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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金,在他乡写作  

2010-04-08 18:01:00|  分类: Culture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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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约撰稿员  苏惠昭
   来源:凤凰周刊2010年第10期 总第359期

哈金,在他乡写作 - 凤凰周刊 - 凤凰周刊


  由于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再也无法回家,我们必须寻找自己的伊萨卡,并设法找到通往那里的道路。但是,我们也应该记住,无论我们向何处行进,都不可能完全摆脱我们的过去。
     
                                                       
                                                ——哈金《在他乡写作》



  哈金来过两次台湾。
  第一次在2001年9月下旬。2000年他的长篇小说《等待》繁体版在时报出版,接下来是短篇小说集《光天化日》和《新郎》。《新郎》出版时哈金应中华文化总会之邀首度访台。美国尚还笼罩在“9·11”事件的世纪乌云中,惊魂未定,“纳莉”台风则重创北台湾,哈金就在如此不寻常的时机来台,并获陈水扁接见。陈水扁发表政治人必须为文学创作者营造一个“无障碍的写作环境”谈话,言外之意,在凸显对岸对文学工作者种种创作及心灵自由的箝制,以此呼应哈金被迫异乡漂泊,乃至必须选择以非母语的英语写作的命运。
  “他选择了背对祖国”,这是中国时报开卷版哈金专访的标题。
  第二次来台时隔9年,哈金应邀参加2010年1月台北国际书展“华人作家高峰会”,发表“从移民经验看华美文学”演讲,并在诚品台大店举办一场为最新短篇小说集《落地》的签书会,同时出版的还有哈金的演讲暨评论集《在他乡写作》(联经出版)。
  两次访台皆来去匆匆,连时差都不及调整,整天接受采访,与高官餐叙,哈金遗憾,他知道台湾的民主自由,却没有机会在此看到“普通人的生活”。
  哈金的代表作
  到2010年,哈金总共有10部作品以繁体字面世,但依的不是创作顺序。他的小说在台湾虽然不能算得上畅销,却拥有一批坚实稳固的读者。出版社规定签书会以《落地》为主,但参与的读者多怀抱着哈金的每一部作品而来,还有小学生的最爱竟然是《战废品》。
  台湾认识哈金始于《等待》,但《等待》并不是哈金的第一本创作。《等待》之前,他已经在美国发表过3本诗集《沉默之间》、《面对阴影》、《残骸》,短篇小说集《好兵》(1996)、《光天化日》(1997)和长篇小说《池塘》(1998)。《等待》因为摘下1999年“美国书卷奖”及2000年“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两大文学奖项,哈金美国重量级文学家地位从此奠立,且是50年来第一位获得此奖的华裔作家。1990年代以来哈金先是在艾莫里大学,现则任教于波士顿大学,教授创作之余努力写作不辍,2000年至今有长篇小说《疯狂》(2002)、《战废品》(2004)、《自由生活》(2007)和短篇小说《落地》(2009)。就创作素材,《自由生活》是一个蓄积酝酿多年后的大转折。《自由生活》之前,哈金的创作都以那一个他不想回去、回不去的中国为素材,写中国乡村与城市的人与事,中国的中苏战争、“文革”、韩战与天安门。
  《好兵》写边境解放军的生活,这是哈金的第一本小说,获“海明威基金会小说处女作奖”,评审以“本书中最优秀的故事在苦难中宣泄欢悦,回响着讽喻。这种讽喻将人物和读者拉近,并淡远了他们的残酷世界”誉之。架构《光天化日》故事的“歇马亭”则以哈金童年居住过的辽宁金县亮甲店为原型,小说中所有的事件皆取材自真实情事,12个乡村故事构成“一部地方志式的道德史”。《新郎》的构思与《光天化日》大致相同,但故事地点搬到以佳木斯为原型,再融入一些哈尔滨风情的木基市,这也是后来《等待》里孔林和吴曼娜谈恋爱的城市。
  《池塘》为哈金的第一个长篇,故事又回到“歇马亭”,写的是在化肥厂工作的业余书画家邵彬一家子对于住进“工人之家”的引颈期盼以及奋力搏斗过程,是一出政治封闭的中国共产主义社会官僚风的喜闹剧。
  《等待》应该是华人最熟悉的哈金小说了。它的源头是一个哈金在山东大学念研究生时听来的故事。“文革”期间,军医孔林每年都要回到乡下与包办婚姻的发妻淑玉商量离婚,如此18年都没结果,他的婚外恋人吴曼娜因此等了18年,等成了中年,等出了绝症,也把爱情从花开灿烂等到秋叶飘零乃至腐朽衰败。到底是怎样的制度、法律和社会环境共同成就这样的苦苦等待?革命制造的是爱或者恨?人的什么东西在革命中被剥夺掉了?答案都在故事中自我揭露。
  “在疏离的后现代时期,仍然坚持写实派路线的伟大作家之一”——这是美国笔会评审团给予《等待》的评语。
  然后是献给父亲——一个朝鲜战争老兵的《战废品》。
  在欧美国家眼中,发生在二次大战与越战之间的朝鲜战争(韩战)是一场“被遗忘的战争”,被遗忘的战争中有一群被遗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他们的人生如何被政治所抛掷与耍弄,这是哈金写韩战、写韩战战俘营的小说《战废品》,入选2004年《纽约时报》十大好书的理由,显见其在美国评价之高。
  2001年来台访问时,哈金便已宣告未来将会写些以美国为题材的作品,那时他是这么说的:“那么久没回去了,天长日久的,中国变了,我也变了,我对中国已经逐渐陌生”。
  哈金1985年离开中国再也未曾回去,33万字的《自由生活》虽是小说,但不可避免的,读者必然会拿小说主角武男的经历和心路去对照哈金,某一部分来说,这是对的,但武男到底回了一趟中国。
  武男和萍萍来到美国后,一直做着回祖国教书的精神准备,后来6岁的儿子及时拿到签证与护照,独自飞到美国,一家团聚,开始“美国梦”的追寻。
  武男一心一意成为诗人,但美国改变了他,他不再是一个软弱的书呆子,不再羞于为金钱而苦干,他做夜间警卫,到纽约一家饺子馆上工,学了些手艺,接下来便顶下乔治亚州一家中餐馆经营,一步一步拥有自己的房子,但无论如何,武男脑中永远回响着诗句。
  为什么留在美国?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国人蜂蜂拥拥想去美国?武男和朋友雅芳有过这样一场对话——
  武男:“我觉得人们并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想到美国来。”
  雅芳:“他们怎么不明白,为了更美好的生活啊!”
  武男:“可是这里的生活一点也不容易。”
  雅芳:“可是,这里有自由。”
  武男:“要是你不知道怎样利用自由,那么自由就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被压迫和限制得太久了,所以要我们改变思维方式,获得真正的自由,是很难的。我们习惯了被遁词和虚无所限定的现实存在。我们个人品味和正常欲望大部分都被谨慎和恐惧束缚了。简而言之,我们纯真的内在自我已经失掉了。”
  一个人价值的实现取决于一个群体的成长和发展,国家因此凌驾于个人生活之上,比其他一切都重要,这是武男一心一意要摒弃的,换句话说,他要的是个人的、有意义的自由生活,自由却孤寂。
  故事的结尾很奇特,一般来说写美国梦的移民文学都有一个光明的结局,《自由生活》的武男却老板不做,顶让出餐馆,转到一家旅馆值夜班,然后写着发表不了的诗一首又一首。
  “我认为这是我的代表作。”哈金说。
  在英语的边缘地带写作
  为什么用英语写作?从美国、香港到台湾,这是哈金不断要回答的问题,而每一次他总是没有机会完整表达,多数时候答案被简化成十分谦卑的四个字—“为了生存”。
  这一次,哈金用《在他乡写作》彻底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开始他并没有计划在异乡写作,但人生永远不可能按照计划旅行。旅行是为了回家,但有的旅行到最后,却是建立另一个家。
  哈金的旅行就是:1985年他到美国布兰戴斯大学攻读博士,论文以庞德、艾略特、奥登、叶慈为研究对象。这论文在中国有市场,美国则无,哈金计划取得学位后回到山东大学教书,但发生在国内的一场意外政治事件对他的冲击实在太大,他感觉到如同被捅了一刀,内心受到巨大创伤而决定留在美国,但以诗人身份在美国几乎无法生存,于是到波士顿大学写作班旁听,写诗,也写小说。1992年他拿到博士学位,打败200多人进入艾莫里大学教书,教学需要提出作品审核,年年通过审核到第7年才能取得正式教职,而相对于诗,发表小说似乎容易一些,这是哈金认真写小说的开始,为了在英语世界中生存,也为了生存得有意义。在此之前,他的文学旅行从来没有以“小说家”作为目标。
  写作班老师一直认为哈金有写小说的天分,但哈金自己从不如是想,至少他自认不是一个天才型作家,也相信写作技巧是可以训练的,有所谓的基本功。西方文学界至今仍以旧俄文学为典范,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里、契诃夫就是哈金“伟大的文学导师”,他效法他们,也藉由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抬高眼界”——对小人物的关怀、丰富的生命感以及人性的神圣。
  但这条路要继续走下去,需要的是耐心和意志力,并且忍受不断被退稿的挫折,有一大段时间哈金和妻子约定:吃饭前不检查信箱。
  出版第一本诗集时,哈金还把自己看作是代表中国底层,要为不幸的中国人说话,而用英语写作的中国作家,没有意识到他所选择的立场具有的复杂性和不可行。
  然后有一本书彻底改变他的想法,奈波尔的《大河弯》。一队前行的蚂蚁不会因为有些蚂蚁掉队或迷失了而停下来等待,依然继续前进。奈波尔的蚂蚁譬喻确切捕捉到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我们这一代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已经被灌输这信念,即在你和国家之间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合约”。对哈金来说,这个合约到美国便失效了,反过来照见他“作为中国底层代言人”的狂妄愚昧。无论掉队或迷失,哈金意识到,作家就是作家,他必须学会独立,用作品回答一切;作家当不了好将军,对社会改革爱莫能助;作家能够尽力所做的一切,就是发出个人的声音——这成了他的文学信仰。
  至于用非母语写作,哈金说,这不是他的发明,康拉德与纳博科夫,已经有一个伟哉大哉的传统在那里,有一条可遵循的路,就看你有没有勇气,敢不敢走,以及配不配得上这个传统。
  但不能用母语写作,哈金认为,这无论如何都是他个人的悲剧。
  不过哈金面临的挑战更大,康拉德没有用英语写波兰,对纳博科夫来说,俄语英语都是第一书写语言。英语非哈金的母语,用不地道的英语写西方人陌生的中国题材,所以哈金必须找到自己的位置。当被批评所使用的英语太贫乏、过于简单,他这样解释:“他们未能理解像我这类的作家不是在字典的范围内写作。我们在英语的边缘地带,在语言和语言之间的空隙中写作,因此,我们的能力和成就不能只以对标准英语的掌握来衡量。”
  他还必须面对来自中国的批判,最多的是贩卖封建中国,讨好老外,以及美化美国。
  《落地》则是第一本由哈金亲自译回中文的小说,“使用母语是一种本能,很自然而然就知道该怎么做”,但这不表示他要回到汉语世界。与中国的距离,哈金越来越感觉遥远,24年的人事变迁、沧海桑田所堆积起来的遥远。中国,他说他也许会回去看看,但不可能回去生活,也不觉得有必要刻意拉近与中国的距离,虽然手边正在写的是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小说。另一方面,他的作品已被译为30多种语言,中国曾经禁掉他大部分的小说,他却在中国之外找到更多读者,看到人性的普同,这是最大的收获。
  他相信缘分,希望能够随遇而安,“这是我现在追求的最高境界”。
  “做一个自由人,他就得走自己的路,就得忍受孤单和寂寞,就得丢掉成功的幻想,以便适应他作为一个新移民,作为另一种语言的初学者而被贬低的境地。除此之外,他还愿意冒着消耗生命而什么也没得到的风险,冒着成为别人眼中笑料的风险。最后,他还得有足够的勇气,专心致力于写诗而不是挣钱,而且甘愿面对失败。”
  这是武男在漫长旅途中的觉悟。
  应该也是哈金的——但是他成功了。
  “这算成功吗?”他这样反问。
哈金,在他乡写作 - 凤凰周刊 - 凤凰周刊
2010年第10期 总第359期2010年4月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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