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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易中天:中国高校形同养鸡场  

2009-04-17 10:42:52|  分类: Culture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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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中天访谈
  □ 记者 吴海云


  央视《百家讲坛》已经不似当初的红火,然而易中天在大陆仍保持着超高的人气。无论是公共讲座还是签名售书,只要有他,前来捧场的人永远满坑满谷。
  生活中的易中天,比电视上少一分“文气”,而要多好几分的邪气、匪气和霸气。这个湖南人,会一边听你的问题一边贼贼地笑,然后冷不丁问你一句:“可以骂教育部么?”整个访谈过程,他几乎没有什么回答是“一本正经”的。
  易中天这样说自己:我就是一个流寇!
  学的刘道玉、南京大学的曲钦岳,都是我最欣赏的、深深敬佩的校长。  没必要“整体性地”走出书斋  凤凰周刊:话说回来,您现在已经不用受“养鸡场”那份气了。大众媒体让您成了文化名人,并且——我猜想——改变了您的人生。对于当代的中国学者来说,没有什么媒介比电视更能帮助他们学术思想理论的传播了。  易中天:你说得一点不错。所谓“媒体”,也就是媒介、载体的意思,相当于交通工具。对待交通工具应该是什么态度呢?也就是“利用”吧!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自己走,但肯定快不了,也远不了。要想又快又远,就得坐飞机。不过坐飞机可能会失事,肯定比自己走路风险大。可惜,我还很少听说为了保险,不坐火车或者飞机,自己从厦门走到北京的。电视,就是媒体当中的飞机。它的好处,是传播迅速,面也广,坏处是会放大你的缺点。问题是,你既然选择了这种传播方式、传播手段和传播媒介,你就得连同它的坏处一并接受过来,不能得了便宜还卖乖。  凤凰周刊:那您建议中国知识分子整体性地走上屏幕,跟您抢饭碗么?  易中天:说实话,我不赞成。“整体性地”走出书斋,走向大众,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干嘛倾巢而出呢?总得有人看家吧?再说了,统统出走,走得出去吗?你以为走出书斋、走向大众就容易呀?实话实说,难得很!首先,你要豁得出去,比方说,不怕别人说你“不务正业”,不在乎丛林中的暗箭难防,舍得掉体制内的种种好处;其次,还得能让大众接受。别以为你是什么牛逼哄哄的“大学者”、“大人物”,肯“放下架子”走向大众,大众就会感恩戴德夹道欢迎。没有的事!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谁也不在乎谁,人家凭什么呀?你得让他们发自内心地喜欢才行。由此可见,走出书斋要有胆,走向大众要有才。这两条,我看十有八九做不到。所以我的意见是十之八九留在书斋,百分之五走向大众,还有百分之五不妨观望游移。依我看,那百分之五能够不受干扰地走到底,就阿弥陀佛了。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11期 总第324期学术要讨论“真问题”
  凤凰周刊:我知道,您的人生经历很复杂,出生在湖南,在新疆当过知青,在武汉大学呆了很多年,后来又到厦门,现在常住上海。这是不是您自称“流寇”的原因?
  易中天:这只是一部分。我做学问也是出了名的“流寇”。比方说,我在《百家讲坛》讲三国、讲诸子,就有人跳起来说,你一个学中文的,怎么可以讲历史、讲哲学?这不是“走穴”吗?然后马上扣一顶大帽子:腐败!他们不知道,我这个“腐败”从读研的时候就开始了!我硕士论文做的是《论〈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答辩的时候,我们系专门找了个哲学系的教授。从那时起,我做的始终是跨学科研究。凤凰周刊:听起来,您对现在国内学术圈的气氛很不满啊!  易中天:太差了!我就举一个例子。现在学术界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学者之间由于学术观点不同,发展为人身攻击,发展为两边的学生分成两个阵营,然后互相整对方的学生,比如说你的学生来我这里答辩,我就不让你过。  因为看不下去这种现象,我和厦门大学的杨春时教授曾经搞过一个教学实验,就是在课堂上,我们两个人针对实践性美学这个问题进行辩论,争得很厉害,让研究生们在一旁听。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们明白,我们俩虽然学术观点不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成为好朋友。  凤凰周刊:这个教学实验的效果如何?  易中天:没坚持多久,哈哈,主要是因为我们发现学生们听不懂我们在吵什么。  凤凰周刊:好像您对现在的学生也不太满意。  易中天:他们确实不行嘛!现在一些小愤青成天说我学术功底不行,我看他们才不行。不过话说回来,错不在他们,而在于现在的高校教育。在我看来,自从教育部对高校进行所谓的教学改革,也就是采取量化管理之后,中国大学的学术氛围和教学质量就不断下滑。陈丹青先生在谈起这个问题时用的是工具理性批判的思路,而我更同意李零先生的看法,那就是量化管理把高校变成了养鸡场。在这个鸡场里,老师根本没有心思好好做学问,好好带学生,光忙着生蛋了。  凤凰周刊:养鸡场?  易中天:对啊。就是规定从讲师变成副教授,你要生多少个蛋;从副教授升成教授,又要生多少个蛋。还规定这几个蛋要生在什么地方,比如权威刊物、核心刊物什么的。天天都在那儿数蛋,就在最近,又突然对你说:哎,你得生些“创新型”的蛋!我的回答是,滚你妈的蛋!  凤凰周刊:哈哈,那在您看来该怎么样呢?  易中天:有蛋则生,无蛋则养。孟尝君还养士三千呢。  凤凰周刊:但问题是,从助教、讲师,到副教授、教授,总是需要一个评定、审核的机制,不用量化,用什么?校长一声令下么?那也会有腐败问题呀。  易中天:这个问题,我还真的好好想过。要想评出真教授,而不是“真的假教授”,首先要相信评审人的学术良心和学术眼光;其次,评审人与申请人应有一定距离;第三,就是要有一整套科学合理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简单地说,是“一本书主义”。  凤凰周刊:听您的意思,这方案您已经想得很明白了,愿闻其详。  易中天:首先,要评选教授的人得提交自己的代表作。代表作最好规定为一件,至多三件。现在学风之所以糜烂,就因为太讲数量。别人的成果车载斗量,自己的材料薄如蝉翼,就觉得脸上无光,也有风险,只好利用电脑拷贝拼贴,滥竽充数。这是学术界“非典型腐败”病源之一。如果规定代表作之外的成果均不算数,此风立刹。  到具体评定那天,申请人作一次学术演讲,内容规定为代表作中最有创见的精华部分。演讲之后进行答辩。答辩委员会由听过演讲的本系或本专业全体教授、外校同行和本校非同行若干人组成。在答辩之后,即行投票,投票结果即为终审。校职称评审委员会不再投票,只受理举报和申诉,也只有在发现上述过程中有不正之风和程序错误时才能行使否决权。  这一方案有四大特点。第一,“以代表作代硬指标”,将促使所有教师在学术质量上下工夫。第二,“以答辩代武断”,给了申请人申辩的机会,职称的晋升也不再操纵在少数人手里。第三,“以学术代行政”,答辩委员会主席权力最小(不能提问)风险最大(唯一公开投票者),玩弄权术者无用武之地。第四,“以公开代暗箱”,几乎全过程都在众目睽睽之中公开进行,因为谁都知道,越神秘,越腐败;越公开,越公正。  凤凰周刊:您有没有向教育部提交这一方案?  易中天:为什么要向教育部提交?在我看来,教育部最好什么都别管,学学“无为而治”,好好领会“不折腾”的精神。大学的事情就该让校长管。像武汉大
  凤凰周刊:您的学术兴趣很广博,但您总有个理论的基石吧?究竟是哪种世界观,哪种方法论给您的学术研究乃至日常生活打底?
  易中天:主要有三方面。一是马恩,一是鲁迅,一是胡适。对不起,都很不时尚哦!马克思、恩格斯对我的影响主要在方法论上。要知道,我可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曾经把《1844年手稿》从头到尾抄了一遍!而鲁迅先生对我的影响,主要是对国民性的批判上。我对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真是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细心人应该可以从我的《品三国》中读出来。至于胡适,我非常欣赏他对于理想与现实关系的处理,这话只能说到这儿了。
  凤凰周刊:看来无论是世界观还是学术观,您都挺“杂”的。您是不是觉得“杂”的视野有利于做学问?  易中天访谈  □ 记者 吴海云  央视《百家讲坛》已经不似当初的红火,然而易中天在大陆仍保持着超高的人气。无论是公共讲座还是签名售书,只要有他,前来捧场的人永远满坑满谷。  生活中的易中天,比电视上少一分“文气”,而要多好几分的邪气、匪气和霸气。这个湖南人,会一边听你的问题一边贼贼地笑,然后冷不丁问你一句:“可以骂教育部么?”整个访谈过程,他几乎没有什么回答是“一本正经”的。  易中天这样说自己:我就是一个流寇!  学术要讨论“真问题”  凤凰周刊:我知道,您的人生经历很复杂,出生在湖南,在新疆当过知青,在武汉大学呆了很多年,后来又到厦门,现在常住上海。这是不是您自称“流寇”的原因?  易中天:这只是一部分。我做学问也是出了名的“流寇”。比方说,我在《百家讲坛》讲三国、讲诸子,就有人跳起来说,你一个学中文的,怎么可以讲历史、讲哲学?这不是“走穴”吗?然后马上扣一顶大帽子:腐败!他们不知道,我这个“腐败”从读研的时候就开始了!我硕士论文做的是《论〈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答辩的时候,我们系专门找了个哲学系的教授。从那时起,我做的始终是跨学科研究。  凤凰周刊:您的学术兴趣很广博,但您总有个理论的基石吧?究竟是哪种世界观,哪种方法论给您的学术研究乃至日常生活打底?  易中天:主要有三方面。一是马恩,一是鲁迅,一是胡适。对不起,都很不时尚哦!马克思、恩格斯对我的影响主要在方法论上。要知道,我可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曾经把《1844年手稿》从头到尾抄了一遍!而鲁迅先生对我的影响,主要是对国民性的批判上。我对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真是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细心人应该可以从我的《品三国》中读出来。至于胡适,我非常欣赏他对于理想与现实关系的处理,这话只能说到这儿了。  凤凰周刊:看来无论是世界观还是学术观,您都挺“杂”的。您是不是觉得“杂”的视野有利于做学问?  易中天:哪里!这纯属流寇的特点。我只希望人们有足够的宽容,不要动不动喊我“腐败”就行咯。话说回来,如果做学问的人都不能搞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哪来的学术繁荣?不过,现在的学术界似乎更喜欢“自娱自乐”。自说自话,没有风险,没有麻烦(至少不怕得罪人),还职称照评、学官照当,何乐不为?学术繁荣嘛,管他呢!  凤凰周刊:在您看来,中国历史上学术最繁荣的时代是哪一段?  易中天:那当然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时期了。我还认真地思考过原因,发现学术繁荣至少要满足三个条件:自由的空间、宽容的精神和真诚的愿望。  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会出现百家争鸣?因为当时的士人很自由,当局也很宽容。士人,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吧,周游列国,朝秦暮楚,今天跑到这个国家,明天跑到那个国家,反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各国的君主、诸侯、大夫,也很大度。没有谁搞“思想言论罪”,更没有谁一言不合,就拎起刀来杀人。他们顶多也就是不听你的,然后客客气气把你打发走,打发得不客气、不体面,还要挨骂。这才出现了百家争鸣,才涌现了那么多伟大的思想家,春秋战国也才成为我们民族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  因此,我非常希望知识界,也包括广大民众,当你听到不同观点的时候,第一不要骂人;第二不要在对方的动机上做道德文章;第三换位思维,想一想对方有没有对方的道理。  另外,我们还要有真诚的愿望。我们讨论的,应该是“真问题”,不是“伪问题”。争论“伪问题”,那不叫“争鸣”,叫“扯淡”。即便扯得人模狗样,引文、注释、关键词一应俱全,也是“认真的扯淡”。现在我们的学术界,诸如此类的玩意很是不少,有的还能申请“国家级课题”,真让我这样“不想当将军”的“厨子”望洋兴叹,自愧不如。  莫让高校成养鸡场  
  易中天:哪里!这纯属流寇的特点。我只希望人们有足够的宽容,不要动不动喊我“腐败”就行咯。话说回来,如果做学问的人都不能搞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哪来的学术繁荣?不过,现在的学术界似乎更喜欢“自娱自乐”。自说自话,没有风险,没有麻烦(至少不怕得罪人),还职称照评、学官照当,何乐不为?学术繁荣嘛,管他呢!
  凤凰周刊:在您看来,中国历史上学术最繁荣的时代是哪一段?
  易中天:那当然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时期了。我还认真地思考过原因,发现学术繁荣至少要满足三个条件:自由的空间、宽容的精神和真诚的愿望。凤凰周刊:听起来,您对现在国内学术圈的气氛很不满啊!  易中天:太差了!我就举一个例子。现在学术界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学者之间由于学术观点不同,发展为人身攻击,发展为两边的学生分成两个阵营,然后互相整对方的学生,比如说你的学生来我这里答辩,我就不让你过。  因为看不下去这种现象,我和厦门大学的杨春时教授曾经搞过一个教学实验,就是在课堂上,我们两个人针对实践性美学这个问题进行辩论,争得很厉害,让研究生们在一旁听。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们明白,我们俩虽然学术观点不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成为好朋友。  凤凰周刊:这个教学实验的效果如何?  易中天:没坚持多久,哈哈,主要是因为我们发现学生们听不懂我们在吵什么。  凤凰周刊:好像您对现在的学生也不太满意。  易中天:他们确实不行嘛!现在一些小愤青成天说我学术功底不行,我看他们才不行。不过话说回来,错不在他们,而在于现在的高校教育。在我看来,自从教育部对高校进行所谓的教学改革,也就是采取量化管理之后,中国大学的学术氛围和教学质量就不断下滑。陈丹青先生在谈起这个问题时用的是工具理性批判的思路,而我更同意李零先生的看法,那就是量化管理把高校变成了养鸡场。在这个鸡场里,老师根本没有心思好好做学问,好好带学生,光忙着生蛋了。  凤凰周刊:养鸡场?  易中天:对啊。就是规定从讲师变成副教授,你要生多少个蛋;从副教授升成教授,又要生多少个蛋。还规定这几个蛋要生在什么地方,比如权威刊物、核心刊物什么的。天天都在那儿数蛋,就在最近,又突然对你说:哎,你得生些“创新型”的蛋!我的回答是,滚你妈的蛋!  凤凰周刊:哈哈,那在您看来该怎么样呢?  易中天:有蛋则生,无蛋则养。孟尝君还养士三千呢。  凤凰周刊:但问题是,从助教、讲师,到副教授、教授,总是需要一个评定、审核的机制,不用量化,用什么?校长一声令下么?那也会有腐败问题呀。  易中天:这个问题,我还真的好好想过。要想评出真教授,而不是“真的假教授”,首先要相信评审人的学术良心和学术眼光;其次,评审人与申请人应有一定距离;第三,就是要有一整套科学合理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简单地说,是“一本书主义”。  凤凰周刊:听您的意思,这方案您已经想得很明白了,愿闻其详。  易中天:首先,要评选教授的人得提交自己的代表作。代表作最好规定为一件,至多三件。现在学风之所以糜烂,就因为太讲数量。别人的成果车载斗量,自己的材料薄如蝉翼,就觉得脸上无光,也有风险,只好利用电脑拷贝拼贴,滥竽充数。这是学术界“非典型腐败”病源之一。如果规定代表作之外的成果均不算数,此风立刹。  到具体评定那天,申请人作一次学术演讲,内容规定为代表作中最有创见的精华部分。演讲之后进行答辩。答辩委员会由听过演讲的本系或本专业全体教授、外校同行和本校非同行若干人组成。在答辩之后,即行投票,投票结果即为终审。校职称评审委员会不再投票,只受理举报和申诉,也只有在发现上述过程中有不正之风和程序错误时才能行使否决权。  这一方案有四大特点。第一,“以代表作代硬指标”,将促使所有教师在学术质量上下工夫。第二,“以答辩代武断”,给了申请人申辩的机会,职称的晋升也不再操纵在少数人手里。第三,“以学术代行政”,答辩委员会主席权力最小(不能提问)风险最大(唯一公开投票者),玩弄权术者无用武之地。第四,“以公开代暗箱”,几乎全过程都在众目睽睽之中公开进行,因为谁都知道,越神秘,越腐败;越公开,越公正。  凤凰周刊:您有没有向教育部提交这一方案?  易中天:为什么要向教育部提交?在我看来,教育部最好什么都别管,学学“无为而治”,好好领会“不折腾”的精神。大学的事情就该让校长管。像武汉大
  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会出现百家争鸣?因为当时的士人很自由,当局也很宽容。士人,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吧,周游列国,朝秦暮楚,今天跑到这个国家,明天跑到那个国家,反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各国的君主、诸侯、大夫,也很大度。没有谁搞“思想言论罪”,更没有谁一言不合,就拎起刀来杀人。他们顶多也就是不听你的,然后客客气气把你打发走,打发得不客气、不体面,还要挨骂。这才出现了百家争鸣,才涌现了那么多伟大的思想家,春秋战国也才成为我们民族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
  因此,我非常希望知识界,也包括广大民众,当你听到不同观点的时候,第一不要骂人;第二不要在对方的动机上做道德文章;第三换位思维,想一想对方有没有对方的道理。
  另外,我们还要有真诚的愿望。我们讨论的,应该是“真问题”,不是“伪问题”。争论“伪问题”,那不叫“争鸣”,叫“扯淡”。即便扯得人模狗样,引文、注释、关键词一应俱全,也是“认真的扯淡”。现在我们的学术界,诸如此类的玩意很是不少,有的还能申请“国家级课题”,真让我这样“不想当将军”的“厨子”望洋兴叹,自愧不如。  易中天访谈  □ 记者 吴海云  央视《百家讲坛》已经不似当初的红火,然而易中天在大陆仍保持着超高的人气。无论是公共讲座还是签名售书,只要有他,前来捧场的人永远满坑满谷。  生活中的易中天,比电视上少一分“文气”,而要多好几分的邪气、匪气和霸气。这个湖南人,会一边听你的问题一边贼贼地笑,然后冷不丁问你一句:“可以骂教育部么?”整个访谈过程,他几乎没有什么回答是“一本正经”的。  易中天这样说自己:我就是一个流寇!  学术要讨论“真问题”  凤凰周刊:我知道,您的人生经历很复杂,出生在湖南,在新疆当过知青,在武汉大学呆了很多年,后来又到厦门,现在常住上海。这是不是您自称“流寇”的原因?  易中天:这只是一部分。我做学问也是出了名的“流寇”。比方说,我在《百家讲坛》讲三国、讲诸子,就有人跳起来说,你一个学中文的,怎么可以讲历史、讲哲学?这不是“走穴”吗?然后马上扣一顶大帽子:腐败!他们不知道,我这个“腐败”从读研的时候就开始了!我硕士论文做的是《论〈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答辩的时候,我们系专门找了个哲学系的教授。从那时起,我做的始终是跨学科研究。  凤凰周刊:您的学术兴趣很广博,但您总有个理论的基石吧?究竟是哪种世界观,哪种方法论给您的学术研究乃至日常生活打底?  易中天:主要有三方面。一是马恩,一是鲁迅,一是胡适。对不起,都很不时尚哦!马克思、恩格斯对我的影响主要在方法论上。要知道,我可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曾经把《1844年手稿》从头到尾抄了一遍!而鲁迅先生对我的影响,主要是对国民性的批判上。我对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真是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细心人应该可以从我的《品三国》中读出来。至于胡适,我非常欣赏他对于理想与现实关系的处理,这话只能说到这儿了。  凤凰周刊:看来无论是世界观还是学术观,您都挺“杂”的。您是不是觉得“杂”的视野有利于做学问?  易中天:哪里!这纯属流寇的特点。我只希望人们有足够的宽容,不要动不动喊我“腐败”就行咯。话说回来,如果做学问的人都不能搞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哪来的学术繁荣?不过,现在的学术界似乎更喜欢“自娱自乐”。自说自话,没有风险,没有麻烦(至少不怕得罪人),还职称照评、学官照当,何乐不为?学术繁荣嘛,管他呢!  凤凰周刊:在您看来,中国历史上学术最繁荣的时代是哪一段?  易中天:那当然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时期了。我还认真地思考过原因,发现学术繁荣至少要满足三个条件:自由的空间、宽容的精神和真诚的愿望。  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会出现百家争鸣?因为当时的士人很自由,当局也很宽容。士人,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吧,周游列国,朝秦暮楚,今天跑到这个国家,明天跑到那个国家,反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各国的君主、诸侯、大夫,也很大度。没有谁搞“思想言论罪”,更没有谁一言不合,就拎起刀来杀人。他们顶多也就是不听你的,然后客客气气把你打发走,打发得不客气、不体面,还要挨骂。这才出现了百家争鸣,才涌现了那么多伟大的思想家,春秋战国也才成为我们民族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  因此,我非常希望知识界,也包括广大民众,当你听到不同观点的时候,第一不要骂人;第二不要在对方的动机上做道德文章;第三换位思维,想一想对方有没有对方的道理。  另外,我们还要有真诚的愿望。我们讨论的,应该是“真问题”,不是“伪问题”。争论“伪问题”,那不叫“争鸣”,叫“扯淡”。即便扯得人模狗样,引文、注释、关键词一应俱全,也是“认真的扯淡”。现在我们的学术界,诸如此类的玩意很是不少,有的还能申请“国家级课题”,真让我这样“不想当将军”的“厨子”望洋兴叹,自愧不如。  莫让高校成养鸡场  
  莫让高校成养鸡场
  凤凰周刊:听起来,您对现在国内学术圈的气氛很不满啊!
  易中天:太差了!我就举一个例子。现在学术界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学者之间由于学术观点不同,发展为人身攻击,发展为两边的学生分成两个阵营,然后互相整对方的学生,比如说你的学生来我这里答辩,我就不让你过。
  因为看不下去这种现象,我和厦门大学的杨春时教授曾经搞过一个教学实验,就是在课堂上,我们两个人针对实践性美学这个问题进行辩论,争得很厉害,让研究生们在一旁听。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们明白,我们俩虽然学术观点不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成为好朋友。
  凤凰周刊:这个教学实验的效果如何?
  易中天:没坚持多久,哈哈,主要是因为我们发现学生们听不懂我们在吵什么。
  凤凰周刊:好像您对现在的学生也不太满意。
  易中天:他们确实不行嘛!现在一些小愤青成天说我学术功底不行,我看他们才不行。不过话说回来,错不在他们,而在于现在的高校教育。在我看来,自从教育部对高校进行所谓的教学改革,也就是采取量化管理之后,中国大学的学术氛围和教学质量就不断下滑。陈丹青先生在谈起这个问题时用的是工具理性批判的思路,而我更同意李零先生的看法,那就是量化管理把高校变成了养鸡场。在这个鸡场里,老师根本没有心思好好做学问,好好带学生,光忙着生蛋了。凤凰周刊:听起来,您对现在国内学术圈的气氛很不满啊!  易中天:太差了!我就举一个例子。现在学术界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学者之间由于学术观点不同,发展为人身攻击,发展为两边的学生分成两个阵营,然后互相整对方的学生,比如说你的学生来我这里答辩,我就不让你过。  因为看不下去这种现象,我和厦门大学的杨春时教授曾经搞过一个教学实验,就是在课堂上,我们两个人针对实践性美学这个问题进行辩论,争得很厉害,让研究生们在一旁听。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们明白,我们俩虽然学术观点不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成为好朋友。  凤凰周刊:这个教学实验的效果如何?  易中天:没坚持多久,哈哈,主要是因为我们发现学生们听不懂我们在吵什么。  凤凰周刊:好像您对现在的学生也不太满意。  易中天:他们确实不行嘛!现在一些小愤青成天说我学术功底不行,我看他们才不行。不过话说回来,错不在他们,而在于现在的高校教育。在我看来,自从教育部对高校进行所谓的教学改革,也就是采取量化管理之后,中国大学的学术氛围和教学质量就不断下滑。陈丹青先生在谈起这个问题时用的是工具理性批判的思路,而我更同意李零先生的看法,那就是量化管理把高校变成了养鸡场。在这个鸡场里,老师根本没有心思好好做学问,好好带学生,光忙着生蛋了。  凤凰周刊:养鸡场?  易中天:对啊。就是规定从讲师变成副教授,你要生多少个蛋;从副教授升成教授,又要生多少个蛋。还规定这几个蛋要生在什么地方,比如权威刊物、核心刊物什么的。天天都在那儿数蛋,就在最近,又突然对你说:哎,你得生些“创新型”的蛋!我的回答是,滚你妈的蛋!  凤凰周刊:哈哈,那在您看来该怎么样呢?  易中天:有蛋则生,无蛋则养。孟尝君还养士三千呢。  凤凰周刊:但问题是,从助教、讲师,到副教授、教授,总是需要一个评定、审核的机制,不用量化,用什么?校长一声令下么?那也会有腐败问题呀。  易中天:这个问题,我还真的好好想过。要想评出真教授,而不是“真的假教授”,首先要相信评审人的学术良心和学术眼光;其次,评审人与申请人应有一定距离;第三,就是要有一整套科学合理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简单地说,是“一本书主义”。  凤凰周刊:听您的意思,这方案您已经想得很明白了,愿闻其详。  易中天:首先,要评选教授的人得提交自己的代表作。代表作最好规定为一件,至多三件。现在学风之所以糜烂,就因为太讲数量。别人的成果车载斗量,自己的材料薄如蝉翼,就觉得脸上无光,也有风险,只好利用电脑拷贝拼贴,滥竽充数。这是学术界“非典型腐败”病源之一。如果规定代表作之外的成果均不算数,此风立刹。  到具体评定那天,申请人作一次学术演讲,内容规定为代表作中最有创见的精华部分。演讲之后进行答辩。答辩委员会由听过演讲的本系或本专业全体教授、外校同行和本校非同行若干人组成。在答辩之后,即行投票,投票结果即为终审。校职称评审委员会不再投票,只受理举报和申诉,也只有在发现上述过程中有不正之风和程序错误时才能行使否决权。  这一方案有四大特点。第一,“以代表作代硬指标”,将促使所有教师在学术质量上下工夫。第二,“以答辩代武断”,给了申请人申辩的机会,职称的晋升也不再操纵在少数人手里。第三,“以学术代行政”,答辩委员会主席权力最小(不能提问)风险最大(唯一公开投票者),玩弄权术者无用武之地。第四,“以公开代暗箱”,几乎全过程都在众目睽睽之中公开进行,因为谁都知道,越神秘,越腐败;越公开,越公正。  凤凰周刊:您有没有向教育部提交这一方案?  易中天:为什么要向教育部提交?在我看来,教育部最好什么都别管,学学“无为而治”,好好领会“不折腾”的精神。大学的事情就该让校长管。像武汉大
  凤凰周刊:养鸡场?
  易中天:对啊。就是规定从讲师变成副教授,你要生多少个蛋;从副教授升成教授,又要生多少个蛋。还规定这几个蛋要生在什么地方,比如权威刊物、核心刊物什么的。天天都在那儿数蛋,就在最近,又突然对你说:哎,你得生些“创新型”的蛋!我的回答是,滚你妈的蛋!
  凤凰周刊:哈哈,那在您看来该怎么样呢?
  易中天:有蛋则生,无蛋则养。孟尝君还养士三千呢。
  凤凰周刊:但问题是,从助教、讲师,到副教授、教授,总是需要一个评定、审核的机制,不用量化,用什么?校长一声令下么?那也会有腐败问题呀。
  易中天:这个问题,我还真的好好想过。要想评出真教授,而不是“真的假教授”,首先要相信评审人的学术良心和学术眼光;其次,评审人与申请人应有一定距离;第三,就是要有一整套科学合理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简单地说,是“一本书主义”。凤凰周刊:听起来,您对现在国内学术圈的气氛很不满啊!  易中天:太差了!我就举一个例子。现在学术界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学者之间由于学术观点不同,发展为人身攻击,发展为两边的学生分成两个阵营,然后互相整对方的学生,比如说你的学生来我这里答辩,我就不让你过。  因为看不下去这种现象,我和厦门大学的杨春时教授曾经搞过一个教学实验,就是在课堂上,我们两个人针对实践性美学这个问题进行辩论,争得很厉害,让研究生们在一旁听。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们明白,我们俩虽然学术观点不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成为好朋友。  凤凰周刊:这个教学实验的效果如何?  易中天:没坚持多久,哈哈,主要是因为我们发现学生们听不懂我们在吵什么。  凤凰周刊:好像您对现在的学生也不太满意。  易中天:他们确实不行嘛!现在一些小愤青成天说我学术功底不行,我看他们才不行。不过话说回来,错不在他们,而在于现在的高校教育。在我看来,自从教育部对高校进行所谓的教学改革,也就是采取量化管理之后,中国大学的学术氛围和教学质量就不断下滑。陈丹青先生在谈起这个问题时用的是工具理性批判的思路,而我更同意李零先生的看法,那就是量化管理把高校变成了养鸡场。在这个鸡场里,老师根本没有心思好好做学问,好好带学生,光忙着生蛋了。  凤凰周刊:养鸡场?  易中天:对啊。就是规定从讲师变成副教授,你要生多少个蛋;从副教授升成教授,又要生多少个蛋。还规定这几个蛋要生在什么地方,比如权威刊物、核心刊物什么的。天天都在那儿数蛋,就在最近,又突然对你说:哎,你得生些“创新型”的蛋!我的回答是,滚你妈的蛋!  凤凰周刊:哈哈,那在您看来该怎么样呢?  易中天:有蛋则生,无蛋则养。孟尝君还养士三千呢。  凤凰周刊:但问题是,从助教、讲师,到副教授、教授,总是需要一个评定、审核的机制,不用量化,用什么?校长一声令下么?那也会有腐败问题呀。  易中天:这个问题,我还真的好好想过。要想评出真教授,而不是“真的假教授”,首先要相信评审人的学术良心和学术眼光;其次,评审人与申请人应有一定距离;第三,就是要有一整套科学合理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简单地说,是“一本书主义”。  凤凰周刊:听您的意思,这方案您已经想得很明白了,愿闻其详。  易中天:首先,要评选教授的人得提交自己的代表作。代表作最好规定为一件,至多三件。现在学风之所以糜烂,就因为太讲数量。别人的成果车载斗量,自己的材料薄如蝉翼,就觉得脸上无光,也有风险,只好利用电脑拷贝拼贴,滥竽充数。这是学术界“非典型腐败”病源之一。如果规定代表作之外的成果均不算数,此风立刹。  到具体评定那天,申请人作一次学术演讲,内容规定为代表作中最有创见的精华部分。演讲之后进行答辩。答辩委员会由听过演讲的本系或本专业全体教授、外校同行和本校非同行若干人组成。在答辩之后,即行投票,投票结果即为终审。校职称评审委员会不再投票,只受理举报和申诉,也只有在发现上述过程中有不正之风和程序错误时才能行使否决权。  这一方案有四大特点。第一,“以代表作代硬指标”,将促使所有教师在学术质量上下工夫。第二,“以答辩代武断”,给了申请人申辩的机会,职称的晋升也不再操纵在少数人手里。第三,“以学术代行政”,答辩委员会主席权力最小(不能提问)风险最大(唯一公开投票者),玩弄权术者无用武之地。第四,“以公开代暗箱”,几乎全过程都在众目睽睽之中公开进行,因为谁都知道,越神秘,越腐败;越公开,越公正。  凤凰周刊:您有没有向教育部提交这一方案?  易中天:为什么要向教育部提交?在我看来,教育部最好什么都别管,学学“无为而治”,好好领会“不折腾”的精神。大学的事情就该让校长管。像武汉大
  凤凰周刊:听您的意思,这方案您已经想得很明白了,愿闻其详。
  易中天:首先,要评选教授的人得提交自己的代表作。代表作最好规定为一件,至多三件。现在学风之所以糜烂,就因为太讲数量。别人的成果车载斗量,自己的材料薄如蝉翼,就觉得脸上无光,也有风险,只好利用电脑拷贝拼贴,滥竽充数。这是学术界“非典型腐败”病源之一。如果规定代表作之外的成果均不算数,此风立刹。
  到具体评定那天,申请人作一次学术演讲,内容规定为代表作中最有创见的精华部分。演讲之后进行答辩。答辩委员会由听过演讲的本系或本专业全体教授、外校同行和本校非同行若干人组成。在答辩之后,即行投票,投票结果即为终审。校职称评审委员会不再投票,只受理举报和申诉,也只有在发现上述过程中有不正之风和程序错误时才能行使否决权。凤凰周刊:听起来,您对现在国内学术圈的气氛很不满啊!  易中天:太差了!我就举一个例子。现在学术界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学者之间由于学术观点不同,发展为人身攻击,发展为两边的学生分成两个阵营,然后互相整对方的学生,比如说你的学生来我这里答辩,我就不让你过。  因为看不下去这种现象,我和厦门大学的杨春时教授曾经搞过一个教学实验,就是在课堂上,我们两个人针对实践性美学这个问题进行辩论,争得很厉害,让研究生们在一旁听。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们明白,我们俩虽然学术观点不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成为好朋友。  凤凰周刊:这个教学实验的效果如何?  易中天:没坚持多久,哈哈,主要是因为我们发现学生们听不懂我们在吵什么。  凤凰周刊:好像您对现在的学生也不太满意。  易中天:他们确实不行嘛!现在一些小愤青成天说我学术功底不行,我看他们才不行。不过话说回来,错不在他们,而在于现在的高校教育。在我看来,自从教育部对高校进行所谓的教学改革,也就是采取量化管理之后,中国大学的学术氛围和教学质量就不断下滑。陈丹青先生在谈起这个问题时用的是工具理性批判的思路,而我更同意李零先生的看法,那就是量化管理把高校变成了养鸡场。在这个鸡场里,老师根本没有心思好好做学问,好好带学生,光忙着生蛋了。  凤凰周刊:养鸡场?  易中天:对啊。就是规定从讲师变成副教授,你要生多少个蛋;从副教授升成教授,又要生多少个蛋。还规定这几个蛋要生在什么地方,比如权威刊物、核心刊物什么的。天天都在那儿数蛋,就在最近,又突然对你说:哎,你得生些“创新型”的蛋!我的回答是,滚你妈的蛋!  凤凰周刊:哈哈,那在您看来该怎么样呢?  易中天:有蛋则生,无蛋则养。孟尝君还养士三千呢。  凤凰周刊:但问题是,从助教、讲师,到副教授、教授,总是需要一个评定、审核的机制,不用量化,用什么?校长一声令下么?那也会有腐败问题呀。  易中天:这个问题,我还真的好好想过。要想评出真教授,而不是“真的假教授”,首先要相信评审人的学术良心和学术眼光;其次,评审人与申请人应有一定距离;第三,就是要有一整套科学合理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简单地说,是“一本书主义”。  凤凰周刊:听您的意思,这方案您已经想得很明白了,愿闻其详。  易中天:首先,要评选教授的人得提交自己的代表作。代表作最好规定为一件,至多三件。现在学风之所以糜烂,就因为太讲数量。别人的成果车载斗量,自己的材料薄如蝉翼,就觉得脸上无光,也有风险,只好利用电脑拷贝拼贴,滥竽充数。这是学术界“非典型腐败”病源之一。如果规定代表作之外的成果均不算数,此风立刹。  到具体评定那天,申请人作一次学术演讲,内容规定为代表作中最有创见的精华部分。演讲之后进行答辩。答辩委员会由听过演讲的本系或本专业全体教授、外校同行和本校非同行若干人组成。在答辩之后,即行投票,投票结果即为终审。校职称评审委员会不再投票,只受理举报和申诉,也只有在发现上述过程中有不正之风和程序错误时才能行使否决权。  这一方案有四大特点。第一,“以代表作代硬指标”,将促使所有教师在学术质量上下工夫。第二,“以答辩代武断”,给了申请人申辩的机会,职称的晋升也不再操纵在少数人手里。第三,“以学术代行政”,答辩委员会主席权力最小(不能提问)风险最大(唯一公开投票者),玩弄权术者无用武之地。第四,“以公开代暗箱”,几乎全过程都在众目睽睽之中公开进行,因为谁都知道,越神秘,越腐败;越公开,越公正。  凤凰周刊:您有没有向教育部提交这一方案?  易中天:为什么要向教育部提交?在我看来,教育部最好什么都别管,学学“无为而治”,好好领会“不折腾”的精神。大学的事情就该让校长管。像武汉大
  这一方案有四大特点。第一,“以代表作代硬指标”,将促使所有教师在学术质量上下工夫。第二,“以答辩代武断”,给了申请人申辩的机会,职称的晋升也不再操纵在少数人手里。第三,“以学术代行政”,答辩委员会主席权力最小(不能提问)风险最大(唯一公开投票者),玩弄权术者无用武之地。第四,“以公开代暗箱”,几乎全过程都在众目睽睽之中公开进行,因为谁都知道,越神秘,越腐败;越公开,越公正。
  凤凰周刊:您有没有向教育部提交这一方案?
  易中天:为什么要向教育部提交?在我看来,教育部最好什么都别管,学学“无为而治”,好好领会“不折腾”的精神。大学的事情就该让校长管。像武汉大学的刘道玉、南京大学的曲钦岳,都是我最欣赏的、深深敬佩的校长。学的刘道玉、南京大学的曲钦岳,都是我最欣赏的、深深敬佩的校长。  没必要“整体性地”走出书斋  凤凰周刊:话说回来,您现在已经不用受“养鸡场”那份气了。大众媒体让您成了文化名人,并且——我猜想——改变了您的人生。对于当代的中国学者来说,没有什么媒介比电视更能帮助他们学术思想理论的传播了。  易中天:你说得一点不错。所谓“媒体”,也就是媒介、载体的意思,相当于交通工具。对待交通工具应该是什么态度呢?也就是“利用”吧!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自己走,但肯定快不了,也远不了。要想又快又远,就得坐飞机。不过坐飞机可能会失事,肯定比自己走路风险大。可惜,我还很少听说为了保险,不坐火车或者飞机,自己从厦门走到北京的。电视,就是媒体当中的飞机。它的好处,是传播迅速,面也广,坏处是会放大你的缺点。问题是,你既然选择了这种传播方式、传播手段和传播媒介,你就得连同它的坏处一并接受过来,不能得了便宜还卖乖。  凤凰周刊:那您建议中国知识分子整体性地走上屏幕,跟您抢饭碗么?  易中天:说实话,我不赞成。“整体性地”走出书斋,走向大众,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干嘛倾巢而出呢?总得有人看家吧?再说了,统统出走,走得出去吗?你以为走出书斋、走向大众就容易呀?实话实说,难得很!首先,你要豁得出去,比方说,不怕别人说你“不务正业”,不在乎丛林中的暗箭难防,舍得掉体制内的种种好处;其次,还得能让大众接受。别以为你是什么牛逼哄哄的“大学者”、“大人物”,肯“放下架子”走向大众,大众就会感恩戴德夹道欢迎。没有的事!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谁也不在乎谁,人家凭什么呀?你得让他们发自内心地喜欢才行。由此可见,走出书斋要有胆,走向大众要有才。这两条,我看十有八九做不到。所以我的意见是十之八九留在书斋,百分之五走向大众,还有百分之五不妨观望游移。依我看,那百分之五能够不受干扰地走到底,就阿弥陀佛了。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11期 总第324期
  没必要“整体性地”走出书斋
  凤凰周刊:话说回来,您现在已经不用受“养鸡场”那份气了。大众媒体让您成了文化名人,并且——我猜想——改变了您的人生。对于当代的中国学者来说,没有什么媒介比电视更能帮助他们学术思想理论的传播了。
  易中天:你说得一点不错。所谓“媒体”,也就是媒介、载体的意思,相当于交通工具。对待交通工具应该是什么态度呢?也就是“利用”吧!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自己走,但肯定快不了,也远不了。要想又快又远,就得坐飞机。不过坐飞机可能会失事,肯定比自己走路风险大。可惜,我还很少听说为了保险,不坐火车或者飞机,自己从厦门走到北京的。电视,就是媒体当中的飞机。它的好处,是传播迅速,面也广,坏处是会放大你的缺点。问题是,你既然选择了这种传播方式、传播手段和传播媒介,你就得连同它的坏处一并接受过来,不能得了便宜还卖乖。凤凰周刊:听起来,您对现在国内学术圈的气氛很不满啊!  易中天:太差了!我就举一个例子。现在学术界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学者之间由于学术观点不同,发展为人身攻击,发展为两边的学生分成两个阵营,然后互相整对方的学生,比如说你的学生来我这里答辩,我就不让你过。  因为看不下去这种现象,我和厦门大学的杨春时教授曾经搞过一个教学实验,就是在课堂上,我们两个人针对实践性美学这个问题进行辩论,争得很厉害,让研究生们在一旁听。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们明白,我们俩虽然学术观点不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成为好朋友。  凤凰周刊:这个教学实验的效果如何?  易中天:没坚持多久,哈哈,主要是因为我们发现学生们听不懂我们在吵什么。  凤凰周刊:好像您对现在的学生也不太满意。  易中天:他们确实不行嘛!现在一些小愤青成天说我学术功底不行,我看他们才不行。不过话说回来,错不在他们,而在于现在的高校教育。在我看来,自从教育部对高校进行所谓的教学改革,也就是采取量化管理之后,中国大学的学术氛围和教学质量就不断下滑。陈丹青先生在谈起这个问题时用的是工具理性批判的思路,而我更同意李零先生的看法,那就是量化管理把高校变成了养鸡场。在这个鸡场里,老师根本没有心思好好做学问,好好带学生,光忙着生蛋了。  凤凰周刊:养鸡场?  易中天:对啊。就是规定从讲师变成副教授,你要生多少个蛋;从副教授升成教授,又要生多少个蛋。还规定这几个蛋要生在什么地方,比如权威刊物、核心刊物什么的。天天都在那儿数蛋,就在最近,又突然对你说:哎,你得生些“创新型”的蛋!我的回答是,滚你妈的蛋!  凤凰周刊:哈哈,那在您看来该怎么样呢?  易中天:有蛋则生,无蛋则养。孟尝君还养士三千呢。  凤凰周刊:但问题是,从助教、讲师,到副教授、教授,总是需要一个评定、审核的机制,不用量化,用什么?校长一声令下么?那也会有腐败问题呀。  易中天:这个问题,我还真的好好想过。要想评出真教授,而不是“真的假教授”,首先要相信评审人的学术良心和学术眼光;其次,评审人与申请人应有一定距离;第三,就是要有一整套科学合理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简单地说,是“一本书主义”。  凤凰周刊:听您的意思,这方案您已经想得很明白了,愿闻其详。  易中天:首先,要评选教授的人得提交自己的代表作。代表作最好规定为一件,至多三件。现在学风之所以糜烂,就因为太讲数量。别人的成果车载斗量,自己的材料薄如蝉翼,就觉得脸上无光,也有风险,只好利用电脑拷贝拼贴,滥竽充数。这是学术界“非典型腐败”病源之一。如果规定代表作之外的成果均不算数,此风立刹。  到具体评定那天,申请人作一次学术演讲,内容规定为代表作中最有创见的精华部分。演讲之后进行答辩。答辩委员会由听过演讲的本系或本专业全体教授、外校同行和本校非同行若干人组成。在答辩之后,即行投票,投票结果即为终审。校职称评审委员会不再投票,只受理举报和申诉,也只有在发现上述过程中有不正之风和程序错误时才能行使否决权。  这一方案有四大特点。第一,“以代表作代硬指标”,将促使所有教师在学术质量上下工夫。第二,“以答辩代武断”,给了申请人申辩的机会,职称的晋升也不再操纵在少数人手里。第三,“以学术代行政”,答辩委员会主席权力最小(不能提问)风险最大(唯一公开投票者),玩弄权术者无用武之地。第四,“以公开代暗箱”,几乎全过程都在众目睽睽之中公开进行,因为谁都知道,越神秘,越腐败;越公开,越公正。  凤凰周刊:您有没有向教育部提交这一方案?  易中天:为什么要向教育部提交?在我看来,教育部最好什么都别管,学学“无为而治”,好好领会“不折腾”的精神。大学的事情就该让校长管。像武汉大
  凤凰周刊:那您建议中国知识分子整体性地走上屏幕,跟您抢饭碗么?
  易中天:说实话,我不赞成。“整体性地”走出书斋,走向大众,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干嘛倾巢而出呢?总得有人看家吧?再说了,统统出走,走得出去吗?你以为走出书斋、走向大众就容易呀?实话实说,难得很!首先,你要豁得出去,比方说,不怕别人说你“不务正业”,不在乎丛林中的暗箭难防,舍得掉体制内的种种好处;其次,还得能让大众接受。别以为你是什么牛逼哄哄的“大学者”、“大人物”,肯“放下架子”走向大众,大众就会感恩戴德夹道欢迎。没有的事!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谁也不在乎谁,人家凭什么呀?你得让他们发自内心地喜欢才行。由此可见,走出书斋要有胆,走向大众要有才。这两条,我看十有八九做不到。所以我的意见是十之八九留在书斋,百分之五走向大众,还有百分之五不妨观望游移。依我看,那百分之五能够不受干扰地走到底,就阿弥陀佛了。

来源:学的刘道玉、南京大学的曲钦岳,都是我最欣赏的、深深敬佩的校长。  没必要“整体性地”走出书斋  凤凰周刊:话说回来,您现在已经不用受“养鸡场”那份气了。大众媒体让您成了文化名人,并且——我猜想——改变了您的人生。对于当代的中国学者来说,没有什么媒介比电视更能帮助他们学术思想理论的传播了。  易中天:你说得一点不错。所谓“媒体”,也就是媒介、载体的意思,相当于交通工具。对待交通工具应该是什么态度呢?也就是“利用”吧!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自己走,但肯定快不了,也远不了。要想又快又远,就得坐飞机。不过坐飞机可能会失事,肯定比自己走路风险大。可惜,我还很少听说为了保险,不坐火车或者飞机,自己从厦门走到北京的。电视,就是媒体当中的飞机。它的好处,是传播迅速,面也广,坏处是会放大你的缺点。问题是,你既然选择了这种传播方式、传播手段和传播媒介,你就得连同它的坏处一并接受过来,不能得了便宜还卖乖。  凤凰周刊:那您建议中国知识分子整体性地走上屏幕,跟您抢饭碗么?  易中天:说实话,我不赞成。“整体性地”走出书斋,走向大众,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干嘛倾巢而出呢?总得有人看家吧?再说了,统统出走,走得出去吗?你以为走出书斋、走向大众就容易呀?实话实说,难得很!首先,你要豁得出去,比方说,不怕别人说你“不务正业”,不在乎丛林中的暗箭难防,舍得掉体制内的种种好处;其次,还得能让大众接受。别以为你是什么牛逼哄哄的“大学者”、“大人物”,肯“放下架子”走向大众,大众就会感恩戴德夹道欢迎。没有的事!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谁也不在乎谁,人家凭什么呀?你得让他们发自内心地喜欢才行。由此可见,走出书斋要有胆,走向大众要有才。这两条,我看十有八九做不到。所以我的意见是十之八九留在书斋,百分之五走向大众,还有百分之五不妨观望游移。依我看,那百分之五能够不受干扰地走到底,就阿弥陀佛了。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11期 总第324期凤凰周刊2009年第11期 总第324期

  易中天访谈  □ 记者 吴海云  央视《百家讲坛》已经不似当初的红火,然而易中天在大陆仍保持着超高的人气。无论是公共讲座还是签名售书,只要有他,前来捧场的人永远满坑满谷。  生活中的易中天,比电视上少一分“文气”,而要多好几分的邪气、匪气和霸气。这个湖南人,会一边听你的问题一边贼贼地笑,然后冷不丁问你一句:“可以骂教育部么?”整个访谈过程,他几乎没有什么回答是“一本正经”的。  易中天这样说自己:我就是一个流寇!  学术要讨论“真问题”  凤凰周刊:我知道,您的人生经历很复杂,出生在湖南,在新疆当过知青,在武汉大学呆了很多年,后来又到厦门,现在常住上海。这是不是您自称“流寇”的原因?  易中天:这只是一部分。我做学问也是出了名的“流寇”。比方说,我在《百家讲坛》讲三国、讲诸子,就有人跳起来说,你一个学中文的,怎么可以讲历史、讲哲学?这不是“走穴”吗?然后马上扣一顶大帽子:腐败!他们不知道,我这个“腐败”从读研的时候就开始了!我硕士论文做的是《论〈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答辩的时候,我们系专门找了个哲学系的教授。从那时起,我做的始终是跨学科研究。  凤凰周刊:您的学术兴趣很广博,但您总有个理论的基石吧?究竟是哪种世界观,哪种方法论给您的学术研究乃至日常生活打底?  易中天:主要有三方面。一是马恩,一是鲁迅,一是胡适。对不起,都很不时尚哦!马克思、恩格斯对我的影响主要在方法论上。要知道,我可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曾经把《1844年手稿》从头到尾抄了一遍!而鲁迅先生对我的影响,主要是对国民性的批判上。我对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真是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细心人应该可以从我的《品三国》中读出来。至于胡适,我非常欣赏他对于理想与现实关系的处理,这话只能说到这儿了。  凤凰周刊:看来无论是世界观还是学术观,您都挺“杂”的。您是不是觉得“杂”的视野有利于做学问?  易中天:哪里!这纯属流寇的特点。我只希望人们有足够的宽容,不要动不动喊我“腐败”就行咯。话说回来,如果做学问的人都不能搞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哪来的学术繁荣?不过,现在的学术界似乎更喜欢“自娱自乐”。自说自话,没有风险,没有麻烦(至少不怕得罪人),还职称照评、学官照当,何乐不为?学术繁荣嘛,管他呢!  凤凰周刊:在您看来,中国历史上学术最繁荣的时代是哪一段?  易中天:那当然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时期了。我还认真地思考过原因,发现学术繁荣至少要满足三个条件:自由的空间、宽容的精神和真诚的愿望。  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会出现百家争鸣?因为当时的士人很自由,当局也很宽容。士人,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吧,周游列国,朝秦暮楚,今天跑到这个国家,明天跑到那个国家,反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各国的君主、诸侯、大夫,也很大度。没有谁搞“思想言论罪”,更没有谁一言不合,就拎起刀来杀人。他们顶多也就是不听你的,然后客客气气把你打发走,打发得不客气、不体面,还要挨骂。这才出现了百家争鸣,才涌现了那么多伟大的思想家,春秋战国也才成为我们民族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  因此,我非常希望知识界,也包括广大民众,当你听到不同观点的时候,第一不要骂人;第二不要在对方的动机上做道德文章;第三换位思维,想一想对方有没有对方的道理。  另外,我们还要有真诚的愿望。我们讨论的,应该是“真问题”,不是“伪问题”。争论“伪问题”,那不叫“争鸣”,叫“扯淡”。即便扯得人模狗样,引文、注释、关键词一应俱全,也是“认真的扯淡”。现在我们的学术界,诸如此类的玩意很是不少,有的还能申请“国家级课题”,真让我这样“不想当将军”的“厨子”望洋兴叹,自愧不如。  莫让高校成养鸡场  易中天:中国高校形同养鸡场 - 凤凰周刊 - 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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