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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长安街政治史 1949-2009  

2009-04-20 17:48:01|  分类: 文章选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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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笔 黄章晋 记者 郑东阳 胡佳恒  这是一条普通居民越来越少的街道,因为住处的特殊,这些居民每逢重大政治事件就会被动员起来,他们被反复强调,要有“红墙意识”。而他们生活的北京,像是依附在身旁的这条街道生长起来的城市。长安街从天安门广场延伸出去分支出去,在这个城市一圈一圈扩散编织成环、成网,最后,覆盖到这个国家的每个城镇,连接起每条街道。  每天,操着各种口音的人们,乘坐各种交通工具抵达北京,汇集到长安街上,在宽阔的长安街,在巨大的广场,在周围巍峨耸立的建筑物脚下,在卑微渺小之感油然而生之时,领略那种夙愿以偿的微微晕眩。  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们心目中真正的北京,其实只是长安街沿线的北京。这条街道上那些标志性的建筑物,人们从小就牢牢印在脑海里。这里曾是中国人心目中的麦加。  这个国家的每一天,是从第一缕阳光打在长安街正南的天安门广场开始。每个黎明,都有上万来自各地的人们提前守在这里,静静地等着国旗与太阳一同升起。每天傍晚,人们会在广场渐渐聚齐,等候太阳与国旗一同降下。  只有来过这里的人,才会突然有种与“国家”近距离接触的感觉。“国家”的象征物,曾经是长安街北面的天安门城楼,伟大领袖曾在上面向亿万子民挥手,现在,“国家”的象征,是长安街南面广场上飘扬的国旗。  每个从这里回到家乡的人们,带给亲友的,除了烤鸭、果脯之外,一定是政治。那绝不仅是因为碰到了几个北京人——在外地人面前,他们亲自见证过所有重大事件,而确实更因为,自1949年起的60年来,几乎一切重大政治事件,这里都是历史现场,而这条街道上的一砖一石、一牌一匾的变迁,都对应着这个国家的政治变迁,是60年来世事沧桑最浓缩的注释。  天然要成为神州第一街  真正意义上的长安街,诞生于1949年新政权建都北京,并决定将行政中心置于旧城中心之时。关于国家行政中心的位置,当时,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案。梁思成与陈占祥在1950年2月发表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中,主张将行政中心建在三里河附近,若梁陈方案被采纳,则无今日长安街。  如今人们在重温梁陈方案时,会强调当时苏联专家反对意见的作用。其实梁思成本人当时就应该预见,以旧皇宫为中心的长安街沿线,必将成为新政权的行政中心所在。  其实,建议发表之前,梁思成夫妇正参与设计的国徽中,天安门就已被确定为最重要元素。若天安门依然是旧皇城大门,不但使国徽中“天安门象征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解释变得牵强,也使其居国徽中央的位置显得不伦不类。  天安门与新政权的联系,可追溯到革命先声的五四运动发轫于此,而新政权在此举办的开国大典,更强化了它与革命的联系。革命政权的气象和特征之一,即宏大的人民群众游行。虽然,天安门城楼的设计者从未考虑过有朝一日它

  □ 主笔 黄章晋 记者 郑东阳 胡佳恒


  这是一条普通居民越来越少的街道,因为住处的特殊,这些居民每逢重大政治事件就会被动员起来,他们被反复强调,要有“红墙意识”。而他们生活的北京,像是依附在身旁的这条街道生长起来的城市。长安街从天安门广场延伸出去分支出去,在这个城市一圈一圈扩散编织成环、成网,最后,覆盖到这个国家的每个城镇,连接起每条街道。
  每天,操着各种口音的人们,乘坐各种交通工具抵达北京,汇集到长安街上,在宽阔的长安街,在巨大的广场,在周围巍峨耸立的建筑物脚下,在卑微渺小之感油然而生之时,领略那种夙愿以偿的微微晕眩。
  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们心目中真正的北京,其实只是长安街沿线的北京。这条街道上那些标志性的建筑物,人们从小就牢牢印在脑海里。这里曾是中国人心目中的麦加。
  这个国家的每一天,是从第一缕阳光打在长安街正南的天安门广场开始。每个黎明,都有上万来自各地的人们提前守在这里,静静地等着国旗与太阳一同升起。每天傍晚,人们会在广场渐渐聚齐,等候太阳与国旗一同降下。
  只有来过这里的人,才会突然有种与“国家”近距离接触的感觉。“国家”的象征物,曾经是长安街北面的天安门城楼,伟大领袖曾在上面向亿万子民挥手,现在,“国家”的象征,是长安街南面广场上飘扬的国旗。  □ 主笔 黄章晋 记者 郑东阳 胡佳恒  这是一条普通居民越来越少的街道,因为住处的特殊,这些居民每逢重大政治事件就会被动员起来,他们被反复强调,要有“红墙意识”。而他们生活的北京,像是依附在身旁的这条街道生长起来的城市。长安街从天安门广场延伸出去分支出去,在这个城市一圈一圈扩散编织成环、成网,最后,覆盖到这个国家的每个城镇,连接起每条街道。  每天,操着各种口音的人们,乘坐各种交通工具抵达北京,汇集到长安街上,在宽阔的长安街,在巨大的广场,在周围巍峨耸立的建筑物脚下,在卑微渺小之感油然而生之时,领略那种夙愿以偿的微微晕眩。  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们心目中真正的北京,其实只是长安街沿线的北京。这条街道上那些标志性的建筑物,人们从小就牢牢印在脑海里。这里曾是中国人心目中的麦加。  这个国家的每一天,是从第一缕阳光打在长安街正南的天安门广场开始。每个黎明,都有上万来自各地的人们提前守在这里,静静地等着国旗与太阳一同升起。每天傍晚,人们会在广场渐渐聚齐,等候太阳与国旗一同降下。  只有来过这里的人,才会突然有种与“国家”近距离接触的感觉。“国家”的象征物,曾经是长安街北面的天安门城楼,伟大领袖曾在上面向亿万子民挥手,现在,“国家”的象征,是长安街南面广场上飘扬的国旗。  每个从这里回到家乡的人们,带给亲友的,除了烤鸭、果脯之外,一定是政治。那绝不仅是因为碰到了几个北京人——在外地人面前,他们亲自见证过所有重大事件,而确实更因为,自1949年起的60年来,几乎一切重大政治事件,这里都是历史现场,而这条街道上的一砖一石、一牌一匾的变迁,都对应着这个国家的政治变迁,是60年来世事沧桑最浓缩的注释。  天然要成为神州第一街  真正意义上的长安街,诞生于1949年新政权建都北京,并决定将行政中心置于旧城中心之时。关于国家行政中心的位置,当时,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案。梁思成与陈占祥在1950年2月发表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中,主张将行政中心建在三里河附近,若梁陈方案被采纳,则无今日长安街。  如今人们在重温梁陈方案时,会强调当时苏联专家反对意见的作用。其实梁思成本人当时就应该预见,以旧皇宫为中心的长安街沿线,必将成为新政权的行政中心所在。  其实,建议发表之前,梁思成夫妇正参与设计的国徽中,天安门就已被确定为最重要元素。若天安门依然是旧皇城大门,不但使国徽中“天安门象征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解释变得牵强,也使其居国徽中央的位置显得不伦不类。  天安门与新政权的联系,可追溯到革命先声的五四运动发轫于此,而新政权在此举办的开国大典,更强化了它与革命的联系。革命政权的气象和特征之一,即宏大的人民群众游行。虽然,天安门城楼的设计者从未考虑过有朝一日它
  每个从这里回到家乡的人们,带给亲友的,除了烤鸭、果脯之外,一定是政治。那绝不仅是因为碰到了几个北京人——在外地人面前,他们亲自见证过所有重大事件,而确实更因为,自1949年起的60年来,几乎一切重大政治事件,这里都是历史现场,而这条街道上的一砖一石、一牌一匾的变迁,都对应着这个国家的政治变迁,是60年来世事沧桑最浓缩的注释。
  天然要成为神州第一街会有这样的用途,但确实没有什么地方,会比在天安门城楼上更合适检阅人民。  革命善于将旧时代的躯壳注入全新的灵魂,将之点化赋予全新的生命。新政权还在中国西北一角的延安摇篮之时,就将嘉岭山上祈求风调雨顺的宝塔,变成神圣纯洁的中国革命的象征。若追溯中国革命的源头——苏维埃政权,则有克里姆林宫的洋葱头上加上巨大的红星后,旧皇权的象征变为世界红色革命中心的神奇。  1949年的开国大典,是对长安街未来政治功能的一次预演。当时,国家领导人即考虑到,需要有场地供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游行。旧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都不能满足这一要求,作为一个整体的北京旧城轮廓就必然会被拆除。  虽然梁思成也用上了革命的理论:皇宫等虽然是旧社会统治阶级所使用,但却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建造的,现在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这些旧的剥削阶级享用的东西,现在的主人是劳动人民,理应保留。  但梁思成和陈占祥的城市规划,本质上考虑的,还是传统文化的保留,以及将来城市发展空间的要求。譬如,若行政中心在市中心,将来必然会导致拥堵以及城区功能单一的问题,虽然梁的担心被不幸言中,但在当时,这些原本就无足轻重。  在长安街的宽度问题上,无论是梁思成还是当时的苏联专家,多是从人的角度着眼,强调长安街若太宽,非但行人跨越不便,而且从比例上看,周边的建筑物体量的协调性也成问题。苏联专家甚至举了莫斯科红场的例子——它甚至没有今天的长安街宽。  然而,当时的革命领袖,相信自己寻找到拯救中国社会的终极真理,有这种自信,才有“在一张白纸上才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豪迈,有了这种豪情,无论是一个历代王朝遗迹层叠的城市,还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沉淀的国家,都是一张可以用橡皮擦抹去旧痕重新作画的白纸。  所以,长安街最终成为一条独一无二的大街——中心地段几乎没有树荫,行人无法横越,无处停歇,压倒一切的是政治逻辑。没有宽阔的“神州第一街”,不足以显示威仪和神圣。  作为一种范式和逻辑,长安街依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今天城市的改造。不少城市新区的中心,壮丽雄伟的行政中心对面,大多是一条至少双向八车道甚至十车道的大街,空阔无人。  当然,如果与唐代长安城中150米宽的朱雀大街相比,无论是1950年初次讨论规划时,拟议中100米宽的长安街,还是今天最宽处达120米的长安街,都还稍显逊色。  长安街改造,天安门城楼被红色粉饰一新后保留下来,它的正南面被拆出一片巨大的广场,瓮城内并不宽阔且有牌楼隔断的长安街被拆成一条宽阔通畅的大道,长安街遂具“神州第一街”的气度。  而“十大建筑”的落成,才让长安街成为今日的长安街。虽然当时在规划中规模宏大的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最终苦于资金匮乏,不得不缩小了馆厅的实际面积,但之后套在外面的巨大门框,仍使之在远观之时有着非凡的气势。  长安街沿线
  真正意义上的长安街,诞生于1949年新政权建都北京,并决定将行政中心置于旧城中心之时。关于国家行政中心的位置,当时,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案。梁思成与陈占祥在1950年2月发表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中,主张将行政中心建在三里河附近,若梁陈方案被采纳,则无今日长安街。
  如今人们在重温梁陈方案时,会强调当时苏联专家反对意见的作用。其实梁思成本人当时就应该预见,以旧皇宫为中心的长安街沿线,必将成为新政权的行政中心所在。
  其实,建议发表之前,梁思成夫妇正参与设计的国徽中,天安门就已被确定为最重要元素。若天安门依然是旧皇城大门,不但使国徽中“天安门象征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解释变得牵强,也使其居国徽中央的位置显得不伦不类。的政治建筑,确立了中国公共政治生活的方式,它成为一种政治建筑范本,在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村推广,凡有人聚集之处,必有广场,旁边必有一庄严的行政建筑,门楣上必像天安门城楼一样,悬挂着国家的标识。  人民定时聚集在以天安门为核心的分支广场,同时聆听来自祖国心脏的声音,同时表达喜悦,同时表达愤怒,人民与领袖同呼吸共声气,由此来实现人民的当家做主。  今天辉煌壮丽的长安街,虽然是60年来一次次改造的结果,但这条伟大的街道在梁思成、陈占祥还没有提交其报告之前,甚至在新政权还没有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成立之前,已出现在新政权领导人心中。  北京市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全面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编的《神州第一街》,前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深知,这一系列伟大的决定和规划设计的大手笔,只能出自那些具有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胸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手。”  天安门上太阳升  记录开国大典那一庄严时刻的影像资料,由于当时种种条件不足,构图多未尽如人意。1952年董希文创作的巨幅油画《开国大典》,最终弥补了这一缺憾。油画中,毛泽东独居最中央的位置,党的其他领袖和民主党派领袖紧密排列于左右,远景则是红旗下的数十万人民群众。  为求恢弘气势,董拿掉了草图中的一根柱子。梁思成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毛泽东本人也被油画的气象折服,情不自禁赞叹:“是大国,是中国!”详情请见:凤凰周刊2009年第12期 总第325期 封面故事
  天安门与新政权的联系,可追溯到革命先声的五四运动发轫于此,而新政权在此举办的开国大典,更强化了它与革命的联系。革命政权的气象和特征之一,即宏大的人民群众游行。虽然,天安门城楼的设计者从未考虑过有朝一日它会有这样的用途,但确实没有什么地方,会比在天安门城楼上更合适检阅人民。
  革命善于将旧时代的躯壳注入全新的灵魂,将之点化赋予全新的生命。新政权还在中国西北一角的延安摇篮之时,就将嘉岭山上祈求风调雨顺的宝塔,变成神圣纯洁的中国革命的象征。若追溯中国革命的源头——苏维埃政权,则有克里姆林宫的洋葱头上加上巨大的红星后,旧皇权的象征变为世界红色革命中心的神奇。
  1949年的开国大典,是对长安街未来政治功能的一次预演。当时,国家领导人即考虑到,需要有场地供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游行。旧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都不能满足这一要求,作为一个整体的北京旧城轮廓就必然会被拆除。  □ 主笔 黄章晋 记者 郑东阳 胡佳恒  这是一条普通居民越来越少的街道,因为住处的特殊,这些居民每逢重大政治事件就会被动员起来,他们被反复强调,要有“红墙意识”。而他们生活的北京,像是依附在身旁的这条街道生长起来的城市。长安街从天安门广场延伸出去分支出去,在这个城市一圈一圈扩散编织成环、成网,最后,覆盖到这个国家的每个城镇,连接起每条街道。  每天,操着各种口音的人们,乘坐各种交通工具抵达北京,汇集到长安街上,在宽阔的长安街,在巨大的广场,在周围巍峨耸立的建筑物脚下,在卑微渺小之感油然而生之时,领略那种夙愿以偿的微微晕眩。  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们心目中真正的北京,其实只是长安街沿线的北京。这条街道上那些标志性的建筑物,人们从小就牢牢印在脑海里。这里曾是中国人心目中的麦加。  这个国家的每一天,是从第一缕阳光打在长安街正南的天安门广场开始。每个黎明,都有上万来自各地的人们提前守在这里,静静地等着国旗与太阳一同升起。每天傍晚,人们会在广场渐渐聚齐,等候太阳与国旗一同降下。  只有来过这里的人,才会突然有种与“国家”近距离接触的感觉。“国家”的象征物,曾经是长安街北面的天安门城楼,伟大领袖曾在上面向亿万子民挥手,现在,“国家”的象征,是长安街南面广场上飘扬的国旗。  每个从这里回到家乡的人们,带给亲友的,除了烤鸭、果脯之外,一定是政治。那绝不仅是因为碰到了几个北京人——在外地人面前,他们亲自见证过所有重大事件,而确实更因为,自1949年起的60年来,几乎一切重大政治事件,这里都是历史现场,而这条街道上的一砖一石、一牌一匾的变迁,都对应着这个国家的政治变迁,是60年来世事沧桑最浓缩的注释。  天然要成为神州第一街  真正意义上的长安街,诞生于1949年新政权建都北京,并决定将行政中心置于旧城中心之时。关于国家行政中心的位置,当时,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案。梁思成与陈占祥在1950年2月发表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中,主张将行政中心建在三里河附近,若梁陈方案被采纳,则无今日长安街。  如今人们在重温梁陈方案时,会强调当时苏联专家反对意见的作用。其实梁思成本人当时就应该预见,以旧皇宫为中心的长安街沿线,必将成为新政权的行政中心所在。  其实,建议发表之前,梁思成夫妇正参与设计的国徽中,天安门就已被确定为最重要元素。若天安门依然是旧皇城大门,不但使国徽中“天安门象征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解释变得牵强,也使其居国徽中央的位置显得不伦不类。  天安门与新政权的联系,可追溯到革命先声的五四运动发轫于此,而新政权在此举办的开国大典,更强化了它与革命的联系。革命政权的气象和特征之一,即宏大的人民群众游行。虽然,天安门城楼的设计者从未考虑过有朝一日它
  虽然梁思成也用上了革命的理论:皇宫等虽然是旧社会统治阶级所使用,但却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建造的,现在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这些旧的剥削阶级享用的东西,现在的主人是劳动人民,理应保留。
  但梁思成和陈占祥的城市规划,本质上考虑的,还是传统文化的保留,以及将来城市发展空间的要求。譬如,若行政中心在市中心,将来必然会导致拥堵以及城区功能单一的问题,虽然梁的担心被不幸言中,但在当时,这些原本就无足轻重。
  在长安街的宽度问题上,无论是梁思成还是当时的苏联专家,多是从人的角度着眼,强调长安街若太宽,非但行人跨越不便,而且从比例上看,周边的建筑物体量的协调性也成问题。苏联专家甚至举了莫斯科红场的例子——它甚至没有今天的长安街宽。
  然而,当时的革命领袖,相信自己寻找到拯救中国社会的终极真理,有这种自信,才有“在一张白纸上才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豪迈,有了这种豪情,无论是一个历代王朝遗迹层叠的城市,还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沉淀的国家,都是一张可以用橡皮擦抹去旧痕重新作画的白纸。
  所以,长安街最终成为一条独一无二的大街——中心地段几乎没有树荫,行人无法横越,无处停歇,压倒一切的是政治逻辑。没有宽阔的“神州第一街”,不足以显示威仪和神圣。
  作为一种范式和逻辑,长安街依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今天城市的改造。不少城市新区的中心,壮丽雄伟的行政中心对面,大多是一条至少双向八车道甚至十车道的大街,空阔无人。的政治建筑,确立了中国公共政治生活的方式,它成为一种政治建筑范本,在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村推广,凡有人聚集之处,必有广场,旁边必有一庄严的行政建筑,门楣上必像天安门城楼一样,悬挂着国家的标识。  人民定时聚集在以天安门为核心的分支广场,同时聆听来自祖国心脏的声音,同时表达喜悦,同时表达愤怒,人民与领袖同呼吸共声气,由此来实现人民的当家做主。  今天辉煌壮丽的长安街,虽然是60年来一次次改造的结果,但这条伟大的街道在梁思成、陈占祥还没有提交其报告之前,甚至在新政权还没有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成立之前,已出现在新政权领导人心中。  北京市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全面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编的《神州第一街》,前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深知,这一系列伟大的决定和规划设计的大手笔,只能出自那些具有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胸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手。”  天安门上太阳升  记录开国大典那一庄严时刻的影像资料,由于当时种种条件不足,构图多未尽如人意。1952年董希文创作的巨幅油画《开国大典》,最终弥补了这一缺憾。油画中,毛泽东独居最中央的位置,党的其他领袖和民主党派领袖紧密排列于左右,远景则是红旗下的数十万人民群众。  为求恢弘气势,董拿掉了草图中的一根柱子。梁思成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毛泽东本人也被油画的气象折服,情不自禁赞叹:“是大国,是中国!”详情请见:凤凰周刊2009年第12期 总第325期 封面故事
  当然,如果与唐代长安城中150米宽的朱雀大街相比,无论是1950年初次讨论规划时,拟议中100米宽的长安街,还是今天最宽处达120米的长安街,都还稍显逊色。
  长安街改造,天安门城楼被红色粉饰一新后保留下来,它的正南面被拆出一片巨大的广场,瓮城内并不宽阔且有牌楼隔断的长安街被拆成一条宽阔通畅的大道,长安街遂具“神州第一街”的气度。
  而“十大建筑”的落成,才让长安街成为今日的长安街。虽然当时在规划中规模宏大的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最终苦于资金匮乏,不得不缩小了馆厅的实际面积,但之后套在外面的巨大门框,仍使之在远观之时有着非凡的气势。
  长安街沿线的政治建筑,确立了中国公共政治生活的方式,它成为一种政治建筑范本,在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村推广,凡有人聚集之处,必有广场,旁边必有一庄严的行政建筑,门楣上必像天安门城楼一样,悬挂着国家的标识。
  人民定时聚集在以天安门为核心的分支广场,同时聆听来自祖国心脏的声音,同时表达喜悦,同时表达愤怒,人民与领袖同呼吸共声气,由此来实现人民的当家做主。
  今天辉煌壮丽的长安街,虽然是60年来一次次改造的结果,但这条伟大的街道在梁思成、陈占祥还没有提交其报告之前,甚至在新政权还没有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成立之前,已出现在新政权领导人心中。
  北京市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全面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编的《神州第一街》,前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深知,这一系列伟大的决定和规划设计的大手笔,只能出自那些具有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胸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手。”
  天安门上太阳升
  记录开国大典那一庄严时刻的影像资料,由于当时种种条件不足,构图多未尽如人意。1952年董希文创作的巨幅油画《开国大典》,最终弥补了这一缺憾。油画中,毛泽东独居最中央的位置,党的其他领袖和民主党派领袖紧密排列于左右,远景则是红旗下的数十万人民群众。
  为求恢弘气势,董拿掉了草图中的一根柱子。梁思成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毛泽东本人也被油画的气象折服,情不自禁赞叹:“是大国,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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