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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念的孝经  

2009-09-04 11:16:27|  分类: Culture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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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因何在?解剖中国孝文化发祥地的南辛,即可管窥究竟哪里出了问题?调查组发现,“三不管”老人多感叹老运不济,却少有人反思教育失当。就拿被南辛当地人视为“风俗习惯”的“躲儿庄”来说,有儿子的人家若娶亲,哪怕举债,房子也一定要修漂亮,否则很难娶上媳妇。所以,没钱盖新房的人家,父母必将老屋腾给儿子,而自己则另觅栖身之地。“儿住瓦房,孙住楼,老头老婆住村头。”在一些专家学者看来,这种反常现象恰恰助长了子辈的自私,在某种程度上也为今后的不孝埋下了伏笔。而面对这种“风俗习惯”,即使是身为父母官的村基层干部也深感“清官难断家务事”,根本无法插手。  在河南农村,农民有“生两个儿子哭一场”的说法。因为,为儿子盖新房、娶媳妇,是中国农村父母终生的奋斗目标,把两个儿子养到18岁再成家立业,是必须要有数十年投入才可能完成的人生任务。近年来,子女不孝越来越普遍,养儿防老变得越来越不可靠。  “世上惟有孝字大,孝顺父母头一端……生前死后孝尽到,为人一生大事完。”千百年来,孝作为一种社会观念形态,已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的积淀,子女侍奉父母、为老年人养老送终被看作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事情。晚清曾国藩曾经说:“读尽天下书,无非是一个孝字”;近代梁漱溟也表示,中国文化就是“孝的文化”;《孝经》更宣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然而,为什么时至今日,孝道观念竟然变得如此淡化甚至虚无呢?孝经在当代怎么变成了一本难念的经?  谈到传统孝道文化的式微,安云凤教授认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改革开放前,我们对传统孝道文化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对其中优秀的民族道德传统缺乏应有的宣传和提倡,没有将传统孝道文化中的道德精华传承下来。改革开放以后,由于西方思想文化的渗透以及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负面影响,加之独生子女的特殊生长环境,使得传统孝道文化又一次受到冲击。  然而,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已在人们思想观念中根深蒂固,被视为天伦之乐的“子孙满堂”一直为人们所追寻和向往。在农村,家庭养老几乎是唯一可被老年人接受的养老模式,依赖子女养老目前仍是农村养老的主流。  “家庭结构、社会结构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养老模式。”湖北孝感学院孝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上文认为,在传统封建小农经济下,老年人以其深厚的经验与占有绝大部分家产决定了他的“一家之主”的权威性地位不可挑战,而现在的农村,三代甚至四代同堂的传统家庭纷纷向两代人同居的现代家庭转型,年轻人通过打工所得已经远远超过父母,老人以往的家庭权威自然大打折扣。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广大农民脱贫致富的强烈要求,大批农村青壮年涌向城市,农村出现了大量“留守老人”和“空巢老人”,农村家庭养老和集体养老功能逐渐弱化,农村养老问题日渐突显,孝文化的丧失正在成为人们不愿看到的事实。安云凤认为,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竞争的激烈、更重视自我价值实现的理念、对经济利益的过分追逐等,都使得养老的“机会成本”(包括时间、金钱等成本)急剧上升,从而导致传统的孝文化难以维系。有的家庭甚至把老人是否有用、是否有钱作为对待老人的尺码,而不是把赡养老人看成是自己应尽的义务。  “中华孝道调查”初期,田景军们认为不孝与四要素互为因果——教育、经济、精力、时间。而受调查的300多个子女中,56%的人也认为孝与不孝和经济有关,“等经济条件好了再尽孝不迟”。但出身寒门、只有小学文化的翟玉和却不认同此说。“孝与不孝,全凭一颗心。”翟玉和认为这颗心和教育程度无关,而与受怎样的教育有关。  “只要有心,即使没钱没文化没时间,嘘寒问暖,送碗开水也算尽孝。”对此,安云凤也有同感。  重塑中国传统孝文化是农村养老的现实选择  不顾众多子女的一致反对,一位年过70、儿孙满堂的农村老太太与瘫痪在床的丈夫离了婚,并且毅然决然地嫁给了一个城里的退休工人。两年前贺雪峰到四川绵竹农村调查时,这个老太太的行为让他极为吃惊,而更让他吃惊的是,在川西平原这个村民组,像这样嫁给城里退休工人的老太太已有3位。  在贺雪峰看来,一旦家庭代际冲突普遍化,且农村老人越来越感到指望不上子女时,他们就会留下更多的后手,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解决现实得不能再现实的养老问题。  目前我国农村老人有9000多万,占全国老年人口的65%以上。如何使他们能够“老有所养”?  安云凤分析说,对于城市老人来说,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退休金、医疗补助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他们的养老问题基本由国家承担。但对于农村老人来说,其面临的困境就要多得多。一方面,农村老人失去劳动力之后就不再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另一方面,他们所能获得的社会养老保障几近于零,这都使得农村老人在整个养老过程中处于完全的被动地位。  同时,中国社会的老龄化也在为农村养老的困境推波助澜。2006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从1999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2005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是1.44亿,占全国人口的11%,到本世纪中期,老龄人口将达到4亿多。如此巨大的白发浪潮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目前中国人均GDP刚刚超过

  1000美元,经济实力还很薄弱,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健全。  “由于农村老人没有医疗保险,看病难的问题非常普遍。许多老人生病后不愿进医院,小病扛,大病熬,严重时用偏方,能省就省。”安云凤举例说,在翟玉和曾经调查的10401名老人中,小病吃不起药的占67%,大病住不起医院的比例达86%。据2003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全国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比例只有9.5%,而老人所占比例则更低。  安云凤认为,较之于西方国家的“先富后老”,我国的老龄化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眼下,即便是在城市,社会化养老保险体系的资金、制度、人才、思想等各方面还都缺乏应有的准备,人口基数庞大又缺乏前期储备的广大农村更是力所不及。如此看来,重塑中国传统孝文化是农村养老的现实选择,“没有全社会孝文化意识的增强,老年人权益保障事业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效”。  在安云凤看来,继承传统孝道推行中的社会保障内容,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将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结合起来,是当前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根本途径。首先,要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为农村社会养老提供财力支持;其次,还要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合作医疗制度和社会救济制度。  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出现,孝道教育也在升温。面对我国家庭结构的历史性变化,面对老龄社会的提前到来,面对在更大空间,以至全球范围的求学、求职、谋发展,家庭集聚时间被极大缩减,面对各种不讲亲情,不讲道德,只讲金钱与竞争的外来文化的冲击,我们该如何行动起来,重拾这一民族传统美德?  今年4月18至19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牵头在北京举行了“孝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高峰论坛”,并通过“中华孝道弘扬书”向全社会呼吁:把孝纳入全体公民尤其是干部、公务员的基本道德规范,建议立法机构适时补充修改有关法律、法令,用法制的力量保证孝行的全面实施。  “重塑传统孝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要求综合运用各种手段,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逐渐培养、增强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年轻人的家庭责任感和义务感,中国传统孝文化才有可能得到复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屈忠说。  据屈忠介绍,目前,新加坡法律已有孝的相关条款,韩国也于2008年7月通过并颁布了《孝道资助奖励法》。早在2004年,南京市老龄委主任就建议在刑法中增设“不孝罪”条款,不久后成都市一位名叫李宗发的律师向四川省人大提交了一份《四川省父母子女家庭关系规定》即“孝法”的立法草案建议稿,希望能为“孝”立法。这些事例说明,在中国孝道立法工作已经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在现代多元化社会,用法律的力量调解民事行为、推动善行,尽管要比单纯的道德教育具有更直接的效果,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还有一定的难度。”安云凤表示,像韩国那样通过奖励法来为孝道做出示范、引导、鼓励、褒奖,用制度的力量保证一种善行的全面实施,目前来看,在我国倒不失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24期 总第337期□ 特约撰稿员 吴晓东

   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24期 总第337期

1000美元,经济实力还很薄弱,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健全。  “由于农村老人没有医疗保险,看病难的问题非常普遍。许多老人生病后不愿进医院,小病扛,大病熬,严重时用偏方,能省就省。”安云凤举例说,在翟玉和曾经调查的10401名老人中,小病吃不起药的占67%,大病住不起医院的比例达86%。据2003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全国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比例只有9.5%,而老人所占比例则更低。  安云凤认为,较之于西方国家的“先富后老”,我国的老龄化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眼下,即便是在城市,社会化养老保险体系的资金、制度、人才、思想等各方面还都缺乏应有的准备,人口基数庞大又缺乏前期储备的广大农村更是力所不及。如此看来,重塑中国传统孝文化是农村养老的现实选择,“没有全社会孝文化意识的增强,老年人权益保障事业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效”。  在安云凤看来,继承传统孝道推行中的社会保障内容,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将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结合起来,是当前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根本途径。首先,要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为农村社会养老提供财力支持;其次,还要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合作医疗制度和社会救济制度。  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出现,孝道教育也在升温。面对我国家庭结构的历史性变化,面对老龄社会的提前到来,面对在更大空间,以至全球范围的求学、求职、谋发展,家庭集聚时间被极大缩减,面对各种不讲亲情,不讲道德,只讲金钱与竞争的外来文化的冲击,我们该如何行动起来,重拾这一民族传统美德?  今年4月18至19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牵头在北京举行了“孝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高峰论坛”,并通过“中华孝道弘扬书”向全社会呼吁:把孝纳入全体公民尤其是干部、公务员的基本道德规范,建议立法机构适时补充修改有关法律、法令,用法制的力量保证孝行的全面实施。  “重塑传统孝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要求综合运用各种手段,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逐渐培养、增强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年轻人的家庭责任感和义务感,中国传统孝文化才有可能得到复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屈忠说。  据屈忠介绍,目前,新加坡法律已有孝的相关条款,韩国也于2008年7月通过并颁布了《孝道资助奖励法》。早在2004年,南京市老龄委主任就建议在刑法中增设“不孝罪”条款,不久后成都市一位名叫李宗发的律师向四川省人大提交了一份《四川省父母子女家庭关系规定》即“孝法”的立法草案建议稿,希望能为“孝”立法。这些事例说明,在中国孝道立法工作已经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在现代多元化社会,用法律的力量调解民事行为、推动善行,尽管要比单纯的道德教育具有更直接的效果,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还有一定的难度。”安云凤表示,像韩国那样通过奖励法来为孝道做出示范、引导、鼓励、褒奖,用制度的力量保证一种善行的全面实施,目前来看,在我国倒不失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24期 总第337期
  老人与儿女分居者占72.2%,三餐不饱者占5.6%,衣着破旧者占85%,生活必需品不全者占90%……
  6月下旬,以山东曲阜南辛镇43个村庄2000多个家庭中1186位65岁以上老人为调查对象,3位大学生历时两个月完成的一份《农村老人生存现状考察报告》震惊了世人,有媒体甚至动用了《孝文化发祥地曲阜孝道不再》这样惊世骇俗的标题,给这场围绕着“孝道在今天是否存在”的论争,带来了更多触目惊心的色彩。
  ,成因何在?解剖中国孝文化发祥地的南辛,即可管窥究竟哪里出了问题?调查组发现,“三不管”老人多感叹老运不济,却少有人反思教育失当。就拿被南辛当地人视为“风俗习惯”的“躲儿庄”来说,有儿子的人家若娶亲,哪怕举债,房子也一定要修漂亮,否则很难娶上媳妇。所以,没钱盖新房的人家,父母必将老屋腾给儿子,而自己则另觅栖身之地。“儿住瓦房,孙住楼,老头老婆住村头。”在一些专家学者看来,这种反常现象恰恰助长了子辈的自私,在某种程度上也为今后的不孝埋下了伏笔。而面对这种“风俗习惯”,即使是身为父母官的村基层干部也深感“清官难断家务事”,根本无法插手。  在河南农村,农民有“生两个儿子哭一场”的说法。因为,为儿子盖新房、娶媳妇,是中国农村父母终生的奋斗目标,把两个儿子养到18岁再成家立业,是必须要有数十年投入才可能完成的人生任务。近年来,子女不孝越来越普遍,养儿防老变得越来越不可靠。  “世上惟有孝字大,孝顺父母头一端……生前死后孝尽到,为人一生大事完。”千百年来,孝作为一种社会观念形态,已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的积淀,子女侍奉父母、为老年人养老送终被看作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事情。晚清曾国藩曾经说:“读尽天下书,无非是一个孝字”;近代梁漱溟也表示,中国文化就是“孝的文化”;《孝经》更宣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然而,为什么时至今日,孝道观念竟然变得如此淡化甚至虚无呢?孝经在当代怎么变成了一本难念的经?  谈到传统孝道文化的式微,安云凤教授认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改革开放前,我们对传统孝道文化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对其中优秀的民族道德传统缺乏应有的宣传和提倡,没有将传统孝道文化中的道德精华传承下来。改革开放以后,由于西方思想文化的渗透以及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负面影响,加之独生子女的特殊生长环境,使得传统孝道文化又一次受到冲击。  然而,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已在人们思想观念中根深蒂固,被视为天伦之乐的“子孙满堂”一直为人们所追寻和向往。在农村,家庭养老几乎是唯一可被老年人接受的养老模式,依赖子女养老目前仍是农村养老的主流。  “家庭结构、社会结构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养老模式。”湖北孝感学院孝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上文认为,在传统封建小农经济下,老年人以其深厚的经验与占有绝大部分家产决定了他的“一家之主”的权威性地位不可挑战,而现在的农村,三代甚至四代同堂的传统家庭纷纷向两代人同居的现代家庭转型,年轻人通过打工所得已经远远超过父母,老人以往的家庭权威自然大打折扣。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广大农民脱贫致富的强烈要求,大批农村青壮年涌向城市,农村出现了大量“留守老人”和“空巢老人”,农村家庭养老和集体养老功能逐渐弱化,农村养老问题日渐突显,孝文化的丧失正在成为人们不愿看到的事实。安云凤认为,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竞争的激烈、更重视自我价值实现的理念、对经济利益的过分追逐等,都使得养老的“机会成本”(包括时间、金钱等成本)急剧上升,从而导致传统的孝文化难以维系。有的家庭甚至把老人是否有用、是否有钱作为对待老人的尺码,而不是把赡养老人看成是自己应尽的义务。  “中华孝道调查”初期,田景军们认为不孝与四要素互为因果——教育、经济、精力、时间。而受调查的300多个子女中,56%的人也认为孝与不孝和经济有关,“等经济条件好了再尽孝不迟”。但出身寒门、只有小学文化的翟玉和却不认同此说。“孝与不孝,全凭一颗心。”翟玉和认为这颗心和教育程度无关,而与受怎样的教育有关。  “只要有心,即使没钱没文化没时间,嘘寒问暖,送碗开水也算尽孝。”对此,安云凤也有同感。  重塑中国传统孝文化是农村养老的现实选择  不顾众多子女的一致反对,一位年过70、儿孙满堂的农村老太太与瘫痪在床的丈夫离了婚,并且毅然决然地嫁给了一个城里的退休工人。两年前贺雪峰到四川绵竹农村调查时,这个老太太的行为让他极为吃惊,而更让他吃惊的是,在川西平原这个村民组,像这样嫁给城里退休工人的老太太已有3位。  在贺雪峰看来,一旦家庭代际冲突普遍化,且农村老人越来越感到指望不上子女时,他们就会留下更多的后手,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解决现实得不能再现实的养老问题。  目前我国农村老人有9000多万,占全国老年人口的65%以上。如何使他们能够“老有所养”?  安云凤分析说,对于城市老人来说,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退休金、医疗补助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他们的养老问题基本由国家承担。但对于农村老人来说,其面临的困境就要多得多。一方面,农村老人失去劳动力之后就不再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另一方面,他们所能获得的社会养老保障几近于零,这都使得农村老人在整个养老过程中处于完全的被动地位。  同时,中国社会的老龄化也在为农村养老的困境推波助澜。2006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从1999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2005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是1.44亿,占全国人口的11%,到本世纪中期,老龄人口将达到4亿多。如此巨大的白发浪潮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目前中国人均GDP刚刚超过人老了,想过得舒服一点是不可能的事
  2009年2月20日,黑龙江鸡西大学的学生田景军、付玄、王彪3人以“中华孝道调查”之名开始了山东曲阜之行,资助他们调查的是黑龙江省人大代表——多年关注孝道、践行孝道、弘扬孝道的翟玉和。
  2006年秋,翟玉和在鸡西大学作了一次题为《中国部分农村老人生存现状调查报告》的演讲,听了当时他所讲的事例,田景军等3位来自农村家庭的学子深受触动,决心通过调查让更多的人重拾“百善孝为先”。翟玉和表示,之所以资助他们,是因为2005年自己作的调查只是“走马观花”,他希望这3名学子能“下马看花”。而之所以把调查地点选在山东曲阜南辛镇,是因为这里既是孔子的诞生地,也是孝文化发祥地。  □ 特约撰稿员 吴晓东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24期 总第337期  老人与儿女分居者占72.2%,三餐不饱者占5.6%,衣着破旧者占85%,生活必需品不全者占90%……  6月下旬,以山东曲阜南辛镇43个村庄2000多个家庭中1186位65岁以上老人为调查对象,3位大学生历时两个月完成的一份《农村老人生存现状考察报告》震惊了世人,有媒体甚至动用了《孝文化发祥地曲阜孝道不再》这样惊世骇俗的标题,给这场围绕着“孝道在今天是否存在”的论争,带来了更多触目惊心的色彩。  人老了,想过得舒服一点是不可能的事  2009年2月20日,黑龙江鸡西大学的学生田景军、付玄、王彪3人以“中华孝道调查”之名开始了山东曲阜之行,资助他们调查的是黑龙江省人大代表——多年关注孝道、践行孝道、弘扬孝道的翟玉和。  2006年秋,翟玉和在鸡西大学作了一次题为《中国部分农村老人生存现状调查报告》的演讲,听了当时他所讲的事例,田景军等3位来自农村家庭的学子深受触动,决心通过调查让更多的人重拾“百善孝为先”。翟玉和表示,之所以资助他们,是因为2005年自己作的调查只是“走马观花”,他希望这3名学子能“下马看花”。而之所以把调查地点选在山东曲阜南辛镇,是因为这里既是孔子的诞生地,也是孝文化发祥地。  从2月20日到4月20日的两个月时间里,田景军等3人以问卷、个别访谈和进户查看等方式进行调查,问卷涉及自然情况、居住、饮食、衣着、生活设施、医疗、经济收入、劳动和生活自理、儿女尽孝9大项40余小项。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就是通过调查3位大学生得出的结论。  西龙泉村的一位老人有3个儿子,其中二儿子还是教师。老人曾赴镇上告发3个儿子不尽孝,二儿媳认为老人“成心丢儿女的脸”,不顾2月下旬夜晚零下十几度的严寒,把老人的窗户砸了,还扬言要放火烧屋。  每日中饭、晚饭时,屯里村88岁老太太便准时坐到儿子家门前的石墩上“乞食”,村民都熟悉这“村中一景”。据邻居说,“给不给饭,全凭儿媳妇高兴”。  同样是在南辛镇,一位老人冬天的蔬菜仅仅是一缸腌制的胡萝卜,另一位老人则几乎天天馒头泡水度日。“有钱我是他爹,没钱他是我爹。”对于儿女的不孝,一位老人无奈地表示:“过去我一个能养七八个,如今七八个养不了我一个。”  近年来,农村老人在失去劳动能力特别是生活不能自理后,被儿女视为“累赘”已是很普遍的现象,老话常说的“享儿孙福”不知什么时候竟变成了可笑的奢望。  在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安云凤看来,当前农村老人的生存状态不容乐观:有的老人由几个儿子轮流供养,但儿子们常常互相推诿,形成“三个和尚没水吃”状;有的老人独居一处,儿子每年给一些口粮和零花钱,但老人一年的供养费常常不如孙子一个月的零花钱;有的老人子女多,分家时一旦做不到一碗水端平,就有可能引火上身,成为儿女不肯供养的最佳托辞;还有的老人由于儿子媳妇外出打工无人照顾,只好自己下田耕作,处于完全自养状态。  不过,不少农村老人对此却都看得十分坦然。“人老了,想过得舒服一点,是不可能的事。”60多岁的黄老汉道出了农村老人的生活状况:老年人身体好,可以为子女做点事情时,他们就接纳你;你若老生病,他们就会抛弃你。这个情况恐怕全国都一样,谁来也解决不了问题。如今,老人只要还能动,种上几亩田糊口,儿子、媳妇对老人就没有任何责任。在湖北京山,仍靠种口粮地维持生计、年龄最大的老人是86岁。  而由此引起的是,近几年农村老人自杀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据2004年卫生部统计年鉴中的抽样调查,2003年农村75~80岁的老年人自杀高达10110万人,80岁以上更高达13210万人,比同龄城镇老人高63%和67%。  2008年9月27日—10月12日,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贺雪峰、董磊明两位教授组织近40人的调研队伍在湖北京山县孙桥镇S村作了为期半个月的调查。一进村,他们就被一句“我们这里就没有老人正常死亡的”回答震撼了。据不完全统计,近20年,村里几乎每年都有一两例老年人自杀,每10个死亡老人中就有3~4人是自杀身亡。至于自杀原因,不是因为得了重病没钱治,就是因为子女不孝。  一位调查对象甚至跟调查组当面算了一笔账:60岁的公公得了早期癌症,治好要花数万块钱,若老人再活十几年,能否赚回超过此数目的钱?“如果能赚回的话,就花钱给公公治病,否则一分钱也不会出。”还有一个案例更离奇,儿子为了外出打工,竟在重病母亲的床边放上一瓶农药说:“你还是喝药死了吧,你不死我怎么出去打工?”  如今,年轻人的养老行为不再受孝道伦理、传统价值的支配,完全步入了“理性算计”的时代。  孝经在当代是一本难念的经  “隔窗望见儿喂儿,遥想当年我喂儿。儿喂儿来不喂我,不知将来谁喂儿。”一首民间流传的打油诗,形象地描述了目前中国农村家庭养老所面临的尴尬。  调查归来,田景军们以“沉重的旅途,沉重的调查”形容此行。通过整理调查报告,他们将“不肖子孙”分为如下类型——家庭积怨型(房屋、田地分配不均)、情感麻木型、身不由己型、无理取闹型、有利可图型、怕老婆型、甩包袱型、教育失当型。  不孝种种
  从2月20日到4月20日的两个月时间里,田景军等3人以问卷、个别访谈和进户查看等方式进行调查,问卷涉及自然情况、居住、饮食、衣着、生活设施、医疗、经济收入、劳动和生活自理、儿女尽孝9大项40余小项。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就是通过调查3位大学生得出的结论。
  西龙泉村的一位老人有3个儿子,其中二儿子还是教师。老人曾赴镇上告发3个儿子不尽孝,二儿媳认为老人“成心丢儿女的脸”,不顾2月下旬夜晚零下十几度的严寒,把老人的窗户砸了,还扬言要放火烧屋。1000美元,经济实力还很薄弱,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健全。  “由于农村老人没有医疗保险,看病难的问题非常普遍。许多老人生病后不愿进医院,小病扛,大病熬,严重时用偏方,能省就省。”安云凤举例说,在翟玉和曾经调查的10401名老人中,小病吃不起药的占67%,大病住不起医院的比例达86%。据2003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全国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比例只有9.5%,而老人所占比例则更低。  安云凤认为,较之于西方国家的“先富后老”,我国的老龄化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眼下,即便是在城市,社会化养老保险体系的资金、制度、人才、思想等各方面还都缺乏应有的准备,人口基数庞大又缺乏前期储备的广大农村更是力所不及。如此看来,重塑中国传统孝文化是农村养老的现实选择,“没有全社会孝文化意识的增强,老年人权益保障事业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效”。  在安云凤看来,继承传统孝道推行中的社会保障内容,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将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结合起来,是当前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根本途径。首先,要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为农村社会养老提供财力支持;其次,还要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合作医疗制度和社会救济制度。  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出现,孝道教育也在升温。面对我国家庭结构的历史性变化,面对老龄社会的提前到来,面对在更大空间,以至全球范围的求学、求职、谋发展,家庭集聚时间被极大缩减,面对各种不讲亲情,不讲道德,只讲金钱与竞争的外来文化的冲击,我们该如何行动起来,重拾这一民族传统美德?  今年4月18至19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牵头在北京举行了“孝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高峰论坛”,并通过“中华孝道弘扬书”向全社会呼吁:把孝纳入全体公民尤其是干部、公务员的基本道德规范,建议立法机构适时补充修改有关法律、法令,用法制的力量保证孝行的全面实施。  “重塑传统孝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要求综合运用各种手段,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逐渐培养、增强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年轻人的家庭责任感和义务感,中国传统孝文化才有可能得到复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屈忠说。  据屈忠介绍,目前,新加坡法律已有孝的相关条款,韩国也于2008年7月通过并颁布了《孝道资助奖励法》。早在2004年,南京市老龄委主任就建议在刑法中增设“不孝罪”条款,不久后成都市一位名叫李宗发的律师向四川省人大提交了一份《四川省父母子女家庭关系规定》即“孝法”的立法草案建议稿,希望能为“孝”立法。这些事例说明,在中国孝道立法工作已经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在现代多元化社会,用法律的力量调解民事行为、推动善行,尽管要比单纯的道德教育具有更直接的效果,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还有一定的难度。”安云凤表示,像韩国那样通过奖励法来为孝道做出示范、引导、鼓励、褒奖,用制度的力量保证一种善行的全面实施,目前来看,在我国倒不失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24期 总第337期
  每日中饭、晚饭时,屯里村88岁老太太便准时坐到儿子家门前的石墩上“乞食”,村民都熟悉这“村中一景”。据邻居说,“给不给饭,全凭儿媳妇高兴”。
  同样是在南辛镇,一位老人冬天的蔬菜仅仅是一缸腌制的胡萝卜,另一位老人则几乎天天馒头泡水度日。“有钱我是他爹,没钱他是我爹。”对于儿女的不孝,一位老人无奈地表示:“过去我一个能养七八个,如今七八个养不了我一个。”
  近年来,农村老人在失去劳动能力特别是生活不能自理后,被儿女视为“累赘”已是很普遍的现象,老话常说的“享儿孙福”不知什么时候竟变成了可笑的奢望。
  在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安云凤看来,当前农村老人的生存状态不容乐观:有的老人由几个儿子轮流供养,但儿子们常常互相推诿,形成“三个和尚没水吃”状;有的老人独居一处,儿子每年给一些口粮和零花钱,但老人一年的供养费常常不如孙子一个月的零花钱;有的老人子女多,分家时一旦做不到一碗水端平,就有可能引火上身,成为儿女不肯供养的最佳托辞;还有的老人由于儿子媳妇外出打工无人照顾,只好自己下田耕作,处于完全自养状态。
  不过,不少农村老人对此却都看得十分坦然。“人老了,想过得舒服一点,是不可能的事。”60多岁的黄老汉道出了农村老人的生活状况:老年人身体好,可以为子女做点事情时,他们就接纳你;你若老生病,他们就会抛弃你。这个情况恐怕全国都一样,谁来也解决不了问题。如今,老人只要还能动,种上几亩田糊口,儿子、媳妇对老人就没有任何责任。在湖北京山,仍靠种口粮地维持生计、年龄最大的老人是86岁。
  而由此引起的是,近几年农村老人自杀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据2004年卫生部统计年鉴中的抽样调查,2003年农村75~80岁的老年人自杀高达101/10万人,80岁以上更高达132/10万人,比同龄城镇老人高63%和67%。,成因何在?解剖中国孝文化发祥地的南辛,即可管窥究竟哪里出了问题?调查组发现,“三不管”老人多感叹老运不济,却少有人反思教育失当。就拿被南辛当地人视为“风俗习惯”的“躲儿庄”来说,有儿子的人家若娶亲,哪怕举债,房子也一定要修漂亮,否则很难娶上媳妇。所以,没钱盖新房的人家,父母必将老屋腾给儿子,而自己则另觅栖身之地。“儿住瓦房,孙住楼,老头老婆住村头。”在一些专家学者看来,这种反常现象恰恰助长了子辈的自私,在某种程度上也为今后的不孝埋下了伏笔。而面对这种“风俗习惯”,即使是身为父母官的村基层干部也深感“清官难断家务事”,根本无法插手。  在河南农村,农民有“生两个儿子哭一场”的说法。因为,为儿子盖新房、娶媳妇,是中国农村父母终生的奋斗目标,把两个儿子养到18岁再成家立业,是必须要有数十年投入才可能完成的人生任务。近年来,子女不孝越来越普遍,养儿防老变得越来越不可靠。  “世上惟有孝字大,孝顺父母头一端……生前死后孝尽到,为人一生大事完。”千百年来,孝作为一种社会观念形态,已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的积淀,子女侍奉父母、为老年人养老送终被看作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事情。晚清曾国藩曾经说:“读尽天下书,无非是一个孝字”;近代梁漱溟也表示,中国文化就是“孝的文化”;《孝经》更宣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然而,为什么时至今日,孝道观念竟然变得如此淡化甚至虚无呢?孝经在当代怎么变成了一本难念的经?  谈到传统孝道文化的式微,安云凤教授认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改革开放前,我们对传统孝道文化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对其中优秀的民族道德传统缺乏应有的宣传和提倡,没有将传统孝道文化中的道德精华传承下来。改革开放以后,由于西方思想文化的渗透以及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负面影响,加之独生子女的特殊生长环境,使得传统孝道文化又一次受到冲击。  然而,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已在人们思想观念中根深蒂固,被视为天伦之乐的“子孙满堂”一直为人们所追寻和向往。在农村,家庭养老几乎是唯一可被老年人接受的养老模式,依赖子女养老目前仍是农村养老的主流。  “家庭结构、社会结构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养老模式。”湖北孝感学院孝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上文认为,在传统封建小农经济下,老年人以其深厚的经验与占有绝大部分家产决定了他的“一家之主”的权威性地位不可挑战,而现在的农村,三代甚至四代同堂的传统家庭纷纷向两代人同居的现代家庭转型,年轻人通过打工所得已经远远超过父母,老人以往的家庭权威自然大打折扣。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广大农民脱贫致富的强烈要求,大批农村青壮年涌向城市,农村出现了大量“留守老人”和“空巢老人”,农村家庭养老和集体养老功能逐渐弱化,农村养老问题日渐突显,孝文化的丧失正在成为人们不愿看到的事实。安云凤认为,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竞争的激烈、更重视自我价值实现的理念、对经济利益的过分追逐等,都使得养老的“机会成本”(包括时间、金钱等成本)急剧上升,从而导致传统的孝文化难以维系。有的家庭甚至把老人是否有用、是否有钱作为对待老人的尺码,而不是把赡养老人看成是自己应尽的义务。  “中华孝道调查”初期,田景军们认为不孝与四要素互为因果——教育、经济、精力、时间。而受调查的300多个子女中,56%的人也认为孝与不孝和经济有关,“等经济条件好了再尽孝不迟”。但出身寒门、只有小学文化的翟玉和却不认同此说。“孝与不孝,全凭一颗心。”翟玉和认为这颗心和教育程度无关,而与受怎样的教育有关。  “只要有心,即使没钱没文化没时间,嘘寒问暖,送碗开水也算尽孝。”对此,安云凤也有同感。  重塑中国传统孝文化是农村养老的现实选择  不顾众多子女的一致反对,一位年过70、儿孙满堂的农村老太太与瘫痪在床的丈夫离了婚,并且毅然决然地嫁给了一个城里的退休工人。两年前贺雪峰到四川绵竹农村调查时,这个老太太的行为让他极为吃惊,而更让他吃惊的是,在川西平原这个村民组,像这样嫁给城里退休工人的老太太已有3位。  在贺雪峰看来,一旦家庭代际冲突普遍化,且农村老人越来越感到指望不上子女时,他们就会留下更多的后手,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解决现实得不能再现实的养老问题。  目前我国农村老人有9000多万,占全国老年人口的65%以上。如何使他们能够“老有所养”?  安云凤分析说,对于城市老人来说,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退休金、医疗补助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他们的养老问题基本由国家承担。但对于农村老人来说,其面临的困境就要多得多。一方面,农村老人失去劳动力之后就不再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另一方面,他们所能获得的社会养老保障几近于零,这都使得农村老人在整个养老过程中处于完全的被动地位。  同时,中国社会的老龄化也在为农村养老的困境推波助澜。2006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从1999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2005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是1.44亿,占全国人口的11%,到本世纪中期,老龄人口将达到4亿多。如此巨大的白发浪潮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目前中国人均GDP刚刚超过
  2008年9月27日—10月12日,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贺雪峰、董磊明两位教授组织近40人的调研队伍在湖北京山县孙桥镇S村作了为期半个月的调查。一进村,他们就被一句“我们这里就没有老人正常死亡的”回答震撼了。据不完全统计,近20年,村里几乎每年都有一两例老年人自杀,每10个死亡老人中就有3~4人是自杀身亡。至于自杀原因,不是因为得了重病没钱治,就是因为子女不孝。
  一位调查对象甚至跟调查组当面算了一笔账:60岁的公公得了早期癌症,治好要花数万块钱,若老人再活十几年,能否赚回超过此数目的钱?“如果能赚回的话,就花钱给公公治病,否则一分钱也不会出。”还有一个案例更离奇,儿子为了外出打工,竟在重病母亲的床边放上一瓶农药说:“你还是喝药死了吧,你不死我怎么出去打工?”
  如今,年轻人的养老行为不再受孝道伦理、传统价值的支配,完全步入了“理性算计”的时代。
  孝经在当代是一本难念的经
  “隔窗望见儿喂儿,遥想当年我喂儿。儿喂儿来不喂我,不知将来谁喂儿。”一首民间流传的打油诗,形象地描述了目前中国农村家庭养老所面临的尴尬。  □ 特约撰稿员 吴晓东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24期 总第337期  老人与儿女分居者占72.2%,三餐不饱者占5.6%,衣着破旧者占85%,生活必需品不全者占90%……  6月下旬,以山东曲阜南辛镇43个村庄2000多个家庭中1186位65岁以上老人为调查对象,3位大学生历时两个月完成的一份《农村老人生存现状考察报告》震惊了世人,有媒体甚至动用了《孝文化发祥地曲阜孝道不再》这样惊世骇俗的标题,给这场围绕着“孝道在今天是否存在”的论争,带来了更多触目惊心的色彩。  人老了,想过得舒服一点是不可能的事  2009年2月20日,黑龙江鸡西大学的学生田景军、付玄、王彪3人以“中华孝道调查”之名开始了山东曲阜之行,资助他们调查的是黑龙江省人大代表——多年关注孝道、践行孝道、弘扬孝道的翟玉和。  2006年秋,翟玉和在鸡西大学作了一次题为《中国部分农村老人生存现状调查报告》的演讲,听了当时他所讲的事例,田景军等3位来自农村家庭的学子深受触动,决心通过调查让更多的人重拾“百善孝为先”。翟玉和表示,之所以资助他们,是因为2005年自己作的调查只是“走马观花”,他希望这3名学子能“下马看花”。而之所以把调查地点选在山东曲阜南辛镇,是因为这里既是孔子的诞生地,也是孝文化发祥地。  从2月20日到4月20日的两个月时间里,田景军等3人以问卷、个别访谈和进户查看等方式进行调查,问卷涉及自然情况、居住、饮食、衣着、生活设施、医疗、经济收入、劳动和生活自理、儿女尽孝9大项40余小项。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就是通过调查3位大学生得出的结论。  西龙泉村的一位老人有3个儿子,其中二儿子还是教师。老人曾赴镇上告发3个儿子不尽孝,二儿媳认为老人“成心丢儿女的脸”,不顾2月下旬夜晚零下十几度的严寒,把老人的窗户砸了,还扬言要放火烧屋。  每日中饭、晚饭时,屯里村88岁老太太便准时坐到儿子家门前的石墩上“乞食”,村民都熟悉这“村中一景”。据邻居说,“给不给饭,全凭儿媳妇高兴”。  同样是在南辛镇,一位老人冬天的蔬菜仅仅是一缸腌制的胡萝卜,另一位老人则几乎天天馒头泡水度日。“有钱我是他爹,没钱他是我爹。”对于儿女的不孝,一位老人无奈地表示:“过去我一个能养七八个,如今七八个养不了我一个。”  近年来,农村老人在失去劳动能力特别是生活不能自理后,被儿女视为“累赘”已是很普遍的现象,老话常说的“享儿孙福”不知什么时候竟变成了可笑的奢望。  在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安云凤看来,当前农村老人的生存状态不容乐观:有的老人由几个儿子轮流供养,但儿子们常常互相推诿,形成“三个和尚没水吃”状;有的老人独居一处,儿子每年给一些口粮和零花钱,但老人一年的供养费常常不如孙子一个月的零花钱;有的老人子女多,分家时一旦做不到一碗水端平,就有可能引火上身,成为儿女不肯供养的最佳托辞;还有的老人由于儿子媳妇外出打工无人照顾,只好自己下田耕作,处于完全自养状态。  不过,不少农村老人对此却都看得十分坦然。“人老了,想过得舒服一点,是不可能的事。”60多岁的黄老汉道出了农村老人的生活状况:老年人身体好,可以为子女做点事情时,他们就接纳你;你若老生病,他们就会抛弃你。这个情况恐怕全国都一样,谁来也解决不了问题。如今,老人只要还能动,种上几亩田糊口,儿子、媳妇对老人就没有任何责任。在湖北京山,仍靠种口粮地维持生计、年龄最大的老人是86岁。  而由此引起的是,近几年农村老人自杀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据2004年卫生部统计年鉴中的抽样调查,2003年农村75~80岁的老年人自杀高达10110万人,80岁以上更高达13210万人,比同龄城镇老人高63%和67%。  2008年9月27日—10月12日,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贺雪峰、董磊明两位教授组织近40人的调研队伍在湖北京山县孙桥镇S村作了为期半个月的调查。一进村,他们就被一句“我们这里就没有老人正常死亡的”回答震撼了。据不完全统计,近20年,村里几乎每年都有一两例老年人自杀,每10个死亡老人中就有3~4人是自杀身亡。至于自杀原因,不是因为得了重病没钱治,就是因为子女不孝。  一位调查对象甚至跟调查组当面算了一笔账:60岁的公公得了早期癌症,治好要花数万块钱,若老人再活十几年,能否赚回超过此数目的钱?“如果能赚回的话,就花钱给公公治病,否则一分钱也不会出。”还有一个案例更离奇,儿子为了外出打工,竟在重病母亲的床边放上一瓶农药说:“你还是喝药死了吧,你不死我怎么出去打工?”  如今,年轻人的养老行为不再受孝道伦理、传统价值的支配,完全步入了“理性算计”的时代。  孝经在当代是一本难念的经  “隔窗望见儿喂儿,遥想当年我喂儿。儿喂儿来不喂我,不知将来谁喂儿。”一首民间流传的打油诗,形象地描述了目前中国农村家庭养老所面临的尴尬。  调查归来,田景军们以“沉重的旅途,沉重的调查”形容此行。通过整理调查报告,他们将“不肖子孙”分为如下类型——家庭积怨型(房屋、田地分配不均)、情感麻木型、身不由己型、无理取闹型、有利可图型、怕老婆型、甩包袱型、教育失当型。  不孝种种
  调查归来,田景军们以“沉重的旅途,沉重的调查”形容此行。通过整理调查报告,他们将“不肖子孙”分为如下类型——家庭积怨型(房屋、田地分配不均)、情感麻木型、身不由己型、无理取闹型、有利可图型、怕老婆型、甩包袱型、教育失当型。
  不孝种种,成因何在?解剖中国孝文化发祥地的南辛,即可管窥究竟哪里出了问题?调查组发现,“三不管”老人多感叹老运不济,却少有人反思教育失当。就拿被南辛当地人视为“风俗习惯”的“躲儿庄”来说,有儿子的人家若娶亲,哪怕举债,房子也一定要修漂亮,否则很难娶上媳妇。所以,没钱盖新房的人家,父母必将老屋腾给儿子,而自己则另觅栖身之地。“儿住瓦房,孙住楼,老头老婆住村头。”在一些专家学者看来,这种反常现象恰恰助长了子辈的自私,在某种程度上也为今后的不孝埋下了伏笔。而面对这种“风俗习惯”,即使是身为父母官的村基层干部也深感“清官难断家务事”,根本无法插手。
  在河南农村,农民有“生两个儿子哭一场”的说法。因为,为儿子盖新房、娶媳妇,是中国农村父母终生的奋斗目标,把两个儿子养到18岁再成家立业,是必须要有数十年投入才可能完成的人生任务。近年来,子女不孝越来越普遍,养儿防老变得越来越不可靠。
  “世上惟有孝字大,孝顺父母头一端……生前死后孝尽到,为人一生大事完。”千百年来,孝作为一种社会观念形态,已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的积淀,子女侍奉父母、为老年人养老送终被看作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事情。晚清曾国藩曾经说:“读尽天下书,无非是一个孝字”;近代梁漱溟也表示,中国文化就是“孝的文化”;《孝经》更宣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然而,为什么时至今日,孝道观念竟然变得如此淡化甚至虚无呢?孝经在当代怎么变成了一本难念的经?
  谈到传统孝道文化的式微,安云凤教授认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改革开放前,我们对传统孝道文化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对其中优秀的民族道德传统缺乏应有的宣传和提倡,没有将传统孝道文化中的道德精华传承下来。改革开放以后,由于西方思想文化的渗透以及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负面影响,加之独生子女的特殊生长环境,使得传统孝道文化又一次受到冲击。
  然而,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已在人们思想观念中根深蒂固,被视为天伦之乐的“子孙满堂”一直为人们所追寻和向往。在农村,家庭养老几乎是唯一可被老年人接受的养老模式,依赖子女养老目前仍是农村养老的主流。
  “家庭结构、社会结构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养老模式。”湖北孝感学院孝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上文认为,在传统封建小农经济下,老年人以其深厚的经验与占有绝大部分家产决定了他的“一家之主”的权威性地位不可挑战,而现在的农村,三代甚至四代同堂的传统家庭纷纷向两代人同居的现代家庭转型,年轻人通过打工所得已经远远超过父母,老人以往的家庭权威自然大打折扣。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广大农民脱贫致富的强烈要求,大批农村青壮年涌向城市,农村出现了大量“留守老人”和“空巢老人”,农村家庭养老和集体养老功能逐渐弱化,农村养老问题日渐突显,孝文化的丧失正在成为人们不愿看到的事实。安云凤认为,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竞争的激烈、更重视自我价值实现的理念、对经济利益的过分追逐等,都使得养老的“机会成本”(包括时间、金钱等成本)急剧上升,从而导致传统的孝文化难以维系。有的家庭甚至把老人是否有用、是否有钱作为对待老人的尺码,而不是把赡养老人看成是自己应尽的义务。
  “中华孝道调查”初期,田景军们认为不孝与四要素互为因果——教育、经济、精力、时间。而受调查的300多个子女中,56%的人也认为孝与不孝和经济有关,“等经济条件好了再尽孝不迟”。但出身寒门、只有小学文化的翟玉和却不认同此说。“孝与不孝,全凭一颗心。”翟玉和认为这颗心和教育程度无关,而与受怎样的教育有关。1000美元,经济实力还很薄弱,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健全。  “由于农村老人没有医疗保险,看病难的问题非常普遍。许多老人生病后不愿进医院,小病扛,大病熬,严重时用偏方,能省就省。”安云凤举例说,在翟玉和曾经调查的10401名老人中,小病吃不起药的占67%,大病住不起医院的比例达86%。据2003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全国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比例只有9.5%,而老人所占比例则更低。  安云凤认为,较之于西方国家的“先富后老”,我国的老龄化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眼下,即便是在城市,社会化养老保险体系的资金、制度、人才、思想等各方面还都缺乏应有的准备,人口基数庞大又缺乏前期储备的广大农村更是力所不及。如此看来,重塑中国传统孝文化是农村养老的现实选择,“没有全社会孝文化意识的增强,老年人权益保障事业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效”。  在安云凤看来,继承传统孝道推行中的社会保障内容,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将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结合起来,是当前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根本途径。首先,要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为农村社会养老提供财力支持;其次,还要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合作医疗制度和社会救济制度。  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出现,孝道教育也在升温。面对我国家庭结构的历史性变化,面对老龄社会的提前到来,面对在更大空间,以至全球范围的求学、求职、谋发展,家庭集聚时间被极大缩减,面对各种不讲亲情,不讲道德,只讲金钱与竞争的外来文化的冲击,我们该如何行动起来,重拾这一民族传统美德?  今年4月18至19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牵头在北京举行了“孝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高峰论坛”,并通过“中华孝道弘扬书”向全社会呼吁:把孝纳入全体公民尤其是干部、公务员的基本道德规范,建议立法机构适时补充修改有关法律、法令,用法制的力量保证孝行的全面实施。  “重塑传统孝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要求综合运用各种手段,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逐渐培养、增强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年轻人的家庭责任感和义务感,中国传统孝文化才有可能得到复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屈忠说。  据屈忠介绍,目前,新加坡法律已有孝的相关条款,韩国也于2008年7月通过并颁布了《孝道资助奖励法》。早在2004年,南京市老龄委主任就建议在刑法中增设“不孝罪”条款,不久后成都市一位名叫李宗发的律师向四川省人大提交了一份《四川省父母子女家庭关系规定》即“孝法”的立法草案建议稿,希望能为“孝”立法。这些事例说明,在中国孝道立法工作已经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在现代多元化社会,用法律的力量调解民事行为、推动善行,尽管要比单纯的道德教育具有更直接的效果,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还有一定的难度。”安云凤表示,像韩国那样通过奖励法来为孝道做出示范、引导、鼓励、褒奖,用制度的力量保证一种善行的全面实施,目前来看,在我国倒不失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24期 总第337期
  “只要有心,即使没钱没文化没时间,嘘寒问暖,送碗开水也算尽孝。”对此,安云凤也有同感。
  重塑中国传统孝文化是农村养老的现实选择
  不顾众多子女的一致反对,一位年过70、儿孙满堂的农村老太太与瘫痪在床的丈夫离了婚,并且毅然决然地嫁给了一个城里的退休工人。两年前贺雪峰到四川绵竹农村调查时,这个老太太的行为让他极为吃惊,而更让他吃惊的是,在川西平原这个村民组,像这样嫁给城里退休工人的老太太已有3位。
  在贺雪峰看来,一旦家庭代际冲突普遍化,且农村老人越来越感到指望不上子女时,他们就会留下更多的后手,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解决现实得不能再现实的养老问题。
  目前我国农村老人有9000多万,占全国老年人口的65%以上。如何使他们能够“老有所养”?  □ 特约撰稿员 吴晓东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24期 总第337期  老人与儿女分居者占72.2%,三餐不饱者占5.6%,衣着破旧者占85%,生活必需品不全者占90%……  6月下旬,以山东曲阜南辛镇43个村庄2000多个家庭中1186位65岁以上老人为调查对象,3位大学生历时两个月完成的一份《农村老人生存现状考察报告》震惊了世人,有媒体甚至动用了《孝文化发祥地曲阜孝道不再》这样惊世骇俗的标题,给这场围绕着“孝道在今天是否存在”的论争,带来了更多触目惊心的色彩。  人老了,想过得舒服一点是不可能的事  2009年2月20日,黑龙江鸡西大学的学生田景军、付玄、王彪3人以“中华孝道调查”之名开始了山东曲阜之行,资助他们调查的是黑龙江省人大代表——多年关注孝道、践行孝道、弘扬孝道的翟玉和。  2006年秋,翟玉和在鸡西大学作了一次题为《中国部分农村老人生存现状调查报告》的演讲,听了当时他所讲的事例,田景军等3位来自农村家庭的学子深受触动,决心通过调查让更多的人重拾“百善孝为先”。翟玉和表示,之所以资助他们,是因为2005年自己作的调查只是“走马观花”,他希望这3名学子能“下马看花”。而之所以把调查地点选在山东曲阜南辛镇,是因为这里既是孔子的诞生地,也是孝文化发祥地。  从2月20日到4月20日的两个月时间里,田景军等3人以问卷、个别访谈和进户查看等方式进行调查,问卷涉及自然情况、居住、饮食、衣着、生活设施、医疗、经济收入、劳动和生活自理、儿女尽孝9大项40余小项。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就是通过调查3位大学生得出的结论。  西龙泉村的一位老人有3个儿子,其中二儿子还是教师。老人曾赴镇上告发3个儿子不尽孝,二儿媳认为老人“成心丢儿女的脸”,不顾2月下旬夜晚零下十几度的严寒,把老人的窗户砸了,还扬言要放火烧屋。  每日中饭、晚饭时,屯里村88岁老太太便准时坐到儿子家门前的石墩上“乞食”,村民都熟悉这“村中一景”。据邻居说,“给不给饭,全凭儿媳妇高兴”。  同样是在南辛镇,一位老人冬天的蔬菜仅仅是一缸腌制的胡萝卜,另一位老人则几乎天天馒头泡水度日。“有钱我是他爹,没钱他是我爹。”对于儿女的不孝,一位老人无奈地表示:“过去我一个能养七八个,如今七八个养不了我一个。”  近年来,农村老人在失去劳动能力特别是生活不能自理后,被儿女视为“累赘”已是很普遍的现象,老话常说的“享儿孙福”不知什么时候竟变成了可笑的奢望。  在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安云凤看来,当前农村老人的生存状态不容乐观:有的老人由几个儿子轮流供养,但儿子们常常互相推诿,形成“三个和尚没水吃”状;有的老人独居一处,儿子每年给一些口粮和零花钱,但老人一年的供养费常常不如孙子一个月的零花钱;有的老人子女多,分家时一旦做不到一碗水端平,就有可能引火上身,成为儿女不肯供养的最佳托辞;还有的老人由于儿子媳妇外出打工无人照顾,只好自己下田耕作,处于完全自养状态。  不过,不少农村老人对此却都看得十分坦然。“人老了,想过得舒服一点,是不可能的事。”60多岁的黄老汉道出了农村老人的生活状况:老年人身体好,可以为子女做点事情时,他们就接纳你;你若老生病,他们就会抛弃你。这个情况恐怕全国都一样,谁来也解决不了问题。如今,老人只要还能动,种上几亩田糊口,儿子、媳妇对老人就没有任何责任。在湖北京山,仍靠种口粮地维持生计、年龄最大的老人是86岁。  而由此引起的是,近几年农村老人自杀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据2004年卫生部统计年鉴中的抽样调查,2003年农村75~80岁的老年人自杀高达10110万人,80岁以上更高达13210万人,比同龄城镇老人高63%和67%。  2008年9月27日—10月12日,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贺雪峰、董磊明两位教授组织近40人的调研队伍在湖北京山县孙桥镇S村作了为期半个月的调查。一进村,他们就被一句“我们这里就没有老人正常死亡的”回答震撼了。据不完全统计,近20年,村里几乎每年都有一两例老年人自杀,每10个死亡老人中就有3~4人是自杀身亡。至于自杀原因,不是因为得了重病没钱治,就是因为子女不孝。  一位调查对象甚至跟调查组当面算了一笔账:60岁的公公得了早期癌症,治好要花数万块钱,若老人再活十几年,能否赚回超过此数目的钱?“如果能赚回的话,就花钱给公公治病,否则一分钱也不会出。”还有一个案例更离奇,儿子为了外出打工,竟在重病母亲的床边放上一瓶农药说:“你还是喝药死了吧,你不死我怎么出去打工?”  如今,年轻人的养老行为不再受孝道伦理、传统价值的支配,完全步入了“理性算计”的时代。  孝经在当代是一本难念的经  “隔窗望见儿喂儿,遥想当年我喂儿。儿喂儿来不喂我,不知将来谁喂儿。”一首民间流传的打油诗,形象地描述了目前中国农村家庭养老所面临的尴尬。  调查归来,田景军们以“沉重的旅途,沉重的调查”形容此行。通过整理调查报告,他们将“不肖子孙”分为如下类型——家庭积怨型(房屋、田地分配不均)、情感麻木型、身不由己型、无理取闹型、有利可图型、怕老婆型、甩包袱型、教育失当型。  不孝种种
  安云凤分析说,对于城市老人来说,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退休金、医疗补助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他们的养老问题基本由国家承担。但对于农村老人来说,其面临的困境就要多得多。一方面,农村老人失去劳动力之后就不再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另一方面,他们所能获得的社会养老保障几近于零,这都使得农村老人在整个养老过程中处于完全的被动地位。
  同时,中国社会的老龄化也在为农村养老的困境推波助澜。2006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从1999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2005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是1.44亿,占全国人口的11%,到本世纪中期,老龄人口将达到4亿多。如此巨大的白发浪潮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目前中国人均GDP刚刚超过1000美元,经济实力还很薄弱,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健全。
  “由于农村老人没有医疗保险,看病难的问题非常普遍。许多老人生病后不愿进医院,小病扛,大病熬,严重时用偏方,能省就省。”安云凤举例说,在翟玉和曾经调查的10401名老人中,小病吃不起药的占67%,大病住不起医院的比例达86%。据2003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全国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比例只有9.5%,而老人所占比例则更低。  □ 特约撰稿员 吴晓东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24期 总第337期  老人与儿女分居者占72.2%,三餐不饱者占5.6%,衣着破旧者占85%,生活必需品不全者占90%……  6月下旬,以山东曲阜南辛镇43个村庄2000多个家庭中1186位65岁以上老人为调查对象,3位大学生历时两个月完成的一份《农村老人生存现状考察报告》震惊了世人,有媒体甚至动用了《孝文化发祥地曲阜孝道不再》这样惊世骇俗的标题,给这场围绕着“孝道在今天是否存在”的论争,带来了更多触目惊心的色彩。  人老了,想过得舒服一点是不可能的事  2009年2月20日,黑龙江鸡西大学的学生田景军、付玄、王彪3人以“中华孝道调查”之名开始了山东曲阜之行,资助他们调查的是黑龙江省人大代表——多年关注孝道、践行孝道、弘扬孝道的翟玉和。  2006年秋,翟玉和在鸡西大学作了一次题为《中国部分农村老人生存现状调查报告》的演讲,听了当时他所讲的事例,田景军等3位来自农村家庭的学子深受触动,决心通过调查让更多的人重拾“百善孝为先”。翟玉和表示,之所以资助他们,是因为2005年自己作的调查只是“走马观花”,他希望这3名学子能“下马看花”。而之所以把调查地点选在山东曲阜南辛镇,是因为这里既是孔子的诞生地,也是孝文化发祥地。  从2月20日到4月20日的两个月时间里,田景军等3人以问卷、个别访谈和进户查看等方式进行调查,问卷涉及自然情况、居住、饮食、衣着、生活设施、医疗、经济收入、劳动和生活自理、儿女尽孝9大项40余小项。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就是通过调查3位大学生得出的结论。  西龙泉村的一位老人有3个儿子,其中二儿子还是教师。老人曾赴镇上告发3个儿子不尽孝,二儿媳认为老人“成心丢儿女的脸”,不顾2月下旬夜晚零下十几度的严寒,把老人的窗户砸了,还扬言要放火烧屋。  每日中饭、晚饭时,屯里村88岁老太太便准时坐到儿子家门前的石墩上“乞食”,村民都熟悉这“村中一景”。据邻居说,“给不给饭,全凭儿媳妇高兴”。  同样是在南辛镇,一位老人冬天的蔬菜仅仅是一缸腌制的胡萝卜,另一位老人则几乎天天馒头泡水度日。“有钱我是他爹,没钱他是我爹。”对于儿女的不孝,一位老人无奈地表示:“过去我一个能养七八个,如今七八个养不了我一个。”  近年来,农村老人在失去劳动能力特别是生活不能自理后,被儿女视为“累赘”已是很普遍的现象,老话常说的“享儿孙福”不知什么时候竟变成了可笑的奢望。  在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安云凤看来,当前农村老人的生存状态不容乐观:有的老人由几个儿子轮流供养,但儿子们常常互相推诿,形成“三个和尚没水吃”状;有的老人独居一处,儿子每年给一些口粮和零花钱,但老人一年的供养费常常不如孙子一个月的零花钱;有的老人子女多,分家时一旦做不到一碗水端平,就有可能引火上身,成为儿女不肯供养的最佳托辞;还有的老人由于儿子媳妇外出打工无人照顾,只好自己下田耕作,处于完全自养状态。  不过,不少农村老人对此却都看得十分坦然。“人老了,想过得舒服一点,是不可能的事。”60多岁的黄老汉道出了农村老人的生活状况:老年人身体好,可以为子女做点事情时,他们就接纳你;你若老生病,他们就会抛弃你。这个情况恐怕全国都一样,谁来也解决不了问题。如今,老人只要还能动,种上几亩田糊口,儿子、媳妇对老人就没有任何责任。在湖北京山,仍靠种口粮地维持生计、年龄最大的老人是86岁。  而由此引起的是,近几年农村老人自杀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据2004年卫生部统计年鉴中的抽样调查,2003年农村75~80岁的老年人自杀高达10110万人,80岁以上更高达13210万人,比同龄城镇老人高63%和67%。  2008年9月27日—10月12日,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贺雪峰、董磊明两位教授组织近40人的调研队伍在湖北京山县孙桥镇S村作了为期半个月的调查。一进村,他们就被一句“我们这里就没有老人正常死亡的”回答震撼了。据不完全统计,近20年,村里几乎每年都有一两例老年人自杀,每10个死亡老人中就有3~4人是自杀身亡。至于自杀原因,不是因为得了重病没钱治,就是因为子女不孝。  一位调查对象甚至跟调查组当面算了一笔账:60岁的公公得了早期癌症,治好要花数万块钱,若老人再活十几年,能否赚回超过此数目的钱?“如果能赚回的话,就花钱给公公治病,否则一分钱也不会出。”还有一个案例更离奇,儿子为了外出打工,竟在重病母亲的床边放上一瓶农药说:“你还是喝药死了吧,你不死我怎么出去打工?”  如今,年轻人的养老行为不再受孝道伦理、传统价值的支配,完全步入了“理性算计”的时代。  孝经在当代是一本难念的经  “隔窗望见儿喂儿,遥想当年我喂儿。儿喂儿来不喂我,不知将来谁喂儿。”一首民间流传的打油诗,形象地描述了目前中国农村家庭养老所面临的尴尬。  调查归来,田景军们以“沉重的旅途,沉重的调查”形容此行。通过整理调查报告,他们将“不肖子孙”分为如下类型——家庭积怨型(房屋、田地分配不均)、情感麻木型、身不由己型、无理取闹型、有利可图型、怕老婆型、甩包袱型、教育失当型。  不孝种种
  安云凤认为,较之于西方国家的“先富后老”,我国的老龄化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眼下,即便是在城市,社会化养老保险体系的资金、制度、人才、思想等各方面还都缺乏应有的准备,人口基数庞大又缺乏前期储备的广大农村更是力所不及。如此看来,重塑中国传统孝文化是农村养老的现实选择,“没有全社会孝文化意识的增强,老年人权益保障事业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效”。
  在安云凤看来,继承传统孝道推行中的社会保障内容,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将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结合起来,是当前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根本途径。首先,要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为农村社会养老提供财力支持;其次,还要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合作医疗制度和社会救济制度。
  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出现,孝道教育也在升温。面对我国家庭结构的历史性变化,面对老龄社会的提前到来,面对在更大空间,以至全球范围的求学、求职、谋发展,家庭集聚时间被极大缩减,面对各种不讲亲情,不讲道德,只讲金钱与竞争的外来文化的冲击,我们该如何行动起来,重拾这一民族传统美德?,成因何在?解剖中国孝文化发祥地的南辛,即可管窥究竟哪里出了问题?调查组发现,“三不管”老人多感叹老运不济,却少有人反思教育失当。就拿被南辛当地人视为“风俗习惯”的“躲儿庄”来说,有儿子的人家若娶亲,哪怕举债,房子也一定要修漂亮,否则很难娶上媳妇。所以,没钱盖新房的人家,父母必将老屋腾给儿子,而自己则另觅栖身之地。“儿住瓦房,孙住楼,老头老婆住村头。”在一些专家学者看来,这种反常现象恰恰助长了子辈的自私,在某种程度上也为今后的不孝埋下了伏笔。而面对这种“风俗习惯”,即使是身为父母官的村基层干部也深感“清官难断家务事”,根本无法插手。  在河南农村,农民有“生两个儿子哭一场”的说法。因为,为儿子盖新房、娶媳妇,是中国农村父母终生的奋斗目标,把两个儿子养到18岁再成家立业,是必须要有数十年投入才可能完成的人生任务。近年来,子女不孝越来越普遍,养儿防老变得越来越不可靠。  “世上惟有孝字大,孝顺父母头一端……生前死后孝尽到,为人一生大事完。”千百年来,孝作为一种社会观念形态,已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的积淀,子女侍奉父母、为老年人养老送终被看作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事情。晚清曾国藩曾经说:“读尽天下书,无非是一个孝字”;近代梁漱溟也表示,中国文化就是“孝的文化”;《孝经》更宣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然而,为什么时至今日,孝道观念竟然变得如此淡化甚至虚无呢?孝经在当代怎么变成了一本难念的经?  谈到传统孝道文化的式微,安云凤教授认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改革开放前,我们对传统孝道文化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对其中优秀的民族道德传统缺乏应有的宣传和提倡,没有将传统孝道文化中的道德精华传承下来。改革开放以后,由于西方思想文化的渗透以及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负面影响,加之独生子女的特殊生长环境,使得传统孝道文化又一次受到冲击。  然而,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已在人们思想观念中根深蒂固,被视为天伦之乐的“子孙满堂”一直为人们所追寻和向往。在农村,家庭养老几乎是唯一可被老年人接受的养老模式,依赖子女养老目前仍是农村养老的主流。  “家庭结构、社会结构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养老模式。”湖北孝感学院孝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上文认为,在传统封建小农经济下,老年人以其深厚的经验与占有绝大部分家产决定了他的“一家之主”的权威性地位不可挑战,而现在的农村,三代甚至四代同堂的传统家庭纷纷向两代人同居的现代家庭转型,年轻人通过打工所得已经远远超过父母,老人以往的家庭权威自然大打折扣。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广大农民脱贫致富的强烈要求,大批农村青壮年涌向城市,农村出现了大量“留守老人”和“空巢老人”,农村家庭养老和集体养老功能逐渐弱化,农村养老问题日渐突显,孝文化的丧失正在成为人们不愿看到的事实。安云凤认为,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竞争的激烈、更重视自我价值实现的理念、对经济利益的过分追逐等,都使得养老的“机会成本”(包括时间、金钱等成本)急剧上升,从而导致传统的孝文化难以维系。有的家庭甚至把老人是否有用、是否有钱作为对待老人的尺码,而不是把赡养老人看成是自己应尽的义务。  “中华孝道调查”初期,田景军们认为不孝与四要素互为因果——教育、经济、精力、时间。而受调查的300多个子女中,56%的人也认为孝与不孝和经济有关,“等经济条件好了再尽孝不迟”。但出身寒门、只有小学文化的翟玉和却不认同此说。“孝与不孝,全凭一颗心。”翟玉和认为这颗心和教育程度无关,而与受怎样的教育有关。  “只要有心,即使没钱没文化没时间,嘘寒问暖,送碗开水也算尽孝。”对此,安云凤也有同感。  重塑中国传统孝文化是农村养老的现实选择  不顾众多子女的一致反对,一位年过70、儿孙满堂的农村老太太与瘫痪在床的丈夫离了婚,并且毅然决然地嫁给了一个城里的退休工人。两年前贺雪峰到四川绵竹农村调查时,这个老太太的行为让他极为吃惊,而更让他吃惊的是,在川西平原这个村民组,像这样嫁给城里退休工人的老太太已有3位。  在贺雪峰看来,一旦家庭代际冲突普遍化,且农村老人越来越感到指望不上子女时,他们就会留下更多的后手,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解决现实得不能再现实的养老问题。  目前我国农村老人有9000多万,占全国老年人口的65%以上。如何使他们能够“老有所养”?  安云凤分析说,对于城市老人来说,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退休金、医疗补助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他们的养老问题基本由国家承担。但对于农村老人来说,其面临的困境就要多得多。一方面,农村老人失去劳动力之后就不再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另一方面,他们所能获得的社会养老保障几近于零,这都使得农村老人在整个养老过程中处于完全的被动地位。  同时,中国社会的老龄化也在为农村养老的困境推波助澜。2006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从1999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2005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是1.44亿,占全国人口的11%,到本世纪中期,老龄人口将达到4亿多。如此巨大的白发浪潮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目前中国人均GDP刚刚超过
  今年4月18至19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牵头在北京举行了“孝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高峰论坛”,并通过“中华孝道弘扬书”向全社会呼吁:把孝纳入全体公民尤其是干部、公务员的基本道德规范,建议立法机构适时补充修改有关法律、法令,用法制的力量保证孝行的全面实施。
  “重塑传统孝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要求综合运用各种手段,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逐渐培养、增强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年轻人的家庭责任感和义务感,中国传统孝文化才有可能得到复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屈忠说。
  据屈忠介绍,目前,新加坡法律已有孝的相关条款,韩国也于2008年7月通过并颁布了《孝道资助奖励法》。早在2004年,南京市老龄委主任就建议在刑法中增设“不孝罪”条款,不久后成都市一位名叫李宗发的律师向四川省人大提交了一份《四川省父母子女家庭关系规定》即“孝法”的立法草案建议稿,希望能为“孝”立法。这些事例说明,在中国孝道立法工作已经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在现代多元化社会,用法律的力量调解民事行为、推动善行,尽管要比单纯的道德教育具有更直接的效果,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还有一定的难度。”安云凤表示,像韩国那样通过奖励法来为孝道做出示范、引导、鼓励、褒奖,用制度的力量保证一种善行的全面实施,目前来看,在我国倒不失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

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24期 总第337期

难念的孝经 - 凤凰周刊 - 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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