措有过相对详细的记载。但在国内研究者对其的评述中,这些举措被认为是收效甚微的。 如果刘震云对家乡的记载属实,倒是可以由此一窥日占区(沦陷区)灾民的惨况—只不过在报告文学和电影中,他家乡的日占区背景被误认为国统区。 无论赈灾状况为何,在当时的中国,为支持战争,无论是大后方还是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因战事所需无一不加强了对民间的征发。抗战时期,无论是前线还是后方,生产都出现大幅度下降,根由就在于战争带来的破坏和过度征发。河南处于对日抵抗的前方,常常遭遇日军的“扫荡”和骚扰,人民负担更加沉重,粮食征发仅次于四川,在全国居第二位。可以想象当灾荒到来时,失去抵御能力的人们会以多快的速度陷于饥馑。 灾情披露 灾荒发生后,国民政府对灾情预计不足,反应的确迟缓。 1942年初刚刚上任的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虽然向中央政府报告了河南灾情,但并未积极申请减免税赋,反而要求授予镇压“奸佞匪盗闹事”的紧急处分权。 河南属于第一战区,战区司令蒋鼎文本不是地方官,但越俎代庖,向中央政府陈情并指责地方官轻报灾情、救灾不力。但在刘震云的作品与冯小刚的电影中,蒋鼎文与李培基二人的历史角色和真实表现可以说是完全弄颠倒了。 当时,除了蒋鼎文,河南前省主席刘镇华亦联合众多名流上书中央,要求赈灾。 根据报告文学及电影里的说法,灾害消息被严密封锁,直到白修德1943年3月在《时代》周刊登载了豫灾报道后,才引起中外关注,展开救灾行动。不过,更为客观的表述应是:白修德的报道,以外电的影响力推动中外更加重视灾情,向官方施加了更大压力,无疑在推动救助活动扩大规模方面有功劳,但要说是他突破封锁把灾情捅破才导致救灾却不符合事实。 首先,白修德赴河南战区采访,也是获得了军方新闻审查机构的批准才能成行。 其次,白修德也是在看到中国国内报道、听到记者朋友的说法以后,才于1943年2月底赴河南采访的。1942年9月30日,《大公报》发表了题为《行政院决议救济豫灾》的消息,1942年12月28日,《大公报》登载了记者王工碧的《河南灾荒目睹记》,总编辑王芸生还配发了长篇社论。至1943年2月1日,《大公报》记者张高峰的《豫灾实录》登载,再次披露河南大灾中的惨烈状况,第二天王芸生发表了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长篇社论。 《大公报》这次遭到停刊三日的处罚,倒不是因报道灾荒和呼吁赈灾,军委会新闻检查局给出的处罚理由是“攻击救灾弱点和战时限价政策”,认为有打击抗战民心士气之嫌。同年底,军委会新闻检查局给出关于灾荒报道的注意事项—不得过度渲染,但对救灾和捐款等呼吁方面的报道一律给予放行。 值得一提的是,军事新闻审查部门的处置是否妥当暂且不论,但此事后来在传播和引用中被无限延伸和放大,甚至成为不准报道灾荒的铁证。其实在那个年代,军事新闻审查制度并不是国民政府的发明。自一战开始,欧美国家除了实行战时统制经济,还实行了军事(战地)新闻审查制度,涉及军事、战区甚至能影响战争全局的新闻报道均要送审,其目的是要信息必须服务于战争全局。 二战中,美国参战以后    当时国民政府在救济灾民方面,采取了下列措施:

    设立灾民收容所,帮助灾民迁徙,出境谋生。制订难民收容程序,一要接送政府组织疏散的难民;二要聚合、收容自发逃亡的难民。1943年前由收容所登记收容遣送的难民总数达10余万人。各县将确无生路的灾别编组登记,发放证明,遣送到邻省就食,其中赴陕灾民约32万,赴鄂灾民2.2万。

    设立粥厂,查放余粮,发分赈谷。灾民面临急迫问题是饥饿,粥厂多设在灾民过往居多的路口或铁路沿线。当时蒋介石令河南省政府于陇海铁路沿线重要地点设立粥厂救济灾民,总计各县共设立大小粥厂4000多处。

    河南省通知各县所有大户存粮除应缴征实征购积谷、种子及自食外,应即一律予以查封,贷借灾民或令平价出售。《河南省各区查放余粮情形报告》提到,河南八区查放仓谷余粮数目总计达35万石。豫省曾三次开仓贷谷,其中第三次是在1943年3月春荒严重之际,河南省府当时令各县速将现存历年来积谷合计33万石散发给灾民。

    其他方面的赈灾措施还有“办理平粜、举办工赈、发放农业贷款、节食救灾”。从陕、皖、鄂总共购进的平粜粮2405万斤,先后被拨交各运销站,配销各县。

石。1943年麦收时,又给一、五、六专区减免公粮15500石。而至大灾之势已成的1942年10月,拨出过须偿还的无息贷款10万元给灾民。 除了急赈和低利、无利借贷粮款之外,以工代赈是根据地救济灾民的主要手段之一。边区政府提出“救灾不救懒汉”的口号,希望通过自救和耕种抢种渡过灾荒年。 抗战期间,不管对哪方来说,粮食都是军事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实际上哪方都无法过多减免。由于面对一场多年罕见的战时天灾,中共的文件也指出,根据地救灾亦存在诸多困难与不足。 太行区的救灾工作口号是“不饿死一个人”,但减免公粮所占比例仍不高,1942年该区减免公粮5.6万余石,征收公粮为58.8万石(《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P172、《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P356)。 在屯粮方面,从1942年11月起到1943年10月底,除了减免五、六专区5.35万石之外,实屯数达到原概算96.5%。(“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1943年9月12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52)。除了重灾区之外,其他地区如受灾的一、四专区并没有减轻负担。就算受灾严重的五分区,减免幅度仍然微乎其微,1942年每人平均负担一斗六升,1943年每人仍然要负担一斗五升,每人只减轻约6%(《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三》P105)。 《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报告承认,“1942年度的征收工作,成绩甚好,是空前的一年,不只完成计划,而且超过任务额,打破了几年来的征收纪录。” 自身就已自顾不暇,外来灾民更加重了根据地负担。仅在1943年1月,据不完全统计,太行区外来灾民已达2万以上;左权、和东及太南数县安置外来灾民就有6000余人。根据地政府设置招待站,招待过往灾民食宿,命令各县按当地居民3%的标准进行安插,借给他们食物和组织他们参加生产,并对无办法生活者实施赈济。(“太行区1942、43两年的救灾总结”——《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140-141) 但接纳能力有限,灾民过安置过多,亦会影响到根据地存亡。1943年1月30日颁布的《根据地外来灾民登记安置办法》规定,对来根据地之灾民,拥挤于被灾区域者,须有当地县政府协同救委会劝令转回原籍,与敌人进行斗争。豫晋区的干部哀叹:“然而我们也是自顾不暇,爱莫能助啊!” 要把饥肠辘辘的逃荒灾民遣返,谈何容易。有些村子做了一堆煎饼,然后以村为单位开个欢送会,往每个灾民手里塞两张煎饼“礼送”出境。灾民回去也是个死,就跟当地政府打起了“游击”,他们离开甲村却跑去乙村,呆着不走。 豫晋区对“欢送”难民回家工作不力十分不满,批评下面干部均存在着慈悲观点,没有从政治上了解这个问题。1943年春荒严重时期,太行区被迫遣返灾民1万人(《1942年豫晋区工作检查总结》,《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太岳抗日根据地》P199)。1943年春荒严重时期,太行区被迫遣返灾民1万人。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指出1943年救灾中的种种弊病,“必须从实际行动中,体现生产观点,所谓‘生产自救’,不少地区还是停留在纸上或嘴上的口号,否则为什么坐吃山空现象相当不少呢?为什么流氓懒汉得到赈济,而血统农民(特别是贫农)得不到救济呢?为什么有些村干部贪污中饱,轻视劳动,形成抗战‘新贵’。而广大灾民却啼饭唤贫呢?而且经过检查,这些现象并不是个别和偶然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号召克服连续灾荒》,1943年7月24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一》,P321) 冀南区对灾荒亦出现估计不足、反应迟缓的问题。冀南根据地1942年变成游击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全部精力注意敌发展,对灾荒的危险没有足够警惕,指望用借粮和急赈的办法来解决人民的困难,没有从根本上生产备荒来解决问题。直到1943年7月之后,才将全部工作转入生产救灾,但已经形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一个根据地的成长——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发展史》,P170)所以冀南区成为了晋冀鲁豫四大区中饿死人和逃荒数最多的区域,全区死亡人数约20万-30万人,占总人数的6%,逃亡达100万人,占总人口的30%。(《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抗灾救灾工作论述》,陈刚著) 以“人祸”作结有失公允 用相关报道的话说,这场天灾实为“人祸”,是因为“直到白修德的报道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迫于舆论压力,委员长才开始展开救援。但相对于大面积饥荒而言,赈灾粮食如同沧海一粟,更别提还要经过层层贪腐。” 先算一下这“沧海一粟”的经济账吧! 1942年,国民政府直接拨款加平粜基金,加上各种工赈和农业贷款,接近1.5亿元,这还不包括救灾期间金额庞大的各种民间捐款、各县自筹的1亿元多平粜基金、各种水利筑路等工程的雇佣劳力成本、粮食调拨的成本等等。跟政府拨款相关的金额起码近2亿元。 2亿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1942年,中国整个财政收入是52.68亿元左右,2亿元相当于1942年财政支出的3.8%。若以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元计,乘以3.8%,就相当于2011年从财政支出里拿出近4000亿元救灾。抗战期间,每年军费支出占总支出逾半。这2亿元是从军费外开支里挤出来的,确已非常窘迫。 而当年的国民政府做的不止这些。比如1943年2月河南省政府还制定了保护农民土地办法,规定因灾荒而卖当之土地、房产,准五年内以原价赎回。政府将这次救灾工作“明定列为各县县长及各级行政人员重要考成之一”,对于救灾不力的甚至给予免职的处罚(邓拓:《中国救荒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页)。 回顾这场在战况最艰难、财政最困顿年代的天灾,简单地以“这就是一场人祸”作结,显然有失公允。作为中国人民最深重的灾难之一,它值得被更认真地审视。而泡沫一般的“人祸”结论的形成过程,是同样值得探索的另一话题。 (黄道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元鹏、文亮系民间抗战史研究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天石对本文亦有帮助) 凤凰周刊2012年12月25日出版,本年度第36期,转载请联系01065211743 关注凤凰周刊微信、微博,获得更多免费文章阅读权限。

    当时奉蒋的命令,河南省各部队、团体搞起“一把米运动”,每人每日节约一小匙米,以济灾民。驻河南军队则有节食救灾举措,三月为期,1942年12月份开始节食,各部队节食省出来的小麦共300万斤用于赈灾。

,罗斯福总统于1941年签署8985号行政命令,成立审查办公室,任命美联社资深记者拜伦·普雷斯担任主管,负责全美军事新闻、邮件、电讯的审查。美国记者基本都配合了国家的军事新闻制度,鲜少有违反案例。 但中、英、美的这种战时军事新闻审查制度,执行得都不算严格,针贬时弊、抨击政府和官员的报道在抗战时的媒体上随处可见。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记者和撰稿人大量涌入中国,其实很多记者并不遵守中国的战时新闻审查制度,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后来的越战时期的南越。 时至1942年8月,全国大小报刊,各界人士已不断发出河南灾区惨相的报道,呼吁政府速加救济。 1943年3月,自灾区采访归来后,白修德未将稿件送交军事新闻审查机构过目,就通过电报局将稿子发往美国。他在自传中介绍:这位帮他发稿的电报员后来也遭到了处罚。其实,个中原因就是电报员违犯了军事新闻电检法令。 白修德的新闻报道风格属于“幻象派”,类似于当时的美式报告文学,用他的话说,夸张是一种常用的手法。但他对灾区惨状的描述,从后来国民政府和中共根据地的救灾报告来看,虽有文学笔法,基本事实似无太多出入。 而白修德文章的延展性报道、评论、总结,则存在着颇多事实、通识和结论的错误,缺乏专业性和平衡性,而这些材料一再被误引误用。 如他称西方国家能预报天气灾害,中国不能预报,暗指政府无能,其实发达国家也是到上世纪60年代有了气象卫星后才能较准确地预报气象。又如豫灾与后来河南会战的关系(大意为:中国政府被农民抛弃,站到日军一方,致使处于强弩之末的日军于1944年发起的豫湘桂会战,把国民党军队打得全线崩溃,一败涂地),被后世著文者反复引用,但这与事实基本不符(关于此战详情,见本专题文二)。 对灾害的应急以及政府救助的低效、无能、腐败的指责统统无可非议,这是所有前现代国家的通病。发达国家基本克服这些弊病也是在二战之后的事,但也从未躲过被抨击,何况当时的中国是处于战争绝境中的农业国家。白修德的灾区报道也因此被美国报业同行认为是不全面客观,带有浓烈政治倾向的。 政府的救灾与弊病 河南遭灾后,是否长期处于无人问津、孤立无援的境地?事实上,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及全社会,当时都采取了赈灾举措。 1942年8月,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派出专人赶赴重庆,向国民政府陈报灾情,省民政厅也连电中央请拨专款赈灾。当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拨付约计2亿元左右用于赈灾。 紧急情况下甚至还有他款可以挪用,如第一战区长官部发还河南省的军事征用工料价款300万元,改用来赈灾。河南省政府方面,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命全省党政军各捐口粮一部分,给各乡镇设粥场。1943年春节,李培基亲往鲁山北关琴台广场召集老弱病残灾民排成南北队,每人发给30元。 当时的救灾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42年1月至10月间,调查灾情,拟订救灾计划与办法;第二阶段自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按已定计划分别实施,以赈款、赈粮、平粜为主;第三阶段自1943年2月至6月,救灾工作最紧时期,以工赈、扶植生产为主,以乡镇为单位普设粥厂汤厂,大量配发救荒食品。 当时国民政府在救济灾民方面,采取了下列措施: 设立灾民收容所,帮助灾民迁徙,出境谋生。制订难民收容程序,一要接送政府组织疏散的难民;二要聚合、收容自发逃亡的难民。1943年前由收容所登记收容遣送的难民总数达10余万人。各县将确无生路的灾别编组登记,发放证明,遣送到邻省就食,其中赴陕灾民约32万,赴鄂灾民2.2万。 设立粥厂,查放余粮,发分赈谷。灾民面临急迫问题是饥饿,粥厂多设在灾民过往居多的路口或铁路沿线。当时蒋介石令河南省政府于陇海铁路沿线重要地点设立粥厂救济灾民,总计各县共设立大小粥厂4000多处。 河南省通知各县所有大户存粮除应缴征实征购积谷、种子及自食外,应即一律予以查封,贷借灾民或令平价出售。《河南省各区查放余粮情形报告》提到,河南八区查放仓谷余粮数目总计达35万石。豫省曾三次开仓贷谷,其中第三次是在1943年3月春荒严重之际,河南省府当时令各县速将现存历年来积谷合计33万石散发给灾民。 其他方面的赈灾措施还有“办理平粜、举办工赈、发放农业贷款、节食救灾”。从陕、皖、鄂总共购进的平粜粮2405万斤,先后被拨交各运销站,配销各县。 当时奉蒋的命令,河南省各部队、团体搞起“一把米运动”,每人每日节约一小匙米,以济灾民。驻河南军队则有节食救灾举措,三月为期,1942年12月份开始节食,各部队节食省出来的小麦共300万斤用于赈灾。 紧急情况下,军粮调拨赈灾也有发生,河南省粮政局与第一战区兵站总监部及各县平粜委员会拟定军粮调拨办法,分别贷放鲁山、南召等六县,共计拨借35000包,供灾民食用。 当时,各层级政府官员在赈灾中低效、无能、腐败的现象确实如电影所说,屡见不鲜。蒋介石1943年4月的两篇日记中记录了对官员办事潦草的责备,以及对灾情惨烈的感慨:“郑州沿途浅葬暴骨为狗所食之惨状,严电蒋、汤。又,郑州专员与司令谄事外人,日与谎报灾情”“河南灾区饿殍载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天乎!若不使倭寇从速败亡,若再延长一年之后,则中国万难支持,势必受无穷羞耻,不能完成上帝赋予之使命。奈何!苍天,上帝速救我危亡乎!” 除此之外,作为前线的河南,在抗战期间的负担仅次于大后方的四川,这也是事实。以对灾民切身相关的征粮为例,1941年,在河南征收粮食总额为493万石。1942年,考虑到河南灾情,配征额减至250万石,减免约近50%,对于收成只及常年三成的灾区来说,负担仍属太重;而当年实征收额为311万余石,实际减免额为36%。1941年全省征收省级公粮40万石,1942年不但未见减少,反而增加到60万石。 关于这个问题,后世有诸多批评,不过却忽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背景:东南沿海一带本是占中国政府财政收入90%的关税、盐税、统税的主要来源地,自1940年代初沦陷后,当局财政收入急剧下降。若要坚持抗战,钱粮是首要条件,扩大财源和保证军粮本为急需问题。 此时的中国只有农业资源可挖掘,粮食兼具解决财政和军粮问题的双重属性,1940年之后的“征粮”涵义已不同于此前的“征粮”。在“三税”急降大半后,国民政府以粮食“三征”(征实、征购、征借)的举措补偿财政,由于每年所得超过同期政府税收的3倍多,所以有人干脆称征粮实为抗战后期的“单一税源”,或称抗战财政为“粮食财政”也毫不为过。毫不夸张地说,不征粮,抗战即死。 在当时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同样面临这个严峻的难题。 中共根据地的救灾与困难 河南大旱,中共控制的晋冀鲁豫地区被广泛波及,也遭受惨重损失。对此,中共文件多有反映,可以透视出大旱之一斑。 中共晋冀鲁豫根据地分为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行政区,在这次大灾中无一幸免,普遍歉收,受灾严重地区收成只有三四成,最严重地区绝收。 曾任中共冀鲁豫行署副主任的徐达本在一封信中描述:“现在灾民的生活,能吃糠、花生、稻子、棉籽物都算有办法,而其大部是三天二天的不开锅不动烟火。一部分人对生活不感兴趣,尽想死的办法:有的全家睡到炕上不起,等饿死在炕上,有自己烧死的,有自己挖坑等着死了有地方安息的。” 当时中共报告多次用“罕见”形容这次天灾,冀南地委在总结中写道:“特别严重的是去年与前年的灾荒给我们困难更大,估计两年死亡人口二三十万,畜力外流,重灾区几乎完全没有牲口。”(《中共冀南区党委对于地委书记联席会议的总结》,《冀南历史文献选编》,P474页) 中共冀南行署主任的宋任穷在1943年底的报告中提到:“在重灾下人口死亡占总数的5%,特种灾区更加严重,企之县二区14000人,死亡2500人,占17%;广丘县死亡14%,四区死亡32%;东和固1772人,死亡542人,占42%强;又企之县七村7500人,死亡700人。不是全被饿死,而大部是病死。人口之整个减少重者占70%,牲口之减少重灾区占90%以上。”(《冀南游击战争的坚持与灾荒问题》,《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下,P160页) 部队夜间走入重灾区时,就如进入了死城,所能听到唯一有些生气的声息,就是自己的脚步声。几乎所有村庄和房屋都寂无一人。推门进去,只见野草丛生,一片荒芜,各种家具,如桌椅板凳橱柜等,都凌乱不堪地弃置着,说明主人曾经想把他们拿去变卖,但后来已无力移动放归原处。 在家具旁边往往就是倒毙的尸体,这些人正是从事某种活动时,比如挪动一件家具或正迈出房门,就地死去的。有些人则忍受不了这种苦难上吊自杀。因为无人善后,尸体还挂在房梁或者院中的树上,黑黢黢的,甚是恐怖。 在重灾区,很少能碰到什么活的生物,只有老鼠例外。夜间行军时,常常会看到一大片一大片灰褐色的东西,如波浪一般滚滚移动,那便是转移就食的老鼠群。(《《一个根据地的成长》P163-164)。 这些不是电影《生化危机》里的镜头,而是中共根据地文件档案里信手拈来的片段,可见灾荒之惨烈。 据统计,晋冀鲁豫根据地因为此次大灾,受灾群众达到150万~160万人,饿死或因灾而死的人数在35万~45万之间,逃荒者百万以上,也就是说几乎所有受灾群众非死即逃。 面对如此大灾,中共根据地也进行了相应的救灾措施。 最早的措施是抢种,1942年的旱灾在春季已经出现,7月份,八路军各部队根据野战政治部的紧急训令,帮助群众补种杂粮,抢种蔬菜。7月中旬,太行北部地区下暴雨,当地党政军民抢救了一批禾苗,补种了一批杂粮和蔬菜。 1942年秋收后才有了首度直接应对灾害的措施—免粮,给五、六两专区减免公粮45000   紧急情况下,军粮调拨赈灾也有发生,河南省粮政局与第一战区兵站总监部及各县平粜委员会拟定军粮调拨办法,分别贷放鲁山、南召等六县,共计拨借35000包,供灾民食用。

   当时,各层级政府官员在赈灾中低效、无能、腐败的现象确实如电影所说,屡见不鲜。蒋介石1943年4月的两篇日记中记录了对官员办事潦草的责备,以及对灾情惨烈的感慨:“郑州沿途浅葬暴骨为狗所食之惨状,严电蒋、汤。又,郑州专员与司令谄事外人,日与谎报灾情”“河南灾区饿殍载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天乎!若不使倭寇从速败亡,若再延长一年之后,则中国万难支持,势必受无穷羞耻,不能完成上帝赋予之使命。奈何!苍天,上帝速救我危亡乎!”

   除此之外,作为前线的河南,在抗战期间的负担仅次于大后方的四川,这也是事实。以对灾民切身相关的征粮为例,1941年,在河南征收粮食总额为493万石。1942年,考虑到河南灾情,配征额减至250万石,减免约近50%,对于收成只及常年三成的灾区来说,负担仍属太重;而当年实征收额为311万余石,实际减免额为36%。1941年全省征收省级公粮40万石,1942年不但未见减少,反而增加到60万石。

,罗斯福总统于1941年签署8985号行政命令,成立审查办公室,任命美联社资深记者拜伦·普雷斯担任主管,负责全美军事新闻、邮件、电讯的审查。美国记者基本都配合了国家的军事新闻制度,鲜少有违反案例。 但中、英、美的这种战时军事新闻审查制度,执行得都不算严格,针贬时弊、抨击政府和官员的报道在抗战时的媒体上随处可见。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记者和撰稿人大量涌入中国,其实很多记者并不遵守中国的战时新闻审查制度,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后来的越战时期的南越。 时至1942年8月,全国大小报刊,各界人士已不断发出河南灾区惨相的报道,呼吁政府速加救济。 1943年3月,自灾区采访归来后,白修德未将稿件送交军事新闻审查机构过目,就通过电报局将稿子发往美国。他在自传中介绍:这位帮他发稿的电报员后来也遭到了处罚。其实,个中原因就是电报员违犯了军事新闻电检法令。 白修德的新闻报道风格属于“幻象派”,类似于当时的美式报告文学,用他的话说,夸张是一种常用的手法。但他对灾区惨状的描述,从后来国民政府和中共根据地的救灾报告来看,虽有文学笔法,基本事实似无太多出入。 而白修德文章的延展性报道、评论、总结,则存在着颇多事实、通识和结论的错误,缺乏专业性和平衡性,而这些材料一再被误引误用。 如他称西方国家能预报天气灾害,中国不能预报,暗指政府无能,其实发达国家也是到上世纪60年代有了气象卫星后才能较准确地预报气象。又如豫灾与后来河南会战的关系(大意为:中国政府被农民抛弃,站到日军一方,致使处于强弩之末的日军于1944年发起的豫湘桂会战,把国民党军队打得全线崩溃,一败涂地),被后世著文者反复引用,但这与事实基本不符(关于此战详情,见本专题文二)。 对灾害的应急以及政府救助的低效、无能、腐败的指责统统无可非议,这是所有前现代国家的通病。发达国家基本克服这些弊病也是在二战之后的事,但也从未躲过被抨击,何况当时的中国是处于战争绝境中的农业国家。白修德的灾区报道也因此被美国报业同行认为是不全面客观,带有浓烈政治倾向的。 政府的救灾与弊病 河南遭灾后,是否长期处于无人问津、孤立无援的境地?事实上,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及全社会,当时都采取了赈灾举措。 1942年8月,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派出专人赶赴重庆,向国民政府陈报灾情,省民政厅也连电中央请拨专款赈灾。当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拨付约计2亿元左右用于赈灾。 紧急情况下甚至还有他款可以挪用,如第一战区长官部发还河南省的军事征用工料价款300万元,改用来赈灾。河南省政府方面,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命全省党政军各捐口粮一部分,给各乡镇设粥场。1943年春节,李培基亲往鲁山北关琴台广场召集老弱病残灾民排成南北队,每人发给30元。 当时的救灾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42年1月至10月间,调查灾情,拟订救灾计划与办法;第二阶段自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按已定计划分别实施,以赈款、赈粮、平粜为主;第三阶段自1943年2月至6月,救灾工作最紧时期,以工赈、扶植生产为主,以乡镇为单位普设粥厂汤厂,大量配发救荒食品。 当时国民政府在救济灾民方面,采取了下列措施: 设立灾民收容所,帮助灾民迁徙,出境谋生。制订难民收容程序,一要接送政府组织疏散的难民;二要聚合、收容自发逃亡的难民。1943年前由收容所登记收容遣送的难民总数达10余万人。各县将确无生路的灾别编组登记,发放证明,遣送到邻省就食,其中赴陕灾民约32万,赴鄂灾民2.2万。 设立粥厂,查放余粮,发分赈谷。灾民面临急迫问题是饥饿,粥厂多设在灾民过往居多的路口或铁路沿线。当时蒋介石令河南省政府于陇海铁路沿线重要地点设立粥厂救济灾民,总计各县共设立大小粥厂4000多处。 河南省通知各县所有大户存粮除应缴征实征购积谷、种子及自食外,应即一律予以查封,贷借灾民或令平价出售。《河南省各区查放余粮情形报告》提到,河南八区查放仓谷余粮数目总计达35万石。豫省曾三次开仓贷谷,其中第三次是在1943年3月春荒严重之际,河南省府当时令各县速将现存历年来积谷合计33万石散发给灾民。 其他方面的赈灾措施还有“办理平粜、举办工赈、发放农业贷款、节食救灾”。从陕、皖、鄂总共购进的平粜粮2405万斤,先后被拨交各运销站,配销各县。 当时奉蒋的命令,河南省各部队、团体搞起“一把米运动”,每人每日节约一小匙米,以济灾民。驻河南军队则有节食救灾举措,三月为期,1942年12月份开始节食,各部队节食省出来的小麦共300万斤用于赈灾。 紧急情况下,军粮调拨赈灾也有发生,河南省粮政局与第一战区兵站总监部及各县平粜委员会拟定军粮调拨办法,分别贷放鲁山、南召等六县,共计拨借35000包,供灾民食用。 当时,各层级政府官员在赈灾中低效、无能、腐败的现象确实如电影所说,屡见不鲜。蒋介石1943年4月的两篇日记中记录了对官员办事潦草的责备,以及对灾情惨烈的感慨:“郑州沿途浅葬暴骨为狗所食之惨状,严电蒋、汤。又,郑州专员与司令谄事外人,日与谎报灾情”“河南灾区饿殍载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天乎!若不使倭寇从速败亡,若再延长一年之后,则中国万难支持,势必受无穷羞耻,不能完成上帝赋予之使命。奈何!苍天,上帝速救我危亡乎!” 除此之外,作为前线的河南,在抗战期间的负担仅次于大后方的四川,这也是事实。以对灾民切身相关的征粮为例,1941年,在河南征收粮食总额为493万石。1942年,考虑到河南灾情,配征额减至250万石,减免约近50%,对于收成只及常年三成的灾区来说,负担仍属太重;而当年实征收额为311万余石,实际减免额为36%。1941年全省征收省级公粮40万石,1942年不但未见减少,反而增加到60万石。 关于这个问题,后世有诸多批评,不过却忽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背景:东南沿海一带本是占中国政府财政收入90%的关税、盐税、统税的主要来源地,自1940年代初沦陷后,当局财政收入急剧下降。若要坚持抗战,钱粮是首要条件,扩大财源和保证军粮本为急需问题。 此时的中国只有农业资源可挖掘,粮食兼具解决财政和军粮问题的双重属性,1940年之后的“征粮”涵义已不同于此前的“征粮”。在“三税”急降大半后,国民政府以粮食“三征”(征实、征购、征借)的举措补偿财政,由于每年所得超过同期政府税收的3倍多,所以有人干脆称征粮实为抗战后期的“单一税源”,或称抗战财政为“粮食财政”也毫不为过。毫不夸张地说,不征粮,抗战即死。 在当时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同样面临这个严峻的难题。 中共根据地的救灾与困难 河南大旱,中共控制的晋冀鲁豫地区被广泛波及,也遭受惨重损失。对此,中共文件多有反映,可以透视出大旱之一斑。 中共晋冀鲁豫根据地分为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行政区,在这次大灾中无一幸免,普遍歉收,受灾严重地区收成只有三四成,最严重地区绝收。 曾任中共冀鲁豫行署副主任的徐达本在一封信中描述:“现在灾民的生活,能吃糠、花生、稻子、棉籽物都算有办法,而其大部是三天二天的不开锅不动烟火。一部分人对生活不感兴趣,尽想死的办法:有的全家睡到炕上不起,等饿死在炕上,有自己烧死的,有自己挖坑等着死了有地方安息的。” 当时中共报告多次用“罕见”形容这次天灾,冀南地委在总结中写道:“特别严重的是去年与前年的灾荒给我们困难更大,估计两年死亡人口二三十万,畜力外流,重灾区几乎完全没有牲口。”(《中共冀南区党委对于地委书记联席会议的总结》,《冀南历史文献选编》,P474页) 中共冀南行署主任的宋任穷在1943年底的报告中提到:“在重灾下人口死亡占总数的5%,特种灾区更加严重,企之县二区14000人,死亡2500人,占17%;广丘县死亡14%,四区死亡32%;东和固1772人,死亡542人,占42%强;又企之县七村7500人,死亡700人。不是全被饿死,而大部是病死。人口之整个减少重者占70%,牲口之减少重灾区占90%以上。”(《冀南游击战争的坚持与灾荒问题》,《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下,P160页) 部队夜间走入重灾区时,就如进入了死城,所能听到唯一有些生气的声息,就是自己的脚步声。几乎所有村庄和房屋都寂无一人。推门进去,只见野草丛生,一片荒芜,各种家具,如桌椅板凳橱柜等,都凌乱不堪地弃置着,说明主人曾经想把他们拿去变卖,但后来已无力移动放归原处。 在家具旁边往往就是倒毙的尸体,这些人正是从事某种活动时,比如挪动一件家具或正迈出房门,就地死去的。有些人则忍受不了这种苦难上吊自杀。因为无人善后,尸体还挂在房梁或者院中的树上,黑黢黢的,甚是恐怖。 在重灾区,很少能碰到什么活的生物,只有老鼠例外。夜间行军时,常常会看到一大片一大片灰褐色的东西,如波浪一般滚滚移动,那便是转移就食的老鼠群。(《《一个根据地的成长》P163-164)。 这些不是电影《生化危机》里的镜头,而是中共根据地文件档案里信手拈来的片段,可见灾荒之惨烈。 据统计,晋冀鲁豫根据地因为此次大灾,受灾群众达到150万~160万人,饿死或因灾而死的人数在35万~45万之间,逃荒者百万以上,也就是说几乎所有受灾群众非死即逃。 面对如此大灾,中共根据地也进行了相应的救灾措施。 最早的措施是抢种,1942年的旱灾在春季已经出现,7月份,八路军各部队根据野战政治部的紧急训令,帮助群众补种杂粮,抢种蔬菜。7月中旬,太行北部地区下暴雨,当地党政军民抢救了一批禾苗,补种了一批杂粮和蔬菜。 1942年秋收后才有了首度直接应对灾害的措施—免粮,给五、六两专区减免公粮45000   关于这个问题,后世有诸多批评,不过却忽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背景:东南沿海一带本是占中国政府财政收入90%的关税、盐税、统税的主要来源地,自1940年代初沦陷后,当局财政收入急剧下降。若要坚持抗战,钱粮是首要条件,扩大财源和保证军粮本为急需问题。

   此时的中国只有农业资源可挖掘,粮食兼具解决财政和军粮问题的双重属性,1940年之后的“征粮”涵义已不同于此前的“征粮”。在“三税”急降大半后,国民政府以粮食“三征”(征实、征购、征借)的举措补偿财政,由于每年所得超过同期政府税收的3倍多,所以有人干脆称征粮实为抗战后期的“单一税源”,或称抗战财政为“粮食财政”也毫不为过。毫不夸张地说,不征粮,抗战即死。

   在当时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同样面临这个严峻的难题。

   中共根据地的救灾与困难

? 编者按:1942另一面 近日,冯小刚根据刘震云的报告文学作品《温故1942》改编的电影《1942》上映,完成了自己多年的夙愿,引起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关注和热议。“温故知丑,以史为鉴”,是媒体替冯小刚总结出来的拍片宗旨。 其实,电影面世前,来自这本报告文学的颇多“段子”多年来已常被人们提及和引用,譬如“日军开进刘震云家乡放粮救灾”“这次灾荒导致中国政府大失人心,后来的河南会战中日本仅用六万军队,就歼灭了三十万中国军队”“五万中国军队被河南农民缴械”……随着段子传播越来越广,它们倒像是其来源与真实性无需检验的史料一样,经常被媒体引用和发挥,甚至依此构建出某些价值体系。文艺作品不妨虚构,不过,打着“以史为鉴”的旗号,还是需要做经得起检验的考据。 本刊为此请多位相关领域的长期研究者,各展其长,根据有据可查的史料试图重构这场大灾。诚如电影所言,国民政府当时的确存在反应迟缓及贪腐现象,但事实的另一面同样需要被了解,包括当时并存于河南的日占区、国统区、中共根据地三种力量各自经历了怎样的冲击,包括灾年中国的抗战实况及其对大灾的影响,包括灾情披露及救灾过程的真实经过,也包括电影及文学素材提供者—美国人白修德书写历史的全过程。 在多位国内著名民国史研究者眼中,这场大灾以“这就是一场人祸”作结显然有失公允,当年的中国有远不为大众所知的另一面。而“人祸”结论的形成过程,是同样值得探讨的另一话题。 温故豫灾1942 特约撰稿员/黄道炫唐元鹏文亮 1942年,无论地缘政治、对日战争还是国内政局,无疑是令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大哀大喜、交相起伏的一年。 前一年,皖南事变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国民政府和中共表面上的团结已难以为继。 至1942年,中国沿海地区和大部分产粮区早被日军占领,财税基地丧失过半。海外贸易断绝,军队的弹药武器和军用物资奇缺。伴随战争而来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情形不断恶化,国家财政已到濒临崩溃境地。 1940年,因日军进攻越南,中国陆上补给交通线—桂越线中断。1942年5月日军攻入缅甸,最后一条陆上补给线—滇缅线也中断,日本完成对华军事战略包围。 苏联为避免两线作战,抗战前曾同意资助中国对日作战,但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苏方承认日占中国东北地区为“满洲国”,日本承认苏占蒙古,随后苏援断绝。 …… 就在这样内外极度交困的环境中,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战第五个年头。所幸1941年12月爆发太平洋战争,美国全面介入二战,蒋介石的“苦撑待变”战略等来结果。可是美国援助中国抗战需要交通线,海陆交通已被堵死,物资根本运不进来,仅靠中美开辟的“驼峰航线”空中运输,对整个中国抗战局势仅是杯水车薪。 就在这一年,作为抗战前线(战区)的河南省迎来抗战最惨烈的时期。连续两年全境旱、涝、蝗灾不绝,波及到冀南、晋东南、鲁西地区,1942年中后期,灾情恶化至极点。 河南当时处于日占区、国统区、中共根据地三种力量犬牙交错的状态,三方地盘皆经受了这次大灾的冲击。 战争中的特大旱灾 河南地界,属北亚热带和暖温带过渡气候,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高压(干、冷)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湿、暖)的季节性位移,造成河南气候多变,骤涝长旱特征明显,自古就是水旱灾多发的省份。 自公元1279~1911年的600余年间,河南曾出现过大旱88年,平均6~7年一遇,大涝69年,平均8~9年一遇。公元1001~1948年共发生蝗害215次,平均每4年多就有一次蝗害发生;而1913~1948年间共有35年发生蝗灾,几乎每年都有蝗灾记载,其中重大蝗灾即有8次。 从明末到民国300年间,河南发生的三次特大旱灾对人口与经济造成严重损失。明崇祯十至十四年(1637~1641年)大旱,延续时间长、范围广,灾民“以树皮、白土、雁屎充饥,以柿蒂、蒺藜、牛马为食,骨肉相食,死者相继,村舍十室九空”。 清光绪二至四年(1876~1878)大旱,全省87个厅、州、县报灾,“赤地千里,人犬相食”,饿死者近200万人。 民国时期的38年中,河南全省出现大旱、特大旱灾8次,1942年大旱尤为严重。 根据当时气象资料统计,这一年河南全省降水量较正常年份偏少4~6成。临汝、禹县、界首诸县降水量只及常年平均值47%、58%、41%。1942年大旱始自1941年,至1942发展至高潮,全省受害县份就达74个,为历史所罕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称其为“光绪皇帝以来最严重的旱灾”。 1943年秋,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在《河南省灾情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中指出,这次旱灾“以第一、第五两行政区所辖各县最重,第六、第七、第十等行政区所辖各县次之。第一行政区以广武、郑州、尉氏、长葛、禹县等5县最重,密县、汜水、新郑、中牟、洧川、荥阳等6县次之。第五行政区以许昌、临颍、鄢陵、襄城县等4县最重,郾城、宝丰、郏县、临汝、鲁山等5县次之”,在其统计的5个行政区29个县中,死亡人数共148万余人。 《新华日报》给出的数据是:“是年大旱,遍及河南全省,全年收成不及十之一二,人民饥饿而死者约计在150万以上,逃荒者约在300万以上。” 这些数字应该都是不完全统计,确切的死亡人数因为当时河南三种力量并存的状态,难以得到。至1938年底,河南大半县市已在日军的占领之下,作家刘震云的故乡延津县所在的第四行政区,1938年3月已属于日占区。据粗略统计,至1943年底,有63县沦陷,全省战场面积达15万平方公里。白修德估计的全省有300万左右的人饿死,后来被广泛引用。 抗战时期,日军占据河南北部的安阳、南部的信阳以及东部开封等地,分别扼住了河南通往日军占领的基本区域河北、武汉、济南等地的咽喉。 据中共根据地的记载:1942年后,大批灾民离家逃荒,日军为防止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灾民进入其占领区,影响控制稳定,采取封锁政策,灾民无法向日占区或经日占区向外流动。同时,日军为应对灾荒,还将灾民往大后方、敌后根据地驱赶,当时,被驱赶逃荒进入国共控制区域的灾民不下300万人,进一步加大了这两个区域的救灾压力。 不过,对日占区内部在灾荒时的详情,目前仍缺乏深入研究。虽然有相关研究者在日文网站上看到来源不详地粗略提及日占区内有过放粮救灾举动,但在除此之外的1942年日文相关文件中并未再见到日军发军粮一说。中文资料中,伪新河南日报社社长、伪河南省宣传处长及省新民会事务部长邢汉三所著的《日伪统治河南见闻录》中,对日占区的赈灾治蝗举措有过相对详细的记载。但在国内研究者对其的评述中,这些举措被认为是收效甚微的。 如果刘震云对家乡的记载属实,倒是可以由此一窥日占区(沦陷区)灾民的惨况—只不过在报告文学和电影中,他家乡的日占区背景被误认为国统区。 无论赈灾状况为何,在当时的中国,为支持战争,无论是大后方还是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因战事所需无一不加强了对民间的征发。抗战时期,无论是前线还是后方,生产都出现大幅度下降,根由就在于战争带来的破坏和过度征发。河南处于对日抵抗的前方,常常遭遇日军的“扫荡”和骚扰,人民负担更加沉重,粮食征发仅次于四川,在全国居第二位。可以想象当灾荒到来时,失去抵御能力的人们会以多快的速度陷于饥馑。 灾情披露 灾荒发生后,国民政府对灾情预计不足,反应的确迟缓。 1942年初刚刚上任的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虽然向中央政府报告了河南灾情,但并未积极申请减免税赋,反而要求授予镇压“奸佞匪盗闹事”的紧急处分权。 河南属于第一战区,战区司令蒋鼎文本不是地方官,但越俎代庖,向中央政府陈情并指责地方官轻报灾情、救灾不力。但在刘震云的作品与冯小刚的电影中,蒋鼎文与李培基二人的历史角色和真实表现可以说是完全弄颠倒了。 当时,除了蒋鼎文,河南前省主席刘镇华亦联合众多名流上书中央,要求赈灾。 根据报告文学及电影里的说法,灾害消息被严密封锁,直到白修德1943年3月在《时代》周刊登载了豫灾报道后,才引起中外关注,展开救灾行动。不过,更为客观的表述应是:白修德的报道,以外电的影响力推动中外更加重视灾情,向官方施加了更大压力,无疑在推动救助活动扩大规模方面有功劳,但要说是他突破封锁把灾情捅破才导致救灾却不符合事实。 首先,白修德赴河南战区采访,也是获得了军方新闻审查机构的批准才能成行。 其次,白修德也是在看到中国国内报道、听到记者朋友的说法以后,才于1943年2月底赴河南采访的。1942年9月30日,《大公报》发表了题为《行政院决议救济豫灾》的消息,1942年12月28日,《大公报》登载了记者王工碧的《河南灾荒目睹记》,总编辑王芸生还配发了长篇社论。至1943年2月1日,《大公报》记者张高峰的《豫灾实录》登载,再次披露河南大灾中的惨烈状况,第二天王芸生发表了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长篇社论。 《大公报》这次遭到停刊三日的处罚,倒不是因报道灾荒和呼吁赈灾,军委会新闻检查局给出的处罚理由是“攻击救灾弱点和战时限价政策”,认为有打击抗战民心士气之嫌。同年底,军委会新闻检查局给出关于灾荒报道的注意事项—不得过度渲染,但对救灾和捐款等呼吁方面的报道一律给予放行。 值得一提的是,军事新闻审查部门的处置是否妥当暂且不论,但此事后来在传播和引用中被无限延伸和放大,甚至成为不准报道灾荒的铁证。其实在那个年代,军事新闻审查制度并不是国民政府的发明。自一战开始,欧美国家除了实行战时统制经济,还实行了军事(战地)新闻审查制度,涉及军事、战区甚至能影响战争全局的新闻报道均要送审,其目的是要信息必须服务于战争全局。 二战中,美国参战以后    ? 编者按:1942另一面 近日,冯小刚根据刘震云的报告文学作品《温故1942》改编的电影《1942》上映,完成了自己多年的夙愿,引起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关注和热议。“温故知丑,以史为鉴”,是媒体替冯小刚总结出来的拍片宗旨。 其实,电影面世前,来自这本报告文学的颇多“段子”多年来已常被人们提及和引用,譬如“日军开进刘震云家乡放粮救灾”“这次灾荒导致中国政府大失人心,后来的河南会战中日本仅用六万军队,就歼灭了三十万中国军队”“五万中国军队被河南农民缴械”……随着段子传播越来越广,它们倒像是其来源与真实性无需检验的史料一样,经常被媒体引用和发挥,甚至依此构建出某些价值体系。文艺作品不妨虚构,不过,打着“以史为鉴”的旗号,还是需要做经得起检验的考据。 本刊为此请多位相关领域的长期研究者,各展其长,根据有据可查的史料试图重构这场大灾。诚如电影所言,国民政府当时的确存在反应迟缓及贪腐现象,但事实的另一面同样需要被了解,包括当时并存于河南的日占区、国统区、中共根据地三种力量各自经历了怎样的冲击,包括灾年中国的抗战实况及其对大灾的影响,包括灾情披露及救灾过程的真实经过,也包括电影及文学素材提供者—美国人白修德书写历史的全过程。 在多位国内著名民国史研究者眼中,这场大灾以“这就是一场人祸”作结显然有失公允,当年的中国有远不为大众所知的另一面。而“人祸”结论的形成过程,是同样值得探讨的另一话题。 温故豫灾1942 特约撰稿员/黄道炫唐元鹏文亮 1942年,无论地缘政治、对日战争还是国内政局,无疑是令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大哀大喜、交相起伏的一年。 前一年,皖南事变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国民政府和中共表面上的团结已难以为继。 至1942年,中国沿海地区和大部分产粮区早被日军占领,财税基地丧失过半。海外贸易断绝,军队的弹药武器和军用物资奇缺。伴随战争而来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情形不断恶化,国家财政已到濒临崩溃境地。 1940年,因日军进攻越南,中国陆上补给交通线—桂越线中断。1942年5月日军攻入缅甸,最后一条陆上补给线—滇缅线也中断,日本完成对华军事战略包围。 苏联为避免两线作战,抗战前曾同意资助中国对日作战,但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苏方承认日占中国东北地区为“满洲国”,日本承认苏占蒙古,随后苏援断绝。 …… 就在这样内外极度交困的环境中,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战第五个年头。所幸1941年12月爆发太平洋战争,美国全面介入二战,蒋介石的“苦撑待变”战略等来结果。可是美国援助中国抗战需要交通线,海陆交通已被堵死,物资根本运不进来,仅靠中美开辟的“驼峰航线”空中运输,对整个中国抗战局势仅是杯水车薪。 就在这一年,作为抗战前线(战区)的河南省迎来抗战最惨烈的时期。连续两年全境旱、涝、蝗灾不绝,波及到冀南、晋东南、鲁西地区,1942年中后期,灾情恶化至极点。 河南当时处于日占区、国统区、中共根据地三种力量犬牙交错的状态,三方地盘皆经受了这次大灾的冲击。 战争中的特大旱灾 河南地界,属北亚热带和暖温带过渡气候,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高压(干、冷)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湿、暖)的季节性位移,造成河南气候多变,骤涝长旱特征明显,自古就是水旱灾多发的省份。 自公元1279~1911年的600余年间,河南曾出现过大旱88年,平均6~7年一遇,大涝69年,平均8~9年一遇。公元1001~1948年共发生蝗害215次,平均每4年多就有一次蝗害发生;而1913~1948年间共有35年发生蝗灾,几乎每年都有蝗灾记载,其中重大蝗灾即有8次。 从明末到民国300年间,河南发生的三次特大旱灾对人口与经济造成严重损失。明崇祯十至十四年(1637~1641年)大旱,延续时间长、范围广,灾民“以树皮、白土、雁屎充饥,以柿蒂、蒺藜、牛马为食,骨肉相食,死者相继,村舍十室九空”。 清光绪二至四年(1876~1878)大旱,全省87个厅、州、县报灾,“赤地千里,人犬相食”,饿死者近200万人。 民国时期的38年中,河南全省出现大旱、特大旱灾8次,1942年大旱尤为严重。 根据当时气象资料统计,这一年河南全省降水量较正常年份偏少4~6成。临汝、禹县、界首诸县降水量只及常年平均值47%、58%、41%。1942年大旱始自1941年,至1942发展至高潮,全省受害县份就达74个,为历史所罕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称其为“光绪皇帝以来最严重的旱灾”。 1943年秋,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在《河南省灾情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中指出,这次旱灾“以第一、第五两行政区所辖各县最重,第六、第七、第十等行政区所辖各县次之。第一行政区以广武、郑州、尉氏、长葛、禹县等5县最重,密县、汜水、新郑、中牟、洧川、荥阳等6县次之。第五行政区以许昌、临颍、鄢陵、襄城县等4县最重,郾城、宝丰、郏县、临汝、鲁山等5县次之”,在其统计的5个行政区29个县中,死亡人数共148万余人。 《新华日报》给出的数据是:“是年大旱,遍及河南全省,全年收成不及十之一二,人民饥饿而死者约计在150万以上,逃荒者约在300万以上。” 这些数字应该都是不完全统计,确切的死亡人数因为当时河南三种力量并存的状态,难以得到。至1938年底,河南大半县市已在日军的占领之下,作家刘震云的故乡延津县所在的第四行政区,1938年3月已属于日占区。据粗略统计,至1943年底,有63县沦陷,全省战场面积达15万平方公里。白修德估计的全省有300万左右的人饿死,后来被广泛引用。 抗战时期,日军占据河南北部的安阳、南部的信阳以及东部开封等地,分别扼住了河南通往日军占领的基本区域河北、武汉、济南等地的咽喉。 据中共根据地的记载:1942年后,大批灾民离家逃荒,日军为防止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灾民进入其占领区,影响控制稳定,采取封锁政策,灾民无法向日占区或经日占区向外流动。同时,日军为应对灾荒,还将灾民往大后方、敌后根据地驱赶,当时,被驱赶逃荒进入国共控制区域的灾民不下300万人,进一步加大了这两个区域的救灾压力。 不过,对日占区内部在灾荒时的详情,目前仍缺乏深入研究。虽然有相关研究者在日文网站上看到来源不详地粗略提及日占区内有过放粮救灾举动,但在除此之外的1942年日文相关文件中并未再见到日军发军粮一说。中文资料中,伪新河南日报社社长、伪河南省宣传处长及省新民会事务部长邢汉三所著的《日伪统治河南见闻录》中,对日占区的赈灾治蝗举措有过相对详细的记载。但在国内研究者对其的评述中,这些举措被认为是收效甚微的。 如果刘震云对家乡的记载属实,倒是可以由此一窥日占区(沦陷区)灾民的惨况—只不过在报告文学和电影中,他家乡的日占区背景被误认为国统区。 无论赈灾状况为何,在当时的中国,为支持战争,无论是大后方还是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因战事所需无一不加强了对民间的征发。抗战时期,无论是前线还是后方,生产都出现大幅度下降,根由就在于战争带来的破坏和过度征发。河南处于对日抵抗的前方,常常遭遇日军的“扫荡”和骚扰,人民负担更加沉重,粮食征发仅次于四川,在全国居第二位。可以想象当灾荒到来时,失去抵御能力的人们会以多快的速度陷于饥馑。 灾情披露 灾荒发生后,国民政府对灾情预计不足,反应的确迟缓。 1942年初刚刚上任的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虽然向中央政府报告了河南灾情,但并未积极申请减免税赋,反而要求授予镇压“奸佞匪盗闹事”的紧急处分权。 河南属于第一战区,战区司令蒋鼎文本不是地方官,但越俎代庖,向中央政府陈情并指责地方官轻报灾情、救灾不力。但在刘震云的作品与冯小刚的电影中,蒋鼎文与李培基二人的历史角色和真实表现可以说是完全弄颠倒了。 当时,除了蒋鼎文,河南前省主席刘镇华亦联合众多名流上书中央,要求赈灾。 根据报告文学及电影里的说法,灾害消息被严密封锁,直到白修德1943年3月在《时代》周刊登载了豫灾报道后,才引起中外关注,展开救灾行动。不过,更为客观的表述应是:白修德的报道,以外电的影响力推动中外更加重视灾情,向官方施加了更大压力,无疑在推动救助活动扩大规模方面有功劳,但要说是他突破封锁把灾情捅破才导致救灾却不符合事实。 首先,白修德赴河南战区采访,也是获得了军方新闻审查机构的批准才能成行。 其次,白修德也是在看到中国国内报道、听到记者朋友的说法以后,才于1943年2月底赴河南采访的。1942年9月30日,《大公报》发表了题为《行政院决议救济豫灾》的消息,1942年12月28日,《大公报》登载了记者王工碧的《河南灾荒目睹记》,总编辑王芸生还配发了长篇社论。至1943年2月1日,《大公报》记者张高峰的《豫灾实录》登载,再次披露河南大灾中的惨烈状况,第二天王芸生发表了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长篇社论。 《大公报》这次遭到停刊三日的处罚,倒不是因报道灾荒和呼吁赈灾,军委会新闻检查局给出的处罚理由是“攻击救灾弱点和战时限价政策”,认为有打击抗战民心士气之嫌。同年底,军委会新闻检查局给出关于灾荒报道的注意事项—不得过度渲染,但对救灾和捐款等呼吁方面的报道一律给予放行。 值得一提的是,军事新闻审查部门的处置是否妥当暂且不论,但此事后来在传播和引用中被无限延伸和放大,甚至成为不准报道灾荒的铁证。其实在那个年代,军事新闻审查制度并不是国民政府的发明。自一战开始,欧美国家除了实行战时统制经济,还实行了军事(战地)新闻审查制度,涉及军事、战区甚至能影响战争全局的新闻报道均要送审,其目的是要信息必须服务于战争全局。 二战中,美国参战以后1942真相 - 凤凰周刊 - 凤凰周刊


? 编者按:1942另一面 近日,冯小刚根据刘震云的报告文学作品《温故1942》改编的电影《1942》上映,完成了自己多年的夙愿,引起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关注和热议。“温故知丑,以史为鉴”,是媒体替冯小刚总结出来的拍片宗旨。 其实,电影面世前,来自这本报告文学的颇多“段子”多年来已常被人们提及和引用,譬如“日军开进刘震云家乡放粮救灾”“这次灾荒导致中国政府大失人心,后来的河南会战中日本仅用六万军队,就歼灭了三十万中国军队”“五万中国军队被河南农民缴械”……随着段子传播越来越广,它们倒像是其来源与真实性无需检验的史料一样,经常被媒体引用和发挥,甚至依此构建出某些价值体系。文艺作品不妨虚构,不过,打着“以史为鉴”的旗号,还是需要做经得起检验的考据。 本刊为此请多位相关领域的长期研究者,各展其长,根据有据可查的史料试图重构这场大灾。诚如电影所言,国民政府当时的确存在反应迟缓及贪腐现象,但事实的另一面同样需要被了解,包括当时并存于河南的日占区、国统区、中共根据地三种力量各自经历了怎样的冲击,包括灾年中国的抗战实况及其对大灾的影响,包括灾情披露及救灾过程的真实经过,也包括电影及文学素材提供者—美国人白修德书写历史的全过程。 在多位国内著名民国史研究者眼中,这场大灾以“这就是一场人祸”作结显然有失公允,当年的中国有远不为大众所知的另一面。而“人祸”结论的形成过程,是同样值得探讨的另一话题。 温故豫灾1942 特约撰稿员/黄道炫唐元鹏文亮 1942年,无论地缘政治、对日战争还是国内政局,无疑是令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大哀大喜、交相起伏的一年。 前一年,皖南事变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国民政府和中共表面上的团结已难以为继。 至1942年,中国沿海地区和大部分产粮区早被日军占领,财税基地丧失过半。海外贸易断绝,军队的弹药武器和军用物资奇缺。伴随战争而来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情形不断恶化,国家财政已到濒临崩溃境地。 1940年,因日军进攻越南,中国陆上补给交通线—桂越线中断。1942年5月日军攻入缅甸,最后一条陆上补给线—滇缅线也中断,日本完成对华军事战略包围。 苏联为避免两线作战,抗战前曾同意资助中国对日作战,但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苏方承认日占中国东北地区为“满洲国”,日本承认苏占蒙古,随后苏援断绝。 …… 就在这样内外极度交困的环境中,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战第五个年头。所幸1941年12月爆发太平洋战争,美国全面介入二战,蒋介石的“苦撑待变”战略等来结果。可是美国援助中国抗战需要交通线,海陆交通已被堵死,物资根本运不进来,仅靠中美开辟的“驼峰航线”空中运输,对整个中国抗战局势仅是杯水车薪。 就在这一年,作为抗战前线(战区)的河南省迎来抗战最惨烈的时期。连续两年全境旱、涝、蝗灾不绝,波及到冀南、晋东南、鲁西地区,1942年中后期,灾情恶化至极点。 河南当时处于日占区、国统区、中共根据地三种力量犬牙交错的状态,三方地盘皆经受了这次大灾的冲击。 战争中的特大旱灾 河南地界,属北亚热带和暖温带过渡气候,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高压(干、冷)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湿、暖)的季节性位移,造成河南气候多变,骤涝长旱特征明显,自古就是水旱灾多发的省份。 自公元1279~1911年的600余年间,河南曾出现过大旱88年,平均6~7年一遇,大涝69年,平均8~9年一遇。公元1001~1948年共发生蝗害215次,平均每4年多就有一次蝗害发生;而1913~1948年间共有35年发生蝗灾,几乎每年都有蝗灾记载,其中重大蝗灾即有8次。 从明末到民国300年间,河南发生的三次特大旱灾对人口与经济造成严重损失。明崇祯十至十四年(1637~1641年)大旱,延续时间长、范围广,灾民“以树皮、白土、雁屎充饥,以柿蒂、蒺藜、牛马为食,骨肉相食,死者相继,村舍十室九空”。 清光绪二至四年(1876~1878)大旱,全省87个厅、州、县报灾,“赤地千里,人犬相食”,饿死者近200万人。 民国时期的38年中,河南全省出现大旱、特大旱灾8次,1942年大旱尤为严重。 根据当时气象资料统计,这一年河南全省降水量较正常年份偏少4~6成。临汝、禹县、界首诸县降水量只及常年平均值47%、58%、41%。1942年大旱始自1941年,至1942发展至高潮,全省受害县份就达74个,为历史所罕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称其为“光绪皇帝以来最严重的旱灾”。 1943年秋,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在《河南省灾情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中指出,这次旱灾“以第一、第五两行政区所辖各县最重,第六、第七、第十等行政区所辖各县次之。第一行政区以广武、郑州、尉氏、长葛、禹县等5县最重,密县、汜水、新郑、中牟、洧川、荥阳等6县次之。第五行政区以许昌、临颍、鄢陵、襄城县等4县最重,郾城、宝丰、郏县、临汝、鲁山等5县次之”,在其统计的5个行政区29个县中,死亡人数共148万余人。 《新华日报》给出的数据是:“是年大旱,遍及河南全省,全年收成不及十之一二,人民饥饿而死者约计在150万以上,逃荒者约在300万以上。” 这些数字应该都是不完全统计,确切的死亡人数因为当时河南三种力量并存的状态,难以得到。至1938年底,河南大半县市已在日军的占领之下,作家刘震云的故乡延津县所在的第四行政区,1938年3月已属于日占区。据粗略统计,至1943年底,有63县沦陷,全省战场面积达15万平方公里。白修德估计的全省有300万左右的人饿死,后来被广泛引用。 抗战时期,日军占据河南北部的安阳、南部的信阳以及东部开封等地,分别扼住了河南通往日军占领的基本区域河北、武汉、济南等地的咽喉。 据中共根据地的记载:1942年后,大批灾民离家逃荒,日军为防止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灾民进入其占领区,影响控制稳定,采取封锁政策,灾民无法向日占区或经日占区向外流动。同时,日军为应对灾荒,还将灾民往大后方、敌后根据地驱赶,当时,被驱赶逃荒进入国共控制区域的灾民不下300万人,进一步加大了这两个区域的救灾压力。 不过,对日占区内部在灾荒时的详情,目前仍缺乏深入研究。虽然有相关研究者在日文网站上看到来源不详地粗略提及日占区内有过放粮救灾举动,但在除此之外的1942年日文相关文件中并未再见到日军发军粮一说。中文资料中,伪新河南日报社社长、伪河南省宣传处长及省新民会事务部长邢汉三所著的《日伪统治河南见闻录》中,对日占区的赈灾治蝗举措有过相对详细的记载。但在国内研究者对其的评述中,这些举措被认为是收效甚微的。 如果刘震云对家乡的记载属实,倒是可以由此一窥日占区(沦陷区)灾民的惨况—只不过在报告文学和电影中,他家乡的日占区背景被误认为国统区。 无论赈灾状况为何,在当时的中国,为支持战争,无论是大后方还是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因战事所需无一不加强了对民间的征发。抗战时期,无论是前线还是后方,生产都出现大幅度下降,根由就在于战争带来的破坏和过度征发。河南处于对日抵抗的前方,常常遭遇日军的“扫荡”和骚扰,人民负担更加沉重,粮食征发仅次于四川,在全国居第二位。可以想象当灾荒到来时,失去抵御能力的人们会以多快的速度陷于饥馑。 灾情披露 灾荒发生后,国民政府对灾情预计不足,反应的确迟缓。 1942年初刚刚上任的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虽然向中央政府报告了河南灾情,但并未积极申请减免税赋,反而要求授予镇压“奸佞匪盗闹事”的紧急处分权。 河南属于第一战区,战区司令蒋鼎文本不是地方官,但越俎代庖,向中央政府陈情并指责地方官轻报灾情、救灾不力。但在刘震云的作品与冯小刚的电影中,蒋鼎文与李培基二人的历史角色和真实表现可以说是完全弄颠倒了。 当时,除了蒋鼎文,河南前省主席刘镇华亦联合众多名流上书中央,要求赈灾。 根据报告文学及电影里的说法,灾害消息被严密封锁,直到白修德1943年3月在《时代》周刊登载了豫灾报道后,才引起中外关注,展开救灾行动。不过,更为客观的表述应是:白修德的报道,以外电的影响力推动中外更加重视灾情,向官方施加了更大压力,无疑在推动救助活动扩大规模方面有功劳,但要说是他突破封锁把灾情捅破才导致救灾却不符合事实。 首先,白修德赴河南战区采访,也是获得了军方新闻审查机构的批准才能成行。 其次,白修德也是在看到中国国内报道、听到记者朋友的说法以后,才于1943年2月底赴河南采访的。1942年9月30日,《大公报》发表了题为《行政院决议救济豫灾》的消息,1942年12月28日,《大公报》登载了记者王工碧的《河南灾荒目睹记》,总编辑王芸生还配发了长篇社论。至1943年2月1日,《大公报》记者张高峰的《豫灾实录》登载,再次披露河南大灾中的惨烈状况,第二天王芸生发表了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长篇社论。 《大公报》这次遭到停刊三日的处罚,倒不是因报道灾荒和呼吁赈灾,军委会新闻检查局给出的处罚理由是“攻击救灾弱点和战时限价政策”,认为有打击抗战民心士气之嫌。同年底,军委会新闻检查局给出关于灾荒报道的注意事项—不得过度渲染,但对救灾和捐款等呼吁方面的报道一律给予放行。 值得一提的是,军事新闻审查部门的处置是否妥当暂且不论,但此事后来在传播和引用中被无限延伸和放大,甚至成为不准报道灾荒的铁证。其实在那个年代,军事新闻审查制度并不是国民政府的发明。自一战开始,欧美国家除了实行战时统制经济,还实行了军事(战地)新闻审查制度,涉及军事、战区甚至能影响战争全局的新闻报道均要送审,其目的是要信息必须服务于战争全局。 二战中,美国参战以后   河南大旱,中共控制的晋冀鲁豫地区被广泛波及,也遭受惨重损失。对此,中共文件多有反映,可以透视出大旱之一斑。

   中共晋冀鲁豫根据地分为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行政区,在这次大灾中无一幸免,普遍歉收,受灾严重地区收成只有三四成,最严重地区绝收。

石。1943年麦收时,又给一、五、六专区减免公粮15500石。而至大灾之势已成的1942年10月,拨出过须偿还的无息贷款10万元给灾民。 除了急赈和低利、无利借贷粮款之外,以工代赈是根据地救济灾民的主要手段之一。边区政府提出“救灾不救懒汉”的口号,希望通过自救和耕种抢种渡过灾荒年。 抗战期间,不管对哪方来说,粮食都是军事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实际上哪方都无法过多减免。由于面对一场多年罕见的战时天灾,中共的文件也指出,根据地救灾亦存在诸多困难与不足。 太行区的救灾工作口号是“不饿死一个人”,但减免公粮所占比例仍不高,1942年该区减免公粮5.6万余石,征收公粮为58.8万石(《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P172、《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P356)。 在屯粮方面,从1942年11月起到1943年10月底,除了减免五、六专区5.35万石之外,实屯数达到原概算96.5%。(“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1943年9月12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52)。除了重灾区之外,其他地区如受灾的一、四专区并没有减轻负担。就算受灾严重的五分区,减免幅度仍然微乎其微,1942年每人平均负担一斗六升,1943年每人仍然要负担一斗五升,每人只减轻约6%(《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三》P105)。 《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报告承认,“1942年度的征收工作,成绩甚好,是空前的一年,不只完成计划,而且超过任务额,打破了几年来的征收纪录。” 自身就已自顾不暇,外来灾民更加重了根据地负担。仅在1943年1月,据不完全统计,太行区外来灾民已达2万以上;左权、和东及太南数县安置外来灾民就有6000余人。根据地政府设置招待站,招待过往灾民食宿,命令各县按当地居民3%的标准进行安插,借给他们食物和组织他们参加生产,并对无办法生活者实施赈济。(“太行区1942、43两年的救灾总结”——《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140-141) 但接纳能力有限,灾民过安置过多,亦会影响到根据地存亡。1943年1月30日颁布的《根据地外来灾民登记安置办法》规定,对来根据地之灾民,拥挤于被灾区域者,须有当地县政府协同救委会劝令转回原籍,与敌人进行斗争。豫晋区的干部哀叹:“然而我们也是自顾不暇,爱莫能助啊!” 要把饥肠辘辘的逃荒灾民遣返,谈何容易。有些村子做了一堆煎饼,然后以村为单位开个欢送会,往每个灾民手里塞两张煎饼“礼送”出境。灾民回去也是个死,就跟当地政府打起了“游击”,他们离开甲村却跑去乙村,呆着不走。 豫晋区对“欢送”难民回家工作不力十分不满,批评下面干部均存在着慈悲观点,没有从政治上了解这个问题。1943年春荒严重时期,太行区被迫遣返灾民1万人(《1942年豫晋区工作检查总结》,《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太岳抗日根据地》P199)。1943年春荒严重时期,太行区被迫遣返灾民1万人。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指出1943年救灾中的种种弊病,“必须从实际行动中,体现生产观点,所谓‘生产自救’,不少地区还是停留在纸上或嘴上的口号,否则为什么坐吃山空现象相当不少呢?为什么流氓懒汉得到赈济,而血统农民(特别是贫农)得不到救济呢?为什么有些村干部贪污中饱,轻视劳动,形成抗战‘新贵’。而广大灾民却啼饭唤贫呢?而且经过检查,这些现象并不是个别和偶然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号召克服连续灾荒》,1943年7月24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一》,P321) 冀南区对灾荒亦出现估计不足、反应迟缓的问题。冀南根据地1942年变成游击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全部精力注意敌发展,对灾荒的危险没有足够警惕,指望用借粮和急赈的办法来解决人民的困难,没有从根本上生产备荒来解决问题。直到1943年7月之后,才将全部工作转入生产救灾,但已经形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一个根据地的成长——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发展史》,P170)所以冀南区成为了晋冀鲁豫四大区中饿死人和逃荒数最多的区域,全区死亡人数约20万-30万人,占总人数的6%,逃亡达100万人,占总人口的30%。(《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抗灾救灾工作论述》,陈刚著) 以“人祸”作结有失公允 用相关报道的话说,这场天灾实为“人祸”,是因为“直到白修德的报道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迫于舆论压力,委员长才开始展开救援。但相对于大面积饥荒而言,赈灾粮食如同沧海一粟,更别提还要经过层层贪腐。” 先算一下这“沧海一粟”的经济账吧! 1942年,国民政府直接拨款加平粜基金,加上各种工赈和农业贷款,接近1.5亿元,这还不包括救灾期间金额庞大的各种民间捐款、各县自筹的1亿元多平粜基金、各种水利筑路等工程的雇佣劳力成本、粮食调拨的成本等等。跟政府拨款相关的金额起码近2亿元。 2亿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1942年,中国整个财政收入是52.68亿元左右,2亿元相当于1942年财政支出的3.8%。若以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元计,乘以3.8%,就相当于2011年从财政支出里拿出近4000亿元救灾。抗战期间,每年军费支出占总支出逾半。这2亿元是从军费外开支里挤出来的,确已非常窘迫。 而当年的国民政府做的不止这些。比如1943年2月河南省政府还制定了保护农民土地办法,规定因灾荒而卖当之土地、房产,准五年内以原价赎回。政府将这次救灾工作“明定列为各县县长及各级行政人员重要考成之一”,对于救灾不力的甚至给予免职的处罚(邓拓:《中国救荒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页)。 回顾这场在战况最艰难、财政最困顿年代的天灾,简单地以“这就是一场人祸”作结,显然有失公允。作为中国人民最深重的灾难之一,它值得被更认真地审视。而泡沫一般的“人祸”结论的形成过程,是同样值得探索的另一话题。 (黄道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元鹏、文亮系民间抗战史研究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天石对本文亦有帮助) 凤凰周刊2012年12月25日出版,本年度第36期,转载请联系01065211743 关注凤凰周刊微信、微博,获得更多免费文章阅读权限。

   曾任中共冀鲁豫行署副主任的徐达本在一封信中描述:“现在灾民的生活,能吃糠、花生、稻子、棉籽物都算有办法,而其大部是三天二天的不开锅不动烟火。一部分人对生活不感兴趣,尽想死的办法:有的全家睡到炕上不起,等饿死在炕上,有自己烧死的,有自己挖坑等着死了有地方安息的。”

    当时中共报告多次用“罕见”形容这次天灾,冀南地委在总结中写道:“特别严重的是去年与前年的灾荒给我们困难更大,估计两年死亡人口二三十万,畜力外流,重灾区几乎完全没有牲口。”(《中共冀南区党委对于地委书记联席会议的总结》,《冀南历史文献选编》,P474页)

    中共冀南行署主任的宋任穷在1943年底的报告中提到:“在重灾下人口死亡占总数的5%,特种灾区更加严重,企之县二区14000人,死亡2500人,占17%;广丘县死亡14%,四区死亡32%;东和固1772人,死亡542人,占42%强;又企之县七村7500人,死亡700人。不是全被饿死,而大部是病死。人口之整个减少重者占70%,牲口之减少重灾区占90%以上。”(《冀南游击战争的坚持与灾荒问题》,《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下,P160页)

? 编者按:1942另一面 近日,冯小刚根据刘震云的报告文学作品《温故1942》改编的电影《1942》上映,完成了自己多年的夙愿,引起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关注和热议。“温故知丑,以史为鉴”,是媒体替冯小刚总结出来的拍片宗旨。 其实,电影面世前,来自这本报告文学的颇多“段子”多年来已常被人们提及和引用,譬如“日军开进刘震云家乡放粮救灾”“这次灾荒导致中国政府大失人心,后来的河南会战中日本仅用六万军队,就歼灭了三十万中国军队”“五万中国军队被河南农民缴械”……随着段子传播越来越广,它们倒像是其来源与真实性无需检验的史料一样,经常被媒体引用和发挥,甚至依此构建出某些价值体系。文艺作品不妨虚构,不过,打着“以史为鉴”的旗号,还是需要做经得起检验的考据。 本刊为此请多位相关领域的长期研究者,各展其长,根据有据可查的史料试图重构这场大灾。诚如电影所言,国民政府当时的确存在反应迟缓及贪腐现象,但事实的另一面同样需要被了解,包括当时并存于河南的日占区、国统区、中共根据地三种力量各自经历了怎样的冲击,包括灾年中国的抗战实况及其对大灾的影响,包括灾情披露及救灾过程的真实经过,也包括电影及文学素材提供者—美国人白修德书写历史的全过程。 在多位国内著名民国史研究者眼中,这场大灾以“这就是一场人祸”作结显然有失公允,当年的中国有远不为大众所知的另一面。而“人祸”结论的形成过程,是同样值得探讨的另一话题。 温故豫灾1942 特约撰稿员/黄道炫唐元鹏文亮 1942年,无论地缘政治、对日战争还是国内政局,无疑是令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大哀大喜、交相起伏的一年。 前一年,皖南事变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国民政府和中共表面上的团结已难以为继。 至1942年,中国沿海地区和大部分产粮区早被日军占领,财税基地丧失过半。海外贸易断绝,军队的弹药武器和军用物资奇缺。伴随战争而来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情形不断恶化,国家财政已到濒临崩溃境地。 1940年,因日军进攻越南,中国陆上补给交通线—桂越线中断。1942年5月日军攻入缅甸,最后一条陆上补给线—滇缅线也中断,日本完成对华军事战略包围。 苏联为避免两线作战,抗战前曾同意资助中国对日作战,但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苏方承认日占中国东北地区为“满洲国”,日本承认苏占蒙古,随后苏援断绝。 …… 就在这样内外极度交困的环境中,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战第五个年头。所幸1941年12月爆发太平洋战争,美国全面介入二战,蒋介石的“苦撑待变”战略等来结果。可是美国援助中国抗战需要交通线,海陆交通已被堵死,物资根本运不进来,仅靠中美开辟的“驼峰航线”空中运输,对整个中国抗战局势仅是杯水车薪。 就在这一年,作为抗战前线(战区)的河南省迎来抗战最惨烈的时期。连续两年全境旱、涝、蝗灾不绝,波及到冀南、晋东南、鲁西地区,1942年中后期,灾情恶化至极点。 河南当时处于日占区、国统区、中共根据地三种力量犬牙交错的状态,三方地盘皆经受了这次大灾的冲击。 战争中的特大旱灾 河南地界,属北亚热带和暖温带过渡气候,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高压(干、冷)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湿、暖)的季节性位移,造成河南气候多变,骤涝长旱特征明显,自古就是水旱灾多发的省份。 自公元1279~1911年的600余年间,河南曾出现过大旱88年,平均6~7年一遇,大涝69年,平均8~9年一遇。公元1001~1948年共发生蝗害215次,平均每4年多就有一次蝗害发生;而1913~1948年间共有35年发生蝗灾,几乎每年都有蝗灾记载,其中重大蝗灾即有8次。 从明末到民国300年间,河南发生的三次特大旱灾对人口与经济造成严重损失。明崇祯十至十四年(1637~1641年)大旱,延续时间长、范围广,灾民“以树皮、白土、雁屎充饥,以柿蒂、蒺藜、牛马为食,骨肉相食,死者相继,村舍十室九空”。 清光绪二至四年(1876~1878)大旱,全省87个厅、州、县报灾,“赤地千里,人犬相食”,饿死者近200万人。 民国时期的38年中,河南全省出现大旱、特大旱灾8次,1942年大旱尤为严重。 根据当时气象资料统计,这一年河南全省降水量较正常年份偏少4~6成。临汝、禹县、界首诸县降水量只及常年平均值47%、58%、41%。1942年大旱始自1941年,至1942发展至高潮,全省受害县份就达74个,为历史所罕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称其为“光绪皇帝以来最严重的旱灾”。 1943年秋,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在《河南省灾情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中指出,这次旱灾“以第一、第五两行政区所辖各县最重,第六、第七、第十等行政区所辖各县次之。第一行政区以广武、郑州、尉氏、长葛、禹县等5县最重,密县、汜水、新郑、中牟、洧川、荥阳等6县次之。第五行政区以许昌、临颍、鄢陵、襄城县等4县最重,郾城、宝丰、郏县、临汝、鲁山等5县次之”,在其统计的5个行政区29个县中,死亡人数共148万余人。 《新华日报》给出的数据是:“是年大旱,遍及河南全省,全年收成不及十之一二,人民饥饿而死者约计在150万以上,逃荒者约在300万以上。” 这些数字应该都是不完全统计,确切的死亡人数因为当时河南三种力量并存的状态,难以得到。至1938年底,河南大半县市已在日军的占领之下,作家刘震云的故乡延津县所在的第四行政区,1938年3月已属于日占区。据粗略统计,至1943年底,有63县沦陷,全省战场面积达15万平方公里。白修德估计的全省有300万左右的人饿死,后来被广泛引用。 抗战时期,日军占据河南北部的安阳、南部的信阳以及东部开封等地,分别扼住了河南通往日军占领的基本区域河北、武汉、济南等地的咽喉。 据中共根据地的记载:1942年后,大批灾民离家逃荒,日军为防止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灾民进入其占领区,影响控制稳定,采取封锁政策,灾民无法向日占区或经日占区向外流动。同时,日军为应对灾荒,还将灾民往大后方、敌后根据地驱赶,当时,被驱赶逃荒进入国共控制区域的灾民不下300万人,进一步加大了这两个区域的救灾压力。 不过,对日占区内部在灾荒时的详情,目前仍缺乏深入研究。虽然有相关研究者在日文网站上看到来源不详地粗略提及日占区内有过放粮救灾举动,但在除此之外的1942年日文相关文件中并未再见到日军发军粮一说。中文资料中,伪新河南日报社社长、伪河南省宣传处长及省新民会事务部长邢汉三所著的《日伪统治河南见闻录》中,对日占区的赈灾治蝗举措有过相对详细的记载。但在国内研究者对其的评述中,这些举措被认为是收效甚微的。 如果刘震云对家乡的记载属实,倒是可以由此一窥日占区(沦陷区)灾民的惨况—只不过在报告文学和电影中,他家乡的日占区背景被误认为国统区。 无论赈灾状况为何,在当时的中国,为支持战争,无论是大后方还是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因战事所需无一不加强了对民间的征发。抗战时期,无论是前线还是后方,生产都出现大幅度下降,根由就在于战争带来的破坏和过度征发。河南处于对日抵抗的前方,常常遭遇日军的“扫荡”和骚扰,人民负担更加沉重,粮食征发仅次于四川,在全国居第二位。可以想象当灾荒到来时,失去抵御能力的人们会以多快的速度陷于饥馑。 灾情披露 灾荒发生后,国民政府对灾情预计不足,反应的确迟缓。 1942年初刚刚上任的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虽然向中央政府报告了河南灾情,但并未积极申请减免税赋,反而要求授予镇压“奸佞匪盗闹事”的紧急处分权。 河南属于第一战区,战区司令蒋鼎文本不是地方官,但越俎代庖,向中央政府陈情并指责地方官轻报灾情、救灾不力。但在刘震云的作品与冯小刚的电影中,蒋鼎文与李培基二人的历史角色和真实表现可以说是完全弄颠倒了。 当时,除了蒋鼎文,河南前省主席刘镇华亦联合众多名流上书中央,要求赈灾。 根据报告文学及电影里的说法,灾害消息被严密封锁,直到白修德1943年3月在《时代》周刊登载了豫灾报道后,才引起中外关注,展开救灾行动。不过,更为客观的表述应是:白修德的报道,以外电的影响力推动中外更加重视灾情,向官方施加了更大压力,无疑在推动救助活动扩大规模方面有功劳,但要说是他突破封锁把灾情捅破才导致救灾却不符合事实。 首先,白修德赴河南战区采访,也是获得了军方新闻审查机构的批准才能成行。 其次,白修德也是在看到中国国内报道、听到记者朋友的说法以后,才于1943年2月底赴河南采访的。1942年9月30日,《大公报》发表了题为《行政院决议救济豫灾》的消息,1942年12月28日,《大公报》登载了记者王工碧的《河南灾荒目睹记》,总编辑王芸生还配发了长篇社论。至1943年2月1日,《大公报》记者张高峰的《豫灾实录》登载,再次披露河南大灾中的惨烈状况,第二天王芸生发表了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长篇社论。 《大公报》这次遭到停刊三日的处罚,倒不是因报道灾荒和呼吁赈灾,军委会新闻检查局给出的处罚理由是“攻击救灾弱点和战时限价政策”,认为有打击抗战民心士气之嫌。同年底,军委会新闻检查局给出关于灾荒报道的注意事项—不得过度渲染,但对救灾和捐款等呼吁方面的报道一律给予放行。 值得一提的是,军事新闻审查部门的处置是否妥当暂且不论,但此事后来在传播和引用中被无限延伸和放大,甚至成为不准报道灾荒的铁证。其实在那个年代,军事新闻审查制度并不是国民政府的发明。自一战开始,欧美国家除了实行战时统制经济,还实行了军事(战地)新闻审查制度,涉及军事、战区甚至能影响战争全局的新闻报道均要送审,其目的是要信息必须服务于战争全局。 二战中,美国参战以后

     部队夜间走入重灾区时,就如进入了死城,所能听到唯一有些生气的声息,就是自己的脚步声。几乎所有村庄和房屋都寂无一人。推门进去,只见野草丛生,一片荒芜,各种家具,如桌椅板凳橱柜等,都凌乱不堪地弃置着,说明主人曾经想把他们拿去变卖,但后来已无力移动放归原处。

石。1943年麦收时,又给一、五、六专区减免公粮15500石。而至大灾之势已成的1942年10月,拨出过须偿还的无息贷款10万元给灾民。 除了急赈和低利、无利借贷粮款之外,以工代赈是根据地救济灾民的主要手段之一。边区政府提出“救灾不救懒汉”的口号,希望通过自救和耕种抢种渡过灾荒年。 抗战期间,不管对哪方来说,粮食都是军事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实际上哪方都无法过多减免。由于面对一场多年罕见的战时天灾,中共的文件也指出,根据地救灾亦存在诸多困难与不足。 太行区的救灾工作口号是“不饿死一个人”,但减免公粮所占比例仍不高,1942年该区减免公粮5.6万余石,征收公粮为58.8万石(《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P172、《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P356)。 在屯粮方面,从1942年11月起到1943年10月底,除了减免五、六专区5.35万石之外,实屯数达到原概算96.5%。(“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1943年9月12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52)。除了重灾区之外,其他地区如受灾的一、四专区并没有减轻负担。就算受灾严重的五分区,减免幅度仍然微乎其微,1942年每人平均负担一斗六升,1943年每人仍然要负担一斗五升,每人只减轻约6%(《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三》P105)。 《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报告承认,“1942年度的征收工作,成绩甚好,是空前的一年,不只完成计划,而且超过任务额,打破了几年来的征收纪录。” 自身就已自顾不暇,外来灾民更加重了根据地负担。仅在1943年1月,据不完全统计,太行区外来灾民已达2万以上;左权、和东及太南数县安置外来灾民就有6000余人。根据地政府设置招待站,招待过往灾民食宿,命令各县按当地居民3%的标准进行安插,借给他们食物和组织他们参加生产,并对无办法生活者实施赈济。(“太行区1942、43两年的救灾总结”——《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140-141) 但接纳能力有限,灾民过安置过多,亦会影响到根据地存亡。1943年1月30日颁布的《根据地外来灾民登记安置办法》规定,对来根据地之灾民,拥挤于被灾区域者,须有当地县政府协同救委会劝令转回原籍,与敌人进行斗争。豫晋区的干部哀叹:“然而我们也是自顾不暇,爱莫能助啊!” 要把饥肠辘辘的逃荒灾民遣返,谈何容易。有些村子做了一堆煎饼,然后以村为单位开个欢送会,往每个灾民手里塞两张煎饼“礼送”出境。灾民回去也是个死,就跟当地政府打起了“游击”,他们离开甲村却跑去乙村,呆着不走。 豫晋区对“欢送”难民回家工作不力十分不满,批评下面干部均存在着慈悲观点,没有从政治上了解这个问题。1943年春荒严重时期,太行区被迫遣返灾民1万人(《1942年豫晋区工作检查总结》,《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太岳抗日根据地》P199)。1943年春荒严重时期,太行区被迫遣返灾民1万人。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指出1943年救灾中的种种弊病,“必须从实际行动中,体现生产观点,所谓‘生产自救’,不少地区还是停留在纸上或嘴上的口号,否则为什么坐吃山空现象相当不少呢?为什么流氓懒汉得到赈济,而血统农民(特别是贫农)得不到救济呢?为什么有些村干部贪污中饱,轻视劳动,形成抗战‘新贵’。而广大灾民却啼饭唤贫呢?而且经过检查,这些现象并不是个别和偶然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号召克服连续灾荒》,1943年7月24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一》,P321) 冀南区对灾荒亦出现估计不足、反应迟缓的问题。冀南根据地1942年变成游击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全部精力注意敌发展,对灾荒的危险没有足够警惕,指望用借粮和急赈的办法来解决人民的困难,没有从根本上生产备荒来解决问题。直到1943年7月之后,才将全部工作转入生产救灾,但已经形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一个根据地的成长——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发展史》,P170)所以冀南区成为了晋冀鲁豫四大区中饿死人和逃荒数最多的区域,全区死亡人数约20万-30万人,占总人数的6%,逃亡达100万人,占总人口的30%。(《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抗灾救灾工作论述》,陈刚著) 以“人祸”作结有失公允 用相关报道的话说,这场天灾实为“人祸”,是因为“直到白修德的报道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迫于舆论压力,委员长才开始展开救援。但相对于大面积饥荒而言,赈灾粮食如同沧海一粟,更别提还要经过层层贪腐。” 先算一下这“沧海一粟”的经济账吧! 1942年,国民政府直接拨款加平粜基金,加上各种工赈和农业贷款,接近1.5亿元,这还不包括救灾期间金额庞大的各种民间捐款、各县自筹的1亿元多平粜基金、各种水利筑路等工程的雇佣劳力成本、粮食调拨的成本等等。跟政府拨款相关的金额起码近2亿元。 2亿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1942年,中国整个财政收入是52.68亿元左右,2亿元相当于1942年财政支出的3.8%。若以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元计,乘以3.8%,就相当于2011年从财政支出里拿出近4000亿元救灾。抗战期间,每年军费支出占总支出逾半。这2亿元是从军费外开支里挤出来的,确已非常窘迫。 而当年的国民政府做的不止这些。比如1943年2月河南省政府还制定了保护农民土地办法,规定因灾荒而卖当之土地、房产,准五年内以原价赎回。政府将这次救灾工作“明定列为各县县长及各级行政人员重要考成之一”,对于救灾不力的甚至给予免职的处罚(邓拓:《中国救荒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页)。 回顾这场在战况最艰难、财政最困顿年代的天灾,简单地以“这就是一场人祸”作结,显然有失公允。作为中国人民最深重的灾难之一,它值得被更认真地审视。而泡沫一般的“人祸”结论的形成过程,是同样值得探索的另一话题。 (黄道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元鹏、文亮系民间抗战史研究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天石对本文亦有帮助) 凤凰周刊2012年12月25日出版,本年度第36期,转载请联系01065211743 关注凤凰周刊微信、微博,获得更多免费文章阅读权限。     在家具旁边往往就是倒毙的尸体,这些人正是从事某种活动时,比如挪动一件家具或正迈出房门,就地死去的。有些人则忍受不了这种苦难上吊自杀。因为无人善后,尸体还挂在房梁或者院中的树上,黑黢黢的,甚是恐怖。

    在重灾区,很少能碰到什么活的生物,只有老鼠例外。夜间行军时,常常会看到一大片一大片灰褐色的东西,如波浪一般滚滚移动,那便是转移就食的老鼠群。(《《一个根据地的成长》P163-164)。

    这些不是电影《生化危机》里的镜头,而是中共根据地文件档案里信手拈来的片段,可见灾荒之惨烈。

    据统计,晋冀鲁豫根据地因为此次大灾,受灾群众达到150万~160万人,饿死或因灾而死的人数在35万~45万之间,逃荒者百万以上,也就是说几乎所有受灾群众非死即逃。

    面对如此大灾,中共根据地也进行了相应的救灾措施。

石。1943年麦收时,又给一、五、六专区减免公粮15500石。而至大灾之势已成的1942年10月,拨出过须偿还的无息贷款10万元给灾民。 除了急赈和低利、无利借贷粮款之外,以工代赈是根据地救济灾民的主要手段之一。边区政府提出“救灾不救懒汉”的口号,希望通过自救和耕种抢种渡过灾荒年。 抗战期间,不管对哪方来说,粮食都是军事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实际上哪方都无法过多减免。由于面对一场多年罕见的战时天灾,中共的文件也指出,根据地救灾亦存在诸多困难与不足。 太行区的救灾工作口号是“不饿死一个人”,但减免公粮所占比例仍不高,1942年该区减免公粮5.6万余石,征收公粮为58.8万石(《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P172、《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P356)。 在屯粮方面,从1942年11月起到1943年10月底,除了减免五、六专区5.35万石之外,实屯数达到原概算96.5%。(“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1943年9月12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52)。除了重灾区之外,其他地区如受灾的一、四专区并没有减轻负担。就算受灾严重的五分区,减免幅度仍然微乎其微,1942年每人平均负担一斗六升,1943年每人仍然要负担一斗五升,每人只减轻约6%(《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三》P105)。 《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报告承认,“1942年度的征收工作,成绩甚好,是空前的一年,不只完成计划,而且超过任务额,打破了几年来的征收纪录。” 自身就已自顾不暇,外来灾民更加重了根据地负担。仅在1943年1月,据不完全统计,太行区外来灾民已达2万以上;左权、和东及太南数县安置外来灾民就有6000余人。根据地政府设置招待站,招待过往灾民食宿,命令各县按当地居民3%的标准进行安插,借给他们食物和组织他们参加生产,并对无办法生活者实施赈济。(“太行区1942、43两年的救灾总结”——《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140-141) 但接纳能力有限,灾民过安置过多,亦会影响到根据地存亡。1943年1月30日颁布的《根据地外来灾民登记安置办法》规定,对来根据地之灾民,拥挤于被灾区域者,须有当地县政府协同救委会劝令转回原籍,与敌人进行斗争。豫晋区的干部哀叹:“然而我们也是自顾不暇,爱莫能助啊!” 要把饥肠辘辘的逃荒灾民遣返,谈何容易。有些村子做了一堆煎饼,然后以村为单位开个欢送会,往每个灾民手里塞两张煎饼“礼送”出境。灾民回去也是个死,就跟当地政府打起了“游击”,他们离开甲村却跑去乙村,呆着不走。 豫晋区对“欢送”难民回家工作不力十分不满,批评下面干部均存在着慈悲观点,没有从政治上了解这个问题。1943年春荒严重时期,太行区被迫遣返灾民1万人(《1942年豫晋区工作检查总结》,《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太岳抗日根据地》P199)。1943年春荒严重时期,太行区被迫遣返灾民1万人。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指出1943年救灾中的种种弊病,“必须从实际行动中,体现生产观点,所谓‘生产自救’,不少地区还是停留在纸上或嘴上的口号,否则为什么坐吃山空现象相当不少呢?为什么流氓懒汉得到赈济,而血统农民(特别是贫农)得不到救济呢?为什么有些村干部贪污中饱,轻视劳动,形成抗战‘新贵’。而广大灾民却啼饭唤贫呢?而且经过检查,这些现象并不是个别和偶然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号召克服连续灾荒》,1943年7月24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一》,P321) 冀南区对灾荒亦出现估计不足、反应迟缓的问题。冀南根据地1942年变成游击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全部精力注意敌发展,对灾荒的危险没有足够警惕,指望用借粮和急赈的办法来解决人民的困难,没有从根本上生产备荒来解决问题。直到1943年7月之后,才将全部工作转入生产救灾,但已经形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一个根据地的成长——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发展史》,P170)所以冀南区成为了晋冀鲁豫四大区中饿死人和逃荒数最多的区域,全区死亡人数约20万-30万人,占总人数的6%,逃亡达100万人,占总人口的30%。(《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抗灾救灾工作论述》,陈刚著) 以“人祸”作结有失公允 用相关报道的话说,这场天灾实为“人祸”,是因为“直到白修德的报道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迫于舆论压力,委员长才开始展开救援。但相对于大面积饥荒而言,赈灾粮食如同沧海一粟,更别提还要经过层层贪腐。” 先算一下这“沧海一粟”的经济账吧! 1942年,国民政府直接拨款加平粜基金,加上各种工赈和农业贷款,接近1.5亿元,这还不包括救灾期间金额庞大的各种民间捐款、各县自筹的1亿元多平粜基金、各种水利筑路等工程的雇佣劳力成本、粮食调拨的成本等等。跟政府拨款相关的金额起码近2亿元。 2亿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1942年,中国整个财政收入是52.68亿元左右,2亿元相当于1942年财政支出的3.8%。若以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元计,乘以3.8%,就相当于2011年从财政支出里拿出近4000亿元救灾。抗战期间,每年军费支出占总支出逾半。这2亿元是从军费外开支里挤出来的,确已非常窘迫。 而当年的国民政府做的不止这些。比如1943年2月河南省政府还制定了保护农民土地办法,规定因灾荒而卖当之土地、房产,准五年内以原价赎回。政府将这次救灾工作“明定列为各县县长及各级行政人员重要考成之一”,对于救灾不力的甚至给予免职的处罚(邓拓:《中国救荒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页)。 回顾这场在战况最艰难、财政最困顿年代的天灾,简单地以“这就是一场人祸”作结,显然有失公允。作为中国人民最深重的灾难之一,它值得被更认真地审视。而泡沫一般的“人祸”结论的形成过程,是同样值得探索的另一话题。 (黄道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元鹏、文亮系民间抗战史研究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天石对本文亦有帮助) 凤凰周刊2012年12月25日出版,本年度第36期,转载请联系01065211743 关注凤凰周刊微信、微博,获得更多免费文章阅读权限。

    最早的措施是抢种,1942年的旱灾在春季已经出现,7月份,八路军各部队根据野战政治部的紧急训令,帮助群众补种杂粮,抢种蔬菜。7月中旬,太行北部地区下暴雨,当地党政军民抢救了一批禾苗,补种了一批杂粮和蔬菜。

    1942年秋收后才有了首度直接应对灾害的措施—免粮,给五、六两专区减免公粮45000石。1943年麦收时,又给一、五、六专区减免公粮15500石。而至大灾之势已成的1942年10月,拨出过须偿还的无息贷款10万元给灾民。

    除了急赈和低利、无利借贷粮款之外,以工代赈是根据地救济灾民的主要手段之一。边区政府提出“救灾不救懒汉”的口号,希望通过自救和耕种抢种渡过灾荒年。

石。1943年麦收时,又给一、五、六专区减免公粮15500石。而至大灾之势已成的1942年10月,拨出过须偿还的无息贷款10万元给灾民。 除了急赈和低利、无利借贷粮款之外,以工代赈是根据地救济灾民的主要手段之一。边区政府提出“救灾不救懒汉”的口号,希望通过自救和耕种抢种渡过灾荒年。 抗战期间,不管对哪方来说,粮食都是军事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实际上哪方都无法过多减免。由于面对一场多年罕见的战时天灾,中共的文件也指出,根据地救灾亦存在诸多困难与不足。 太行区的救灾工作口号是“不饿死一个人”,但减免公粮所占比例仍不高,1942年该区减免公粮5.6万余石,征收公粮为58.8万石(《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P172、《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P356)。 在屯粮方面,从1942年11月起到1943年10月底,除了减免五、六专区5.35万石之外,实屯数达到原概算96.5%。(“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1943年9月12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52)。除了重灾区之外,其他地区如受灾的一、四专区并没有减轻负担。就算受灾严重的五分区,减免幅度仍然微乎其微,1942年每人平均负担一斗六升,1943年每人仍然要负担一斗五升,每人只减轻约6%(《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三》P105)。 《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报告承认,“1942年度的征收工作,成绩甚好,是空前的一年,不只完成计划,而且超过任务额,打破了几年来的征收纪录。” 自身就已自顾不暇,外来灾民更加重了根据地负担。仅在1943年1月,据不完全统计,太行区外来灾民已达2万以上;左权、和东及太南数县安置外来灾民就有6000余人。根据地政府设置招待站,招待过往灾民食宿,命令各县按当地居民3%的标准进行安插,借给他们食物和组织他们参加生产,并对无办法生活者实施赈济。(“太行区1942、43两年的救灾总结”——《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140-141) 但接纳能力有限,灾民过安置过多,亦会影响到根据地存亡。1943年1月30日颁布的《根据地外来灾民登记安置办法》规定,对来根据地之灾民,拥挤于被灾区域者,须有当地县政府协同救委会劝令转回原籍,与敌人进行斗争。豫晋区的干部哀叹:“然而我们也是自顾不暇,爱莫能助啊!” 要把饥肠辘辘的逃荒灾民遣返,谈何容易。有些村子做了一堆煎饼,然后以村为单位开个欢送会,往每个灾民手里塞两张煎饼“礼送”出境。灾民回去也是个死,就跟当地政府打起了“游击”,他们离开甲村却跑去乙村,呆着不走。 豫晋区对“欢送”难民回家工作不力十分不满,批评下面干部均存在着慈悲观点,没有从政治上了解这个问题。1943年春荒严重时期,太行区被迫遣返灾民1万人(《1942年豫晋区工作检查总结》,《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太岳抗日根据地》P199)。1943年春荒严重时期,太行区被迫遣返灾民1万人。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指出1943年救灾中的种种弊病,“必须从实际行动中,体现生产观点,所谓‘生产自救’,不少地区还是停留在纸上或嘴上的口号,否则为什么坐吃山空现象相当不少呢?为什么流氓懒汉得到赈济,而血统农民(特别是贫农)得不到救济呢?为什么有些村干部贪污中饱,轻视劳动,形成抗战‘新贵’。而广大灾民却啼饭唤贫呢?而且经过检查,这些现象并不是个别和偶然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号召克服连续灾荒》,1943年7月24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一》,P321) 冀南区对灾荒亦出现估计不足、反应迟缓的问题。冀南根据地1942年变成游击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全部精力注意敌发展,对灾荒的危险没有足够警惕,指望用借粮和急赈的办法来解决人民的困难,没有从根本上生产备荒来解决问题。直到1943年7月之后,才将全部工作转入生产救灾,但已经形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一个根据地的成长——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发展史》,P170)所以冀南区成为了晋冀鲁豫四大区中饿死人和逃荒数最多的区域,全区死亡人数约20万-30万人,占总人数的6%,逃亡达100万人,占总人口的30%。(《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抗灾救灾工作论述》,陈刚著) 以“人祸”作结有失公允 用相关报道的话说,这场天灾实为“人祸”,是因为“直到白修德的报道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迫于舆论压力,委员长才开始展开救援。但相对于大面积饥荒而言,赈灾粮食如同沧海一粟,更别提还要经过层层贪腐。” 先算一下这“沧海一粟”的经济账吧! 1942年,国民政府直接拨款加平粜基金,加上各种工赈和农业贷款,接近1.5亿元,这还不包括救灾期间金额庞大的各种民间捐款、各县自筹的1亿元多平粜基金、各种水利筑路等工程的雇佣劳力成本、粮食调拨的成本等等。跟政府拨款相关的金额起码近2亿元。 2亿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1942年,中国整个财政收入是52.68亿元左右,2亿元相当于1942年财政支出的3.8%。若以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元计,乘以3.8%,就相当于2011年从财政支出里拿出近4000亿元救灾。抗战期间,每年军费支出占总支出逾半。这2亿元是从军费外开支里挤出来的,确已非常窘迫。 而当年的国民政府做的不止这些。比如1943年2月河南省政府还制定了保护农民土地办法,规定因灾荒而卖当之土地、房产,准五年内以原价赎回。政府将这次救灾工作“明定列为各县县长及各级行政人员重要考成之一”,对于救灾不力的甚至给予免职的处罚(邓拓:《中国救荒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页)。 回顾这场在战况最艰难、财政最困顿年代的天灾,简单地以“这就是一场人祸”作结,显然有失公允。作为中国人民最深重的灾难之一,它值得被更认真地审视。而泡沫一般的“人祸”结论的形成过程,是同样值得探索的另一话题。 (黄道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元鹏、文亮系民间抗战史研究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天石对本文亦有帮助) 凤凰周刊2012年12月25日出版,本年度第36期,转载请联系01065211743 关注凤凰周刊微信、微博,获得更多免费文章阅读权限。

   抗战期间,不管对哪方来说,粮食都是军事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实际上哪方都无法过多减免。由于面对一场多年罕见的战时天灾,中共的文件也指出,根据地救灾亦存在诸多困难与不足。

    太行区的救灾工作口号是“不饿死一个人”,但减免公粮所占比例仍不高,1942年该区减免公粮5.6万余石,征收公粮为58.8万石(《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P172、《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P356)。

    在屯粮方面,从1942年11月起到1943年10月底,除了减免五、六专区5.35万石之外,实屯数达到原概算96.5%。(“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1943年9月12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52)。除了重灾区之外,其他地区如受灾的一、四专区并没有减轻负担。就算受灾严重的五分区,减免幅度仍然微乎其微,1942年每人平均负担一斗六升,1943年每人仍然要负担一斗五升,每人只减轻约6%(《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三》P105)。

? 编者按:1942另一面 近日,冯小刚根据刘震云的报告文学作品《温故1942》改编的电影《1942》上映,完成了自己多年的夙愿,引起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关注和热议。“温故知丑,以史为鉴”,是媒体替冯小刚总结出来的拍片宗旨。 其实,电影面世前,来自这本报告文学的颇多“段子”多年来已常被人们提及和引用,譬如“日军开进刘震云家乡放粮救灾”“这次灾荒导致中国政府大失人心,后来的河南会战中日本仅用六万军队,就歼灭了三十万中国军队”“五万中国军队被河南农民缴械”……随着段子传播越来越广,它们倒像是其来源与真实性无需检验的史料一样,经常被媒体引用和发挥,甚至依此构建出某些价值体系。文艺作品不妨虚构,不过,打着“以史为鉴”的旗号,还是需要做经得起检验的考据。 本刊为此请多位相关领域的长期研究者,各展其长,根据有据可查的史料试图重构这场大灾。诚如电影所言,国民政府当时的确存在反应迟缓及贪腐现象,但事实的另一面同样需要被了解,包括当时并存于河南的日占区、国统区、中共根据地三种力量各自经历了怎样的冲击,包括灾年中国的抗战实况及其对大灾的影响,包括灾情披露及救灾过程的真实经过,也包括电影及文学素材提供者—美国人白修德书写历史的全过程。 在多位国内著名民国史研究者眼中,这场大灾以“这就是一场人祸”作结显然有失公允,当年的中国有远不为大众所知的另一面。而“人祸”结论的形成过程,是同样值得探讨的另一话题。 温故豫灾1942 特约撰稿员/黄道炫唐元鹏文亮 1942年,无论地缘政治、对日战争还是国内政局,无疑是令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大哀大喜、交相起伏的一年。 前一年,皖南事变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国民政府和中共表面上的团结已难以为继。 至1942年,中国沿海地区和大部分产粮区早被日军占领,财税基地丧失过半。海外贸易断绝,军队的弹药武器和军用物资奇缺。伴随战争而来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情形不断恶化,国家财政已到濒临崩溃境地。 1940年,因日军进攻越南,中国陆上补给交通线—桂越线中断。1942年5月日军攻入缅甸,最后一条陆上补给线—滇缅线也中断,日本完成对华军事战略包围。 苏联为避免两线作战,抗战前曾同意资助中国对日作战,但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苏方承认日占中国东北地区为“满洲国”,日本承认苏占蒙古,随后苏援断绝。 …… 就在这样内外极度交困的环境中,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战第五个年头。所幸1941年12月爆发太平洋战争,美国全面介入二战,蒋介石的“苦撑待变”战略等来结果。可是美国援助中国抗战需要交通线,海陆交通已被堵死,物资根本运不进来,仅靠中美开辟的“驼峰航线”空中运输,对整个中国抗战局势仅是杯水车薪。 就在这一年,作为抗战前线(战区)的河南省迎来抗战最惨烈的时期。连续两年全境旱、涝、蝗灾不绝,波及到冀南、晋东南、鲁西地区,1942年中后期,灾情恶化至极点。 河南当时处于日占区、国统区、中共根据地三种力量犬牙交错的状态,三方地盘皆经受了这次大灾的冲击。 战争中的特大旱灾 河南地界,属北亚热带和暖温带过渡气候,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高压(干、冷)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湿、暖)的季节性位移,造成河南气候多变,骤涝长旱特征明显,自古就是水旱灾多发的省份。 自公元1279~1911年的600余年间,河南曾出现过大旱88年,平均6~7年一遇,大涝69年,平均8~9年一遇。公元1001~1948年共发生蝗害215次,平均每4年多就有一次蝗害发生;而1913~1948年间共有35年发生蝗灾,几乎每年都有蝗灾记载,其中重大蝗灾即有8次。 从明末到民国300年间,河南发生的三次特大旱灾对人口与经济造成严重损失。明崇祯十至十四年(1637~1641年)大旱,延续时间长、范围广,灾民“以树皮、白土、雁屎充饥,以柿蒂、蒺藜、牛马为食,骨肉相食,死者相继,村舍十室九空”。 清光绪二至四年(1876~1878)大旱,全省87个厅、州、县报灾,“赤地千里,人犬相食”,饿死者近200万人。 民国时期的38年中,河南全省出现大旱、特大旱灾8次,1942年大旱尤为严重。 根据当时气象资料统计,这一年河南全省降水量较正常年份偏少4~6成。临汝、禹县、界首诸县降水量只及常年平均值47%、58%、41%。1942年大旱始自1941年,至1942发展至高潮,全省受害县份就达74个,为历史所罕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称其为“光绪皇帝以来最严重的旱灾”。 1943年秋,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在《河南省灾情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中指出,这次旱灾“以第一、第五两行政区所辖各县最重,第六、第七、第十等行政区所辖各县次之。第一行政区以广武、郑州、尉氏、长葛、禹县等5县最重,密县、汜水、新郑、中牟、洧川、荥阳等6县次之。第五行政区以许昌、临颍、鄢陵、襄城县等4县最重,郾城、宝丰、郏县、临汝、鲁山等5县次之”,在其统计的5个行政区29个县中,死亡人数共148万余人。 《新华日报》给出的数据是:“是年大旱,遍及河南全省,全年收成不及十之一二,人民饥饿而死者约计在150万以上,逃荒者约在300万以上。” 这些数字应该都是不完全统计,确切的死亡人数因为当时河南三种力量并存的状态,难以得到。至1938年底,河南大半县市已在日军的占领之下,作家刘震云的故乡延津县所在的第四行政区,1938年3月已属于日占区。据粗略统计,至1943年底,有63县沦陷,全省战场面积达15万平方公里。白修德估计的全省有300万左右的人饿死,后来被广泛引用。 抗战时期,日军占据河南北部的安阳、南部的信阳以及东部开封等地,分别扼住了河南通往日军占领的基本区域河北、武汉、济南等地的咽喉。 据中共根据地的记载:1942年后,大批灾民离家逃荒,日军为防止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灾民进入其占领区,影响控制稳定,采取封锁政策,灾民无法向日占区或经日占区向外流动。同时,日军为应对灾荒,还将灾民往大后方、敌后根据地驱赶,当时,被驱赶逃荒进入国共控制区域的灾民不下300万人,进一步加大了这两个区域的救灾压力。 不过,对日占区内部在灾荒时的详情,目前仍缺乏深入研究。虽然有相关研究者在日文网站上看到来源不详地粗略提及日占区内有过放粮救灾举动,但在除此之外的1942年日文相关文件中并未再见到日军发军粮一说。中文资料中,伪新河南日报社社长、伪河南省宣传处长及省新民会事务部长邢汉三所著的《日伪统治河南见闻录》中,对日占区的赈灾治蝗举措有过相对详细的记载。但在国内研究者对其的评述中,这些举措被认为是收效甚微的。 如果刘震云对家乡的记载属实,倒是可以由此一窥日占区(沦陷区)灾民的惨况—只不过在报告文学和电影中,他家乡的日占区背景被误认为国统区。 无论赈灾状况为何,在当时的中国,为支持战争,无论是大后方还是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因战事所需无一不加强了对民间的征发。抗战时期,无论是前线还是后方,生产都出现大幅度下降,根由就在于战争带来的破坏和过度征发。河南处于对日抵抗的前方,常常遭遇日军的“扫荡”和骚扰,人民负担更加沉重,粮食征发仅次于四川,在全国居第二位。可以想象当灾荒到来时,失去抵御能力的人们会以多快的速度陷于饥馑。 灾情披露 灾荒发生后,国民政府对灾情预计不足,反应的确迟缓。 1942年初刚刚上任的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虽然向中央政府报告了河南灾情,但并未积极申请减免税赋,反而要求授予镇压“奸佞匪盗闹事”的紧急处分权。 河南属于第一战区,战区司令蒋鼎文本不是地方官,但越俎代庖,向中央政府陈情并指责地方官轻报灾情、救灾不力。但在刘震云的作品与冯小刚的电影中,蒋鼎文与李培基二人的历史角色和真实表现可以说是完全弄颠倒了。 当时,除了蒋鼎文,河南前省主席刘镇华亦联合众多名流上书中央,要求赈灾。 根据报告文学及电影里的说法,灾害消息被严密封锁,直到白修德1943年3月在《时代》周刊登载了豫灾报道后,才引起中外关注,展开救灾行动。不过,更为客观的表述应是:白修德的报道,以外电的影响力推动中外更加重视灾情,向官方施加了更大压力,无疑在推动救助活动扩大规模方面有功劳,但要说是他突破封锁把灾情捅破才导致救灾却不符合事实。 首先,白修德赴河南战区采访,也是获得了军方新闻审查机构的批准才能成行。 其次,白修德也是在看到中国国内报道、听到记者朋友的说法以后,才于1943年2月底赴河南采访的。1942年9月30日,《大公报》发表了题为《行政院决议救济豫灾》的消息,1942年12月28日,《大公报》登载了记者王工碧的《河南灾荒目睹记》,总编辑王芸生还配发了长篇社论。至1943年2月1日,《大公报》记者张高峰的《豫灾实录》登载,再次披露河南大灾中的惨烈状况,第二天王芸生发表了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长篇社论。 《大公报》这次遭到停刊三日的处罚,倒不是因报道灾荒和呼吁赈灾,军委会新闻检查局给出的处罚理由是“攻击救灾弱点和战时限价政策”,认为有打击抗战民心士气之嫌。同年底,军委会新闻检查局给出关于灾荒报道的注意事项—不得过度渲染,但对救灾和捐款等呼吁方面的报道一律给予放行。 值得一提的是,军事新闻审查部门的处置是否妥当暂且不论,但此事后来在传播和引用中被无限延伸和放大,甚至成为不准报道灾荒的铁证。其实在那个年代,军事新闻审查制度并不是国民政府的发明。自一战开始,欧美国家除了实行战时统制经济,还实行了军事(战地)新闻审查制度,涉及军事、战区甚至能影响战争全局的新闻报道均要送审,其目的是要信息必须服务于战争全局。 二战中,美国参战以后

   《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报告承认,“1942年度的征收工作,成绩甚好,是空前的一年,不只完成计划,而且超过任务额,打破了几年来的征收纪录。”

石。1943年麦收时,又给一、五、六专区减免公粮15500石。而至大灾之势已成的1942年10月,拨出过须偿还的无息贷款10万元给灾民。 除了急赈和低利、无利借贷粮款之外,以工代赈是根据地救济灾民的主要手段之一。边区政府提出“救灾不救懒汉”的口号,希望通过自救和耕种抢种渡过灾荒年。 抗战期间,不管对哪方来说,粮食都是军事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实际上哪方都无法过多减免。由于面对一场多年罕见的战时天灾,中共的文件也指出,根据地救灾亦存在诸多困难与不足。 太行区的救灾工作口号是“不饿死一个人”,但减免公粮所占比例仍不高,1942年该区减免公粮5.6万余石,征收公粮为58.8万石(《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P172、《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P356)。 在屯粮方面,从1942年11月起到1943年10月底,除了减免五、六专区5.35万石之外,实屯数达到原概算96.5%。(“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1943年9月12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52)。除了重灾区之外,其他地区如受灾的一、四专区并没有减轻负担。就算受灾严重的五分区,减免幅度仍然微乎其微,1942年每人平均负担一斗六升,1943年每人仍然要负担一斗五升,每人只减轻约6%(《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三》P105)。 《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报告承认,“1942年度的征收工作,成绩甚好,是空前的一年,不只完成计划,而且超过任务额,打破了几年来的征收纪录。” 自身就已自顾不暇,外来灾民更加重了根据地负担。仅在1943年1月,据不完全统计,太行区外来灾民已达2万以上;左权、和东及太南数县安置外来灾民就有6000余人。根据地政府设置招待站,招待过往灾民食宿,命令各县按当地居民3%的标准进行安插,借给他们食物和组织他们参加生产,并对无办法生活者实施赈济。(“太行区1942、43两年的救灾总结”——《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140-141) 但接纳能力有限,灾民过安置过多,亦会影响到根据地存亡。1943年1月30日颁布的《根据地外来灾民登记安置办法》规定,对来根据地之灾民,拥挤于被灾区域者,须有当地县政府协同救委会劝令转回原籍,与敌人进行斗争。豫晋区的干部哀叹:“然而我们也是自顾不暇,爱莫能助啊!” 要把饥肠辘辘的逃荒灾民遣返,谈何容易。有些村子做了一堆煎饼,然后以村为单位开个欢送会,往每个灾民手里塞两张煎饼“礼送”出境。灾民回去也是个死,就跟当地政府打起了“游击”,他们离开甲村却跑去乙村,呆着不走。 豫晋区对“欢送”难民回家工作不力十分不满,批评下面干部均存在着慈悲观点,没有从政治上了解这个问题。1943年春荒严重时期,太行区被迫遣返灾民1万人(《1942年豫晋区工作检查总结》,《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太岳抗日根据地》P199)。1943年春荒严重时期,太行区被迫遣返灾民1万人。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指出1943年救灾中的种种弊病,“必须从实际行动中,体现生产观点,所谓‘生产自救’,不少地区还是停留在纸上或嘴上的口号,否则为什么坐吃山空现象相当不少呢?为什么流氓懒汉得到赈济,而血统农民(特别是贫农)得不到救济呢?为什么有些村干部贪污中饱,轻视劳动,形成抗战‘新贵’。而广大灾民却啼饭唤贫呢?而且经过检查,这些现象并不是个别和偶然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号召克服连续灾荒》,1943年7月24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一》,P321) 冀南区对灾荒亦出现估计不足、反应迟缓的问题。冀南根据地1942年变成游击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全部精力注意敌发展,对灾荒的危险没有足够警惕,指望用借粮和急赈的办法来解决人民的困难,没有从根本上生产备荒来解决问题。直到1943年7月之后,才将全部工作转入生产救灾,但已经形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一个根据地的成长——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发展史》,P170)所以冀南区成为了晋冀鲁豫四大区中饿死人和逃荒数最多的区域,全区死亡人数约20万-30万人,占总人数的6%,逃亡达100万人,占总人口的30%。(《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抗灾救灾工作论述》,陈刚著) 以“人祸”作结有失公允 用相关报道的话说,这场天灾实为“人祸”,是因为“直到白修德的报道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迫于舆论压力,委员长才开始展开救援。但相对于大面积饥荒而言,赈灾粮食如同沧海一粟,更别提还要经过层层贪腐。” 先算一下这“沧海一粟”的经济账吧! 1942年,国民政府直接拨款加平粜基金,加上各种工赈和农业贷款,接近1.5亿元,这还不包括救灾期间金额庞大的各种民间捐款、各县自筹的1亿元多平粜基金、各种水利筑路等工程的雇佣劳力成本、粮食调拨的成本等等。跟政府拨款相关的金额起码近2亿元。 2亿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1942年,中国整个财政收入是52.68亿元左右,2亿元相当于1942年财政支出的3.8%。若以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元计,乘以3.8%,就相当于2011年从财政支出里拿出近4000亿元救灾。抗战期间,每年军费支出占总支出逾半。这2亿元是从军费外开支里挤出来的,确已非常窘迫。 而当年的国民政府做的不止这些。比如1943年2月河南省政府还制定了保护农民土地办法,规定因灾荒而卖当之土地、房产,准五年内以原价赎回。政府将这次救灾工作“明定列为各县县长及各级行政人员重要考成之一”,对于救灾不力的甚至给予免职的处罚(邓拓:《中国救荒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页)。 回顾这场在战况最艰难、财政最困顿年代的天灾,简单地以“这就是一场人祸”作结,显然有失公允。作为中国人民最深重的灾难之一,它值得被更认真地审视。而泡沫一般的“人祸”结论的形成过程,是同样值得探索的另一话题。 (黄道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元鹏、文亮系民间抗战史研究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天石对本文亦有帮助) 凤凰周刊2012年12月25日出版,本年度第36期,转载请联系01065211743 关注凤凰周刊微信、微博,获得更多免费文章阅读权限。     自身就已自顾不暇,外来灾民更加重了根据地负担。仅在1943年1月,据不完全统计,太行区外来灾民已达2万以上;左权、和东及太南数县安置外来灾民就有6000余人。根据地政府设置招待站,招待过往灾民食宿,命令各县按当地居民3%的标准进行安插,借给他们食物和组织他们参加生产,并对无办法生活者实施赈济。(“太行区1942、43两年的救灾总结”——《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 140-141)

    但接纳能力有限,灾民过安置过多,亦会影响到根据地存亡。1943年1月30日颁布的《根据地外来灾民登记安置办法》规定,对来根据地之灾民,拥挤于被灾区域者,须有当地县政府协同救委会劝令转回原籍,与敌人进行斗争。豫晋区的干部哀叹:“然而我们也是自顾不暇,爱莫能助啊!”

    要把饥肠辘辘的逃荒灾民遣返,谈何容易。有些村子做了一堆煎饼,然后以村为单位开个欢送会,往每个灾民手里塞两张煎饼“礼送”出境。灾民回去也是个死,就跟当地政府打起了“游击”,他们离开甲村却跑去乙村,呆着不走。

,罗斯福总统于1941年签署8985号行政命令,成立审查办公室,任命美联社资深记者拜伦·普雷斯担任主管,负责全美军事新闻、邮件、电讯的审查。美国记者基本都配合了国家的军事新闻制度,鲜少有违反案例。 但中、英、美的这种战时军事新闻审查制度,执行得都不算严格,针贬时弊、抨击政府和官员的报道在抗战时的媒体上随处可见。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记者和撰稿人大量涌入中国,其实很多记者并不遵守中国的战时新闻审查制度,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后来的越战时期的南越。 时至1942年8月,全国大小报刊,各界人士已不断发出河南灾区惨相的报道,呼吁政府速加救济。 1943年3月,自灾区采访归来后,白修德未将稿件送交军事新闻审查机构过目,就通过电报局将稿子发往美国。他在自传中介绍:这位帮他发稿的电报员后来也遭到了处罚。其实,个中原因就是电报员违犯了军事新闻电检法令。 白修德的新闻报道风格属于“幻象派”,类似于当时的美式报告文学,用他的话说,夸张是一种常用的手法。但他对灾区惨状的描述,从后来国民政府和中共根据地的救灾报告来看,虽有文学笔法,基本事实似无太多出入。 而白修德文章的延展性报道、评论、总结,则存在着颇多事实、通识和结论的错误,缺乏专业性和平衡性,而这些材料一再被误引误用。 如他称西方国家能预报天气灾害,中国不能预报,暗指政府无能,其实发达国家也是到上世纪60年代有了气象卫星后才能较准确地预报气象。又如豫灾与后来河南会战的关系(大意为:中国政府被农民抛弃,站到日军一方,致使处于强弩之末的日军于1944年发起的豫湘桂会战,把国民党军队打得全线崩溃,一败涂地),被后世著文者反复引用,但这与事实基本不符(关于此战详情,见本专题文二)。 对灾害的应急以及政府救助的低效、无能、腐败的指责统统无可非议,这是所有前现代国家的通病。发达国家基本克服这些弊病也是在二战之后的事,但也从未躲过被抨击,何况当时的中国是处于战争绝境中的农业国家。白修德的灾区报道也因此被美国报业同行认为是不全面客观,带有浓烈政治倾向的。 政府的救灾与弊病 河南遭灾后,是否长期处于无人问津、孤立无援的境地?事实上,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及全社会,当时都采取了赈灾举措。 1942年8月,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派出专人赶赴重庆,向国民政府陈报灾情,省民政厅也连电中央请拨专款赈灾。当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拨付约计2亿元左右用于赈灾。 紧急情况下甚至还有他款可以挪用,如第一战区长官部发还河南省的军事征用工料价款300万元,改用来赈灾。河南省政府方面,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命全省党政军各捐口粮一部分,给各乡镇设粥场。1943年春节,李培基亲往鲁山北关琴台广场召集老弱病残灾民排成南北队,每人发给30元。 当时的救灾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42年1月至10月间,调查灾情,拟订救灾计划与办法;第二阶段自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按已定计划分别实施,以赈款、赈粮、平粜为主;第三阶段自1943年2月至6月,救灾工作最紧时期,以工赈、扶植生产为主,以乡镇为单位普设粥厂汤厂,大量配发救荒食品。 当时国民政府在救济灾民方面,采取了下列措施: 设立灾民收容所,帮助灾民迁徙,出境谋生。制订难民收容程序,一要接送政府组织疏散的难民;二要聚合、收容自发逃亡的难民。1943年前由收容所登记收容遣送的难民总数达10余万人。各县将确无生路的灾别编组登记,发放证明,遣送到邻省就食,其中赴陕灾民约32万,赴鄂灾民2.2万。 设立粥厂,查放余粮,发分赈谷。灾民面临急迫问题是饥饿,粥厂多设在灾民过往居多的路口或铁路沿线。当时蒋介石令河南省政府于陇海铁路沿线重要地点设立粥厂救济灾民,总计各县共设立大小粥厂4000多处。 河南省通知各县所有大户存粮除应缴征实征购积谷、种子及自食外,应即一律予以查封,贷借灾民或令平价出售。《河南省各区查放余粮情形报告》提到,河南八区查放仓谷余粮数目总计达35万石。豫省曾三次开仓贷谷,其中第三次是在1943年3月春荒严重之际,河南省府当时令各县速将现存历年来积谷合计33万石散发给灾民。 其他方面的赈灾措施还有“办理平粜、举办工赈、发放农业贷款、节食救灾”。从陕、皖、鄂总共购进的平粜粮2405万斤,先后被拨交各运销站,配销各县。 当时奉蒋的命令,河南省各部队、团体搞起“一把米运动”,每人每日节约一小匙米,以济灾民。驻河南军队则有节食救灾举措,三月为期,1942年12月份开始节食,各部队节食省出来的小麦共300万斤用于赈灾。 紧急情况下,军粮调拨赈灾也有发生,河南省粮政局与第一战区兵站总监部及各县平粜委员会拟定军粮调拨办法,分别贷放鲁山、南召等六县,共计拨借35000包,供灾民食用。 当时,各层级政府官员在赈灾中低效、无能、腐败的现象确实如电影所说,屡见不鲜。蒋介石1943年4月的两篇日记中记录了对官员办事潦草的责备,以及对灾情惨烈的感慨:“郑州沿途浅葬暴骨为狗所食之惨状,严电蒋、汤。又,郑州专员与司令谄事外人,日与谎报灾情”“河南灾区饿殍载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天乎!若不使倭寇从速败亡,若再延长一年之后,则中国万难支持,势必受无穷羞耻,不能完成上帝赋予之使命。奈何!苍天,上帝速救我危亡乎!” 除此之外,作为前线的河南,在抗战期间的负担仅次于大后方的四川,这也是事实。以对灾民切身相关的征粮为例,1941年,在河南征收粮食总额为493万石。1942年,考虑到河南灾情,配征额减至250万石,减免约近50%,对于收成只及常年三成的灾区来说,负担仍属太重;而当年实征收额为311万余石,实际减免额为36%。1941年全省征收省级公粮40万石,1942年不但未见减少,反而增加到60万石。 关于这个问题,后世有诸多批评,不过却忽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背景:东南沿海一带本是占中国政府财政收入90%的关税、盐税、统税的主要来源地,自1940年代初沦陷后,当局财政收入急剧下降。若要坚持抗战,钱粮是首要条件,扩大财源和保证军粮本为急需问题。 此时的中国只有农业资源可挖掘,粮食兼具解决财政和军粮问题的双重属性,1940年之后的“征粮”涵义已不同于此前的“征粮”。在“三税”急降大半后,国民政府以粮食“三征”(征实、征购、征借)的举措补偿财政,由于每年所得超过同期政府税收的3倍多,所以有人干脆称征粮实为抗战后期的“单一税源”,或称抗战财政为“粮食财政”也毫不为过。毫不夸张地说,不征粮,抗战即死。 在当时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同样面临这个严峻的难题。 中共根据地的救灾与困难 河南大旱,中共控制的晋冀鲁豫地区被广泛波及,也遭受惨重损失。对此,中共文件多有反映,可以透视出大旱之一斑。 中共晋冀鲁豫根据地分为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行政区,在这次大灾中无一幸免,普遍歉收,受灾严重地区收成只有三四成,最严重地区绝收。 曾任中共冀鲁豫行署副主任的徐达本在一封信中描述:“现在灾民的生活,能吃糠、花生、稻子、棉籽物都算有办法,而其大部是三天二天的不开锅不动烟火。一部分人对生活不感兴趣,尽想死的办法:有的全家睡到炕上不起,等饿死在炕上,有自己烧死的,有自己挖坑等着死了有地方安息的。” 当时中共报告多次用“罕见”形容这次天灾,冀南地委在总结中写道:“特别严重的是去年与前年的灾荒给我们困难更大,估计两年死亡人口二三十万,畜力外流,重灾区几乎完全没有牲口。”(《中共冀南区党委对于地委书记联席会议的总结》,《冀南历史文献选编》,P474页) 中共冀南行署主任的宋任穷在1943年底的报告中提到:“在重灾下人口死亡占总数的5%,特种灾区更加严重,企之县二区14000人,死亡2500人,占17%;广丘县死亡14%,四区死亡32%;东和固1772人,死亡542人,占42%强;又企之县七村7500人,死亡700人。不是全被饿死,而大部是病死。人口之整个减少重者占70%,牲口之减少重灾区占90%以上。”(《冀南游击战争的坚持与灾荒问题》,《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下,P160页) 部队夜间走入重灾区时,就如进入了死城,所能听到唯一有些生气的声息,就是自己的脚步声。几乎所有村庄和房屋都寂无一人。推门进去,只见野草丛生,一片荒芜,各种家具,如桌椅板凳橱柜等,都凌乱不堪地弃置着,说明主人曾经想把他们拿去变卖,但后来已无力移动放归原处。 在家具旁边往往就是倒毙的尸体,这些人正是从事某种活动时,比如挪动一件家具或正迈出房门,就地死去的。有些人则忍受不了这种苦难上吊自杀。因为无人善后,尸体还挂在房梁或者院中的树上,黑黢黢的,甚是恐怖。 在重灾区,很少能碰到什么活的生物,只有老鼠例外。夜间行军时,常常会看到一大片一大片灰褐色的东西,如波浪一般滚滚移动,那便是转移就食的老鼠群。(《《一个根据地的成长》P163-164)。 这些不是电影《生化危机》里的镜头,而是中共根据地文件档案里信手拈来的片段,可见灾荒之惨烈。 据统计,晋冀鲁豫根据地因为此次大灾,受灾群众达到150万~160万人,饿死或因灾而死的人数在35万~45万之间,逃荒者百万以上,也就是说几乎所有受灾群众非死即逃。 面对如此大灾,中共根据地也进行了相应的救灾措施。 最早的措施是抢种,1942年的旱灾在春季已经出现,7月份,八路军各部队根据野战政治部的紧急训令,帮助群众补种杂粮,抢种蔬菜。7月中旬,太行北部地区下暴雨,当地党政军民抢救了一批禾苗,补种了一批杂粮和蔬菜。 1942年秋收后才有了首度直接应对灾害的措施—免粮,给五、六两专区减免公粮45000   豫晋区对“欢送”难民回家工作不力十分不满,批评下面干部均存在着慈悲观点,没有从政治上了解这个问题。1943年春荒严重时期,太行区被迫遣返灾民1万人(《1942年豫晋区工作检查总结》,《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太岳抗日根据地》P199)。1943年春荒严重时期,太行区被迫遣返灾民1万人。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指出1943年救灾中的种种弊病,“必须从实际行动中,体现生产观点,所谓‘生产自救’,不少地区还是停留在纸上或嘴上的口号,否则为什么坐吃山空现象相当不少呢?为什么流氓懒汉得到赈济,而血统农民(特别是贫农)得不到救济呢?为什么有些村干部贪污中饱,轻视劳动,形成抗战‘新贵’。而广大灾民却啼饭唤贫呢?而且经过检查,这些现象并不是个别和偶然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号召克服连续灾荒》,1943年7月24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一》,P321)

    冀南区对灾荒亦出现估计不足、反应迟缓的问题。冀南根据地1942年变成游击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全部精力注意敌发展,对灾荒的危险没有足够警惕,指望用借粮和急赈的办法来解决人民的困难,没有从根本上生产备荒来解决问题。直到1943年7月之后,才将全部工作转入生产救灾,但已经形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一个根据地的成长——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发展史》,P170)所以冀南区成为了晋冀鲁豫四大区中饿死人和逃荒数最多的区域,全区死亡人数约20万-30万人,占总人数的6%,逃亡达100万人,占总人口的30%。(《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抗灾救灾工作论述》,陈刚著)

? 编者按:1942另一面 近日,冯小刚根据刘震云的报告文学作品《温故1942》改编的电影《1942》上映,完成了自己多年的夙愿,引起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关注和热议。“温故知丑,以史为鉴”,是媒体替冯小刚总结出来的拍片宗旨。 其实,电影面世前,来自这本报告文学的颇多“段子”多年来已常被人们提及和引用,譬如“日军开进刘震云家乡放粮救灾”“这次灾荒导致中国政府大失人心,后来的河南会战中日本仅用六万军队,就歼灭了三十万中国军队”“五万中国军队被河南农民缴械”……随着段子传播越来越广,它们倒像是其来源与真实性无需检验的史料一样,经常被媒体引用和发挥,甚至依此构建出某些价值体系。文艺作品不妨虚构,不过,打着“以史为鉴”的旗号,还是需要做经得起检验的考据。 本刊为此请多位相关领域的长期研究者,各展其长,根据有据可查的史料试图重构这场大灾。诚如电影所言,国民政府当时的确存在反应迟缓及贪腐现象,但事实的另一面同样需要被了解,包括当时并存于河南的日占区、国统区、中共根据地三种力量各自经历了怎样的冲击,包括灾年中国的抗战实况及其对大灾的影响,包括灾情披露及救灾过程的真实经过,也包括电影及文学素材提供者—美国人白修德书写历史的全过程。 在多位国内著名民国史研究者眼中,这场大灾以“这就是一场人祸”作结显然有失公允,当年的中国有远不为大众所知的另一面。而“人祸”结论的形成过程,是同样值得探讨的另一话题。 温故豫灾1942 特约撰稿员/黄道炫唐元鹏文亮 1942年,无论地缘政治、对日战争还是国内政局,无疑是令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大哀大喜、交相起伏的一年。 前一年,皖南事变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国民政府和中共表面上的团结已难以为继。 至1942年,中国沿海地区和大部分产粮区早被日军占领,财税基地丧失过半。海外贸易断绝,军队的弹药武器和军用物资奇缺。伴随战争而来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情形不断恶化,国家财政已到濒临崩溃境地。 1940年,因日军进攻越南,中国陆上补给交通线—桂越线中断。1942年5月日军攻入缅甸,最后一条陆上补给线—滇缅线也中断,日本完成对华军事战略包围。 苏联为避免两线作战,抗战前曾同意资助中国对日作战,但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苏方承认日占中国东北地区为“满洲国”,日本承认苏占蒙古,随后苏援断绝。 …… 就在这样内外极度交困的环境中,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战第五个年头。所幸1941年12月爆发太平洋战争,美国全面介入二战,蒋介石的“苦撑待变”战略等来结果。可是美国援助中国抗战需要交通线,海陆交通已被堵死,物资根本运不进来,仅靠中美开辟的“驼峰航线”空中运输,对整个中国抗战局势仅是杯水车薪。 就在这一年,作为抗战前线(战区)的河南省迎来抗战最惨烈的时期。连续两年全境旱、涝、蝗灾不绝,波及到冀南、晋东南、鲁西地区,1942年中后期,灾情恶化至极点。 河南当时处于日占区、国统区、中共根据地三种力量犬牙交错的状态,三方地盘皆经受了这次大灾的冲击。 战争中的特大旱灾 河南地界,属北亚热带和暖温带过渡气候,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高压(干、冷)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湿、暖)的季节性位移,造成河南气候多变,骤涝长旱特征明显,自古就是水旱灾多发的省份。 自公元1279~1911年的600余年间,河南曾出现过大旱88年,平均6~7年一遇,大涝69年,平均8~9年一遇。公元1001~1948年共发生蝗害215次,平均每4年多就有一次蝗害发生;而1913~1948年间共有35年发生蝗灾,几乎每年都有蝗灾记载,其中重大蝗灾即有8次。 从明末到民国300年间,河南发生的三次特大旱灾对人口与经济造成严重损失。明崇祯十至十四年(1637~1641年)大旱,延续时间长、范围广,灾民“以树皮、白土、雁屎充饥,以柿蒂、蒺藜、牛马为食,骨肉相食,死者相继,村舍十室九空”。 清光绪二至四年(1876~1878)大旱,全省87个厅、州、县报灾,“赤地千里,人犬相食”,饿死者近200万人。 民国时期的38年中,河南全省出现大旱、特大旱灾8次,1942年大旱尤为严重。 根据当时气象资料统计,这一年河南全省降水量较正常年份偏少4~6成。临汝、禹县、界首诸县降水量只及常年平均值47%、58%、41%。1942年大旱始自1941年,至1942发展至高潮,全省受害县份就达74个,为历史所罕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称其为“光绪皇帝以来最严重的旱灾”。 1943年秋,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在《河南省灾情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中指出,这次旱灾“以第一、第五两行政区所辖各县最重,第六、第七、第十等行政区所辖各县次之。第一行政区以广武、郑州、尉氏、长葛、禹县等5县最重,密县、汜水、新郑、中牟、洧川、荥阳等6县次之。第五行政区以许昌、临颍、鄢陵、襄城县等4县最重,郾城、宝丰、郏县、临汝、鲁山等5县次之”,在其统计的5个行政区29个县中,死亡人数共148万余人。 《新华日报》给出的数据是:“是年大旱,遍及河南全省,全年收成不及十之一二,人民饥饿而死者约计在150万以上,逃荒者约在300万以上。” 这些数字应该都是不完全统计,确切的死亡人数因为当时河南三种力量并存的状态,难以得到。至1938年底,河南大半县市已在日军的占领之下,作家刘震云的故乡延津县所在的第四行政区,1938年3月已属于日占区。据粗略统计,至1943年底,有63县沦陷,全省战场面积达15万平方公里。白修德估计的全省有300万左右的人饿死,后来被广泛引用。 抗战时期,日军占据河南北部的安阳、南部的信阳以及东部开封等地,分别扼住了河南通往日军占领的基本区域河北、武汉、济南等地的咽喉。 据中共根据地的记载:1942年后,大批灾民离家逃荒,日军为防止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灾民进入其占领区,影响控制稳定,采取封锁政策,灾民无法向日占区或经日占区向外流动。同时,日军为应对灾荒,还将灾民往大后方、敌后根据地驱赶,当时,被驱赶逃荒进入国共控制区域的灾民不下300万人,进一步加大了这两个区域的救灾压力。 不过,对日占区内部在灾荒时的详情,目前仍缺乏深入研究。虽然有相关研究者在日文网站上看到来源不详地粗略提及日占区内有过放粮救灾举动,但在除此之外的1942年日文相关文件中并未再见到日军发军粮一说。中文资料中,伪新河南日报社社长、伪河南省宣传处长及省新民会事务部长邢汉三所著的《日伪统治河南见闻录》中,对日占区的赈灾治蝗举措有过相对详细的记载。但在国内研究者对其的评述中,这些举措被认为是收效甚微的。 如果刘震云对家乡的记载属实,倒是可以由此一窥日占区(沦陷区)灾民的惨况—只不过在报告文学和电影中,他家乡的日占区背景被误认为国统区。 无论赈灾状况为何,在当时的中国,为支持战争,无论是大后方还是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因战事所需无一不加强了对民间的征发。抗战时期,无论是前线还是后方,生产都出现大幅度下降,根由就在于战争带来的破坏和过度征发。河南处于对日抵抗的前方,常常遭遇日军的“扫荡”和骚扰,人民负担更加沉重,粮食征发仅次于四川,在全国居第二位。可以想象当灾荒到来时,失去抵御能力的人们会以多快的速度陷于饥馑。 灾情披露 灾荒发生后,国民政府对灾情预计不足,反应的确迟缓。 1942年初刚刚上任的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虽然向中央政府报告了河南灾情,但并未积极申请减免税赋,反而要求授予镇压“奸佞匪盗闹事”的紧急处分权。 河南属于第一战区,战区司令蒋鼎文本不是地方官,但越俎代庖,向中央政府陈情并指责地方官轻报灾情、救灾不力。但在刘震云的作品与冯小刚的电影中,蒋鼎文与李培基二人的历史角色和真实表现可以说是完全弄颠倒了。 当时,除了蒋鼎文,河南前省主席刘镇华亦联合众多名流上书中央,要求赈灾。 根据报告文学及电影里的说法,灾害消息被严密封锁,直到白修德1943年3月在《时代》周刊登载了豫灾报道后,才引起中外关注,展开救灾行动。不过,更为客观的表述应是:白修德的报道,以外电的影响力推动中外更加重视灾情,向官方施加了更大压力,无疑在推动救助活动扩大规模方面有功劳,但要说是他突破封锁把灾情捅破才导致救灾却不符合事实。 首先,白修德赴河南战区采访,也是获得了军方新闻审查机构的批准才能成行。 其次,白修德也是在看到中国国内报道、听到记者朋友的说法以后,才于1943年2月底赴河南采访的。1942年9月30日,《大公报》发表了题为《行政院决议救济豫灾》的消息,1942年12月28日,《大公报》登载了记者王工碧的《河南灾荒目睹记》,总编辑王芸生还配发了长篇社论。至1943年2月1日,《大公报》记者张高峰的《豫灾实录》登载,再次披露河南大灾中的惨烈状况,第二天王芸生发表了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长篇社论。 《大公报》这次遭到停刊三日的处罚,倒不是因报道灾荒和呼吁赈灾,军委会新闻检查局给出的处罚理由是“攻击救灾弱点和战时限价政策”,认为有打击抗战民心士气之嫌。同年底,军委会新闻检查局给出关于灾荒报道的注意事项—不得过度渲染,但对救灾和捐款等呼吁方面的报道一律给予放行。 值得一提的是,军事新闻审查部门的处置是否妥当暂且不论,但此事后来在传播和引用中被无限延伸和放大,甚至成为不准报道灾荒的铁证。其实在那个年代,军事新闻审查制度并不是国民政府的发明。自一战开始,欧美国家除了实行战时统制经济,还实行了军事(战地)新闻审查制度,涉及军事、战区甚至能影响战争全局的新闻报道均要送审,其目的是要信息必须服务于战争全局。 二战中,美国参战以后    以“人祸”作结有失公允

       用相关报道的话说,这场天灾实为“人祸”,是因为“直到白修德的报道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迫于舆论压力,委员长才开始展开救援。但相对于大面积饥荒而言,赈灾粮食如同沧海一粟,更别提还要经过层层贪腐。”

,罗斯福总统于1941年签署8985号行政命令,成立审查办公室,任命美联社资深记者拜伦·普雷斯担任主管,负责全美军事新闻、邮件、电讯的审查。美国记者基本都配合了国家的军事新闻制度,鲜少有违反案例。 但中、英、美的这种战时军事新闻审查制度,执行得都不算严格,针贬时弊、抨击政府和官员的报道在抗战时的媒体上随处可见。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记者和撰稿人大量涌入中国,其实很多记者并不遵守中国的战时新闻审查制度,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后来的越战时期的南越。 时至1942年8月,全国大小报刊,各界人士已不断发出河南灾区惨相的报道,呼吁政府速加救济。 1943年3月,自灾区采访归来后,白修德未将稿件送交军事新闻审查机构过目,就通过电报局将稿子发往美国。他在自传中介绍:这位帮他发稿的电报员后来也遭到了处罚。其实,个中原因就是电报员违犯了军事新闻电检法令。 白修德的新闻报道风格属于“幻象派”,类似于当时的美式报告文学,用他的话说,夸张是一种常用的手法。但他对灾区惨状的描述,从后来国民政府和中共根据地的救灾报告来看,虽有文学笔法,基本事实似无太多出入。 而白修德文章的延展性报道、评论、总结,则存在着颇多事实、通识和结论的错误,缺乏专业性和平衡性,而这些材料一再被误引误用。 如他称西方国家能预报天气灾害,中国不能预报,暗指政府无能,其实发达国家也是到上世纪60年代有了气象卫星后才能较准确地预报气象。又如豫灾与后来河南会战的关系(大意为:中国政府被农民抛弃,站到日军一方,致使处于强弩之末的日军于1944年发起的豫湘桂会战,把国民党军队打得全线崩溃,一败涂地),被后世著文者反复引用,但这与事实基本不符(关于此战详情,见本专题文二)。 对灾害的应急以及政府救助的低效、无能、腐败的指责统统无可非议,这是所有前现代国家的通病。发达国家基本克服这些弊病也是在二战之后的事,但也从未躲过被抨击,何况当时的中国是处于战争绝境中的农业国家。白修德的灾区报道也因此被美国报业同行认为是不全面客观,带有浓烈政治倾向的。 政府的救灾与弊病 河南遭灾后,是否长期处于无人问津、孤立无援的境地?事实上,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及全社会,当时都采取了赈灾举措。 1942年8月,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派出专人赶赴重庆,向国民政府陈报灾情,省民政厅也连电中央请拨专款赈灾。当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拨付约计2亿元左右用于赈灾。 紧急情况下甚至还有他款可以挪用,如第一战区长官部发还河南省的军事征用工料价款300万元,改用来赈灾。河南省政府方面,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命全省党政军各捐口粮一部分,给各乡镇设粥场。1943年春节,李培基亲往鲁山北关琴台广场召集老弱病残灾民排成南北队,每人发给30元。 当时的救灾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42年1月至10月间,调查灾情,拟订救灾计划与办法;第二阶段自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按已定计划分别实施,以赈款、赈粮、平粜为主;第三阶段自1943年2月至6月,救灾工作最紧时期,以工赈、扶植生产为主,以乡镇为单位普设粥厂汤厂,大量配发救荒食品。 当时国民政府在救济灾民方面,采取了下列措施: 设立灾民收容所,帮助灾民迁徙,出境谋生。制订难民收容程序,一要接送政府组织疏散的难民;二要聚合、收容自发逃亡的难民。1943年前由收容所登记收容遣送的难民总数达10余万人。各县将确无生路的灾别编组登记,发放证明,遣送到邻省就食,其中赴陕灾民约32万,赴鄂灾民2.2万。 设立粥厂,查放余粮,发分赈谷。灾民面临急迫问题是饥饿,粥厂多设在灾民过往居多的路口或铁路沿线。当时蒋介石令河南省政府于陇海铁路沿线重要地点设立粥厂救济灾民,总计各县共设立大小粥厂4000多处。 河南省通知各县所有大户存粮除应缴征实征购积谷、种子及自食外,应即一律予以查封,贷借灾民或令平价出售。《河南省各区查放余粮情形报告》提到,河南八区查放仓谷余粮数目总计达35万石。豫省曾三次开仓贷谷,其中第三次是在1943年3月春荒严重之际,河南省府当时令各县速将现存历年来积谷合计33万石散发给灾民。 其他方面的赈灾措施还有“办理平粜、举办工赈、发放农业贷款、节食救灾”。从陕、皖、鄂总共购进的平粜粮2405万斤,先后被拨交各运销站,配销各县。 当时奉蒋的命令,河南省各部队、团体搞起“一把米运动”,每人每日节约一小匙米,以济灾民。驻河南军队则有节食救灾举措,三月为期,1942年12月份开始节食,各部队节食省出来的小麦共300万斤用于赈灾。 紧急情况下,军粮调拨赈灾也有发生,河南省粮政局与第一战区兵站总监部及各县平粜委员会拟定军粮调拨办法,分别贷放鲁山、南召等六县,共计拨借35000包,供灾民食用。 当时,各层级政府官员在赈灾中低效、无能、腐败的现象确实如电影所说,屡见不鲜。蒋介石1943年4月的两篇日记中记录了对官员办事潦草的责备,以及对灾情惨烈的感慨:“郑州沿途浅葬暴骨为狗所食之惨状,严电蒋、汤。又,郑州专员与司令谄事外人,日与谎报灾情”“河南灾区饿殍载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天乎!若不使倭寇从速败亡,若再延长一年之后,则中国万难支持,势必受无穷羞耻,不能完成上帝赋予之使命。奈何!苍天,上帝速救我危亡乎!” 除此之外,作为前线的河南,在抗战期间的负担仅次于大后方的四川,这也是事实。以对灾民切身相关的征粮为例,1941年,在河南征收粮食总额为493万石。1942年,考虑到河南灾情,配征额减至250万石,减免约近50%,对于收成只及常年三成的灾区来说,负担仍属太重;而当年实征收额为311万余石,实际减免额为36%。1941年全省征收省级公粮40万石,1942年不但未见减少,反而增加到60万石。 关于这个问题,后世有诸多批评,不过却忽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背景:东南沿海一带本是占中国政府财政收入90%的关税、盐税、统税的主要来源地,自1940年代初沦陷后,当局财政收入急剧下降。若要坚持抗战,钱粮是首要条件,扩大财源和保证军粮本为急需问题。 此时的中国只有农业资源可挖掘,粮食兼具解决财政和军粮问题的双重属性,1940年之后的“征粮”涵义已不同于此前的“征粮”。在“三税”急降大半后,国民政府以粮食“三征”(征实、征购、征借)的举措补偿财政,由于每年所得超过同期政府税收的3倍多,所以有人干脆称征粮实为抗战后期的“单一税源”,或称抗战财政为“粮食财政”也毫不为过。毫不夸张地说,不征粮,抗战即死。 在当时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同样面临这个严峻的难题。 中共根据地的救灾与困难 河南大旱,中共控制的晋冀鲁豫地区被广泛波及,也遭受惨重损失。对此,中共文件多有反映,可以透视出大旱之一斑。 中共晋冀鲁豫根据地分为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行政区,在这次大灾中无一幸免,普遍歉收,受灾严重地区收成只有三四成,最严重地区绝收。 曾任中共冀鲁豫行署副主任的徐达本在一封信中描述:“现在灾民的生活,能吃糠、花生、稻子、棉籽物都算有办法,而其大部是三天二天的不开锅不动烟火。一部分人对生活不感兴趣,尽想死的办法:有的全家睡到炕上不起,等饿死在炕上,有自己烧死的,有自己挖坑等着死了有地方安息的。” 当时中共报告多次用“罕见”形容这次天灾,冀南地委在总结中写道:“特别严重的是去年与前年的灾荒给我们困难更大,估计两年死亡人口二三十万,畜力外流,重灾区几乎完全没有牲口。”(《中共冀南区党委对于地委书记联席会议的总结》,《冀南历史文献选编》,P474页) 中共冀南行署主任的宋任穷在1943年底的报告中提到:“在重灾下人口死亡占总数的5%,特种灾区更加严重,企之县二区14000人,死亡2500人,占17%;广丘县死亡14%,四区死亡32%;东和固1772人,死亡542人,占42%强;又企之县七村7500人,死亡700人。不是全被饿死,而大部是病死。人口之整个减少重者占70%,牲口之减少重灾区占90%以上。”(《冀南游击战争的坚持与灾荒问题》,《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下,P160页) 部队夜间走入重灾区时,就如进入了死城,所能听到唯一有些生气的声息,就是自己的脚步声。几乎所有村庄和房屋都寂无一人。推门进去,只见野草丛生,一片荒芜,各种家具,如桌椅板凳橱柜等,都凌乱不堪地弃置着,说明主人曾经想把他们拿去变卖,但后来已无力移动放归原处。 在家具旁边往往就是倒毙的尸体,这些人正是从事某种活动时,比如挪动一件家具或正迈出房门,就地死去的。有些人则忍受不了这种苦难上吊自杀。因为无人善后,尸体还挂在房梁或者院中的树上,黑黢黢的,甚是恐怖。 在重灾区,很少能碰到什么活的生物,只有老鼠例外。夜间行军时,常常会看到一大片一大片灰褐色的东西,如波浪一般滚滚移动,那便是转移就食的老鼠群。(《《一个根据地的成长》P163-164)。 这些不是电影《生化危机》里的镜头,而是中共根据地文件档案里信手拈来的片段,可见灾荒之惨烈。 据统计,晋冀鲁豫根据地因为此次大灾,受灾群众达到150万~160万人,饿死或因灾而死的人数在35万~45万之间,逃荒者百万以上,也就是说几乎所有受灾群众非死即逃。 面对如此大灾,中共根据地也进行了相应的救灾措施。 最早的措施是抢种,1942年的旱灾在春季已经出现,7月份,八路军各部队根据野战政治部的紧急训令,帮助群众补种杂粮,抢种蔬菜。7月中旬,太行北部地区下暴雨,当地党政军民抢救了一批禾苗,补种了一批杂粮和蔬菜。 1942年秋收后才有了首度直接应对灾害的措施—免粮,给五、六两专区减免公粮45000

   先算一下这“沧海一粟”的经济账吧!

   1942年,国民政府直接拨款加平粜基金,加上各种工赈和农业贷款,接近1.5亿元,这还不包括救灾期间金额庞大的各种民间捐款、各县自筹的1亿元多平粜基金、各种水利筑路等工程的雇佣劳力成本、粮食调拨的成本等等。跟政府拨款相关的金额起码近2亿元。

    2亿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1942年,中国整个财政收入是52.68亿元左右,2亿元相当于1942年财政支出的3.8%。若以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元计,乘以3.8%,就相当于2011年从财政支出里拿出近4000亿元救灾。抗战期间,每年军费支出占总支出逾半。这2亿元是从军费外开支里挤出来的,确已非常窘迫。

    而当年的国民政府做的不止这些。比如1943年2月河南省政府还制定了保护农民土地办法, 规定因灾荒而卖当之土地、房产, 准五年内以原价赎回。政府将这次救灾工作“明定列为各县县长及各级行政人员重要考成之一”,对于救灾不力的甚至给予免职的处罚(邓拓:《中国救荒史》,北京出版社 1998年版,第312页)。

   回顾这场在战况最艰难、财政最困顿年代的天灾,简单地以“这就是一场人祸”作结,显然有失公允。作为中国人民最深重的灾难之一,它值得被更认真地审视。而泡沫一般的“人祸”结论的形成过程,是同样值得探索的另一话题。

(黄道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元鹏、文亮系民间抗战史研究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天石对本文亦有帮助)

? 编者按:1942另一面 近日,冯小刚根据刘震云的报告文学作品《温故1942》改编的电影《1942》上映,完成了自己多年的夙愿,引起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关注和热议。“温故知丑,以史为鉴”,是媒体替冯小刚总结出来的拍片宗旨。 其实,电影面世前,来自这本报告文学的颇多“段子”多年来已常被人们提及和引用,譬如“日军开进刘震云家乡放粮救灾”“这次灾荒导致中国政府大失人心,后来的河南会战中日本仅用六万军队,就歼灭了三十万中国军队”“五万中国军队被河南农民缴械”……随着段子传播越来越广,它们倒像是其来源与真实性无需检验的史料一样,经常被媒体引用和发挥,甚至依此构建出某些价值体系。文艺作品不妨虚构,不过,打着“以史为鉴”的旗号,还是需要做经得起检验的考据。 本刊为此请多位相关领域的长期研究者,各展其长,根据有据可查的史料试图重构这场大灾。诚如电影所言,国民政府当时的确存在反应迟缓及贪腐现象,但事实的另一面同样需要被了解,包括当时并存于河南的日占区、国统区、中共根据地三种力量各自经历了怎样的冲击,包括灾年中国的抗战实况及其对大灾的影响,包括灾情披露及救灾过程的真实经过,也包括电影及文学素材提供者—美国人白修德书写历史的全过程。 在多位国内著名民国史研究者眼中,这场大灾以“这就是一场人祸”作结显然有失公允,当年的中国有远不为大众所知的另一面。而“人祸”结论的形成过程,是同样值得探讨的另一话题。 温故豫灾1942 特约撰稿员/黄道炫唐元鹏文亮 1942年,无论地缘政治、对日战争还是国内政局,无疑是令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大哀大喜、交相起伏的一年。 前一年,皖南事变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国民政府和中共表面上的团结已难以为继。 至1942年,中国沿海地区和大部分产粮区早被日军占领,财税基地丧失过半。海外贸易断绝,军队的弹药武器和军用物资奇缺。伴随战争而来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情形不断恶化,国家财政已到濒临崩溃境地。 1940年,因日军进攻越南,中国陆上补给交通线—桂越线中断。1942年5月日军攻入缅甸,最后一条陆上补给线—滇缅线也中断,日本完成对华军事战略包围。 苏联为避免两线作战,抗战前曾同意资助中国对日作战,但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苏方承认日占中国东北地区为“满洲国”,日本承认苏占蒙古,随后苏援断绝。 …… 就在这样内外极度交困的环境中,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战第五个年头。所幸1941年12月爆发太平洋战争,美国全面介入二战,蒋介石的“苦撑待变”战略等来结果。可是美国援助中国抗战需要交通线,海陆交通已被堵死,物资根本运不进来,仅靠中美开辟的“驼峰航线”空中运输,对整个中国抗战局势仅是杯水车薪。 就在这一年,作为抗战前线(战区)的河南省迎来抗战最惨烈的时期。连续两年全境旱、涝、蝗灾不绝,波及到冀南、晋东南、鲁西地区,1942年中后期,灾情恶化至极点。 河南当时处于日占区、国统区、中共根据地三种力量犬牙交错的状态,三方地盘皆经受了这次大灾的冲击。 战争中的特大旱灾 河南地界,属北亚热带和暖温带过渡气候,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高压(干、冷)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湿、暖)的季节性位移,造成河南气候多变,骤涝长旱特征明显,自古就是水旱灾多发的省份。 自公元1279~1911年的600余年间,河南曾出现过大旱88年,平均6~7年一遇,大涝69年,平均8~9年一遇。公元1001~1948年共发生蝗害215次,平均每4年多就有一次蝗害发生;而1913~1948年间共有35年发生蝗灾,几乎每年都有蝗灾记载,其中重大蝗灾即有8次。 从明末到民国300年间,河南发生的三次特大旱灾对人口与经济造成严重损失。明崇祯十至十四年(1637~1641年)大旱,延续时间长、范围广,灾民“以树皮、白土、雁屎充饥,以柿蒂、蒺藜、牛马为食,骨肉相食,死者相继,村舍十室九空”。 清光绪二至四年(1876~1878)大旱,全省87个厅、州、县报灾,“赤地千里,人犬相食”,饿死者近200万人。 民国时期的38年中,河南全省出现大旱、特大旱灾8次,1942年大旱尤为严重。 根据当时气象资料统计,这一年河南全省降水量较正常年份偏少4~6成。临汝、禹县、界首诸县降水量只及常年平均值47%、58%、41%。1942年大旱始自1941年,至1942发展至高潮,全省受害县份就达74个,为历史所罕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称其为“光绪皇帝以来最严重的旱灾”。 1943年秋,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在《河南省灾情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中指出,这次旱灾“以第一、第五两行政区所辖各县最重,第六、第七、第十等行政区所辖各县次之。第一行政区以广武、郑州、尉氏、长葛、禹县等5县最重,密县、汜水、新郑、中牟、洧川、荥阳等6县次之。第五行政区以许昌、临颍、鄢陵、襄城县等4县最重,郾城、宝丰、郏县、临汝、鲁山等5县次之”,在其统计的5个行政区29个县中,死亡人数共148万余人。 《新华日报》给出的数据是:“是年大旱,遍及河南全省,全年收成不及十之一二,人民饥饿而死者约计在150万以上,逃荒者约在300万以上。” 这些数字应该都是不完全统计,确切的死亡人数因为当时河南三种力量并存的状态,难以得到。至1938年底,河南大半县市已在日军的占领之下,作家刘震云的故乡延津县所在的第四行政区,1938年3月已属于日占区。据粗略统计,至1943年底,有63县沦陷,全省战场面积达15万平方公里。白修德估计的全省有300万左右的人饿死,后来被广泛引用。 抗战时期,日军占据河南北部的安阳、南部的信阳以及东部开封等地,分别扼住了河南通往日军占领的基本区域河北、武汉、济南等地的咽喉。 据中共根据地的记载:1942年后,大批灾民离家逃荒,日军为防止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灾民进入其占领区,影响控制稳定,采取封锁政策,灾民无法向日占区或经日占区向外流动。同时,日军为应对灾荒,还将灾民往大后方、敌后根据地驱赶,当时,被驱赶逃荒进入国共控制区域的灾民不下300万人,进一步加大了这两个区域的救灾压力。 不过,对日占区内部在灾荒时的详情,目前仍缺乏深入研究。虽然有相关研究者在日文网站上看到来源不详地粗略提及日占区内有过放粮救灾举动,但在除此之外的1942年日文相关文件中并未再见到日军发军粮一说。中文资料中,伪新河南日报社社长、伪河南省宣传处长及省新民会事务部长邢汉三所著的《日伪统治河南见闻录》中,对日占区的赈灾治蝗举措有过相对详细的记载。但在国内研究者对其的评述中,这些举措被认为是收效甚微的。 如果刘震云对家乡的记载属实,倒是可以由此一窥日占区(沦陷区)灾民的惨况—只不过在报告文学和电影中,他家乡的日占区背景被误认为国统区。 无论赈灾状况为何,在当时的中国,为支持战争,无论是大后方还是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因战事所需无一不加强了对民间的征发。抗战时期,无论是前线还是后方,生产都出现大幅度下降,根由就在于战争带来的破坏和过度征发。河南处于对日抵抗的前方,常常遭遇日军的“扫荡”和骚扰,人民负担更加沉重,粮食征发仅次于四川,在全国居第二位。可以想象当灾荒到来时,失去抵御能力的人们会以多快的速度陷于饥馑。 灾情披露 灾荒发生后,国民政府对灾情预计不足,反应的确迟缓。 1942年初刚刚上任的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虽然向中央政府报告了河南灾情,但并未积极申请减免税赋,反而要求授予镇压“奸佞匪盗闹事”的紧急处分权。 河南属于第一战区,战区司令蒋鼎文本不是地方官,但越俎代庖,向中央政府陈情并指责地方官轻报灾情、救灾不力。但在刘震云的作品与冯小刚的电影中,蒋鼎文与李培基二人的历史角色和真实表现可以说是完全弄颠倒了。 当时,除了蒋鼎文,河南前省主席刘镇华亦联合众多名流上书中央,要求赈灾。 根据报告文学及电影里的说法,灾害消息被严密封锁,直到白修德1943年3月在《时代》周刊登载了豫灾报道后,才引起中外关注,展开救灾行动。不过,更为客观的表述应是:白修德的报道,以外电的影响力推动中外更加重视灾情,向官方施加了更大压力,无疑在推动救助活动扩大规模方面有功劳,但要说是他突破封锁把灾情捅破才导致救灾却不符合事实。 首先,白修德赴河南战区采访,也是获得了军方新闻审查机构的批准才能成行。 其次,白修德也是在看到中国国内报道、听到记者朋友的说法以后,才于1943年2月底赴河南采访的。1942年9月30日,《大公报》发表了题为《行政院决议救济豫灾》的消息,1942年12月28日,《大公报》登载了记者王工碧的《河南灾荒目睹记》,总编辑王芸生还配发了长篇社论。至1943年2月1日,《大公报》记者张高峰的《豫灾实录》登载,再次披露河南大灾中的惨烈状况,第二天王芸生发表了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长篇社论。 《大公报》这次遭到停刊三日的处罚,倒不是因报道灾荒和呼吁赈灾,军委会新闻检查局给出的处罚理由是“攻击救灾弱点和战时限价政策”,认为有打击抗战民心士气之嫌。同年底,军委会新闻检查局给出关于灾荒报道的注意事项—不得过度渲染,但对救灾和捐款等呼吁方面的报道一律给予放行。 值得一提的是,军事新闻审查部门的处置是否妥当暂且不论,但此事后来在传播和引用中被无限延伸和放大,甚至成为不准报道灾荒的铁证。其实在那个年代,军事新闻审查制度并不是国民政府的发明。自一战开始,欧美国家除了实行战时统制经济,还实行了军事(战地)新闻审查制度,涉及军事、战区甚至能影响战争全局的新闻报道均要送审,其目的是要信息必须服务于战争全局。 二战中,美国参战以后   凤凰周刊2012年12月25日出版,本年度第36期,转载请联系0106521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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